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茶字的起源与演变

古汉语茶字的起源与演变，不仅仅是茶叶名称的变化问题，可以说它是中国茶学史、茶文化史的一个缩影。古汉语中茶字的出现，及其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演变，恰恰说明了中国是世界三大饮品茶叶、咖啡和可可之一的茶的故乡，是茶的原产地。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茶的用途，对茶最早实行人工栽培、加工制造，使其成为人类文明饮品和商品的国家。

陆羽在《茶经·一之源》开篇说：“茶者，南方之嘉木也。

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字或从草，或从木，或草木并。”搽从草，当作茶，其字出《开元文字音义》；从木当作，其字出《本草》；草木并作荼，其字出《尔雅》。又说：“其名，一曰茶，二曰槚［ｊｉǎ音贾］三曰莈［ｓｈè音设］，四曰茗，五曰荈［ｃｈｕǎｎ音川］。周公云：槚，苦茶。

扬执戟云：蜀西南人谓茶曰莈。郭弘农云：早取为茶，晚取为茗，或一曰荈耳。

陆羽在《茶经·六之饮》还将饮茶之始概括为：“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

陆羽在《茶经》里关于茶字之论述，可以说是基本上概括了古汉语茶字的起源、演变及其与中国茶学史、茶文化史的渊源关系。早在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发现了野生茶和它的药用价值，虽然见诸于文字的记载，可能要比客观实际晚得多。

陆羽为什么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呢？

神农氏，即是人们通常同黄帝并称为中华民族始祖的“炎黄”之一——以火德王的古炎帝。有关文献记载：神农生于姜水约在今陕西省岐山县西，以姜为姓，始制耒耜，教民务农，故号神农氏；以火德王，又称炎帝在位时尝百草以疗疾，立市廛ｃｈáｎ蝉：古代城市平民的房屋街区，以通货财，初都陈，后迁鲁，立一百二十年而崩，葬长沙。神农是远古部落社会从以狩猎为主，向以农耕为主过渡时期的领袖人物，神农氏，开创了人类农业生产的新纪元。

“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是《茶经》作者援引《神农本草》的传说：“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荼而解之。”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发现茶的药用价值的功勋归于神农。

周公，是西周初年奴隶主阶级的政治家。名旦，亦称叔旦，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曾协助武王伐纣灭商，辅佐成王摄政。因其采邑在周今陕西省岐山东北，称周公；又因周国西周所封诸侯之国是周公在西周初年的封地，鲁国的国君是周公的后代，故又称之为鲁周公。约于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十世纪初在世。我国较早的文献《尔雅》相传最初为周公所撰。《尔雅·释木》有“槚ｊｉǎ：古茶字就是苦荼”的记载。这即是“茶之为饮闻于鲁周公”的由来。

中国先民对茶的发现，若从神农尝百草而发现茶可解毒的传说推算，迄今已有５０００多年；如从西周初年或在此之后《尔雅》中有关茶字的记载算起，亦有３０００多年的历史了。因此，可以说，茶，实际上进入人类日常生活的时间，是同中华民族古老而光辉灿烂的文明史一样悠久。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无法与之比拟的。

尽管后世学者对《神农本草》和《尔雅》的作者和成书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茶作为珍贵饮料，已经进入西周宫廷日常生活，这是有历史文献可资佐证的。

据《周礼》记载，在西周时已在宫廷设置“掌荼”官职。

据东晋常璩蜀郡江平人，字道将。曾在公元３４３—３４７成汉李势政权时任过散骑常侍。所着《华阳国志·巴志》记载：

在周武王伐纣灭商周武王十一年，公元前１０６６年之后，巴蜀地区即今之四川东起奉节县，西至宜宾市宜宾县境；南极涪陵，北接今陕西汉中地区部落首领，已将“丹漆茶蜜”连同当地其他大宗土特产作为贡品晋献周朝王室。文中还特别记载：“其果实之珍者园有芳蒻香茗。”上述两例系目前可见之于文献的关于历史上用茶的最早文字记录。由此可以推测，茶作为珍贵饮品，实际上进入先民的日常生活，至少可上溯至商朝后期。

西汉时期，对茶事的文字记载比较多。相继有司马相如前１７９—１１７《凡将篇》关于“荈诧”ｃｈｕǎｎｃｈà：晚采的茶可以入药的记载。西汉王褒［资中今四川省资阳县人。

在宣帝前７３—前４９时曾任谏议大夫。］在《童约》一文撰于前５９年，宣帝神爵三年写了“武阳买荼”，“烹荼尽具”。这是在《茶经》问世之前，茶学史上重要的文献。它的重要意义在于：释意明白无误的茶尽管当时“茶”字尚未减一笔字，在１９００多年以前已出现在汉代的文献上；其次是，《童约》中提及了茶叶市场，说明在汉宣帝年间，武阳今四川省彭山县已成为当时茶叶生产与集散地；三是同时说明在西汉中后期，茶叶作为商品饮料和与之相应配套的精致茶具，已进入仕大夫阶级之家的日常生活了。

“扬执戟云：‘蜀西南人谓荼曰莈’”这亦是说的西汉人言茶字的事例，语出《方言》。扬执戟，即指扬雄前５３—公元１８年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人。虽有口吃，少好学，长于辞赋，喜作训诂文字，曾作《方言》、《法言》。扬雄以文章名世，为时人所推崇，也是陆羽所景仰的汉魏晋四大才子之一。

因其在汉成帝前３３—前７年时任侍郎，王莽新朝时做过大夫，故称其为“扬执戟”。

“郭弘农云：‘早采为茶，晚采为茗，或曰荈耳’。”这是在古典文献上首次出现的按不同季节或时间所采之茶，在名称上所作的基本区别。郭弘农，即郭璞２７６—３２４字景纯。

因其死后追赠为“弘农郡太守”，故称其为“郭弘农”。晋代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博洽多闻，擅辞赋，文赋为东晋之冠。东晋元帝时曾任着作郎、尚书郎。好经术、古文奇字，曾释《尔雅》、《方言》、《山海经》等。关于“茶”与“茗或曰荈”之区分，见诸于郭作《尔雅》注释。

“荈”——古茶字，早期见于杜育所作《荈赋》约作于西晋惠帝２９０—３０６年间。《荈赋》，是说在秋天农闲之日，结伴同游茶山的人们，在岷江之滨采茗，就地制作，汲水煎茶作茗饮的故事。这亦正如郭璞所说晚采之茶“或曰荈耳”是一致的。

