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一直非常重视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内战爆发后，党中央明确提出在国统区开辟第二战场，对国统区的斗争方针、斗争策略，连续向全党发出指示。1947年1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加强对蒋管区学生运动的组织与领导的指示》，在肯定国统区“抗暴反美”示威的同时，特别指出：“各地领导同志，必须注意纠正对群众运动与民主来潮估计不足的右倾观点，方能有足够勇气与正确方针，领导这一运动的高涨。”同年2月1日，毛泽东在《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一文中指出：“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和蒋管区人民运动的发展，预示着中国新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民大革命毫无疑义地将要到来，并可能取得胜利”。

为加强对蒋管区城市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加强了中央城市工作部，由周恩来兼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1947年4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中央城工部的工作方针及各地城工部工作办法的规定》，要求：“各解放区之中央局、分局下均设城工部，各解放区之区党委，其周围有蒋管区可进行工作者亦得设城工部”。并划分了各解放区中央局、中央分局管辖蒋管区的范围。河南各城市分别归晋冀鲁豫中央局和中原局领导。1947年5月23日，《中央关于蒋管区群众斗争方针的指示》指出：“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有时直进，有时迂回，有时集中，有时分散，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既区别又结合，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在中共中央正确方针政策的指导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冀鲁豫区党委、豫皖苏一地委、华中分局派往开封的地下组织，隐蔽，战斗在敌人内部，积极开展工作，发展组织，壮大力量，领导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学运、军运、工运与民运等斗争。为配合解放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和开封的解放做出了贡献。

1946年11月4日，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得到美帝国主义的援助，同美国签订了出卖中国主权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使美国在中国进一步取得了各种特权。12月24日，北平发生了美军士兵强奸北京大学女生沈崇事件。以此为导火线，在国统区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美军暴行的群众运动。

消息传到开封，以河南大学为首的各学校广大教职员工和学生群情激愤，怒不可遏。1947年元旦，河大学生自治会作出罢课游行的决定，并派出联络员分赴开封各校联系，统一组织游行事宜，得到了开封高中、开封师范、开封女师、开封女中等学校的热烈响应。4日，开封各校学生1万余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反美示威游行。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学生们高呼：“美军退出中国！”“废除中美商约！维护主权独立！”愤怒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同日，开封各省立中学教职员工召开紧急会议，致电蒋介石：“速即对美方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务使将肇事军人予以严惩，并保证此后不再发生有碍盟邦友好事件。”

在经济上，国民党政府为了支持日益扩大的内战，不得不疯狂地征兵、征粮、征税加捐，造成整个国统区经济形势日益恶化。蒋介石政府反动的经济政策，引起庞大的财政赤字；1946年财政赤字3，58万亿元，1947年达到27万亿元。庞大的财政赤字，必然造成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如以抗战前夕物价为基数，1945年物价上涨1800倍，到1947年7月，上涨到6万倍。100元法币，1937年可买2头牛，1945年仅可买2个鸡蛋，到1947年只能买三分之一盒火柴。当时，一个大学生一天的菜金还不够买两根半油条。开封的石磨面粉每斤售价已超过24元。国统区已陷入日益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各阶层人民群众处于无法继续生活下去的悲惨境地。

国民党反动当局为了镇压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爱国民主运动，1947年5月18日颁布《维护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10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并指令有关当局对违犯者“采取必要措施”，“紧急处置”，“作有效之制裁”，完全剥夺了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压迫愈重，反抗愈强，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发展，愈演愈烈。

1947年5月，开封和南京、上海、北平等国统区60多个大中城市爆发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5月3日，河南大学教师联谊会决定，全体教师一致罢教，要求改善生活待遇。18日，河南大学学生自治会召开代表大会通过决议，举行罢课，支持教授罢教，并组织请愿团赴南京请愿。请愿代表团由全校6个院系各推选代表2人，加上1个秘书共13人组成。代表团团长是法学院学生卢治国，秘书是教育系学生刘世昌(均系中共地下党员)。河大教师联谊会也推选出教授王毅斋和马戢五2人为代表，配合学生代表团赴南京请愿。21日，学生自治会在校内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代表团主张：呼吁和平，停止内战；改善学生生活，增加学生贷金；增加教育经费，改善教授待遇。

