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木辛哥元帅对方面军右翼的态势越来越不安。同我们北邻的通信联络已经中断。波克罗夫斯基将军让我立即同总参谋部联系，试图从那里得到必要的情报。10月6日晚，我终于叫来了作战部副部长M·H·沙罗欣将军。可是他说连总参谋部也很少关于布良斯克方面军态势的情报。只知道一个情况，就是敌人已到达奥廖尔接近地。

法西斯分子深远迂回西南方面军右翼的威胁，迫使铁木辛哥元帅请求大本营准许将我第40、21集团军撤至苏贾、苏梅、阿赫特尔卡、科捷利瓦、科隆塔耶夫一线。

大本营在批准退却之前，试图利用第40集团军对追击布良斯克方面军之敌所占的有利态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建议C·C·铁木辛哥用这个集团军的兵力向北面实施突击。可是，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对情况进行分析后指出，这是做不到的，因为第40集团军的兵力现在勉强够阻挡敌人从西面实施的猛攻。

司令员的权威是很管用的。大本营立即同意了铁木辛哥元帅的论证。我右翼第40、21集团军收到了退却命令。按照方面军司令员的训令，它们应以三个夜间行程完成这一机动。

此时，第38、6集团军①应固守所占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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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大本营的决定，第6集团军由南方面军转隶西南方面军。

敌人发现我军退却后，加强了冲击。其主要突击指向两集团军接合部。第40集团军步兵第227师陷入困境。起初，它自行对敌楔入部队实施强有力突击。各团团长指望法西斯分子遭重大损失后不再向前闯，并且会象常言所说那样“松开缰绳”。不过，自我安慰是永远不会有好结果的。10月9日夜间，法西斯分子突然对步兵第777团无所顾虑地退却的各营实施猛烈突击。团长失掉了指挥。受到冲击的各营打得十分顽强。但是各自为战，没有协同。

炮兵第595团炮兵们的勇敢和机智救了这个师。他们迅速展开火炮，对突入的希特勒分子实施猛烈射击。这就使敌人乱了营，使师长能够整顿部队，实施有组织的退却。

第21集团军的战事发展较为平静。当敌人在这里对近卫步兵第1师实施突击时，集团军司令员用坦克第1旅实施坚决反冲击，并迅速将步兵第297师部队调到这里，以此阻住了敌人，保障军队向指定地区进行有组织的退却。

敌人在方面军其他集团军防御地带也在继续冲击。第38集团军（现已由维克托·维克托罗维奇·齐加诺夫少将指挥）部队在博戈杜霍夫西南进行激烈战斗。

我们对自己的左翼越来越担心。第6集团军（它已编入我方面军）司令员P·F·马利诺夫斯基①少将报告，他同友邻没有通信联络，他的翼侧遭到敌人迂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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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利诺夫斯基（1898—1967），即后来的苏联元帅（1944）和苏联国防部长（1957—1967）。——译者注。

这时，由F·T·切列维琴科将军指挥的南方面军第18、9集团军正在敌合围圈中作战。克莱斯特的坦克和摩托化兵已进至塔甘罗格接近地。于是出现了他们突向顿河畔罗斯托夫的现实威胁。为此，大本营开始用北高加索军区的军队匆匆组建独立第56集团军，赋予它的任务是无论如何要守住罗斯托夫，关紧高加索的大门。

而我们则要将马利诺夫斯基集团军撤回。

方面军未得到很好补充的军队在一系列劳师费力的战斗中再次打得精疲力尽，现在已拉开成一个巨大的弧形，两翼折向东面。但是在那些日子里，比我们方面军处境更令人不安的是莫斯科的命运。希特勒匪军已闯到首都的远接近地了。坚持，吸引尽可能多的敌军，以此支援莫斯科的保卫者——当时我们全都抱着这一信念。我们缺人，缺武器。但我们明白，现在莫斯科附近需要主要的兵力兵器，所以我们不坚持要求满足我们的申请。10月15日，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作出了关于收集缴获的武器并在各集团军间进行统一分配的决定。办了缴获武器教练员训练班。后来，在我向东部疏散的工业在大后方展开和保障军队对武器、弹药的全部需要之前，这项措施起了不小的作用。由于反坦克炮兵不足，还研究了最大限度扩大燃烧瓶生产的问题。

在一次军事委员会会议上，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将军到会。

我问帕尔谢戈夫这是什么人。

“从莫斯科来的，姓博金。”

我在哪里听到过这个姓呢？想起来了：博金曾任第9集团军参谋长。人们曾谈过他的许多长处—他聪明，学识渊博，精力充沛。会议快结束时，铁木辛哥介绍了他：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博金，方面军的新参谋长。

半小时后，我向博金报告了战线的情况。他是一个很理想的交谈者。他会聚精会神地听你说，不打断话头，同时用睁得大大的、仿佛有点吃惊的天蓝色眼睛凝视着你，等到合适的时机，他会再问一次，进一步明确某一细节，提出意见。博金自己说话时，总是平心静气，略略压低声音，稍稍放慢速度。他表达自己的意思时简洁而明快。我很喜欢他直爽、活泼的性格和很快把握问题实质的能力。

