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日夜的吃，正月初一的穿。”不但大鱼大肉的饭菜好，粽子年糕的点心多，还有橘子荸荠，甘蔗金蛋，又有橘子花生可以消闲；穿着红红绿绿的新衣服，小孩子过年，本来高高兴兴，是可以快乐的。但我自幼，每到过年，总感觉到遗恨，就因为是言论不自由。在做小孩子的时候，生着嘴巴，常是弄些吃吃固然要紧，随便谈谈，也是很需要的。一到过年时节，说话就时刻受人干涉：平常说惯的话不能照样再说，什么杀，什么死，这一类字样不能提到，连声音相像的也要避忌。还要说起好听的话来，什么长生果，什么八宝菜；藕要叫做偶偶凑凑，熟的叫做有富。明明是一个人死了，在平常是说得很痛快的，死了，说死了就是；到了过年时节，像《彷徨》中的《祝福》上所写，要改口说作“老了”。这实在是虚伪，我不佩服；何况不惯。因此随时存戒心，不敢随便发言，故意做哑子。可是生着嘴巴总要活动，被人干涉不免懊恼。肚子饱了以后，有得吃不再感觉到怎样；说话不能自由，这可要不得。所以，以前一到将要过年的时候，现在回想到幼时过年的情形，于高兴觉得快活之中，也是觉得有点可恨的。

于言论不自由以外，幼时过年，我还有觉得可恨的，就是照例去拜干娘的岁。我怕拜岁，元旦可以故意起身得迟，一起身就跑到街上去看花纸，拨糖。要我向人伏地跪拜固然不甘心，人家向我伏地跪拜也不愿意接受；当时年纪虽然还小，可是成人的侄子侄媳妇得向我伏地跪拜，觉得受不了。拜干娘的岁是我一个人的事，挑选日子，特地雇得船摇到十里路远的城里去，是躲避不了的。送去两坛小京庄的老酒，一担四盒，一对提盒，莲子白糖，桂圆全鸡。

干娘白面团团的很和气，总给我预备着花炮，糖菩萨。糖菩萨我所爱；但拜一拜是不来的。

到了干娘的面前，我照例躲到带我去的大姊的老奶母的布裙后面。叫声干娘更不愿意，我总这样想着，既然和我的父亲没有关系，何必叫她做娘呢。实在她并没有到我家来过；无非因为我的大哥夭亡，怕得我也养不大，所以结下这一份干亲，因为干娘是儿女成行的。迷信和虚伪的礼节，成了我幼时过年可恨的第二点。

辛亥光复，民国成立，改用阳历过年，当时我在城里的中等学校读书；学校里依照阳历放假，家庭中仍照阴历过年。为着提倡阳历的过年，学校里于阴历过年时严格维持上课。青年心理维新，对于社会习俗的守旧觉得可恨，记得有一年的阴历元旦适值星期日；星期六的下午回家还有埠船，第二天没有开行的埠船，我和一个同学一直步行到校。人在学校里上课，家中的年货吃不着，也觉得可恨。

晚婚的我，初在中等学校里教书时，寒暑假仍然住学校里。尝见寺院中和尚贴着“念佛过年”的字条，以为“做小说过年”也是一法。可是一般亲戚朋友，有家眷的，以为无家过年太冷静，争来邀约过年，我竟被认作可怜人，弄得连做小说过年也不成，这就使我觉得过年的另一可恨了。

抗战时避难闽西闽北；福建的永安虽然新建了省会，却保守着过年的旧俗。这并非只是依然注重阴历的过年；所谓旧俗是到了除夕这一天，街上冷清清，连猪脚爪都买不到一只。

有些人家，先生阳历过年，太太阴历过年。我家照例阳历也不过年，阴历也不过年。可是日常的菜蔬总得备一点；过阴历年要好几天买不到东西，要多预备一点；怕得不新鲜，照故乡的习惯，打算到除夕去买。那里知道太迟了；这一年接连好些日子，没有荤菜进口。人家过年，我家过了难；岂不可恨？

后来转到深山的乡间；农村的风气朴厚，左邻右居要好；一到年底；有的送大蒜来，有的送糕粽来，有的送自做的豆腐来；房东送鱼来；无虑没得吃。可是到了元旦，自然是阴历的，为难的事就来到；许多女邻居，三寸金莲穿着绣花鞋，提着锡茶壶，拿着茶盆来敬一杯冰糖茶，算是要好，盛意难违，却之不恭；当初我托故预先避开，结果要她们多走几趟，或者老是坐着等候，只好勉强喝几杯，我名之曰恨茶。为着在深山的村庄过年，我已喝了不少的恨茶。

如今孩子已经有点大了，社会的习俗依然，也正如《彷徨》的《祝福》上所写，“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不管战事怎样激烈，一到年边，照例随时可以听到爆竹声；因此孩子也要玩弄些花炮。过年的花炮火药气应该是香的，战场上火药气可很臭。战争中的过年的花炮火药气不知是臭是香。不能说是不臭不香；即使认作亦臭亦香，也很要不到；总是一种可恨之气呀！

原载1949年1月1日《论语》第16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