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集宁，煮熟的鸭子飞了，主帅聂荣臻痛感我军经验不足。蒋介石政治上略施小计，一向颇有主见的傅作义立刻拔寨增援。骄狂的南京报纸、电台发表致毛泽东公开信，公然挑战！毛泽东要求华北我军打大的歼灭战。正太破击出奇闻，华北我军打阎锡山却打出了日本兵。曲终人未散，正太大捷实现华北我军大转折。

如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其它几支英勇的部队一样，华北野战军也是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火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从抗日战场走上解放战争的疆场，他们也经历过战争的波折坎坷，品尝过战斗失利的苦涩。

重庆的谈判桌上，毛泽东面对蒋介石，坦然承认：“现在打，我们打不过你们，但我们可以用对付日本人的办法对付你们。”

战争，毕竟是双方实力的较量。直言不讳的毛泽东，似乎比恃强骄纵的蒋介石看得更远，更充满自信，但毛泽东清楚，战争初期部分战场部分战斗的失利在所难免。

军史记载着，解放战争的第一仗，首先在华北打响。这一仗是由贺龙任司令员的晋绥军区和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委的晋察冀军区联合作战的。遗憾的是，华北我军的一员名将、门出黄埔军校的徐向前当时正生病住院，没能参加对这一仗的指挥。

战争史上，第一仗历来难打。但聂荣臻和贺龙指挥的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联合作战的第一仗并不难。1946年7月上旬至8月中旬，我军果断地发起晋北战役首战告捷，华北我军一战歼敌8000多人，把战略要地大同之敌孤立起来了。晋北高原，聂荣臻并未满足己到手的胜利。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他又提出了发起大同、集宁战役的设想。

8月2日，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在山西阳高举行联席作战会议。聂荣臻司令员从河北张家口赶到山西阳高，出席这次联合作战会议。刘澜涛、杨成武、陈正湘、郑维山、胡耀邦等当时我军在华北的军政首长也出席了会议。

大同是我国著名的煤都，平绥、同蒲两铁路的交汇点，城西北山岳拔起，蜿蜒至城东，山岳像一把圈椅似的把大同拱卫起来。城东有一条护城河，四季流水不断。从军事上说，大同易守难攻，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国民党军把大同当作“巩固华北、屏障绥宁，呼应热察、支撑太原”的战略要地。

作战会上，一听说要举行大同、集宁战役，与会众将热情很高，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

“敌人在大同经营多年，工事复杂坚固，城垣和周围的据点都筑有明暗堡垒，战役发起前，一定要把敌人的工事搞清楚。”

“别看大同及其外围有近2000敌人，都是些七拼八凑的部队，成分复杂，战斗力不强，我们不能把它想象得那么难啃。”

“两个军区联合作战，关键是要配合好。”

会议展开了充分的讨论。但从众将的发言中也能明显地感到有些战将的轻敌。最后，主持会议的聂荣臻司令员站起来说：“这次作战，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还是由晋绥军区张宗逊副司令员和晋察冀野战军罗瑞卿副政委组成大同前线指挥部，统一指挥两个军区的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现在已有6个旅的兵力和一些地方部队集结完毕，我们准备用10天左右的时间歼灭大同外围的敌人，完成攻城准备，尔后用半个月至20天的时间攻下大同。”

聂荣臻还特别强调：“大同这个城市，阎锡山和傅作义都很重视。中央军委特意来电指出，攻打大同必须精心计划，充分准备，同时要注意傅作义部队的增援。”

阳高会议后，大同前线指挥部正式成立。由张宗逊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的主力及地方部队各一部共30个团的兵力，夺取大同。会后，聂荣臻打马返回张家口。

7月31日，进攻大同的外围战斗打响了。

第一阶段战事还算顺利。经过5天激战，我军歼敌2000多人，肃清了外围，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胜利面前，有的部队甚至提出“进大同，吃月饼”的口号，准备攻城。但关键时刻，蒋介石耍了一个小小的花招，使力量对比的天平发生了重大变化。