博金弄清情况后，让我介绍他和大家认识一下。我们几乎走遍了所有的部，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和同志们交谈，了解他们的情绪和需要。当天他就把司令部的领导人员请到他那里，谈起了隐蔽指挥的问题。

“我要求您最严格地监督这件事”。他对重新领导方面军通信兵部的J·M·多贝金说。

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说：我们是特别注意这件事的。

博金笑了一下。

“可是，这份电报您也注意过吧。”他从文件夹里取出一张纸念道：“‘在鲍里索夫卡重新设立的村苏维埃遭到轰炸。没有防空兵器。请派来一个高炮营和一个机枪连。’”参谋长责备地看了多贝金一眼：“不要把敌人当成糊涂虫。德军任何一个上等兵都能猜到电报作者关心的是什么样的‘村苏维埃’。”

大家都感到很窘，一言不发，因为每个人都有过这个毛病。我们对军队的隐蔽指挥训练得很差。在和平时期，常常是进行几次专业课就满足了。至于司令部演习，那是整个通报都用明语写的。每个人都这样想：“得了吧，战争中一切都会按另一个样去做。”人们忘了，做这件事是要知识和技能的。于是，现在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有的同志在报告中把人称为“铅笔”，把坦克称为“盒子”，他还真相信敌人猜不出说的是什么。

晚上七点多钟，我又到博金那里——送一份定时作战汇报给他签字。他仔细地校阅通报，称赞了起草人，并十分委婉地谈到了他不喜欢的几个地方。后来我确信：博金处理问题时，要求任何意见，哪怕是最无关紧要的意见，都不用他说两次。

一小时后，参谋长把我叫去，命令说：

“您立即起草各集团军总退却训令。”他把一份文件交给我。我很快浏览了一遍，愣住了。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命令：西南方面军自10月17日起开始向卡斯托尔纳亚、旧奥斯科尔、新奥斯科尔、瓦卢伊基、库皮扬斯克、红利曼一线退却；10月30日前退却完毕……”

这就是说，我方面军不仅要后退八十至二百公里，而且要放弃哈尔科夫、别尔哥罗德、顿涅茨克工业区。

我无法镇静下来。是什么原因迫使大本营定下这样困难的决心呢？我不会忘记，就在一个月以前，我们方面军的情况在我们看来比现在还要艰难，大本营却坚定不移地禁止把军队后撤大致相同的距离。而现在方面军首长并没有请求这样做，方面军的态势也比9月中旬稳定得多，却下了退却命令。我忍不住对博金说了自己的惊愕。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在房间里大踏步走着，沉思地说：

“您自己大概也有这样的体会：从掩体观察战斗，只能看见一个局部；一登上小高地，视野就扩大了，那时就能看见以前连想都没想过的那些景象。观察点越高，看得越远。事情就是这样。我和您都知道得不多。而在莫斯科，人们不只是看我们一个方面军。他们在那里又要看到克莱斯特突向塔甘罗格，又要看到对罗斯托夫的威胁，还要看到无数敌军已逼近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在9月份，大多数战略方向比较平静，大本营可以冒风险从其他方面军调预备队保卫第聂伯河和基辅。而现在呢，敌人已打到莫斯科接近地，打到高加索门口了，大本营不但不可能帮我们的忙，而且会要我们拨出部分兵力归它掌握。而我们的正面拉成了一个巨大的弧形，要挡住敌人是越来越困难了。假如法西斯分子再次把古德里安和克莱斯特的坦克调到我方面军后方怎么办呢？我们将不会有力量去改善态势了。这就是莫斯科现在不可能冒风险的缘故，因此要把我们的军队后撤。”

我们在大图上标了好一阵中间地区、各集团军后撤方向和地带。标完图后，博金说：

“您看，我们的战役战略态势有利多了：我们可以把大量兵力编入预备队，与各友邻方面军重新建立密切联系，可以更好地帮助在莫斯科接近地作战的军队，因为向东退却后，我们的防御地区就大大北移了……”

博金说，从明天开始，南方面军重新隶属铁木辛哥元帅。现在我们的方面军司令部将同时是整个西南方向军队的司令部。我们还要考虑友邻——南方面军的事。

到开始退却还剩约一个半昼夜。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完组织大量军队实施这种复杂机动的全部工作。我已经说过，谁认为退却是件简单的事，谁就大错特错了。如果不深思熟虑地对待这种机动，那么军队遭到的灾难，会比在组织不好的进攻中遭到的灾难更加深重。假如不严肃对待退却的组织和保障，那么后退时恰恰是最容易突然发生惊慌失措和紊乱现象的时候。因此方面军司令部和各领率机关的所有指挥员自接到退却命令后，就不再把昼夜分成白天和黑夜了。工作要求我们全力以赴。

10月15日22时，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开了会。各兵种、勤务司令员和首长，还有方面军司令部各主要部的部长出席了会议。博金将军宣读了大本营训令，简要判断了战役战略情况，他对友邻态势特别重视，提出了一些建议。

铁木辛哥元帅象往常那样简明地谈了自己的决心。他说出了方面军在严格规定的时间内应该扼守的主要中间地区。

各集团军应在10月23日凌晨到达的第一道中间地区，经别尔哥罗德、兹米耶夫、巴拉克列亚、巴尔文科沃等市。退却期间骑兵第2、5军和一个坦克旅担任方面军快速预备队。给它们也指明了退却方向和集中地域。10月18日10时以前，方面军司令部要留在哈尔科夫。尔后转移至瓦卢伊基市，并在奥博扬、丘古耶夫两地留下辅助指挥所。

