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椅子上起身，跟随一系列黄铜刻字指示牌找到了喜来登饭店的商务中心。

我进不去，因为没有房间钥匙。我在门边耗去三分钟后，有人现身了。他穿着西装，看起来很没耐性。我大动作演出翻找口袋的模样，然后退到一旁，向他道歉。他挤到我前面，用他的钥匙开了门，我随后跟进。

房间内有四个一模一样的作业区，每个区域都各放了一张桌子、一张椅子、一部电脑、一部打印机。我坐到离那个男人很远的位置，按下空白键，中断屏幕保护程序。

目前为止，一切顺利。

我看着桌面上的图标，不知道它们代表什么程序。不过我发现只要将鼠标光标移到上面停留一会儿（仿佛给它思考的时间），就会有一个小标签跳出来。我用这个方法找到了IE网页浏览器，鼠标双击。硬盘发出嘎嘎运转声，浏览器跳出来了。速度比我上次用的时候快多了，科技或许真的在进步吧。首页上有一个连往Google的捷径，我点下去，Google搜索引擎的首页便出现了。速度还是很快。我在搜索字段里面键入陆军规章，按下输入键。屏幕立刻跳到下一个画面，给了我许多选项。

接下来的五分钟内，我不断点进各个网页，卷动卷轴阅读。

我在十点五十分回到大厅。刚刚坐的位置已经被别人占去了。我走到人行道上，沐浴在日光下。

我猜桑森应该会搭林肯Town Car过来，从前门进饭店。他不是摇滚巨星，也不是总统，不会从厨房或卸货区进门的。被大家看见是此行的重点。他还没有偷偷摸摸进入某个会场的需求，那是他还没赢得的大奖。

这天很热，但街道上很干净，没有什么异味。

我南方的转角上有两个警察，北方的转角上还有另一组。纽约市警局在中城区的标准部署，防患未然，安抚人心。但不一定派得上什么用场，因为潜在的威胁实在太多了。

从旅馆离开的客人纷纷在我身旁搭上出租车。城市不断以嘈杂的节奏运行着。第七大道上车水马龙，交通号志拦阻它的流动，而后放行。与第七大道交叉的街道上也有车子走走停停。行人聚集在路口，然后朝马路对面的人行道迈进。喇叭鸣响，卡车引擎发出低吼，高楼玻璃折射后的阳光生猛地落在下方的世界。

十一点五分，桑森搭的林肯Town Car抵达饭店。

车子装的是纽约本地的车牌，可见他刚刚大半时间都花在搭火车上了。对他来说会比较麻烦一点，不过留下的碳足迹比一路开车上来或搭飞机都来得少。在选举期间，一切细节都很重要。政治路上到处都埋了地雷。车子还没完全停妥，史普林菲就开了副驾驶座的门下车，桑森夫妇接着走出后座。他们在人行道上站定一秒，作好心理准备：如果有人来迎接他们，就要表示谢意；如果没有人来也不能失望。他们扫视周遭人群的脸，发现了我。桑森看起来有点困惑不解，他太太看起来有点忧虑。史普林菲朝我这里走来，但艾儿蓓做了一个小手势阻止他。看来她比我想的还要投入“危机管理”的工作。她把我当成老朋友似的握了握我的手，并没有对我的衬衫发表什么意见。她靠向我，说：“你需要找我们谈谈吗？”

这是政治人物之妻的完美问句。

她利用需要这个字表达了各种涵义，使我显得像个敌手，也像他们的合作对象。她等于在说：我们知道你掌握了可能会伤害我们的情报，我们恨死了。但如果你愿意在公开情报前先和我们谈谈，我们会感激不尽的。

短短的一个音节内，几乎塞了一整篇文章。

我说：“是的，我们得谈谈。”

史普林菲的脸垮了下来，艾儿蓓却露出微笑，仿佛我帮她丈夫拉了几千票。

她拉起我的手，带我进门。饭店的员工可能不认识桑森或不在乎他这个人，但知道他要来演讲给砸大钱租下主要宴客厅的团体听，所以还是挤出造作的热情态度引领我们走进一个私人包厢，慌忙地送上几瓶温苏打水和几壶淡咖啡。

艾儿蓓负责招呼客人，史普林菲没开口说话，桑森正在和人在华盛顿特区的竞选团队成员讲电话。有四分钟的时间在讲经济政策，另外两分钟的时间在讲下午的行程。我东拼西凑后，得知桑森吃完中餐要直接回到华盛顿特区的办公室，工作大半个下午。纽约这里的活动就像棒球的打带跑战术一样，速战速决，不会有什么后续。飞车抢劫似的。

旅馆的员工忙完后离开了，桑森讲完手机，房间便陷入沉默。出风口嘶嘶吹出冷气，使房间温度低于我心中的理想值。我们在无声的房间内喝了好一段时间的咖啡和水，艾儿蓓才起头。她问：“失踪的大男孩后来还有什么消息吗？”

