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南京解放 第10章 粟裕遥指“中突”,叶飞难忘韦一平
粟裕遥指“中突”
1949年2月9日,华东野战军正式改称第三野战军。
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后,陈毅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为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为第一副政治委员,张震为参谋长,唐亮为政治部主任,后勤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刘瑞龙。辖七、八、九、十共四个兵团和一个特种兵纵队。
第七兵团由王建安任司令员,谭启龙任政治委员,姬鹏飞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迎希任参谋长。辖第二十一军(下辖第六十一、第六十二、第六十三师),滕海清任军长,康志强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二军(下辖第六十四、第六十五、第六十六师),孙继先任军长,丁秋生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三军(下辖第六十七、第六十八、第六十九师),陶勇任军长,卢胜任政治委员;第三十五军(下辖第一○三、第一○四、第一○五师),吴化文任军长,何克希任政治委员。
第八兵团由陈士榘任司令员,袁仲贤任政治委员,江渭清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何以祥任参谋长。辖第二十四军(下辖第七十、第七十一、第七十二师),王必成任军长,廖海光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五军(下辖第七十三、第七十四、第七十五师),成钧任军长,黄火星任政治委员;第二十六军(下辖第七十六、第七十七、第七十八师),张仁初任军长,王一平任政治委员;第三十四军(下辖第一OO、第一O一、第一O二师),何基沣任军长,赵启民任政治委员。
第九兵团由宋时轮任司令员,郭化若任政治委员,覃健任参谋长,谢有法任政治部主任。辖第二十军(下辖第五十八、第五十九、第六十师),刘飞任军长,陈时夫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七军(下辖第七十九、第八十、第八十一师),聂凤智任军长,刘浩天任政治委员;第三十军(下辖第八十八、第八十九、第九十师),谢振华任军长,李干辉任政治委员;第三十三军(下辖第九十七、第九十八、第九十九师),张克侠任军长,韩念龙任政治委员。
第十兵团由叶飞任司令员,韦国清任政治委员,陈庆先任参谋长,刘培善任政治部主任。辖第二十八军(下辖第八十二、第八十三、第八十四师),朱绍清任军长,陈美藻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九军(下辖第八十五、第八十六、第八十七师),胡炳云任军长,张藩任政治委员;第三十一军(下辖第九十一、第九十二、第九十三师),周志坚任军长,陈华堂任政治委员。
特种兵纵队番号不变,陈锐霆任司令员,张凯任政治委员。
以胶东军区武装编为第三十二军(下辖第九十四、第九十五师),谭希林任军长,彭林任政治委员,暂归华东军区指挥(后于1950年2月调归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指挥)。两广纵队拨归第四野战军建制,曾生任司令员,雷经天任政治委员。这时华东军区约42万人,第三野战军约58万余人。
担负渡江任务的第三野战军先在原地学习毛泽东发表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进行一个月的政治练兵,尔后南下江边。从皖北到苏北东海之滨,到处都是渡江部队在召开渡江南征的决心大会,表彰英雄模范大会,行军比赛大会,地方政府召开欢迎解放军南征大会,给解放军敬酒献旗。特别感人的是南征大会上,各部队选出代表,站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像前,紧握战旗,庄严地举手宣誓。开过决心大会,各部即陆续开赴江边,展开大练兵。2月11日,中央军委批准总前委渡江战役的初步部署和部队训练计划,并认为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所在。所以,淮海战役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职责。