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指出，我们要通过缩短战线的方法，在10月底前至少抽出六个步兵师和两个骑兵军编入预备队。此外，还在哈尔科夫匆匆组建了步兵第216师，它将成为该市守备部队的骨干。还有两个步兵师（步兵第62、253师）和两个后备骑兵团正在组建中。空降第3军将改编为步兵第87师。

我们得到所有指示后，便着手拟制军队退却计划，并使军队做好实施新机动的准备。我委托副部长们拟制军队在整个纵深移动的计划图，自己则拟制方面军退却训令。夜里十二点多钟，我打好了文书草案，交给了参谋长。到一点钟时，训令已经签署完毕，通过有线电报毫不迟延地发给了各集团军。早上，方面军机关的各个军官组分别飞到军队去了。出发前，博金把他们请去，作了详细指示，并特别要求他们注意军队指挥的隐蔽性。

我们也关切地注视着现在已编入我们方向的南方面军地带的战事。10月16日中午，那里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克莱斯特坦克集团军已强渡米乌斯河，正向罗斯托夫急进。铁木辛哥元帅要求南方面军司令员切列维琴科将军采取一切措施阻住希特勒分子，并通知他正由西南方面军调一个坦克旅归他指挥。

……我们司令部前往新地域的时间快到了。军事委员会和方面军领率机关的部分机构先转移到丘古耶夫，而其余人则马上前往瓦卢伊基。

我必须比主力纵队略早些到达丘古耶夫，以便对军队进行指挥和迎接方面军首长。10月18日清晨，我坐上自己的汽车匆匆启程，我部参谋人员萨拉库察和多罗霍夫已在车里等我。

汽车驶过哈尔科夫街道时，我十分忧郁地看着它漂亮的建筑和举世闻名的工业企业，这些企业阴沉沉的寂静无声，就象它们已经不存在了。工厂的烟囱不再冒烟，大门内一片死一般的沉静。该市党和苏维埃组织工作做得好：一切能搬动的东西都运走了。

我是第一次看见我们这个预定要放弃的大工业城市。法西斯坦克隆隆滚过哈尔科夫马路的日期我知道得很准确。这一景象大概会在10月25日发生。我想到这一点，心情极为沉重。

我很容易想象到，最高统帅在下令放弃顿巴斯以及哈尔科夫、别尔哥罗德这样的城市之前，要经受多少次犹豫，度过多少艰难的时刻。

难怪我们的总司令C·C·铁木辛哥现在也满脸愁云。他对必须放弃我国最重要的经济区感到痛苦，尽管他意识到非走这一步不可。

……我们已经驶过哈尔科夫东南郊，走上了象一条长得不见尽头的蛇似的向丘古耶夫方向蜿蜒而去的公路。满载战士和军用物资的车辆源源不断地在公路上行驶。我们的司机斯塔尔任斯基虽然技术好，但他开车也象步行那么慢。

大约是早上九点钟，我们到了丘古耶夫。我们立即想同各集团军司令部联络。但这不是简单的事。同翼侧的第6、40集团军很快就联系上了，但中央的第21、38集团军司令部，则在两个小时后才在无线电中找到。退却是在困难条件下进行的，希特勒分子用重兵实施猛攻，力图向接合部突击。但敌人的全部企图都被顺利粉碎了。

不久，军事委员会到了。C·C·铁木辛哥听完我的报告后，给各集团军下达了一系列更明确的号令。傍晚，元帅把由自己的副司令员科斯坚科将军率领的一个指挥员小组留在丘古耶夫后，就飞往设在瓦卢伊基的基本指挥所去了。我们随同他出发。

新指挥所已经完全展开。通信联络多少要正常一些。铁木辛哥元帅几乎没有离开过机关，一直同各集团军司令员通话。他确信西南方面军各集团军的退却没有发生特别的麻烦后，特别留心地注视着我们南面友邻的行动。元帅不时把南方面军司令员切列维琴科上将和与他协同的独立第56集团军司令员列梅佐夫中将叫到电报机前通话。切列维琴科报告，第12、18集团军严格按照计划退却，没有发生什么麻烦。方面军南翼的情形要坏一些。10月17日，克莱斯特军队在第9集团军地带突进，攻占了塔甘罗格。步兵第136师从第18集团军仓卒调到了这里。

铁木辛哥元帅提醒方面军司令员，塔甘罗格一丢，敌人就有前出我军后方的危险。为了防止这一情况发生，他命令立即用反坦克兵器加强第9集团军战斗编成，组织该集团军与防守罗斯托夫的独立第56集团军的协同动作。元帅答应再从西南方面军调一个坦克旅去支援第9集团军。

敌人不可遏止地冲向罗斯托夫。铁木辛哥元帅要我们详细报告防守该市的兵力。我们迅速收集了这些资料。独立第56集团军是刚刚由北高加索军区的军队组建起来的。到10月17日前，它的两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在第9集团军后方，即罗斯托夫以西二十五公里处的居民地格涅拉利斯科耶、锡尼亚夫卡一线占领了防御地区。

