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明亮光线的照射下起床。监狱里没有窗户，日夜的照明都需要靠电灯，七点一到，整个建筑里面到处充满灯光，没有黎明前的黑暗，也没有黄昏时的薄暮，一接上电源就有光线。

光亮的监狱还是监狱。牢房前面是一整面栏杆，有一半可以利用转轴充当房门使用，双层的床舖占去牢房的一半宽度，床的长度则几乎已经等于房间的深度。后面那堵墙边有钢制的洗手台以及马桶，每一面墙都是砖头和混凝土砌起来的，全部都涂上一层厚厚的漆，而且感觉很厚重，让人有一种置身碉堡的感觉。我头顶的天花板很矮，也是混凝土做成的。这间牢房让人分不清楚墙面、地板与天花板，像是一个用石头打造出来的狭窄空间，让人可以勉强住在里面。

牢房外面，夜晚不停的喃喃低语已经换成了白天的喧哗声，在这个金属、砖石与混凝土打造的空间里，所有的噪音都被扩大，而且声音不断在里面回旋，让人觉得有如置身地狱。栏杆外的视野是一片空白，我们的正对面是一堵墙壁，我在床上躺着，从这个角度没有办法看到同一排牢房的情况。我掀开毛毯，找到我的鞋子穿上并绑好鞋带，然后又躺下哈伯则在下舖坐着，他那双皮帆船鞋摆在水泥地板上。不知道他是昨晚到现在都一直这样坐着，还是也睡了一觉？

第二个在我眼前出现的是清洁工，他站在我们的栏杆外面，是一个带着扫把的老头子，一个满头雪白蓬发的老迈黑人，因为太老而驼着背，就像只干瘪的老鸟一样脆弱。他一定有八十岁了，而且一定在里面待了六十年，那一身橘色囚衣几乎已经洗成白色了。或许是在经济大萧条时代偷了一只鸡，对社会的亏欠到现在还没还清。

他的扫把在走廊地板上随意舞动，弯曲的脊椎迫使他的脸必须面对地板。他的头往左右转动，活像是个在换气的游泳选手。看到哈伯跟我以后，他停了下来，撑着扫把休息并且摇摇头，若有所思似的发出咯咯笑声，然后又摇摇头。他边走边笑，笑声中反映出他的感激与愉悦，那感觉好像是经过那么多年以后，上帝终于让他看到神话中的动物，像是独角兽或美人鱼之类的。他一直想要讲话，而且举起手来好像要宣布重大消息似的，但是每次他都欲言又止，因为略略笑而说不出话来，不得不撑着扫把休息。我没有催促他说话，我可以等，反正我有整个周末的时间可以消耗，而他总有办法在挂掉以前开口吧？

“喔，真是……”他开口笑着说，但是我却看不到牙齿，“喔，真是……”

我转头看他。

“喔，你在‘真是’什么？老爹。”我也张嘴对他笑。

他还是在笑，可能还要等一会儿。

“真是……”他说。现在他已经可以止住不笑了。“上帝的狗还没长大的时候，人类始祖亚当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就已经待在这里了，先生。但是这件事我还没见识过呢！这么多年来都没有。”

“老先生，你没见识过什么？”我问他。

“喔……”他说，“我来这里这么多年了，还没有看过待在这间牢房的人可以像你们这样穿衣服的。我的老天。”

“你不喜欢我的衣服吗？”我感到很惊讶，于是我这么说。

“不，先生，我没这么说。我没说我不喜欢你的衣服。”他说，“我觉得你的衣服没什么不对的，很棒。真是很棒，很棒。”

“那你在笑什么呢？”我问他。

这老家伙又开始咯咯笑起来。

“问题不是你的衣服好不好。”他说，“不是的，先生，那根本就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你们怎么会穿着这种衣服？老兄。怎么不是穿橘色囚衣呢？我还没见过这种情形。而且正如我所说，老兄，我从地球的冰河时期就来了，当时恐龙恐怕还没死光呢！现在我才见识到这世界真是无奇不有。真的，先生。”

“但待在拘留楼层的人应该不用穿制服啊。”我说。

“没错，确实如此。”那老头说，“那是事实，千真万确。”