南京。蒋介石舍不得大同这个战略要点。我军围攻大同时，蒋介石多次催促傅作义发兵增援，傅作义却迟迟不动。大同是阎锡山管辖的地域，傅作义岂肯为圆滑的“阎老西”做嫁衣。一名幕僚见蒋介石为此苦恼，就献计说：“总裁，傅作义并非不肯用兵，而是不想同阎锡山打交道。如果把属于阎锡山第二战区的大同划归博作义的第十二战区管辖，傅作义就不会不调兵了。”

蒋介石听了，脸上不为所动，心里却暗暗叫好。他立刻签发一道命令，大战之中的关键时刻把大同划归傅作义管辖。

蒋介石这一手立竿见影。傅作义接到命令，马上命令自己赖于起家的王牌嫡系部队三十五军3万多人分南、中、北三路倾巢东犯，经过集宁南援大同。面对突变的形势，罗瑞卿、张宗逊等大同前指将领根据敌情变化，决定先消灭增援的敌人，然后攻取大同。

9月7日，敌人从卓资向集宁进犯，我军以3个旅守城，主力部队5个旅集结在集宁以南，拟乘敌人进攻集宁时突击其侧背。但是，由于我军侦察不细，通讯联络不顺畅，没发现敌暂编第一一七师、第十七师、新编第三十一师从铁路北面秘密东进，在集宁西北集结。当发现这股敌人时，指挥部急忙把主力部队的5个旅调往集宁，决心首先消灭敌增援部队，然后转移兵力攻取大同。

塞外9月，夜晚已经结冰了。华北我军身穿单衣的战士们不畏风寒，从四面八方奔往集宁。10日，敌人秘密东进的3个师在空军的配合下，从西北两面向集宁外围我军发起攻击，虽然一度攻占我卧龙山、南营房等地，但随着我军及时地调整部署，这股敌人最终陷入我四面包围之中。经过一天两夜激战，敌被歼5000多人，西退的道路被切断，电台被我军炮火打坏，陷入了走投无路、呼救无门的绝境。

战机悄然降临。这种导致全局胜负的战机十分宝贵却也稍纵即逝。这时候，如果我军一鼓作气，不但能全歼这股敌人，集宁也能顺利攻克。但是，初上解放战场的我军似乎还缺乏大规模整体作战的经验。关键时刻，我军大同前指没有完全掌握集宁敌人的情况。一天没有组织连续进攻，却转兵西进，去围歼来援的敌第一零一师。这就给敌新编第三十一师、暂编第十六师及第一一七师残部以喘息和整顿的机会。

12日，援敌在空军配合下攻入集宁城内，我军就难以歼灭集宁之敌了。

面对形势，我军前线指挥员冷静决定，13日晚撤出集宁。

到手的胜利失之交臂，令人十分遗憾。聂荣臻闻此消息，痛感我军经验不足，良久不语。

集宁一战失利，大同也不宜再攻了。

大同、集宁一战，对晋察冀和晋绥军区都带有初战的性质。在一个半月的转战中，我军歼敌1.2万人，但未能达到攻城、打援的预定目的。

大同、集宁战役，华北我军虽未能达到预定目的，但算不上失败。可此战却促成了南京国民党的一场闹剧。也许是为了鼓劲打气，也许是为了向世界证明些什么，南京的国民党报纸、电台对这次战斗大肆渲染，甚至不可一世地发表了致毛泽东的公开信。信中称：“被包围被击溃被消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的所谓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的全部主力。”

战后，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客观地说：“集宁会战，按当时的情形，我们是相当的危险，很有失败的可能。最后能得到胜利，我认为是一个侥幸。……第一零一师参加战斗之后，共产党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在12日晚上，他没有去攻击新编第三十一师，而去全力打第一零一师，这是共产党失败的原因。如果那天晚上，去攻新编第三十一师，我们的情况就相当危险了。”

晋察冀军区的指战员从敌人的广播中听到这封信时，人人怒火中烧，愤慨之极！

战后不久，朱德总司令拿着这封信对一位部队领导同志说：“向连以上干部宣读，这叫激将法。人家骂我们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也不过如此。”这封信后来在《解放日报》上登出来了，许多同志看了这封信，激愤地流下了眼泪。吃一堑氏一智。