《茶经》注释中关于“从草当作茶”，其字出《开元文字音义》——这里是说，陆羽在《茶经》里所以将“荼”古茶字减一笔作“茶”，是按照《开元文字音义》改的，并非陆羽首创。据《茶经述评》考证：“《开元文字音义》三十卷，唐玄宗撰《开元文字音义》已佚，玄宗曾为此书作序，说这是一部与说文《字林》相类似的字书，凡三百二十部。这就可知将“荼”略去一笔，定为现在的“茶”字，是唐玄宗以御撰的形式定下来的。”

将古茶字——“荼”减一笔作“茶”，虽始自开元７１３—７１４年间，功在唐明皇及参预修订字书的文士们按：据《资治通鉴》载：开元十一年五月唐玄宗置丽正书院，聚文学士，或修书，或侍讲，但直到唐代中期，陆羽《茶经》问世前后，这个“茶”字才得以广泛使用和普及。

如果，我们现在把古汉语中的诸茶字包括单音多义、双音双义字归结起来，探讨一下，也许是会令广大喜爱茶文化的读者感到兴趣的。如：

荼——茶的本源字。除作古茶字、苦菜名解之外，又可作“荼火”、“荼炭”、“荼毒”等多义解；荼——双音双义：音ｃｈá时作古茶字；音ｔú时作楸木别名解；苦荼——同时作茶与蓼属苦菜名解；槚——一音双义：除作古茶字，又作楸木名解。楸树是一种高大的落叶乔木，常同松树种在墓前；莈——茶之别名，川西南古时方言；荈——晚采之茶，茗的同义字；荈诧——晚采之茶，作为中药时的名词；葭茶——《集韵》：“茶茗也，一曰葭茶”；茶——是古今中外各品类、品种茶叶之总名称，亦指茶树，属山茶科，为常绿灌木或乔木，其高度依茶树品种而异，叶长椭圆形，有锯齿，秋天叶间开白花、五瓣，果实扁圆三角形，成熟则裂开，散出种子，春季或在夏秋采嫩叶，制为饮料，茶仔可榨油，其材质细密，可供雕刻用，一名曰茗，茶本字作荼；茗——曰“茶芽”，出自南朝梁顾野王撰字书《玉篇》；一曰“晚采之茶”，见诸郭璞作《尔雅·注》；今古世亦以茗为茶之概称。

上述就是我们对古文献里所见“茶”字作的归结与注释。

然而当我们对这十个古茶字包括四个复合词作深入分析探讨时，就令我们惊奇地发现如下几个有趣问题：

１．这些茶字的起源及其在一定历史阶段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它们像多棱镜一样，从不同的侧面充分地折射出了我们中华民族长达三千多年的茗饮文化的光辉历史。在《周礼》中既然设有“掌荼”茶的官职，这就说明在西周宫廷中已把茶作为祭祀或宫廷茗饮，从礼仪制度上已固定下来。而晋常璩在《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的在周武王伐纣灭商之后，巴蜀地区部落首领把茶叶作为土特产，晋献给周武王的史料，恰好又证明了在西周初年茗饮文化已进入西周宫廷生活了。

２．在历史文献中记载古茶字或茗事典故的作者，多半是西汉或晋代的一些着名大才子，其中又多为西蜀［今四川］人。

如作《凡将篇》的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和着《方言》的西汉文学家扬雄都是汉蜀郡成都人；撰《童约》的王褒和撰《华阳国志》的常璩分别是汉资中今属四川资阳县人和晋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庆人；作《荈赋》的西晋杜育，虽然不是西蜀人，但其作品中却是写的西川东北部泯江之滨的烹茗品泉故事。这些古代的文人才子，在跨越几个朝代两汉、三国、西晋，长达三个以上世纪的时间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体裁的历史文献上所记载的古茶字和茗事典故，决不是偶然的历史契合，而恰恰证明了中国是茶的故乡，四川是我国茶树的原产地之一。早在西周初年巴蜀地区已开始人工栽培茶园的历史。据传，在西汉年间，吴理真禅师在雅安蒙山上清峰甘露寺亲手种植七棵仙茶树，从此开始了四川蒙山地区人工栽培茶树的历史。现在虽时间已跨越二千多年，但时至今日四川名山县蒙顶山区所产的蒙顶黄芽和蒙顶甘露仍然是川茶中的上品名茶。

３．上述所列古汉语中的诸多茶字，在中华民族茶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同样体现了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绝大部分的古茶字或方言中的衍生茶字，都逐渐、自然地归于废止了。这里当然包含了古代文字学家在精炼、净化民族语言中所做出的贡献。汉语中的古茶字，如今只延续下来两个最富有生命力的“茶”与“茗”字了。茶茗二字，音义纯正，最能体现茶之天生丽质、无限妙韵和茗饮文化的古雅风情。所以质佳名美的茶，越来越受到广大茗饮爱好者的青睐。

４．关于茶字的发音与写法：由于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茶叶在生产、贸易流通过程中，若干民族和一些地区方言对茶字的发音是颇不相同的。如，云南傣族发音为“ｌａ”，贵州苗族发音为“ｃｈúｔā”，广州语茶字的发音为“ｃｈá”，厦门和汕头发音为“ｔｅ”，而长江流域、华中地区或华北各地的发音为“ｃｈáｉ”、“ｚｈａｕ”或“ｃｈá”。当中国的茶叶传播到世界各国之后，这些国家和地区对“茶”字的发音，是从我国茶叶输出口岸地区人民对茶的称谓直译过去的。如日语的“ｃｈà”，印度语的“ｃｈā”都为中国茶字的原音，英文的“ｔｅａ”、法文的“ｔｈà”、德文的“ｔｈｅｅ”、拉丁文的“ｔｈｅｅ”，都是照我国广东、福建沿海地区人民的发音转译的。为了使读者了解我国部分民族和世界部分国家语言文字对“茶”字的发音和书写方法，兹将《中华茶人》１９９５年第一期发表的《中国２５个民族“茶”字的写法》和《世界１２种语言文字的“茶”字写法》作为本书的附录之四，附在本章之后，请读者参阅。

二、历代宫廷贡茶

——兼介中国茶叶生产今昔之盛衰

１．中国贡茶之起源贡茶之起源，这要先从“贡”字说起。何谓贡？下纳于上为贡，封建制度之一。相传纳贡是从夏代约于公元前２１世纪—公元前１７世纪开始的一种赋税制度。贡，一般是纳以实物，土特产、宝物等。后来才在易货币之后，再缴纳朝廷。在商约在公元前１７世纪—公元前１１世纪周约在公元前１１世纪—公元前２５６年时期，由诸侯向天子缴纳贡品。贡的原则是以土产为贡。天子所收贡物，存放于特设的库府中，作为朝廷宴乐、赏赐及皇室和特殊事件的支出费用。

