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令如山！三野各部队火速到达预定地点。陈毅想把富庶的华东让给二野，三野则去大西南。毛泽东说：进入上海，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是过一大难关。陈毅要求部队，到了城里不许“野”！准备就绪，大战在即。

百万雄师渡江成功后，粟裕、张震等随即率前线指挥部跟进。

粟裕对渡江作战的前途曾经有过三种估计。如今，渡江战役第一步已取得了胜利，一路上，捷报频传。粟裕心里十分高兴，对张震说：“看来敌人夹击我军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了。现在对于我军来说关键问题是如何达成对敌人的割裂和围歼。我们应向中央军委和总前委建议：追击溃败之敌，就地歼灭。”张震说：“这个想法很好。”

4月21日19时40分，粟裕、张震联名电呈中央军委和总前委，建议：鉴于第七、第九兵团渡江以后，敌尚无全盘部署，抵抗甚微，我应乘登陆胜利之威，迅速展开插向敌之纵深，使敌人无暇调整部署，促成敌之更大混乱，达成分割包围。

同时，粟裕具体建议：

1.九兵团渡江后，除以三十军监视芜湖之敌，待交二野四兵团接替外，主力应排除障碍，不为小敌所阻，即沿南陵、宣城、十字铺之线以北与高淳之间向东北挺进，控制溧阳，截断京杭国道，截断南卢之敌向杭州的退路，以达孤立分割敌人，有效地协同东集团作战。该兵团先头部队力求于26日前进至郎溪及其东北地区。

2.七兵团攻歼当面之敌后，尾九兵团之后，沿南陵、宣城、十字铺以南地区，力求27日前后进至广德地区待命。

3.十兵团4个军决定本晚大部南渡，求得控制江阴，歼敌二十一军主力。不论敌之抵抗程度如何，已令二十三军、二十八军各一部以一个侦察营向宜兴、金坛挺进，尔后二十八军直出宜兴；二十三军策应八兵团渡江后，即出丹阳、金坛，并以一部向傈阳挺进；二十九军，三十一军则于澄、锡、常地区，依情况发展转用……

4.八兵团以二十军及二十六军一个师，本晚攻占扬中，22日晚强渡夹江，尔后向镇江、丹阳间挺进，策应三十四军南渡攻占镇江，尔后待命会攻南京……

4月22日11时，中集团总指挥谭震林电令第七、第九兵团：第九兵团第二十五、二十七军于24日占领南陵、青弋江、湾止镇，并包围宣城后，稍作整顿，等骡马赶上，26日继续东进，28日抵达郎溪、溧阳地区，以策应东集团。第七兵团则于29日进至广德附近。

不久中集团指挥部接到总前委的命令：第七、九兵团应迅速向东挺进，不为沿途敌据点所抑留。从即日起，谭震林率第七、九兵团直接归粟裕指挥。

同一日下午，粟裕、张震经仔细研究，认定敌人主力将向杭州撤退。为了不使敌主力退向杭州，达到对敌人围歼的目的，必须迅速切断“京杭国道”这条公路。为此，粟裕认为：第七、第九兵团的行动必须加快、再加快。

下午5时，粟裕、张震电令急行军途中的第九兵团：第二十五、第二十七军两军全部，以急行军经青弋江、宣城向郎溪、溧阳挺进，不为小敌所阻惑。

同时第七兵团也接到粟裕的命令：迅速将攻击箭头转向南陵以东宣城方向，在第九兵团右侧后成梯次队形前进，以便让出南陵、繁昌、芜湖地区给跟进的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

在中集团急行军同时，东集团方面，第二十三军在陶勇率领下已迫近常州以北，第二十八军正向常州以东挺进，一部主力向宜兴方向突破，以截断京沪铁路和京杭国道，打破汤恩伯30万主力沿铁路、公路梯次撤退的计划。

这样，第三野战军在刚取得渡江胜利之后，很快就投入围歼逃敌战役。

围歼逃敌战役展开之后，粟裕、张震最担心的是：中集团渡江后能否抢在敌人总撤退之前进入南陵、宣城、广陵一线，与沿丹阳、金坛、溧阳一线疾进的东集团在长兴、吴兴地区完成战略合围，这也是这次战役全胜的关键。

22日晚，粟裕、张震伏案在地图上反复侧算敌我双方到达长兴和广德地区的距离和行程。

张震说：“从南京到长兴、广德约140公里，其中一部分是山区，而且敌军在撤退的路上，还要受到我追击部队的攻击和阻拦。他们行进速度必受影响，照此推算，敌人估计需要四五天时间到达上述地区。”

粟裕同意，说：“我东集团军从江边直接插向太湖，到达宜兴地区约50至80公里，如果顺利，只需要两三天即可在京、沪铁路中间切断敌人，使敌人无法从南京撤往上海。然后，再用一两天时间，就可以到达长兴地区，切断长兴到杭州的通路。”

