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护车从曼坪县穿街而过。电冰箱已经争取到了，血放在里面。江曼手扶着冰箱的边角，扭脸儿向县城小街望去——仅仅距离战场几十公里，县城竟然如此繁荣。这真是一场特殊的战争啊！后方好像并不大在意，人们想的全是另一回事儿，想的是经济、开放、改革和生活。满街是个体商贩，卖成衣的，卖小锅米线和多味瓜子的，卖蜡染工艺品的……喊声此起彼伏。真不巧，电影院又涌出了人的潮水。司机急得骂娘也不顶事，救护车的喇叭声淹没在嘈杂的人声里……满街是人，人的海，人的潮，人的粥，一双双脚搅动着，杂沓，纷乱……

纷乱，杂沓……

七年前。对，是七年前，春节前三天。江曼随着旅客们杂沓的脚步，走出北京站口，再也没回北大荒。她把童川的行李也托运回来了，拖着一个行李，背着一个行李，用根绳斜在肩上背着松鼠笼子，一盆火似的奔家，迎接她的是什么呀！她家住的洋火杆胡同一个小院儿，已经付之一炬了！两间房烧掉了一间半，只剩一堆瓦砾。满院子横斜着烧焦的破门窗、旧房檩。遍地死灰焦土。露了天儿的屋里残壁乌黑。苍老的母亲正佝偻着腰拣拾破劈柴、半头砖。一边收拾破烂儿，嘴一边翕动着，不停地自说自听。老人仿佛被大火烤干了心血，脸起皱干涩，鬓边多了一绺刺眼的白发。江曼叫声“妈”，老人扬起混沌的眼，半天才琢磨过味儿来。

“噢，是小曼哪！”

“妈吔——这是怎么了？”

老人摇摇头，痴呆呆地立着。

“您倒是言语呀，这是怎么了？”

“怎么了？完了，一把火全完了。毁了他自个儿，也毁了这个家。……我就说——没事儿，江青他们那四个‘玩意儿’倒了，解放了，没事儿。不成，他不听，他就是不信。他两天明白三天糊涂，犯了疯病儿，东拣点废报纸，西拣点旧书本，沤火呀，你不让他往炉子里沤，他就划洋火也要烧那破纸。我就说，你烧吧烧吧，把黑材料烧了就没事儿了，就不挨抓不挨打了，别搁在心里是块病……不能强拗着那老头子呀，拦他他就敢捂着通红的炉盖，手烧得滋滋冒油也不撒开……我就说早晚有一天把房子沤着了完事。整天提心吊胆看着老头子，可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啊！可不嘛，完了，烧了，一把火，房子没了就没了，人也烧了……没了。”

母亲定定地瞧着地上烧得只剩个碎片，只剩一双眼睛的老伴的遗像，不知是说给老伴儿？是说给自己？还是说给江曼听。江曼从玻璃碴儿中拾起那一角焦糊的照片，心都要碎了。老父亲只剩得慈眉善目了！她记得，小时晚儿她睡下了，父亲常常两手撑着炕沿儿瞧上她半小时，只要睁眼就能看到那慈眉善目；她记得，小时晚儿父亲让她骑在脖子上，带她逛厂甸儿，逛西单，到曲艺厅去听京韵大鼓；听相声，回来，老人絮絮叨叨重复那三国赤壁、黛玉葬花、林冲踏雪，嘶哑地唱给她听。她也记着，父亲宠她、爱她，开了支总把新角票儿塞给她——窸窣响的新票儿只准她买书。她也忘不了，父亲能写一手好字，能打一手好算盘，能背几十首古诗、曲子词，可胆子小得怕棚上落灰……父亲是银行的小职员，从不高声说话，只知勤谨做事，好生抚育儿女。巴望儿女都能念大学，将来比自己强。“文革”初期他仅仅因为慌慌张张喊反了一句口号，被揪斗，吓出了精神病。江曼到北大荒兵团去的时候，父亲略见好转，不料又被清理阶级队伍的风潮吓得犯了病。这老人！这位宠惯得江曼爱哭、任性，在不自觉中用中国民间传统说唱为江曼启蒙，由着性儿让江曼买书、看书，要星星不给月亮儿的慈善的父亲哪，晚景竟是这样惨！竟是至死也没烧完自己的“黑材料”，竟是一把火自焚而亡！江曼怎能不伤心动情呢？火灾发生在新年前夕，母亲在信里没告诉她，只说是搬家了，信寄到胡同口小副食店转交。江曼告诉童川的也就是这个地址。她哪儿知道家里一场大火，家破人亡？！

