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身带短棍、刀子跟一把大枪,实在不太容易通过机场的金属探测门,所以我把迷彩夹克留在芬雷车里,要他摆到宾利轿车上。他跟我走进出境大厅,用信用卡帮我付了快七百块买达美航空的纽约来回机票。接着他就离开,去阿拉巴马州找那家汽车旅馆。我则穿越大门,坐上前往纽约拉瓜迪亚机场的飞机。

搭飞机的时间大概是两个多小时,坐出租车又花了我三十五分钟,抵达曼哈顿时已经过了四点半。五月的时候我曾去过那里一趟,直到九月,它的城市风貌仍然差不多:夏天的热气已经消逝,城里的人又开始干活。出租车带我走过“三区大桥”,在一百一十六大道上往西走,绕过晨边公园后,就放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大门口下车。我进去后找路前往校园警卫室,在玻璃上敲了几下。

一位校警看看写字板后,放我进去,带我走到后面一个房间,指着凯文·凯尔斯坦教授给我看。我看到一个满身干瘪的小老头,大大的头上留着蓬乱的白发,那模样活像我在瓦伯顿监狱三楼看到的清洁工,只不过凯尔斯坦是个白人。

“那两个拉丁美洲裔的家伙有回来吗?”我问校警。

他摇摇头。

“没看到,”他说,“那老家伙的办公室跟他们说中午餐会取消了,也许他们走了。”

“希望如此。”我说,“现在你们必须看着这家伙,直到礼拜天为止。”

“为什么?”他说,“发生了什么事?”

“还不确定。”我说,“我希望老家伙可以跟我说些什么。”

警卫护送我们回到凯尔斯坦的办公室,把我们留在那儿。那是一个凌乱的小房间,厚厚的书本与期刊塞满整个办公室,已经堆到有天花板那么高。凯尔斯坦坐在一张有扶手的旧椅子上,示意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

“巴托洛穆到底出了什么事?”他问我。

“我也不清楚详情,”我说,“纽泽西警方说他被抢匪刺死,就在他家门外。”

“但是你怀疑另有隐情?”凯尔斯坦问我。

“我哥列了一张联系人名单。”我说,“名单上的人只剩你一个还活着。”

“你哥是乔伊·李奇先生吗?”他说。

我点点头。

“他在上星期四遇害了。”我说,“我正在追查原因。”

凯尔斯坦把头转向污秽的窗户,凝视着窗外。

“我确定你已经知道原因了。”他说,“他是个调查员,显然他是在调查过程中遇害的。你想知道他到底在调查什么。”

“你可以告诉我吗?”我说。

老教授摇摇头。

“我也只知道个大概。”他说,“具体的细节我无法告诉你。”

“他没有跟你讨论具体的问题吗?”我说。

“我跟他都只是臭皮匠。”他说,“凑在一起才猜得出来。这件事让我非常享受,你哥乔伊是个激励人心的伙伴,他的脑袋灵活,而且他在表达思想时总是有一种迷人的精确性,跟他一起工作很痛快。”

“但是你们没有讨论具体的问题吗?”我又说了一次。

凯尔斯坦把双手握成杯状,手里好像拿个空杯子似的。

“我们什么都讨论过了,”他说,“但是没有结论。”

“好。”我说,“我们可以从头来过吗?你们的讨论与伪钞有关,对吧?”

凯尔斯坦把他的大头歪向一边,似乎觉得很好笑。

“那不是很明显吗?”他说,“否则乔伊·李奇先生跟我还有什么好谈的?”

“为什么会找你谈呢?”我单刀直入地问他。

老教授脸上本来有一抹微笑,但后来眉头又皱了起来。然后他咧嘴看着我,感觉似笑非笑。

“因为我是史上最厉害的伪钞制造家。”他说,“本来我打算说我是史上最厉害的两个伪钞制造家之一,但是令人难过的是,经过昨晚发生在普林斯顿的事情之后,现在只剩下我了。”

“你跟巴托洛穆?”我说,“你们俩会制造伪钞?”