张震：“长兴地区方圆一二百公里范围是我们过去活动过的区域，我们的干部都熟悉那里的山山水水和道路情况，只要我军吃苦耐劳，猛打猛追，用四五天时间赶到目的地不成问题。”

4月23日至24日晨，粟裕不停地电令各兵团加速向指定的合围地区前进。

命令：叶飞、韦国清的第十兵团除胡炳云的第二十九军沿京沪路向苏州进逼、监视上海方向之敌外，朱绍清的第二十八军、周志坚的第三十一军沿太湖西侧，以吴兴、长兴为目标兼程疾进，首先占领宜兴，再继续向长兴挺进，以求与第九兵团在这个地区会合。

命令：陶勇的第二十二军从长荡猢东、西地区向南疾进，切断溧阳、宜兴之间的通路。

命令：第八兵团的第二十、二十六军归第十兵团指挥，沿丹阳、金坛以西一线南下，配合各部歼灭逃敌。

命令：第九兵团成钧之第二十五军、聂凤智的第二十七军到达宣城后即向广德、长兴、吴兴疾进，务必于25、26日赶到广德以东的天平桥、梅溪一线，与第二十八军取得联系。

为及时指挥追歼战，粟裕、张震率领指挥机关于4月26日进驻京沪线上的要地常州。

军情如火，军令如山。第三野战军广大指战员接到追歼敌人的命令后，就像猎人发现了猎物，飞速地沿着指定路线向前，向前追击途中，广大指战员克服疲劳，克服饥饿，冒着江南连绵的春雨，踩着泥泞的道路，不停地前进。大家只有一个信念：快！快！追上就是胜利！

一路上可见敌人逃窜时留下的处处狼藉。公路上、水沟旁、麦田里到处都是丢弃的炮弹、子弹、枪榴弹，还有棉絮、皮鞋、帽徽和领章，许多地方还堆积着国民党党政军人员临逃时烧毁的文件和其他物品的灰烬。

由于解放军的神速，其先头部队几乎与南逃的敌人共路、并肩，甚至从后面超过。队伍在炮车、马车、驮马间穿行，忽而左，忽而右，在拥挤的公路上见缝就钻，以至许多时候，行军队伍相互交错，游龙似的前进。

就这样不停地走、走，几天下来，干部战士们的脚都走“碎”了。

第二十七军第二五三团八连副指导员于竹青说：“从宣城开始，天就下雨。江南的路面一遭雨，就软得像粘面团，深一脚，浅一脚，来不及拔出脚，鞋又丢了。等到天晴，更怕了，路面被太阳一晒，坑坑洼洼都晒成梆梆硬的坎坎楞楞，能扎透鞋底，满脚都磨起大血泡。”

第二三七团政治委员丁锐则在40余年后回忆说：“追击途中，就连烧熟一顿饭的时间也没有。有时刚想做点吃的，军长聂凤智就从后面赶到，说：‘赶快走，不能停！’战士们累、饿、渴、困。头两天，还能吃一些在江北自备的干粮和生米；后来的几天，什么东西都没有吃。行军途中，有的北方战士见到江南老百姓墙上贴着、地上晒着的干牛粪饼，实在饿极，以为是喂牛马的糠麸饼，抓起就吃。”

尽管疲惫，尽管艰难，但广大指战员在胜利的鼓舞下，仍满怀豪情，不久各部队陆续在预定时间内到达指定地点。

4月25日下午，第二十八军占领了宜兴。同一天黄昏时分，第二十三军占领溧阳，截断了南京至杭州的公路。

此时，国民党首都卫戍部队所属第四十五军在卫戍司令张耀明的率领下正沿京杭国道撤往杭州，25日到达南渡时，与从镇江撤出的王作华率领的敌第四军汇合，得知溧阳已被解放军占领后，决定改由宜兴以西的山区直向郎溪、广德方向逃审，妄想突出重围，在郎溪他们又与东窜的敌第六十六军相遇交叉，乱作一团，而且已陷入三野更深的包围圈。

26日，中集团的先头部队已进至郎溪、广德地区。同一天，第二十八军进占长兴。

27日，中集团的第二十七军在吴兴附近与东集团的第二十八军打通了联系，这样，合围口就封上了。南逃之敌第四军、第二十八军、第四十五军、第六十六军以及第五十一军的一部，被逼入郎溪、广德之间的山区。敌军10万之众，乱作一团，东奔西突妄图逃命，但却四处碰壁。我追击各军则机动灵活、猛插猛打。29日，敌全军覆没。