聂荣臻在晋察冀中央局干部大会上总结这次战斗时，一方面看到了战斗失利以后的不利局面，认为“必须在战略上重新部署，集结兵力，寻求机动，找机会打敌人，才能改变对我不利的形势”：“西线战役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今后当检讨其经验教训。还要估计到我们的困难也可能增大，要准备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另一方面也要求大家树立必胜的信念，“我们绝不要悲观，也不可骄傲。有些同志满腔希望打下大同，大同没有拿下就有些失望。但必须认识形势发展的曲折性，就是解放了大同也还可能撤出。这次没打好，取得了经验教训，今后就会打好。对于有些因为目前形势引起的波动，尤其没有经历过内战和抗战的同志，告诉他们应该把全国的情况看清楚，坚定信心。《解放日报》的社论已经指出‘蒋军必败’，他的困难是没法克服的”。

聂荣臻还特别指出：“西线战役中，我军全体将士都非常英勇，不怕一切牺牲，克服一切困难，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战例与模范的英雄不断涌现，这种新英雄主义的精神，值得我们大大发扬。”

集宁一战失利，华北的国民党军调整部署后开始转守为攻，并将矛头直指华北我军占领的最大城市——张家口。与此同时，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幸明指挥7个师，从8月21日起分别由天义（今宁城）、凌源、山海关、锦州向承德、青龙、建昌进攻。9月初，敌第十一战区也集中兵力向冀东解放区发动进攻。从华北到东北，国民党军摆开了全面进攻的架式，北中国上空一时间战云密布。

华北战场上，聂荣臻终日站在地图前思考着。他知道，部队在大同外围连续作战，损耗较大，需要及时补充、整顿。张家口地处要塞，敌人有非得不可的野心。东面孙连仲的第十六、第五十三、第九十四军已经沿平绥路向怀来进犯，西面傅作义的4 个师22个旅已经集结于集宁、大同一线，随时可能东犯。这些天，国民党的飞机还不时地对张家口进行轰炸扫射。如果一味固守张家口，敌人一定会集中兵力多路强攻，那时候，晋察冀军民将不得不在不利的条件下与优势敌人对抗，就会陷入被动。

放弃张家口？聂荣臻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每当这念头出现时，他便有这种感觉。张家口可是我军付出血的代价后直接从日军手里解放的，放弃，部队会怎么想。

可死守张家口，等于我军背着包袱迎战强敌，我军优势将拱手让给敌人。

经历过无数血与火考验的聂荣臻在充分权衡了利弊后，果断地向中央军委建议，撤离张家口，以争取主动。

陕北，毛泽东平静的脸上并未流露出过多的惊讶。聂荣臻的想法与他的想法多少有些不谋而合。眼下保住部队，争取胜利是第一位的，一城一地的得失不应看得太重。正是这一点，透出了毛泽东与蒋介石军事上的根本不同。

中央军委完全赞同聂荣臻的意见，并且根据苏中的经验强调指出，晋察冀主力应“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主动地寻找好打之敌作战”。

不出聂荣臻、徐向前等人所料，撤离张家口的消息一传出，便在部队中引起了不小的波澜。张家口是晋察冀军民亲手从日本侵略者手里解放出来的，现在要主动转移，许多指战员都有不同想法。

有人提出，张家口不应该放弃，要敢于与敌对垒。当年冯玉祥固守过张家口。

“我们不能背这个包袱！”动员会上，聂荣臻操着四川口音，再次强调他的决心，“战争是长期的，在万一不利的情况下，不作孤注一掷，不为一城一地所束缚，这不是说轻易放弃一切城镇。比如张家口这个大城市是压在我们肩膀上的大包袱，并非绝对不能不弃，但决不能轻易放弃。敌人进攻张家口，能守就尽量守，形势不利就只进行掩护作战，不坚守。现在敌人几路同时围攻张家口，我们为什么还要背这个包袱呢？撤离张家口，就把这个包袱丢给了敌人，我们就有了主动权。”

正当我军紧张地部署撤离张家口时，蒋介石又做了一个小动作，过早地揭开了晋察冀军区打张家口保卫战的序幕。

国民党军队占领集宁、承德和冀东各县城以后，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决心“彻底摧毁热、察、绥根据地，收复张垣（即张家口），打通平绥路，巩固华北。”蒋介石为了在国民党代表大会上吹嘘胜利，急于想打通平绥铁路，抢先占领张家口。于是，命令第十一战区李文兵团的第十六军、第五十三军分别从南口和怀柔地区沿平绥铁路向怀来发动进攻；命令第十二战区傅作义所属的第三十五军、暂编第三军及一个骑兵师、两个骑兵总队零两个旅在集宁、大同一线待机行动，摆出了一副东西对进、会攻张家口的架势。