老家伙又开始微笑。

“不是我们自愿的。”他说,“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像华特跟我这种年轻人,最后都会干一些奇怪的差事。有人认为我们从事军情工作会比实际战斗更有用处,所以就被中情局的前身——秘密情报局给吸收。其他人用枪炮弹药攻击敌人,经济攻势的差事就交给了我们。为了瓦解纳粹经济体系,我们拟定了一套计划,策略是设法削弱他们的纸币价值。我们计划制造几千亿的德国马克伪钞,轰炸德国时不光是投炸弹,也投伪钞,就像五彩的碎纸凌空而降。”

“结果有效吗?”我问他。

“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他说,“他们的经济体系确实瓦解了,货币很快就变成跟废纸一样。但是,他们也靠大量的奴工来进行生产,你以为他们会关心别人的薪水袋变得一文不值吗?他们当然也找到了替代性的货币,巧克力、香烟,任何可以交换的东西都好。总之,我们的任务只成功了一部分,但已经足以让华特跟我成为历史上最厉害的两个伪钞制造家。不过那只是纯粹就数量而言,我不能说我们印刷的功夫有多精美。”

“所以乔伊跟你们一起进行脑力激荡?”我问他。

“华特跟我简直像上了瘾。”凯尔斯坦说,“我们开始研究伪钞的历史后,发现纸币制度一创建,伪钞就开始跟着出现,而且这个问题从来没有根除。我们变成专家,大战结束后还是维持研究兴趣,也跟政府保持着非正式关系。多年前,参议院某个委员会的项目小组发布了一篇报告,就是由我们撰写的,那也是我们最后的成果。就算再怎么谦虚,我也不能否认,那篇报告后来变成财政部的反伪钞圣经。你哥对其内容当然也是了若指掌,所以他才会找上华特跟我。”

“但是他跟你谈了些什么?”我说。

“他是新的秘密武器,”凯尔斯坦说,“特别聘来解决问题的,确实是个很有天分的人,彻底扫除伪钞是他的任务。华特跟我告诉他,就目前来讲,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他几乎办到了。他想尽一切办法,而且都是一些简单但是很吸引人的撒手锏,美国境内的伪钞印制活动几乎都被禁绝了。”

我跟老家伙坐在狭小的办公室里,聆听他说话。凯尔斯坦对于乔伊的了解更甚于我,他跟乔伊有过共同的希望与计划;乔伊成功他就跟着一起庆祝,遇到挫败他也跟着惋惜,他们谈话的内容巨细靡遗,两人都活力十足,而且相互激荡出火花。我最后一次当面跟乔伊讲话是在母亲的丧礼之后,三言两语就结束了,我没有问他在做什么,只把他当成我老哥乔伊,并不了解他身为资深干员的真实生活,手下掌管几百个人,白宫也相信他可以解决大问题,连凯尔斯坦这种老鸟都对他赞誉有加。我坐在椅子里,心里很难过——我还来不及了解他,居然就已经失去了他。

“他做事条理分明,”凯尔斯坦说,“他的分析鞭辟入里。他瞄准的目标是墨水与纸张,因为伪钞是否印得出来,终究要由这两个因素决定,不是吗?如果有人买了可以用来印制伪钞的墨水与纸张,不到几小时就会被乔伊的人给查出来,几天内就可以把人逮捕。在美国境内,有百分之九十的伪钞印制活动都被他扫除了,剩下的百分之十,他也卯足全力追查,甚至在伪钞还没有流出去之前,人就被他抓光了。他的表现让我很佩服。”

“那问题到底出在哪?”我问他。

凯尔斯坦用他苍白的双手做了几个细微的小动作,好像他先把一部剧本摆旁边,正准备开始介绍另一部。

“问题都在国外。”他说,“在美国境外,跟国内的情况截然不同。你知道美国以外流通的美金数量是国内的两倍吗?”