编入罗斯托夫市守备部队的有罗斯托夫炮兵学校、军区党政工作人员训练班、政治学校、骑兵第230团、摩托化步兵第33团、罗斯托夫共产党人团和民兵团，共有六千三百九十二人。在市区外，归集团军司令员指挥的还有骑兵第64师、装甲列车营、塞瓦斯托波尔海军学校和亚速海区舰队的一个舰艇中队。没有坦克。

一旦克莱斯特坦克集团军突向罗斯托夫，要挡住它靠这点兵力是明显不够的。况且城市防御的准备工作也做得极为缓慢。由于缺乏劳动力，工事构筑受到了拖延。

大本营很清楚罗斯托夫方向防御的弱点。按照它的号令，从克拉斯诺达尔调了三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和两个军校的支队去加强G·H·列梅佐夫中将的集团军。根据大本营的坚决要求，10月底在罗斯托夫接近地和市内加紧进行了防御作业，当地居民广泛参加了这些作业。

……如果说在南线敌人暂时握有主动权，而我们只能抱着稳定态势的希望的话，那么在西南战线，我们在10月下半月已有可能切实控制和左右战事进程了。10月20晚，就连不能容忍盲目乐观和自我安慰的铁木辛哥元帅也很满意地听取了博金的报告。军队不顾敌人的拼命阻截，正严格按计划退却。博金强调指出，现在法西斯统帅部的企图已经清楚了，就是在三个方向，即：苏梅至别尔哥罗德、博戈杜霍夫至哈尔科夫、洛佐瓦亚至巴尔文科沃，分割西南方面军。可是它的全部计划正遭到我军各兵团的顽强打击。

退却进行得不平衡。右翼第40集团军留在其余军队以西几十公里。这是有意做的，因为友邻布良斯克方面军左翼兵团落后了。所以大本营要求我们延缓第40集团军的退却，直到布良斯克方面军左翼兵团退却到与它取齐为止。于是，第40集团军便停下固守这一地区。

铁木辛哥元帅只对一点不满意，就是军队的退却太一线式了：方面军的多数集团军都把兵力兵器编成一个梯队，没有在主要方向收缩兵力兵器，也没有拨出强大的预备队。他仔细看着地图，问：

“戈尔多夫为什么把他所有的师沿正面撒开？马上给我接通他的电话。”

几分钟后，他已经对话筒说话了：

“您好，戈尔多夫同志！我得到一个印象，就是您的那些师分散了……这不但防碍对它们的指挥，而且必定使集团军陷于被动。而我们应该努力在退却时也给敌人造成最大限度的损失。”

“总司令同志，”戈尔多夫辩解说，“敌人老是想迂回我们的师，楔入它们的接合部，所以我们就只好到处都放点兵。”

“可是您没有想到，把军队摆在一条线上，这等于在玻璃隔板后躲飞石。要知道敌人在任何一点都很容易扯断这条线，到你们后方去走走。而你们却没有足够的预备队去阻止它这样做。假如你们不分散自己的兵力，而建立一些强大的突击集团，那情况就会完全两样了。那时只要敌人企图楔入你们军队的配置，你们就可以把它结结实实地揍一顿。”

我应该指出，铁木辛哥元帅一直关心建立足够庞大的方面军预备队，力图将它们配置在敌人可能突击的地方。这样做，不仅可以及时击退敌人的冲击，而且可以保存我军兵力。各师和各军编入预备队后，可以补充人员、武器装备，并稍事休整，以便带着新锐兵力重新进入交战。

“我请求准许我集团军不在中间地区坚守。”集团军司令员说。“那样我们就能赢得时间，摆脱敌人，以便在下一道地区更好地组织防御。”

“不行，”总司令回答，“中间地区是一定要守住的。否则你们就让波德拉斯集团军受到威胁了。这个集团军现在不得不等候布良斯克方面军退却。”

我听到这次谈话时，情不自禁地把我们现在的处境同夏季的战事进行了比较。

法西斯统帅部竭尽全力，企图以它惯用的钳形攻势战术来割裂我退却军队正面，将其截断和一点一点消耗。可是，敌人在战争头几周有时还可以做到的事，现在做不到了。痛苦的教训已有结果。我们获得了经验。我军几乎全部兵团的核心现在都由富有作战经验的指战员组成。各级，首先是战役一级指挥人员的军人技能已明显提高。我军首长已能更好地机动预备队。虽然军队物质保障的条件更差了，但党和政府最有效地利用全部资源来保持军队的战斗力。

我绝不是想让读者相信我军的退却是进行得非常顺利的。要知道这是多么庞大的兵力，在多么广阔的空间，顶着法西斯匪军毫不松懈的压力在移动呀！我们在1941年10月能够看到的一切情景，甚至已不能同我们在我军由边界退到第聂伯河时目睹的情景相提并论了。那时，我们所作的只是援救被合围的团和师，千方百计地从一次又一次夹击中渗透出来。现在再没有这种现象了。各集团军退却时保持着密切的协同。如果其中一个集团军处境困难，那么友邻就会放慢自己的退却速度，去支援它。有时法西斯分子也能突入某些方向，但他们很快就会在那里送命。

