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与共产党的南京谈判合作达成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了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谈判中，蒋介石鉴于战情危急，做出让步，同意了中共提出的一些重要意见，同意了红军的作战任务是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执行侧面作战，协助友军骚扰与钳制日军大部并消灭其一部。

共产党所坚持的红军作战任务是改编前夕，1937年8月5日由洛甫、毛泽东致电朱德、周恩来提出的：红军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一部的任务。向着沿平绥西进及沿平汉南进之敌，出击侧面，扰乱、钳制和打击，协助友军作战。并派出一部，远出热河。

洛甫、毛泽东在这一天，还同时提出了八路军的战略部署问题：部队应先出1/3兵力，以冀察（哈尔）晋绥（远）4省交界地区（是指四角地区不是三角地区）为中心，向着沿平绥铁路西进及沿平汉铁路南进之敌，执行侧面的游击战争，另以一部兵力向冀热（河）察边区活动，威胁敌之后方。

8月22日，在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的同时，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又正式赋予包括八路军在内的人民军队的基本任务：1、创造根据地；2、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3、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队任务），即在战略上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在战役战术上坚持独立自主原则；4、保存与扩大部队；5、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

洛川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还通过了洛甫、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设想。

当时，洛甫、毛泽东提出的战略部署，其战略意图是，八路军全部部署于以恒山山脉为中心的晋察冀绥四省交界地区，并以此为依托，向察哈尔南部、热河南部和河北西部发展，深入平津地区，展开于敌之翼侧和后方，打击和钳制日军进攻，配合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作战。

然而，当八路军按照预定部署日夜兼程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时，沿平绥铁路西进日军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则采用右翼迂回的方针，于9月13日占领大同后，除以一部兵力继续西进绥远外，主力则沿同蒲铁路南下，直趋太原，企图协同沿平汉铁路和津浦铁路南下日军华北方面军主力，威胁河南，占领山东，夺取黄河以北地区，进占华北全境。同时，威胁平绥铁路沿线国民党军，先机取胜。

依据华北战局的新变化，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与八路军总部各师领导人，经过反复酝酿，做出了调整八路军部署的战略决策。9月17日，毛泽东就八路军的部署，分别电示八路军总部和各师负责人，指出：恒山山脉必为敌军夺取晋察冀三省之战略中枢，向此中枢出动主力，我3个师已无集中晋东北一处之可能，更无此必要。因此，过去决定八路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现已根本不适用了。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脉，设想在敌占太原情况下，亦在敌大迂回中，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为了在战略上展开于主动地位，即展开于敌之翼侧，钳制敌之进攻太原与继续南下，援助晋绥地区国民党军使之不过于损失力量；为真正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义勇军，创造游击根据地，支持华北游击战争，并为扩大八路军本身起见，拟变更原定部署，采取如下之战略部署：第115师以自觉的姿势，即时进入晋东北的恒山山脉南段活动，如敌南进，而友军又未能将其击退，则准备依情况逐渐南移，展开于晋东南太行、太岳两山脉中；第120师应集结于太原以北忻县待命，准备转至晋西北管涔山地区活动；第129师于适当时机，进至吕梁山脉活动；八路军总部进至太原附近，依情况决定适当位置。

根据毛泽东的电示，9月21日，朱德、彭德怀和任弼时联合发出《关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训令》，指出：除第115师和第120师分别在晋东北与晋西北地区外，以第129师部署在晋东南辽县地区，以总部直属队一部部署在晋察冀边的五台、盂县。

9月23日，毛泽东从战局趋势和长远部署考虑，再电八路军总部和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指出：敌对太原，志在必得。五台、定襄、盂县地区太小。敌进太原后，即在其包围中。因此，第120师速赴晋西北占先着，处于大同、太原之外翼，向绥远与大同游击，方能有效地钳制敌南进太原；第129师可与第115师靠近，位于晋南太岳山脉中；吕梁山脉（吉县汾河间），可由陕北部队抽调一部去策应。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在山西应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姿势，不宜于集中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