我点点头。茉莉之前曾告诉我外国人持有美金的状况,我简单转述给他听:简单来说,就是信赖与信心的问题,还有政府唯恐外国人突然不想持有美元。凯尔斯坦频频点头,就好像我是他的学生,而他对我的论文很满意。

“确实如此。”他说,“这个问题的政治成分更甚于治安考量。政府的首要职责终究是保护自身货币的价值。我们有两千六百亿美金在国外流通,有几十个国家都把美金当作地下货币使用。例如在苏联瓦解之后的俄罗斯,美金的流通数量比卢布还多,结果就像是华盛顿从外国借了一笔巨额贷款。如果是用其他方式来借,一年光是付利息就得缴两百六十亿美金。但是如果以这种方式借款,就像在做不用本钱的生意,只需要找几个死掉的政客,把他们印在小纸片上面就搞定了。就是这么一回事,李奇先生——印美钞给外国人买变成政府的诈骗手段,还会有更棒的事吗?所以乔伊一年工作的产值,等于两百六十亿美金。因为事关重大,所以乔伊也卯足全力来追查。”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说,“我是说,就地理位置而言。”

“主要有两个地方,”凯尔斯坦说,“第一个是中东。乔伊相信在贝卡河谷有一个工厂,他们印制的百元伪钞几乎完美无瑕,只是他没有办法对付。你去过那里吗?”

我摇摇头。我曾在贝鲁特驻扎过一阵子,也知道有些人曾为了某些理由而去了贝卡河谷,但是活着回来的并不多。

“那是叙利亚控制的黎巴嫩地区。”凯尔斯坦说,“乔伊说那里根本不是人住的地方,什么杀人放火的勾当都会在那儿发生。那里有世界级恐怖分子的训练营,制造毒品的工厂,只要你想得出来,他们都有。而且他们简直是原封不动地把美国的印钞局给搬了过去。”

我想了一想,回想我在那里度过的岁月。

“谁在背后撑腰呢?”我问他。

“这问题真是犀利。”他说,“你的本能告诉你,像这种大规模的活动是如此明目张胆又那么复杂,所以一定有人赞助他们。乔伊相信保护这些活动——甚至说直接进行这些活动的,就是叙利亚政府,所以他的努力根本就微不足道。他的结论是,这个问题只能靠外交手段解决。如果不行,他赞成用空中武力直接摧毁,或许我们有生之年可以目睹这件事发生。”

“那第二个地方呢?”我问他。

他举起手指朝着脏兮兮的窗户一比,往南指向了阿姆斯特丹大道。

“南美洲。”他说,“第二个问题来源是委内瑞拉,是乔伊追查出来的,也是他正在努力的方向。有些几可乱真的百元美钞从委内瑞拉流出来,但百分之百是平民干的,没有政府牵涉其中。”

我点点头。

“我也是查到这里。”我说,“有个叫做克林纳的家伙以格鲁吉亚州为据点,乔伊就是在那儿被杀的。”

“确实如此。”凯尔斯坦说,“足智多谋的克林纳先生。这些伪钞是他印的,他是主谋,我们可以确定这一点。他现在怎么啦?”

“他慌了。”我说,“正在大开杀戒。”

凯尔斯坦对我点点头,看来很难过。

“之前我们就认为克林纳有可能会惊慌失措,”他说,“他必须保护那些几可乱真的美金,我们还没见过那么棒的。”

“最棒的?”我说。

凯尔斯坦对我点点头,这个话题似乎让他的精神变得很好。

“的确几可乱真。”他又说了一遍,“你对印制伪钞这件事了解多少?”

我对他耸耸肩。

“已经不像上礼拜一样完全不了解了,”我说,“但我觉得应该还是不够吧!”

凯尔斯坦点点头,在椅子里往前移动他矮小的身躯,眼睛变得炯炯有神,因为他准备要开讲了,而且讲的还是他最喜欢的话题。

“伪钞有两种,”他说,“品质一高一低。高品质的伪钞做得很棒。你知道凹版印刷跟平版印刷的差异吗?”

