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阿瑟将军洗过淋浴，擦干身体，用一条印着南极山毛榉图案的毛巾裹住下身，躺在柔软的席梦思床上。他下榻的伦农旅馆也是西南太平洋部队司令部，在布里斯班华丽得近乎宫殿。实际上伦农旅馆大而无当，摆设着一些粗笨、耀眼、俗里俗气的家具，当厅的画框里放着的是本地画家的三流作品，显出布里斯班人文化的低俗。你最好别说他们这方面的缺陷，快快活活，忙忙碌碌的本地人热情好客，论桶喝啤酒，胃口好得出奇。在一个被群山、荒漠和大海包围的昆士兰州首府里，这难道不也是人类无可挑剔的自然适应性吗？

将军借着落地灯光，翻看案头堆积如山的文件和报纸。他处理掉几件最紧急的军务之后，就认认真真地读起报纸来。很难再找出一位将军像麦克阿瑟那样注重美国的舆论。尽管他同罗斯福总统关系搞得很僵，政治上又往往显出一种军人的幼稚，他却是一位彻头彻尾的政治将军。

他虽然在巴丹战败，但在国内却获得了空前的政治声誉。他毕竟最先顶住了日本人的侵略狂潮，为美国赢得了时间，树立了信心。于是，在英语世界，掀起了一股“麦克阿瑟热”。美国参议员罗伯特·小拉夫莱特建议把六月十三日命名为“麦克阿瑟日”，以纪念一八九九年他考入西点军校的这一天。国会以二百五十三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授予麦克阿瑟荣誉勋章，连历届美国总统也没有获得过这种创记录的票数。当罗斯福选择威廉·李海上将当他的首席军事顾问时，《时代》周刊愤愤不平；“要是老百姓投票的话，责无旁贷的是麦克阿瑟。”一向板着面孔的《纽约时报》也受了这些日子里狂热情绪的感染，“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名字的魅力混合了好莱坞塑造的忠实士兵理查德·戴维斯的理想主义色彩。”《民族》杂志告诉它的读者：“国民对领导人最钦佩的心理素质，就是‘将军’那样的斗士性格。”连老成持重的普利策奖金名牌记者瓦尔特·李普曼也禁不住赶浪头地写下了这样的溢美之词：“他作为一个伟大的统帅，有广阔而深邃的洞察力。他知道怎样激发和领导他的士兵前进。”

澳洲本地的报纸当然不甘落后，它们用头版整面篇幅刊登了麦克阿瑟的头像。麦克阿瑟在伦农旅馆办公室的电话号码是B-3211，任何公民有兴趣拨这个号码，接线生会彬彬有礼地回答你：“哈罗，这里是巴丹”。《纽约太阳报》记者发自伦敦的专访消息说：“自从电影明星瓦伦丁诺之后，还没有哪一个人像麦克阿瑟那样家喻户晓，伦敦报纸动辄把他比做纳尔逊和德雷克。”连苏联《真理报》和《消息报》也在头版显赫地位发表评论员文章，说麦克阿瑟“像俄国士兵一样勇敢。”

美国商人当然都是生意精。他们看到曼哈顿教堂中受洗的新生儿大量地用麦克阿瑟作名字，灵机一动，推出了款式新颖的“麦克阿瑟服”以及“麦克阿瑟蜡像”、“麦克阿瑟牌甜豌豆”、“麦克阿瑟牌铁锁”等等商品。至于用他的名字命名的桥梁、建筑、花展、生日舞会、水坝等等，那就更不胜枚举了。连他的死对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也发表演说，祝贺他胜利突围、荣任新职、将拉开美国反攻的序幕。

对于这一切，他当然是高兴的。满足的，也是经过渴望和追求才终于得到的。

他起了床，拉开厚重的天鹅绒馒帐，凭窗远眺布里斯班一片辉煌的灯海。黄色、白色、彩色的霓虹灯光投映在墨黑的海湾里，和天上的群星交相辉映。英国小说家J·普里斯特利把布里斯班比作“小迈阿密海滩”。其实它同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差之天渊。地盘大得使人感到乏味，有纽约那么大的地方只住了四五十万人口。一条蚯蚓似的弯弯曲曲的小河穿城而过。城市没有规划，只图方便地建起了一条条格于式的、狭窄的、维修不善的道路。东一堆西一堆随心所欲地盖着高跷式的老房子。大部分建筑是波纹铁皮盖顶，挂着格子帘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乏味建筑。四分之一的本地人信罗马天主教。管风琴奏出的圣歌时时可闻。本地人是有自尊心的，因此你可不能提当年是英国流放的囚犯们打下了布里斯班的房基。

然而，就是这个布里斯班，在一九四三年四月南半球的一个秋夜里，它那迷人的灯光、酒吧间里啤酒鬼们的喧闹声、市政厅附属音乐厅悠扬的管风琴声和别墅里本地人无忧无虑通宵达旦的聊天跳舞，这一切，使它几乎成了人间仙境。在晦暗的战争岁月里，伦敦、巴黎、柏林、北平、莫斯科、重庆、罗马、华沙、奥斯陆、哥本哈根……大都实行了灯火管制，漆黑一团，一如鬼域。连美国东西海岸城市的居民都要拉上黑布窗幔，防止因把轮船的轮廓投映到明亮的灯光背景上而被邓尼茨的潜艇狠狠一击。

