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大门左边的银色盒子里，有六个黑色的调用按键，垂直排列，最上面的名牌写着卡布尔斯基，字迹非常工整，不过墨色已经淡化，最下面那个用黑色麦克笔写着管理员，字迹潦草，中间四格都是空的。

“出租率不高。”波琳说：“租期短，都是过客。只有卡布尔斯基先生或太太，从字迹风格看起来，他们住在这里的时间应该有一辈子了。”

“或许五十年前就搬到佛罗里达州去了。”李奇说：“也可能死了，而没有人把名牌换过。”

“我们要试试管理员吗？”

“拿出妳的名片，用手指遮住前这个字，让他们觉得妳还在调查局工作。”

“有这个必要吗？”

“我们要寻求一切可能的助力，这是一栋激进分子大楼，还有格瓦拉瞪着我们，再加上流苏花边。”

波琳伸出优雅的手指，按下管理员的按钮，过了整整一分钟后，一个扭曲的声音从喇叭爆了出来，有可能是你好，也有可能是找谁，或是做什么，或者单纯是静电的音爆。

“联邦调查局。”波琳叫道，虽然已是遥远的事实，但她跟李奇都曾经替山姆大叔卖过命。波琳从钱包里抽出一张名片，喇叭里又传来另一声音爆。

“他下来了。”李奇说。

在部队里，他看过无数栋这样的建筑。那时候他的职责是追缉擅离职守的士兵，这些开小差的都喜欢现金租屋，短期租约。根据他的经验，建筑物的管理者通常都会配合缉捕行动，因为他们很重视出租的权益，不希望自由受到干扰，所以最好是有别人去坐牢，而他们安稳地继续过日子。当然，除非管理员就是坏蛋。

不过这个似乎也没什么好隐瞒的。蓝色的门往内打开，一个高大枯瘦的人，穿着满是脏污的无袖衬衫，头上戴着黑色针织帽，一张扁平的斯拉夫脸，有二乘四呎那么长。

“有事吗？”他说，很浓的俄国口音，听起来几乎像是俄文的Da？

波琳把名片在空中挥了老半天，好让他可以看到几个字。

“说说你最近的房客。”她说。

“最近的？”那家伙重复道，没有敌意，听起来是个十分聪明的家伙，努力想要驾驭外国语中的微妙之处，没有其他情绪。

李奇问：“过去两个星期有人来登记租屋吗？”

“五号。”那家伙说：“一个星期前，管理单位叫我在报纸登广告，他是看广告来的。”

“我们要看看他的公寓。”波琳说。

“我不确定该不该让你们看。”那家伙说：“美国有相关的规定要求。”

“国土安全。”李奇说：“爱国者法案通过后，美国已经没什么相关规定了。”

那家伙耸耸肩，高大瘦削的身体，在狭小的空间内转向，朝着楼梯而去。李奇与波琳跟着他进去，李奇闻得到咖啡店的咖啡香从墙壁间穿了过来。没有一号公寓跟二号公寓，第一个出现的门就是四号公寓，在建筑物后面楼梯一上去的地方。三号在同一楼，盖在建筑物前面的玄关，这意味着五号应该就在三号的正上方，三楼，向东俯瞰着马路。波琳看了李奇一眼，李奇点点头。

“窗上没有任何东西那间。”他对她说。

到了三楼他们经过六号，在建筑物后面，然后朝着五号前进。咖啡的味道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全球一致的走廊味道，就像烫过的青菜。

“他在里面吗？”李奇问。

管理员摇摇头：“我只看过他两次，现在一定不在，我刚才清了整栋楼的水管。”他拿起扣在皮带上的万能钥匙，打开锁，推开门，往后站。

这间公寓在不动产经纪人眼中叫洞天公寓。全部就只有一个房间，有一处弯曲的L形凹洞，理论上是用来放床的地方，前提是床够小的话。一个角落厨房，一个小小的厕所，没有门板。不过基本上，绝大部分眼中看到的都是灰尘跟地板。

因为公寓里面完全是空的。

只有一张立着的吃饭椅，这张椅子不旧，不过使用频繁。饱华利街上卖的那种，餐厅破产后被人接收，再重新拿出来贩售的查扣商品。椅子摆在窗前，方向梢微转向东北。距离李奇选的那张咖啡桌高了二十呎，距离更远二十呎。

李奇走过去，坐在椅子上双脚平放，放松但保持警戒。以他的坐姿，自然可以把第六大道对面的消防栓放进视线正前方，只要稍微往下一个角度，就可以轻松去除货车的视线障碍，半挂式货车也不成问题。九十呎的视线范围，只要临床诊断上不是瞎子，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李奇再次站起来，转了一整圈，发现一个锁住的门，三片结实的墙壁，一个没有窗帘的窗户。《士兵应了解适当的观察点，必须拥有不受阻挠的前方视野，适切的侧翼、后方安全。提供恶劣天候防护，以及具备隐匿观察者的功能。并在完行动期间，不受干扰的合理可能性》。

“感觉就跟派蒂·乔瑟夫的公寓一样。”波琳说。

“妳去过？”

“布鲁尔描述的。”

“他的话还真多。”李奇说。

然后他转过去看着管理员说：“跟我们讲讲这个人。”

“他不会说话。”管理员说。

“什么意思？”

“他没办法说话。”

“怎么，像哑巴？”

“不是天生就哑，是因为受伤。”

“比方说是有外力让他说不出话？”

“不是情绪上的。”管理员说：“是身体上的，他跟我沟通的时候都拿着一叠黄色便条纸，用写的，都是完整的句子，很有耐心。他说他在部队的时候受了伤，像是战争留下的伤痕，可是我注意到他没有什么明显的疤痕，而且我还注意到他的嘴一直紧紧闭着，好像不好意思让我看到什么。这让我很清楚想起以前看过的东西，二十几年前。”

“什么东西？”

“我是个俄国人，因为犯罪，所以被派到阿富汗的红军服役，有一次当地的部落送了一个囚犯回来警告，他的舌头被割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