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切斯说哥伦比亚市的法医在布鲁贝克身体上发现杂乱的铅色尸斑，他们认为这意味着他在被丢到巷子里的三小时前就已经死亡了。人死后会因为血液而出现铅色尸斑，心跳停止后，血压急速往下掉，从心脏排出的血液会因为地心引力而往身体下半部流动。血液持续停留一段时间后，皮肤就会浮现颜色像肝脏的紫斑。三到六小时后，这种斑纹会永远留在上面，就像照片的显影效果一样。如果死者是往后跌倒死亡，胸膛会呈现惨白的颜色，背部出现紫斑。如果死后是往前跌倒，就跟前述的情形相反。但布鲁贝克全身都有尸斑，哥伦比亚市的法医猜测，他在被杀害后，以背部朝下的姿势维持了三小时，然后到了巷子里，被人弃尸时，则是胸部往前趴着。他们对于三小时的猜测非常有自信，因为三小时是尸斑开始固定下来的时间点。他们说他一开始的尸斑在背上出现，最后大规模的斑点则是在前面出现。他们还说他的背部中间有条很宽的带状区域，这区域里的肉有一部分已经熟了。

我说：“他被丢在后车厢里。”

桑切斯说：“就在排气管上方，加上三小时车程，里面非常热。”

我说：“这样一来，情势完全不同了。”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哥伦比亚市找不到他的雪佛兰。”

我说：“而且也没有证人。也找不到弹壳或弹头。”

“所以我们该从哪里查起？”

我说：“夜间无人的路上，三小时车程？最远应该要查到方圆两百哩范围。”

桑切斯说：“这范围挺大的。”

我说：“兀乘以这个半径距离，大概是十二万五千平方哩。哥伦比亚市警局有采取什么行动吗？”

“他们把这案子当作烫手山芋丢掉，现在办案的换联邦调查局了。”

“调查局对于弃尸这件事有何看法？”

“他们有点怀疑。他们觉得军人没有吸食海洛因的习惯，如果真有这回事，应该也是大麻或安非他命。”

我说：“现在我也可以来一点，两样我都要。”

“但就另一方面而言，他们也知道这些三角洲特遣队的家伙到处都去，包括巴基斯坦与南美等海洛因产地。所以他们会把这点暂时搁置，如果他们查不出个所以然，还是会跟哥伦比亚市警方一 样，把这点当作办案方向。”

“他们是在浪费时间。海洛因？如果真有吸食的习惯，像布鲁贝克这种人早就死了。”

“他们觉得他可能有吸食的习惯。”

电话另一头传来挂上话筒的声音，我把免提器关掉，把话筒放回去。

桑玛说：“案发地点可能在北边，布鲁贝克是从雷利市出发，所以我们应该在那一带找他的车。”

我说：“那不是我们的案子。”

“好，调查局应该在那一带找他的车。”

“我很确定他们已经开始找了。”

一个宪兵下士敲门进来，他的手臂下夹了一叠纸，他很俐落地对我敬礼后，趋前把那叠纸放在桌上，然后又退一步，再敬一次礼。

他说：“大门的出入纪录。按照长官要求的时间，里面包括本月一日到四日的数据。”

他转身后走出去，把门带上。我看看那叠纸，大概有七张。不多嘛。

我说：“我们来干活吧。”

“正义之师行动”又帮了我们一次大忙。因为备战状态升级，所以很多休假都被取消。不是说真有必要，巴拿马的行动没什么大不了，只是这就是陆军的风格。如果备战状态要分级，就一定要升高之后再降下，这样才有意义，既然要升等或降等，那战备的内容就一定要有所差别才有意义。如果要在国外上演一出小小的军事闹剧，那就一定要让整个在几千哩外的百万大军也感受到当地的震撼，这样才有意义。

既然要取消休假，那就要让大家都有事可做，这样才有意义。所以上头早就准备好额外的训练计划以及每天的战备练习，大部分活动难度都很高，而且从一早就开始，因此所幸大部分出去庆祝除夕的人都回来了，而且跟往年比较，算是比较早就寝。他们一定都在三点、四点或五点时三三两两回营，因为六点后就很少有人进出基地了。

