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与莫斯科

1945年8月9日，远东战场掀起了新的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压轴戏开始上演了。

苏联红军后贝加尔军区、远东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太平洋舰队和黑龙江舰队，编成11个合成集团军、1个坦克集团军、1个骑兵机械化集群、3个空军集团军、3个防空集团军，总兵力150万人，大炮26，000门，坦克5500辆，飞机3800架，舰艇500艘，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同时攻入中国东北。盘踞中国东北多年的日本关东军，一向以骁勇善战而名满天下，但此时已经成为强弩之末。日军在苏联红军的毁灭性打击下迅速崩溃。

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武士们步入了最后的黄昏，猩红的太阳旗在黑土地纷纷坠落。

西路，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率后贝加尔方面军主力由蒙古东部出击，横穿沙漠，越过大兴安岭，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8月19日，方面军主力前锋进抵长春、沈阳近郊，左翼攻占齐齐哈尔，右翼进抵张北、承德、赤峰等地，切断了东北与华北日军的联系。

东路，麦列茨科夫元帅率远东第一方面军与日本关东军主力交战。日军负隅顽抗，无奈军力对比悬殊，第一线阵地迅速崩溃。双方装甲部队刚一接触，胜负便成定局。日军的坦克装甲太薄，被苏军的高射机枪一扫就成了马蜂窝。相反，苏军坦克的装甲十分坚固，连日军的炮弹都无法洞穿。8月17日，苏军攻占勃利、图们，19日攻占敦化、汪清。

北路，普尔卡耶夫大将率远东第二方面军强渡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主力在黑龙江区舰队的支援下，沿松花江南下；右翼攻占瑗珲城后，向嫩江前进；左翼逼近宝清。8月19日，北路苏军连克佳木斯、依兰，逼近哈尔滨、北安、齐齐哈尔。

8月19日，苏军伞兵部队在哈尔滨、长春、沈阳三大城市空降。

8月20日，苏军伞兵部队同时在双辽、辽源、延吉、吉林、大连、旅顺等城市空降。东路和西路苏军在哈尔滨、长春、沈阳胜利会师。

8月31日，苏军解放东北全境。

日本人说完就完了，实在出乎人们的意料。

8月9日，苏军出兵东北的消息通过广播迅速传遍延安全城，让人兴奋得夜不能寐。当时，中共的高级将领大多在延安，他们参加“七大”后，还没来得及返回各自的根据地。大家摩拳擦掌，琢磨着怎么赶回部队参加对日大反攻，岂料第二天就传来了日本政府向盟国发出乞降照会的消息。

这无疑如一块巨石掉进了深潭，使诗人气质浓厚的毛泽东再也无法平静。苏军出兵东北和日本乞降，这本是毛泽东意料之中的事，可这一切来得如此突然却出乎他的意料。6月24日，他还在给各地领导人的电文中估计，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大约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没想到苏联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而苏联出兵之事，中共中央事先竟一无所知。在抗战期间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关系有些微妙。苏联为了避免德国和日本东、西两面夹攻，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但是斯大林明白这个条约与《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一样，是靠不住的，他想借助蒋介石的百万大军牵制日军。苏联在“二战”期间援助蒋介石的武器装备达1.7亿美元，包括飞机、大炮、坦克等重武器，而对延安的援助却是一些书籍和药品。当时在延安的中外记者评论道：“武器都给了国民党，马列主义给了共产党。”

尽管如此，蒋介石并不买莫斯科的账，每次只有到日军向苏联边境集结的关键时刻，斯大林才想起延安“小兄弟”。斯大林挥动指挥棒，命令毛泽东向华北日军发动攻势，以拖住日本人。毛泽东偏偏不是个唯共产国际之命是从的共产党领袖，他拒绝了斯大林的“命令”：敌我军事技术装备太悬殊，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是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垮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如果我们加强弹药、机关枪、大炮和炸药的装备，我们的行动效力就会大些。

毛泽东在拒绝斯大林命令的同时，暗示“老大哥”的偏心：延安迫切需要“弹药、机关枪、大炮和炸药”，而你却全给了蒋介石。

毛泽东与斯大林的这次别扭发生在1941年7月，当时日本关东军在东北举行代号为“关特演”的大演习，那正是苏德战争初期，苏军受到重创，局势异常严峻。这年秋天德军逼近莫斯科，苏联获得一个情报，说是只要德军攻下莫斯科，日本就立即进攻苏联远东地区。斯大林十分紧张，致电毛泽东，要求派一部分八路军主力部队向长城方向运动，以牵制日军。毛泽东回电，说部队调动有困难。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日军对各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蒋介石政府早在“皖南事变”后就宣布新四军为“叛军”，不仅停发了八路军的薪饷、弹药和被服等物资，还调集50万大军对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敌后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虽然毛泽东所言是真实的，但他毕竟拒绝了斯大林的“命令”。

1942年底，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苏联情报机构认为日军即将进攻苏联。斯大林又急了，曾三次致电毛泽东，要求支援。在第一封电报中说，他将准备可装备一两个师的新式武器，请毛泽东派相应兵力到蒙古边境地区去取。毛泽东回电说：“我们当然需要武器，但调动一两个师的兵力到蒙古边境去接受武器是不可能的。”因为大部队在通过广阔草原时，会被敌空军发现而遭歼灭。这个方案是不现实的。

不久，斯大林第二次来电，提出可分批派出小部队到蒙古边境轮番接受武器。毛泽东又拒绝了。

1943年初，斯大林再次来电，要求派若干师团部署在长城内外一线。这次，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罗瑞卿、杨成武和吕正操部向长城附近靠拢，伺机向东北腹地渗透。不久，苏德战争形势逆转，苏军由防御转入反攻，斯大林再也不需要延安“小兄弟”的武力支援了。

莫斯科与延安的“误会”远不止这些，如在统一战线问题上，苏联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也就是要中共完全听命于蒋介石政府，而毛泽东主张“独立自主”。当国共双方发生摩擦时，莫斯科唯恐统一战线破裂，一味要求延安忍让。在延安整风问题上，斯大林认为这是宗派斗争，意在清洗王明、博古等“亲莫斯科派”，来电劝说：“不要搞党内斗争，要团结党内同志一致抗日。”当然，莫斯科和延安之间的“别扭”毕竟是两个无产阶级政党间的内部矛盾，毛泽东相信随着时局的变化，斯大林一定会鼎力支持中共。他预料战后美国必定反苏，蒋介石必定反共。他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曾对台下的几百名代表说：“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国际援助一定要来；如果不来，杀我脑袋。”

苏联出兵东北后，毛泽东找苏联驻延安情报组负责人孙平询问：“为何事先不打招呼？”孙平回答：“可能是与美英方面有协议，不能泄露机密。”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对此事还是非常高兴的，毕竟苏联出兵东北比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要好。当时，延安还驻有美军观察组，他们在1944年就宣称美军将在中国沿海登陆。毛泽东一直对美军登陆一事抱有警惕。他在“七大”的几次会议上多次提到“希腊事件”—希腊共产党游击队被英军登陆部队缴械。他担心美军登陆部队也会这样做。因为，美国对华政策是扶蒋反共。他提醒与会代表，可能会出现这种局面：美蒋沿长城一线进行封锁，切断中共与苏联的联系；为了挫败美蒋的阴谋，必须集中二三十个旅开到东北去，背靠苏联，获得武器援助。他说：“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他欲夺取东北的最初动机是为了挫败美蒋的封锁。没想到苏军居然打来了，先于美军进了中国。毛泽东凝视着中国地图的东北角，他的眼前立即浮现出白山黑水的地貌。几个小时前军委二局送来的一份关于东北基本情况的材料上说：东北工业发达，其煤产量几近全国的一半，发电量占全国的八成，钢铁产量接近九成；其交通之便利冠绝全国，铁路有1.4万公里，公路有10.8万公里；其农业和林业非常发达，有“谷仓”“林海”的美誉。

蒋介石想起了努尔哈赤

军统头子戴笠夹着公文包匆匆走进山洞林园1号楼时，蒋介石牙痛似的吸了一口凉气。戴笠发现蒋介石正在收听延安的广播电台。他在门口迟疑了一下，还是忍不住轻唤了一声：“委座。”

蒋介石关掉电台，朝戴笠道：“雨农，有何新情报？”

戴笠打开公文包，取出一摞材料递给蒋介石。

“朱德下了七道命令，令匪军举行大反攻……”

“反攻个屁！”蒋介石气愤地翻着文件，“日本已向盟军乞降……”

