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北京居民来说，2004年看上去就好像是新黄金时代的元年。虽然本国前一年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30，贫困人口在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出现增长，不过他们已经先富起来了，据说已经开始排队进入中产阶级。生活变得沸腾的标志之一是，崭新的经济型小汽车在街道上多如蟑螂。另外，小狗们的面首化，我想也该算作时代巨变的新佐证。在我居住的这个以狗为本的小区里，它们依偎在少妇的怀里，喷着香水，甜蜜乖巧地穿着无袖小毛衣，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被打扮得像个白领帅哥。

笼统地说，这一切我都很喜欢。很多年前我们相信六亿神州尽舜尧，政府亦认为黎民百姓大有成为圣人的潜力，因此空乏其身，晓以大义，搞得国家不成样子。现在大义还在晓，但已经开始“小人喻于利”了。按照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的理论，后者正是现代文明赖以存在的基石。

不过，没有没有背面的硬币，除了在博尔赫斯的小说里。我们的中产阶级后备军的生活的背面，就我的个人体会而言，多少有点儿“言语乏味，面目可憎”。有几次与准中产人士吃饭，对我来说都是滑稽而震惊的经历。你很难相信，他们竟然在几个小时之内反复开着完全同样类型的玩笑。

按照国外通行的标准，年收入3万美元是中产阶级的最低线，6万美元才是平均值，我国的所谓中产顶多算是比较大的小康。可是发展中国家的这一点儿微不足道的安逸，居然能够把人们的生活视野变得如此狭窄。不仅如此，还能让一些本来挺聪明的脸，变得时时谦逊地隐藏着满足的表情呢。

与他们相比，我的一个朋友要有趣得多。他接到类似的人的电话就说，不成，最近我买了一台数字高清的大电视，所以不能跟你们喝酒了，得早点回家看电视去。我挺喜欢这个爱扮富农的朋友的幽默感。跟几个30岁下上的准中产者吃一顿志得意满的越南饭确实没什么意思，还不如去看高清的“超级女声”呢。

诗人和评论家马修.阿诺德在19世纪曾批评说，中产阶级背离“美智”，相当于非利士人——在《圣经》语境中，约拿单和大卫王的敌人非利士人代表着自满、庸俗和拜金。这个说法与美国“纽约客”派小说家们的观点差不多。我们的准中产阶级至今还算新锐一族，多少留有那么一丝新鲜躁动的冲劲儿，不过在趣味上，他们快赶上国外的前辈们了。最温和与最激烈的说法我觉得都是，实利主义已经主导了他们的人生观。

哈佛大学的劳伦斯.哈里森等专家们认为，有时候文化比制度更重要。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写得很生动，“现在自由派和保守派唯一的区别，不过是自由派5点钟去听弥撒，而保守派是8点钟去。”要是新锐阶层与保守阶层同质化，那么任何进步都会变得很费劲，我不喜欢这个前景。

有时我想，如果把纽约整个儿地搬到北京，富豪阶级的快乐值就会大大增加；而如果把巴厘岛搬到塘沽，准中产阶级的同学们大概就会认为这个世界完美无缺了。这大概说明了金钱多寡使人们大异其趣。我倒是喜欢把九寨沟搬到什刹海的主意，不过他们可能觉得不够劲儿。

我觉得值得尊重的生活常识是，混到较高阶层是件大好事，但是如果能够保持活泼的趣味和独立的自我，就会更好些。北京的东方广场里有个商店，售卖的琉璃链坠中有一块名字叫“不会为你改变我的样子”，我觉得有过青春的人都该想想这个句子，是不是什么时候再混帐一下，对外面的功利潮流说上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