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评论之聊斋四题及其他第22节 女子生而愿有家

女子生而愿有家 ——《陈云栖》中三女性

《陈云栖》一文,从男主人公真毓生出生时神秘的预言,到男女主人公合而又离、离而又合的传奇经历,有着浓郁的浪漫情调,但它真正打动人心的,是一种对普通人——尤其是普通的女性——的人生关怀。

从前,女性除了做泥偶与奴隶,她们的感情与愿望,从来没有得到肯定与尊重。虽然儒家出于对宗族延续的关注,承认“夫妇为人伦之始”,甚至将两性关系提升到形而上的哲学高度,但一落实到个体的行为上,便是“淫”,何况出家人。尤其是女冠,女尼,一有了“淫”的思想与行动,更是十恶不赦。故而从唐传奇《鱼玄机》一直到三言二拍中的破戒僧尼,个个没有好下场。偶有例外,又极力渲染色情,如《二刻拍案惊奇》中的《闻人生野战翠浮庵,静观尼昼锦黄沙弄》笔墨猥亵,很难让人对女主人公产生好感。

《陈云栖》却表达了对这些的妙龄女子的宽容与理解。她们不是云端里的菩萨与仙人,也不是该下地狱的“淫妇”。虽无“道德的完美”,却有人性的光辉。

女主人公陈云栖栖身的吕祖庵,实为一所变相的妓院(自唐以来,女冠就常有高级妓女的性质)。“黄州四云,少者无伦”,真毓生慕名前往,一见倾心,她却谨慎的回避了,其洁身自好,与云深、云栋形成对比。当真生好不容易摆脱白、梁纠缠,与之一见时,云栖隔窗与语,先警告他“人皆以妾为饵钓君,频来则身命殆矣”,接着表白自己“不能终守清规,亦不能遂乖廉耻,欲得如潘郎者事之”,在真生立誓之后,她仍坚持“桑中之约,所不能也”。她多情而又自持,大胆而又谨慎。她不打算以青春去殉所谓清规戒律,但也不愿在这污浊的环境沉沦下去,她要的固然是“情”,更看重的却是婚姻。无可否认,她的持重有那么一点自高身价、待贾而沽的味道,但她幼丧父母,无依无靠,身处不堪之地,所有的仅是不牢靠的颜色而已,又怎能怪她小心翼翼?她的谨慎或许因为她曾有过受骗的惨痛经历(她的性格其实很天真,否则不会因真生一句戏言而始终相信他姓潘,以致生出后来种种阴差阳错)。她的立身并不高尚,她的愿望也很普通,却是那时代许多命运相似的女子共同心声。

后来几经离乱,她始终未忘情于真生,无意中竟来到他家中,真母不知她真实身份,有意将她许配给已为她相思成疾的儿子:“‘亦知我同归之意乎?’女笑曰:‘妾已知之。但妾所以同归之初志,母不知也。妾少字夷陵潘氏,音耗阔绝,必已另有良匹。果尔,则为母也妇,不尔则终为母也女——报母有日也’。”这里又一次凸现其性情:重情义而又通达。她重情,但重的不是无望的情,她守义,但不守无谓的义。毕竟她不是大家闺秀,没有那么重的礼教观念,何况她与真生所谓“婚约”,本就不合“礼”了,她的秀美可爱终于使真母打消了顾虑,娶她为媳。

如果说陈云栖嫁给真生还有几分是为了情的话,盛云眠的遭际,就更耐人寻味。云栖婚后偶遇流落江湖憔悴非昔的云眠,相对酸辛,于是伪为姊妹,携归家中。云眠“举止大家;谈笑间,练达世故”博得“既寡、苦寂”的真母欢心,云栖主动提出“欲效英皇”,云眠亦嫁真生。男子纳妾总是引起我们的厌恶,但此处云栖的行为不能以“封建道德”视之。她固是受到时代环境的暗示,男子有纳妾的自由而女子没有“妒”的权利。但文中一再强调两个孤女自幼感情极深。云栖既因自己不能理家而欲倚之为臂膀,更怜悯云眠的遭遇,希望以此改变其命运(否则,没有名分,云眠势不能久住真家),这是同病相怜,惺惺相惜,是云栖的善良与胸襟。

云眠嫁真生,不是出于爱情——

告曰:“昔在观中共枕时,姊言:‘但得一能亲爱之人,我二人当共事之’,犹忆之否?”盛不觉双眦荧荧,曰:“妾所谓亲爱者,非他:如日日经营,曾无一人知其甘苦;数日来,但有微劳,即烦老母恤念,则中心冷暖颇殊矣。若不下逐客令,俾得长伴老母,于愿斯足,亦不望前言之践也。”

新婚之夜,她对真生坦言:“妾所以乐得良人者,非不能甘寂寥也,诚以闺阁之身,`然酬应如勾栏,所不堪耳……”她从来没有得到“家”的温暖,没有得到“人”的身份,于是这一点关怀就让她恋恋不去。杜丽娘的惊梦寻梦,乃是青春的觉醒,而对沦落无依的她,连青春的悲哀都太奢侈了。也许她太实际、太庸俗,但出身勾栏的微贱女子,如何能主宰自己命运,她已做了所能做的最大抗争,在她身上,何尝不闪烁着人格的尊严、人性的光辉。

明末小说《欢喜冤家·黄焕之慕色受官刑》的女主人公了凡,有几首诗写自己的心路历程,其中有一首是这样的:

旋蓄香云学戴花,从今不着旧袈裟。

宁操井臼供甘旨,分理连枝弃法华。

越宿顿知鸳被暖,乍妆殊谓凤钗奢。

禅心匪为春心腻,女子生而愿有家。

可为云栖云眠二人作结。

说完了两个年轻女性,不要忘了本篇的第三位女性,真生的寡母。她刚出场,小说就交待她“庭训颇严”,她断然拒绝儿子的求肯,一度成为儿子追求幸福的阻碍,似乎是个冷酷专制的家长。但戏剧般的,又是她亲自将儿子的意中人送到他身边。当她最终知道事情始末时。只是笑着说:“我初不欲为儿娶一道士,今竟得两矣。”显示出她在亲情的温暖之下变得慈爱有人情味了。小说将近结尾处特意交待:“夫人固善弈,自寡居,不暇为之。自得盛,经理井井,昼日无事,辄与女弈。挑灯瀹茗,听两妇弹琴,夜分始散。每与人言:‘儿父在时,亦未能有此乐也。’”试想,除了蒲松龄,谁曾关注过一个盛年寡居的母亲的情感世界?

她的境界也由此更高一层:真生科场落败时,她说:“吾家虽不丰,薄田三百亩,幸得云眠经理,日益温饱。儿但在膝下,率两妇与老身共乐,不愿汝求富贵也。”在礼教的观念中,“家”不过是“国”的缩影,“孝”已经固化为一种行为的准则,几曾见这般表现母子婆媳间浓浓的亲情?

《陈云栖》的浪漫无掩于它的现实性,它的现实性也没有冲淡它的理想色彩。它体现了蒲松龄对人性深刻的洞察力,更体现了一个伟大作家所必备的对人类普遍的爱。 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