当他读到朱德的第二号命令（“……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原东北军张学思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向吉林进发。”）时，浑身不住地哆嗦。

“共党想占领东北，这办不到！”蒋介石是个十分精明的人物，他立即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东北沃野千里，努尔哈赤就是凭此奠定基业，使满族人入主中原。现在的东北不仅沃野千里，还有强大的工业。如果东北落入“共匪”之手，那么“穷党”将会一夜间暴富，力量倍增。而且东北与苏联接壤，一旦“共匪”据有该地，不仅可摆脱长期受到封锁和围剿的不利局面，还会得到斯大林的援助……

蒋介石考察过苏联，曾目睹过苏联庞大的军事机器，也领教过斯大林的威力。他本人就是依靠苏联的扶助才奠定了“黄埔基业”。1927年他和冯玉祥率领的军队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而这两支国民革命军都得力于苏联的援助。蒋介石一想到斯大林就叫苦不迭：那真是个可怕的对手！

蒋介石继续翻阅情报，当看到新四军公开发表粟裕为南京市长、刘长胜为上海市长时，气得暴跳如雷。

“立即将这些情报送赫尔利大使和魏德迈将军，请麦克阿瑟以盟军最高统帅的名义，令在华日军只能向国民政府和中央军投降，在中央军到达前，必须维持现地治安，抵御一切非法武装的进攻。”

“委座，目前的战略态势于我不利，国军主力集中于西南一隅，而共匪遍布华北、华中、华南广大区域。”戴笠又献一计，“为避免共党捷足先登，何不起用汪伪分子？”

蒋介石毫不犹豫地说：“只要他们弃暗投明，戴罪立功，抵御共军的进攻，可既往不咎。”

戴笠从包中取出一份名单，不无得意地说：“军统对汪伪首要分子的策反工作可谓瓜熟蒂落。周佛海、任援道、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张岚峰、门致中等都已向我明确表示，随时听候委座指示。这些人虽为民族败类，但在反共这一点上与我们志同道合。”

在戴笠的建议下，蒋介石先后任命周佛海为军委会上海行动总指挥；罗君强为副总指挥，负责维持沪杭一带的“治安”；任援道为南京先遣军司令；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吴化文、张岚峰、门致中分别为第1、第2、第3、第4、第5、第6路先遣军总司令。于是这些伪军将领摇身一变，成了国军的高级将领。

“敌人磨刀，我们也要磨刀！”

“‘委员长’现在要下山了！八年来我们和蒋介石调了一个位置：以前我们在山上，他在水边。抗日时期，我们在敌后，他上了山。现在他要下山了，要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

毛泽东面对数百名中共干部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这是1945年8月13日的事，近几天来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深深激怒了毛泽东和他麾下的将士。

8月11日，蒋介石通令全国各部队执行盟邦协议，开始参与对日受降工作。唯独对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电令是个例外：“所有该集团军所属各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在各战区作战境内之部队，并应接受该战区司令官之管辖。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政权之行使等事项，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共同之规定，各部队勿再擅自行动为要！”

8月12日，蒋介石任命处于八路军包围之中的伪军将领孙良诚等为先遣军总司令，这些对解放区军民犯有滔天大罪的汉奸头子摇身一变全部成了国军总司令。他们不仅阻止中共抗日武装对日伪盘踞的战略要地的进攻，还以中央军的名义大举蚕食解放区。

国民党的正规军也在蒋介石的驱使下向解放区倾巢进犯。绥远傅作义部于8月11日侵占八路军从日军手中夺回的包头，并继续沿平绥路向聂荣臻部东犯。国共双方军队发生激烈冲突。围困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于7月21日出动6个师向关中地区进犯，边区部队于8月8日发起反攻，胡部受到重创，现战斗仍在进行。

毛泽东等中共领袖清醒地意识到一场空前的内战即将来临。为提醒党政军干部认识到这一点，毛泽东用极富感染力的湖南口音翻起了蒋介石的老账，他说：“蒋介石是怎样上台的？是靠北伐战争，靠第一次国共合作，靠那时候人民还没有摸清他的底细，还拥护他。他上了台，非但不感谢人民，还把人民一个巴掌打了下去，把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

毛泽东稍微停顿了片刻，点燃一支烟，猛吸了一口，然后继续他那著名的演讲：“蒋介石总是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

在毛泽东慷慨激昂的演讲声中，其他中共领袖们正抓紧时间进行各自的工作。刘少奇拿着红蓝铅笔，审阅当天延安《解放日报》的清样。上面有一篇社论，出自毛泽东的手笔。文章尖锐辛辣、妙趣横生。刘少奇不时露出微笑。

……朱德总司令根据波茨坦公告和敌人投降的意向，下令给所属部队促使敌伪投降，反倒错了，应该劝敌伪拒绝投降，才是对的，才算合法。无怪乎中国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蒋介石在敌人尚未真正接受投降之前，敢于命令解放区抗日军“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束手让敌人来打。无怪乎这同一个法西斯头子，又敢于“命令”所谓地下军（实际上就是实行曲线救国的伪军和与敌伪合流的戴笠系特务）和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而不许解放区抗日军队向敌伪“擅自行动”。这样敌我倒置，真算得上是由蒋介石自己招供，活画出他一贯勾结敌伪、消除异己的全部心理了……他们找了朱德总司令命令敌伪投降缴械当作借口。这难道也算得一个聪明的借口吗？不，这样来找借口只是以证明国民党反动派把敌伪看得比同胞还可亲些，把同胞看得比敌伪还可恨……

朱德戴着一副老花眼镜正在签发给蒋介石的电文。电文是毛笔起草的，写得龙飞凤舞，这举世无双的狂草书法同样出自毛泽东的手笔。

当然，电文末尾署名为“朱德”。电文如下：

我们从重庆广播电台收到中央社两个消息：一个是你给我们的命令；一个是你给各战区将士的命令。在你给我们的命令上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此外，还有不许向敌人收缴枪械一类的话。你给各战区将士的命令，据中央社重庆十一日电是这样说的：“最高统帅部今日电令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我们认为这两个命令是互相矛盾的。照前一个命令，“驻防待命”，不进攻了，不打仗了。现在日本侵略者尚未实行投降，而且每时每刻都在杀中国人，都在同中国军队作战，都在同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作战，苏、美、英的军队也在每时每刻同日本侵略者作战，为什么你叫我们不要打了呢？照后一个命令，我们认为是很好的，“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这才像个样子。可惜你只把这个命令发给你的嫡系部队不是发给我们，而发给我们的是另一套。朱德在8月10日下了一个命令给中国各解放区的一切抗日军队，正是“加紧作战”的意思。再有一点，叫他们在“加紧作战”时必须命令日本侵略者投降过来，将敌伪军的武器等收缴过来。难道这样不是很好的吗？无疑这是很好，无疑这是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的。可是“驻防待命”一说，确与民族利益不符合。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因为这个命令我是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毛泽东将烟蒂扔在地上，挥动有力而略显生硬的左手，再次提高嗓门：“蒋介石要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他的方针已经定了，我们对此要有准备。全国性的内战不论哪一天爆发我们都要准备好，早一点，明天早上就打吧，我们也在准备着！”

这些天来，毛泽东整天整夜地紧张工作，时而起草电文向各解放区发号施令，时而翻阅军委送来的文件，皱眉沉思。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窑洞里充满了烟草的辛辣气味。局势变化之快令人眼花缭乱。8月14日，蒋介石忽然来电邀他赴重庆“共商国是”。毛泽东知道这是老蒋施放的“和平烟幕”，目的是麻痹对手，加紧战争准备。他为之一笑，不予理会，继续下令各解放区向日伪反攻，收缴武器资财，准备应付内战。

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同日，苏联与外蒙古的军队占领了多伦及张北。毛泽东下令晋察冀军区的八路军乘机夺取大同、太原、北平等城市，以争取造成背靠苏蒙控制华北大部地区的有利形势。争夺东北的问题是他考虑最多的，但他不知道苏联的态度，不敢有太大的动作。8月11日，新华社公开发布朱德总司令的第二号命令，令吕正操、张学思、万毅、李运昌等部向东北进军，当晚中共中央在内部文电中指出：“除李运昌部外并非要吕、张、万部马上开往四省……”近来又传出宋子文在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的具体内容尚不得而知，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对蒋介石做了些什么承诺呢？

正在毛泽东苦思冥想之时，刘少奇推门进来，兴冲冲地说：“主席，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冀察军区十二分区一部骑兵被驻张北的苏军缴械了……”