元旦那天，在我们必须进行调查的十八个小时里，进入基地的人员很少，总共只有十九人，桑玛跟我也在里面。当时我们刚去绿谷镇拜访遗孀，又去了一趟华府的瓦特·瑞德医院才返回基地，我们先把自己划掉。

元月二日进入基地的人员，除了我们之外，一共有十六个。一月三日，十二个。一月四日两点前，十七个。在这八十六小时里，总共有六十二个人进入基地，其中九人是民间的送货司机，他们也先被划掉了。其中有十一人是进进出出，进来后又出去，出去后又会进来，就像通勤一样。其中一个是我那位值夜班的女中士，我们也把她划掉，因为她是女性，而且身材矮小。其余跟她一样进进出出的人也依序被我们划掉。

最后一共有四十二人，我们把他们的姓氏、官阶和姓名缩写列出来，没办法分出他们是男是女，也不知道哪些是高大强壮的右撇子男性。

桑玛说：“我来查他们分别是男是女，我这边还留着那份人员清册。里面有所有人的全名。”

我点点头，把这件事交给她。接着拿起电话打给那位病理医师，要求立刻与他在太平间见面。

因为我不想在路上让人看到我手里拿着一支铁锹，所以从办公室开着雪佛兰去找病理医师。我在太平间入口外把车停下，等不到五分钟他就出现了。他从军官俱乐部那个方向步行过来，我可能打断了他享用点心的时间，搞不好他连主菜都还没吃就过来了。我下车跟他碰面，然后又弯腰进车里把后座的铁锹拿出来。他看了一下，带着我一起走进太平间，似乎了解我想做什么。他打开办公室大门，开灯后打开锁起来的抽屉，把杀了卡邦那把铁锹拿出来放在桌上。我把样品放在它旁边，拿开包在上面的面纸，把两把铁锹用平行角度排好。两把是一模一样的铁锹。

那位病理医师说：“铁锹有很多款式吗？”

我说：“多到你无法想像。我刚上过一堂铁锹课。”

“这两支看起来一样。”

“它们根本就是同一款，来自同一家公司。相信我，因为这种铁锹是订制的，全世界只有一个地方买得到。”

“你跟卡邦见过面吗？”

“他的身形如何？”

“哪方面？”

“他有驼背吗？”

我回想脱衣舞酒吧里昏暗的室内，还有停车场里的强光，然后摇摇头。

我说：“他没有高到会驼背的地步。他是个精干结实的家伙，站得很挺，有点踮脚尖走路的感觉，身材看起来像运动员。”

“嗯。”

“为什么这样问？”

“所以他的伤口是往下重击造成的，不是往下劈击，但凶手是用水平角度进行挥击，击中后留下很深的伤口。也许应该比水平角度低一点，因为卡邦的身高有七十吋，伤口离地面六十五吋高，前提是他没驼背。但这一击是从上面挥过来的，所以攻击他的人是个高个儿。”

我说：“这你已经说过了。”

他说：“不，我的意思是真的很高。我用画图的方式把他的身高算出来，那家伙一定有六呎四吋或五吋。”

我说：“跟我一样。”

“而且体重也跟你一样。要让头颅受伤到那种程度，不是简单的事。”

我回想命案现场。那里到处都有一堆堆枯黄草堆，手腕般粗的树枝散落一地，但基本上地面是平坦的。不可能有人站在比另一个人高的地方，所以高度的差异应该是身高造成的，不是地面。我说：“六呎四吋或五吋，你可以为这种说法背书吗？”

“在法庭上？”

我说：“这是个训练意外，我们不用上法庭，这件事只有我们两个知道。如果我去追查身高在六呎四吋以下的人，是不是浪费时间？”

医生吸了口气，又把它吐出来，说：“保守点的说法，应该是六呎三吋。为了保留一点实验错误的空间，我可以跟你打赌，应该是六呎三吋。”

我说：“好。”

他催我离开，关灯后又把门锁上。

回办公室后我发现桑玛坐在我的办公桌后，她没花多久时间就已经把那四十一人的性别都查出来了。因为跟大多数陆军文档一样，那份基地的全部人员清单非常完整而精确，而且人员是照姓氏前缀字母排序的。

她说：“一共有三十三人，其中有十个军官，二十三个士官跟大兵。”