我对他耸耸肩,然后摇摇头。凯尔斯坦从他的书堆里面拿了一本杂志给我,那是一本历史研究学会的季刊。

“把它打开。”他说,“翻到哪一页都可以。用你的手指头去触摸纸张,很平滑,对吧?那是平版印刷术印出来的。几乎每样东西都是这样印出来的,书本、杂志、报纸,几乎一切都是,这种印刷术是用一个沾有墨水的滚筒压过白纸。但是凹版印刷就不一样了。”

他突然用双手拍了一下,在安静的办公室里,这个动作声音非常大,吓得我跳了起来。

“这就是凹版印刷,”他说,“一块金属印刷版被用力压在纸上面,纸的触感就像浮雕似的,印出来的影像也有立体感。让人觉得有立体感,这点是不会错的。”

他放松身体,从臀部的口袋拿出皮夹,抽出一张十元美钞,交给我。

“你感觉得到吗?”他问我,“这种印刷版是一种镍版,上面包覆着铬金属。铬金属表面刻着细线,细线里面充满了墨水。印刷版压在纸上后,墨水就转印到纸的表面上,你懂吗?印刷版表面的凹痕里面都是墨水,然后被转印在充满纹路的纸面上。只有凹版印刷才能印出立体的影像,所以伪钞要印得好就只能用这种方式。它的印刷方式必须跟真钞一样。”

“那墨水呢?”我说。

“墨水有三种颜色,”他说,“黑色跟两种绿色。先印钞票的背面,用的是深绿色,把纸晾干后,隔天用黑色墨水印正面,干掉后再把正面印一次,用的是浅绿色。这深绿色跟黑色印的东西不一样,包括钞票序号都是这样印的。但是把浅绿色印上去的方式并不一样,用的是凸版印刷。它一样是种压印的方式,但墨水是压在纸的凹纹上,而非凸纹。”

我点点头·看着十元美钞的正反两面,用手指仔细地感觉,我以前还没这样研究过一张纸钞。

“所以印刷会涉及四个问题,”凯尔斯坦说,“就是印刷机、印刷版、墨水与纸张。印刷机在全世界各地都买得到,新旧都有,来源有上百种。大多数国家都是用这种机器来印制纸钞、股票以及债券,所以印刷机可以从国外取得,甚至还可以改造。乔伊曾破获一桩发生在泰国的伪钞案,用的是一台处理鱿鱼的机器,只要加以改装就好了,印出来的百元钞票几可乱真。”

“那印刷版呢?”我问他。

“印刷版是第二个问题,”他说,“但这就看个人的天分了。世界上有人可以仿造大师级画家的作品,也有人在听过一遍莫札特钢琴协奏曲之后就可以演奏,所以当然也有刻版画家可以复制钞票图案。这听起来很合理,不是吗?如果在华盛顿有人可以刻出原始的印刷版,当然在别的地方也有人可以复制,只是为数不多,高手更是少之又少。亚美尼亚有几个高手。在鱿鱼处理机的那桩案子里,印刷版是一个马来西亚人制造的。”

“好,”我说,“所以克林纳买了一台印刷机,也找到刻版画家。那么墨水呢?”

“墨水是第三个问题。”他说,“在美国境内买不到类似的墨水,因为乔伊做了防堵工作,但是在国外就可以取得了。而且正如我所说的,这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都会印制钞票,所以找到墨水并不难。绿色的部分只是颜色深浅的问题,只要经过混合与实验,就可以调到正确的墨色。黑色墨水是有磁性的,你知道吗?”