“你这是什么话？”毛泽东诧异道，“被人家缴械了还是好消息！”

“我没有说清楚，是这样的……”刘少奇笑道，“那队骑兵是奉冀察军区之命，主动前往张北，准备配合苏军作战的。谁料苏军的摩托化部队一拥而上，不由分说就将他们全部缴械了。后经解释才明真相，苏军一位上校说，原来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误会误会，就归还了武器。那位上校还说八路军不是正规军吗，怎么着装五花八门、武器长短不一呢？”

毛泽东忍不住笑道：“看来苏军官兵对我们太缺乏了解喽。不过这件事可视为我们无意中放出的一个气球，它试探出了苏军起码不反对与八路军接触。”

“是的，所以我说是好消息。”

“看来，对东北该有动作了。”毛泽东将烟蒂摁灭，提笔疾书：

山东分局、平原分局、冀鲁豫分局并告晋察冀分局：

红军占领东北，国民党力图争夺东北，我方除李运昌率3个大团深入辽宁，冀东、冀察两区各有一部深入热河之外，中央决定从山东调两个团（万毅支队在内），冀鲁豫调1个团，冀中调1个团，共4个团，归万毅率领开赴东三省。山东之两团限电到十天内准备完毕，即行出发，经河北会合冀鲁豫及冀中之两团，开至热河边境待命。每团官兵不得少于1500人。必须明确宣布去东三省之任务（乘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同国民党争夺东北）。必须配备必要之地方工作干部（三处所集中之东北干部亦望交万毅带去），必须有良好之纪律。配备及出动情形望告。另由陕甘宁边区配备1个团，晋绥军区配备3个团，中央配备1个干部团，共5个团，由吕正操、林枫率领开东三省。以上告知万毅，但勿在报上发表。

中央军委

1945年8月20日

刘少奇在一旁看毛泽东草拟完电文，提醒道：“蒋介石今天又来一电，请你去重庆，如何回答他？”

“那可是鸿门宴哟！考虑两天再说。”毛泽东放下毛笔，点燃一支烟，又开始吞云吐雾，“老蒋现在占有外交、内政优势，他是正统，国际上只承认他。又是战时领袖、中国战区统帅，可以发号施令。不过，他心里明白，苏联的一套不过是外交辞令，其实，国共反映美苏，苏联不可能真心支持他……”

就在这天深夜，苏联情报组的孙平派人送来一份急电，毛泽东接电一阅，顿时怒火中烧。他一把扯开胸前的纽扣，通知立即召开书记处会议。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任弼时匆匆赶来，几大书记看完电报一时都愣住了，原来斯大林要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刘少奇说：“看来蒋介石两次来电邀主席去重庆谈判并不简单，是有国际背景的，我们原先只想到美国一家，没想到苏联也卷进去了。看来我们不认真应对是不行的啦！”

任弼时一听，连连摆手：“重庆去不得！蒋介石的流氓手段是出了名的。1929年将李济深押于南京汤山，1931年又将胡汉民软禁，1937年张学良又陷囹圄……”

刘少奇见周恩来沉默不语，忍不住道：“恩来，你与蒋介石交道打得最多，你的意见呢？”

周恩来将两道浓黑的剑眉拧在一起，沉思片刻，说：“我了解蒋的为人，正如弼时所言他的流氓手段是出了名的，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扣押张学良便是典型的一例。这只是他性格的一面，他的性格中还有软弱的一面，如特别怕得罪外国列强，抗战之前他对日本人怕得要命，后来又怕美国人。他并不是对舆论一概置之不理，有时候也沽名钓誉。总之，他绝不是个简单的人物，否则，不会有今天的地位。”

刘少奇见周恩来并未明确表态，于是问：“主席该去还是不该去？”

周恩来剑眉一扬：“先观察几天再说，看各方面的态度。”

8月22日，毛泽东致电蒋介石：“兹为团结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往进谒，到后希予接洽为恳。”

蒋介石有他的如意算盘，他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有三层意思：第一，他料定毛泽东没有这个胆子，如果毛泽东不来，他就可以将内战的责任推给对方，在政治上占得先机；第二，如果毛泽东斗胆前来，他可以在谈判桌上逼其就范，不战而屈人之兵，但这种可能性很小；第三，可利用谈判作缓兵之计，加紧从西南调运大军抢占战略要地，为内战做准备。当他接到毛泽东的正式答电后，以为毛泽东胆怯，于是再进一步，避开周恩来，单点毛泽东的将，又发出了第三份“请柬”：

毛泽东先生勋鉴：

来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蒋中正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大智大勇的毛泽东定下赴渝谈判的决心后，开始与在延安的各战区首长谈话，面授机宜。毛泽东告诫他们：“谈判桌上的交锋是唾沫星子和笔墨官司，真正起作用的是战场上的真刀真枪。”

“如果国民党军进攻我们，我们的反击会不会被蒋介石抓住把柄，加害主席呢？”有人担心地问。

“不会的，你们在战场上打得越好，我就越安全。”毛泽东回答道，“让蒋介石看一看我是有强大武装做后盾的。”

1945年8月25日，一架美国C-46型军用飞机从延安东关机场起飞，开始了著名的“8？25”飞行，目的地是太行山腹地山西省黎城县长宁机场。当时延安驻有美军观察组，在八路军的太行山根据地也驻有美军观察组成员，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日军情报。美军飞机经常往返于延安与太行山之间，美军人员为了感谢八路军给他们提供的方便，也常开方便之门，让八路军“搭便机”。但是，美军万万没料到，这次方便之门开得太大了，以至于他们的一次平常飞行被后来的史家反复大书特书。因为“搭便机”的不是寻常人物，而是21位中共高级将领—林彪、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薄一波、滕代远、张际春、陈赓、肖劲光、陈锡联、陈再道、宋时轮、杨得志、李天佑、邓华、傅秋涛、王近山、江华、聂鹤亭、邓克明、黄华。

在中共“创业史”上这些人的名字套着炫目的光环，虽然衣着朴素，没有军衔标志，但是每个人都有一种从骨子里渗出的高贵气质。

在飞机上最活跃的人物是陈赓，这位瘸着一条腿的小个子将军非常幽默风趣，逗得大家前仰后合。另一位活跃人物是一脸福相的陈毅，他与陈赓一唱一和，配合相当默契。

最威严的要数残了一只眼的大个子刘伯承，即使在说俏皮话的时候，他也是一副令人生畏的军人派头，显示出经过正规军事教育的良好素质。

最沉默寡言的是林彪，他一直紧锁着两道阴云般的浓眉，像是在思考什么问题，任凭舱内喧哗，均不为所动。他是赴山东去接替罗荣桓的，随其前往的还有肖劲光、李天佑、邓华、江华、聂鹤亭、邓克明等战将。

遣走林彪等将领后，毛泽东为了赴重庆谈判再次召集政治局会议。他在会上发言说：“红军不入关，美国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苏、美、英）过问。三国都不愿中国发生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的独裁的。所以重庆可以去，必须去！”

会后，毛泽东起草了关于亲赴重庆谈判的党内通知。电文中说：“至于东北三省为中苏条约规定的范围，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是否能派军队进去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但是派干部去工作是没有问题的，中央派千余干部由林枫同志率领去东北。”

此时，毛泽东已知苏联要将东北的行政权交给国民党，中共独占东北的可能性似乎不存在了，但他仍然没想放弃夺取东北的战略计划。

8月27日，毛泽东在窑洞里与刘少奇彻夜长谈，面授机宜，交代了应对各种情况的方案。其中谈得最多的仍是夺取东北的问题。

8月28日，延安军民一大早就从枣园、桥儿沟、王家坪、杨家岭、新市场等地向东关机场汇集。上午10点左右，机场里已是人山人海。人们挥舞着标语和彩旗，背着步枪，有的儿童和老人还握着红缨枪。这种热烈的场面在延安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10点30分，毛泽东、周恩来与美国大使赫尔利、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将军分乘3辆汽车来到机场。人群里顿时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其热烈、壮观的情景给赫尔利、张治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张治中感叹地对周恩来说：“毛泽东是真正的人民领袖！”

次日，刘少奇即按毛泽东临行前的部署，向各中央局下达指示，正式拉开了争夺东北、抢占先机的序幕。

晋察冀分局并告山东分局、晋冀鲁豫分局、华中局：

1．苏联为了维护远东和平与受中苏条约之限制，必须将东三省交还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军队亦将进入东三省。我党我军进入东三省后，红军必不肯和我们作正式接洽或给我们以帮助。

