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遥指“中突”

1949年2月9日，华东野战军正式改称第三野战军。

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后，陈毅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为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为第一副政治委员，张震为参谋长，唐亮为政治部主任，后勤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刘瑞龙。辖七、八、九、十共四个兵团和一个特种兵纵队。

第七兵团由王建安任司令员，谭启龙任政治委员，姬鹏飞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迎希任参谋长。辖第二十一军(下辖第六十一、第六十二、第六十三师)，滕海清任军长，康志强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二军(下辖第六十四、第六十五、第六十六师)，孙继先任军长，丁秋生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三军(下辖第六十七、第六十八、第六十九师)，陶勇任军长，卢胜任政治委员；第三十五军(下辖第一○三、第一○四、第一○五师)，吴化文任军长，何克希任政治委员。

第八兵团由陈士榘任司令员，袁仲贤任政治委员，江渭清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何以祥任参谋长。辖第二十四军(下辖第七十、第七十一、第七十二师)，王必成任军长，廖海光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五军(下辖第七十三、第七十四、第七十五师)，成钧任军长，黄火星任政治委员；第二十六军(下辖第七十六、第七十七、第七十八师)，张仁初任军长，王一平任政治委员；第三十四军(下辖第一OO、第一O一、第一O二师)，何基沣任军长，赵启民任政治委员。

第九兵团由宋时轮任司令员，郭化若任政治委员，覃健任参谋长，谢有法任政治部主任。辖第二十军(下辖第五十八、第五十九、第六十师)，刘飞任军长，陈时夫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七军(下辖第七十九、第八十、第八十一师)，聂凤智任军长，刘浩天任政治委员；第三十军(下辖第八十八、第八十九、第九十师)，谢振华任军长，李干辉任政治委员；第三十三军(下辖第九十七、第九十八、第九十九师)，张克侠任军长，韩念龙任政治委员。

第十兵团由叶飞任司令员，韦国清任政治委员，陈庆先任参谋长，刘培善任政治部主任。辖第二十八军(下辖第八十二、第八十三、第八十四师)，朱绍清任军长，陈美藻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九军(下辖第八十五、第八十六、第八十七师)，胡炳云任军长，张藩任政治委员；第三十一军(下辖第九十一、第九十二、第九十三师)，周志坚任军长，陈华堂任政治委员。

特种兵纵队番号不变，陈锐霆任司令员，张凯任政治委员。

以胶东军区武装编为第三十二军(下辖第九十四、第九十五师)，谭希林任军长，彭林任政治委员，暂归华东军区指挥(后于1950年2月调归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指挥)。两广纵队拨归第四野战军建制，曾生任司令员，雷经天任政治委员。这时华东军区约42万人，第三野战军约58万余人。

担负渡江任务的第三野战军先在原地学习毛泽东发表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进行一个月的政治练兵，尔后南下江边。从皖北到苏北东海之滨，到处都是渡江部队在召开渡江南征的决心大会，表彰英雄模范大会，行军比赛大会，地方政府召开欢迎解放军南征大会，给解放军敬酒献旗。特别感人的是南征大会上，各部队选出代表，站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像前，紧握战旗，庄严地举手宣誓。开过决心大会，各部即陆续开赴江边，展开大练兵。2月11日，中央军委批准总前委渡江战役的初步部署和部队训练计划，并认为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所在。所以，淮海战役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职责。

3月22日上午，蚌埠以南的孙家圩子，太阳刚刚露出笑脸，村子的上空笼罩着一层透明的水雾，像是把小村罩在玻璃罩中。很快，水雾消散了，村子里的农民一个个都惊呆了。原来，村子四周都是兵。不仅有兵，而且几十辆吉普车停在打谷场上和路边。村民们怎么也想不通，一夜之间，这些天兵天将是怎么来的？他们好奇的是，这些当兵的腰间都挎着手枪，年龄越大，手枪越小。事后，他们才知道，这是解放军渡江战役总前委在这里召开兵团以上高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是高级干部和随身带着的警卫人员，所以都是挎着手枪。