4月31日，香港及国外的报纸转载了一篇由新华社发出的战地报道——新华社三野总分社前线记者刘亮报道：从南京、镇江和芜湖等地狼狈逃窜的蒋军先头部队刚到广德城郊，就被从数百里外赶来的我军拦头截住，并且迅速陷入各路我军的包围圈中。这个大包围目的中心是广德城北25华里的山区，该地山岭重叠，林木蔽天，敌人陷入这个进退维谷的绝境后，建制混乱，头尾不能相顾，各自漫山遍野地逃窜，我军略加攻击，即缴枪投降。……疲惫不堪的敌军散兵，在山坡上淋着雨等待我军收容，只要一名解放军战士领着几个俘虏走过，他们便纷纷自动跟上，刹时便成为一长列的俘虏群。

记者在一个不满两百人的俘虏队伍里，发现其番号竟达11个之多。

郎广围歼战是一个巨大的胜利，消灭了10余万溃逃的敌军，使敌军无法按计划逃入杭州，从而使这座闻名中外的美丽古城免遭一场浩劫，同时也为即将展开的上海之战消灭了大量有生力量，减轻了上海之战的压力。

郎广围歼战之后，我人民解放军离上海就近了。

上海近了！——上海已经是一个大的战略概念。为了确保上海战役的胜利，人民解放军第七兵团在谭震林的指挥下加速向杭州挺进。4月28日占领宁国，5月1日占领孝丰，5月2日占领余杭，5月3日占领浙江省会杭州。

由于我军进军的神速，粟裕所担心的当时我国最长的现代化钱塘江大桥，在守敌安放了导火索后因来不及引爆而幸存下来。

同时期，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在刘伯承的率领下，从5月4日至7日占领了上饶、贵溪、横峰、金华、衢州等地，控制了浙赣线，切断了汤恩伯集团和华中白崇溶集团间的联系。而第四野战军一部和中原军区部队先后占领了孝感、黄陂，逼近武汉地区，完成了牵制白崇禧集团的任务。

5月2日，第三野战军第九、十兵团各军分别进驻吴兴、常熟地区待命。与此同时，分工负责上海战役作战的粟裕、张震率领第三野战军机关自常州东移苏州。

4月30日，总前委发电报给中央军委毛主席：鉴于渡江战役的军事进展比预期的时间整整提前一个月，城市接管的准备工作来不及同步完成。根据南京经验，在我党我军未做适当的准备时，仓促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军因非主力兵团骄气较少，故该军在南京虽出了不少乱子，但纪律还算比较好的。其它主力军如不训练，不会比××军的情况更好。目前就军事上来说，杭州、上海很快就可拿下，就政治上说，我们许多重要准备工作都未做好。我们考虑以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

5月3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推迟攻击，并指出，在准备工作尚未完成前，第三野战军可以先夺取杭州，但暂时不要再向前推进，苏州、昆山、太仓、吴江、嘉兴诸点，可由汤恩伯先守起来，以使他在上海不觉有任何威胁，不会过早地退出上海，这将有利于我们做好进城的准备。

同一日，陈毅随总前委机关进驻丹阳，开始接管上海事宜的准备。

在此之前，党中央已内定陈毅为新上海首任市长。

早在淮海战役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央召刘伯承、陈毅来到当时党中央所在地的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时，他们所关注的已不光是渡江的问题，而是渡江后如何接管宁、沪、杭的问题。毛泽东对陈毅说：中央的意思要他担任未来的上海市市长，想听听他本人的意见。

陈毅沉默了一会，说：“是否可以让刘、邓二野进驻华东、上海，我们三野走远一些，到大西南去呢？”

陈毅为什么要把整个华东这块富庶繁荣的地区让给二野来进驻和接管呢？原来，二野自1947年7月千里挺进大别山之后，自觉地牺牲局部利益，调动和吸引了蒋军南线全部兵力160多个旅中的约90个旅于自己的周围，进行了极端艰苦的无后方作战，不断消灭敌人，而自身的减员消耗也大。正因为有了二野的牺牲，三野才有可能更多地歼灭蒋军有生力量，“吃”得比较饱。接着二野又以缺乏重武器的部队，英勇地投入淮海战役，担负起关键性的严酷的战斗重任。二野和三野，像左右臂那样密切协同作战，陈毅对刘、邓更是又亲密又敬重。因此陈毅觉得应该把华东让给艰苦转战的二野，而三野则“到毛儿盖去走一走”。

刘、邓当然不会接受。刘伯承司令员说，这事他和邓小平同志交换过意见，他们都是四川人，对西南地区更熟悉，而三野来自华东，留驻华东更为有利。

这些也正是党中央的考虑。

党中央进驻北京后，在中南海，毛泽东曾就陈毅任上海市长之事，征求过民主人士黄炎培、陈叔通等几位老先生的意见。对于陈毅将军，他们早有所知，1939年，陈毅的文章《茅山一年》和“脱手斩得小楼兰”的诗篇即已传到重庆。1945年，柳亚子先生曾赋诗赞陈毅曰：“兼资文武此全才。”“儒将”出任上海，稳得住局面，他们一致赞成。