2．但中苏条约中已明白规定：“所有中国籍人员，不论军民均归中国管辖，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而《红星》报论文又复明确宣布：“中国唯一应走之路，乃进步与民主的发展。”如此我党我军在东三省之各种活动，只要不直接影响苏联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的同情。同时国民党在东三省与热察无基础，国民党派军队去尚有困难，现在道路都不通。红军将于三个月内全部撤退。这样我党还有很好的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

3．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部队可用东北军和义勇军等名义，只要红军不坚决反对，我们即可非正式的进入东三省，不要声张，不要在报上发表消息。进入东三省后，开始亦不必坐火车进占大城市，可走小路控制广大乡村和红军未曾驻扎之中小城市，建立我之地方政权及地方部队，大大的放手发展。在我军不能进入的大城市，亦须尽可能派干部去工作。对红军可进行非正式的接洽，将情报通知红军，但不要勉强与红军作正式的接洽与联络，亦不要请求红军给我帮助。只要红军不作声，不坚决反对我之行动即好。但红军所坚决反对之事我必须照顾，不要使红军在外交法律上为难。山东干部与部队，如能由海道进入东三省活动，则越快越好。

4．热河、察哈尔两省不在中苏条约范围之内，我必须完全控制，必须迅速派部队到一切重要地区去工作，建立政权与地方武装，但亦不要希望红军给我以帮助。一切只要红军不坚决反对即应放手进行。

5．关于东北与热、察红军占领地区情况，我们还不清楚，一切应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处理，并随时报告我们。晋察冀与山东均应派得力干部，带电台进到红军后方随时报告情况。

中央

1945年8月29日

喜从天降

毛泽东、周恩来飞赴重庆之后，中央的重担就落在了刘少奇的肩上。精明、干练、务实是刘少奇的典型特点，他没有毛泽东那么富有诗人的想象力。他脚踏实地、谨小慎微的行事风格就像钟表一样准确无误。他每作出一项决定必经通盘考虑，综合各方情况，做到万无一失，没有把握的事他不会去冒风险。争夺东北是中共战略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环，当然是他考虑最多的问题。继冀察军区第十二分区的骑兵被苏军缴械之后，第十四分区一部又出现了类似情况。近来，他常常面对窑洞中的斯大林像出神，想通过那褐色的眸子看透莫斯科主人的内心世界。当然，这是徒劳的，他只能通过前方的侦察报告来判断莫斯科的态度。

1945年9月7日，他在得知第十四分区那支小部队被缴械的消息后，顿时心里没有底了，于是电令各大区首长，暂停向东北调派更多的部队，同时将此决定电报在重庆的毛、周。

毛泽东接电后，当即回电表示反对，并要刘少奇加快调兵东北的部署。

就在刘少奇召集书记处会议研究毛泽东的电报尚无结果之时，两封来自前方的电报使窑洞中的领袖们顿时充满了信心，他们立即按毛泽东的意见向各大区下达了派大军去东北的指令。

第一封电报来自冀热辽军区，李运昌报告：

第十六分区曾克林部于8月31日与苏军会师，随后中苏两军协同作战，攻占了日伪军盘踞的山海关。

第二封电报来自胶东军区，许世友、林浩报告：

吕易率一个排渡海抵大连，受到苏军一少将的接待，对方态度甚诚恳，并明确表示，中共在乡村活动，红军不干涉，同意在大城市组织非武装群众团体。吕易报告：红军只控制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乡村及内地小城市相当混乱，伪组织有的等待交代，有的畏罪逃跑；有的小城市被土匪占领，群众情绪极高，有自发组织，我在东北之抗日同盟会员有大作用和活动，我一排武装在大连一带登陆后，一经号召，便有数百人参加工作。

9月11日，刘少奇以中央的名义致电山东分局：

据胶东区党委派人在大连侦察报告，我党我军目前在东北极好发展。为利用目前国民党及其军队尚未到达东北（估计短时间内不能到达）以前的时机，迅速发展我之力量，争取我在东北之巩固地位，中央决定从山东抽调4个师12个团，共二万五千人至三万人，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活动，并派萧华前去统一指挥。我军进入东北活动一律不能声张，不用八路军名义而用东北义勇军及东北其他地方军名义。首先进驻乡村、小城市及红军尚未占领之中等城市和交通线，发动群众，壮大力量，建立地方政权，改编伪军，组织地方武装，协助红军建立民主秩序；对红军亦不用八路军及党的名义进行正式交涉（非正式交涉是可以的），而用地方军及群众面目与红军交涉。此外另派城市工作干部到东北红军占领的各大城市及交通要道，组织群众团体，改善人民生活，出版报纸，发动民主运动。上述任务望以极大注意去进行。你们意见如何？部队何时能开始出动？望速告。其他地区派赴东北之部队与干部另告。

刘少奇极为重视来自前方的第一手情报，自从9月9日接到李运昌的电报后，他一直盼望有曾克林部的最新消息。“与苏军会师，同共作战。”这是延安窑洞中的领袖们梦寐以求的事情，一旦梦想成真，自然喜不自禁。尽管大打折扣，比原先预想的规模小得多，但毕竟还是实现了“与苏军并肩作战”的愿望。

这是苏军基层将士自作主张，还是有苏军高层背景或莫斯科背景呢？刘少奇在揣测“山海关事件”的真正含意。

就在刘少奇苦苦悬望之际，曾克林从天而降了。

9月14日上午，延安东关机场突然降落了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机场人员一看是苏联红军的徽标立即报告杨尚昆。杨尚昆找到谙熟俄语的伍修权，二人乘车前往机场迎接。苏军飞机的突然降落是有违常规的，当时，延安机场来得最多的是美军的飞机，事先都得联络好了。苏军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了一阵，不待地勤人员引导便自己找准跑道降落了。机舱门打开后，下来三个人，其中两个高鼻子老外，另一个是着八路军军服的中国人。

杨尚昆和伍修权迎上去，那位穿八路军军服的汉子连忙介绍道：“我是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这位是苏联红军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代表贝鲁罗索夫中校，这位是翻译官谢德明少校。”

“嗬！欢迎、欢迎……”杨尚昆一听不禁喜上眉梢，连忙将贵宾迎上车，朝延安城驶去。

当天下午，中共中央在延安王家坪召开政治局会议。刘少奇向出席会议的中央领导人介绍道：“这位就是我们争夺东北的先锋官曾克林同志。”

大家一齐鼓掌，曾克林连忙起立朝首长们敬礼，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中央首长，显得有些局促不安。

“曾克林同志，你坐下。”刘少奇亲切地说，“你从前线回来，辛苦了。东北问题，中央讨论多次了，因情况不明总定不下来，你来得正好，请谈谈东北的情况，越详细越好。”

曾克林用袖子揩了一把额头上细密的汗珠，开始汇报第十六分区部队挺进东北的经过——

8月10日，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运昌接到延安总部第二号命令后，当日，在冀东丰润县大王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亲率军区主力部队1.3万余人，以及地方干部2500余人，分三路向热河、辽宁、吉林进军。

东路由第十六军分区部队组成，共2500余人，由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和副政委唐凯率领。8月16日开始出发，沿途相继攻克海阳、双望、张家庄、台头营等敌伪据点，抵近山海关。为了争取时间，早日深入东北腹地，曾克林、唐凯决定绕过敌伪盘踞的山海关，由九门口越长城出关。

侦察参谋董占林带一个班走在最前面。8月29日下午，他们走到山海关以北40里的前所车站附近，一打听，守卫车站的日军风闻苏军将至，已南逃至山海关，车站只留有400多名伪满军，早成惊弓之鸟，不断将家眷和财物朝火车上搬，随时准备逃窜。

“敌人要逃跑，怎么办？”董占林是个经验丰富的老侦察员，他恐大部队到达之前敌人会先逃走，于是连忙写了一份通牒令，派一名侦察员送进敌人据点；又写了一封短信派人送给大部队，请曾克林、唐凯率部务必黄昏前赶到前所镇。

伪军头目将那名自称八路军的侦察员上下一打量，一时拿不定主意。侦察员穿的是便服，除了一支驳壳枪之外，跟当地老百姓没什么区别，不过，那份通牒令语气之强硬让他不敢小视。上面写着：“我八路军挺进东北，大部队已经将你们团团包围。日本鬼子已经向中国人民投降了，你们也不要再执迷不悟了。现在，我代表八路军东进部队命令你们，今日下午5时前，在村西集合向我军投降，我们既往不咎。如果顽抗，就坚决消灭！”

