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大战逐步展开 三、困难关头

这段时期,是我党在东北最困难的时期。

由于日本在东北长期的残酷统治,我党原来在东北的组织基本上都被破坏,现在必须从头开始,而在短期之内是不可能速成的。没有党组织,没有自己的政权,也就很难有真正的群众基础,而我们又在短期内以最迅速的速度开进了10万部队,这就使进入东北的部队失去了依托,正如黄克诚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所说:“现在处于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之困难情况,部队士气受极大影响。”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和9月曾克林在延安向政治局的汇报有很大关系。多年来,我党中央对东北的具体情况了解不多,对日寇投降、苏军进入东北后东北各方面的具体情况更可以说是一无所知。曾克林是当时第一个从东北来的我党干部,他的汇报当然会对中央的决策产生很大影响。由于苏军刚到东北的具体历史背景,由于曾克林是第一个从解放区进入沈阳的我党干部(他是和苏军一道直接从山海关坐火车去的沈阳,对基层情况根本未能见到),是东北人民在经受了14年的殖民统治后见到的第一个从内地去的军官,又有苏军的支持,所以,他受到了沈阳群众的热烈欢迎,所带去的不多的部队迅速扩编(他只带了四个连的军队进沈阳,一个星期就扩为4000人,还收编了1万多人的保安队),他顺利地当上了沈阳卫戍司令,很方便地接收了武器物资。在这种极度兴奋之中,曾克林又与苏军代表一道坐飞机直飞延安,马上在政治局会议上汇报情况,可以说是兴奋加兴奋。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与氛围之中,曾克林在向中央汇报时,就把他所见到的好事说得多了点,说得过了头,诸如处处都堆积着物资、武器,不买票就可以坐火车自由进入东北,扩军十分容易,去人就可以当卫戍司令、当市长。他完全没有说假话,但也的确是在以点代面。由于我党本来早就打算尽快控制东北,既然现在出现了权力真空,人民又是如此欢迎,武器和物资又是如此充足,当然应当抓紧时机,全速开进。所以中央做出了让十万大军轻装前进,尽快占领东北的决定。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苏军即将撤走(原定是进入东北3个月之后,即1945年年底撤完,后来应国民党政府的要求,两次延期,最后在1946年4月才完全撤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公布,国民党政府将接收东北,国民党军队即将大量开进,我军在山海关一线未能阻止国民党军的进攻,我方人员又一下子从各大城市撤出。这种种消息在东北城乡传开之后,社会上出现了很多混乱现象,如我们新收编或扩军的队伍纷纷哗变或解散,国民党地下人员伙同伪满人员四处活动,各种国民党招牌旗号的队伍、单位、机构四处出现,不法分子趁机抢劫,一些汉奸特务杀害我基层干部,甚至连李兆麟将军也在哈尔滨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陈云、高岗等都曾多次遇险。在农村和中小城镇,土匪武装不断增多,横行乡野,甚至攻入佳木斯枪杀了中共的副市长。

此时林彪与黄克诚都在锦州以东的农村中,防备杜聿明东进。杜聿明并无大的动作,可是东北的严寒给没有冬衣的部队带来了难以抵御的困难。他们将部队的实际情况向东北局和中央做了报告,认为必须把部队放到乡下去发动群众、建立政权、肃清土匪、整训补充,目前不能与敌人主力作战。东北局的彭真、罗荣桓原来曾准备夺回沈阳和长春,后来也放弃了这种想法。北满的陈云也认为目前不存在夺取大城市的可能性,必须把主要力量放在根据地建设上。

中共中央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由还在病休中的毛泽东在12月28日起草了给东北局的指示,这就是著名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指示说: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必须艰苦奋斗。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东北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情况下,这种根据地应建立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而在靠近国民党占领区的游击区内,“应当做充分的工作,在军事上建立第一道防线,决不可轻易放弃”。指示强调,适应东北的实际情况,必须在工作上有一个大的转变,“必须人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将正规军的相当一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我东北地区的工作全面转入了建立和巩固根据地的斗争。

这仍然是一场斗争,不亚于作战的艰苦,也不亚于作战的重要。正是通过这一场斗争,使我党在东北转危为安,站稳了脚跟,而且很快走上了胜利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