22日，全校同学欢送赴京请。愿代表团，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队伍前面举着一幅“欢送代表团晋京请愿”的红色横幅，一辆大轿车载着代表走在前面，后边簇拥着千余人的游行队伍，向火车站迸发。队伍中有人手拿纸糊太阳灯一盏，上书“驱逐黑暗”。医学院几位同学用长杆挑起一具骷髅，下写“成堆的骷髅是谁赐给我们的”“打倒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反饥饿、反内战！一争自由，争民主！”等口号声接连不断，声势浩大。游行队伍沿街刷写标语，在中央银行门头上写“人民血库！”在中央通讯社招牌上写“造谣社！”参加游行的学生，在中共开封地下组织的引导下，掌握斗争策略，面对街道两旁围观的公职人员和警察，他们呼喊“提高公职人员待遇！”、“提高警察待遇”等口号，收到极好的效果。

林立两旁的市民和其他人员也随着队伍高呼口号，助威声援。甚至连站岗值勤的警察和围观的邮局、机关公职人员，也都情不自禁地鼓掌叫好。队伍到达南关火车站，铁路工人蜂拥而至送来茶水。工人、学生同呼口号，同唱《团结就是力量》、《你这个坏东西》等歌曲。代表们在鞭炮声中登上火车，铁路工人设法为请愿代表安排座位。同学们在火车头两侧书写“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八个大字，并在车厢内外刷写了不少标语。

请愿代表团23日到达南京，24日向国民政府转递向蒋介石的“请愿书”。25日晚，参加京沪杭学联第三次会议。会议决定：河南大学加入学联，今后学联改称“京沪苏杭豫”五区学联。6月18日，在上海召开中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河南大学代表卢治国参加会议。自1938年被国民党解散的全国学联，在中共领导下重获新生。

这次罢教、罢课、游行示威触动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痛处，他们加紧对学生运动进行破坏。5月28日，河南省政府下毒手镇压学生运动。大批军警包围了河南大学，封锁戒严，省警务处长、市警察局长亲自指挥警特按照黑名单抓捕学生40余人；6月1日又进行一次全市大搜捕，河南大学和社会各界人士，又有47人被捕。在这次爱国民主运动中，共有93人被捕。被捕人员经多方营救，至9月初，除河大先修班学生查禄鑫和河大工学院附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学生杨怀伸两名共产党员(因另案叛徒告密暴露身份，是年冬壮烈牺牲)外，其余均被陆续释放。河天晋京请愿代表和进步学生20余人被校方开除学籍，数名教授被解聘。

开封地下党组织具体领导了5月学运的斗争。中共晋冀鲁豫开封工委在河南大学建立有支部，中共冀鲁豫开封工委、中共华中分局汴郑工委、中共冀鲁豫六地委开封支部，他们在河大均发展有党员，在这次“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中，他们互相默契配合，推动斗争的顺利发展。斗争一开始，地下党就注意利用、掌握合法的群众组织进行斗争。

1947年3月，乘河南大学学生自治会改选之机，中共晋冀鲁豫开封工委决定由河南大学党支部书记任勖丰参加竞选第五届学生自治会理事会主席。经过各系党员在进步学生中串联发动，任勖手当选为理事会主席，中共冀鲁豫第六地委开封支部委员马忠先当选为理事会理事，掌握了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为合法地开展学生运动创造了条件。5月18日，在学生会选举赴京请愿代表时，经过学生会中党员的努力，中共党员卢治国、周厉农当选为代表，卢治国并被选为代表团团长。支部书记任勖丰以学生自治会主席名义提名通过中共党员刘世昌为代表团秘书。学生运动遭到镇压后，各系地下党组织积极组织营救，党掌握的开封《中国时报》及时发表消息，公布被捕学生名单，揭露国民党的残酷暴行，组织教授代表探视团，携带食品慰问被捕同学。

河南大学当时不仅有各系的地下党员，还有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研究小组”(后改为新民主义学会)及中国民主同盟河南支部。“新民主主义学会”是在中共汴郑工委开封支部领导下，于1946年10月成立的，有10余名成员。中国民主同盟河南支部于1947年3月成立，由河大教授王毅斋任主任委员，卢治国等为第一批盟员。在学运中，新民主义学会会员和民主同盟成员，在学生中宣传进步思想，追求真理，不畏强暴，是爱国民主运动的骨干力量。

这次广泛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爱国民主运动，是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一次学生运动。它继承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的光荣传统，标志着第二条战线的形成。