“警卫说的。”我再确认一次。

“他们会这么说。”他也赞成，“因为那是规矩，而且警卫们很清楚规矩，因为规矩是他们订出来的。”

“所以问题出在哪里呢？老先生。”我说。

“喔，正如我所说，问题在于你没穿橘色囚衣。”他说。

我跟他简直像在绕圈圈。

“但是我现在没穿。”我说。

他很讶异，那双像鸟一样锐利的眼睛盯着我看。

“没穿？”他说，“为什么？老兄，告诉我原因。”

“因为我待在拘留楼层，所以不用穿啊。”我说，“刚刚你不是也同意吗？是不是？”

一阵沉默过后，我们两个总算回到同一个频道上。

“你觉得这里是拘留楼层？”他问我。

“这里不是吗？”我立刻问他。

这老家伙愣了一会儿，然后举起他的扫把，像螃蟹一样横着往回走出我的视线。他尽快离开，边走边叫，听起来像是不敢相信自己见到的事情。

“这里不是拘留楼层，我的天啊！”他高声呼喊着，“拘留楼层在最高楼，是六楼，这里是三楼。你人在三楼，老兄。这里都是一些被判无期徒刑的凶神恶煞，老兄。他们不是善良人种，他们是最坏的，老兄，千真万确。你们两个小子待错地方啦，真的。等一下就会有人找上你们，有人会探你们的底。喔天啊，我要闪了。”

我必须评估现状，这是在长久经验中学到的。发生意外倒楣事的时候，千万别浪费时间，不要费时去猜想这件事发生的经过与原因，不要怪别人，不是试着想要找谁算帐，不要思考下次如何避免这种错误的发生！这些都等你熬过去之后再想，如果你没有在第一时间就挂掉的话。首先你该做的是评估现状，分析现在的情况，找出对你不利与有利的情势，根据这些情势来进行规划，做到这几点以后，你才能提高熬过去的可能性，也才能想刚刚我说的那些问题。

我们没有待在六楼的拘留牢房，那里才是尚未定罪的囚犯该去的地方，我们现在跟一些无期徒刑犯一起被困在三楼，没有什么情势是对我们有利的，不利的倒是有一堆。在这个专门关定罪犯的楼层里，我们是菜鸟，如果没有地位我们就会挂掉，但偏偏我们没有任何地位。有人会挑战我们，我们必须接受自己是这一团混乱中最渺小的角色，这个周末肯定不好过，搞不好还会丢掉小命。

我还记得有个陆军的逃兵，是一个不赖的菜鸟，因为某种疯狂的宗教而不假离营。他在华盛顿参加示威抗议，遇上了麻烦，结果被关进监狱，跟我们一样被丢在到处都是坏蛋的楼层，第一晚就死掉了，而且还被鸡奸，估计大概有五十次，解剖尸体时在他肚子里发现了一品脱的精液。没有地位的菜鸟就会有这种下场，沉沦在一团混乱中的最底层，他上面的任何人都可以“上”他。

我必须进行评估。我可以回想起一些严苛的训练与经历，虽然原本跟监狱的生活没有关系，但是可以帮我熬过去。我曾经接受过许多令人不快的教育，不只是在部队里，在小学与中学这一段期间，像我这种军人子弟总得转个二、三十次学。有些学校在基地里，有些则是当地的，遍布在全球各地最难熬的地方，例如菲律宾、韩国、冰岛、德国、苏格兰、日本与越南。每次第一天到新学校，我都是个没有地位的菜鸟，这种第一天的经验可不少，我很快学会如何帮自己挣得地位——在学校运动场里，不管是尘土飞扬的炽热环境或者是寒冷潮湿的天候中，我们兄弟俩都曾经背对背掩护对方，用拳头夺取我们的地位。

然后到了军中，情况变得更残酷，训练我的都是一些专家。这些家伙的专业背景都可以回溯到二次大战、韩战或越战，我在书里面读到的那些事情，可是他们亲眼见识的场面。他们教我的是方法、细节与技巧，但最主要的是一种态度！退缩只会害死我，要先发制人，全力出击，最好能一招致命，第一时间就把敌人撂倒。作弊也没有关系，我们的教官里面没有半个是举止优雅的绅士，绅士都已经死掉了。