3月22日上午,蚌埠以南的孙家圩子,太阳刚刚露出笑脸,村子的上空笼罩着一层透明的水雾,像是把小村罩在玻璃罩中。很快,水雾消散了,村子里的农民一个个都惊呆了。原来,村子四周都是兵。不仅有兵,而且几十辆吉普车停在打谷场上和路边。村民们怎么也想不通,一夜之间,这些天兵天将是怎么来的?他们好奇的是,这些当兵的腰间都挎着手枪,年龄越大,手枪越小。事后,他们才知道,这是解放军渡江战役总前委在这里召开兵团以上高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是高级干部和随身带着的警卫人员,所以都是挎着手枪。
会议在小祠堂里举行。几个公文箱搭成的方桌蒙了一块大白布,桌子两边摆了一排红漆椅子,一幅巨大的长江地区战略态势图占了一面墙。会场上烟雾缭绕,笑声不断。刘伯承、陈毅、谭震林、李达、张震分别坐在红漆椅子上,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主持会议,三野参谋处长王德带着五六个参谋在一旁刷刷地做着记录。
邓小平向大会作《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的报告。他用那浓浓的四川乡音,平稳而有力的语调,高度概括地说:“同志们,伟大的渡江战役即将开始,蒋介石也好,李宗仁也好,都不愿放弃半壁江山,他们想搞什么划江而治,苟延残喘。毛泽东主席熟知中国历史,当然不愿让历史上的南北朝在现代中国重演。千百年来,在南京建都的封建帝王都梦想依恃长江天险,长治久安,流芳百世。但是,从三国东吴到南唐,在石城建都的七个朝代的帝王们,都没有逃脱灭亡的命运。蒋介石、李宗仁想划江而治是白日做梦!”他拿起小木棒,指着高大的地图说,“渡江战役我军的战役目标,以第二、第三野战军全部,歼灭上海、镇江、南京、芜湖、安庆等地及浙赣线蒋军的全部或大部,占领苏皖南部和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
这时,会场上的气氛活跃起来,大家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被辉煌的前景所鼓舞,陈毅大声地说:“讲得好,长江没什么了不起。无论战与和,渡江解放全中国是肯定的。同志们,加油干哪,谁先过大江,我陈毅为他谱一首歌词。”
谭震林挥舞着拳头,说:“小平讲得对,和谈成了我们要过江,和谈不成,我们也要过江,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决心不变。我们现在的惟一任务,就是练兵过大江!”
刘伯承笑着纠正说:“不能说过江是现在惟一的任务,你们三野过江后还要打上海,那是一块大骨头。”接着,他望着陈毅说,“你陈毅还要准备一副好牙齿去啃骨头呢。”
邓小平分析在我军渡江成功后,敌军可能发生以下几点变化:
1、收缩兵力于京沪杭三角地区和南京、芜湖地区,控制南京、上海、杭州、芜湖、镇江、无锡诸要点,并图于我东西两军相距尚远之际,集结兵力与我突进至京沪线上之东线兵团实行决战,而以芜湖以西各部退至浙赣线上,以保障其退路。
2、向后撤收,一线在无锡、南京、芜湖及其以南地带布置防线,利用浙赣铁路迅速转运兵力控制浙赣沿线,确保南京、芜湖两要点,并求得割断我东西两军之联系,然后再视情况,或在京沪杭三角地区与我决战,或退在浙赣线上与我决战,或沿浙赣线作战略之撤退。
3、主动放弃武进、镇江、南京、芜湖地段,沿江各敌全线向南退至浙赣线上和无锡、上海、杭州沿海地带,以便利用铁道和海口作顽强之抵抗,或作有秩序之撤退。
4、在情况不利于撤退的时候,分别固守京沪杭诸点,以图顽抗。
5、只要我军渡江成功,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战局的发展均将发生于我有利之变化,并有可能演成敌人全部混乱的局面。
邓小平分析后,点燃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然后传达了总前委的作战部署:
1、由粟裕、张震两人率三野统率机构,直接指挥三野第八、第十两兵团之主力,共六个军及三个独立旅,由张黄港至龙稍港段及由口岸、三江营、京口段实行渡江,另以第八兵团之三十四、三十五两个军,于战役发起同时,以积极佯攻的手段,吸引和钳制两浦之敌……
2、由谭震林指挥三野第七、第九兵团,由裕溪口至姚沟段及姚沟至枞阳镇段实行渡江……
3、二野由枞阳镇至望江段实行渡江,渡江后除歼灭当面之敌外,应以一个兵团以最快速度挺进至浙赣线衢州及其以西以北地区,确实控制浙赣铁路一段及屯溪南北公路,断敌退路……
4、各部队于渡江成功后,应派队接引左右友邻兵团渡江,各部队应与友邻部队切取联络,互通情报,密切配合,并积极主动地支援友邻作战。
淮海战役期间,粟裕因劳累过度,尤其是脑部过度疲劳,曾经昏迷过。2月底,粟裕在济南治疗养病,因此,孙家圩子总前委会议粟裕并不是一开始就参加的。3月28日会议快结束时,他从济南赶来参加会议。原定的我军渡江作战部署,是以芜湖——安庆段为重点,因而将三野的指挥位置定在合肥,总前委、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机构和三野指挥部在一起。粟裕认为芜湖——安庆地段,江面较窄,敌人防守力量相对薄弱,作为我军渡江作战的主要地段是对的。但是敌人的长江防线是以南京——上海段为重点的,京(南京)沪铁路是其联系的重要命脉。我军必须利用京沪扬中——江阴段与长江平行靠近的有利条件,将扬中至江阴段作为东线渡江攻击的重点,渡江后立即截断京沪路,分割南京、上海敌人的防御体系。因此必须准备渡江后,在江阴、无锡、常州三角地区打一场恶战。为了加强东线的重点指挥,三野指挥部不宜放在合肥,而应东移到泰州地区指挥才适当。
前委同意粟裕的意见,这样就形成了后来的渡江作战指挥系统:邓小平、陈毅常驻总前委,和华东局、华东军区位于合瑶岗,总揽全局;刘伯承、张际春(二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二野参谋长)在舒城(后移桐城)指挥由二野三个兵团组成的西集团及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粟裕、张震(三野参谋长)在泰州白马庙指挥三野第八、十兵团组成的东集团;谭震林在无为指挥三野第七、九兵团组成的中集团(渡江后归粟裕、张震指挥)。实践证明,这一改动是很高明的。
会议结束后,粟裕和张震率领三野司令部机关进至泰州白马庙指挥;刘伯承、李达率领二野司令部机关进驻安徽桐城;陈毅、邓小平及舒同率领总前委机关、华东局机关,在曾希圣等陪同下来到合肥东郊瑶岗。陈、邓二人到瑶岗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修改后,于4月1日上报中央军委。4月3日,中央军委复电:“卯东电悉。同意《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并同意总前委建议,四野第十二兵团的两个军12万人,进至武汉地区,牵制白崇禧集团,加上江汉、桐柏、鄂豫军区共约20万人,一部分兵力进占浠水、蕲春、黄梅等地区,牵制九江方面之敌,保证两集团的右翼安全;另一部兵力进占武汉的外围花园、孝感、黄陂,造成进攻和夺取武汉的态势,并准备在武汉至九江之间地段渡江南进。
粟裕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三次率部在南京至江阴段江面渡过江,对长江水情及两岸地形、民情非常熟悉。他站在1/50000的军事地图前反复测算,把选择突破地与向敌纵深发展、迂回、包围歼灭敌人联系起来分析比较。在作战会议上,他谈了自己的设想。他说:“三野突破江防后,第一步是包围歼灭南京、芜湖、镇江地区之敌,周密组织东线(东集团)四个军由三江营至张黄港段突破江防成功,切断京沪铁路,楔入京沪敌人之间,对于协同西线(中集团)合围南京地区之敌,至关重要,对整个战役极为有利。至于东集团渡江后与敌争夺京沪铁路的战斗比较艰苦,无论如何也要排除困难,坚决打好这一仗,把汤恩伯集团拦腰切成两段。根据敌江防纵深力量单薄这一致命弱点,也是完全可以完成这一任务的。”