梨没有让掉，陈毅只好接下了解放和接管上海的重担。

不久，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闭幕的次日，毛泽东召集了一个座谈会。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央提出华东局新的人事安排——中共中央华东局：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

17名委员组成：邓小平、刘伯承、饶漱石、陈毅、康生、张鼎臣、曾山、张云逸、谭震林、粟裕、张际春、宋任穷、陈康、刘晓、刘长胜、曾锐冰、舒同。

华东区管辖范围有：上海、南京、杭州、芜湖、镇江、无锡、苏州、武进、南通、宁波等城市，地跨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份。

在这次会议上还确定了未来上海市的领导机构：中共上海市委由饶漱石、陈毅、刘晓、刘长胜、曾山、刘少文、陈赓、潘汉年、宋时轮、郭化若、李士英等11位委员组成。前5人为常务，饶漱石为书记。

上海市府：市长陈毅、副市长曾山、潘汉年以及一位非党人士。

能否顺利进占上海，当时全党十分担忧。早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同志就曾说过：进入上海，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是过一大难关。这种担忧主要来自两大危险：一是帝国主义会不会干涉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行动？二是共产党有无能力接管城市，尤其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这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在世界的形象。

上海，近百年来就是国际都市。在近代历史上，就曾有过帝国主义出兵直接干涉中国革命的先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撤销了租界，但上海仍然驻扎有外国舰队和武装力量。毕竟上海有这些国家太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它们绝不会轻易放弃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早在渡江以前，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来到上海，会晤了“海上闻人”杜月笙，上海市议会议长潘公展，希望由他们等社会“名流”出面，在上海发起一个所谓“自救救国运动”。

杜、潘两人很快就在中汇大楼邀集宴请美、英巨商和上海“各界领袖”征集意见。随后，成立“上海各界自救救国联合会”，并试图在上海成立10万人的“上海地方自卫队”，搞一个上海“国际化”运动，使上海成为一个“不设防”城市，既不要国民党的武装也不要共产党的武装，地方秩守则暂由外国军队“维持”。美国在上海的新闻喉舌《大美晚报》以“国际化的上海”为题，试探人民意向。这不能不使共产党担心。更何况，渡江以后，蒋介石从幕后走到台前，正在绞尽脑汁地想把美国拖下水。

本来，解放宁、沪、杭，只用三野便够了，为了对付美国可能的干涉，中央军委在布置渡江战役时就作了考虑：在三野进军宁、沪、杭的同时，二野渡江后直插浙赣铁路，解放上饶，把国民党在华东的汤恩伯集团和在华中的白崇德集团隔开。向西可以对付白崇禧集团，向东则可作为三野的战略预备队，准备对付美军的登陆。

第二种危险更叫陈毅他们担心。

从农村进入城市不是一个简单的区域迁移问题。

对于许多出生于农村长期在农村浴血奋战的军人来说，在农村他们如鱼得水，干起工作来也得心应手，可是要他们突然间换上便衣，走进城市去做“官”，不免会遇上许多新问题。其中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即进城后究竟应该依靠谁？七届二中全会和华东局所指定的“接管江南城市指示”的基本原则是：“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者，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站在我们这一边。”可是这些在漫长的战争年代已习惯以贫雇农为依靠的干部却认为应当依靠城市贫民，甚至对民族资产阶级存在敌意。

正因为这些基本问题把握不清，结果渡江战役后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故。

常州解放，有的同志“开仓济贫”。就像以前在农村常常做的那样。

无锡解放，有的同志盲目给工人增加工资，吓得资方逃跑。

军队的纪律也不尽令人满意。

南京解放后的第二天清晨，一群解放军战士冲进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住处。此事已引起美方抗议，华东外事处处长黄华正在处理。

驻防南京的某军，未经请示，擅自命令南京市各澡堂、理发店、电影院免费招待解放军5天。

南京市驻军一个营教导员，与群众联欢时应邀签名留念。第二天，一家小报在“共产党中将×××谈形势”的通栏标题下刊载了一块谎话连篇的文章，并煞有介事地登着照片。组织上“按图索骥”查到这位教导员。他看到文章上竟印有自己的亲笔签各，吃惊得全身发麻。

4月28日，陈毅和刘、邓一起，由何克希陪同去看蒋介石的“官邸”，谁知这座花园洋房竟住进了骡马团。

上海的政治社会情况更要复杂不知多少倍，如果不好好准备，真不知要出多少乱子！

准备接管上海的几千名干部，大部分还在江北，尚未到苏南来集中学习。

上海，人口600万左右，工厂1.2万余家，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二分之一。

商店6万余家，贸易额占全国将近一半。每天需要供应食米400多万斤，煤炭20万吨，目前据可靠情报，上海存粮存煤已岌岌可危，工业原料棉花等等同样紧张，可因渡江前后，大批军队、民工及军用物资都要沿铁路由北南调，铁路运输太拥挤，米、棉、煤，这“两白一黑”都还未来得及准备好。准备代替金圆券的人民币也因火车车皮紧张还没有运到。