瓦解国民党军整编六十八师国民党军整编六十八师(1946年春天前为六十八军)原属西北军。师长刘汝珍是国民党第四绥靖区司令刘汝明的弟弟，早年在苏联留学，曾受共产党的影响。副师长王志远与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是同学，受过彭雪枫的思想影响，和汴郑工委委员朱晦生有联系。参谋长邹桂五早年倾向革命，为共产党做过一些工作。该师驻防杞县、通许、开封、考城、民权、菏泽及陇海铁路汴徐段沿线。

为了开展对整编六十八师的工作，中共汴郑工委一成立，即由朱晦生推荐林恒(工委委员)到副师长王志远家任家庭教师，加强对王志远及其家属的工作，继之与六十八师参谋长邹桂五建立了关系。在王志远、邹桂五协助下，工委书记刘鸿文与委员朱晦生多次与刘汝珍直接见面，对其做争取工作，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发起了西南战役，在一个月时间内，歼灭国民党军4个整编师师部，9个半旅共6万余人，由此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并为挺进大别山开辟了道路。此时，蒋介石密令刘汝明、刘汝珍扒掘黄河大堤，企图以黄河水淹没鲁西南及苏北一带广大地区群众和人民解放军，以阻止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反攻。

汴郑工委获息这一情报后，刘鸿文立即偕政治交通员周郁文到郓城向刘邓首长汇报。按照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指示，刘鸿文到六十八师驻地山东菏泽与刘汝珍直接谈判，向其提出：

①如不扒黄河大堤，起义后仍保持两个军番号。如果执行蒋介石扒黄河堤的命令，虽逃至天涯海角，将来还要抓回来交人民法办；

②遇到解放军不得阻击，不得残害冀鲁豫解放区人民；

③如能按我们条件起义或投诚，动产不没收，但土地须交还人民处理。

8月1日，刘伯承司令员致函刘汝明、刘汝珍，劝他们深明大义，为子孙后代着想，勿被蒋介石利用，犯下祸国殃民之罪。刘汝明、刘汝珍畏中共军威，为保存实力，当时表示完全接受中共提出的条件。同时还双方商定，由周郁文化名周继武以副官名义留在六十八师工作，负责经常联系和了解掌握情报工作。

这次谈判的成果是：刘汝珍未扒黄河堤坝，使解放区广大人民免于灾难；刘邓大军越过陇海线向大别山进军时，六十八师对刘邓大军不真打，只是虚晃一枪，，且边打边撤。虽然六十八师当时没有起义，但经过工委长期的争取、分化、瓦解工作，已是军心涣散，在与解放军作战中都是虚打一阵，为该师后来有的被打垮，有的起义，有的投降，直至全军覆没打下了基础。

策动国民党三五六团起义三五六团是国民党军整编六十八师一一九旅(即原六十八军一一九师)的一个团。团长张公于是中共党员，在抗日战争时期被组织派往六十八军做地下工作。抗战胜利后，六十八军调来开封一带驻防，时任副官长的张公干与冀鲁豫区党委接上关系。1946年冬，张调三五六团任团长，担负开封城防和警备任务。这时，冀鲁豫区党委城工部派开封工委军事委员范毅到三五六团协助张公干做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开始范毅在团部负责警卫班和机要文电的管理。他利用工作之便，将一些机密电报、简报和电报密码等重要情报及时送给开封工委转送冀鲁豫区党委，对我军在陇海沿线的活动，给予很大方便。1947年7月下旬，三五六团奉命开赴鄄城前线。范毅被任命为侦察队长，这样更便于活动和进行工作。

三五六团到鄄城后，奉命在鄄城及其以北黄河沿岸设防，阻止解放军渡河，同时担负“清剿”中共地方政权任务。张公干对“清剿”命令采取相应措施，避免发生意外。一天，上级命令三五六团派队“清剿”菏泽县政府，张公干派侦察队长范毅先去通知菏泽县政府人员转移，然后派副团长带队前往，使部队扑了空。又一次，中共地方武装在箕山进行宣传征粮工作，国民党区政府派人报告，要求前往“清剿”。张先是利用集合部队拖延时间，然后亲自带队出发。在距箕山很远的地方，就开始打枪，枪声送了信，中共地方武装即刻转移。随刘邓大军南下的担架队，在部队向大别山挺进后，陆续北返，被三五六团守黄河部队扣留，经张公干和范毅做工作，让他们过黄河返回解放区。