我又摇摇头,还是看着那张十元钞票。凯尔斯坦对我微笑。

“那是肉眼看不出来的,”他说,“黑色墨水里混入了一种含铁的化学液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用电子数钞机数钞票。数钞机扫描印在人像正下方的图案,解读钞票上所发出的信号,就像录音机的磁头解读音乐卡带上的声音信号一样。”

“那么他们可以取得墨水?”我说。

“世界上到处都是。”他说,“大家都在用,我们的技术落后其他国家,因为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担心伪钞的问题。”

我想起茉莉所说的一都是信赖与信心的问题。于是我点点头。

“货币必须具有稳定性,”凯尔斯坦说,“所以我们才会不愿改变,钞票必须看起来可靠、牢固,而且不轻易改变。把十元钞票翻过来看看。”

我看着十元美钞后面的绿色图案,财政部大楼矗立在一条无人的街上,只有一辆汽车经过,看起来像福特的T型汽车。

“自一九二九年以后就几乎没有改变。”凯尔斯坦说,“就心理层面而言,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选择维持表面的可靠性,更甚于安全性,所以乔伊的工作才会那么艰难。”

我又点点头。

“对。”我说,“所以我们已经谈过了印刷机、印刷版以及墨水,那么纸张呢?”

凯尔斯坦面露喜色,又拍一次他的小手,好像我们要开始进入真正有趣的部分。

“纸张是第四个问题。”他说,“事实上,我们该说它是第一个问题,因为它是目前为止最大的问题。在克林纳印制伪钞的活动中,乔伊跟我就是搞不懂有关纸张这个环节。”

“为什么搞不懂?”我问他。

“因为他所使用的纸张实在是太完美了,”他说,“百分之百完美无瑕。他的纸质比印刷技术更高明,这种情况可以说前所未闻。”

他开始摇晃那满是白发的大头,显得纳闷不已,好像连他都对克林纳的成就感到很佩服。我们在两张老旧椅子中促膝坐着,不发一语。

“完美?”我催促他继续讲下去。

他点点头,继续开讲。

“这真的是前所未闻。”他又说了一次,“整个过程中,纸张是最难取得的,别忘了,我们说的不是业余人士印的小额伪钞,而是达到企业经营规模的印制活动。一整年下来,他们印制的百元伪钞高达四十亿美金。”

“有那么多啊?”我惊讶地说。

“四十亿美金,”他又说了一遍,“跟黎巴嫩印的差不多。这是乔伊猜测的,由于职责所在,他对情况很了解。这实在令人想不透——印制四十亿的百元美钞,数量是四千万张,那得用掉不少纸,这种用纸量实在令人想不透,李奇先生。而且他们的纸完美无瑕。”

“他们需要的是哪一种纸?”我问他。

他伸手拿走我手上的十元纸钞,先把它弄皱,然后把它扯到断掉。

“是纤维混合组成的纸。”他说,“一种非常巧妙而且独一无二的纸,里面大约有百分之八十的棉,百分之二十的麻,完全没有掺杂木浆。这样讲好了,与其说这种纸质类似报纸,还不如说它跟你身上的衬衫比较接近。里面加了一种非常巧妙的化学着色剂,所以颜色是一种特别的乳白色,而且还有粗细不一的红、蓝聚合物丝线交织其中,材质就跟丝一样好。货币所使用的材料是一种很棒的纸,非常耐用,可以撑上好几年,即使在水中或者遇热遇冷都不会破掉。而且它具有百分之百的吸收力,不管制版机上面刻了什么,都可以印上去。”

“所以这种纸很难仿制?”我说。

“几乎不可能,”他说,“你也可以说,由于这种纸实在太难仿制了,即使政府的正式供应商也没有办法仿制——因为他们很难维持纸质的平稳,每一批都不太一样,而他们可是全世界最精密的造纸工厂啊!”

我把这些都在脑袋里想过一遍——印刷机、印刷版、墨水以及纸张。

“所以纸张的供应其实是整件事的关键?”我说。

凯尔斯坦点点头,显得很难过。

“这就是我们的结论。”他说,“我们一致认为纸张的供应是关键,而且我们不知道他们怎么办到的,所以事实上我帮不了你。我帮不了乔伊,也帮不了你,实在很抱歉。”

我凝视着他。

“他们在仓库里堆着满满的某种东西,”我说,“有可能是纸张吗?”