伪军头目思量再三，决定派一个人以谈判为名去探听虚实。

董占林见伪军谈判代表东张西望，心里就明白了。于是板起面孔，厉声喝道：“顽抗绝没有好下场！你们只有投降才是唯一的出路。如果不按时集合投降，我们就要发起总攻了！限你们一个小时作出答复。”那名伪军头目慑于董占林的气势，点头连连唱喏。

下午5时左右，400多名伪军举着白旗在镇西洼地集合，向董占林等七八名便衣八路军投降了。

一个小时后，曾、唐率部跑步赶来，前所车站这个山海关外的第一个大据点就这样轻易拿下了。

当晚，曾克林接到报告，说南下的苏军先头小分队明天将经过前所。就要和老大哥会师啦！曾、唐二人兴奋异常，吩咐炊事班连夜杀猪宰羊。

次日清早，曾、唐率部分人马排成四路纵队，准备夹道欢迎苏军，司号员组成的军乐队排在队伍前列，太阳升起一竿子高的时候，东边的公路上尘土飞扬，汽车的引擎声由远而近，五辆汽车风驰电掣，转瞬便到了跟前。曾克林下令欢迎，顿时掌声四起，军号声响彻云霄。

苏军官兵被眼前的一幕搞蒙了，惊奇地打量着车下的“杂牌武装”。坐在吉普车上的上校一挥手，卡车上的士兵纷纷跳下，端着转盘冲锋枪如狼似虎地吼着半生不熟的中国话：“缴枪！缴枪……”

曾克林惊诧地说：“他们要缴枪，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都是马列队伍嘛！”

“看来他们是误会了，”唐凯一把拉着曾克林朝吉普车走去，“我们去解释。”

苏军士兵端着枪不让曾、唐二人靠近吉普车。曾克林急得抓耳挠腮，不知说什么好，对这些老外说什么都是对牛弹琴。唐凯急中生智一捋袖子，露出右臂上当红军时刺的镰刀锤子图案——这是共产党通用的徽标。苏军官兵终于明白了，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双方消除了误会，顿时一起欢呼：“斯大林万岁！毛泽东乌拉！”

中午，八路军将白米饭和猪肉炖粉条端到苏军官兵面前，那些头发打卷儿的“老大哥”将脑袋摇得像货郎的拨浪鼓，原来不对口味。费了半天劲搞了些土豆和煮鸡蛋，才让他们满意。

这支苏军小分队人不多，只有70余人，但武器装备不错，除了他们手中拿的冲锋枪、机枪之外，汽车后面还拖着两门战防炮。曾、唐二人合计，借“老大哥”的炮，杀回马枪去攻打山海关。苏军上校一听，说他做不了主，要向上级请示。第二天，上校满面笑容地对曾克林说：“上级同意攻占山海关。山海关是万里长城的著名要塞，攻占它具有政治意义。”

“真是太好啦！”曾克林握着上校的手，“我们两支无产阶级军队终于有机会并肩战斗啦！”

这次同样是先礼后兵，双方各派三人为代表去向山海关日军下“受降通牒”。苏方由一名中尉、一名会日语的翻译、一名战士组成。八路军方面由侦察参谋郑公然、参谋董占林、敌工干事马齐勇组成。六人乘吉普车直奔山海关城门。

守卫山海关的日军远远见一辆挂着苏联国旗的吉普车驶来，连忙紧闭城门。当时，日本政府已宣布投降，他们慑于苏军的强大不敢贸然开枪。吉普车在城门前停下，苏军中尉带着翻译前去谈判，叫其余人不要下车。荷枪实弹的日军士兵在城墙上来回走动，任凭苏军中尉用石头擂门就是不理会。过了一个小时，中尉累了，气得骂了一阵，正转身准备上车回去，城门开了。

十几名日军士兵簇拥着一名大佐出来了。大佐躬身请苏军中尉上城谈判。双方代表来到一座古色古香的小楼，这是古代专供交战双方使者谈判的地方。苏军中尉拿出通牒往桌上一拍。那大佐是中国通，不用翻译也能看懂：

由于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强大的苏联红军攻入东北，我八路军已全面进行对日大反攻。8月15日，日本天皇已向日本国下诏，接受无条件投降。现中国八路军和苏联强大军队已兵临山海关城下，着派中苏两军代表，向驻山海关日军司令官送出通牒，命令驻山海关的日军、“伪满洲国军”接到本通牒后，限于本日下午2时率部于山海关火车站无条件向中苏军队投降。

大佐看完通牒，说了一大堆废话，不断请苏军代表喝茶、抽烟，就是不表明态度。苏军中尉见对方满脸堆笑、态度挺好，以为日军已接受了令其投降的要求。谁料这是日本人的缓兵之计，就在谈判的同时，日本人正在火车站集结，准备逃往秦皇岛。当时，驻山海关的日军有1000多人，另有文职人员和眷属2000多人，这么多人要带贵重物品逃往秦皇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日军大佐故意拖延时间，苏军中尉见对方不断给自己倒水，却不谈正题，终于忍不住了：“你们对此通牒抱何态度？”

大佐收敛笑容，挺起腰板慢条斯理地说：“山海关属华北地区，不归‘满洲国’管辖，我们奉华北派遣军司令官之命，只能向中国中央政府军投降。”

苏军中尉一听顿时满面怒容，说：“好吧！我们会让大炮说话的！”说完拂袖而去。

8月30日黄昏，八路军和苏军对山海关发起攻击，战至深夜，解放了山海关全城。此时日军已大部逃至秦皇岛，少部担负阻击任务的日军被全歼，俘日军200余人、伪军1000余人。

山海关是关内通往东北的战略要地，拿下这座号称“天下第一关”的要塞，为后续部队进入东北赢得了宝贵的时间。随后，第十六分区部队改乘火车向东北进发。当时铁路由苏军控制，山海关之战结下的战斗情谊使苏军大开方便之门。列车每到一站，曾、唐便留下少量部队和地方干部接管该地。

9月4日，曾克林部乘火车抵达辽西重镇锦州。曾、唐二人在车站与苏军负责人交涉，要求留下一个团接管锦州伪满政权，苏军代表满口答应。曾、唐二人又马不停蹄率部向沈阳进发。

9月5日，这列遍插彩旗、贴满标语的火车在官兵们的极度兴奋中开进东北名城沈阳。谁料火车一停，全副武装的苏军一拥而上，将列车团团包围。八路军战士看到站台上那些黑洞洞的枪口傻眼了。

曾克林和唐凯等人商量，决定找苏军驻沈阳卫戍司令交涉。那位司令名叫卡夫通，脾气大得很，一见曾克林便厉声责问：“你们是什么军队？从哪里来？是谁叫你们来的？”

“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毛泽东、朱德的部队，是从冀热辽抗日根据地来的。我们奉延安总部命令进军东北，配合苏军作战，我们要收复失地，接管东北。”

曾克林带去的翻译水平低，结结巴巴翻译了半天也没让卡夫通明白。卡夫通少将脾气更大了，说：“根据《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最高统帅部是不会同意你们这支没有军衔的部队进驻沈阳的。”说完手一挥，不容曾克林继续解释，便拂袖而去。

曾克林回到车上与唐凯商量对策，决定再找卡夫通交涉。第二次会面，翻译问题解决了，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总部的宣传部长来了，他是个“中国通”，他劝曾克林率部离去。

“八路军是国民党政府承认的合法军队，有权接受日寇投降，接管东北。”曾克林耐心解释说，“我认为这并不违背《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卡夫通少将见曾克林不听劝告，又发了一通脾气：“你们不肯离去是你们自己的事，我绝不允许你们下车！”

曾克林见软的不行，态度也强硬起来：“你们是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领导的军队，我们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双方的共同目标是解放全人类，是同志！你为什么老发脾气？”

卡夫通紧绷着脸，任凭曾克林说什么，就是不准下车。

第三次交涉，曾、唐一起来。八路军指战员在车上停留了整整一天，又饥又渴，连上厕所都成了问题。曾、唐二人已失去了耐心，脾气一点不比卡夫通小。

“八路军进军东北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命令，如果你们不相信，可以向莫斯科询问。”