陈毅感觉到身上的担子太重了。

丹阳，南京和无锡之间一座民风淳朴的小县城。由于总前委的迁入，一下子变得人多了，拥挤了，忙碌了。来来往往的人中有穿黄布军装、灰布军装的干部，也有穿便衣的干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几位略带上海口音、身着西装、风度翩翩的人物。这些都是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革命家，他们赶来丹阳，为的是协助总前委的接管准备工作。

其中有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几个月前还是上海关勒铭金笔厂的“副董事长”的刘晓。他是特奉党中央指示撤到香港，转道到北平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与他一同北上的还有在香港九龙千家驹研究所做研究准备工作的陆象贤、吴涤苍，途中3人化妆成贩货商人，乘上了一艘去烟台的英国货船，因遇风暴，误了会期。在北平他们详细地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上海各方面情况。

吴涤苍甚至为毛泽东计算出如果没有环卫工人，上海3天就会变成一座臭城，而上海3天的垃圾将会淹没繁华的南京路。渡江战役展开后，刘晓和陈毅同车南下到了丹阳。

有“神秘人物”刘少文。上海地下市委负责人之一，专管情报和海、陆、空（电台）的交通工作。他和他手下的地下党员们，曾经把许多盖着“绝密”图章的国民党文件，化成电波或变成“药丸”、“胶卷”，送到中共中央。

刘晓、刘少文来到丹阳，立刻发密电给留在上海坚持斗争的刘长胜、张承宗、吴克坚、张登，及时而详尽地指出整个地下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和协助解放军进占上海，动员群众起来护厂、护校、维护秩序，防止坏人在战争发起后搞破坏活动。

中共地下党传奇人物潘汉年也来到了丹阳。他是一个多年出入虎穴领导对敌斗争的老地下党员，曾主持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的工作。此次来丹阳，他带给陈毅的重要情报很多，其中有他在香港做青红帮头子杜月笙工作的情况。

与潘同来丹阳的还有经济学家许涤新、剧作家夏衍。许个子不高，一口广东话，善做统战工作，党外人士有话愿意找他讲。陈毅很看重他这点，后来让他当上海市工商局长，专做“大老板”的统战工作。夏衍，30年代就活跃在上海的著名左翼作家。他来丹阳是协助总前委上海文化系统接管准备工作的，后来出任上海市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

上海经济命脉的掌管至为重要。上海地下党经济方面的专家也来到了丹阳，卢绪章就是其中一位。

身着黄布军装的卢绪章出现在丹阳街上时，接管干部大队中许多人吃惊不浅，此人不是“广大华行”那位生意做得十分红火的总经理吗？与特务头子陈果夫合办“中心制药厂”开幕那天，陈果夫亲自剪彩，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亲临会场，敬送花篮。这位上海市头面人物，大“资本家”也会是地下党员？别说一般人吃惊，对于卢绪章的到来，上海市地下党的同志也疑惑不解，这就难怪上海解放后，当卢绪章出任华东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时，工商界有人曾给陈毅市长递上揭发信：“我等以头颅保证，卢绪章是货真价实的国民党员，少将军衔。”其实，卢绪章是货真价实的中共地下党员，1939年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创办了“广大华行”，专门为党筹集经费。周恩来曾经指示：“我们这个机构，要在任何情况下永远打不烂！”所以，广大华行始终只是由“重庆办”单线领导。为活动方便，党批准卢绪章买了个国民党少将军衔。抗战胜利后，为在敌人心脏里站稳脚跟，他们选中陈果夫当“靠山”。

由于有了这棵大树，广大华行多次逃脱国民党军统的审查。广大华行创办12年，不仅为党提供了数目可观的经费，而且更值一提的是它为党掩护和培养了一大批懂得经济规律、熟悉上海以及工商界情况的干部。其中有白天穿长衫、夹布包，准点上班，抄抄写写当小职员，晚上听汇报、领导地下党斗争的刘宁一同志；有杨延修同志；还有吴雪之同志，后来均成为接管上海的重要人物。

其实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早在渡江战役前就开始着手了。

1949年2月，中共华东局社会部决定由副部长杨帆调集干部60余人先行南下，驻扎在苏北淮阴郊区的许庄、徐家庄、小曹庄一带的农村，由调研科科长钟望阳具体负责对沪、宁等大城市的调查和材料编写工作。三科的全体干部分别组成上海、南京和特字号（专门负责编写沪宁一带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材料）三个组，其中李蒲军任上海组组长。