贡茶，是封建制度下，各地方向朝廷进献的土特名贵产品之一，是在赋税制度之外，另一种缴纳实物的方式。贡茶专供皇室或赏赐之用。贡茶在开始时，每年只缴一次，后来也有一年中又分为春贡、夏贡、秋贡的，而春季一地之贡茶，又分为多“纲”分批相继送往朝廷。

贡茶，究起于何朝代呢？这要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西周之初年了。据晋常璩在《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在周武王灭了殷商之后，巴蜀之地的部族以“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密，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支，蔓有辛蒟，园有芳蒻香茗。”当时巴蜀之地的部族，向周武王缴纳诸多土贡中，是把茶香茗列为珍贵贡品的。这是关于贡茶的最早记载，也是把茶作为珍贵饮料的最早记录。但当时巴蜀部族只是选择本地的名优特产进献武王，并不是周朝规定的贡茶制度。但亦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产于秦紫阳县今属陕西焕古乡，在历史上被称之为“紫邑宦镇毛尖”今称之为“紫阳毛尖”的上品茶，在东汉时亦被作为贡品进献宫廷。为增加贡茶产量，还在该地不断兴植新茶园。

贡茶，从西周初年算起已长达三千多年，如从东汉末年算起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从唐代始作为一种封建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亦长达一千二百多年。而且贡茶的数量越来越大，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以至广大茶民难以承受。

２．唐代的贡茶唐朝规定，各地方州县每年必须向皇室贡献土特产品。浙江、岭南、福建、四川等地则以茶贡为主。初时规定进贡时间一般在冬天，因茶一般都是产于春季，春茶鲜美，后来即改为春季作为贡茶时间。唐代湖州顾渚紫笋和常州阳羡茶作贡茶是始于肃宗和代宗朝。到德宗兴元元年７８４春，湖州刺史袁高作《茶山》时，早已改为春季贡茶了。实际上因各地产茶季节与时间不一，一般即以各地每年产第一批新茶之后，为进献新贡时间。

唐肃宗年间７５６—７６２，常州义兴阳羡茶即江苏宜兴茶被列为贡茶珍品。仅此一地每年贡茶即达二万担以上。朝廷为了保证阳羡茶的来源，特派茶史太监赴唐贡山及顾渚茶山设“茶舍”和“贡茶院”，专管贡茶的采制、品鉴和进献。

每年春分刚过，茶芽如雀舌初展之际，便招来民间妙龄少女，在清晨进茶园，用舌尖衔摘饱含滴滴玉露的嫩芽。采后随即制作。在贡茶制成后，立即将明前茶派专人策马日夜兼程送往长安，赶赴朝廷的“清明宴”。

阳羡茶，早在汉代即闻名于世了。在唐代被列为贡茶之后，更享有盛誉。茶圣陆羽品尝阳羡茶赞之为“芳香冠世产”。并有诗云：“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发芽。”

唐代为帝王采制用以祭祖的贡品茶时，地方官员还要选择吉日，沐浴礼拜，朝服登山，举行隆重的开园仪式，然后才能采制贡品。如李吉甫于唐宪宗元和八年８１３撰写的《元和县郡图志》记载了采制“蒙顶茶”今称之为“蒙顶黄芽”的情景：蒙山在县南十里，今每岁贡茶为蜀之最。每年于清明节前，名山县令择吉日，沐浴礼拜，朝服登山，请山上寺院的和尚主持开园仪式，在焚香拜山后，在“皇茶园”中采茶叶三百六十片合夏历全年之天数，炒制成茶，存入两个银瓶，贡送京都，供帝王祭祖之用；同时，在蒙山上清峰、甘露峰、玉女峰、井泉峰、菱角峰摘“凡种”茶叶，揉成茶团名“颗子茶”，贮于十八只银瓶内，陪贡入京，称作“陪茶”。此种礼仪从唐一直延续到清末。

唐代诗歌作品中有不少描绘采制贡茶的情景，如白居易、杜牧、李郢、卢仝、袁高等，在他们的诗歌作品中，对当时采制贡茶的情景及给贡茶产地茶农造成的沉重负担，从不同侧面作了生动描绘和深刻的揭露。因为一些诗人当时就是奉诏修茶的地方长官，他们的作品是由衷而发，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如白居易于唐敬宗宝历二年８２６在苏州刺史任内所作《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因寄此诗》有云：“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且绕身。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合作一家春。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此诗从侧面描绘了在太湖之滨西岸的顾渚山与唐贡山采制春季贡茶的情景。据载，顾渚紫笋从唐代宗广德二年至永泰元年７６３—７６４列入贡品，与唐贡山成为地界毗连的两大贡茶区。

分属于湖州与常州。在每年清明之前至谷雨之间，湖、常二州的地方长官奉诏进山修茶时，还要带上眷属、侍从、乐工、歌伎等人众，到茶山举行盛大的“茶山境会”。同时还要邀请临近州县的地方长官、乡宦名绅为宾客前来茶山助兴。在“境会”上要品茗斗茶，饮酒赋诗，且歌且舞，鼓乐喧天，以至在太湖之东因病中的苏州刺史白居易似乎都闻到了这茶山欢宴上的悠扬的乐曲之声。以己身不适未能应邀赴会而引为憾事呢。

杜牧在唐宣宗大中四年８５０在湖州刺史任内奉诏修茶时，曾作《茶山》诗，有句云：“舞袖岚侵润，歌声谷答回。

好是全家到，兼为奉诏来。”这四句诗说明不仅同样带着大批人众，歌伎乐工，而且携带夫人公子、小姐登山游乐。但谁又知在歌舞欢宴的背后，茶民们为采制贡茶要付出多少艰辛和血汗呢？

唐代诗人卢仝在其着名的《谢孟谏议寄新茶》一诗中说，他的好友孟简在常州刺史任内奉命修茶，一次就派兵士给他送来三百片珍贵的阳羡贡茶，卢仝在诗中生动地写了品饮“七碗”之后，以辛辣的笔触写道：“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

