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显然夸大了战果，报称：整个湖南战役期间，日军对第九战区48个师作战，其中，歼灭25个师，击溃23个师。其实是莫大的谎言。如被列入歼灭的师的名单中就有长沙守军第4军的3个师，而实际上长沙守军大部分逃出了长沙；再如标明第72军被全歼，而实际上第72军自湘战开战以来一直都在萍乡、澧陵一带与日军反复激战至8月，以后一直在渌水隔岸与日军对峙，并于1944年年底转入武功山江西方面作战，仍有较强的战斗力，其3个师都不存在被全歼的状况。而62军被注明其151师被歼，第157师被击溃，实际上第151师并无被歼记录，第157师虽然曾被包围，但后来又成功地突破重围。只能说这25个师中大多数不能作为有效的战斗部队来使用，其余的23个师损失惨重，急需补充整顿。

就实际情况而言，自5月27日开始至9月6日结束的湖南战役来看，第九战区所有部队战力消耗过半，全部防线皆被攻破，日军沿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前进的通道已经全部打开，日本国内在兴奋地翘盼着这个战场。洪桥会战之后，日军对湖南境内的作战已经完全胜利，日本陆军坚持着攻下了衡阳，度过了难关，一号作战计划又可得以顺利打下去了。

“一号作战的辉煌战果，可以说使当时陷于凄惨不利战局中的日本，微微见到一线光明！”日军高层不胜感叹。

日军从湘北打到湘南、湘桂边境，足足打了100天，其中衡阳攻城战就打了48天。下一步，日军就要进入广西了。他们计划占领桂林、柳州，与联结南亚的越南的日军连通一气。

湖南陷于日军铁蹄之下的灾难日子就这样开始了，而紧接着的就轮到了广西。

1944年的衡阳，具有非常特别的军事价值，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价值和由之产生的巨大的国际影响。这不仅仅是蒋介石先生的看法，美国也将之作为一个探点。

8月10日，就在衡阳失陷的第2天，美国总统罗斯福给蒋介石的电报通知他的私人代表赫尔利即将来华，同时派美国战时生产局局长纳尔逊为协助，电文最后，总统先生毫不客气地加上一句：“中国战局形势危急，关于史迪威的事需要立即行动，否则，将为时太晚。”

蒋介石原来指望衡阳坚守可以增加他对美交涉的地位与筹码。但是，现在衡阳失守了，情况正在走向反面，罗斯福又一次向他摊牌逼他就范，对他在上封信中提出的任命史迪威的条件详装不知，不理不睬，也不答复。这使蒋的自尊心受到特别的挫伤。他提出的条件是在史迪威担任新职之前，必须遵守3个条件：首先，中共不得处于史迪威的权力之下，一直要到中共同意服从“中国政府的行政和军事命令”时才能这样办；第二，应当明确规定史迪威的职责、权力、名义和对大元帅，即蒋的关系；第三，租借法案的军事物资的分配和处理，应根据租借法案精神，完全处于中国政府和总司令权力之下。同时，授权给美陆军中某些官员以监督这些物资供应的处理。

8月10日这一天，蒋介石悲愤之情难以抑制，他称这一天为永难忘记的一天；称1944年是一生中“最为险恶的一年”。这一天，他记下了颇为独特的一篇日记：“如余健在一天，则国家必有一日之前途，共匪虽有国际之背景与阴狠之奸谋，彼亦必有终无出路之一日，不可过于忧虑，只须忍辱待机，若至不得已时，惟有以快刀斩乱麻处之。否则，余若一经悲观忧世，甚至存一死报国之念，则国家人民必沦胥以亡，徒使共匪与敌寇之阴谋得逞已耳。能不自勉乎！何况今日处境虽恶劣万分，而较之15年到30年间之情势，犹胜多矣，惟在我能自求、自反、自主、自强耳！”