任务非常紧迫。中央要求，必须抢在大军渡江之前就拿出南京、上海城市的材料来，而此时人民解放军的前锋部队已经抵达长江边。

上海组是一个大组。为充实实力，杨帆又从在上海暴露后撤到苏北的地下党干部中抽调相当一部分同志到调研科。以他们搜集到的所有有关上海的年鉴，济南战役、淮海战役中缴获的国民党档案，上海地下党通过秘密途径得到的第一手国民党内部情报，上海来人报告的情况，平、津、沪等地的出版物作为原始资料，然后分门别类地整理出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在极为简陋的工作条件下，每天工作14小时以上，终于在渡江之前完成了上海部分30卷、百余万字的资料。

这30本珍贵的调查资料收集了国民党中央各部、委驻沪机构和上海市驻军、政府机关，经济、文化、宗教团体和外国驻沪机构的地址、电话、组织机构的发展变化，以及官员的姓名，包括蒋介石、李宗仁、宋子文、孔祥熙、张群等国民党要员的公馆地址和电话号码。其中《上海蒋匪军事机关》一册囊括了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淞沪警备司令部、陆海空驻沪司令部、吴淞要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国防部等驻沪机构，辎汽、高炮、装甲、工兵、战车、通信兵在沪驻军，驻沪宪兵（包括军警宪联合机构、检查站、纠察大队等）、驻沪后勤机构、兵役机构、军事学校的训练班，上海各军队医疗机构以及军事系统的工厂和仓库的地址、电话、军官的姓名、编制人数、装备等，一应俱全。这30本资料还附有江湾、龙华两个军用机场的平面图，从跑道、油库、器械库到军官和空军家属宿舍的位置都绘得清清楚楚。在《伪上海市政府各局》、《伪上海市政府及各区保甲概况》等册中，详细介绍了国民党中央政府驻沪各单位，上海市政府民政、社会、财政、公用、工务、教育、卫生、邮政8 个局及其下属处、科两级以及32个区公所，所辖各保的机关地址，电话、市长、局长、处长、科长，区长、保长以至科员、办事员的姓名、籍贯、学历、政治背景。在有关上海市警察局的一本专册中，从总局、分局到派出所，以及警察系统的各保警总队、骑巡队、机动车大队等武装力量和警察所属的医院、学校、仓库、警察博物馆等单位都有完整的记载，从局长、处长到分局长、股长都列有名单，包括地址、电话，还附有一些主要的中、高级警官的简历和政治背景。

除了这些社会、军事、政治的情况，在经济方面也收集了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工商业、金融中心的大量资料。国民党的四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两局（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一库（中央合作金库）都各出了一个专册；还有三册分别介绍上海的省市银行、小四行、南三行、北三行、农商银行，以及证券交易所、票据交换所、上海的黄金市场和各钱兑业、金号、银楼等。不仅有这些单位的历史沿革，还有数百名经纪人的姓名、地址、电话，甚至还列有抗战胜利后的股票行市等。

另上海市官僚资本的情况也出了一本专册。这个专册是吴雪之同志在上海临解放前三个月冒着生命危险从香港回到上海，在刘长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和项克方同志一起通过党的组织和各种社会关系，调查、搜集了国民党在沪官僚资本企业的机密情况后编辑而成的，包括这些企业的机构设置、历史沿革、内部组织、人员动态、重要设备，物资储存等等。

以上这些材料，成了各对口接管专员们的必读“文件”。陈毅看到这堆材料，高兴地对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梁国斌说：“这些材料为上海接管工作立了大功！”

一位粮食口的接管人员看了材料后说：“我们从农村来，从未到过上海，对上海一无所知。有了这些材料，接管工作就有了依据。”

参加接管警察系统的是几位在苏、鲁、豫工作的老同志，他们对上海十分陌生。拿到上海警察局的材料后，他们很快就熟悉了这个复杂系统的网络，后来又在上海警察局500余名中共地下党员的配合下，不到一星期就完成了对警察局的接管。

总前委进驻丹阳后不久，准备参加接管上海工作的干部也来到了这座小县城。这支队伍1949年初就从山东省青州出发，队伍中多是20岁左右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他们一路十分辛苦，不仅要行军，而且还要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接管大城市的政策。到达丹阳时，他们的担子更重了，他们必须抓紧时间熟悉上海的方方面面。陈毅对他们这支队伍要求十分严格。不仅必须读大量的材料、组织小组讨论，而且还要考试，稍不留神就可能当场让你出丑。

“两白一黑”也源源不断地从山东、江苏解放区南下，铁路上、公路上，一片繁忙。

新中国第一套人民币也来到了丹阳。这套钞票共有12种面额：壹元、伍元、拾元、贰拾元、伍拾元、壹百元、贰百元、伍百元、壹千元不等，由刚成立不久的中国人民银行（1948年12月1日，原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而成）发行。币面上的图案有工业、农业、牧业、交通、水利、人物、风景。纸面上的“中国人民银行”6个字由当时担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井主持中共中央财政部工作的董必武亲自题写，字体为标准的柳体。

