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节

  一天,阳光灿烂,我抱着儿子凭窗而立,儿子引颈眺望,似有所见,令我大为开心。照众人话说,百日之内婴儿有目无光,而儿子此时远无百日。我久久望着儿子睁圆的双目,喜从中来。忽然,我觉得儿子左眼黑珠子上似有异物,定睛一看——啊,那黑色之中居然还叠有一个黑点!形状和瞳孔一般圆大,位置在瞳孔的正上方,下弧与瞳孔上弧相外切,上弧与黑眼珠的上弧相内切,色泽比眼珠要深沉,比瞳孔又要浅淡。左看右看,确凿无疑,顿时喜消忧起。说真的,我没敢告诉老婆,因为那实在有点恐怖。即便那是一粒痣,我知道,皮肤上的痣是无关紧要的,但又有谁能告诉我,眼珠上的痣也是无关紧要的?何况我不知那是不是一粒痣。从此,一份十足的担心盘踞在我心间。从此,我也开始了漫长而复杂的求证和验证工作,四处求医问人,用各种方法手段测试其左眼目力。但得到的回答都是似是而非的。我似乎只有耐心等待。由于过度希望,我自然而然产生了极度害怕。我不知这等待何日才能完结,只觉得在无限的等待中,我已变得越来越可怜而不知所措。

  又一日,儿子半夜里暴吵不已,我抱着他从卧室哄到客厅。客厅黑着灯,儿子的吵劲立马变成了沉默的东张西望,头使劲地甩来甩去,像要把黑暗撞破。突然,儿子的头一下趴在我肩上一动不动,而且身体在使劲往后扑。我顺势退去,直到门前,而儿子的头依然挣扎着从我肩上越过去,往冰凉的铁门上凑。我以为他是额头发痒,就换过手来,想给他挠痒。这时,我一扭头忽然发现,黑暗中,门镜像颗宝石一样亮得耀眼。我终于明白过来,赶紧试着帮儿子的左眼往那孔亮点上凑,结果儿子十分配合地将左眼贴在了门镜上,双脚欢天喜地地踢打起来。我久久地沉醉在儿子的沉醉中,眼泪一滴滴流下来。就这样,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那不过是一粒黑痣,奇妙的黑痣,无关紧要的黑痣。就这样,我对儿子有了第一份感激,感觉像是儿子背着我拿性命去破了个什么了不起的大纪录,性命没丢,那纪录自然便变成了我的也是儿子的大荣大幸了。

  我要说的是,这仅仅是开始。

  我要问的是,这什么时候能结束?

  8?1997年8月28日

  都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虽然不是兵,但也是流水的一滴。这一天,我流出了已经容纳我17年之久的军营,流到了地方,领取了今生第一本身份证。

  2005年10-11月

  老师姓沈

  曾经有个很出名的刊物,叫《富春江画报》。我的少年就是在富春江边度过的,县名叫富阳,是杭州的一个卫星城。富阳有所很好的中学,即富阳一中,都说进了这中学,等于就进了大学,每年都有考上清华、北大的。我初中时成绩一般,没考上一中,上的是三中,时间是1978年。当时“文革”刚结束,像这种非重点中学师资力量非常弱,老的失散了,新的还补不上。因为高考是1977年才恢复的,新老师都还在学校读书呢。我刚上三中时,没有化学老师,半个学期都没上化学课,化学课都变成劳动课,打扫卫生。现在看来似乎很荒唐,但那时候整个国家都刚从荒唐中过来,事实上哪里都残留着各式各样的荒唐事。

  我至今还记得,我们化学老师是过了国庆节后才来的,姓沈,叫国有,是一个大胡子,年纪快50岁了,但身体很壮实,说一口像新疆人的普通话,有时发脾气时甚至直接用新疆话训人。老师对学生总是有秘密的,但这种秘密最终又总是要被破解的。我或许是最早知道老师秘密的一个,因为我是化学课代表。说真的,我中学时数理化的成绩都很好,最差的是语文,语文中最差的又是作文,每次上午三、四节课写作文,我经常吃不成午饭。因为交不了卷,等我交卷了,食堂已经没菜了。后来我的语文老师听说我在写小说,风趣地说:麦家写小说,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篇小说。可想我的作文已经差到何等地步,都已经叫人看扁了!