我说：“有一些新消息。他在练球时间缺席，显然是很不寻常的状况。”

“南加州大学的球队？”桑森说。他的记忆力很好。我只提过南加州大学一次，而且是快速带过。“嗯，确实是很不寻常。”

“但他后来打电话给教练，在语言信箱中留言。”

“什么时候？”

“昨晚，西岸的晚餐时间。”

“然后呢？”

“他显然跟一个女孩子在一起。”

艾儿蓓说：“那就没事啦。”

“我会比较希望他和教练在电话上谈谈，或当面聊一下。”

“电话留言对你来说还不够啊？”

“我个人疑心病比较重。”

“那你是要来谈什么？”

我转向桑森，问他：“你一九八三年的时候在哪里？”

他愣了一下，就那么短暂的一拍。眼神当中有某种思绪闪过。我想那不是震惊，也不是意外，可能是认命吧。他说：“一九八三的时候我干到上尉。”

“我不是问你这个，我是问你人在哪里？”

“我不能说。”

“你在柏林吗？”

“我不能回答。”

“你先前说你的过去没有任何污点，现在还是不改变你的说词？”

“我完全没有任何污点。”

“你做过你太太不知道的事吗？”

“很多，但那些都不是私领域的事。”

“你确定吗？”

“确定。”

“你听过丽拉·侯斯这个名字吗？”

“我之前说过了，我没听过。”

“那席薇拉娜·侯斯呢？”

“从来没听过。”桑森说。我一直看着他的脸，观察到非常沉着的表情。他被问得有点不自在，但除此之外并没有表现出其他情绪。

我问他：“你在这个礼拜之前认识苏珊·马克吗？”

“我说过了，我不认识。”

“你在一九八三年得过勋章吗？”

他没回答，房间再度安静下来。放在我口袋里的雷欧尼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一面震动，一面发出嘈杂的电辅音。我急忙翻出手机，查看屏幕。212开头的号码，也就是手机通话纪录里的那个号码。四季酒店。应该是丽拉·侯斯打的。不知道她打这通电话是因为雷欧尼依旧行踪不明，还是他回去了、也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所以她才要特地打来问清楚。

我乱按按键，按到铃声中断为止，然后将手机放回口袋。我看着桑森说：“真是对不起。”

他耸耸肩，像是在说：没什么好道歉的。

我又问了一次：“你在一九八三年得过勋章吗？”

他说：“这有什么重要的？”

“你知道600-8-22是什么吗？”

“大概是陆军规章吧。我并没有将所有规章逐字背下。”

“我们始终认为只有笨蛋才会透过人力资源处追查和三角洲部队有关的，具实质意义的情报。我想这个说法有九成正确，但还是有小小的错误。我认为聪明到极点的人就会从人力资源处下手，而且做法完全合乎逻辑。只要换个角度思考就行了。”

“怎么下手？”

“假如某人知道三角洲部队确实在某地出过任务，也掌握了任务成功的消息……”

“那他们就不需要情报了，因为他们什么都掌握了呀。”

“如果他们是想查证指挥官的身分呢？”

“他们无法从人力资源处查到，完全不可能。军令、部署纪录、任务结束后的报告都在布雷格堡分类、归档后锁上了。”

“有个军事行动在一位军官的指挥下顺利完成了。那这位军官接下来会怎样？”

“会怎样？”

“会拿到勋章。”我说：“任务越大，拿到的勋章也越大。而根据陆军规章600-822、第一节、第九条D项，人力资源处须详尽制作各种勋章受奖人提名名单，以及得奖人名单，留存纪录。”

“或许是这样吧。”桑森说：“但记录到三角洲部队的任务时，所有细节都会被省略，表摄内容会被修改，地点会被修改，指挥功绩不会被描述。”

我点点头。“纪录当中只会有人名、日期、获颁的勋章，不会有其他细节。”

“没错。”

“而那正是懂得换个角度思考的聪明人需要的情报，他只需要这么多。勋章证明有个任务成功了，表扬内容大量省略就表示得奖人运行的是秘密任务。随便选个月份，比方说一九八三年年初好了，军方颁出去的勋章会有几个？”

“上千个，光品德优良奖章就有好几百个了。”

“会有几个银星勋章？”

“不会太多。”

“前提是真的有的话。”我说：“一九八三年头几个月根本没发生什么事。颁出去的忠勤勋章会有几个？铜十字勋章又会有几个？我敢说，在一九八三年头几个月肯定是寥寥无几。”

艾儿蓓·桑森在椅子上调整了一下坐姿，然后看着我说：“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转向她，但桑森举起一只手打断了我。他代替我回答了。他们之间没有秘密，说起话来没有什么保留。他说：“那算是走后门的招数。直接取得情报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有间接情报存在。如果有人知道三角洲部队成功达成任务，也掌握了任务时间，那么只要查出在同个月份基于不公开原因拿到重要勋章的人，就等于是找到了那次任务的指挥官。这招在战争期间不管用，因为表扬重要功绩的勋章会颁很多出去。但在没什么大事发生的和平时期，表扬重大功绩的勋章就像是万绿丛中一点红。”