七点三十分，整排牢房都可以听到一阵刺耳的声响，时间一到，牢门就自动打开了，我们的栏杆也出现一道一英寸的细缝。哈伯仍然坐着不动，不发一语。我还不知道下一步要采取什么行动，最好是能找到一个警卫，把情况搞清楚后换到六楼去。但是我想警卫应该不会出现，像这种楼层没有人敢单独来巡逻，要好几个人一起来，三、四个人结伴同行。但这座监狱的人力不足，昨晚我就很清楚了，不可能每层楼都配置好几个警卫，我甚至有可能整天看不到任何警卫，他们会在休息室里待着，等到有紧急状况时才以镇暴队形出现。而且，如果真的让我遇到警卫，我该说些什么？跟他说我不该待在这儿吗？他们一天到晚听别人说这句话。他们会问，是谁把你丢在这儿的啊？我会说是官阶最高的家伙史白维，他们的回应一定是：待在这里也不会死，是不是？所以最好的计划就是不要有计划，走着瞧吧。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唯一的目标是：让自己活着看到礼拜一的太阳。

我可以听见其他狱友把门推开时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他们出来四处活动，大声喧嚣，正要开始度过另一个毫无目标的日子。我在里面等着。

我没等多久。我躺在床上，头正对着门，可以瞥见隔壁的狱友走出来。他们几个人聚在一起，身上都穿着橘色囚衣，每个人的大光头上面都绑着红色印花手帕——一群大块头黑人，显然是喜欢做健身运动那种，有几个把袖子撕掉，刻意炫耀身上的大块肌肉。或许真的没有衣服符合他们的尺寸，看起来真壮观。

最靠近的那个家伙戴着淡黑色镜片的墨镜，镜片的材质是在阳光下会变暗的卤化银。他戴墨镜干嘛？他上次看到太阳的时候搞不好是七零年代的事情，而且这辈子搞不好再也看不到太阳了，所以这个行头根本就是多余的，不过看起来是很帅。就像大块肌肉、印花手帕以及袖子撕掉的衬衫，都是为了形象而已。我还是在里面等着。

戴墨镜那家伙注意到我们，本来那种讶异的神情很快转变成兴奋，为了提醒那一群人里面块头最大的家伙，还撞了一下他的手臂。大块头环顾四周，本来还面无表情，马上变成露齿微笑。我还是在里面等着。这一群人聚集在我们的牢房外面，往里面瞪着我们，大块头拉开我们的门，其他人也一个接一个伸手去拉门，最后门闩被他们打开了。

“看看他们送来什么新货。”大块头说，“你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那戴墨镜的家伙说。

“他们送了鲜肉过来。”大块头回答。

“当然啊，老兄。”戴墨镜的家伙说，“鲜肉。”

“大家都可以分一杯羹喔。”大块头说。

他露齿微笑，看着身边的喽啰们，大家也都报以相同的表情，还一边互相击掌。我还是在里面等着。大块头走一小步跨进我们的牢房，他真是庞然大物，虽然比我矮个一、两英寸，体重却有可能是我的两倍，整个走道被他占满了。他深色的双眼先瞥了我一眼，接着扫向哈伯。

“哟，小白猪，过来。”他对着哈伯说。

我可以感觉到哈伯惊慌失措。他动也不动。

“过来嘛，小白猪。”大块头又重复一次，轻声细语地。

哈伯站起来，跨一小步走向门口那个人。大块头的双眼充满怒火，那种残暴的怒意让人看了就不寒而栗。

“这里是红人帮的地盘，老兄。”大块头说。原来红色的印花手帕是他们的标志。“你这只白猪在红人帮的地盘做啥？”

哈伯没有回话。

“老兄，住这里就要抽保护费。”大块头说，“就像佛罗里达州那些饭店的规矩一样，老兄。给我你的毛衣，我就当它是保护费，白猪。”