卡夫通听到“莫斯科”三个字，顿时软了，此时才意识到这件事并不简单，闹不好要捅大娄子。于是同意八路军下车，进驻沈阳城郊的苏家屯。

曾克林松了一口气，虽然进不了城，但毕竟踏入了东北腹地。苏军不是怪我们没军衔，不像正规军吗？换装！此时火车上载有沿途各站收缴的日军装备。

曾克林下令换装，不要再让“老大哥”瞧不起。

2000多人的部队焕然一新，全部换上了日军的黄军服，钢盔锃亮，枪刺耀目，队伍整齐。八路军就以这样威武的形象出现在了沈阳市民的面前。

当了十几年亡国奴的沈阳百姓，乍闻中国军队开到，喜出望外，纷纷拥上街头欢迎八路军。彩旗飞舞，口号声震天动地，场面十分感人。

八路军如此深得人心，令苏军官兵十分意外。卡夫通突然改变了决定，派两名上校乘吉普车追赶八路军。在队伍最前面，两位上校见到曾克林和唐凯，说：“你们不要去苏家屯了，将军请你们进驻沈阳故宫东面的小河沿。”

第十六分区部队就这样进驻了沈阳市区。

9月7日，两名苏军上校来请曾、唐二人去卫戍司令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来电，说你们是毛泽东、共产党的队伍，将军请二位前去叙谈。”

曾克林、唐凯来到卡夫通的司令部，发现请他们叙谈的“将军”并非卡夫通少将，而是近卫军第六集团军司令克拉夫钦科大将。

“你们来沈阳，我们没有去车站欢迎，很对不起。”克拉夫钦科大将满面笑容，和蔼可亲，与卡夫通大相径庭。不过，此时陪坐的卡夫通少将也变得可爱多了。大将解释道：“我们受条约和美英等国限制，不得不这样做。”

事隔半个世纪后，史学界有人指出，苏军突然改变态度其实与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有关，并非卡夫通见八路军队列走得好就改变了主意。9月5日，美军在青岛、天津、秦皇岛登陆，此事大大刺激了斯大林，莫斯科开始对八路军进入东北持宽松态度。

克拉夫钦科大将主动称曾、唐为同志，说：“我们是同志式的谈话。”

在苏军的支持下，八路军在沈阳成立了卫戍司令部，曾、唐分任司令员和政委，宣布对沈阳实行军事管制，并在三天之内解除伪满军警1.5万余人的武装，迫使伪满洲国兵旅5000多人投降。9月9日又成立了沈阳市临时人民政府。

八路军在沈阳的公开活动，很快引起了外交纠纷，苏联又陷入被动。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不得不与延安打交道，以协调中共在东北的活动。此时在长春有一位声名显赫的中共老党员，他就是东北抗日联军首领周保中。“抗联”急于与党中央接通关系，周保中建议派飞机去延安。华西列夫斯基元帅高兴地说：“我们想到一起去了。”

9月14日，这架飞机载着曾克林飞抵延安。

出乎意料的“抗联”

曾克林讲完第十六分区部队出关的经历后，将“抗联”领导人冯仲云的信转交中央。这无疑又是一桩从天而降的喜事！“抗联”从1936年就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时隔这么多年，没想到他们突然钻了出来，而且是在争夺东北的关键时刻。

“抗联”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共领导的在东北的抗日武装，其全盛时期达3万多人。后来在日军的疯狂“围剿”下，各部相继失败。1940年冬，余部在周保中、李兆麟等率领下陆续退入苏联境内。1942年8月1日，在苏联远东军的帮助下，“抗联”余部改编为“苏联红军远东方面军第88独立步兵旅”。他们在大森林里进行特种训练，几乎人人都会跳伞、滑雪、游泳、攀岩，相当一部分人还会电台收发报、照相、测绘、爆破等侦察技术。他们不断派遣游击小分队回国搜集日本关东军的情报，如关东军17个筑垒区的军事意图、设施、码头、飞机场、飞机架数、机库数量、伪装情况、边界兵力部署……

从1942年春至1945年7月，这种侦察活动从未间断，成为苏联远东军司令部最重要的情报来源。“抗联”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苏军出兵东北前将这些情报经过精心处理，制成手册，连以上军官人手一册。前远东军总司令阿巴纳辛克元帅曾握着周保中的手说：“感谢你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宝贵情报，佩服中国的英雄们！”

纳粹德国投降后，苏军开始部署对日作战，周保中几乎参加了远东军司令部召开的所有军事会议。1945年7月，“抗联”派出340人作为先遣支队到苏军，进行统一军事训练。其中160人分到第一方面军，80人分到第二方面军，100人分到后贝加尔湖方面军，他们作为先头部队的向导去执行特种作战任务。

7月底，“抗联”又派遣290人空降到东北各战略要地附近，潜入敌后执行战前侦察任务。

这两批人员后来大多牺牲，生存者寥寥无几。两批先遣人员离去后，“抗联”仅剩战斗人员400余人。8月9日晨，周保中召开动员大会，向大家宣布了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顿时群情激昂，个个摩拳擦掌，准备杀回老家为死难烈士报仇。

8月11日，一艘军舰驶近黑龙江边。周保中立即按预定方案召集部队准备登舰渡江，杀回国内。这时，苏军方面突然送来一份电报：

东北是你们中国人民的东北，苏联红军的任务是解放东北，建设东北的任务是你们的。待命。

斯大林

斯大林的电报令江边的“抗联”将士激动不已，他们按捺住求战的欲望，决定按斯大林的指示制订“建设东北”的计划。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周保中等人拿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方案，计划抢在国民党之前，控制长春、沈阳、哈尔滨等57个重要城市，重建东北各地党组织，建立政权和人民武装。根据这一方案，将400多人分为57个进驻小组，每组按城市大小多则10人，少则1人。

这一方案电报莫斯科后，立即获得苏联最高统帅部的同意。苏联最高统帅部决定方案中57个城市的卫戍司令由苏方担任，其副司令由“抗联”派人担任，苏方支持“抗联”进行建党、建军、建政工作。8月中下旬，“抗联”以苏军卫戍副司令的身份顺利进驻了57个城市。周保中到达长春后，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当天就来看望“老战友”。

“元帅同志，我要扩军，你要支持我武器。”

元帅笑道：“武器我有的是，你要多少就拿多少吧！能拿走的归你，剩下的归我。咱们的战利品彼此分用。条约没有规定战利品要交国民党，我只能把武器仓库和长春市交给他们。”

元帅立即签署命令，凡苏军把守的武器库，只要有周保中的批条均可任其搬运。

周保中也毫不含糊，向11个大中城市的卫戍副司令员下达了十万火急令：“抢运武器，扩充军队。”

苏军在长春运输队的汽车不分昼夜地帮“抗联”运送武器。后来这些武器大部分装备了新扩编的部队和进入东北的八路军。

此时，东北局势极为混乱，各种势力均在积极活动，其中以国民党名义组织的所谓“先遣军”“挺进军”等反动武装者居多。为了打压这些反动势力，周保中等“抗联”领导人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抓紧开展以“建军”为中心的“三建”工作。

9月10日，担任苏军沈阳卫戍副司令的“抗联”将领冯仲云，电告周保中：“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的先头部队曾克林已率三千人进驻沈阳。”

得此喜讯，周保中立即拜会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令东北苏军总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备好飞机，并派贝鲁罗索夫中校和谢德明少校飞往沈阳。9月14日，飞机载着曾克林飞抵延安。

举国大搬兵

贝鲁罗索夫中校钻进窑洞，一眼便认出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他连忙挺直微驼的身体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作为中国红军之父，朱德的传奇经历经共产国际的宣传在苏联早已家喻户晓。贝鲁罗索夫还是个士官生的时候，他就在一本书的封面上见过朱德的画像。现在，当“画中人”微笑着朝他走来时，他心里顿时涌起一股热潮。担任翻译的谢德明少校连忙拽了一下他的胳膊，这一提醒，使中校心中的激情很快平静了，他想起了此行的使命。

贝鲁罗索夫中校用一种外交官式的语调，朝他十分崇拜的传奇英雄朱德宣读起那份他不情愿的公文：“总司令阁下，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让我向贵军转达四项声明。”

一、按照红军统帅部指示，蒋军与八路军进入满洲，应按照特别规定的时间。

二、红军退出满洲之前，蒋军及八路军均不得进入满洲。

三、因八路军单独部队已到沈阳、平泉、大连等地，红军统帅请朱总司令命令各部队退出红军占领之地区。

四、未得红军允许进入满洲之国民党部队，已被红军缴械。红军统帅部转告朱总司令，红军不久即将撤退，届时中国军队如何进入满洲，应由中国自行解决，我们不干涉中国内政。

朱德平静地听完苏方的声明，两道浓眉紧紧锁在了一起。贝鲁罗索夫见朱德不悦连忙道：“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请我转告朱总司令，他本人对朱总司令和八路军抱深厚之同情。”

