第一部分 坎坷邦里的怪叔叔

今天讲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来自我正在看的一本小说,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叫基列共和国的虚拟国家的事儿,它的前身是美国,如今已经被宗教原教旨主义者控制。基列共和国可不是什么好地方,现代文明有什么,它就否定什么,我们喜欢干什么,它就不让干什么。我们喜欢了解外面的世界,它就钳制资讯流通,我们想说话,它就说撒它阿泼,我们享受饮食男女的欢娱,还发展了此类幽默,它就不许我们嬉皮笑脸。在这个国家想做个公民近乎做梦,做个有活气儿的人也不容易,只有无知的天阉才会感到如鱼得水。

这类小说叫作“反乌托邦小说”或“坎坷邦小说”,说的是国家政权极端地压制自由,以人民为刍狗,《1984》和《美丽新世界》都是个中翘楚,近作则经常强调科技之可能助纣为虐。

在不义的社会里,科技会助长不义。石黑一雄有一部此类小说叫《千万别丢下我》,写的就是一帮小孩活着活着,突然发现自己是克隆人,都是器官移植的宿主。这种邪恶在两百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再比如,圣意在古代行之不远,村夫野老尚可活得逍遥自在。到了现代,大喇叭喋喋不休,就要控制人的思想。这种可能性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级数增长的,收音机效率更高,电视更有蛊惑力,互联网更能营造舆论场,等等。倘若长期以往,一些老百姓就会迷糊起来,大喇叭说什么信什么,失去独立思想。有些年轻人比较聪明,会痛感这一切荒唐不经,那么怎么办呢?他们的第一反应也是利用科技,拉起一个自己的大喇叭。可是反乌托邦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它不是吃素的,派出一哨人马,BIU的一枪,就把新喇叭打成了旧哑巴。

想摆脱反乌托邦,大为不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是因为武器大致对等,秦人销天下之铜,楚人拿板砖也能打,秦人有弓箭,楚人拿弹弓也能对付,我见过藏族小孩的投石器,工艺简单,相当生猛,在冷兵器时代未必输给方天画戟,可是秦人有了坦克……这事就不好办了。

不义者还有终极杀招,就是制造封闭的话语空间。几年前我采访过一家孤儿院,调查它的院长是否贪渎了公众捐款,想不到困难重重。如果我问一个孤儿,孤儿院给你什么吃呀?他就会仇恨地盯着我说,龙虾炖牛肉!我问另一个孩子,孤儿院给你什么穿呢?她也仇恨地盯着我说,阿玛尼!这自然是夸张,但孩子们不说实话却是真的。为何如此呢?因为这是一个信息孤岛。院长把孩子们封闭起来,长年累月地宣传说,这个残忍的世界已经抛弃了你们,如果没有我,你们就会流落街头任人宰割——可是现在有些记者想搞掉我,破坏我们的幸福家园!

你看,这是一个关于救世主情结、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完美模型,还懂得通过被迫害的谎言来加强内部团结。你可以说它是基列共和国的雏形,当然更可能的是,它是一个有样学样的山寨版。这个奇异的小世界最怕什么呢?外部的消息。院长决不许陌生人随便跟孩子们讲话。那么它的存在目的又是什么呢?说来真是无聊,还是钱。

第二个故事来自《围城》。李梅亭道貌岸然,一本正经,看见略有姿色的姑娘就说,小姐,这里有很多流氓,你可要当心呀。在汽车上遇见了白净的寡妇,他也说,路上坏人多,倘若知道了你是寡妇独行,恐怕要心生邪念!以这位李先生的做派,如果我给那寡妇发一条调情短信,恐怕会被他夺过手机,毁掉SIM卡。这个故事实在是不堪,我们会对基列共和国心生义愤,却常常对李梅亭之流的存在感到无奈。可是说到本质,两者一脉相承:营造恐怖,控制他人。如果寡妇涉世不深,没准儿就说,李先生,还请你多照顾奴家!这就正中李梅亭下怀,你大概也看得出,他的梦想就是这世界上的所有女人要搞的话不要跟别人搞,只跟他搞。倘若时也命也,他当了基列共和国的总统,就会希望整个国家都被他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