人民币由后勤部管理。他们是最早到达丹阳县城的单位之一，驻扎在丹阳东南角的汤庄。

在丹阳，陈毅最关切的还是广大干部、战士的思想。党的一切方针政策，最终都要靠他们在群众中落实。

因此一到丹阳，陈毅就召集广大干部、战士开大会。他说：“对上海这样一个商店、工厂密布的东方大都市，我们单纯从军事上占领，只是小胜。

“假如稀哩哗啦，乱轰乱打，就把城市建筑和工业生产打烂了。现在我们就要进入建设时代，破坏城市等于破坏自己取得的胜利。

“上海这地方，外国洋行，青红帮，特务网，流氓组织，复杂得很！诸如此类，包括我自己，都不太懂。不能自大、吹牛皮。想想看，一天要烧20万吨煤。600万人这一张大嘴天天要饭吃，不那么简单。光是每天的大小便不解决就不得了。垃圾几天就会堆一座小山……老百姓佩服我们会打仗、演戏、唱歌，但是还要看你管上海能不能管得好？我们要抱‘临事而惧’的态度，不要打算进去做官、享福，报上登照片，光宗耀祖。进上海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大败仗。共产党员要意识到这一点才是聪明的。

“我们不是靠天才，靠马克思保佑，而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来告诉全世界：中国共产党有能力，中国革命有前途，有希望！”

部队的政策纪律教育正在进行，但丹阳仍出现了一些令陈毅恼火的看起来是小事情的问题。

为了配合解放，丹阳光明大戏院上演《白毛女》。临近开演时，剧院门口有几个穿着黄衣服的军人和剧院的人吵闹，他们没有票硬要挤进去看戏，说什么是部队的演出，结果堵塞剧院的门，使有票的老百性挤在门口进不去。

正和饶漱石在街上巡视的陈毅听见吵闹声，问清了缘由，立刻喝令那几个军人：“都给我回去，好好检讨！”风波这才平息，但陈毅心情却未平静。

一天，敌机来骚扰，陈毅利用防空的空隙，到丹阳简易师范学校去看看。

他询问职工：部队有没有破坏纪律的事？回答说：没有。过去国民党来一次住一次，弄得我们没有办法。解放军纪律很好。陈毅不罢休，再三细问。最后有人说，前几天有个解放军，把他的灯泡拿去了，不过第二天就有人陪着，把灯泡送了回来。这本是夸赞的话，在陈毅听来，觉得颇不顺耳，这说明还有漏洞。

于是陈毅再次召集干部战士开会。在会上，陈毅特意提起了这两件事：“为什么没有票非要进去看戏？是不是老子革命几十年，进戏院还没有资格？（笑声）拿灯泡，也是这个思想作怪。还有，每天下午，丹阳满街都是我们的人，不请假就出来兜，闭着眼睛都可以抓几个！（笑声）

“笑什么？假如都像这样，进了上海不吃败仗才怪！要注意，入城纪律是执行入城政策的前奏，见面礼搞不好，是会被人家赶出来的。记住，我们野战军，到了城里可不许再‘野’啰，纪律，一定要严。”

这之后陈毅就特意命令即将参加上海战役的第九、十兵团的所有官兵利用战前休整时间进一步学习入城的政策和纪律，必须每个人都“过政策关”。

5月10日，陈毅军容整肃，打着绑腿，在丹阳县城南山外大王庙的空场上，向正在集训的几百名接管干部作报告，他说：“进入城市一方面要有管理改造城市的信心，另一方面要有谨慎小心的态度。现在存在两种偏向。有些同志对进城无信心，愿意在农村工作，觉得管理城市没有办法，怕出纸漏。而敌人也认为我们是不能掌握经济和工业，的确我们也要承认这是我们的一个弱点，但是我们有信心可以很好地把上海接管下来的。整个中国都可以解决，进入上海为什么就没有信心呢？我们有几百万大军和强大的地下党的组织，广大群众的拥护，加上我们本身很存准备，很有次序，很有组织，再说管不好上海，这个道理是说不通的。这一点信心都没有，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但也有同志以为进一个城有什么了不起，没有看到进城的各种困难，而盲目乐观。上海有600万人口，要我们给它解决煤粮问题、生活问题，组织他们，领导他们。上海是个最现代化的城市，是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窝巢，是百年来发展起来的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复杂的城市，我们没有经验是很难进行工作的。因此除了具有信心以外必须具有谨慎小心临事不惧的态度，这样才能多考虑问题，否则是低级的幼稚的，就一定会栽筋斗。进入上海是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难关，是一个伟大的考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世界革命的第三次大胜利。上海搞得好不好，全中国全世界都很关心，我们搞得好，世界民主力量就会为我们高呼，庆祝、干杯；搞不好就会使他们失望。相反，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看到我们搞得不好，就会欢呼，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还有救。共产党不是没有进过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大革命时代就进过上海、武汉、南京等地，但是又被赶出来了。这次进去是否还会被人家赶出来呢？现在还不能大胆他说一个‘不’字，主要是看我们自己。”