会议在小祠堂里举行。几个公文箱搭成的方桌蒙了一块大白布，桌子两边摆了一排红漆椅子，一幅巨大的长江地区战略态势图占了一面墙。会场上烟雾缭绕，笑声不断。刘伯承、陈毅、谭震林、李达、张震分别坐在红漆椅子上，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主持会议，三野参谋处长王德带着五六个参谋在一旁刷刷地做着记录。

邓小平向大会作《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的报告。他用那浓浓的四川乡音，平稳而有力的语调，高度概括地说：“同志们，伟大的渡江战役即将开始，蒋介石也好，李宗仁也好，都不愿放弃半壁江山，他们想搞什么划江而治，苟延残喘。毛泽东主席熟知中国历史，当然不愿让历史上的南北朝在现代中国重演。千百年来，在南京建都的封建帝王都梦想依恃长江天险，长治久安，流芳百世。但是，从三国东吴到南唐，在石城建都的七个朝代的帝王们，都没有逃脱灭亡的命运。蒋介石、李宗仁想划江而治是白日做梦！”他拿起小木棒，指着高大的地图说，“渡江战役我军的战役目标，以第二、第三野战军全部，歼灭上海、镇江、南京、芜湖、安庆等地及浙赣线蒋军的全部或大部，占领苏皖南部和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

这时，会场上的气氛活跃起来，大家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被辉煌的前景所鼓舞，陈毅大声地说：“讲得好，长江没什么了不起。无论战与和，渡江解放全中国是肯定的。同志们，加油干哪，谁先过大江，我陈毅为他谱一首歌词。”

谭震林挥舞着拳头，说：“小平讲得对，和谈成了我们要过江，和谈不成，我们也要过江，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决心不变。我们现在的惟一任务，就是练兵过大江！”

刘伯承笑着纠正说：“不能说过江是现在惟一的任务，你们三野过江后还要打上海，那是一块大骨头。”接着，他望着陈毅说，“你陈毅还要准备一副好牙齿去啃骨头呢。”

邓小平分析在我军渡江成功后，敌军可能发生以下几点变化：

1、收缩兵力于京沪杭三角地区和南京、芜湖地区，控制南京、上海、杭州、芜湖、镇江、无锡诸要点，并图于我东西两军相距尚远之际，集结兵力与我突进至京沪线上之东线兵团实行决战，而以芜湖以西各部退至浙赣线上，以保障其退路。

2、向后撤收，一线在无锡、南京、芜湖及其以南地带布置防线，利用浙赣铁路迅速转运兵力控制浙赣沿线，确保南京、芜湖两要点，并求得割断我东西两军之联系，然后再视情况，或在京沪杭三角地区与我决战，或退在浙赣线上与我决战，或沿浙赣线作战略之撤退。

3、主动放弃武进、镇江、南京、芜湖地段，沿江各敌全线向南退至浙赣线上和无锡、上海、杭州沿海地带，以便利用铁道和海口作顽强之抵抗，或作有秩序之撤退。

4、在情况不利于撤退的时候，分别固守京沪杭诸点，以图顽抗。

5、只要我军渡江成功，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战局的发展均将发生于我有利之变化，并有可能演成敌人全部混乱的局面。

邓小平分析后，点燃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然后传达了总前委的作战部署：

1、由粟裕、张震两人率三野统率机构，直接指挥三野第八、第十两兵团之主力，共六个军及三个独立旅，由张黄港至龙稍港段及由口岸、三江营、京口段实行渡江，另以第八兵团之三十四、三十五两个军，于战役发起同时，以积极佯攻的手段，吸引和钳制两浦之敌……

2、由谭震林指挥三野第七、第九兵团，由裕溪口至姚沟段及姚沟至枞阳镇段实行渡江……

3、二野由枞阳镇至望江段实行渡江，渡江后除歼灭当面之敌外，应以一个兵团以最快速度挺进至浙赣线衢州及其以西以北地区，确实控制浙赣铁路一段及屯溪南北公路，断敌退路……