10月21日曾出现这种情况。第38集团军报告，两个法西斯重兵集团力图从两面迂回哈尔科夫，而从我后卫中间穿插过去，夺占了掩护哈尔科夫接近地的杰尔卡奇、梅列法两市。总司令立即把方面军航空兵相当大的兵力调到这里，并命令集团军司令员将敌人赶出被夺占的居民地。第28集团军执行了命令。它用坚决的冲击肃清了两市的敌人。盘踞砖石建筑物的希特勒分子，则被喷火器烧得一干二净。这就冷却了法西斯分子的热情，他们再也不敢来夺受到夹击的哈尔科夫了。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又一次确信，遵守苏沃洛夫关于每个军人都应该懂得自己的机动这条法则是多么重要。不知是由于匆忙呢，还是由于要保密，一些分队不仅未对战士，而且未对指挥员讲清当前退却的意义。某些人还有那样的看法：既然我们后退，那就是说敌人已打到我们后方了。所以要把最活跃的人留在离本师相当远的地方。

军事委员会马上讨论了这个问题。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旅政委级加拉杰夫承认，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未向人们解释当前机动的实质，是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军事委员会向军队发出了相应的训令。专门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小组从方面军机关分头去各地区。这些小组不仅要帮助组织解释工作，而且要采取一些实际措施整顿好退却——在军队行进路线上集中用以清除堵塞的牵引车和拖拉机，组织调整勤务，请当地居民帮助修路。

各部队党组织热烈响应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号召。在分队中组织战士进行了座谈。因此，军队中进一步提高了组织性和纪律性。

到10月22日前，西南方面军各兵团已陆续集中在谢伊姆河、北顿涅茨河发源地、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斯拉维扬斯克一线中间地区。

我们都为哈尔科夫担心。因为总共只派出一个步兵师和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个旅来防守这样大的城市。可是战事发展表明了总司令决心的英明。他认为，法西斯分子在企图迂回城市时遭到了反击，这以后他们将会被迫实施正面冲击。这样的冲击用兵力较小的守备部队就能击退，只要他们利用在城市接近地和市内构筑的防御工事就可。

我军刚在新地区立住脚，许多正面地段又发生了激烈战斗。铁木辛哥元帅力图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打算把各集团军继续撤到下一道中间地区。可是方面军首长的代表们报告，别尔哥罗德和哈尔科夫以东的所有道路都已挤满了后勤部队和机关。由于正值秋季泥泞季节，汽车走得比乌龟还慢。总司令只好命令在10月25日前扼守所占领地区。同时，方面军司令部和各集团军司令部应尽一切力量使滞留在路上的纵队向前移动。决定尽可能用从集体农庄和机关征用的畜力运输工具代替汽车，而将腾出来的载重汽车集中到后方，组建一些预备汽车营。

铁木辛哥元帅确信清理道路的工作正在全速进行以后，便于10月23日吩咐拟制给各集团军的训令，要求组织向大本营指定的卡斯托尔诺耶、旧奥斯科尔、红利曼新防御地区退却。13时，我把训令草案送去给总司令。他签了字，只改了一处：开始退却的时间不是10月25日夜间，而是提前一昼夜。“用不着叫军队受多余的损失。”他解释了修改的原因。

根据元帅的企图，军队应在11月2日以前在新地区集中完毕。

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仔细看着地图，说：

“现在哈尔科夫的战斗在哪里进行？是在市郊，还是已在市内？我很担心。我提醒过齐加诺夫，他不能早于指定期限，也不能在破坏军事上很重要的所有目标之前，撤出哈尔科夫。方面军司令部要注意观察，使这一指示能得到准确贯彻。”

当我去向博金报告总司令的新指示时，加拉杰夫已在他那里了。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正带着他所特有的热烈情绪说：

“不，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应该立刻把问题提到军事委员会。”

“来得及，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博金敷衍道。“现在还没到论功行赏的时候。再说，我们的人也不是为了勋章打仗的。”

加拉杰夫灵活的深棕色眼睛闪过了懊恼的神色。

“你也总是那一套话：现在没时间弄这些小事，要尽快清除掉路上的堵塞，要把军队从敌人突击下撤出来……可是，谁来清除堵塞？谁不惜生命来挡住敌人？是人，是我们优秀的指战员。而我们，却放过为他们记功、给人们增添新的力量的机会。”

“这些我都明白……”

“如果你明白，那为什么不想支持我？你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况？战争已经打了快四个月了，我们的人打得很英勇。至于有时情况对我们不利，我们不得不退却，这不是他们的过错。我同意暂时可不急于奖励高级指挥人员，但对战士和战术一级的指挥员非奖励不可。让他们看见，人民、首长知道和珍视他们的战功。而现在这件事做得不好。你知道我们方面军自我们打仗以来奖励了多少人吗？总共三百九十九人！而表现出色的人有几千、几万！所以我坚持在军事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说不定还应向政府建议授权司令员代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战功卓著者勋章和奖章哩……”

“那好吧，”博金屈服了，“今天我就同总司令谈这件事，我想他会支持我们的。”

“这就是了！”加拉杰夫满脸笑容，向我们默默点点头，离开了办公室。

“真是个倔强的人！”博金说。“他要是开始做一件事，那就一定要做成才罢休。”

