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看到一篇外国人的文章说，中国人还没有真正理解现代文明，因为他们的头脑里没有“脏钱”的概念。这话我可不爱听。这个“没有”到底是语言学意义上的呢，还是实体意义上的呢？中国还没有asshole的概念呢，不代表我们这儿就没混蛋，这只是不同文化里的定义法则不同罢了。唐伯虎就说，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我看“造孽钱”的含义就比脏钱的更广。脏钱只是指非法和不道德的收入，造孽钱连合法侵害的收入都包括进去了。从这个角度说，唐伯虎就很能理解现代文明，倘若他这样的人得势，中国历史就会大大不同。

可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这类人想获得社会的领导权，没戏。吴思先生讲，中国历史就是一个血酬的历史。哥儿几个一个头磕在地上，拉杆子起了事，东征西讨，血沃沙场，终于坐了金銮殿了，多不容易？这里头的成本，不折换成利润，中国式的老天爷都不答应，这利润就是对天下子民的命运的无限裁量权。唐伯虎敢拿刀杀人吗？不敢，那好，玩儿去。有意见？要么闭嘴，画画去，要么来个痛快的，叛乱去。想商量却是绝对没门儿——能商量那就是召开议会了。

街边儿那个小孩说了，这不是黑社会嘛！这孩子说得没错。可我还有一个意见，就是黑社会也不尽如此。我看过黑手党的历史，他们做事的主要方法是开会，实在不行了，才用枪解决问题。中国却甚少类似的时候：一帮穷棒子砸了县衙，朝廷派出几个调研员，你们有什么问题，我们开个会吧！

如今我们知道，以暴易暴，殊为不智。拥有暴力者放下暴力，才算拥有了真正的政治智慧。统治者遇到麻烦与人商量，是得体而且了不起的举止。比之几千年的互相屠戮，和平谈判和相互妥协是极富天才的办法。姑且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想一想，英国国王1215年被商量了一回，签署了《大宪章》，后辈们现在还住在白金汉宫里呢。同时期的宋朝皇帝呢，跟谁都不商量，从1276年起就失了大位，即便没有蒙军南下，我看他们的皇位也坐不到戴安娜王妃大婚那一年。

这就是我们的现代文明免于兵祸、赖以存在的常识所在。问题仅仅在于常识未必总被赏识。

要是我带着今日这点儿常识，穿越去了古代，写了篇策论，估摸着可以声震朝野了。可是如你所知，皇帝未必感谢我，没准儿立刻下令砍了我的头，还特意传下密诏：你知道的太多了！

倘若凡事可以商量，如我者，或者如唐伯虎者，就可以说，我当皇上行不行？这就叫致力于公共服务。原来的皇上说，这我说了不算啊，得商量。于是全体国民一起商量，这就叫选举。苏州市民一看，唐伯虎这人不错，就跟他说，我们准备支持你，但是你能不能给纺织业减税呢？这就叫游说与募捐。苏州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就叫一个大的选举人团。最终唐伯虎击败了我，获选了新皇上，我就说，伯虎兄比我风流比我帅，获得的女性票比较多，不过我并不嫉妒他，我相信他可以为民众打好这份工，这就现代文明的价值核心：费厄泼赖精神。

到了这一步，脏钱这东西已经不大好存在下去。民众会说，唐伯虎皇上，你说了你不使人间造孽钱，那我们就要瞪大眼珠，看你做得怎么样，倘若你食言而肥，那么别怪大家情薄，可要把你拿出来好好商量上一回！那么怎么商量呢？就要弄出一套法律以及监督权力的体制架构出来。到了这儿，套用《大话西游》里的一句台词说，脏钱这东西就像一只吵人的苍蝇，“终于有一天，我抓住它，扯出它的肠子，勒住它的脖子，再手起刀落，哗！整个世界清静了。”

我曾服务于新闻业，对脏钱并不陌生。小额脏钱和由受访对象付费的“软文”在这个行业里简直司空见惯，对此我始终极瞧不起。不过我仍可以客观地说，与构建“商量”社会相比，个人和机构的品行之类的是极其次要的。诵经三千部，曹溪一句亡，关于脏钱，也就这么点儿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