4、各部队于渡江成功后，应派队接引左右友邻兵团渡江，各部队应与友邻部队切取联络，互通情报，密切配合，并积极主动地支援友邻作战。

淮海战役期间，粟裕因劳累过度，尤其是脑部过度疲劳，曾经昏迷过。2月底，粟裕在济南治疗养病，因此，孙家圩子总前委会议粟裕并不是一开始就参加的。3月28日会议快结束时，他从济南赶来参加会议。原定的我军渡江作战部署，是以芜湖——安庆段为重点，因而将三野的指挥位置定在合肥，总前委、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机构和三野指挥部在一起。粟裕认为芜湖——安庆地段，江面较窄，敌人防守力量相对薄弱，作为我军渡江作战的主要地段是对的。但是敌人的长江防线是以南京——上海段为重点的，京(南京)沪铁路是其联系的重要命脉。我军必须利用京沪扬中——江阴段与长江平行靠近的有利条件，将扬中至江阴段作为东线渡江攻击的重点，渡江后立即截断京沪路，分割南京、上海敌人的防御体系。因此必须准备渡江后，在江阴、无锡、常州三角地区打一场恶战。为了加强东线的重点指挥，三野指挥部不宜放在合肥，而应东移到泰州地区指挥才适当。

前委同意粟裕的意见，这样就形成了后来的渡江作战指挥系统：邓小平、陈毅常驻总前委，和华东局、华东军区位于合瑶岗，总揽全局；刘伯承、张际春(二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二野参谋长)在舒城(后移桐城)指挥由二野三个兵团组成的西集团及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粟裕、张震(三野参谋长)在泰州白马庙指挥三野第八、十兵团组成的东集团；谭震林在无为指挥三野第七、九兵团组成的中集团(渡江后归粟裕、张震指挥)。实践证明，这一改动是很高明的。

会议结束后，粟裕和张震率领三野司令部机关进至泰州白马庙指挥；刘伯承、李达率领二野司令部机关进驻安徽桐城；陈毅、邓小平及舒同率领总前委机关、华东局机关，在曾希圣等陪同下来到合肥东郊瑶岗。陈、邓二人到瑶岗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修改后，于4月1日上报中央军委。4月3日，中央军委复电：“卯东电悉。同意《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并同意总前委建议，四野第十二兵团的两个军12万人，进至武汉地区，牵制白崇禧集团，加上江汉、桐柏、鄂豫军区共约20万人，一部分兵力进占浠水、蕲春、黄梅等地区，牵制九江方面之敌，保证两集团的右翼安全；另一部兵力进占武汉的外围花园、孝感、黄陂，造成进攻和夺取武汉的态势，并准备在武汉至九江之间地段渡江南进。

粟裕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三次率部在南京至江阴段江面渡过江，对长江水情及两岸地形、民情非常熟悉。他站在1／50000的军事地图前反复测算，把选择突破地与向敌纵深发展、迂回、包围歼灭敌人联系起来分析比较。在作战会议上，他谈了自己的设想。他说：“三野突破江防后，第一步是包围歼灭南京、芜湖、镇江地区之敌，周密组织东线(东集团)四个军由三江营至张黄港段突破江防成功，切断京沪铁路，楔入京沪敌人之间，对于协同西线(中集团)合围南京地区之敌，至关重要，对整个战役极为有利。至于东集团渡江后与敌争夺京沪铁路的战斗比较艰苦，无论如何也要排除困难，坚决打好这一仗，把汤恩伯集团拦腰切成两段。根据敌江防纵深力量单薄这一致命弱点，也是完全可以完成这一任务的。”