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巅崖受辛苦。便从谏议问苍生，到头还得苏息否？”这些诗句，正切中唐代贡茶的时弊，表现了诗人对身悬“巅崖受辛苦”的广大茶工的深切同情，对唐皇室和高高在上只知贡茶鲜美而不了解民间疾苦的达官显贵，作了辛辣的讽喻。

时任湖州刺史幕府给事的李郢在《茶山贡焙歌》中写道：

“春风三月贡茶时，尽逐红旗到山里。焙中清晓朱门开，筐箱渐见新茶来。凌烟触露不停采，官家赤印连贴催。茶成拜表奏天子，万人争噉春山摧。驿骑鞭声砉流电，夜半驱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李郢这首《茶山贡焙歌》全诗及注释详见本书第七章《今古茶诗上》二十《唐李郢二首》注较详尽地记述了他陪同湖州刺史进茶山督办贡茶时的所见所闻。诗人对采制贡茶付出辛勤劳动和血汗的广大茶民，表达了深切的同情；诗人希望身居九重的天子和锦衣玉食的皇亲国戚们，在品饮珍贵的贡茶时能体量茶民的艰辛与贫苦，减轻他们的负担。诗人还以浓重的笔触写了一位十分同情黎民疾苦的清廉的湖州刺史。无论是美酒歌舞，金丝玉馔，或是浓郁芳香的珍贵香茗，都不能激起他的情绪，一进贡焙，便完全浸沉在体恤民情的忧思之中。

在唐代的诗人中，敢于义正词严地批评唐皇室贡茶制度的，莫过于湖州刺史袁高了。他在奉命进顾渚茶山修茶之后，写了一首着名的《茶山》诗全诗与注释详见本书第七章《今古茶诗上》七《唐袁高一首》注，针对唐代大兴贡茶制度的弊端，慷慨陈词，直言上谏；并对那些借修贡茶意在邀功求赏的奸佞之辈，作了有力的鞭笞。如诗云：“禹贡通远俗，所图在安人。后王失其本，职吏不敢陈，亦有奸佞者，因兹欲求伸。动生千金费，日使万姓贫。选纳无昼夜，捣声晨继昏。众工何枯栌，俯视弥伤神。皇帝尚巡狩，东郊路多堙。周回绕天涯，所献愈艰勤。茫茫沧海间，丹愤何由伸？”

袁高，是唐朝立国后一百六十多年间，历任湖州刺史中第一位敢于直言不讳地批评贡茶的地方长官。而在那“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发芽”，视贡茶制度为天经地义、金科玉律的时代，则更表明了袁刺史敢写《茶山》诗气度非凡，难能可贵。并在贡茶修讫之时，刻石立碑于顾渚茶山。时为唐德宗兴元元年７８４春三月十日。

３．宋代的贡茶宋代的贡茶、税赋繁重，给茶民造成了沉重负担。据史料载，仅在太祖乾德元年９６３泉州陈洪进贡茶上万斤。荆南府进贡片、散茶八千七百多斤。唐代的贡茶推崇义兴今江苏宜兴阳羡茶，湖州顾渚紫笋和四川蒙顶茶，而到了宋代则以建安为贡茶之上品。

宋赵汝砺撰《北苑别录》对宋代自太宗太平兴国９７６—９８４至仁宗庆历皇佑１０４５—１０５３年间，在建安今福建省建瓯县凤凰山北苑建立御茶园，从采摘时间，制茶工艺，贡茶品目、数量等等都作了极为翔实的记载，为今人了解、研究宋代这一时期的贡茶情况，留下了珍贵的资料。本篇将有关部分作扼要介评。

北苑御茶园：建安之东三十里凤凰山麓北苑及其周围地区均列为御茶园。计有：九窠、十二陇、麦窠、壤园、游龙窠、小苦竹、苦竹里、凤凰山、带园、官平、和尚园、罗汉山等共四十六所，方圆三十多里。自官平以上为内园，官坑以下为外园。其中“九窠、十二陇、小苦竹、张坑、西际又为禁园之先也”。其地所产之茶，均属上品。在太平兴国年间初定为御焙。每岁焙制珍品龙团凤饼，以献宫廷。至仁宗庆历年间，执掌茶事的转运使，更加重视贡茶，品目日益增多，工艺越益精湛。北苑所产之茶，“独冠天下，非人间所可得也”。

贡茶之采摘：惊蛰前开园采茶，“千夫雷动，一时之盛，诚为伟观”。古时采茶要求于今不同，现在要求不能采带露茶，而宋时采贡茶必须在清晨，强调“不可见日，侵晨则夜露未稀，茶芽肥润；见日则为阳气所薄，使茶之膏腴内耗，受水按指制茶前再以水洗而不鲜明”。“故每日以五更挝鼓，集群夫于凤凰山。山有打鼓亭。监采官人，给一牌入山。至晨刻则复鸣锣以聚之，恐其逾时贪多务得也。”

入园采茶的人，要求选招当地熟知茶事的人。采茶要求以“甲而不以指，以指则多温；以甲则速断，而不柔。”宋徽宗所着《大观茶论》曰：采茶“以黎明见日则止，用爪断芽，不以脂柔，虑气汗熏渍，茶不鲜洁。故茶工多以新汲水自随，得芽则投诸水”。徽宗皇帝这一要求则更高更严，要求每个采茶工随身自带新汲清水，将每得一片茶芽随时投入水中，以保持其鲜洁。

贡茶之焙制：焙制贡茶，共分：拣茶、蒸茶、榨茶、研茶、造茶、过黄等多道工序。在拣茶时，茶工要精心剔除影响茶味和茶色的紫芽、白合和乌带。然后再从中分出水芽、小芽和中芽。如初造龙团胜雪白茶，以其芽先蒸熟，置之水盆中，剔取其精英，仅如针小，谓之水芽，是芽之最精者也。最消耗工时的则是研制珍品贡茶。以蒸熟之茶芽，置于盆中，分团酌水研磨，按不同品目，水次均有定数。如研制“胜雪白茶”为十六水；拣芽为六水；小龙凤为四水；其余贡茶品目皆为十二水。自十二水以上者，身强力壮的研工每日只能研一团；自六水以下者，每日研三至七团。要求每水“必至于水干茶熟而后已。水不干，则不熟，茶不熟则首面不匀，煎试易沉。故研夫贵于强而有力者也。”而研茶所用之水，是取自凤凰山凤凰泉一名龙焙泉、又名御泉，其泉水清且甜，昼夜酌之不竭。