他像是在嘲弄我似的哼了一声,大头猛然转过来看我。

“你没听我说吗?”他说,“货币的材料无法取得,完全无法取得,即使是四十张也弄不到手,更别提四千万张了。这件事是个谜团,乔伊、华特跟我想了一整年,想破头也想不出来。”

“我觉得巴托洛穆想到了些什么。”我说。

凯尔斯坦难过地点点头。他慢慢从椅子起身,走向书桌,按下电话答录机的重播键,答录机“哔”的声音在房间里回响着,讲话的是已经死掉的巴托洛穆。

“凯尔斯坦吗?”答录机里的声音说,“我是巴托洛穆,现在是礼拜四晚间深夜,明早我会打电话给你,把答案告诉你,我知道我赢了。晚安,老家伙。”

那声音显得很兴奋,凯尔斯坦站着,凝视着半空,好像巴托洛穆的魂魄还游荡在空气里似的,看起来很沮丧。我不知道他这么难过是因为死了一个老同事,还是因为老同事抢先想出了答案。

“可怜的华待,”他说,“我已经认识他五十六年了。”

我只是坐着,好一会儿沉默不语,然后我也站了起来。

“我会查出答案的。”我说。

凯尔斯坦把头歪向一边,用锐利的眼神看我。

“你真的觉得自己可以?”他说,“连乔伊都办不到了。”

我对老家伙耸耸肩。

“或许乔伊已经办到了。”我说,“我们不知道他在遇害前已经查出哪些东西。无论如何,现在我得回格鲁吉亚州继续调查。”

凯尔斯坦点点头又叹了一口气,看来很紧张。

“祝你好运,李奇先生。”他说,“我希望你能完成你哥的任务。或许你办得到,他常常提起你,他是爱你的,我想你知道。”

“他提起我?”我说。

“常常。”那老家伙又说了一遍,“他很喜欢你,你的工作让你们相隔两地,是他的遗憾。”

有一会儿我讲不出话来——我的罪恶感好重。这么多年了,我不曾想起他,可是他却常常想起我?

“他年纪比较大,但是你看起来很像他。”他说,“乔伊是这样告诉我的,他说你很猛,很强悍,我想如果乔伊要交代任何人帮他处理克林纳一家人,你会是头号人选。”

我点点头。

“我先走了。”我说。

我握了握他孱弱的手,带他去警卫室让校警陪他。

我努力想出克林纳是从哪儿弄来那种完美无瑕的纸,努力想着是否可以赶上那班六点飞回亚特兰大的班机,也努力忘掉凯尔斯坦告诉我乔伊有多喜欢我的那一席话。街上人来人往,我脑袋里忙着想这些问题,也忙着找空出租车,所以没注意到那两个拉丁美洲裔的家伙已经走到我身边。不过带头那家伙在我面前亮出手枪时,我马上就注意到了。他的小手握着一把小型自动手枪,掩盖在手枪上的,是城市居民在九月时会挂在手上的那种雨衣。

他对我亮枪,他的伙伴则示意我走向二十码外一辆停在路边的车。车子开过来后,他的伙伴站着准备打开车门,活像在豪华公寓外面戴着高帽、等着帮人开门的家伙。我看看手枪,又看看车子,思考着该如何抉择。

“上车吧!”带枪那家伙低声说,“不然我就杀了你。”

我站在那里,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我可能会错过班机。我努力回想下一班直达班机是几点起飞,我想是七点吧!