母女俩坐在废墟上，形影相吊。

江曼：“妈，您怎么写信不告诉我？”

母亲：“告诉你有什么用？什么人什么命，我就说我活该命不好，活该我活受。甭让你出门在外揪着心了……”

是的，疼爱儿女的老母亲一切都让自己活受了。她现在住的哪是什么房？防震棚！低洼的空场儿里，邻居帮忙用油毡、旧木料和苇箔搭了一间棚子。从火里拣出来的锅碗瓢勺凑合着用。凶信儿，不但瞒着江曼，连在太原钢厂的儿子儿媳也没告诉。

江曼就回到这么个破家来了。

每日她在低矮的油毡苇箔小棚子里“沤”。忙早饭，忙午饭，忙晚饭，蒸大馅团子，熬萝卜汤，合面，扒葱拍蒜……一身的葱花爆锅味儿。十年浩劫是七六年十月结束的，在她家却远远没煞尾。一场大火，家破人亡，留在母女心上的是隐痛。北京没有事儿给江曼做，兵团和插队的青年还在向北京倒灌。江曼只好在家待着，在小防震棚里每日和老母亲碰头撞脸的。老母亲疼她、爱她，一篓一篓的废话全塞给她一个人。老母亲自来是家庭妇女，能动能做，可现在，才是五十多岁的人，经这场火，佝腰驼背像七老八十，整日凭唠叨活着。老人既可怜，又可气。她琢磨着江曼和童川“准有事儿”，想那童川从北大荒当兵，日后复员还得回到北大荒去。她害怕闺女将来还得回那儿去受苦。她越疼女儿，越瞧着童川那行李碍眼。每逢扫地她把行李从防震棚墙角塞到床底下去，任性的江曼又把行李从床底下掏出来，搬上床。母女俩就这么暗里犟着劲。江曼始终没接到童川的信。她得空就往胡同口小副食店跑，问有没有信来，有时还截着邮递员的自行车打听。她发现，老娘跑副食店儿的腿儿也勤了，似乎是在同她摽着劲，争着什么，可一问信的事儿，老太太就没好脸儿：

“我吃饱了撑的？秘起你的信干什么？我瞧你是着魔了！我可是跟你说，你要是打算日后和姓童的回北大荒，趁早儿甭要这个家，立马儿你就给我走人。”吼一阵，忽然哑然抽泣，抽泣一阵，又自说自语：“没有狠心的妈，可有狠心的女儿！我这是怎么了？说话也不顺人家的耳，怎么那一把火不把我也烧死呢？省得碍眼哪！唉唉……”

江曼没法儿和老娘拌嘴——瞧老人那样儿就够心酸的了。她只有躲出去，散梦游魂地在街头踯躅。老母亲渐渐地反守为攻了，给她张罗对象儿了。转瞬几个月过去，九月里，母亲又好言相劝：“小曼哪，后半晌，前院刘大妈领个人来串门儿，你别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成不成？”

“成。我给你们腾地方儿。”

“敢？！人往高处走，甭坐坡溜。”

“什么叫坐坡溜？”

“瞧你那死羊眼！……”

好事的大妈领了个男的来，江曼真就一走了之。为这事儿，娘俩一个礼拜谁也没理谁。江曼在家里闲得心上长草，憋得口舌生疮。母亲在火卷房檩的时候也没忘给江曼拾出那些书来，她从前是能整日整日在中外著名小说里同主人公一块儿生活的。可现在书也瞧不进去，铅字在眼里乱跳，捧着书会想到童川——她相信会有信来，等着，盼着，熬着。有一天，母亲从副食店回来，放了酱油瓶，醋瓶，痛痛快快地把一封信扔给江曼，信已经撕了口儿。

“瞧瞧吧，来了。有‘喜事’儿！”

“你干吗拆我的信哪？！妈！”

江曼很生气。可她的愤怒都在捏到信的一霎间雪释冰消了。此刻，仿佛世界上一切烦恼都消退了，低矮的防震棚也一下子明亮起来。她的心被那信封上的字迹烨然照亮。她觉得捻动信封，抽开信纸的手感分外激动愉快，可又很不安。她的心抖得好厉害呀，差一点儿就当着母亲的面儿落泪了。她瞥了一眼信皮儿，上面却只有收信人的地址：“西城区洋火杆胡同副食店，江老太太转——江曼收。”寄信人的地址呢？童川在何处？没有写。天老爷！千万别出什么事儿！江曼闭了眼祷祝着，赶紧又睁开眼读信——