哈伯吓得目瞪口呆。

“把毛衣给我，白猪。”他又说了一次，还是轻声细语的。

哈伯解下他身上那件昂贵的白色毛衣，伸手交出去。大块头拿走后，看也不看就把衣服丢到后面去。

“把眼镜给我，白猪。”他说。

哈伯用一种绝望的眼神瞥了我一眼，摘下他的金边眼镜，伸手交出去。大块头拿到后把眼镜往地上一丢，用鞋子把它踩碎，那只脚还不断在地上磨蹭，镜片破掉后碎片四处散落。接着大块头把脚往后挪动，眼镜的残骸统统被他扫到走廊上，其他几个家伙还轮流在上面补一脚。

“真乖。”大块头说，“算你把税缴清了。”

哈伯开始颤抖。

“白猪，过来。”这折磨人的大块头说。

哈伯用蹒跚的脚步往前走。

“靠近一点。”大块头说。

哈伯往前靠，直到他距离大块头很近了，他还是抖个不停。

“给我跪下，白猪。”大块头说。

哈伯真的跪下。

“帮我把拉链拉下，白猪。”他说。

哈伯没有动手，一副不知所措的模样。

“帮我把拉链拉下，白猪。”大块头又说了一次，“用你的嘴巴拉。”

哈伯因为感到恐惧与恶心而倒抽了一口气，他的身子往后退，急忙躲到牢房后方，企图躲在马桶后面，几乎可以说死命抱着马桶。

该是我出手的时候了。我不是为了哈伯出气，他的死活与我无关，我只是得表现出不怕事的一面——哈伯像个瘪三似的会害我也被当成孬种，因为我们被认为是一伙的。他一投降，我们两个就别混了，在这里会变成没有地位可言。

“回来啊，白猪。你不喜欢我吗？”大块头对哈伯叫着。

我默默地深深吸了一口气，双脚在床上一荡，整个人轻轻落在大块头面前。他瞪着我看，我也瞪回去，一副好整以暇的样子。

“肥猪，你闯进我的地盘了。”我说，“但是你还有选择的余地。”

“选择个屁啊？”大块头对我说。他虽然面无表情，但感到很讶异。

“选择怎么滚出去啊，肥猪。”我说。

“你说啥？”他说。

“我的意思是这样，”我说，“你一定得滚开，但可以选择怎么滚开。你可以自己走出去，或者让你后面这些肥猪把你扛回去。”

“是吗？”他说。

“那是一定的。”我说，“我会数三下，所以你最好赶快决定，好吗？”

他怒目瞪着我。

“一。”我开始数，但是他不理我。

“二。”我又数了一下，他还是不理我。

然后我施展了偷袭战术。我没有数第三下，直接用头槌去撞他的脸——用后脚当作支点，整个身体往前弹，顶着头部直接往他鼻子上招呼。这一招使得真是完美无缺。而且额头本来就可以轻易往各个角度攻击，冲击力很强，再加上前方的头骨特别坚硬，力量就像水泥块一样，人的头部又那么重，在各种颈肌与背肌的支撑之下，这一下就像是被保龄球击中脸部一样。被攻击的人也很意外，他们本来预期的是拳打或脚踢，头槌总是让人感到意外，杀得对方措手不及。

他整个脸一定都扁掉了，我猜除了鼻梁断掉之外，两边的颊骨也都碎裂了，他那颗猪头也会有好一阵子无法清醒。他的双脚一蹶不振，身体像是断线的木偶一样倒在地上，就像再壮的公牛到了屠宰场也会变软脚虾。他的头重重摔在水泥地板上。

我瞪着身边这群人，他们则忙着重新评估我的地位。

“谁是下一个？”我说，“但是就像赌城的规矩一样，要嘛不上，要上就得加码。这家伙需要被送到医院去，或许有六周都需要戴着脸部固定器，所以下一个就得在医院待十二周，懂吗？手肘也会被折断，知道吗？谁是下一个？”

没有人回答我，我指着那个戴墨镜的家伙。

“把毛衣还我，肥猪。”我说。

他弯腰把毛衣捡起来，拿给我的时候斜倾着身体，把手伸得远远的，不想跟我太靠近。我拿过毛衣把它丢在哈伯的床上。

“把眼镜给我。”我说。

他弯腰捡起那只已经变形的眼镜残骸给我，我把它给丢回去。

“我要破掉的干嘛？肥猪。”我说，“把你的给我。”

