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因循不觉韶光换

这一年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当然是汶川地震,我去了北川采访,沿着禹龙干道从老城走到新城,尸味之浓重,使我就像在重重幕帘中行走。以前我听同事讲过他们在东南亚海啸之后的见闻,说尸体都摆在海滩上,望之令人绝望。这回我也算体会到了。北川县城其实是一个山谷,其时烈日烧灼,到处都是滚落的巨石,我们私下打比方说,那是一些“俄亥俄州那么大的石头”。

当时《南方周末》编辑部强令记者徒步进入汶川,地震次日深夜,记者曹筠武在MSN上向我抱怨,那是不可能的。让我印象很深的是,他说:“那山大得!”后来他们乘直升机去了汶川,回程亦是千难万险。

当时我很惶惑。小时候我母亲讲故事,说一头大象死去的时候,别的大象就会围绕在它身边久久悲鸣。我体会到的正是那种大象的惶惑。你怎么会想到自己会在有生之年置身于这样一个巨大的悲剧当中呢?在北川,几乎每一分钟你都会看到人们平时所说的“永生难忘的一幕”。我只好提醒自己,“清醒一下,你只需要像以前做灾难报道一样去做。”这也就是后来,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南方周末》的报道没有“懵掉”的原因。我们只是想报道真实的灾难与救援现场。在后来的一篇总结文章中我说,我是一个记者,当然只能以我的职业方式去帮助人们。

当时我的好多朋友看着电视以泪洗面,哭完了就去捐款;也有朋友腻烦了道德狂热,跑出去寻找自己的清平世界。后一种人当时可不大敢把自己的生活公之于众。按一种浪漫主义的说法,我也算是去过“前线”的人了,那么容我说一句真话吧:我觉得他们每个人的做法都是对的。

德军入侵当日,卡夫卡在日记里只记录了自己买东西、游泳之类的小事儿。这是他的权利。罗素有一句名言:“参差多态,才是幸福之本源。”下一句话则很少有人知道,“可是这在乌托邦里却丝毫不见。”一个好的社会自有宽容度,一个不够好的社会则只有单一的评判。我愿意去灾难现场,但不喜欢任何一元价值观,不喜欢巨大的“善”压迫了渺小的“自我”的世界。

有一天晚上,我在绵阳市的九州体育馆。为了让孩子们过六·一儿童节,体育馆外面正在放电影,成龙在汽车上跳来跳去,制造了一起爆炸,一座楼轰然倒塌了。大人孩子们都被电影深深吸引,我最初想的却是,对他们来说这有什么好看的呢?几天前他们刚刚看过了更惊心动魄的场面。可是如果你在现场,你会明白其中的逻辑。他们就是需要一点儿娱乐活动。他们也许死了父亲,也许死了母亲,也许失去了孩子,可是他们需要的就是在一个炎热的夜里让幕布上的光影浮晃在脸上。

我感到我与他们是一体的。有时候你感到事物之间有某种关系,但是你说不清楚为什么有关系。上大学时我读过狄兰·托马斯的诗:通过绿色的茎管催动花朵的力/也催动我绿色的年华,使树根枯死的力/也是我的毁灭者。某种程度上说,地震使得我的某一部分也被毁灭了。你说不清楚自己到底有什么变化,就是会在回想起地震期间的经历时感到非常、非常不安。

转眼就到了年末,奥运会的繁华已经散去,经济危机的阴影日重,人们好像在相当程度上已经遗忘了地震。我蛮惊讶于人们对于经济危机到来的惊讶,照我看,这是一个曾有好多征兆的事情呀。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一直是有问题的。我有兴趣向往日追寻,因此在历史中发现,在中国,人们的反应好像总是滞后于他们所在的世界。在常识层面推测,人们为什么察觉不到世界的改变呢?一个原因可能是睡了或者醉了,另一种原因则可能是因循度日、迟钝不敏。

这又让我想起了宋祁的一句词:因循不觉韶光换。如何让人们不再因循不觉呢?我想那就是让他们面对一个真实的世界。这也是当我回想2008年时首先想到那些因真实而优秀的地震报道的原因。倘若没有对真实的渴求,也没有对“异己”的宽容,我们就会被庸常的日常生活淹没,在因循不觉中渐近老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