我向参谋长报告了铁木辛哥元帅的指示和我对执行这些指示的建议。我们商定当天就派我们司令部的几个军官去哈尔科夫，就地帮助该市守备部队首长。

我们的同志乘飞机到了哈尔科夫。城市已被浓烟所笼罩——敌人正残酷地轰炸和射击街区。卫戍司令员A·A·马尔沙尔科夫将军说，各部队虽然大多数是由没有经验和只装备步枪和手榴弹的战士编成的，但打得很顽强。运输工具不足，弹药只好用电车前送到阵地。哈尔科夫人给军队提供了难以估量的帮助。他们组建了一个民兵团，有一千多人。想当民兵的人比这多好多倍，但武器不够。

人数不多的守备部队目前正顺利阻击德军三个师的猛攻。敌人在这里有三十多辆坦克，而城市保卫者们可用来对付它们的只有十四辆陈旧的轻型坦克——拖拉机厂的工人们把它们从送往熔铁炉的路上截下，凭着双手修复了这些被当作废钢铁的坦克。

昨天，一群法西斯分子冲入市内。我军战士进行了迅猛反冲击，迫其溃逃。许多希特勒分子在城里走过去了，但他们不是充当胜利者，而是充当了俘虏的角色。

我们派出的人对将军说，按照方面军首长的训令，哈尔科夫保卫者应在10月24日夜间才撤离该市，他坚决地保证：

“我们会坚持住，一定坚持住！”

方面军代表发现，该市卫戍司令部和第38集团军首长的行动有时不够协调。例如，步兵第216师同时从卫戍司令部和集团军司令部收到命令。双重隶属关系造成了混乱。比如今天，步兵第216师就因此把敌人放到了斯维尔德洛夫大街。师长预备队中有一个步兵营，他把这个营投入反冲击，但没有成功。现在师长请求准许将部队撤过洛潘河。照马尔沙尔科夫的看法，这样做是不应该的。

我们的代表到了集团军司令员那里。第38集团军现在由齐加诺夫少将指挥，他是由费克连科将军手里接过这个集团军的。我记得当时曾有人感到奇怪：为什么C·C·铁木辛哥要提拔齐加诺夫担任这个掩护最主要方向的集团军的司令员。因为这位将军以前从未指挥过大兵团。在1935—1937年间，他当过坦波夫步兵学校的副校长，然后在军事经济学院工作。1941年7月，他从那里调到前线，由西南方向总司令任用。首长仍根据他的经历进行使用：任命他为西南方向司令部分管后勤的副参谋长。可是铁木辛哥元帅很快就发现这位经济管理人员具有高级指挥员的天赋，当出现机会时，便大胆提拔他指挥集团军。总司令没有错。齐加诺夫已成为优秀集团军司令员。

将军保证，他将竭尽全力执行命令。他承认确实应该同该市卫戍司令部更密切协同，并答应在这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

“我们正在改善态势。步兵第216师师长昨天夜间不但未经许可就放弃了洛潘河以西的所有街区，而且最使我不快的是他竟率司令部撤出了哈尔科夫。该师向河对岸退却时，法西斯分子未受损伤地夺取了一座桥梁……不错，我军各部队未让敌人利用桥梁闯到东岸，可是情况还是紧张的。我已派旅级日马琴科到那里去了。这位铁人不接到命令是不会退出哈尔科夫的。”

方面军代表对集团军司令员说，总司令特别提醒他，军事上重要的目标一个也不能完整地落到法西斯分子手里。将军苦恼地摊了摊手：

“已经有一个目标完整地落到他们手里了，但其余的都已经炸掉。我们还希望能破坏被德国人夺占的那座桥：现在相当一部分炮兵正向它集中射击，还调去了强击机，派出了爆破手组成的破坏组。”

我们的代表同集团军司令员的交谈不断被电话铃声所打断。齐加诺夫将军拿起电话筒，耐心听完对方的话，作一些指示，没有提高嗓门。他和步兵第216师师长通电话时也用平静的语调，问他为什么不经允许就把部队撤到新地区。师长试图说服集团军司令员，假如他不这样做的话，这个师已经被分割，并且断送了。

“我赞赏机断行事的指挥员，”齐加诺夫用有点发闷的男中音平静地回答，“也可能您撤出这个师是对的。这点以后我们再去研究。可是一个事实是，您和自己的司令部一起离开了哈尔科夫，并且好象已经靠近了集团军司令部，而扔下各团不管……是的，是的，就是扔下不管……您自己也曾向我抱怨通信工具奇缺，难道在那种情况下再脱离部队是有利的吗？问题就在这里，”集团军司令员的声音带着父亲般的责备意味，“这点是不可能原谅您的。我不想使您委屈，不过，假如我自己也这样做的话，那么我认为指责我胆怯是公正的。您可以看出来，我不可能在发生这件事后还把您留在这个师。总之，您马上把指挥权交给旅级日马琴科，到我这儿来。”

我一边听同志们说这些情况，一边思索着。看来，齐加诺夫的特点是要求严，不仅善于用授予他的权力，而且善于用极为充分的逻辑使人们服从自己。

集团军司令员齐加诺夫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他的兵团为保卫哈尔科夫顽强作战。在五天的激烈巷战中，进攻的法西斯师损失了一半人员。（笔锋犀利的记者恰当地给这些战斗起了个外号，叫“哈尔科夫放血战”。）哈尔科夫守备部队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们阻住了敌人优势兵力，阻挡的时间正好是首长企图所要求的时间。