粟裕反复测算了东集团(东线)和中集团(西线)渡江后对进合围敌人的距离和京、镇、芜之敌可能撤逃的路线和路程。由于长江在芜湖至江阴段的江身向北弯成弧形，是我东线(靖江、泰兴)和西线(无为、铜陵)对南京地区之敌实施钳形突击的有利条件。我东线突破江防，直指太湖边的无锡曹桥，仅四五十公里，战斗顺利约两三天时间，如果我对江阴要塞敌人内部策反成功，只需一两天时间，就能切断敌军由南京至上海的通道；我西线部队突破江防后，东进至广德、长兴地区约150～200公里，战斗顺利约五天时间，就能切断敌军由南京至杭州的通道。他估计南京地区之敌是不会轻易放弃南京的，只有在我军钳击攻势严惩威胁之下，才会撤离南京。其撤逃方向，首先是利用京沪铁路向上海逃窜，如果我东线主力迅速切断京沪铁路，堵住敌人东逃，敌人会沿京杭国道向杭州方向逃跑。南京至长兴、广德亦有140公里，行程也要四五天，由于我军沿途会受到敌人的阻击和道路桥梁的破坏，且有部分山区，前进速度会受到一定影响。但是，敌人定下向杭州逃跑的决心，至少也要晚于我军登陆一两天。因此，我军争取先期到达或与敌同时到达长兴、广德地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我东线部队战斗顺利，向宜兴、溧阳方向挺进，切断京杭公路，也可能先于西线部队。基于上述判断，粟裕主张把东线三江营至张黄港段亦作为重点突破地段。为了更好地发挥曾在大江南北战斗过的四个军的作用，他决定将熟悉苏中、苏南情况的第二十三军、第二十军由中集团第七、第九兵团分别调归东集团第十、第八兵团指挥，将熟悉苏浙边区和皖南情况的第二十四军、第二十五军由东集团第八兵团分别调归中集团第七、第九兵团指挥，从而加强了两线突击力量。粟裕的上述意见得到了总前委的赞同。

粟裕透彻分析了敌我情况和战场条件，提出东线应作为重点突破地段，实际上好比将一把钢刀插入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心脏，首先截断京沪铁路，将汤恩伯集团切为两段，使西段南京之敌无法逃往上海；随之东、中两集团东西对进，再截断京杭国道，使南京之敌又失去南逃杭州之机，我军可瓮中捉鳖。这一方案，为后来的战役实施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叶飞难忘韦一平

1949年是中国人民最激动的日子。2月，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饮马长江，准备越过波涛滚滚的长江，解放全中国。叶飞因患严重的黑热病，在济南治疗和休养，没有参加淮海战役，心里觉得很遗憾。淮海战役歼敌55.5万余人的捷报传来时，叶飞也战胜了黑热病。叶飞返回部队时，华东野战军已整编为第三野战军，叶飞担任第十兵团司令员。自孟良崮战役开始，叶飞实际上就肩负着临时兵团司令的工作，有时指挥两个纵队作战，有时指挥四个纵队作战，只不过没有正式兵团编制罢了。叶飞一到职，就和兵团政委韦国清到合肥瑶岗总前委指挥部，参加渡江战役作战会议。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三野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分别作了渡江战役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叶飞听了这些报告，心胸顿时开阔多了。

陈毅一见到大病初愈的叶飞，拍着他瘦弱的肩膀说：“看你苍白的脸色，就知道你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肯定是同医生磨嘴皮闹着出院的吧？”

“小声点，身体状况也是秘密，”叶飞低声说，“陈司令，你可别大声嚷嚷，粟司令知道了，肯定要叫我再回医院的。淮海战役没能参加，我要后悔半辈子，如果这最后渡江战役再不能参加，那我可要后悔一辈子了！”

陈毅笑着说：“好吧，我暂时不说。”接着，他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严肃地说，“你们十兵团的渡江作战任务十分艰巨。你们要切断京沪铁路，占领苏南，解放上海，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战前一定要好好准备，准备充足才能一举成功啊。”叶飞响亮地说：“请陈司令放心，我们十兵团敢立军令状，保证一举成功，一定准时打过长江去！”

陈毅十分满意，拍拍叶飞的双肩说：“叶飞啊，你今年已经35岁了吧？可是，我看你的革命干劲却不减当年东进上海打鬼子的时候啊！”

叶飞摸摸头笑笑。

叶飞和韦国清受命返回泰州兵团部，没来得及喘上一口气，就召集十兵团4个军的军级领导干部开了作战会。

会议开始，叶飞闲话不说，开门见山地向大家传达由邓小平制定，经中央军委批准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叶飞读完纲要，大家按惯例，准备开始座谈讨论。谁知叶飞一挥手说：“座谈会放在后面，渡长江一定要了解长江，我们现在就去江边，看看长江，了解地形。”

