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石跃跃欲试，阎锡山却仍被蒙在鼓里。当他在专车上指挥韩复榘等人断唐部后路时，幕僚突然发现韩复榘卫队人员的数量剧增，怀疑韩复榘有非常举动，于是急忙劝其北返，以免遭暗算。

阎锡山本来也是个疑心病很重的人，到郑州后，他就派人常驻电报电话局，检查往来电报并偷听电话。起初，监听电话的人并没有得到什么风吹草动，阎锡山也就没有把幕僚的话放在心上。

1930年1月14日，蒋介石的代表何成浚、方本仁与韩复榘会商扣阎一事。正巧另外一个杂牌将领王金钰也在阎锡山那里没捞到好处，同样预谋扣阎以献蒋，他给韩复榘打电话商量，韩复榘就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告诉了他。

更巧的是，阎锡山的幕僚孔繁蔚与王金钰乃莫逆之交，他在王金钰那里打牌，出来小便时就正好听到了这段对话。

无心人说话，只怕有心人来听。孔繁蔚听得汗毛倒竖，急忙找了个借口，溜到专车上去向阎锡山报告。阎锡山闻悉，即命副官告诉韩方接待人员：“总司令要安静休息，有事再叫你们。”

接着副官就去跟车站的人讲，说阎命他回去取要紧的东西。车站人员不知就里，便用车头挂了一辆铁闷子车。阎锡山换上便服，携赵戴文、孔繁蔚等人钻进这辆车里，然后星夜出奔新乡，再由豫返晋。

第二天一早，有人才慌慌张张跑来向韩复榘报告：“阎锡山不知为了什么事，昨晚十二点多忽然化装逃走了。”

韩复榘听后甚为愕然，但是不管怎样，事情做也做了。回开封后，他便公开对僚属说：“我要扣阎老西儿的事，你们大概都听说了。因为冯先生在山西受尽了委屈，这次我本想把老西儿扣住，要求他放出冯先生，否则我也不放他，以此报旧日冯对我的恩情。”

说到此处，韩复榘长叹一声：“不料事机不密，让他一下子跑掉了，全怪我说话不留神，真是可惜得很。”

蒋、韩之谋只是你知我知，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脱险后的阎锡山没有傻到嚷嚷得全天底下的人都知道。他对外宣布离开郑州的原因是：“即日返晋一行，料理晋钞兑现事宜。”同时撤回了原驻郑州的晋军。

事件没有发生之前，阎锡山一直以为自己在算计着蒋介石，没有想到蒋介石也会算计他。这一突发事件完全打乱了他的阵脚。

阎锡山开始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倒蒋的问题。他认为历代统治者在感觉坐稳江山后，都很少能保全其同事及其功臣。蒋介石平定了唐生智之乱，江山比过去更稳当了，可是作为他的功臣，处境却比以前更危险了——要不然自己助蒋平乱，本有大功，为什么蒋介石反而不赏而诛呢？

生意只有是在没有人身危险的情况下，才能笃悠悠地做起来，现在连生意人的安全都无保障，如何再计较来计较去？阎锡山咬着牙要倒蒋，并且认定，只要能够倒蒋，一切在所不计，诸如善后、收拾烂摊子之类的事暂时也可不予考虑。

阎锡山的幕僚中本有两派，以赵戴文为主的拥蒋派是多数，但赵戴文等人已经回了南京，留在太原的，除军人外，只有贾景德、赵丕廉、梁航标。贾景德、赵丕廉从辅佐幕主当国家元首出发，一贯主张反蒋，尤其贾景德向来都是反蒋的绝对支持者。这三人中，只有梁汝舟持拥蒋态度，因此颇有孤掌难鸣之感。

梁汝舟系阎行营办公处处长，电务组就是他的下属机构，电务组所破译的“外电”除他和阎锡山外，其他任何人都看不到，足见其地位之重要以及阎对他的信任。正是由于身份特殊，梁汝舟在是否要由自己直谏的问题上比较犹豫。后来他发现徐永昌与他意见一致，便有意通过徐永昌向阎陈述，可是徐永昌说他是军人，不便主动说话，还是希望梁汝舟本人设法多进言。

梁汝舟只好鼓足勇气，向阎锡山阐述其间的个人利害关系。他认为在唐生智覆灭后，南京政府内部较以前更为团结，说明国内的反蒋形势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

过去大家研究的都是如何倒蒋，现在好了，连能否迫使蒋介石自动下野都成了问题。梁汝舟分析说，若贸然发动军事倒蒋，无论胜败，阎锡山都不会得到什么好的结果：败了的话，将无枝可栖；即便侥幸成功，也是玉石俱焚，不堪设想。

梁汝舟建议阎锡山，趁此助蒋平乱之机，以最大诚意协助南京政府整编西北军、晋军，然后心甘情愿地辅助蒋介石。这样蒋成则阎有功，蒋败则阎可顺理成章地继任大统。“到那时，您虽欲逃避，亦不可得，何必于此时和他角力以争呢？”

梁汝舟的一番话显然打动了阎锡山。过了良久，他突然问道：“你说我交出军权后，蒋能容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