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贝娄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比一般得奖者写得好。在《赫索格》中他写到拆房子，“到了路口，他停下来看拆卸队的工作。巨大的金属球摆动到墙上，轻易地穿透了砖面，进入房间，懒洋洋地浏览着厨房和客厅。它碰到什么，什么就散了架，落了一地。白色的烟尘悄然而起。快到傍晚了，垃圾在不断扩大的拆毁区域里燃烧了起来。油漆像香一样冒烟。旧地板欣然地燃烧着——这是精疲力尽的物件的葬礼。六轮卡车正把拆掉的砖拖走，粉色、白色、绿色门做的脚手架被震得直抖。各种气体，混沌而刺眼，团团围住了正向新泽西州和西部开进的太阳。”

这个段落很棒，你可以听到声音，闻到气味，视角的变化也壮观，像有一架摄像机在移动，更重要的是，它有一种作家的心智与被描述的暴力的对峙。因此，虽然又会被某些读者抱怨看不懂，我还是坚持引用完毕。看不懂就多看两遍。我的问题是，作家在描述大金属球时用了什么副词？

没错，是“懒洋洋地”。破坏者——大金属球——只是懒洋洋的，就摧毁了房屋。这个球好像有意识，有性格，甚为傲慢，令人惊惧。这个段落的情感转换成大白话就是，“再结实的房子，也是说倒就倒啊！”

大致上，人类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屋子会拆掉，城市会没落，繁华总是如梦，时间矢志流逝。与一般的想象不同，这类事其实没什么悲壮感，就像贝娄写的这样，毁灭总是轻易和寻常的。王菲唱得好：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中亚有过多少王国，如今只剩下莽莽黄沙，可是谁会真的为之叹息呢？我的家乡沈阳曾经机械轰鸣，高炉林立，转眼间全没了，厂房夷为平地，新建了廉价居民区。又有几个人为此说过什么？人类目睹了太多兴废，早就懂得喟叹于事无补。贺拉斯有一句诗很庄严：光辉的塔楼与低矮的茅屋，都迈着同样的步履匆匆。到了现代，T.S.艾略特就反崇高了：这世界倒塌了，不是轰然作响，只是唏嘘一声。

我国诗人对兴废敏感，一再地感叹茂陵秋雨啊，铜雀春深啊，金铜仙人啊之类。这东西叫咏史诗，非要说有目的，就是鉴古知今。可是谁曾从中汲取教训呢？杜牧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全部的中国政治史。中国历史没能解决统治权与民权的矛盾，就像一场恶搞，统治者总是掉进同一条沟里。

这种意识，这种思绪，我称之为“历史的愁容”。它的核心思想是，兴亡乃人间常态，美好却永难实现。世界各地都有历史的愁容，前面的引文就是体现，可是在我看来，惟有中国才称得上是一个愁容挥之不去的国家。在往复循环的历史中，进步并不存在，老百姓便心灰意冷。这就像一只天真的羊，这只狼吃它，那只狼也吃它，羊就虚无了：我他妈的是你们的干粮啊！

这样的羊，一定会失去羊的天真，要么萌生做狼的野望，要么对一切漠不关心。这样的老百姓，一定公共意识欠缺，自私的心理发达。这样的知识精英呢，则多会寄情山水，风流自诩。如此一来，人们就会在面对公共事务时愁容满面。马尔库塞讲“单向度的人”，就是对社会失去批判精神，一味认同现实的人。单就这层意思本身而言，要我说，这种人如果有十个，九个在中国。

那么怎么办呢？我只能说，我们不能再重蹈历史的覆辙。这话语焉不详，那么姑且如此吧。这类话说了也没用，但是并非毫无必要。我们就国家、社会和历史发言，实在无需考虑有用和没用，因为我们只有这么一个选择：在历史的愁容中振奋，在大金属球的暴虐前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