当我在10月26日晚上向元帅报告齐加诺夫将军的汇报后，他满意地点点头。

“我们到底还是让赖谢瑙①这只狡猾的狐狸望尘莫及：不但没让他对我哈尔科夫军队设下陷阱，而且在他硬闯到哈尔科夫筑垒时，打得他鼻青眼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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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冯·赖谢瑙将军是德军第6集团军司令，该集团军所属各师在哈尔科夫方向进攻。

总司令伏身看地图。

“好，现在我们开始按同样严格的顺序把军队撤到新地区去。整个司令部都应注意准确执行计划。这首先和您有关，巴格拉米扬同志。”

……分管各集团军并直接监督其行动的方向参谋们整夜都在详细了解军队开始向新地区退却的情况。一切都很顺利：法西斯侦察错过了机会，当法西斯各师拂晓恢复冲击时，我各集团军主力已经在敌炮兵射程之外。法西斯统帅部已经没有实施迂回机动的任何希望。各集团军的行进越来越有计划性，越来越平安了。大家感到，在前一个地区对法西斯分子进行的猛烈反击，明显挫折了他们的进攻锐气。

10月27日清晨，当我确信全部方面军预备队都已集中在预定地域后（骑兵第2军集中于科罗恰市，骑兵第5军集中于沃尔昌斯克附近，步兵第253师集中于斯瓦托沃附近），便走出我呆了一整夜的通信枢纽。在司令部院子里，我碰见一些衣衫褴褛、很久没有刮脸的人。可能是游击队员吧——他们常顺路到我们这里来看看。这些人看来很面熟。我仔细一看，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马日林！阿列克谢耶夫！”

“正是在下。”

“你们从哪里来？”

“直接从地狱来。”马日林笑着说。

在敌后刚走完远路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第4师师长讲述了他的兵团所遭的厄运——读者已经知道，这个兵团是最后离开基辅的。A·A·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则给我说了在卢布内地域挡住克莱斯特各师去路的这个支队的遭遇。

9月10日，原步兵第6军军长阿列克谢耶夫从医院里回到自己的司令部。可是他的职位被占了，他的军已由A·A·洛帕京少将指挥。阿列克谢耶夫赶紧去找集团军司令员科斯坚科。司令员命令他火速组建一个独立支队，辖第94边防总队、内务人民委员部第6团和一个步兵团。在卢布内市地域沿苏拉河占领防御。将军估计敌人只会有一些兵力薄弱的选遣部队突到这里来，所以他决定首先发起冲击。谁知在他这个小小的支队面前，却出现了克莱斯特坦克集团军的重兵。敌人当然击退了冲击，接着就出动坦克。而阿列克谢耶夫支队却连一门反坦克炮都没有。但支队没有后退，指战员们猛烈搏斗。法西斯分子合围了他们。大家一直打到没有弹药，9月底，进行了最后一次突围。幸存者不多，但终于跳出了陷阱。

“现在我们等着决定我们的命运。”马日林说。

“但愿早日派我们回部队。”阿列克谢耶夫叹了口气。

我祝他们成功后，就去休息。最近十天来我第一次可以睡个安稳觉了。我立即感到自己神清气爽。战线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平静：所有集团军都报告平安无事。我们司令部也象忙碌完一天的蜂房一样，不知怎的一下子沉静下来了。参谋人员和军队通话时较少扯脖子喊了；拼命跑的联络员也难得见到了。

这样的情况是那样的反常，以致引起了人们的不安。而当我们无所不在的侦察兵卡明斯基上校说第21、38集团军已两天“失掉”了敌人，即两天未与敌人进行战斗接触时，不安又为奇怪所代替了。这证明我方面军行进速度大大超过了敌人。

我们应不应该利用这一情况呢？要知道，我方面军之所以退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法西斯各集团军向莫斯科方向和罗斯托夫方向突进，并由此出现了它们迂回我翼侧的威胁（就象在基辅以东时一样）。但现在我们从莫斯科得到的情报说，德军向首都的总攻正在趋于衰竭，敌人实际上已在距莫斯科一百公里处停止不前。罗斯托夫附近的态势也逐渐稳定了。因此，我们可以在大本营指定的地区以西相当远处设防固守了。这样将能改善军队总的战役战略态势。其中，我们可以利用卡斯托尔诺耶－利西昌斯克重要铁路干线，在西南方面军和南方面军之间广泛机动兵力。

我仔细思索过自己的这些结论后，便告诉了参谋长。他微笑着瞟了我一眼。

“您知道吗，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能争取到一点喘息机会，那我们就要利用这个机会在现在到达的地区进行巩固。”他走到地图前，用铅笔在上面划了一下：“大致在这儿……我们占领这一地区，构筑工事，以便长期坚守。您为军事委员会起草一个备要报告，要用相应的战役战术计算加以充实。”

在扎赫瓦塔耶夫上校和部里另两名参谋的帮助下，我当天就做完了这项工作。博金带着拟好的文书匆匆去见总司令。

他回来时已是夜里十一点多了，对我说：

“用不着去说服元帅：他自己已打算和大本营谈这件事。一得到莫斯科同意，我们就马上下达命令。要立刻研究好给各集团军的指示。”