贡茶在焙制过程中，要求也极为严格。按照不同品目，将已研好、制成不同等级的茶膏盛于薄厚、规格不同的“銙内，在适当的火温下进行烘焙。明代陈继儒在《茶董补》卷上言及焙笼法式时说：“茶焙编竹为之，裹以蒻叶，盖其上以收火也。隔其中以有容也。纳火其下，去茶尺许，常温温然，所以养茶色香味也。”北苑贡茶烘焙时间之长短，是按照不同品目来确定的，有的经过六宿火至八宿火，最长者有十至十五宿火。也即是说，烘焙时间最长的贡茶，要经过十五个昼夜。

火候既足，出焙后即过汤上初色按：宋时所制贡茶龙团、凤饼等均在茶面上涂以色油〔读去声〕，谓之“上初色”。初色之后，置于密室，以扇扇之，则其色自然光莹矣。至此，便算完成了精美绝伦的贡茶制造过程。

各类贡茶品目及其数量：据《北苑别录》所载，仅北苑一地之茶，每岁贡分三等十二纲共四万八千余銙按：銙分两类：第一类是以竹、木制成，盛粗色茶品，其容积较大；第二类是以金属锡、铜、银质制成，盛超级细品贡茶。因銙之规格大小不一，所以对每銙之重量，亦难作出准确计算。现将粗细各色贡茶品目及数量摘录数纲，可见一斑：

细色第一纲：

龙焙贡新水芽，十二水，十宿火，正贡三十銙、创添二十銙。

细色第三纲：

龙团胜雪水芽，十六水，十二宿火，正贡三十銙；创贡六十銙；白茶水芽，十六水，七宿火，正贡三十銙、续添十五銙原文中夹批：一说为五十銙创添八十銙；御苑玉芽小芽，十二水，八宿火，正贡一百片；万寿龙芽小芽十二水，八宿火，正贡一百片。

细色第五纲：

太平嘉瑞小芽，十二水，九宿火，正贡三百片；龙苑报春小芽，十二水，九宿火，正贡六百片、创添六十片；南山应瑞小芽，十二水，十五宿火，正贡六十銙、创添六十銙。

粗色第一纲：

正贡：不入脑子上品拣芽小龙一千二百片，六水，十六宿火；入脑子小龙七百片，四水，十五宿火；增添不入脑子上品拣芽小龙一千二百片；入脑子小龙七百片；建宁府附发小龙茶八百四十片。

粗色第三纲：

正贡：不入脑子上品拣芽小龙六百四十片；入脑子小凤六百七十二片；入脑子大龙一千八百片；入脑子大凤一千八百片；增添：不入脑子上品拣芽小龙一千二百片；入脑子小龙七百片；建宁府附发大龙茶四百片；大凤茶四百片。

宋代贡茶中的超级绝品：

据《北苑别录》载，周密所记在南宋孝宗乾道、淳熙１１６５—１１８９年间仲春上旬，福建漕司进第一纲北苑试新，方寸小銙，进御只百銙。最里层护以细软黄罗；第二层以柔软的蒲草包裹；第三层再以双层黄罗包封，封口处盖有漕司的朱红印记；然后再装入朱漆小匣，并加有镀金小锁；最外一层是以细竹编织的精巧小竹笼加以保护。贡茶包装达六层之多，可谓精美绝伦。内装乃雀舌冰芽所造之“龙焙试新水芽”，一方寸小盒，仅可以供数瓯啜饮之珍茗，其价值达四十万钱。此特级珍品，专供皇室御用。偶有一、二赏赐宠臣，获者视其如珍宝，分片以针线穿连，再转赠至交同僚，亦均沾圣恩，以为奇玩，珍藏不舍。

《北苑别录》成书于孝宗淳熙丙午孟夏，亦即是淳熙十三年１１８６四月。作者当时在福建转运司主管帐司任内，因掌管茶事，遂有机会得以研究从北宋太平兴国到南宋淳熙年间的宋代七十多年北苑贡茶的史实。

宋高宗体恤民情减贡茶：

有研究宋代历史的学者认为，宋代之所以亡国，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赋税、喜宴乐是重要原因，其中嗜茶成风亦是宋代朝政的一大弊端。当半壁江山沦陷之后，南宋政权偏安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依然歌舞升平，大享“盛世”之乐。如有人在南宋绍兴、淳熙年间１１３１—１１８９在杭州旅邸即旅馆壁上题诗讽曰：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但南宋第一代帝君赵构，总还有一点体恤民情之心。据《宋会要辑稿补编》食货四十七记载，南宋高宗绍兴五年１１３５六月十八日诏：“福建路转运司并建州：每年合起大龙团凤饼并京挺茶，并自来年为始减半起发。先是上言：福建岁有工供龙凤团茶数目甚多，今赐赉既少，无所用之，枉费民力，故有是诏。”

４．元代的贡茶国有兴亡之运，而贡茶产地亦有盛衰之时。宋代推崇建安之御焙贡茶，而到了元代，宫廷贡茶的主要产地又转移到福建的岩茶产地——武夷山区。

元代官府为督办贡茶，于大德六年１３０２在福建崇安县城南１５公里的武夷山四曲建立“御茶园”，又称“焙局”。

创建之初，建有仁风门、拜发殿、神清堂及思敬、焙芳、宜菽、燕宾、浮光等诸亭，附近还设有更衣台等建筑。

元代宫廷，为什么又选择这里作为贡茶的主要生产基地呢？这里是中国武夷岩茶的着名产地。武夷山区平均海拔６５０米，九曲溪水迂回其间，有红色砂岩风化的土壤，土质疏松，腐殖质含量高，酸度适宜，雨量充沛，山间云雾迷漫，气候温和，冬暖夏凉，岩泉终年滴流不绝。茶树即生长在山凹岩壑间，由于雾大，日照短，漫射光多，茶树叶质鲜嫩，含有较多的叶绿素。这使武夷岩茶独得天地之厚爱，形成了它独有的特色和风韵。这武夷岩茶，早在宋代就闻名于世了。苏轼在咏茶诗里就有：“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宠佳。”是说宋代的两位福建路转运使丁谓、蔡襄早就对武夷岩茶赞许宠爱有加了。所以元代宫廷放弃了自宗代起已开发三百多年的建安北苑御焙，而把皇室的御茶园建在武夷山四曲卧龙潭溪水南岸。不惜茶民血汗和工本，大力开发武夷岩茶，作为宫廷贡茶的主要来源之一。