由于以上情况不断发生，张公干和范毅认为长此下去，很可能被敌发觉，给党的工作造成损失，加上对中下属军官和士兵的争取工作基本成熟，已具备起义条件。经请示冀鲁豫区党委和军区同意，在解放军接应下，张公干率领全团2000余人于1947年9月14日在鄄城起义加入解放军行列。中共开封工委派人将张公干家属辗转安全送往解放区。

在抗战时期，十八集团军总部开封情报站冒派人做民权县伪警备队长朱广仁的工作。兰封县伪警备队长张绍儒和冀鲁豫根据地经常联系，与共产党交往颇多。抗战胜利后，兰封、民权伪警备队被国民党改编为河南省保安第五团。但在经济上遭掠夺，政治上被排斥，使得张、朱对国民党反动派日益不满。1945年秋冬，集总情报站派曾洁光、张以成两次到该部与张绍儒、朱广仁接谈，进行党的政策和形势教育。经过工作，张、朱表示拥护共产党的政策，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秘密为共产党工作。1946年初，情报站长郭有义和曾洁光、张以成又一同到兰封县该部驻地，同张、朱会谈。双方议定，曾洁光、张以成到该部任编外副官，派马良到该部任电台译电员。同年3月，经郭有义、曾洁光介绍并报晋冀鲁豫中央局城工部批准，接收张绍儒、朱广仁为中共党员。接着先后在中下属军官和骨干士兵中发展一批党员。经上级批准，在该部成立以曾洁光为首的中共领导小组，负责党在该部的领导工作。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不断对豫东解放区进行“围剿”。保五团地下工作者，为了将“围剿”计划及时通知冀鲁豫第六地委和军分区，经联系商定，由冀鲁豫军区三十团政治处组织股长袁立荣进入保五团，专门负责分区与保五团的联络工作。此后，国民党军对豫东解放区的多次“围剿”，凡国民党军让保五团参与的“周剿”，军分区都因事先从保五团获得及时而准确的情报做了准备，处于主动地位，能够抓住有利时机，打击敌人，保护自己。

保五团党的地下工作者利用工作之便，搜集了国民党军在豫东及陇海路沿线的兵力部署与动向及开封城防情报，并在兰封，民权先后建立了三条交通线，为刘邓大军在陇海路的作战提供了有利条件。他们还为豫东解放区输送和购置各种子弹20多万发、炮弹千余发、迫击炮、机关枪数十挺(门)和手摇发电机、电池、药品等大批军用物资。在解放区军民的反“围剿”中、保五团还暗中配合豫皖苏军区部队先后歼灭河南省第一、二保安团、杞县保安团、陈留保安团等6000余人。该部实际上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地下武装。

1946年5月1日，开封各业工人千余人在人民会场举行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开封《中国时报》发表纪念五一劳动节社论。社论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里，资本家一切经营都是以赚钱为目的，因之，对于劳动力，往往也只视为生产工具的一部分。只要能够多赚钱，不惜尽量的剥削，无限的压榨，而根本不考虑工人的地位。劳工阶级为了争取生存，为了要求合理待遇和人的生存权利，只有联合一致，来和资本家对抗。”在五一节期间，各业工会向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交涉，给开封失业工人发麦粉6万斤。1947年5月1日，开封各业工会70多个单位五六千人，在河南体育场举行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开封邮务工会评剧团还在醒豫舞台举行公演，开展庆祝活动。

同美国资本家的斗争，抗战胜利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和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均在河南省设立分署，两署合并办公，由美国资本家操纵着救济总署大权。联总河南分署汽车总队有职工约400人，其中汽车司机六七十人。1946年12月，汽车队实行内部紧缩，宣布解雇工人20余人，遭到工人们激烈反对。中共晋冀鲁豫开封工委派在汽车队任队长的地下党员薛范领导工人同美国资本家进行斗争，要求改善工人生活，最后为所有被解雇的工人每人争得一个月工资的遣散费。1947年春，联总河南分署要取消汽车司机的津贴费，工人们在地下党员组织发动下，汽车队全体工人举行罢工。美国人声言：不上工不发工资，还要送宪兵队。但工人们不怕威胁，继续坚持斗争。罢工持续两周，积压的货物运不出去，美国资本家只好答应工人们的要求，宣布不再取消司机津贴费。斗争取得了胜利。

