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昌照与杨永泰同为蒋介石的幕僚，然而钱昌照对杨永泰却素无好感，他认为杨永泰喜欢搞权术，不够光明磊落。事实上，钱、杨在这方面的确有很大不同。后来有一次杨永泰曾半开玩笑地对黄郛说：“乙藜（钱昌照字乙藜）真傻，蒋先生对他很信任，而他就是不在蒋先生左右安排耳目。”

归根结底，钱昌照搞的是经济，杨永泰搞的是政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自古到今，政治领域就没有完全光明一说，如果连权术都不会，充其量也就是个书生而已。

如何亲近知识界，蒋介石要靠书生钱昌照，而在如何搞阴谋诡计方面，政客杨永泰则当仁不让。

俞作柏接受了杨永泰带来的巨款，答应到南京与蒋介石会谈。在杨永泰陪同俞作柏到南京后，蒋介石立即委任俞为上将参议，并决定由杨永泰协助他到汉口，与李明瑞进行秘密接触。

新桂系在武汉的基本部队，为夏威的第七军、胡宗铎的第十九军和陶钧的第十八军。其中，第七军为桂军老部队，第十八军、第十九军都是后来收编的。

在早期的老桂军中，夏威、胡宗铎并列，称为“夏胡”，对胡宗铎当军长，大家都没有什么异议。只有陶钧是由旅长越格提拔上来的，而资历比陶钧更深，战功也更高的李明瑞等人却未能得到提拔，他们的内心自然极为不满。

而后，“李白”又搞“鄂人治鄂”，放纵胡、陶把持湖北军政大权，“夏胡”一变而为“胡、陶”，夏威反倒处于若有若无的地位。

陶钧为人骄横，升任军长后即抢得湖北收入最大的禁烟局；胡宗铎也不甘人后，将榷运局搂于怀中。两局的收入，除归入胡、陶私囊外，其余大部分留给十八军、十九军使用，导致这两支新部队的生活反优于第七军。

由于待遇不平等，在第七军中爆发了“广西人打仗，湖北人享福”的愤慨情绪，李明瑞等人向军长夏威诉苦，要求夏威向胡、陶交涉，可是夏威却采取了漠然置之的态度。

桂鄂不合，让俞作柏的汉口之行非常顺利。通过李明瑞的居中牵线，俞作柏与杨腾辉等第七军干部秘密会晤，相约时机一到，即采取共同行动。

天津策反几乎与武汉策反同时进行。唐生智的部属借着以军队代表身份出席国民党三大的机会，来南京拜见蒋介石，表示“桂系湘军”对蒋竭诚拥护，并希望中央仍派唐生智对他们进行指挥。

蒋介石此时已派人和从日本归来、正寓居于上海的唐生智联系，让他去天津接收“桂系湘军”，同时承诺一旦唐生智完全掌握部队，便给予名义。

3月20日，蒋介石接到报告，证实两路策反都进行得相当顺利，加上李济深又虎入牢笼，在南京受到秘密监视。基于这些情况，他认定解决新桂系已有确切把握，于是便在三大上发表了对付新桂系的意见，并且怒气冲冲地说：“中央对地方，只有法令，无所谓条件；只有命令，绝无调停的可能。”

这意味着“三一三决议”被蒋介石完全推翻，他要对新桂系动武了。

在此之前，李济深也察知了蒋介石的真实意图，颇有悔不当初之感。他的幕僚想秘密和法国驻上海的总领事接洽，派一艘法国军舰到下关来把他接出去，但李济深在已遭到密探监视和跟踪的情况下，生怕自己还未到江岸就被暗杀，所以只能放弃这一出逃计划。

3月21日，蒋介石在南京宴请李济深，宴席之上，即以“勾结桂系，拥兵自护”为名，将李济深公开软禁于南京汤山官员招待所。

老蒋不顾“人格”、背弃诺言的举动，令原先在上海做过保证的四老全都目瞪口呆。蔡元培一怒之下，离开南京到上海去了。张静江与蒋介石是结拜弟兄，私下只称蒋为“老三”，他气得顿足大骂：“老三太不给我们面子了，这种事都能做得出来！”

最尴尬的是吴稚晖。到了这个地步，你要让他真的“在墙上碰死”，他也做不到，不过令人称道的是，他没有装聋作哑，或一溜了之，而是抱着铺盖卷到汤山与李济深同住，并让人带话给蒋介石：“我要陪任潮兄（李济深）在一起，你要宰他，就把我也宰了！任潮不获释，我就不出去！”

张静江、李石曾出于内疚之情，也常去汤山看望和抚慰李济深。这些对改变李济深本人的现实处境都不无帮助，但要想让他获释，老蒋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3月26日，国民党三大通过决议，宣布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犯了“叛党乱国罪”，决定予以撤职查办以及“永远开除党籍”。第二天，蒋介石又亲自发布了“为讨伐李宗仁等布告将士”的文告。

在被三大定罪的前一天，李宗仁在上海市长张定璠的协助下，秘密离沪经香港到达广州。他那里前脚一步，后面张定璠就因此被蒋介石撤掉了职务。

广东方面，虽然李济深的旧部第八路军中还有人为其鸣冤，但掌握广东军政实权的陈铭枢、陈济棠早已与蒋介石达成了妥协。3月30日，二陈发出通电，声明：“粤省军队为党国所有，不以供一派一系之指挥驱使，粤省之财，皆粤人卖儿贴妇之膏血，不以供一派一系之浪掷牺牲。”

李宗仁在广东无法立足，不过二陈对他尚算客气，没有立即翻脸不认人，当李宗仁表示想去武汉时，陈济棠还为他提供了飞机。倒霉的是，那些天春雨连绵，飞机无法起飞，李宗仁只得暂时回到广西，也相应失去了坐镇武汉直接进行指挥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