我们的谈话被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方面军通信主任报告，A·M·华西列夫斯基中将请总司令去接直通电报。华西列夫斯基那时是副总参谋长。谈话看来是很重要的，可是总司令不能去电报室：他发高烧躺在自己停在车站的专车里。博金和我急忙走到直通电报机旁。

参谋长对报务员口授电文：

“博金少将在接电报。”

“您好，博金同志。”纸条上打出了字。“莫斯科迫切需要骑兵援助。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请问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它能否把辖骑兵第5、9师的骑兵第2军调到莫斯科附近。请马上就此问题征询军事委员会的意见，并转告我，以便向大本营报告。我由大本营发报。在此等候答复。”

“你告诉他，”博金匆忙对我说，“请他等十五分钟左右。我想回答将会是肯定的。但由于没有空车皮，调遣可能会遇到困难。”

他自己急忙去找总司令。

“好，谢谢你们。”马上发来了回答。“空车皮由我们解决。

请告元帅得了什么病：你们说他病了。”

我回答，元帅发高烧，至于什么病，我也不知道。

参谋长去车站和从车站回来，大约用了半小时。博金一走进电报室，就马上口授：

“是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吗？”当他得到肯定回答后，便继续说：“华西列夫斯基同志，我报告了元帅，并得到以下答复：‘骑兵第2军已连续作战十七天，需要补充战斗人员。’根据这一总情况，总司令认为不能将该军转归你们调遣。完了。”

华西列夫斯基说他去向斯大林报告总司令的答复，接着又问起铁木辛哥得的什么病。博金回答，他得的是咽颊炎，医生严禁他外出。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电报机又响起来了。华西列夫斯基问博金是否在场。得知他就在电报机旁后，便发来以下电文：

“请立即向元帅同志报告斯大林同志的以下便函：‘望转告元帅同志，我恳请他同意大本营关于调骑兵第2军归它调遣的建议。我知道，从西南方面军利益的角度看，这将是一个很大的牺牲，但我请他作出这一牺牲。’”

博金很快看了看表。时针已指到夜间零点一刻了。

“全明白了，”他口授电文，“我亲自去报告。将不会拖延答复。”

博金在回答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答复时，说不少于一小时，但他将努力通过电话把总司令的答复转告通信枢纽，缩短二十五分钟左右。

华西列夫斯基说斯大林正等着答复，建议博金用电话同总司令交谈。参谋长犹豫了一会：他不想依靠市内线路，但这一次却挥了挥手说：

“好。我马上就去打电话。”

大约过了十分钟，他向报务员口授道：

“谨报告元帅的答复：‘我不是舍不得为了整体利益交出骑兵第2军。但我认为有责任提醒一下：它所处的状况是需要进行两个星期的补充，在这种情形下把它调走，即削弱西南方面军，也不会给莫斯科附近带去好处。如果需要我说到的那种状况的骑兵第2军，那么，只要发来列车，我就会把它调去。’”

我明白总司令还抱着一线希望：大本营得知这个军的状况后会不调它。

华西列夫斯基说，他报告斯大林后将再次请博金通话。于是我们又苦等了将近半小时。终于电报机又响了。

“请接收并报告斯大林同志的答复。”华西列夫斯基发来的电文说。“‘铁木辛哥同志！列车将发去。请下令该军装载。

该军将在莫斯科得到补充。’”

以后我们信服了：这是一个英明的决心。别洛夫军对粉碎从南面扑向莫斯科的古德里安各师，起了重要作用。

不过，我这样详细地叙述这一段情节，不单单是为了让大家重温这一尽人皆知的事实。由于我知道斯大林拥有巨大的权力和真正不可动摇的权威，所以我对他的领导方法感到惊奇。他本来可以简单地下令“给一个军”，就完事了。可是斯大林却很有分寸、很耐心地等待执行者自己得出必须采取这一步骤的结论。我自己后来经常以方面军司令员的身份同最高统帅通话，我深信他是善于倾听部属意见的。如果执行者坚持自己的意见，并且为论证自己的观点提出有分量的论据的话，那么斯大林几乎总是让步的。

总司令得知别洛夫军还是要开赴谢尔普霍夫地域后，便让博金请华西列夫斯基向大本营报告军事委员会关于停止撤退我各集团军的意见。

10月28日早晨有了答复。大本营批准了西南方面军首长的建议。中午十二点，铁木辛哥签署了我们提前拟好的训令。训令通知，方面军停止退却，在季姆市、巴拉克列伊卡市、伊久姆市一线，继而沿北顿涅茨河到扬波尔市，转入坚守防御。给每个集团军都指定了防御地带。

在方面军于该训令临签发前停下来的那一线与新防御地区之间，有一个相当宽阔的地带。铁木辛哥决定不把这块地方留给敌人，而把它作为前地使用，在前地掩护下，准备在基本防御地区实施防御。

于是，在我们方面军的生涯中就出现了新的转折。法西斯最高当局不得不苦恼地承认，德军延期一个半月对莫斯科实施总攻，实际上并没有达到目的。方面军的战役战略态势更加稳定，再度转入了积极的战斗行动。它的猛烈突击向敌人表明，重建的西南方面军同以前一样，仍然是一支威胁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