在这种情况下，晋察冀军区首长判断敌人可能以康庄、怀柔地区的两个军为主，全力向西进攻。集宁的敌人可能在东线敌人占领怀来后沿平绥路东进，与西进之敌会师于柴沟堡地区。

这是一个歼灭敌人的机会。初战小胜，助长了国民党军骄狂的气焰。几路分兵，无疑给我军提供了一个各个歼敌的良机。晋察冀军区决心以歼灭康庄、怀柔西犯之敌为目的，在撤离张家口之前先进行一场张家口保卫战。

接到晋察冀军区的报告后，中央军委以最快的速度回电表示同意，并具体要求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萧克、政治委员罗瑞卿组成前线指挥部，直接指挥这次战斗。当时，晋察冀野战军参谋长是耿飚，政治部主任是潘自力，整个领导机关和直属队都驻在怀来。下属4个纵队，颇具战斗力，指挥员都是经过长征和抗日战火考验的老红军。

第一纵队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苏振华。该纵队有3个旅，实力最强。

第二纵队由郭天民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第三纵队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李志民。

第四纵队司令员陈正湘，政治委员胡耀邦。

萧克和罗瑞卿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以郭天民的第二纵队主力在怀来、延庆地区正面抗击敌人进攻，以杨得志、苏振华指挥的第一纵队和第二、第三纵队各一个旅隐蔽集结于怀来之南地区，待机出击。

为了分散敌人的兵力，配合平绥路作战，第三纵司令员杨成武和冀晋军区政委王平指挥6个旅的兵力，在平汉铁路北段发动进攻。

9月29日，敌李文兵团的4个师在370多架次飞机和数百辆坦克的掩护下，趾高气扬地向怀来发起进攻。当地面部队遭到我军阻击时，敌人的飞机对我军陆地、交通线及后方基地进行狂轰滥炸。敌人虽在火力上占有绝对优势，但进攻速度缓慢。

蒋介石沉不住气了，先前他已夸出海口，若不能速战速胜，他将如何向世人交代。为了避免在国民党代表大会上丢丑，蒋介石又派出他的参谋总长陈诚和北平行辕副主任陈继承亲自到南口，部署新的进攻。

陈诚一到北平便别出心裁，调敌第九十四师主力从北平附近经横岭向怀来迂回。对此，罗瑞卿和萧克早有准备，很快调杨得志、苏振华指挥5个旅零1个团在敌行进途中两次设伏，痛痛快快地歼灭了1600多敌人。

蒋介石眼看着李文兵团抢占张家口的愿望要落空，情急间又重演故伎，手写一纸命令，把张家口划归第十二战区的博作义管辖。

在西线按兵不动的傅作义看到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与我军激战，受到重大伤亡，无法接近张家口，正暗暗得意。接到蒋介石把张家口划归第十二战区的手令，不由得冷笑一声，迅速调集2万多人的部队，从集宁向张家口的侧背迂回。对此，我军估计不足，傅部第二天就占领了张北。

由于东西两面的敌人一步一步地向张家口靠拢，晋察冀野战军既不好打西面的敌人，也不好打东面的敌人，杨得志所部抓一把就走，但也只是取得歼敌一营、一团的胜利。这种胜利只有战术性的意义，对全局不起作用。因此，张家口失守已成定局。前指鉴于形势，按战前预定的计划，果断下达了撤离张家口的命令。

撤出张家口的命令下达以后，担任掩护任务的军区教导旅询问要不要在市发电厂放置炸药？正准备撤离的聂荣臻连忙摇摇手，说：“发电厂不能破坏，飞机场也不要炸毁，张家口及其附近的城市设施都不要破坏。部队撤出以后，群众还要在张家口过日子。撤离张家口是暂时的，不用多久，张家口还将回到人民手中，这些设施暂时留给敌人，也免得再解放这座城市时重修。”交待完这番话，聂荣臻才缓缓离开指挥所。