对岸就是敌人的阵地，为了安全、隐蔽，叶飞要大家着便衣前往。大家跟在叶飞的身后，往江边走去。来到江边，他们在望远镜中，纵目眺望对岸，看到那边群峰起伏，阳光下，江面上波涛涌，江水连天。

叶飞和陶勇都有个共同的爱好，俩人都喜欢古典诗词，看见这雄伟壮观的滔滔江水，陶勇浮想联翩，触景生情，不禁对叶飞说：“此情此景，你不觉得古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在此时吟诵，有一种格外亲切感吗？”

叶飞眼观长江，感触更深，他说：“我倒觉得辛弃疾的《水龙吟》更加贴近此景。”说罢，便面向长江，吟起了这首《水龙吟》词：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伺人唤取，红巾翠袖，英雄泪！叶飞吟完，大家鼓掌，众口齐赞：“吟得好，吟得好！”叶飞双目凝视江面，感慨地说：“这首词思想性强，辛弃疾对祖国的理想，壮志未酬的悲愤，对金朝侵扰的仇恨，对投降不满，全都融进了这首只有百儿八十个字的词中，可谓高度啊！”

“说得好，说得好！”众将领不由异口同声。

对于长江，叶飞并不陌生。1939年10月，他曾率领江队，从阳澄湖根据地撤到了扬中，接着，又从扬中渡江北上郭村；1945年4月7日，他率领苏中军区第一师教导旅和300人的地方干部，从丹阳和靖江地区，分两路渡江南下浙江的长兴，与粟裕会合，举行了天目山战役；1945年10月，他曾率四纵队，在丹阳至常州渡江。北上涟水。数起来，此次渡江，他已经是第四次了。

叶飞面对滔滔江水，遥想起1945年10月那次渡江，江南父老听说新四军要北撤的消息，成群结队来到叶飞住处，含泪叮嘱：“叶司令，你们可要早点打回来呀！江南人民盼着你们早一天回来！”

叶飞在苏南抗战多年，足迹踏遍了茅山、阳澄湖、天目山、富春江两岸，与这里的人民结下了生死与共的鱼水之情。提起渡江，人民群众的叮嘱恍如就在昨天。

对于打过长江去，叶飞早在1947年6月，就产生了这个念头，那是在孟良崮战役刚刚结束，毛泽东为了将山东、中原敌人吸引到江南，同时为大规模渡江作战创造条件，曾电令叶飞率领一、四纵队，南下闽浙赣，创建闽浙赣根据地。叶飞对那份电报中那句“为了保密，请阅后烧毁。”这句话，仍记忆犹新。1948年1月，毛泽东命令粟裕、叶飞率一、四、六纵南下，并派野司侦察科长严振衡，率领侦察营随同准备南下的先遣纵队，到沿江进行了调查，绘制了兵要地志图。

胡炳云打断了叶飞的回忆，笑着说：“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部长白崇禧说什么‘长江自古天险，共产党如果能过长江，除非太阳从西边出。’这真是愚人梦呓，过分夸张。我看长江虽大，却并非不能逾越，我保证我们二十九军的指战员个个都能游过去。”

叶飞严肃地说：“此话并非全对，我们以前虽也多次渡过长江，那时是游击战争时期，日军的防备不严，加上我们是小规模的偷渡，人数不多，容易成功，如今已是今非昔比，我们要组织的是百万部队过大江，敌人又是倍加防范。因此，我提醒大家，万万不可大意！”

梅嘉生沉痛地说：“叶司令说得对，提起渡江，我们不能忘记韦一平同志。”

提起韦一平，叶飞的心情顿时觉得十分沉重。

那是在1945年10月，新四军奉命北撤，时任四纵政委的韦一平，率领司政机关、苏南二地委干部，共计800余人，在镇江以东渡江，因轮船超载，船到江中，突然沉没。800余人无一幸存。叶飞和惠浴宇、夏光本来是准备坐这条船过江的。当时韦一平还和他们开玩笑说，如果一起坐这条船走，他将杀鸡给他们解馋。