朱德知道眼前的苏军代表由于地位低，只能起信使的作用，无法对等谈判，于是也无必要跟他们费口舌。朱德提起笔给马利诺夫斯基写了一封信，要点如下：

后贝加尔湖前线总司令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同志：

一、贵使贝鲁罗索夫中校来此，得悉国民党军及八路军均须按照特别规定的时间，在红军撤退后方可进入满洲。

二、现按照贵军之意，命令进入沈阳、长春、大连、平泉及满洲其他各点之八路军各部队，迅速退出红军占领地区。

三、在热河、辽宁之各部，自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时即有八路军活动，并创有根据地，请允许该地区之八路军仍留原地。

朱德写完信，请伍修权译成俄文，交贝鲁罗索夫带回长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已判明的东北现状，决定大刀阔斧进军东北。9月14日深夜，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彭真、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彭真为书记。并从各根据地抽调100个团的干部去东北发展武装。

次日清晨，通宵未眠的刘少奇以中央的名义向各地党组织下达了如下指示：

一、目前我党对东北的任务就是迅速地、坚决地争取控制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强大的力量。但在东北绝不能采用八路军的番号，也不能用共产党的公开名义同红军接洽取得其帮助，而只能用东北地方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如东北人民自治军，某某省防军，保安旅、团、县、区、乡队、工人自卫队等）及非共产党面目，才能与红军指挥机关作正式接洽，并可取得红军的各种帮助及委任。

二、山东、晋察冀、冀鲁豫及太行山准备开入东北之部队，应迅速继续前进，但在进入东北边境时，绝不可被红军和英、美、国民党人发现，绝不要经过有红军驻扎的地方，并且一进入东北境内，即须使用东北本地番号，销毁八路军原有证件。

三、请山东派人到沈阳找曾克林和东北局接洽，要他们派人在大连、营口、安东等地设立机关，并查明我们部队是否可在胶东放下武器，脱下必要的军装，作为去东北的劳工或华北难民，到上述各口岸登陆，乘火车到沈阳再加装备。如此好处甚多，既可合法，又留下武器，冀东亦须作此种侦察和准备。

四、现在最重要的是派遣大批军事干部到东北，华北、华中应派遣一百个团的干部迅速陆续起身前去。从班长、副班长、排、连、营、团长及事务人员、政治工作人员均配齐，不带武器，穿便衣作为劳工到沈阳找东北局，再行发展和装备，其他炮兵、工兵、骑兵、化学、教育等技术人员亦应派去。一百个团干部的分配，中央提请华中廿个团，山东卅个团，晋察冀廿五个团，晋冀鲁豫廿五个团。各地准备去东北之部队在外，晋绥及陕北亦在外。此数是否可能，望考虑电复。

五、其他到东北能做司令、市长、专员、经济、文教工作的干部，亦望尽可能派去。

六、干部集中一批即走一次，不要等齐，各自寻找最迅速到达的路线前进，不带武器经海道和铁路走是安全的。

刘少奇起草完这份电文，天已大亮，此时一架飞机正从窑洞上空穿过，巨大的引擎声震得桌上的豆油灯微微颤动。他吹灭灯火，又提笔向重庆的毛泽东汇报。

两天后，毛、周回电：“各电均悉，甚为欣慰。这里友人和我们意见完全一致，希望力争东北，时机要紧，万勿失机……除完全同意你们的部署及东北局组织外，请考虑吕正操率一至两个团兼程北进。”

“友人”是苏联驻重庆大使的代号。毛、周在重庆将中共争夺东北的方案及部署告诉了苏方，苏方完全赞同。此时，外蒙古红军准备北撤，已经三次要求八路军晋绥部队接防内蒙古德王府、百灵庙一线。

刘少奇根据形势的新发展，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这是抗战后延安走的最高超的一步棋。刘少奇经过深思熟虑后，于9月17日致电毛、周，将这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略思想和盘托出：

我们必须在冀东、热河控制重兵，除现在派去东北部队外，并须屯集至少五万军队在冀东，以备红军撤退时能抢先进入东北。因此，现在必须立即计划调集十万至十五万军队到冀东、热河一带。否则将会来不及，对东北与热河的控制，均将没有保障。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因此，我们意见，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立即转移到江北，并调华东新四军主力到山东，再从山东、冀鲁豫抽调十万人到冀东、热河一带。而华东根据地则以剩余力量加以扩大去坚持。为了加强冀热辽地区工作，应即成立冀热辽中央局，派高岗、富春、康生等去工作，并须组织有力的军事指挥机关，以陈毅或林彪或徐向前去担任。

毛、周19日回电表示完全赞成，并说：“在此工作紧张时期内，全权委托书记处及中央主席及代主席行使政治局职权。”当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刘少奇在会上强调：“现在问题就是快的问题，一刻千金。大缺点就是没有飞机，时间太仓促……”会议决定：将江南的新四军主力粟裕部、八路军王震部撤回江北；山东调6万兵出去，3万海运去东北，3万经陆路到冀东；派李富春为冀热辽中央局书记，林彪为司令员，肖劲光、李运昌为副司令员，罗荣桓调东北。新四军到山东，陈毅、饶漱石到山东成立华东局；华中由邓子恢、谭震林等人成立分局去坚持。东北局现已去了，再派5万军队去，各地送一百个团的干部，在东北内部再组织20万人。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举国大搬兵”的格局，鲁、冀、热、察、晋、陕、绥、苏等省大量主力部队北移东北，华北、华中地区兵力严重不足，需要及时补充。兵源何在？南方八省。

于是处于僵局的重庆谈判因中共的“让步”又重现转机。毛、周主动提出撤出南方八省中共武装，北调苏北、豫北。政治上争取了主动，赢得了舆论对共产党的支持和同情。难怪重庆各界人士视毛泽东为“和平的救星”。连强硬的“反共斗士”美国大使赫尔利也被毛泽东的“委曲求全”而打动，主动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迫其作出必要的让步，以达成协议。后来的“双十协定”就是在这种情境下产生的。

这一“让步”，表面上为“退”，实质上是“进”。以退为进，真是一箭双雕。毛泽东何等高妙，调华北、华中之兵抢占东北，夺了最关键的战略要地。又以江南之兵填华北、华中，既巩固了华北、华中根据地，又救了处于蒋军包围之中的江南之兵，还赢得了舆论的一致好评。这一连串动作，天衣无缝，一气呵成，真是妙不可言。

十万大军闯关东

1945年9月17日清晨，那架在延安东关机场被“特别关照”了两三天的神秘飞机，带着巨大的轰鸣声呼啸着钻入云空。贝鲁罗索夫中校兴致很高，眉飞色舞地向伍修权讲述苏军在东北的情况。谢德明少校还是那样沉稳，对彭真、陈云的询问总是小心翼翼地回答。

“将军，你们到满洲后就什么都知道了。”谢德明从来不谈敏感问题，他不是职业外交官，因而能将“无可奉告”这样的外交辞令用另一种方式说得十分悦耳。

彭真、陈云和叶季壮被中央军委临时授予中将军衔，伍修权为少将，目的是便于与苏军打交道。后来证明完全无此必要，因为对于俄国人来说军衔只有扛在肩上才起作用，否则，它的价值跟纸差不多。

这种交谈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便淡然寡味了，贝鲁罗索夫已经打起了呼噜，谢德明也装出疲倦的样子张大了嘴巴，彭真等见状，只得压抑迫切想多了解东北情况的欲望，也闭上眼睛打起了瞌睡。

此时，十万大军正从各根据地出发，长途跋涉，奔赴一个“有枪有粮，电灯楼房”的“新乐园”。行军路线被复杂的敌情和地形扭得曲里拐弯，他们忽东忽西，忽南忽北，但大方向一致——东北！东北！

被中央军委最早授衔的几位将军，正在甜美的睡梦中从士兵们的头上高高飞行。谁料天有不测风云，飞机在空中突然发生故障。惊慌失措的苏军飞行员摆弄操纵杆，却怎么也控制不住剧烈颠簸的飞机。

假寐中的谢德明第一个清醒过来，手拍舱门大叫：“迫降！迫降！……”