“有哪些人？”

“每个军种都有一些。三角洲特遣队与突击兵的休假全都被取消了，但他们在夜间还是有人出去，当然包括卡邦，他在元旦那天也有进出基地。”

“可以把他划掉。”

她说：“嗯，那就剩三十二人。病理医师也是其中之一。”

“我们也可以把他划掉。”

他说：“那剩下三十一人。瓦索与库莫也在里面，他们在元旦进出基地，四日晚间七点又进来。”

“把他们划掉。当时他们在吃晚餐，一个吃鱼，一个吃牛排。”

她说：“那就剩二十九个，二十二个士官与大兵，七个军官。”

我说：“好。我们现在去基地总部查他们的医疗纪录。”

“为什么？”

“查一下他们的身高。”

“有一个人查不出来，就是瓦索与库莫的司机，马歇尔少校。他是访客，这里没有他的纪录。”

我说：“卡邦死的那晚他不在这里，所以妳也可以把他划掉。”

她说：“剩二十八个。”

我说：“那我们就把这二十八份医疗纪录抽出来看吧。”

她把一张白纸推到我面前，我拿起来看，发现是我之前在上面写了九七三的那张纸：我们原有的嫌犯人数。

她说：“这是一大进展。”

我点点头。她微笑后站起来，走出门，换我坐回桌子后的位置。椅子上保留了她的体温，我好好回味了一下，直到那温热的感觉不见。然后我打电话给我的中士，要她帮我接基地的军需官，她花了好几分钟时间才找到他，我想她必须把他从食堂中拖出来。我想继那位病理医师之后，我又毁了另一个人的晚餐。但转念一想，我自己还没吃东西呢。

那家伙说：“报告。”听起来有点不爽。

我说：“队长，我要问你一个只有你能回答的问题。”

“什么问题？”

“美国陆军部队中男性的平均身高与体重是多少？”

那家伙不发一语，但我感觉到他已没有刚才那么不爽。美军军需部队每年要购入数以百万计的制服，靴子数量也是一样，而且全部都要编列预算。所以我们大可放心，说到尺寸与重量，这些军需部队的家伙连半吋与半盎司的差别都一清二楚。而且事实上他们也一定得知道，每个军需官都喜欢炫耀自己的专业知识。

那家伙说：“没问题。全美国二十到五十岁的男性人口，平均身高是五呎九吋半，平均体重是一百七十八磅。因为部队里拉丁裔男性很多，所以平均身高降为五呎八吋半，而且因为我们受到严格训练，平均体重也升高三磅，变成一百八十一磅，因为一般来讲，肌肉比脂肪要重。”

“这是今年的数据吗？”

他说：“去年的，今年才开始没几天而已。”

“身高的分布呢？”

“你想知道什么？”

“身高在六呎三吋以上的人有多少？”

他说：“大概十分之一，如果就整个陆军来讲，人数可能有九万人，大概就跟一个美式足球场的人一样多。在这种人数的基地里，也许有一百二十人，差不多等于半台飞机的人。”

我说：“好。谢了，队长。”

我把电话挂断。十分之一。桑玛等一下会带二十八份医疗纪录回来，里面每十个人里就有九个人的身高太矮而不会是凶手。所以，二十八个人里，如果我们够幸运的话，只有两个人会是我们要找的，如果我们运气不好，就会有三个。九百七十三人里的两个或三个——这已经是一大进步了，我看看时钟，现在是八点半，我对自己微笑，心想：威拉，人生总有倒楣事。

人生总有倒楣事，的确如此，却降临在我们身上。所谓的平均值好像仅供参考似的，桑玛拿回来的二十八笔纪录里面，每个人都是矮个子。其中最高的一个只勉强达到六呎一吋，而且他是个一百六十磅的瘦竹竿，还是个军队牧师。