而就在此时，由于战事吃紧，国际上，特别是美国朝野对中国国民政府的批评越来越多，中国抗战的历史作用也越来越明显，而蒋介石及其政府的威望却越来越低，期待得到的和实际得到的正好以反比相斥。他感受到了一生中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失落与冲击。他感觉着中国社会危机，国民政府的危机正在这一时期积聚着形成痈肿的疽疮，正在迅速腐败变质溃破……抗战已大大地推进了中国社会改革的进程，国际社会是在以一个能够进行现代战争的现代国家体制的标准在观察中国，要求中国。西方现代化思潮比任何时期都更有力地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次方方面面，要求变革的历史命题伴随着轰轰隆隆的炮声、救亡图存的呼喊声一齐涌来，世界意识很自然地反映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变革中。

蒋介石不相信他作为一个在辛亥风云中参与变革的革命者，在今天会成为阻拦这种变革进程的人物。他要对20世纪的进程负责，他维护着辛亥以来组建国家体系的伦理观念。因此，他不能眼见向他的政权挑战，向他和一代国民党人的挑战。他看不到也不愿看到也不愿相信代表着中国社会最新发展的要求，代表其除旧布新的历史革命的方向，就在他认为异端的挑战方的中国共产党那一边。而在他的身边，周围涌集着的各种冠盖如云的人们，正在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阻挠者。这些人组成的集团靠着他，他也靠着这些人这个集团。这个集团的背后是依附着整个社会官僚集团和政治、经济的支支脉脉，各个派系，千丝万缕，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

蒋介石常常叹息于中共组织之严密及其效率，他惊讶地看到中共对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见解，中共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是和、工业的市场，是军队的基础，是现阶段民主政治的主要基础。他用朱笔在下面划上粗粗的墨线，中共政策在发生重大转变，在争取中间层的知识分子，主张保持私有财产和允许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点共产党就是跟国民党学的。如此地克己奋进，殚精竭虑，怎能不被蒋视为肘腋大患？

蒋先生在愁闷绝望之际，心里的无名火总是撒向中共，什么好事中共都赶到了前面。但中共只是埋着头做自己的事，并非是共产党让日本人发动一号作战的，也并非是共产党让罗斯福发那些使他“蒙受侮辱”的电报。但作为日记，作为他心底的夙敌缩恨，他自我解脱的方式还是把这股怒火记到了共产党的头上。从日记上看，他之所以要坚持下去，不悲观忧世，一死了之，就在于不能共产党和日本人得逞。否则，“国家人民必沦胥以亡”。这种奇怪的逻辑和思维，竟能使他振作起来，从而“惟在我自求、自反、自主、自强耳！”

8月中旬，美官方发表公告：宣布截止1944年6月30日，租界法案供应状况是：运往中国的物资总价值1。5亿美元；运往中国以外的其他各国的物资总价值为282。7亿美元；英国获得物资总价值为193亿美元。这是一个真实的公布，喊上天的“美援”中国仅获得总数的0。5%，中国作为亚洲抗击法西斯轴心国的主要战场，拿到的“美援”不到英国的1/120。中国打了7年，而英国只打了4年，这都是蒋介石憋闷在心中愤懑。

也就恰在此时，罗斯福的第4次敦促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的电文到了。蒋介石只能准备暂且接受下来，他打算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

“罗斯福总统来电迫交史迪威以指挥权，殊难忍受，惟考虑结果，对美外交方针，不能不用逆来顺受之道，故决定极端容忍，接受其有限度之要求，如运用得当，对俄对共或有转变环境之可能，乃不特不宜固拒，而且加以信任期待形势之好转，此一政策之觉得，乃为国家存亡成败之所系，自信其能因祸得福转败为胜也，盖以余自反，对美对俄毫无欠缺与愧疚之心也”。

此时，孔祥熙在美国亦来电劝蒋同意史迪威担任统帅中国陆军之总司令。

但尽管方先觉最终功败垂成，衡阳没有坚持住最后五分钟，等到援军的到来，没能挡住日军的一号作战的步伐。蒋介石还是第10军、对方先觉心存感激，毕竟他们为蒋争取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大大地挫败了日军的骄横气焰。当得知方先觉等军官被日军囚禁时，便指示戴笠的军统组织迅速全力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