“上车。”那家伙又说了一遍。

我非常确定他不会在大街上开枪。那是一把小枪,但是没有装灭音器,只要一开枪,这拥挤的街头就会枪声大作。另外,个家伙的双手空空,或许枪就放在口袋里。车里只有司机一个人,或许旁边座位上摆了一把枪。我把短棍、刀子跟“沙漠之鹰”都跟外套一起留在八百英里外的亚特兰大,现在手无寸铁。我必须做出抉择。

我选择不进车里,只是站在街上,用我的生命打赌那家伙不会公然开枪。他站在那里,手握着雨衣顶着我,车子在我们身边停下,他的伙伴则站在我的另一边。他们两人都是矮个子,加在一起都打不过我。车子停在路边等着,大家都没有动。我们僵持在那儿,好像商店窗口展示的人偶,身上穿着最新流行的秋装:老旧的军装加上Burberry雨衣。

我给这两个家伙出了一道难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不到一秒的时间可以证明你不是唬人的。如果你说你会开枪,你就得开枪;如果不开,那根本就是白费力气,你的底牌也会让人看得一清二楚。如果你不开枪,你就是瘪三——而那家伙没有开枪,他只是站在那儿,因为犹豫不决而扭扭捏捏,人行道上的人群在我们身边穿梭来去,他们停在路边的车则是不断被人按喇叭。

他们是聪明的家伙,知道不该在热闹的纽约街头开枪打我,也知道我看出他们是在虚张声势,更知道继续威胁我是没有用的。但他们还是不够聪明,不知道该走开,还是杵在那儿。

所以我往后摆动身体,好像要抽腿离开似的,雨衣下那把枪也跟着往前推,继续顶着我。我顺势用左手抓住那矮个子的手腕,把枪扯到我身后,右手臂则从那家伙的肩膀环抱住他,我们俩看起来就像在跳华尔滋似的,或者是一对在火车站里拥抱的情人。接着我往前倾倒,把他压在车上。我一直死命捏住他的手腕,指甲也深陷进去,虽然是用左手,但也够他痛的了。我的体重压在他身上,让他连呼吸都有困难。

他的伙伴仍然用手拉着车门,先是东张西望一会儿,然后准备伸手进口袋拿东西。我乘机往后一弯腰把我身边那家伙的手往后拗,然后把他往车子一推,接着我拔腿狂奔,才跑了五步就消失在人群中。我在人群中左躲右闪,在街上横冲直撞,在一连串煞车声与喇叭声中穿越街头。那两个家伙在我身后追了一会儿,但终于还是让车阵挡在后头,决定不要和我一样冒险。

跑了八条街之后,我坐上出租车赶到拉瓜迪亚机场,搭上那班六点前往亚特兰大的直达班机。不知道为什么,回程所花的时间比较多,我在机上坐了两个半小时,飞机沿途经过纽泽西、马里兰与维吉尼亚,我一直都在想着乔伊。经过北卡与南卡两州,进入格鲁吉亚的时候,我则想着萝丝可。真希望她能回来,我想她想得快发狂。

飞机降落时,遭遇了一道厚达十英里的暴风雨云层。因为乌云密布,亚特兰大的夜空陷入一片漆黑,好像有个庞大的暴风雨正在接近。我们下飞机的时候,小地下道里的空气让人感觉好凝重,除了煤油味之外,也有暴风雨来临前的浓厚气味。

我在机场入境大厅的旅客服务柜台拿到宾利轿车的钥匙,它跟停车票卡放在同一个信封里。走出去取车时,我感到一股暖风从北方吹来。这场暴风雨想必声势惊人,云里的电压不断累积,马上会雷电交加。我在短期停车场找到车子,后车窗都已经粘贴黑色隔热纸,那家伙没时间把前面两片车窗跟挡风玻璃都做好,结果车子看起来好像皇家座车似的,我开起来肯定像个司机。我的夹克摆在后车厢,我穿上夹克,感觉到口袋里武器的重量,安全感又回来了。我坐进驾驶座,开出停车场,在黑暗的高速公路上驱车南下,时间是礼拜五晚上的九点。距离他们可以出货的时间——也就是礼拜天,或许只剩下三十六小时了。

回到马格瑞夫已经是十点了,还剩三十五小时,我得花时间好好想想以前在军校学到的东西。我们学的兵法大部分都是一些德国佬写的,他们就喜欢那种玩意儿。我不是很专心,但是我记得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迟早你都得跟敌人的主力进行遭遇战,过不了这关就无法在战争中获胜。迟早你都会找到他们的主力,跟他们干一架,把他们歼灭。