小时候我曾在某处基地外的一间平房住了一个月，里面没有餐桌，我妈打电话叫人送餐桌过来，桌子送来时包装在扁平的厚纸板盒里，我试着帮她把桌子装起来。所有零件都在，桌面是层压板做的，有四根铬金属椅脚，还有四根钢铁材质的大螺栓。但我们就是没办法把桌子组起来，我们完全无法理解它的设计，没有东西拼得起来。我们一起跪着尝试，两人都盘着腿，面对面坐在地板上，地上到处都是灰尘与蟑螂。我摸着滑顺冰冷的铬金属，桌面边缘很粗糙，因为它是用一层层薄板压成的。我们办不到，乔伊也来了，他试了但也组不起来。我们在厨房里吃饭吃了一个月，直到搬走前还在尝试着把它组装好。现在我感觉自己好像又陷入一样的难题，表面上看来有很多线索，可是却都拼不起来，案情停滞，陷入一条条死巷中。

桑玛说：“那支铁锹不是自己走进来的，一定是这二十八个人里的某一个带进来的。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可能。”

我没说话。

她说：“想吃晚餐吗？”

我说：“我肚子饿的时候比较能思考。”

“我们已经没有东西可以思考了。”

我点点头，然后把二十八份医疗纪录拿起来，整齐地叠在一起，然后把桑玛一开始列的那份三十三人名单放在最上面。三十三个，但必须扣掉卡邦，因为那铁锹不是他自己带进来、用来自杀的。那位病理医师也要扣掉，他不太可能是嫌犯，因为他很矮，而且他仿真挥击铁锹的力道很弱。瓦索与库莫，还有他们的司机马歇尔都得扣掉，因为他们的不在场证明无懈可击。他们俩在吃大餐，而马歇尔甚至连来都没来。我说：“马歇尔为什么没来？”

桑玛点头：“我一直想不通这点。好像瓦索跟库莫有事瞒他。”

“可是他们只来吃晚餐而已。”

“但是马歇尔之前一定跟他们参加了克拉玛的葬礼，所以他们一定特别交代他不要载他们来这里。好像对他下了一道明确的命令，然后要他下车回去。”

我点点头，想像着：灰蒙蒙的一月天空下，阿灵顿国家公墓那一列列的黑色公务车，想像着本来铺在棺材上的国旗在下葬前被折起来，还有鸣枪敬礼的仪式，一群群往车子移动的人潮，大家都没戴帽子，在寒风中每个人都缩着下巴，把脸藏在衣领中。我想像着马歇尔先帮瓦索开后座车门，然后再帮库莫开。他一定是帮他们把车开回五角大厦，下车后看着库莫坐上驾驶座。

我说：“我们该跟他谈一谈。要查出他们到底对他说了些什么，给了他什么理由。那应该是个尴尬的时刻，像他那种受宠的家伙一定觉得自己被排除在外。”

我拿起电话，要我的中士查出马歇尔少校的电话，对她说他是个十二军团的幕僚，目前派驻在国防部。她说她等一下告诉我，桑玛和我静静等着，我凝视着墙上的地图：我想我们可以把插在哥伦比亚市那支图钉拿掉了。那支图钉把整个查案方向混淆了。布鲁贝克不是在那里被杀的，他在别处被杀的，有可能是在东西南北任何一个方向。

桑玛问我：“你要打电话给威拉吗？”

我说：“也许明天吧。”

“你不在午夜前打给他？”

“我不想顺他的意。”

“这样很危险。”

我说：“他动不了我的。”

“总不会一直这样。”

“没差。反正三角洲特遣队很快就要来追杀我了，相较之下，其他想对付我的人都变成小儿科了。”

她说：“我建议你今晚就打。”

我看着她。

她说：“我以朋友的立场建议你，因为不假离营是会闹大的。没必要把情况弄得更糟。”

我说：“好。”

她说：“现在就打，为什么不打？”

我又说了一次：“好。”我伸手去拿话筒，但在拿到之前我的中士就从门外探头进来，她说马歇尔少校又被派到国外去了，他原来的暂时任务被提前终止，人已回到德国。他在一月五日早上接近中午时，从安德鲁空军基地搭机回去的。

我问她：“谁下的令？”

她说：“瓦索将军。”

我说：“好。”

她把门关上。

桑玛说：“一月五日。”

我说：“卡邦跟布鲁贝克被杀那天的隔天早上。”

“他一定知道内情。”

“可是他根本不在这里。”

“这是个巧合。”

“可是妳不喜欢巧合。” 我点点头，说：“好，我们去一趟德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