在粟裕、张震移驻苏州之前，在泰州、常州粟裕已召开了上海市军事接管委员会会议，由部队，地方抽调约5000名干部组成上海的军管系统。军事接管委员会由唐亮、刘瑞龙、张震、钟期光、余立金、张崇文、谢胜坤、陈锐霆、张凯、张爱萍、熊天然等11人组成，粟裕住主任，唐亮、刘瑞龙任副主任。军管会分为军事部、政工部、海军部、空军部、后勤部、训练部等6个部。

5月2日，粟裕、唐亮代表第三野战军前委赴丹阳汇报工作。

上海战役的作战方案在粟裕的领导下正加紧制定。根据中央对上海战役“既要打一场城市攻坚战，而又不能把城市打烂，要将上海完整地接管过来”的指导思想，粟裕设计了三种打上海的方法：

第一，围困战法。解放战争后期，我军对内地的若干城市都曾采用过这种战法。但上海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城市：上海有600万居民，生活资料依靠外地运入，尤其是粮食和煤，所需数量都很大，长期围困，人民不仅没有吃的，由于没有煤，不但机器不能运转，而且连自来水都没有喝，人民的生活将陷入绝境。而敌军因有海上通道，很难将他们围死。另外渡江以后，全国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应力争尽快解放上海。所以长期围困战法不可取。

第二，选择敌人防御薄弱的苏州河以南实施突击。这一战法优点在于可以避开敌人设防的重点吴淞，伤亡也可能减少，但是这一战法的主战场将在市区，城市会被打烂，不符合中央要求。

第三，把攻击的重点放在吴淞，钳击吴淞，暂不攻击市区。这样可以封锁敌人海上退路，并迅速切断敌人抢运上海物资的通道。如果敌人要坚守下去，必将市区的主力调到吴淞周围进行决战。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可避免在市区进行大规模的战斗，使城市少受破坏，达到完整接管的目的。但因吴淞是敌人防御的强点，因此，这种战法将是一场硬碰硬的艰巨的攻坚战，一场激烈的反复争夺战，我军要付出较大的代价。这个方案最接近中央指示精神。

为了不打烂城市，粟裕还给攻城部队规定，进入市区作战，应尽可能不使用重炮轰击。

三种方案上报后，中央同意使用第三种方案。

对于上海战役，毛泽东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说，有三种解决方式——北平、天津、绥远。毛泽东说，他希望用北平方式。

毛泽东的愿望是根据中央情报部门关于“上海可能发生共产党领导下的大规模武装起义”的判断而发。

有关部门已将起义的具体日期、部队、位置，起义将领的名单和指挥部所在点详细报来。

为了军事上的绝对把握，第三野战军前委与中共上海地下党取得密切联系，商请他们在战役发起前和战役过程中，为解放军提供敌人设防部署情况。

不久，上海地下党转来最新的上海守敌防御部署要图，张震即令复制，下发第九、十兵团。

5月1日，粟裕、张震电令：

第九兵团为准备攻占上海即进吴兴、桐乡、崇德间地区待命。

第二十军到吴兴城以东约80里震泽镇为中心马漾以北、长漾以西、南洵镇（不含）以东、严墓镇及其以北地区休整；并对吴江、平望镇、盛泽镇、新塍镇警戒。

第二十七军到以乌镇（嘉兴城以西约50里）为中心严墓镇、马要镇（不含）以南、新塍镇（不含）以西、琏市镇（含）以东，嘉兴、石湾镇间观音桥、单桥段（含）以北地区休整；并对新塍镇、嘉兴、桐乡、崇德地区侦查警戒。

第三十军即解除对广德以北山区清剿任务，向吴兴东开进，至以双林镇（吴兴东南约40里）为中心马要镇、琏市镇（不含）以西、瑾琏市（不含）以北，棕镇（不含）以东、西阳、王家桥、古山村（含）以南地区。

第三十三军到以民舍镇为中心西阳、王家桥、古山村、袁家汇（不含）以北、东圩镇、马要镇（不含）、太湖以南地区休整，该军以一个团担任吴兴城警备。兵团直属机关到以南浔镇为中心及马要镇、东圩镇（含）间地区休整。第九兵团接令后，于5月2日晚开始行动。

与此同时，第十兵团也开始向苏州、常熟地区集结。

一场大战迫在眉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