元代在建立御茶园之初，贡茶从每岁进献数十斤，逐渐增至数百斤，而要求数量越来越大，以至高达每岁焙制数千饼龙团茶。明朝建立后，继续以此为御茶园，焙制贡茶，至明嘉靖三十六年１５５７，在当地茶民再也不堪承受劳役之苦，纷纷四散逃亡的情况下，这个历经元、明两代二百五十余年的“御茶园”终于罢贡废园了。现仅有呼来泉又名通井等遗址，似在向游人陈诉往昔茶民的无言凄楚。

５．明代的贡茶明太祖１３６８—１３９８年间，全国贡茶额的分配是：

南直隶五百斤；浙江五百五十二斤；江西四百零五斤；湖广二百斤；福建二千三百五十斤。

其中福建所产贡茶不仅数量最大，而且质量也越来越好。

如探春、先春、次春、紫简及荐新等名茶，都被视为珍品。明太祖还规定，生产贡茶的茶户，可以免除其他课役。

明代的贡茶是，立国之初纳贡地区范围较小，数量亦较少；随着时间的推移，贡茶地区范围不断扩大，数额亦屡增不已。如洪武１３６８—１３９８年间，建宁贡茶共一千六百余斤，至隆庆１５６７—１５７２时增至二千三百多斤；宜兴贡茶原一百斤，宣德１４２６—１４３５增至二千九百斤。茶民除贡额外，还要献给镇守的宦官大数额的上品茶。如安徽的六安茶，称为“天下第一夺”，镇守太监对茶民常常征以高出定额数倍的贡茶。

到了明朝中后期，朝廷的贡役之重，已使民众苦不堪言了。万历年间１５７３—１６２０，有一位尚能体察民情的地方官吏——佥事协理州府政务、掌管文牍韩邦奇写过一首《茶歌》揭露官府残酷勒索贡物的情形，《茶歌》云：

富阳江之鱼，富阳山之茶；鱼肥奇我子，茶香破我家。采茶妇，捕鱼夫，官府拷掠无完肤。昊天何不仁？此地亦何辜！鱼何不生别县？茶何不生别都？富阳山，何日摧？富阳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鱼乃无。呜呼！山难摧，江难枯，我民不可苏。

足见明朝贡茶为害之甚已达到民不聊生的程度。

６．清代的贡茶要了解清代的贡茶，还得先从清宫的茗饮之风说起。由于清代历朝皇帝特别是乾隆所好，清代宫廷饮茶是颇为盛行的。清廷内务府设有御茶房，由一名管理事务大臣主管，设尚茶正、尚茶副各一名，尚茶十一名，御茶房原址在乾清宫东庑，内臣直庐三楹，由清圣祖康熙皇帝御笔题匾额。除御茶房之外，还设有皇后茶房、寿康宫皇太后茶房。皇子、皇孙娶福晋后，亦有茶房。各茶房都设专人管理日常茗饮事宜。

从御茶房及至皇后、皇妃茶房，每日供茶份例与所用金银、瓷器具皆有定例。如御茶房日供柴一千七百斤，备御用茶份例每日为十四斤，分七十四包按：古代一斤为十六两，每包约三两多。仅此常例一年御用茶即达五千多斤。

清宫的饮茶习俗，是以调饮饮奶茶与清饮并用。清初，按旗俗以饮奶茶为主，清朝后期，逐渐改为以清饮为主。

据清宫钦定总管内务府则例规定，从皇上至皇子，每人每日供应调制奶茶包括作点心等食用均有奶牛头数份例：皇上每日乳牛一百头，皇太后二十四头，皇后二十五头，皇贵妃六头，贵妃四头，妃三头，嫔二头，阿哥皇子、皇孙娶福晋后八头。每日供应的牛乳，按量交上茶房与茶膳房。

清宫除常例用御茶之外，朝廷举行大型茶宴与每岁新正举行的茶宴，在康熙后期与乾隆年间曾极盛一时，如康熙五十年１７１１，时逢康熙皇帝六十寿辰大庆，为招待进京祝寿的老臣，康熙皇帝在畅春园按：其故址在南海淀大河庄之北，圆明园之南，颐和园昆明湖东堤之东。康熙时期就明代李伟旧园址改建，为康熙、乾隆皇帝治事、游憩之所举行“千叟宴”。出席者有六十岁以上退休老臣、官员、庶士多达一千八百人。“千叟宴”的一项重要程序，是首开茶宴。在宴会之后，皇帝还要向一部分老臣、王公、显贵赐御茶及所用过的茶具。康熙六十年１７２１，圣祖玄烨康熙帝又举行了第二次有一千余人出席的“千叟宴”。清朝另两次大型“千叟宴”，分别于乾隆五十年１７８５与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年，是年为乾隆执政最后一年；次年嘉庆即位，乾隆为太上皇举行，其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远远超出了康熙举行的两次“千叟宴”分别有三千多人与五千多人出席。“千叟宴”的进餐程序，仍然是首开茶宴。宴会后，按常例有一部分官员及出席者会得到皇帝赏赐御茶、茶具等殊荣。

乾隆在位１７３６—１７９５的六十年间，清代正处于康乾盛世，加之乾隆皇帝酷好饮茶，又擅作诗，每年正月初二至初十便选择吉日在重华宫［按：重华宫在北京故宫西路，雍正五年１７２７清高宗弘历乾隆帝大婚时赐居于此，乾隆登极后升为宫］举行茶宴，由乾隆钦自主持，其主要内容：

一是由皇帝命题定韵，由出席者一般为十八人赋诗联句每人四句；二是饮茶；三是诗品优胜者，可以得到御茶及珍物的赏赐。清宫的这种品茗与诗会相结合的茶宴活动，其规模虽然较小，但在乾隆年间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除少数年份之外，几乎每逢新正都是要举行的，称为重华宫茶宴联句，传为清宫韵事。

清代历朝皇室所消耗的贡茶数量是相当惊人的。清初查慎行１６５０—１７２７，浙江宁海人，康熙四十二年进士在任翰林院编修官时在《海记》中对康熙年间的各地贡茶列有条目——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福建等省的七十多个府县，每年向宫廷所进的贡茶即达一万三千九百多斤详见附录五。在清代的贡茶中，有一部分是由皇帝亲自选定的。如：

洞庭碧螺春茶，由于此茶独具特殊的天然香气，古时当地人俗称其为“吓杀人香”。清圣祖玄烨于康熙三十八年１６９９第三次南巡时到太湖，巡抚宋荦，从当地制茶高手朱正元处购得精品“吓杀人香”向康熙进贡。康熙以其名不雅驯，题之曰“碧螺春”。自此后，碧螺春即成为清代皇帝御赐茶名的珍品贡茶了。