天上悬挂着一轮明月，市内闪耀着点点灯火。聂荣臻走上街头，随着往外疏散物资的胶轮车和驴驮子，随着稀稀疏疏的行人，离开了塞外山城，向根据地走去。

月亮很圆，像有送别之情。出了这座要塞古城，聂荣臻眼前还隐隐约约地看到了那耸入高空的太平山，那古老的城墙，那缓缓流淌的大洋河……

傅作义再次为蒋介石立下大功。当傅军部队进入张家口以后，蒋介石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当天下午就下令召开国民大会，对国民党军队进入张家口大吹大擂，“共军已总崩溃”，“可在三个月至五个月内，完全以军事解决问题”，反动气焰越发嚣张。为此，延安《解放日报》曾于10月13日发表社论指出：“我们全解放区一切军队，一切人民，一定要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收复张家口、承德、集宁、菏泽、淮阴以及一切失地，而蒋介石今天的一切罪恶必将自食其果。”

撤退途中，部队士气难免受些影响。聂荣臻偶然听到有的机关于部对撤离张家口心里想不通，感情上过不去，常常三三两两的议论，部队进驻涞源的那天傍晚，聂荣臻看到两名战士为张家口的弃守问题争吵起来，其中一人怒气冲冲地说：“八年抗战，钻了八年山沟；好不容易从日本侵略者手中夺回张家口，为什么又要让给国民党？为什么还要再钻山沟？”有人在一旁帮腔说：“如果要我指挥，就像冯玉祥那样，决不离开张家口。”

聂荣臻再次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虽说撤退前已经向有关人员讲清了张家口失与得的关系，但真的离开了张家口，部队思想疙瘩还不少，战士有看法，干部也有不同意见，有人甚至由此而缺乏战胜蒋介石的信心，这个问题不解决，将影响部队以后的作战。

1946年10月22日，聂荣臻主持晋察冀中央局在涞源召开扩大会议。

会上，大家重温了毛泽东撰写的《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三个月总结》等文章，聂荣臻再次谈了对放弃张家口的想法。他说：“这场战争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进行的，每一个环节我们都应该审时度势，把眼光放得远一些，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可是，我们许多同志看不到这一点，把撤离张家口看得太重。”

“张家口这个地方，敌人集中了那么多兵力，从东西两面夹击，我们处于劣势，即使付出大的代价，也难以守住。如果我们把主要兵力都拖在张家口这一个城市，守守不住，想走走不脱，后果就严重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心撤离张家口，把这个包袱丢给敌人，回到根据地，就摆脱了被动，争取了主动。根据地回旋余地大，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嘛！”

“撤离张家口，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反动势力终究是要失败的，胜利还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克服悲观失望的情绪，树立必胜的信心……”

华北战场的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依据前一时期各地的作战经验，对晋察冀军区的作战方针作了多次重要指示，要求他们采取“大踏步进退，不拘于一城一地之得失，完全主动作战，先打弱敌。后打强敌，调动敌人各个击破”的方针，要求各级指挥员树立起打大歼灭战的决心，“不轻敌亦不怕敌”。

1947年1月25日，毛泽东电告聂荣臻、萧克和罗瑞卿，指出打大歼灭战的两个条件：

（一）以小部兵力籍制敌人其它部分，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一个敌人，决不可同时打两个敌人，也不可将很多兵力使用于钳制方向。

（二）以一部打正面，以主力打迂回，决不可以主力打正面，以一部打迂回。

毛泽东还要求他们：“按以上两条检查过去经验，部署新的作战，好好打几个大歼灭战。”

中央期待着华北能打出几个漂亮仗。以壮军威：华北我军此刻更急着能打几个漂亮仗以壮士气。

华北确实太需要漂漂亮亮地打几个歼灭战。然而，战场是残酷的，战争毕竟是两方力量的殊死较量，而实力是取胜的筹码。

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以后，得意忘形，继续向晋察冀解放区腹地进攻。

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及冀东地区，打通平绥路及平汉路北段以后，兵力已经相当分散了。客观地说，我军打歼灭战的战机并不少。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晋察冀野战军在与敌军周旋的同时，半年时间里打了三仗。