江曼：

我已经给你寄过三封信了。从前我一直等着你回音，现在不必了，不需要了。我什么也不需要了。我托看管我的人把信寄给你，这将是最后一封信。

我现在是罪人了，十恶不赦的罪人！

我打死了一个人，打伤了两个。我将被判刑，将被送去劳改，然后将戴罪被处理回北大荒……我原以为当了兵，就是找到了归宿。不对，生命没完，就谈不到归宿。我的归宿将在哪儿？刑满释放犯的北大荒劳改农场？大概是吧。

还记得我寄给你的信里说的话吧？我设想过咱们的重逢——在圆明园静悄悄的小树林里，那儿应该有荷塘，有鸟儿，有月亮，我们野餐……这全是梦话了。我也告诉过你，我在新兵连大出风头，玩单杠，玩双杠，组织足球队……我在训练中也露尽了脸。我在北大荒就偷偷地用兵团警卫排的冲锋枪打过猎，打靶轻易就混了个优秀。我在欢乐中已经开始酿自己的苦酒了。我从小就是野性，上学时正赶上动乱年月，没收没管，跟着高年级同学“造反”，野跑。在北大荒我偷马骑，扒火车……全干过。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呀！新兵下连之后，瞧见冲锋枪我手就痒了。我在连队新结识个炊事班姓姚的老乡，他藏着冲锋枪子弹。我们俩说好了，钻个空子上山打鸟儿，我想干的事，没人拦得住。这天，连队助民劳动，我就说肚子疼。等人一走，我把冲锋枪偷上了山。三月，塞外的山上到处是残雪，林子里阔叶树光秃秃的，针叶林显得分外肃穆。太阳也懒得往林子里探头。山上没有别的人，连人的脚印也没有。只有麻雀、乌鸦乱飞，真是打猎的好环境啊！这个“世界”上就我和小姚，还有一支冲锋枪。没有连长，没有班长，没有任何纪律约束。我喜欢这样儿，我甚至忘了自己是个兵，好像自个儿还是“红卫兵”，还是兵团战士什么的。我大显身手，随着“砰、砰”的点射，看到麻雀像树叶儿一样从树上落下来，瞧着乌鸦在天上翻几个跟头，笔直坠落，别提我有多狂了。我哈哈狂笑，震得树上的雪挂也簌簌往下落，落进我的脖颈里。

我们“战果辉煌”。把麻雀、乌鸦，还有一只鸽子带回去，收拾了，放在炊事班锅里用油一炸，吃得满嘴流油——我哪儿想到是在嚼苦果啊！冲锋枪的枪膛里还有一发子弹没退出来，我忘了。

晚上，在灯光球场看电影儿。

电影儿开映之前等得让人焦心。电影放映机不知出了什么毛病，放映员急得一头汗。电影场三面阶梯似的看台上全是人，全是老百姓，人声嘈杂极了。小孩子用手电在银幕上乱照乱晃，增添了混乱。我们遵命坐在小凳上，扎了腰带。抱着枪，好像成心给老百姓表演、示范。小凳的行距排距也像用尺子量过，人直挺挺戳在凳子上，正襟危坐，戴着值星红袖章的参谋长四处监视着执行纪律的情况。肃静和喧闹形成鲜明对比。可是肃静里也有不肃静，我抱着枪，回味着白天的猎鸟，回味着油炸鸟儿的滋滋声，手指快活地在瓦蓝的冲锋枪管和枪机上划动，发出只有我自己听得见的金属的声音。

一束光照亮了长方形的银幕，这是要开演的预兆。人们的注意力被吸引到银幕上去。吵嚷的人在这会儿闭了嘴巴，盯着银幕，等待着……

“砰！”

一声枪响，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乱子。我只感到枪身猛烈地震动了一下，我的手指还留在冰凉的扳机上。打鸟剩下的那发罪恶的子弹飞出去了，没听到子弹划走的哨音，不知它钻到了何处。全场震惊，一时间死寂死寂的，一点声音也没有，我的心也仿佛停止跳动，血也凝固了，我傻了。