制馍业工人斗争1947年9月，中共开封工委派地下党员崔士学在制馍业工人中开展革命活动，筹备建立公会。当时开封制馍业工人约有一千二三百人，生活困难，更无政治地位，动辄被警察敲诈勒索，稍有不满，即被关押禁闭，甚至遭到倾家荡产。警察局还规定，禁止卖馍者在大街进行叫卖。经过崔士学鼓动串联和以军统特务公开身份奔走联系，征得有关当局同意，于12月15日，正式成立开封制馍业公会，崔士学任理事长。地址设在曹门里东二道街4号。制馍业公会先后发展会员700多人。广大制馍工人在公会领导下，团结一致，经过多方面顽强斗争，打掉了警察的凶恶气焰，争取了在大街通行叫卖的权力，收回了被蒋军强占的作坊和千余斤馍的欠款。

1945年12月创刊的开封《中国时报》，原是一家由进步新闻工作者、知识分子为主的民办报纸。后经中共冀鲁豫开封工委派人接触、考察了解，冀鲁豫区党委城工部发展该报社社长郭海长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由城工部直接领导，单线联系。并派李铁林到该报社以编辑和记者身份为掩护进行工作。同时，中共汴郑工委、中共冀鲁豫六地委开封支部都先后在报社开展工作。《中国时报》实际上成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挺立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共产党政策的一块阵地。该报主张和平，反对内战，要求民主，抨击时弊。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旧政协)在重庆召开。1月28日，《中国时报》转载了《文汇报》刊登的《中共代表团16日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全文；1月29日，该报就政治协商会议发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社论；2月2日，发表政协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全文。接着，从2月8日到17日，该报就《和平建国纲领》的内容连续发表《论和平建国纲领》等10篇社论；2月18日，就政协代表在陪都大会场上遭毒打一事，发社论《保障“自由”实现“民主”》。

1947年5月，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中，《中国时报)连续发消息、发社论，声援学潮。5月3日，河南大学教授决定罢教，5日该报就发消息《希望生活下去河大教授罢教了！》6日，发社论《从大学教授停教谈起》。社论呼吁希望政府早有通盘计划，从根本上解决问题。8日，发社论《为公教人员生活打算盘》，呼吁希望政府早有紧急措施，使公教人员生活得到最低限度酌保障。18日，河大学生自治会召开代表大会，决议声援教授，宣布罢课，并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请愿运动。全校选出以卢治国为首的12名代表赴南京请愿。20日，为河大学生赴京请愿事，《中国时报》发表社论《送赴京请愿代表》。22日，就各地罢教、罢课、请愿、游行日益发展的情势，该报发社论《正视学潮》。社论指出：“希望政府当局体察学生心情，正视人民生活的危机，以大智大勇的精神谋取和平民主的实现。这样一切学潮就不解决而自解决了。”5月30日，就国民党反动派为镇压学潮逮捕河大学生多人，该报发社论《河大不幸事件应宽大处理》，呼吁社会各界行动起来营救被捕学生。

《中国时报》的正义呼声，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报复。在6月1日全市第二次大搜捕中，《中国时报》、《前锋报》联合版总主笔赵海琛、副总编辑孙良田、梁建堂、采访主任李崧灵等4人以煽动学潮罪名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民权新闻》编辑主任刘世明、《工商日报》李军泗、《力行日报》主曼洛等3人。经过地下党组织活动和各报社社长联名具保疏通，被捕的7名新闻界人士于6月10日获得释放。

打入联合国救济总署河南分署任英文翻译、行政帮办的张振亚在工委领导下，利用工作之便，开展党的对外宣传工作。在对外报道有关国民党统治区黑暗、腐败的同时，宣传共产党解放区的民主、光明，还侧重编发国民党军队溃败、共产党军队大捷等消息，受到国际舆论的重视与欢迎。在5月学运中，张振亚写了一篇《金鸡叫了》的中英文报道。英文稿寄《密勒民评论社》，中文稿寄上海《文萃》杂志社，由于言辞过激，稿被退，为特务查获。张于1947年12月以共产党员嫌疑罪遭到反动当局逮捕。他在狱中立场坚定，巧妙斗争，说自己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从不过问政治，始终未暴露身份。后被组织营救出狱。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决定堵塞黄河花园口决堤口门，让黄河水回归故道。这一决定表面上是为了解除冀鲁豫、豫皖苏黄泛区人民的灾难，而实质是企图“以水代兵”，水淹冀鲁豫解放区军民，配合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的进攻。