由于机声隆隆，又隔着一道舱门，谢德明望着驾驶舱中的飞行员无可奈何。乘员全被吵醒了，在机身的颠簸中显得极为紧张。

满头大汗的飞行员终于清醒过来，决定在山海关机场紧急迫降。飞机在跑道的中段落下，巨大的惯性使飞机冲出跑道，一头栽进稻田。机尾高高翘起，机身呈垂直状态。

舱中乱成一团，大家被撞得晕头转向。伍修权、段子俊、莫春和受了轻伤，彭真轻微脑震荡。最惨的是叶季壮，双腿被翻倒的油桶和电信器材压住了，受了重伤。最幸运的是陈云，飞机迫降时舱门被撞开，惯性将他摔进了驾驶舱，反而一点伤都没有。

守卫机场的苏军迅速赶来，将受伤者一一救出。冀东行署主任朱其文闻讯赶来，连忙将彭真等中央首长接进城。次日，彭真一行改乘火车，于傍晚抵沈阳。这一天正是“九一八”事变纪念日。东北局领导人彭真、陈云住进了当年“东北王”张作霖的大帅府，开始指挥各路大军进入东北。

中共中央此时的计划是“独霸东北”，为实行此计划中共中央决定在冀热辽地区屯集重兵堵死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的陆上交通；另一方面由山东军区主力渡海，占领辽东各港口，阻止国民党军从海上登陆。刘少奇曾致电毛、周，决定派一位“有名望的军事指挥员”去冀热辽，并提出了三个人选——陈毅、林彪、徐向前。

最后，毛泽东圈定了林彪。

林彪在赴山东途中突然接到“万万火急”电报。当时他正在河南濮阳的冀鲁豫军区驻地。中央让他转道去冀热辽，这的确令他十分意外。山东军区的基础是山东纵队，是由他一一五师旧部指挥而发展起来的，他去统率旧部（尽管已经膨胀了几十倍）是顺理成章的。怎么突然要改道去冀热辽呢？林彪离开延安已经一个月了，这一路上拉家带口风风雨雨，对瞬息万变的时局几乎一无所知。

当时，冀热辽隶属聂荣臻的晋察冀军区，是一个二级军区，其领导人李运昌为黄埔四期生，与林彪同期。林彪无法知道中央战略方针转移的来龙去脉，也不知道冀热辽成了屯集重兵的战略区，其地位被提升为大区，而且成立了以李富春为书记的中央局。

林彪将电报交给肖劲光等人传阅，大家面面相觑，均感意外。林彪提起马鞭，二话不说，跨上战马朝冀东方向进发。李天佑、邓华等人都是一一五师名气很大的战将，回山东老部队是他们的迫切愿望，这个弯子的确让他们很难转过来。可是林彪性格内向，一向沉默寡言，架子也大，从不与任何人开玩笑。部下对他十分敬畏，谁也不敢与他进行“思想交流”或“感情沟通”。

四野这群声名显赫的战将们就这样上路了。那正是秋雨绵绵的季节，道路泥泞，载着家眷的马车不时陷在泥中动弹不得。他们千辛万苦到达冀东三河县境时，已是10月上旬。此时，时局又有重大变化，中央决定林彪继续北上，自山海关出关，于10月29日抵达沈阳。31日，中央任命林彪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此时，山海关战火已起，林彪又匆匆返回锦州，指挥部队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

罗荣桓强撑着病弱的身体夜以继日地工作，夫人林月琴拿他没辙，只有那名奥地利泌尿科专家罗生特大夫还有些办法。可是洋大夫怎么能老守在司令员身边呢？于是林月琴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丈夫一边与病魔搏斗，一边指挥他的几十万大军攻城略地，而心疼得不行。

在十大元帅中，如果说林彪资历浅的话，那么罗荣桓的资历就更浅了。他们二人都是因战功卓著而跻身元帅之列的，而且罗荣桓还是十大元帅中唯一的政工干部。他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有一次落在地主武装手里，险些被杀，多亏罗荣桓及时相救。在政治上，他们也是荣辱与共。毛泽东曾说：“我每次倒霉，罗荣桓总是跟着我倒霉，邓小平也一样。”罗荣桓晚年对子女们说：“我这一生之所以少犯了许多错误，就是因为认准了跟毛主席。”罗荣桓病逝后，毛泽东写了一首《七律？悼罗荣桓》，最后两句为：“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大事可问谁？”可见毛泽东对罗荣桓是何等倚重。罗荣桓的主要功劳一是任四野政委，协助林彪夺取了东北；二是抗战时在山东打开了大好局面。毛泽东曾说，把罗荣桓投往山东，满盘皆活了，后来北夺东北、南战淮海的部队很多都是那时打下的底子。1955年授衔前夕，罗荣桓鉴于资历无法与其他老帅相比，主动致函中央辞让元帅军衔。毛泽东坚持将其排入十大元帅之列，且位居第七。

罗荣桓被中央点将去东北后，便在临沂城里等待另一位司令员前来接班。

1945年10月上旬，那位商人打扮的司令员来了。他就是十大元帅中排名第六的陈毅，当时任新四军军长、华中军区司令员。两位司令员在高度戒备状态下秘密交接。陈毅到山东，这是当时的重大机密，如果泄露出去，国民党便可由此判断出中共战略的重大调整。

陈毅脱掉礼帽，取下墨镜，脸上便笑开了花：“我这个老板终于现原形啦！”

“陈司令，一路辛苦了。”罗荣桓略显歉意地说，“为了保密，不能大张旗鼓欢迎你。”

“要那个排场做啥子嘛，国民党兴那一套，所以他们的江山快坐不稳喽！”

二位司令员寒暄几句，便进入了正题。中央为了争夺东北已三令五申，加紧调派兵力。9月20日，刘少奇指示：“罗荣桓及萧华望能很快到东北。”28日又指示：“向东北和冀东进兵及运送干部是目前关系全国大局的战略行动，对我党及中国人民今后的斗争，有决定性的作用。在目前是时间决定一切，迟延一天即有一天的损失。”29日再次强调：“必须在20天至一月内渡过二三万部队和干部，否则绝不能完成你们的战略任务……必须用全力迅速组织渡海，再不能容许片刻迟缓！”

罗荣桓将这些电报先请陈毅过目，然后拿出山东军区实力表，说：“该抽调哪些部队请陈司令员先发表意见。”

陈毅笑道：“你随便抽，争夺东北是中央目前的中心工作，要保证重点。”

这两位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合作得非常愉快，顺利完成了交接。陈毅在井冈山时是仅次于朱、毛的领导人，那时罗荣桓仅是一名普通的基层政工干部。虽然此时职务已不相上下，但罗荣桓内心仍十分崇敬陈毅。

交接完毕后，陈毅决定先回苏北，临别时罗荣桓将一床虎皮褥子送给他。陈毅抚摸着那斑斓的花纹，高兴地说：“人家说老虎屁股摸不得，从今以后我陈毅天天都要在老虎身上睡觉喽！”

山东的部队在罗荣桓的指挥下加快了进军东北的步伐。大部经海路开往辽东，一部经陆路到冀东，还有一部分是海陆并行。

10月24日，中央指示罗荣桓“率轻便指挥机关，日内去东北”。接此电令，罗荣桓立即带作战处长李作鹏、情报处长苏静等匆匆北上。11月5日抵渤海湾边的龙口。举目一望，码头上到处是准备渡海的部队。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是渡海总指挥，在这位传奇英雄的指挥下，部队忙而不乱，渡海进行得有条不紊。罗荣桓非常满意，他让人将自己心爱的战马牵来，对许世友说：“这匹马陪我多年了，送给你吧！”

许世友见罗荣桓眼镜片后闪着泪光，知道他动了感情，这不仅仅是依恋战马，更是舍不得离开他亲手创建的山东根据地。许世友将腰间的手枪解下，回赠罗荣桓。

汽船载着罗荣桓一行朝大连驶去。第一批渡海的萧华就是走的这条路线，因为大连有铁路直通沈阳。可是时局的变化使他没有那么幸运了。船驶近旅顺时受到苏联军舰的拦截。罗荣桓说明自己的身份，可是苏军舰长表示怀疑。

“你是八路军山东军区的司令员？有什么可以证明吗？”

李作鹏等人一听这话全傻了眼。

罗荣桓从皮包中取出一张与毛泽东合影的照片，笑道：“这能证明吗？”

舰长接过照片，一眼便认出了毛泽东。再看，又认出了戴眼镜的罗荣桓，不禁肃然起敬，朝罗荣桓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司令员同志，请原谅。你们可以在旅顺、大连以外的任何一个港口登陆。”

罗荣桓于11月6日在貔子窝登陆，正式踏上了充满希望的黑土地。他率领的山东部队有6万多人开进了东北，日后成为四野的基本骨干力量。早在10月31日，中央已发布命令，林彪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彭真为第一政委，罗荣桓为第二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