“血！”

有人失声高喊。完了！有一个人倒在血泊里，有两个人受了轻伤。电影场里大乱，人们那手电的光，全都向我射过来，我的眼睛被晃得发花，脑子里一片空白……

死伤的人被抬出去抢救，我被架出了电影场。

我被宣布行政看管，扯下了领章帽徽，蹲在小房子里。窗外听得见队列行走的刷刷声，听得见“一二三——四”的口号声。可我……我干了什么事啊！我把头嗵嗵地撞墙，泪如雨下。我谁也不怨，什么“无政府主义思想”，什么“无组织无纪律”，都太轻了。我是罪人，我当时就想死，死了干净，以命偿命……两个战士轮流看管我，连长指导员来看过我，我三天不吃不喝，也不睡。我终于明白了，如果自杀，只能给部队再添污垢，只能是错上加错，可是这样儿活着有什么意思？

一声枪响好像才使我从延续了十几年的精神状态里醒过来。醒来也晚了。我已经戴上手铐，四月二日宣布逮捕。你接到信的时候——九月初就要判刑了。我研究了刑法——过失杀人罪，我要给判五年。五年哪！出狱之后这个污点还要背一辈子。我不能毁了你，分手吧！我到哪儿去服刑、坐牢，出狱后的去向，我都不准备告诉你。

忘掉我这个罪人吧！忘掉，永远忘掉！

我希望有个赎罪的机会，如果打仗，我愿意请求去堵枪眼、趟地雷，我惟一的愿望是战死！

也许，我会有一个赎罪的合适的死的机遇的！不知你回到北京后找到自己的位置没有？战死，烈士的坟墓，就是我要寻找的归宿。

永远再见，再见了……

江曼读着信，无声地哭。哭得头晕。她没想到，盼信，盼信，盼来的竟是这么个凶信。她想，童川这会儿没准儿已经戴着手铐，被推入监狱的铁门了。可是他原来的部队在哪儿？他被关着的监狱在哪儿？这封信上说先来过三封信，那信在哪儿？

“妈，童川的地址在哪儿？还有三封信呢？”

老太太木然，没有表情，没有回答。

“您就想自己合适！您毁了两个人哪！”

江曼发狂似的吼叫，老太太依旧不为所动。她在想自个儿的事，她在想，老头子一把火就给烧了，活着总是个伴儿，现在人没了，没了。女儿呢，又着了魔似的恋着那个“杀人犯”，这可怎么好？她毕竟心疼女儿，怕江曼窝囊出病来。

“小曼哪，往宽里想。千万别窝屈出病来。想哭就撒开了哭吧……甭想不开，童川这孩子倒也懂理，是个知情知理的好孩子啊。人可不就得自罪自受哇？人，能拿得起，放得下才成，别窝屈着，啊？”

“您要是还让我活着，就别说了。”

“你可别一条道跑到黑！”

“我等着他，等着，等着！”

老人愣忡忡立着。她想自己是把闺女惯坏了，任性，认死理儿。她呜噜呜噜自说自听：

“我前辈子造了什么孽？造了什么孽啊？……我们家祖坟上长了什么蒿子？老头子疯疯癫癫放火，死丫头又死活跟上个‘杀人犯’……”

老泪从她那呆滞的，满是皱皮的脸颊上流了下来。

江曼不愿再听，冲出了地震棚。

“小曼，哪儿去？你回来，哪儿去？”

江曼跑回大火焚毁的小院，找这个无人处，呆呆地坐在废墟上，像失魂落魄的“空心菜”。母亲颤巍巍追过来。

“家去。小曼，惯得你！怎么这么任性？”

“您把童川先来的三封信给我成不成？”

“没有了，烧了！”

老太太风似的一卷，倔倔地走了。她的确是“秘”着童川的信，可她必得“秘”到底，必得绝了江曼的念兴。她不能把女儿往火坑里推。犯人家属，她当过，她知道那要受什么罪过。

一会儿，江曼回来了，无泪也无声。她把火中幸存的樟木箱子打开，翻找童川的信。她一点好气儿也没有，发疯似的往箱子外面摔破东烂西。樟脑味儿的旧衣旧裤，还有老太太为自己死后入殓准备的“装裹”，扔满了防震棚，惊得笼中的松鼠也瑟瑟打抖。可是，信，无影无踪。难道信果然是烧了，真让狠心的母亲给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