西湖龙井成为清廷贡茶，是曾受到高宗弘历御封的。乾隆下江南巡幸杭州时，曾在龙井泉赋诗、作联语，到狮子峰湖公庙饮茶，并将庙前的十八颗茶树封为御茶，从此，西湖龙井茶亦即成为专供皇家享用的贡品了。

君山毛尖，产于湖南省岳阳市洞庭湖君山岛，于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即被选为清宫贡品。贵定云雾茶，从清代开始生产即作为贡茶进献清宫。至今贵州省贵定县云雾区仰望乡苗寨仍保存着乾隆年间建立的“贡茶碑”，碑中有关于云雾茶作“贡茶”和“敬茶”的记载。在乾隆年间被列为贡茶的，还有如今仍产于福建省宁德市西天山的芽茶，产于安徽省宣州市敬亭山的敬亭绿雪等茶。

清代阮福着《普洱茶记》云：“普洱茶名重天下，味最酽。

京师尤重云”，“于二月间采蕊极细而谓之毛尖以作贡。贡后方许民间贩茶”。在清代被列为贡茶的还有今仍产于四川省名山县蒙顶山区的蒙顶甘露，从唐时起作为贡茶，直至清末才罢贡，在历史上连续作为历代宫廷贡茶，竟长达一千余年。

今仍产于浙江省金华市双龙洞顶鹿田村附近的金华举岩是已历千载的今古名茶，在清道光年间１８２１—１８５０，仍保持芽茶与叶茶两个品种为贡茶。在清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清朝临近覆灭之时，还将产于江西省修水县的宁红珍品太子茶列为贡茶。

７．高雅的宋代贡茶茶名集萃龙焙贡新水芽、龙焙试新水芽、白茶水芽、御园玉芽、万寿龙芽、上林第一小芽、乙夜清供小芽、承平雅玩小芽、龙凤英华小芽、雪英小芽、玉除清赏小芽、启沃承恩小芽、云叶小芽、蜀葵小芽、金钱小芽、玉叶小芽、寸金小芽、龙团胜雪、无比寿芽、万寿银芽、宜年宝玉小芽、玉清庆云小芽、无疆寿龙小芽、玉叶长春小芽、瑞云翔龙小芽、长寿玉圭小芽、兴国岩銙中芽、香口焙銙中芽、上品拣芽、新收拣芽、太平嘉瑞小芽、兴国岩拣芽中芽、兴国岩小龙中芽、兴国岩小凤中芽。

８．曾被列入贡茶的当今名茶当今的中国名茶和地方名茶中，有许多曾被历代皇室列入贡茶，计有不完全：

浙江：西湖龙井、淳安鸠坑茶、顾渚紫笋、天目山青顶、雁荡毛峰、金华举岩、日铸雪芽；安徽：六安瓜片、敬亭绿雪、涌溪火青、霍山黄芽；福建：白茶、天山清水绿、武夷大红袍、安溪虎丘铁观音、武夷肉桂；湖南：君山毛尖、毗庐洞云雾茶、官庄毛尖、南岳云雾、大庸毛尖、古丈毛尖；四川：蒙顶黄芽、巴岳绿茶；贵州：贵定云雾茶、都匀毛关、湄江翠片；江西：宁红、婺源绿茶、庐山云雾茶古时名为闻林茶；江苏：碧螺春、花果山云雾茶、宜兴阳羡茶；陕西：紫阳毛尖；河南：信阳毛尖；云南：普洱茶；台湾省：文山包种茶。

９．历史上时间最长和最短的贡茶今陕西省紫阳县生产的紫阳毛尖，在东汉时即被列为贡茶，当时茶名为“紫邑宦镇毛尖”。姑且从东汉末献帝１９０—２２０年间算起，迄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了。这可称为贡茶时间最早之最。浙江湖州顾渚紫笋，从唐广德年间７６３—７６４即被列入贡品，历经唐、宋、元、明四个朝代，直到洪武八年１３７５罢贡，历时长达六百多年，其贡奉历史之长，居全国贡茶之首。而江西宁红茶是历史最短的贡茶。宁红的珍品太子茶，于清末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被列入贡茶，至清朝覆灭仅有七年。

上述贡茶，这一封建制度的产物，在中国社会历经沧桑，长达几千年，终于随着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廷的覆灭而终止了。毫无疑问，历代贡茶的兴起与衰败的史实，从一个非常重要的侧面反映出了中国茶叶生产的一部兴衰史。这里只将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国茶叶生产的今昔对比作一简要介绍：中国茶叶生产历经沧桑，但直到新中国成立，江山易主，广大茶农才真正当了国家和茶园的主人，给中国茶叶生产带来了勃勃生机。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着祖国的山川大地，令千山茶园碧翠，万壑茶岭飘香，茶叶生产战线上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中国茶叶年产量，从１９４９年建国前夕只有奄奄一息的３万公吨左右，到１９９３年全国不含台湾省茶叶产量已达到６０万公吨据《中国农业年鉴》１９９４年卷统计相当于１９４９年茶叶年产量的２０倍！我们坚信我国广大茶工、茶叶科研工作者，将把品种更多、质量更好的中国名茶，献给国人，献给世界。

三、茶佛素有不解缘

黎庶自有消渴甚茶佛一味不解缘中国人工栽培茶树，种植茶园，促进茶叶生产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通过佛教界交往的渠道，向海外传播中国的饮茶风尚和茶叶的生产知识，佛教僧侣包括道教曾做出过特殊的贡献。

据载，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２年，佛教传入中国内地。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发展，到了隋、唐达到鼎盛时期，在许多名山胜地大规模地兴建梵宫寺院，众僧云集。由于一些寺院的创始禅师、高僧亲自在寺院附近种茶、育园，或是提倡、动员僧众开山垦地，种植茶树、茶园，此外，在许多佛教胜地，如浙江普陀山、安徽九华山、四川峨嵋山以及江西庐山、杭州灵隐天竺山、四川雅安蒙山等名山胜境的庙宇附近，最早出现了人工培栽的茶树和茶园。

四川雅安县境内的蒙山，相传在西汉前２０６—前２４年间，甘露寺祖师吴理真在蒙山上清峰上亲手种植茶树七株，后被人们称之为“仙茶树”。这是四川蒙山人工栽培茶树的开端，也是我国由僧侣种植茶树开创先河的例证。从此，四川蒙山开始了生产茶叶的历史，迄今已有一千九百年以上的历史了。现在四川的优质名茶“蒙顶黄芽”和“蒙顶甘露”均产自蒙顶山区。