  不过,我想我的化学老师肯定是不会这样看扁一个同学的,他是一个好得你无法想象的老师,我后来一直在想,我能遇到这么好的老师,实在是我人生的一大幸运和财富。沈老师在我们中学其实待了很短时间,不到两学期,来得神秘,走得也神秘。我因为是化学课代表,跟老师有些“私交”,他提前告诉我要走。当时我听了这消息,害怕得浑身发抖,因为我太不希望他走。但我最强烈的希望最后还是留不下他,留下的只是他之于我的“秘密的恩情”和“永远的教育”。

  这是一个故事,说出来要叫我羞愧。是沈老师走前不久的事情,期末考试时,沈老师出的试题非常难,我是考得最好的,实际得分也只有43分。我后来想,沈老师这一定是故意这么做的,他知道自己要走,也许想“教训教训”我们,让我们对学海加增一些畏惧心和上进心,所以把试题出得超常的深奥。这就是他教学、育人的方式,什么都不点破,让你自己去想,去感受,去体会,去成长。他在课堂上讲课也是这样,他讲他的,你听你的,完了不做题,没作业,也不回答具体的问题,你问他某道题怎么做,他总是让你可以回忆一下他在某堂课的某一段的讲解什么的。他经常说,学来的知识是草,思考出来的知识是树,反复强调我们应该在头脑里种树,不要种草。我相信,我们班的同学在他的为期短暂的教导下,在头脑里没有少种树。但那次考试,树也都变成了草,因为太难了,狂风暴雨式的难,所有的人考得都哭丧了脸。大家从教室里出来,在走廊上看标准答案,都傻了,没有一人笑的。

  不过,我似乎有了“笑”的机会。因为我是课代表,最后帮老师收卷子,后来又一道回去,在回去的路上,有位副校长突然喊沈老师去做个什么事,沈老师临时把寝室钥匙和试卷一同交给我,让我帮他拿回去。一路上,我都在紧张得不知所措……不用说,我在为什么紧张,老师给了我“笑”的机会,“妙手回春”的机会。试题有30分的选择题,如果想改一下简直是易如反掌。我至今不知道,沈老师这么“大意”是有意在考验我呢,还是出于太信任我对我不设防了,还是他真的是疏忽大意了。总之,老师给了我“机会”,我也没有放弃这个“机会”……当天晚上,沈老师就找到我,以他的方式教训了我,就是:责令我亲自撕毁试卷,并让我独脚站在凳子上,直到摔下来为止。我站了大概有10分钟,他在旁边一句话没说,只是坐在椅子上看书,静静地看书,静得跟地球即将要爆炸似的。我哭,他不准;我认错,他也不准;等我从凳子上摔下来后,他问我有没有摔伤,发现没伤后他冷冷地说现在你可以走了。我哭着不走,他推我走,他说他不需要我的眼泪,让我把眼泪都留给我自己,流存在心里。其实,沈老师批改试卷时,看我得分如此之高:67分,就怀疑我做了手脚,再细致看我的卷面,“回春”之处一目了然,心里也就明白了。

  我以为这事情才开始,因为正常的话这肯定要报告给班主任,作行政处理。但多少天过去了,直到后来老师说他要走了,学校也没处理我,似乎也没人知道。老师后来也没再提起这事,连暗示也没有,好像这事不曾发生过似的。只是他走后很多天,我突然收到一封发自上海同济大学的信,最后落名是沈老师,上面这样写道:你那次考试实际得分应该是43分,这本来已是全班最高分,但你的愚蠢让它变成了负分,我希望这是你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封信,我至今还珍藏着。但沈老师在哪里,我至今也不知。

  1987年,我曾经专门去上海同济大学找过沈老师,但那时他已经离开学校,据说是去了美国。也就是那一次,我从老师的一些同事那里才真正了解到老师的一些过去。沈老师其实是同济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但“文革”时候,学校的一位女生莫名自杀了,这女生平时跟沈老师接触稍稍有些“非常”,有人因此诬告是沈老师害了她,学校就决定要处理他。沈老师的智慧告诉他,与其任人宰杀,不如“畏罪潜逃”,留下一条命日后还有清算之时。于是来个“一走了之”,去了新疆,埋名隐姓地生活了近20年。“文革”结束后,他斗胆回到内地,临时在我们中学待了一阵子,后来事情端正了,平反昭雪了,他自然又回到同济大学当了老师。这些年来,我一直没有放弃寻找沈老师的努力,但始终无果,但老师却给了我太多太多的“结果”。

  我还会继续寻找我的沈老师,本文也是我寻找沈老师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