虽然老母鸡好吃，可是，他们因事不能同行。所以，惠浴宇说：“一只老母鸡还不够我们塞牙缝，我们就让他一人去享受吧！”

四个人哈哈大笑，如今，叶飞觉得当年笑声犹在，可是韦一平人已作古。

梅嘉生旧事重提，叶飞叹息道：“韦一平是我党的好干部，是最早到苏北开辟根据地的元老，他的牺牲是党的一大损失。”

韦一平是海南人，早年参加张云逸、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以后随红七军到中央苏区。他参加革命后，公而忘私，埋头苦干，脚踏实地办事，忠心耿耿为革命操劳。

与韦一平在一条船上牺牲的还有李建模，他是常熟民抗的创始人。老六团东进到阳澄湖后，依靠他的热情帮助，在阳澄湖立足生根，他是江南抗日的有功之臣。

同时牺牲的还有吴志诚、王一、司徒扬等一批从上海到苏区的知识分子，他们经过多年的锻炼，都成长为党的优秀干部。

往事不堪回首，叶飞沉痛地说：“这些党的优秀干部，没有牺牲在枪林弹雨中，却牺牲在由于船只超载而导致沉船的这场事故中，这个教训太惨痛了！我们这次渡江，大家要吸取这个教训，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多多筹集船只，练好游泳的本领。”

从江边回到泰州兵团司令部，他们继续开会讨论。叶飞向大家了解了渡江工作准备的情况，还存在哪些困难。最后，他在总结讲话中，要求大家抓紧做好三件事。第一，开展政治练兵。他说：“有的同志认为，国民党主力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已经被我们消灭得差不多了，此次渡江战役，只不过是走走路而已；还有的人认为，国共正在谈判，国民党主力已被消灭殆尽，所剩无几，也许国民党愿意走和平建国之路，渡江不会有什么大仗打了。”叶飞严肃地说，这种种想法都是轻敌麻痹，都是要克服的。”他要求大家组织指战员联系实际，学习毛泽东的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要向大家讲农夫与蛇的故事，要揭露国民党玩弄的和平阴谋，使广大指战员认清，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决不能半途而废！

叶飞要大家抓的第二件事，是开展军事训练。我军以往长期作战于北方平原和山地，缺乏江南水网地区的作战经验，尤其是北方同志太多，没有见到过长江这样宽达数里甚至十数余里的大江，因此，部队当时对渡江作战存在着“十怕”，即：

1、怕长江无边无际，无风三尺浪，晕船难以通过；2、怕船小、又是木船；3、怕遇到敌军舰，尤其怕遇到炮舰，在水里不能机动；4、怕轰炸扫射，不能对空射击，不能躲避；5、怕当二梯队，认为一梯队可以出敌不意地偷渡，二梯队就不行了；6、怕水雷；7、怕在渡江时负伤，在江中不能救治；8、怕当突击队，怕登陆后背水作战；9、怕迷失方向；10、怕南方的蚊子和蛇，传说南方蚊子“一只重半斤”，蛇比大碗口还粗。

叶飞说：“大家存在的这十怕，有些是常识问题，有些是属于战术问题，如果不予以适当解决，是很难完成渡江任务的。这些情况，部队在江边展开大练兵后，是可以解决的。”他要求大家在训练中，从实践中亲身体验，解除思想顾虑，熟悉渡江和水网地区作战的一整套战术问题。

叶飞说的第三件工作，就是筹集船只。我军横渡长江地段的江面，宽达10余里，最窄的地方也在三里以上，船只是我们过江的惟一工具，而长江两岸的民船，几个月前就被国民党抢劫一空。因此，征集船只一定有很多困难。叶飞要求每个军起码要筹集四五千只船。有了船后，还要训练一批水手，每个军一定要训练700名水手。

在筹集船只时，叶飞要求各军派出侦察分队，潜入江南，查明敌人江防工事、兵力部署，选择登岸突破口，为登陆一举成功打下基础。二十三军、二十八军侦察分队过江后，他们不仅画了敌人的江防工事、兵力分布图，还捉了几个俘虏，为我军渡江提供了活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