这三仗，有得有失，说来很有趣。

第一仗是易满战役。这一仗打得不理想，华北我军仍未能摆脱阴影。

箱二仗是保南战役，这仗多少恢复了一些部队的信心。

1947年初，平汉路望都至正定段敌人守备薄弱。晋察冀野战军抓住战机，于1月20日发起保（定）南战役。陈正湘、胡耀邦指挥的第四纵队在保定以南、石家庄以北的一段平汉线上向敌人发起攻击，一周内歼敌8000人。

这仗打开了定县、新乐、正定诸城及其周围沿线各据点并歼灭了这些县城、据点内的守敌，虽未歼敌主力，也算一次不小的胜利，使冀中、冀晋根据地联成了二片。

这是“一次不小的胜利”，却远远不是毛泽东要求的大歼灭战。

第三仗是正太战役。这一仗打得别有意义，在国民党的军队中竟然打出了日本兵。

正太铁路东迄正定，西抵太原，虽然只有249公里，却在崇山峻岭间蜿蜿蜒蜒，把巍巍太行山劈成两部分。铁路沿线虽有阳泉、井烃和天险娘子关，国民党军队除在太原、石家庄两个城市部署较多的兵力以外，其它地方主要是地方保安团队，兵力分散，战斗力不强。其部队分属两个指挥系统，娘子关以东属于孙连仲的保定绥靖公署指挥；娘子关以西属于阎锡山的太原绥靖公署指挥。

在晋察冀与阎锡山打了8年交道的聂荣臻，深知国民党军阀之间你不管我，我不管你，千方百计保存自己的实力，尤其是老奸巨猾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如果我向石家庄发动进攻，阎锡山不会支援孙连冲。年初在保定南北地区作战中，我军已破坏了保定至石家庄的平汉铁路，若我军进攻石家庄，北面敌人也难以顺顺当当地南下增援。

经过慎重考虑，聂荣臻于1947年3月31日向中央军委报告说：“我即举行正太战役，目的在歼灭正太线及石门（即石家庄）外围之故，并彻底破坏铁路。战役分两期完成：第一期重点于东段，以三个纵队歼石门外围之敌；第二期以主力向西大举破击。在第一期完成后，如平汉北段之敌南援，可打时则先歼援敌，然后向西破击。全战役约一个月左右完成。”

为了夺取正太战役的胜利，聂荣臻要求部队开展有针对性的战术、技术训练，还亲自组织了团以上指挥员和参谋人员进行现地勘察。在聂荣臻看来，这是一个符合中央意图的大的歼灭战。

4月3日，举行正大战役的命令传达到各部队。

杨得志、李志民指挥第二纵队，杨成武指挥第三纵队，联合向石家庄北面开进；陈正湘、胡耀邦指挥第四纵队，向石家庄南面开进。

4月9日，我军三个纵队南北配合向石家庄外围之敌发动进攻。这是华北我军计划十分周密的一次进攻。战斗进展顺利。经过三昼夜激战，肃清了90多个敌人据点，破袭了石家庄至获鹿的铁路，歼敌第三军一个团和地方团队共1万多人。

第二、三纵队主力沿淳陀河两岸前进，一举攻克了井陉、获鹿等地，继续沿正大铁路两侧向西挺进，顺利攻克天险娘子关，直逼阳泉。

毛泽东得知这一战况后，及时向华北前线发电，称赞说：“你们现已取得主动权，如敌南援，你们不必理他，仍然集中全力完成正太战役，使敌完全陷入被动，这是很正确的方针……这即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作战政策。”

阳泉是山西的重工业原料基地，是阎锡山心头的一块肉。阎锡山得知我军进逼阳泉的消息后，惟恐阳泉失守，命令第三十三军主力分别从太原、祁县等地乘车东援；命令独立第八、第十总队急奔阳泉。摸清情况以后，聂荣臻命令我军采取迂回包围、猛插侧背、断敌退路的战术，以第二、第三纵队从正面抓住敌人，第四纵队从井陉地区西进，逐步压缩包围敌人。