布里斯班象征着和平；和平是美好的。然而军人的使命就是打赢战争。一想到这些，就触动了麦克阿瑟的伤心事。他背过身，双手捂住眼睛，汹涌的心溯使他喉头呜咽。别看他平时像个恺撒或者汉尼拔，出身将门，西点军校的高才生，知识广博的陆军参谋长，脾气暴戾、为人放肆，专横武断，冥顽不化，置生死于度外，说一不二，严似法官。他的司令部也带着法庭的森严气氛，幕僚们象听差，参谋象跑堂的，他们对他忠心耿耿，听他的话就像听上帝的话。他的参谋长萨瑟兰将军也是个缩小型的麦克阿瑟。谁也别想打入这个自负的小圈于，无论是澳大利亚总司令陆军上将托马斯·布雷米爵士，还是他自己战区的航空兵司令乔治·布烈特少将、海军司令哈巴特·李亚利中将，都经常遭到他的痛斥甚至责骂。他似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正因为如此，在他参谋部的小圈子中，在他伟人的外套里面，有一个孤独、幻灭、自责、痛苦的灵魂。他外表气壮如牛，内心却被放在一只历史的坩锅里受着命运之火的熬煎。

他的成败，他的荣辱，他的兴衰；全都押在四百二十年前被葡萄牙人麦哲伦发现的、叫做菲律宾的海岛上。他为之梦魂萦绕，食不甘味，夜不能寐。他说过“我一定要回来”，就必须打回菲律宾去。舆论吹捧他，正因为他要回去。他是个军人，必须兑现自己的诺言。

可是他手里一点儿力量也没有。没有步兵，没有舰队，没有飞机。他凭什么打过从布里斯班到马尼拉这五千英里天空、海洋和岛屿呢？如果他不能打回菲律宾，历史将把他变成一个可怜可笑又可悲的小丑。

他并不是没有能力实现他的宏图壮志。在美国很难再找出一个比他更懂步兵战略和战术的将军了。他已经有了一幅反攻的蓝图。他之所以无所作为，完全由于那个比他还有魅力、比他还有雄心、比他更加坚定、比他聪明一百倍、而且拥有无限权力的小儿麻痹患者，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罗斯福制定了先欧洲后亚洲的政策，先集中全力支持英国和俄国打败希特勒德国，然后再转过身来对付日本。这实在是无懈可击的正确战略，可是麦克阿瑟认为恰恰应该相反：先日本而后德国。

自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当年麦克阿瑟将军的一名副官、现在的盟国远征军总司令德怀特·文森豪威尔将军在北非登陆之后，刚刚走上战时轨道的美国工业体系，源源不断地把军火送给北非远征军。由于美军第二军在突尼斯凯塞琳隘口的失败，北非的沙漠上又出现了一颗灿烂的将星，当年麦克阿瑟麾下的一名少校、比他晚五届的西点生、苏格兰血统的小乔治·巴顿将军。桀傲不驯的巴顿上任伊始，所向披靡，不但重振旗鼓把德军赶到加贝斯湾，而且创下了辉煌的记录。巴顿协同蒙哥马利的第八军，把号称“沙漠之狐的德国隆美尔将军的非洲军团，关进了突尼斯和比塞大的一个捕兽笼中，一举包围了德意军队二十五万人。

舆论跟着明星走。美国和盟国的报纸、电台、杂志，一窝蜂地吹捧巴顿将军，刊登着巴顿前凸的下颚系着钢盔带、脸色威严、杀气腾腾、有如古罗马时代驾着战车的武士、一个活着的阿珂琉斯的照片。报纸不厌其须地登着巴顿的豪言狂语：“比起战争来，人类的其他活动毫无意义……我喜欢战争。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战争狂。”

他麦克阿瑟已经黯淡了，快被人遗忘了。他什么也没得到。他可怜到如此地步：当瓜达尔·卡纳尔岛上激战方酣的时候，范德格里夫特将军特地求他借六架P-38闪电式战斗机，他竟然小气得没有借给。他纸面上有二百二十架战斗机，实际上什么型号的都有，就是没有能同零式机对阵的。说起来，他还能指挥六十二架B-17飞行堡垒，听起来都不信，它们之中只有六架可以上天。那些最艰苦最阴暗的日子，麦克阿瑟连想也不愿意去想了。

现在，他离开巴丹转战澳洲一年以来，就凭着这点儿可怜的兵力，他已经取得了可观的胜利。他的胜利同他的实力相比，丝毫也不比艾森豪威尔和巴顿逊色。他的战绩，使他痛苦的心情获得了稍稍安慰。

他那些晦暗惨淡的时光，也带着古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悲壮色彩。他整夜躺在床上，吸着烟斗，回想以往的战斗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