黄河故道断流已有8年之久，河道淤积严重，河床内新建村庄1700多个，居民达40万之多，沿黄河两岸有2000余里的旧堤坝破烂不堪，急需修补。如使黄河重归故道，必须先复堤，后放水。国民党当局不顾人民死活，于1946年1月片面作出了黄河归故，限两个月完成堵口放水的决定。2月，国民党政府黄委会在开封成立黄河堵口复堤工程局。3月1日，国民党政府在事先未与解放区洽商的情况下，于花园口破土动工，正式进行堵口工程。此时，中国共产党为了解除豫皖苏黄泛区人民的灾难，同意黄河回归故道，但坚决不同意国民党政府在下游未复堤的情况下就先堵口。为此，在冀鲁豫区党委、行署领导下，成立了冀鲁豫区黄河水利委员会，积极准备复堤。同时，抗议国民党政府不与解放区洽商就堵口，申明冀鲁豫区关于先复堤后堵口的主张。3月3日，国民党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兼堵口复堤工程局局长赵守钰等人，迫于政治舆论的压力，前往新乡会晤了正在进行巡视的军调处执行部三方领导人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商谈了有关黄河堵口复堤问题。军调处决定各方派出代表谈判，以求合理解决。随着黄河归故工程的进展，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政府、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三方代表举行了一系列谈判。

1946年4月7日，国民党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代表、中共代表(冀鲁豫解放区派出的)、联总代表、行总代表等在开封经商谈达成了初步协议(又称《开封协议》)，主要内容是：关于堵口复堤推进程序，议决堵口、复堤同时并进，但花园口合龙日期须俟会勘下游河道和堤防淤垫、破坏情形以及估修复堤工程大小而定。关于施工机构问题，议决直接主办复堤堵口工程的施工机构本着统一合作原则，由国、共双方参加人员办理。关于河床村庄迁移救济问题，认为河床内居民之迁移救济，原则上一面由黄河水利委员会拟具整个河床内居民迁移费预算专案报国民党中央政府核拨，一面由马署长(行总河南分署署长马杰)及范海宁先生分别向行总、联总申请救济，在中共管辖区内河段由中共代表转知当地政府筹划救济，所有具体办法，仍俟实地履勘后视必要情形再行商定。协议还就共产党方面协助工程进行办法和招工、购料、运输、工粮发放问题作了规定。

《开封协议》达成之后，黄委会委员长赵守钰、总工程师陶述曾、美籍顾问塔德等多人在冀鲁豫行署代表陪同下，于4月8日由开封出发，赴黄河下游勘察，历时一周。4月15日返抵菏泽，当日下午7时，黄委会赵守钰、陶述曾、左起彭、孔令容、许瑞鳌、冀鲁豫行署段君毅、贾心斋、罗士高、赵明甫、华夫、成润，渤海区政府代表刘季清等举行了黄河问题座谈会，经商谈达成了包括复堤堵口问题、河床内村庄救济问题、施工机构问题、交通问题、币制问题等为主要内容的《菏泽协议》。

《开封协议》和《菏泽协议》一签订，解放区就准备制定具体执行计划。但是，在协议签订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出了“黄河下游复堤工作两月内进行”的消息。4月20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又发表消息说：“倘秋汛期前不能完成堵复全部工程，政府方面实不能负其全责。”显然，国民党政府最高当局要置《开封协议》、《菏泽协议》于不顾，在大汛前的6月底堵塞花园口口门，放黄水归故道。此后，经过冀鲁豫解放区代表与国民党政府有关方面一再交涉，先后又签订《南京协议》、《上海协定》等。但国民党政府一再背信弃义，一方面派军队疯狂向解放区进攻，一方面抢夺解放区原有的治河物资器材及工粮，妄图破坏复堤工程的进展。

为粉碎国民党政府的阴谋，1946年7月19日，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偕成润、王笑一等飞临开封。在开封，周恩来等乘车视察了花园口黄河堵口工程，会见了冀鲁豫解放区负责人张玺、段君毅及冀鲁豫区黄委会主任王化云等，并征求了意见。翌日，出席有各方代表参加的黄河问题座谈会，在会上没达成任何协议。到7月21日，周恩来离开开封返回上海。在上海，同国民党代表蒋廷黻、美方代表福兰克芮签署了《协定备忘录》，决定9月中旬左右重新进行堵口。

经过黄河归故谈判的斗争，推迟了堵口时间，赢得了复堤自救的时机，保卫了沿黄故道数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并得到必要的工程粮款，从而粉碎了国民党以水代兵、水淹解放区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