我知道他们的主力一开始有十人,是哈伯告诉我的,在他们干掉摩里森之后,只剩九人了。我知道克林纳父子两人、帝尔和贝克,所以还有五个人是我不知道的。我带着微笑离开郡道,把车开进安诺餐厅的砾石停车场,停在离餐厅比较远的尽头,在夜晚的空气中伸懒腰、打呵欠。暴风雨迟迟未到,但是已经有一触即发之势,空气还是很凝重,还是可以感觉到云里正酝酿着电压。我回到车内在皮椅上倒头就睡,想休息个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

我开始梦到约翰·李·胡克(John Lee Hooker)。很久以前,在他再度走红以前,他总是坐在一张小凳子上弹着老旧的钢弦吉他,凳子都是放在一块方形木板上。他会把压平的啤酒瓶盖固定在鞋底,走起路来就会铿锵有声,就像自制的踢踏舞鞋。他坐在凳子上弹着吉他,曲风大胆又充满高低起伏。他不停用鞋底去踹木板,发出声音。在我的梦里,他正用鞋子有节奏地踹着那块老木板。

但是那声音不是约翰·李发出来的,而是某人正敲着宾利的挡风玻璃。我猛然惊醒,挣扎起身——是贝克警官正朝车里凝视我。仪表板上的大钟指着十点半,我已经睡了半个小时,正好符合我的计划。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变计划——应该说是计划自动找上我。那些德国佬也会赞成我的做法,他们向来强调战术要有弹性。第二件事则是把手伸进口袋,打开“沙漠之鹰”的保险,然后我从另一边车门下去,隔着车顶跟贝克对望。他又咧嘴露出友善的微笑,那颗金牙也跑了出来。

“你好吗?”他说,“你怎么在公共场所睡觉?在我们这里,你可能会因为游荡的罪名而被捕。”

我也咧嘴对他报以微笑。

“高速公路的安全守则啊!”我说,“不是有人这样说吗?如果累的话就靠边打个盹,不是吗?”

“进来吧,我请你喝杯咖啡。”他说,“如果你想保持清醒,喝安诺的咖啡就对了。”

我把车门锁上,手还是插在口袋里。我们走过砾石停车场,进入餐厅之后,坐进最后一个座位。不用我们吩咐,戴眼镜的女服务生就开始帮我们倒咖啡。

“你还好吧?”他说,“还在为你哥的事难过吗?”

我耸耸肩,用左手喝咖啡,因为右手正握着口袋里的“沙漠之鹰”。

“我们不是很亲。”我说。

贝克点点头。

“萝丝可还在帮联邦调查局吗?”他说。

“我猜是吧!”我说。

“老芬雷今晚在哪里啊?”他问我。

“杰克森维尔,”我说,“他得去佛罗里达州,去查一件事。”

“杰克森维尔?”他说,“他去杰克森维尔查什么啊?”

我又耸耸肩,啜了一口咖啡。

“我也不知道,”我说,“他没有提到任何事。我可不是拿局里薪水的,只是个跑腿的。他叫我去哈伯家帮他拿个东西,现在我得走了。”

“哈伯家?”贝克说,“你要去拿什么?”

“一些陈年的报告。”我说,“找到什么就拿什么吧,我想。”

“然后呢?”他说,“你也要去佛罗里达?”

我摇摇头,又啜了一口咖啡。

“芬雷叫我把东西寄掉,”我说,“他给了我一个华盛顿的地址。我今晚要睡在哈伯家,早上再去寄东西。”

贝克缓缓点头,然后又对我咧嘴一笑,但是那友善的笑容还真不自然。我们把咖啡喝完,贝克丢了两块钱在桌上,我们滑出座位之后就离开了。他坐上巡逻车,开走时还对我挥挥手,我让他先走,然后慢慢越过砾石停车场去取车,随即在一片漆黑中驱车前往小镇南端,右转开进贝克曼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