普陀山佛茶，又称普陀山云雾茶，是我国绿茶古品之一。

最初是由我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的普陀山寺院栽培制作，从而得佛茶之名。普陀山种茶，约始于唐代，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当时佛教在我国正处于兴盛时期，普陀山的寺院庵堂和茅蓬在历史上曾一度达二百多处，有僧尼二千余人。

天台山国清寺，是我国天台宗的发祥地。于隋开皇十八年５９８由晋王杨广承智者遗愿建立的。也是我国由僧侣、道士种茶最早的地区之一。天台山的产茶始于汉代。据记载，东汉末年道士葛玄①，已在天台山的最高峰华顶植茶。在唐代国清寺最兴盛的时期，梵宫殿宇已达数百间之多，曾集聚僧侣数千人之众。国清寺的长老派僧侣在华顶山上建造了许多茅蓬素有华顶七十二座茅蓬之称，一说为六十五座，让僧侣在此居住、种茶。僧人常年在一块块开出的茶园中劳作，为天台山华顶名茶的栽培及后来的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天台山国清寺，同时还是我国向海外传播茶叶栽培种植技术和民族茶文化的圣地之一。日本高僧最澄②、海空于唐德宗贞元二十年８０４渡海来天台山国清寺学佛，在回国时带去中国茶籽，种植于日本近江滋贺县阪本村国治山麓，至今已有一千一百余年的历史了。

据载，在东汉明帝５８—７５年间，庐山已成为中国佛教的中心之一。有三大名寺西林、东林、大林、五大丛林海会、秀峰、万彬、栖贤、归宗，唐代极盛。据《庐山志》记载：“当时梵宫寺院多至三百余座，僧侣云集。攀危岩，冒飞泉，竟采野茶以充饥渴。各寺亦有于白云深处劈岩削谷，栽种茶树者，焙制茶叶名云雾茶。”可见当年庐山广大僧侣攀悬崖，登峭壁，穿溪水，冒飞泉，削谷垦地种茶的情景是何等壮观艰难，真可谓是天外殿宇山外寺，云边茶园泉边僧啊，如今闻名遐迩，厚重鲜爽甘醇的庐山云雾茶，无疑亦蕴含着当年僧侣们的宝贵贡献。

西湖龙井，饮誉世界，虎跑泉水龙井茶，又称之为杭州双绝。这名茶名泉，皆与佛门僧侣有渊源。陆羽在《茶经·八之出》有杭州天竺、灵隐二寺产茶的记载。当时所产之茶名曰：白云茶、香林茶、宝林茶。北宋苏轼于哲宗元佑１０８９—１０９０年间，第二次来杭州当地方官知州期间，对西湖的产茶历史曾作过考证。他认为西湖早期人工栽培的茶树是在灵隐寺、下天竺、射旭洞又名金光洞、香林洞一带，是南朝宋诗人谢灵运３８５—４３３在下天竺寺院翻译佛经时，从天台山带来的茶籽。这说明在灵隐、天竺最早栽培茶的人亦是佛门僧侣或是热衷于佛教事业的人。

据《续余杭县志》记载，径山寺僧采谷雨茗，用小缶贮之以馈人。开山祖钦师，曾植茶树数株，采以供佛，逾年漫延山谷，其味芳香特异，即今之径山茶是也。浙江余杭县径山产茶历史悠久，始栽于唐，闻名于宋。南宋时，日本佛教高僧圣一禅师、大応禅师応读音：［ｙīｎｇ或ｙìｎｇ］日本汉字应字之简体渡洋来我国，在径山寺研究佛学归国时带去径山茶籽和饮茶器皿，并把“碾茶法”传入日本。这是我国山寺高僧亲手种植茶叶，向海外传播中国茶文化的又一生动例证。

当今中国佛学界对茶学事业亦有贡献。如五十年代中期，湖南国营南岳林场与南岳佛教协会开始进行人工栽培毗庐洞云雾茶。在海拔８００—１０００米的华盖峰、广济寺、铁佛寺一带进行试验，取得了成功。在原生野茶树的基础上，扩大了茶园生产面积。

产自四川蛾嵋山区的竹叶青茶，１９８５年在里斯本举行的第二十四届世界美食质量评选会上，获得金质奖章。这荣获金奖的竹叶青茶，就是在总结峨嵋万年寺僧人多年来制茶技术工艺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万年寺僧人种植、焙制茶迄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那么，古往今来的佛门僧侣，为什么如此热衷于茶事呢？

首先，佛教僧侣自身对茶有特殊的需求。中国民间饮茶风习之普及，也是首先从寺院兴起的。唐封演《封氏闻见记》

③说：

“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佛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茶，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今山东邹、费、滕县、济宁一带、齐今山东缁博市一带。沧今河北沧州、天津一带、棣今山东惠民县一带，渐至京邑唐京城长安，今陕西西安市，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这说明了佛教对饮茶起到了传播普及的作用。

纵观古今茶佛之渊源，还有更丰富的文化内涵。中华民族的茶文化，实际上构成了中国佛教文化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僧侣们以茶供佛，以茶待客，以茶馈人，以茶宴代酒宴；于是，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庄严肃穆的茶礼，尤其是佛教节日，或重要的法会都举行较大型的茶宴。唐时有的寺院还可以为仕宦各界迎亲送友设置佛门礼仪的茶宴。宋代在敕建的寺院，遇到朝廷有钦袈、锡仗、法器等都举行隆重庆典，往往用盛大的茶礼以示庆贺。

茶佛渊源流长的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是许多梵宫寺院所在的自然环境的气候、雨量、土质等条件，都适宜种植茶树，主观需要和客观条件的统一，这是佛教僧侣们开创人工种植茶树先河的良好的前提。而垦荒种茶、管理茶园、采茶制茶叶等都需要大批劳力和文化知识，许多寺院僧侣众多，拥有充分的劳力和智力资源，这就是茶佛素有不解之缘，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茶，从最初的药用，到作为人们的日常生活饮料，是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一个飞跃。这自然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佛门僧侣在开创人工种茶，普及饮茶，开展茶文化活动，以及在创建茶文学，开展中外茶文化交流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笺注〕①葛玄１６４—２４４：已见前，注从略。

②最澄７６７—８２２：已见前，注从略。

③《封氏闻见记》：已见前，注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