5月2日，我军经过两天奋战，将阳泉、寿阳、狼峪等地的大部分敌人歼灭，只剩下狮脑山上的一支敌军部队在负隅顽抗了。

狮脑山距阳泉4公里，是个工事坚固、地形险要的制高点。早在七八年前的百团大战中，陈赓旅便在狮脑山与日军激战。那一仗打得惨烈，伤亡之大至今仍令人难忘。5月1日，三纵八旅第二十三团就把狮脑山包围了，但屡次攻击却一直未能攻下这个制高点。

聂荣臻得知这一情况以后，感到有些意外。若是往常，他可能命令部队绕过这个据点，但这时正大战役已经接近尾声，他要进一步摸清敌情。

没有多久，杨成武来电话说：“司令员，坚守狮脑山的是日本人。”

“什么？是日本人？”聂荣臻追问了一句。若是两年前，晋察冀到处都有日本人，聂荣臻毫不怀疑。可现在抗战早已结束两年了，我军是同蒋介石的反动军队作战，怎么会冒出一支日本军队？

“是日本军人。”杨成武语气坚定，“是日本保安第五大队在山上。”

聂荣臻沉思片刻，说：“日本军队也好，国民党军队也好，都要坚决攻下这个据点，但方法要灵活，对于日本军队，不一定强攻，向他们讲清战争情况嘛！”

抗日战争结束近两年了，狮脑山上的确有500多日本兵。阎锡山深知日军有战斗力，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他乘日军投降时急于归国的心理，软硬兼施，悄悄把这个保安第五大队收编到自己部下，放在抗击解放军的第一线。

围攻狮脑山的部队根据聂荣臻的指示，暂时停止了射击，却把这股敌人的电源和水源切断了。

第三天，一名日军挑着一杆白旗，从狮脑山上走下来，把一封用中文和日文写的信交给解放军。信的大意是：日本已经战败，他们本来不应该再留在战场，不应该再与“八路”对抗，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回国，只得听命于阎长官。现在他们愿意和“八路”谈判，希望能保全他们和妻女的安全等等。

日军历来以顽抗著称，绝少投降，但时过境迁，眼下他们是在为阎锡山打仗，或者说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而战，谁肯再卖命？！

第二十二团张英辉团长看完信，又气又恼，厉声对送信的日本兵说：“告诉你们长官，我们解放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从来不滥杀无辜，如果你们放下武器，不与人民为敌，我们不但保证你们人身安全，你们以后的生活我们也会妥为安排的。”

这个日本兵懂汉语，听了张团长的话，连连鞠躬，但他要求张团长派一名代表到狮脑山上与日军大队长直接谈判。张团长马上叫来了前沿阵地上的马营长，让其担任代表，与日军谈判。

马营长与通信员来到狮脑山顶，日军大队长藤田信雄上身往前一倾，“咔”的一声敬礼完毕，然后用生硬的中国话说：“我们可以投降，但希望贵军能保证第五大队官兵及其家眷的安全，保全官兵的家私财产。”

看见这伙日本人，马营长脑海里立刻浮现出抗日战争中被日本侵略者钉死的两个老人，那情景多年来时时浮现在他的眼前。以个人感情论，他宁愿率部攻上狮脑山，解决了这批曾对中国人犯下大罪的日军。但他深知自己眼下的使命，他忍着气说：“解放军优待俘虏，你们的条件我军能做到，你们必须立刻放下武器。”

藤田信雄大队长一声吼，数百名日军争先恐后地从工事里钻出来，把枪架好，把装备整整齐齐地堆放好，列队站在一旁等候发落。当马营长的眼光投向那部用胶布粘着仪表玻璃的电台时，一名日本军械官连忙解释说：“请别误会，那个地方早就坏了，不是我们故意损坏的。”

马营长没有在意，却问：“你们不是说有眷属吗，眷属在哪里？”

这时候，藤田大队长才把上百名日本女人和孩子从一个岗楼里叫出来。

岗楼小，里面污秽不堪，这些妇女孩子挤在里面简直是活受罪，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难。

这些日本人暂时安置在阳泉以后，聂荣臻曾经让杨成武代表他前去看望。藤田信雄见到扬成武，伸出大拇指十分激动地说：“贵军枪打得准，纪律严明，了不起！了不起！”

狮脑山不攻自破。

正太战役胜利结束。这是华北我军逐渐走向成熟的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