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恨

“三十日夜的吃,正月初一的穿。”不但大鱼大肉的饭菜好,粽子年糕的点心多,还有橘子荸荠,甘蔗金蛋,又有橘子花生可以消闲;穿着红红绿绿的新衣服,小孩子过年,本来高高兴兴,是可以快乐的。但我自幼,每到过年,总感觉到遗恨,就因为是言论不自由。在做小孩子的时候,生着嘴巴,常是弄些吃吃固然要紧,随便谈谈,也是很需要的。一到过年时节,说话就时刻受人干涉:平常说惯的话不能照样再说,什么杀,什么死,这一类字样不能提到,连声音相像的也要避忌。还要说起好听的话来,什么长生果,什么八宝菜;藕要叫做偶偶凑凑,熟的叫做有富。明明是一个人死了,在平常是说得很痛快的,死了,说死了就是;到了过年时节,像《彷徨》中的《祝福》上所写,要改口说作“老了”。这实在是虚伪,我不佩服;何况不惯。因此随时存戒心,不敢随便发言,故意做哑子。可是生着嘴巴总要活动,被人干涉不免懊恼。肚子饱了以后,有得吃不再感觉到怎样;说话不能自由,这可要不得。所以,以前一到将要过年的时候,现在回想到幼时过年的情形,于高兴觉得快活之中,也是觉得有点可恨的。

于言论不自由以外,幼时过年,我还有觉得可恨的,就是照例去拜干娘的岁。我怕拜岁,元旦可以故意起身得迟,一起身就跑到街上去看花纸,拨糖。要我向人伏地跪拜固然不甘心,人家向我伏地跪拜也不愿意接受;当时年纪虽然还小,可是成人的侄子侄媳妇得向我伏地跪拜,觉得受不了。拜干娘的岁是我一个人的事,挑选日子,特地雇得船摇到十里路远的城里去,是躲避不了的。送去两坛小京庄的老酒,一担四盒,一对提盒,莲子白糖,桂圆全鸡。

干娘白面团团的很和气,总给我预备着花炮,糖菩萨。糖菩萨我所爱;但拜一拜是不来的。

到了干娘的面前,我照例躲到带我去的大姊的老奶母的布裙后面。叫声干娘更不愿意,我总这样想着,既然和我的父亲没有关系,何必叫她做娘呢。实在她并没有到我家来过;无非因为我的大哥夭亡,怕得我也养不大,所以结下这一份干亲,因为干娘是儿女成行的。迷信和虚伪的礼节,成了我幼时过年可恨的第二点。

辛亥光复,民国成立,改用阳历过年,当时我在城里的中等学校读书;学校里依照阳历放假,家庭中仍照阴历过年。为着提倡阳历的过年,学校里于阴历过年时严格维持上课。青年心理维新,对于社会习俗的守旧觉得可恨,记得有一年的阴历元旦适值星期日;星期六的下午回家还有埠船,第二天没有开行的埠船,我和一个同学一直步行到校。人在学校里上课,家中的年货吃不着,也觉得可恨。

晚婚的我,初在中等学校里教书时,寒暑假仍然住学校里。尝见寺院中和尚贴着“念佛过年”的字条,以为“做小说过年”也是一法。可是一般亲戚朋友,有家眷的,以为无家过年太冷静,争来邀约过年,我竟被认作可怜人,弄得连做小说过年也不成,这就使我觉得过年的另一可恨了。

抗战时避难闽西闽北;福建的永安虽然新建了省会,却保守着过年的旧俗。这并非只是依然注重阴历的过年;所谓旧俗是到了除夕这一天,街上冷清清,连猪脚爪都买不到一只。

有些人家,先生阳历过年,太太阴历过年。我家照例阳历也不过年,阴历也不过年。可是日常的菜蔬总得备一点;过阴历年要好几天买不到东西,要多预备一点;怕得不新鲜,照故乡的习惯,打算到除夕去买。那里知道太迟了;这一年接连好些日子,没有荤菜进口。人家过年,我家过了难;岂不可恨?

后来转到深山的乡间;农村的风气朴厚,左邻右居要好;一到年底;有的送大蒜来,有的送糕粽来,有的送自做的豆腐来;房东送鱼来;无虑没得吃。可是到了元旦,自然是阴历的,为难的事就来到;许多女邻居,三寸金莲穿着绣花鞋,提着锡茶壶,拿着茶盆来敬一杯冰糖茶,算是要好,盛意难违,却之不恭;当初我托故预先避开,结果要她们多走几趟,或者老是坐着等候,只好勉强喝几杯,我名之曰恨茶。为着在深山的村庄过年,我已喝了不少的恨茶。

如今孩子已经有点大了,社会的习俗依然,也正如《彷徨》的《祝福》上所写,“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不管战事怎样激烈,一到年边,照例随时可以听到爆竹声;因此孩子也要玩弄些花炮。过年的花炮火药气应该是香的,战场上火药气可很臭。战争中的过年的花炮火药气不知是臭是香。不能说是不臭不香;即使认作亦臭亦香,也很要不到;总是一种可恨之气呀!

原载1949年1月1日《论语》第16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