戴墨镜的家伙愣了好一会儿。他看看我，我也看着他，完全没有眨眼。接着他摘掉眼镜拿给我，我把它放在口袋里。

“现在把这废物给我抬出去。”我说。

这一群穿着橘色囚衣、头绑红色印花手帕的家伙本来都吓呆了，这时急忙把大块头给拖出去。我又爬回床上，因为肾上腺素还未退去而发抖，除了胃部感到一阵翻滚之外，还喘个不停。刚刚我的心脏好像停止跳动似的，感觉很糟糕，但是如果刚刚我没有出手的话，一定会更糟糕。他们玩够了哈伯以后，下一个目标就是我。

我没有吃早餐，一点胃口也没有，直到感觉好一点才下床。哈伯坐在他床上，身体正前后摇动着，还是不发一语。过了一会儿，我跳到地上，用洗手台梳洗一番，许多人经过走道时往我们牢房里面张望，然后又快步离开，消息一下就传遍全部牢房了。红人帮的家伙被最后一间牢房的菜鸟送进了医院。尽管看吧，我已经变成名人了。

哈伯停止摇动身体，看着我欲言又止，然后又把嘴巴打开。

“我再也受不了了。”他说。

上一次我听他讲话是芬雷用免提话筒跟他交谈的时候，当时他还用充满信心的语气跟芬雷搞笑。他的声音很低，但是陈述的内容却明确无比。他没有发牢骚，也没抱怨谁，只是陈述一个事实——他再也受不了了。我转头看他，想这句话想了好一会儿。

“你怎么会在这里？”我问他，“你到底在干什么？”

“我什么也没有干。”他说话时面无表情。

“你干嘛招认一件自己没有干的坏事？”我说，“根本是自作孽。”

“不。”哈伯说，“我真的做了我招认的事，我做了，而且也照实告诉警探。”

“狗屁，哈伯。”我说，“你压根儿就不在现场，当时你在参加一个宴会，载你回家的是个警察。看在老天的分上，你没有杀人，你知道这件事，大家也都知道。不要在我面前鬼扯那些狗屁。”

哈伯低头盯着地板，沉思了一会儿。

“我不能解释。”他说，“我不能多透露些什么，但是我必须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我又看了他一眼。

“会发生什么事？”我说，“你要在这里一直待到礼拜一早上，然后被送回马格瑞夫，而且我猜他们会放你走。”

“真的吗？”他说。他说话的语气好像在跟自己争辩一样。

“你压根儿就不在现场。”我又说了一次，“他们知道这点，或许他们会想知道既然你没有做任何事，为何还要认罪。还有，他们会想知道那家伙身上为何有你的电话号码。”

“如果我不能说呢？”他说。

“不能说，还是不愿意说？”我问他。

“我不能告诉他们。”他说，“我不能向任何人透露任何事。”

他避开我的目光，身体开始发抖，显得很害怕。

“但是我不能继续待在这儿。”他说，“我受不了了。”

哈伯是个财务专家，给人电话号码才有生意上门，跟任何人见面开口闭口都是避险基金跟节税天堂之类的话题，他会想尽办法把别人的血汗钱拿来做投资。但他的号码是印在一张电脑纸的碎片上，而不是出现在名片上；是被藏在鞋里，而不是被放在皮夹里。还有一点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个家伙到底在怕什么？

“你为何不能向任何人透露任何事？”我问他。

“因为我不能。”他说，“我就只能说这么多。”

我突然觉得好累。二十四小时之前，我在一处交流道从灰狗巴士下车，沿着一条崭新的道路走下去，在温暖的晨雨中踏着快乐的步伐，避开任何人与事，简直就是没有行李、没有麻烦的自由之身。我不想因为哈伯或芬雷，或是一个被人打爆光头的高个儿而惹上麻烦。我不想要有任何瓜葛，只求让我平安、宁静地去追寻瞎子布莱克的足迹。我想要从八十岁的老人里面找到还记得他的人，曾经在酒吧里听过他表演的人。我该聊天的对象应该是在牢房外扫地的老家伙，而不是哈伯这个自命为雅痞的浑球。