“美国在一九八三年侵略了格瑞纳达。”艾儿蓓说：“三角洲部队当时就在那里。”

“那是十月的时候。”桑森说：“所以年末有些骚动。不过前九个月还是相当平静。”

艾儿蓓·桑森别过头去。她不知道丈夫在一九八三年的前九个月都在做些什么，恐怕也永远不会知道了。她说：“是谁在查这些？”

我说：“一个叫席薇拉娜·侯斯的凶悍老太婆，她宣称自己当过红军的政治委员。我没掌握什么具体细节，但她说她一九八三年在柏林认识了一个叫约翰的美国军人，还说他当年对她非常好。她透过苏珊·马克展开的唯一一个合理的追查手段，就是去确认美军当年有没有去柏林出任务、有没有哪个叫约翰的指挥官因为那次任务获授勋章。FBI在苏珊车上找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刚刚提到的陆军规章，精确地指示她调查方向。”

艾儿蓓不由自主地瞥了桑森一眼，一个问题浮现在她脸上，不过她也知道自己是得不到答案的：你一九八三年的时候是不是去柏林干了某事，还获授勋章？桑森没回答，于是我试着推他一把。“你一九八三年的时候有到柏林出任务吗？”

桑森说：“你知道我无法回答。”他看起来好像对我失去耐性了，接着说：“你看起来像个聪明人啊，想想看吧，三角洲部队能在一九八三年的柏林运行什么任务啊？我的老天。”

“我不知道。”我说：“就我印象而言，你们三角洲部队的人总是拚命向我这类人瞒东瞒西的。我是不在乎啦。我来这里只是想帮你一个忙，不为别的。念在我们过去同为军官。我猜你过去做的某事可能会为你的现在带来风波，如果先警告你一下，你或许会感激我吧。”

桑森很快就冷静了下来。他重复几次吸气、吐气的动作，然后说：“我确实很感谢你来警告我。我敢说你一定知道我无法否认任何事情，因为就逻辑而言，‘否认’某些事也等于是在‘印证’某些事。如果我否认我去过柏林和其他地方，那你最后就可以用删去法筛选出我去过的地方。不过我梢微走个偏门，因为我认为你站在我这边。听好了，兄弟。一九八三年我完全没去过柏林。我在一九八三年从来没和哪个俄国女人照过面。我不认为我那一整年有对谁好过。军中有很多人叫约翰，柏林又是个很有人气的观光景点。我不是你刚刚说的那位女性想找的人，事情就这么简单。”

桑森简短的声明仿佛在空中回荡了一会儿，我们所有人都安静地坐着喝饮料。

后来艾儿蓓·桑森看了看手表，她丈夫注意到她的动作便说：“我们得请你离开了，等会儿我们得倾全力向金主哈腰。史普林菲会很乐意送你到门口的。”我认为他这个说法很怪。我们在一间以所有人为营业对象的饭店，桑森可以利用这个空间，我也可以利用。我可以自己走出去，也有权利自己走出去。我又没有要偷汤匙什么的，就算真的偷了也不是偷到桑森的东西。接着我才想到桑森是想帮我和史普林菲安排一个不被打扰的谈话机会，地点会在某个四下无人的信道。史普林菲可能会继续和我讨论，或传达某个消息给我。

于是我起身走向门边，没和他们握手，也没向他们说再见。感觉不适合做那些。

史普林菲跟着我走到大厅，一语不发，似乎在脑海中预演等等要做的事。我停下脚步等他，他走到我面前后说：“你真的不该再管这件事了。”

我问：“何必这样说？如果真的没什么事的话。”

“为了证明他当时不在那里，你接下来就得问他当时到底在哪里了。而你最好永远不要知道。”

我点点头。“这和你也有关，对吧？因为你当时也和他在某个地方。他去哪，你就去哪。”

他也点点头。“别再管就是了。要是真的东翻西翻，翻到不该翻的石头，你可是无法承担后果的。”

“怎么说？”

“你如果翻到了，就会被消灭，再也不存在于这世上。你的肉体会消失，政府官僚中留存的个人纪录也会消失。这种事在今天是会发生的，你懂吧？这是个全新的世界。我告诉你，如果消灭你的行动开始运行，我会很乐意参一脚，但我根本没机会出场。一点机会也没有。因为另一大群家伙会先找上你，速度远超过我。在我逮到你之前，你的出生证明会先变成白纸。”

“另一群人是谁？”

他没回答。

“政府的人？”

他没回答。

“那些联邦探员？”

他还是没回答，直接转头走向电梯。

我走出饭店来到第七大道上，放在口袋里的雷欧尼的手机再次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