粟裕反复测算了东集团(东线)和中集团(西线)渡江后对进合围敌人的距离和京、镇、芜之敌可能撤逃的路线和路程。由于长江在芜湖至江阴段的江身向北弯成弧形,是我东线(靖江、泰兴)和西线(无为、铜陵)对南京地区之敌实施钳形突击的有利条件。我东线突破江防,直指太湖边的无锡曹桥,仅四五十公里,战斗顺利约两三天时间,如果我对江阴要塞敌人内部策反成功,只需一两天时间,就能切断敌军由南京至上海的通道;我西线部队突破江防后,东进至广德、长兴地区约150~200公里,战斗顺利约五天时间,就能切断敌军由南京至杭州的通道。他估计南京地区之敌是不会轻易放弃南京的,只有在我军钳击攻势严惩威胁之下,才会撤离南京。其撤逃方向,首先是利用京沪铁路向上海逃窜,如果我东线主力迅速切断京沪铁路,堵住敌人东逃,敌人会沿京杭国道向杭州方向逃跑。南京至长兴、广德亦有140公里,行程也要四五天,由于我军沿途会受到敌人的阻击和道路桥梁的破坏,且有部分山区,前进速度会受到一定影响。但是,敌人定下向杭州逃跑的决心,至少也要晚于我军登陆一两天。因此,我军争取先期到达或与敌同时到达长兴、广德地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我东线部队战斗顺利,向宜兴、溧阳方向挺进,切断京杭公路,也可能先于西线部队。基于上述判断,粟裕主张把东线三江营至张黄港段亦作为重点突破地段。为了更好地发挥曾在大江南北战斗过的四个军的作用,他决定将熟悉苏中、苏南情况的第二十三军、第二十军由中集团第七、第九兵团分别调归东集团第十、第八兵团指挥,将熟悉苏浙边区和皖南情况的第二十四军、第二十五军由东集团第八兵团分别调归中集团第七、第九兵团指挥,从而加强了两线突击力量。粟裕的上述意见得到了总前委的赞同。
粟裕透彻分析了敌我情况和战场条件,提出东线应作为重点突破地段,实际上好比将一把钢刀插入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心脏,首先截断京沪铁路,将汤恩伯集团切为两段,使西段南京之敌无法逃往上海;随之东、中两集团东西对进,再截断京杭国道,使南京之敌又失去南逃杭州之机,我军可瓮中捉鳖。这一方案,为后来的战役实施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叶飞难忘韦一平
1949年是中国人民最激动的日子。2月,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饮马长江,准备越过波涛滚滚的长江,解放全中国。叶飞因患严重的黑热病,在济南治疗和休养,没有参加淮海战役,心里觉得很遗憾。淮海战役歼敌55.5万余人的捷报传来时,叶飞也战胜了黑热病。叶飞返回部队时,华东野战军已整编为第三野战军,叶飞担任第十兵团司令员。自孟良崮战役开始,叶飞实际上就肩负着临时兵团司令的工作,有时指挥两个纵队作战,有时指挥四个纵队作战,只不过没有正式兵团编制罢了。叶飞一到职,就和兵团政委韦国清到合肥瑶岗总前委指挥部,参加渡江战役作战会议。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三野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分别作了渡江战役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叶飞听了这些报告,心胸顿时开阔多了。
陈毅一见到大病初愈的叶飞,拍着他瘦弱的肩膀说:“看你苍白的脸色,就知道你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肯定是同医生磨嘴皮闹着出院的吧?”
“小声点,身体状况也是秘密,”叶飞低声说,“陈司令,你可别大声嚷嚷,粟司令知道了,肯定要叫我再回医院的。淮海战役没能参加,我要后悔半辈子,如果这最后渡江战役再不能参加,那我可要后悔一辈子了!”
陈毅笑着说:“好吧,我暂时不说。”接着,他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严肃地说,“你们十兵团的渡江作战任务十分艰巨。你们要切断京沪铁路,占领苏南,解放上海,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战前一定要好好准备,准备充足才能一举成功啊。”叶飞响亮地说:“请陈司令放心,我们十兵团敢立军令状,保证一举成功,一定准时打过长江去!”
陈毅十分满意,拍拍叶飞的双肩说:“叶飞啊,你今年已经35岁了吧?可是,我看你的革命干劲却不减当年东进上海打鬼子的时候啊!”