他很认真地在想事情。我现在知道芬雷是什么意思了，我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人这么轻易就被看穿。他的嘴巴动来动去，但是没有发出声音，手指头不断舞动好像他正在算加减乘除，权衡利害。我看着他，看出他做了决定，他转身看着我。

“我需要别人的建议。”他说，“我遇上了麻烦。”

我对着他笑了起来。

“哇，我真是太惊讶了。”我说，“我怎么没有猜到呢？我还以为你是因为玩腻了高尔夫球，所以才跑来这里度周末呢！”

“我需要帮助。”他说。

“你已经被帮了一个大忙了。”我说，“如果不是我的话，你现在正趴在床上被人捅屁股，门外还有一堆老色鬼排队等着。我可没看到你对我有多感激。”

他低头往下看了一会儿，点点头。

“真抱歉。”他说，“我很感激，相信我，是真的。你救了我一命，是你罩着我，所以你更应该告诉我接下来要怎么做。有人威胁我。”

他坦白后，我刻意好一会儿不说话。

“我知道。”我说，“那是很明显的。”

“而且，不只是我。”他说，“我的家人也遭受威胁。”

他想把我拖下水。我看着他，他又开始沉思，嘴巴与手指都动来动去，一会儿往左看，一会儿往右看，好像左右各有一堆理由要他好好去思考：到底哪一边比较重要？

“你有家人吗？”他问我。

“没有。”我说。不然我还能说什么？我的父母都已经去世，只有一个哥哥，但是他住在别的地方，几乎没有见面，所以我说我没有家人。我也不知道自己想不想要家人，也许想，也许不想。

“我已经结婚十年了。”哈伯说，“上个月满十周年，当时还办了一个大型宴会。我有两个小孩，男孩九岁，女孩七岁，妻子、儿女都很棒。我爱他们胜过自己的命。”

他是认真的，这点我可以看出来。他又陷入一阵沉默，当他想起家人的时候，泪水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他在想自己干嘛来牢里蹲而不在外面与家人团聚，但他不是这牢里第一个想这个问题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我们住的地方很棒。”他说，“在贝克曼车道上，是五年前买下的，虽然花了我一大笔钱，但很值得。你知道贝克曼车道吗？”

“不知道。”我说。他不敢直接切入问题的核心，接下来恐怕要跟我说楼下厕所用了哪一种壁纸，还有他打算怎么付他女儿做牙齿矫正的钱。我只好让他讲，反正监狱里的对话就是这样。

“总之，”他终于说了，“如今我们家可以说四分五裂了。”

他身上还是穿着卡其裤与马球衫，白色毛衣已经被他捡起来，重新披在肩上。没戴眼镜的他看来比较老，比较茫然，平常戴眼镜的人一旦拿下眼镜，看起来总是比较不专心，而且也比较脆弱。来到这个现实世界，少了那层掩护后，他看来就像是个疲累的老家伙。他把一只脚往前伸，我可以看到他鞋底上面印的图案。

他说威胁是什么意思？是有事情不能曝光，还是什么难言之隐，公开后就会毁掉他在贝克曼车道上所营造出来的完美人生？或许是他老婆被牵涉到什么事情里，他必须帮她隐瞒。或许是她和那死掉的高个儿搞婚外情。有太多可能了，什么事情都有可能。或许他们家被一件丢脸的事威胁，破产的问题、不名誉的事，甚至有可能是他们就快被逐出乡村俱乐部。我根本就想不出结论，因为我并没有跟哈伯住在同一个世界，思考方式跟他完全不同。我看到他因为恐惧而发抖，但是我不知道到底有什么大事可以让人怕到这种地步，或者是小事。当我昨天在警局初次见到他时，他看来既苦恼又愤怒。从那时候开始，他就会偶尔出现发抖、目瞪口呆以及眼神中充满惊恐的模样，但有时候看起来又是那么认命与漠然，显然是有件事让他害怕极了。我靠在牢房的墙壁上，等他揭晓答案。

“他们威胁我们。”他又说一次，“如果我跟别人说出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就会闯入我家，在卧室把我们包围起来。他们会把我架在墙上，阉掉我之后逼我老婆把我的鸟蛋吃下去，然后割断我们的喉咙。他们会叫孩子们在一旁看着，把我们弄死后，再好好料理两个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