叶飞摸摸头笑笑。
叶飞和韦国清受命返回泰州兵团部,没来得及喘上一口气,就召集十兵团4个军的军级领导干部开了作战会。
会议开始,叶飞闲话不说,开门见山地向大家传达由邓小平制定,经中央军委批准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叶飞读完纲要,大家按惯例,准备开始座谈讨论。谁知叶飞一挥手说:“座谈会放在后面,渡长江一定要了解长江,我们现在就去江边,看看长江,了解地形。”
对岸就是敌人的阵地,为了安全、隐蔽,叶飞要大家着便衣前往。大家跟在叶飞的身后,往江边走去。来到江边,他们在望远镜中,纵目眺望对岸,看到那边群峰起伏,阳光下,江面上波涛涌,江水连天。
叶飞和陶勇都有个共同的爱好,俩人都喜欢古典诗词,看见这雄伟壮观的滔滔江水,陶勇浮想联翩,触景生情,不禁对叶飞说:“此情此景,你不觉得古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在此时吟诵,有一种格外亲切感吗?”
叶飞眼观长江,感触更深,他说:“我倒觉得辛弃疾的《水龙吟》更加贴近此景。”说罢,便面向长江,吟起了这首《水龙吟》词: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伺人唤取,红巾翠袖,英雄泪!叶飞吟完,大家鼓掌,众口齐赞:“吟得好,吟得好!”叶飞双目凝视江面,感慨地说:“这首词思想性强,辛弃疾对祖国的理想,壮志未酬的悲愤,对金朝侵扰的仇恨,对投降不满,全都融进了这首只有百儿八十个字的词中,可谓高度啊!”
“说得好,说得好!”众将领不由异口同声。
对于长江,叶飞并不陌生。1939年10月,他曾率领江队,从阳澄湖根据地撤到了扬中,接着,又从扬中渡江北上郭村;1945年4月7日,他率领苏中军区第一师教导旅和300人的地方干部,从丹阳和靖江地区,分两路渡江南下浙江的长兴,与粟裕会合,举行了天目山战役;1945年10月,他曾率四纵队,在丹阳至常州渡江。北上涟水。数起来,此次渡江,他已经是第四次了。
叶飞面对滔滔江水,遥想起1945年10月那次渡江,江南父老听说新四军要北撤的消息,成群结队来到叶飞住处,含泪叮嘱:“叶司令,你们可要早点打回来呀!江南人民盼着你们早一天回来!”
叶飞在苏南抗战多年,足迹踏遍了茅山、阳澄湖、天目山、富春江两岸,与这里的人民结下了生死与共的鱼水之情。提起渡江,人民群众的叮嘱恍如就在昨天。
对于打过长江去,叶飞早在1947年6月,就产生了这个念头,那是在孟良崮战役刚刚结束,毛泽东为了将山东、中原敌人吸引到江南,同时为大规模渡江作战创造条件,曾电令叶飞率领一、四纵队,南下闽浙赣,创建闽浙赣根据地。叶飞对那份电报中那句“为了保密,请阅后烧毁。”这句话,仍记忆犹新。1948年1月,毛泽东命令粟裕、叶飞率一、四、六纵南下,并派野司侦察科长严振衡,率领侦察营随同准备南下的先遣纵队,到沿江进行了调查,绘制了兵要地志图。
胡炳云打断了叶飞的回忆,笑着说:“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部长白崇禧说什么‘长江自古天险,共产党如果能过长江,除非太阳从西边出。’这真是愚人梦呓,过分夸张。我看长江虽大,却并非不能逾越,我保证我们二十九军的指战员个个都能游过去。”
叶飞严肃地说:“此话并非全对,我们以前虽也多次渡过长江,那时是游击战争时期,日军的防备不严,加上我们是小规模的偷渡,人数不多,容易成功,如今已是今非昔比,我们要组织的是百万部队过大江,敌人又是倍加防范。因此,我提醒大家,万万不可大意!”
梅嘉生沉痛地说:“叶司令说得对,提起渡江,我们不能忘记韦一平同志。”
提起韦一平,叶飞的心情顿时觉得十分沉重。
那是在1945年10月,新四军奉命北撤,时任四纵政委的韦一平,率领司政机关、苏南二地委干部,共计800余人,在镇江以东渡江,因轮船超载,船到江中,突然沉没。800余人无一幸存。叶飞和惠浴宇、夏光本来是准备坐这条船过江的。当时韦一平还和他们开玩笑说,如果一起坐这条船走,他将杀鸡给他们解馋。
虽然老母鸡好吃,可是,他们因事不能同行。所以,惠浴宇说:“一只老母鸡还不够我们塞牙缝,我们就让他一人去享受吧!”
四个人哈哈大笑,如今,叶飞觉得当年笑声犹在,可是韦一平人已作古。
梅嘉生旧事重提,叶飞叹息道:“韦一平是我党的好干部,是最早到苏北开辟根据地的元老,他的牺牲是党的一大损失。”
韦一平是海南人,早年参加张云逸、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以后随红七军到中央苏区。他参加革命后,公而忘私,埋头苦干,脚踏实地办事,忠心耿耿为革命操劳。
与韦一平在一条船上牺牲的还有李建模,他是常熟民抗的创始人。老六团东进到阳澄湖后,依靠他的热情帮助,在阳澄湖立足生根,他是江南抗日的有功之臣。
同时牺牲的还有吴志诚、王一、司徒扬等一批从上海到苏区的知识分子,他们经过多年的锻炼,都成长为党的优秀干部。
往事不堪回首,叶飞沉痛地说:“这些党的优秀干部,没有牺牲在枪林弹雨中,却牺牲在由于船只超载而导致沉船的这场事故中,这个教训太惨痛了!我们这次渡江,大家要吸取这个教训,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多多筹集船只,练好游泳的本领。”
从江边回到泰州兵团司令部,他们继续开会讨论。叶飞向大家了解了渡江工作准备的情况,还存在哪些困难。最后,他在总结讲话中,要求大家抓紧做好三件事。第一,开展政治练兵。他说:“有的同志认为,国民党主力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已经被我们消灭得差不多了,此次渡江战役,只不过是走走路而已;还有的人认为,国共正在谈判,国民党主力已被消灭殆尽,所剩无几,也许国民党愿意走和平建国之路,渡江不会有什么大仗打了。”叶飞严肃地说,这种种想法都是轻敌麻痹,都是要克服的。”他要求大家组织指战员联系实际,学习毛泽东的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要向大家讲农夫与蛇的故事,要揭露国民党玩弄的和平阴谋,使广大指战员认清,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决不能半途而废!
叶飞要大家抓的第二件事,是开展军事训练。我军以往长期作战于北方平原和山地,缺乏江南水网地区的作战经验,尤其是北方同志太多,没有见到过长江这样宽达数里甚至十数余里的大江,因此,部队当时对渡江作战存在着“十怕”,即:
1、怕长江无边无际,无风三尺浪,晕船难以通过;2、怕船小、又是木船;3、怕遇到敌军舰,尤其怕遇到炮舰,在水里不能机动;4、怕轰炸扫射,不能对空射击,不能躲避;5、怕当二梯队,认为一梯队可以出敌不意地偷渡,二梯队就不行了;6、怕水雷;7、怕在渡江时负伤,在江中不能救治;8、怕当突击队,怕登陆后背水作战;9、怕迷失方向;10、怕南方的蚊子和蛇,传说南方蚊子“一只重半斤”,蛇比大碗口还粗。
叶飞说:“大家存在的这十怕,有些是常识问题,有些是属于战术问题,如果不予以适当解决,是很难完成渡江任务的。这些情况,部队在江边展开大练兵后,是可以解决的。”他要求大家在训练中,从实践中亲身体验,解除思想顾虑,熟悉渡江和水网地区作战的一整套战术问题。
叶飞说的第三件工作,就是筹集船只。我军横渡长江地段的江面,宽达10余里,最窄的地方也在三里以上,船只是我们过江的惟一工具,而长江两岸的民船,几个月前就被国民党抢劫一空。因此,征集船只一定有很多困难。叶飞要求每个军起码要筹集四五千只船。有了船后,还要训练一批水手,每个军一定要训练700名水手。
在筹集船只时,叶飞要求各军派出侦察分队,潜入江南,查明敌人江防工事、兵力部署,选择登岸突破口,为登陆一举成功打下基础。二十三军、二十八军侦察分队过江后,他们不仅画了敌人的江防工事、兵力分布图,还捉了几个俘虏,为我军渡江提供了活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