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在桑森吃完中餐前赶到，一方面是因为人行道上挤满了人，天气炎热，大家步伐缓慢，另一方面是因为餐会时间很短。

这很合理，因为听桑森演说的华尔街企业家认为花在赚钱上的时间越长越好，花在撒钱上的时间越短越好。

我也没和桑森搭到同一班国铁列车。我错过了五分钟前发车，开往华盛顿特区的班次。也就是说，我慢了他整整一个半小时才到达目的地。

坎农大厦外执勤的守卫就是上次那一个。

他不认得我，不过还是让我进去了，主要是因为我的权利受到宪法保障。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剥夺人民向政府请愿的权利。口袋里装的垃圾缓慢通过X光机的同时，我穿过金属探测门，接受搜身，尽管我知道亮起的灯是绿色的。

大厅里有一群白宫的服务员，其中一个被叫来带我去桑森的办公室。这里的走廊宽敞，数量又多，很容易就会让人迷失方向。个人办公室看起来不大，但很气派。它们过去说不定是又大又气派的空间，后来才被分隔成候见室和许多小房间。

我猜一方面是要让资深幕僚有自己的空间，另一方面是要让访客在穿越迷宫般的路径后，觉得大人物愿意接见自己真是一种恩赐。

桑森的办公室看起来和其他人的没两样。

入口是长廊上的一道门，里头有许多旗子，许多老鹰，几幅油画，画的是戴假发的老头子们，有个小姐坐在接待柜台，可能是幕僚，也可能是实习生。史普林菲正靠在她的桌角，他发现我时对我微微笑、点个头，走到我身旁，然后用拇指比了比走廊的另一头。

“自助餐厅。”他说。

我们走下一段阶梯，来到他说的自助餐厅。那里很宽敞，天花板低矮，摆满了桌椅。桑森不在那里。

史普林菲的鼻子哼出一口气，表示他不意外。他断定桑森一定是在我们找他的时候回到了办公室，走的是另一条路，可能有绕到其他议员的办公室去。他说这里一天到晚挤满了人，协调、寻求协助、达成协议、为了投票数进行利益交换。我们原路走回桑森的办公室。史普林菲把头探进一个小隔间，然后挥手要我进去。

桑森的小办公室是个长方形的空间，比衣橱大，比三十美元一晚的汽车旅馆房间小。房间内有个窗户，壁板上挂满了裱框的相片和报纸头条新闻，架子上放着纪念品。

桑森坐在一张红色皮椅上，手拿钢笔，厚厚一叠文档散放在他面前的桌上。

他没穿着西装外套，看起来就像个刚结束长时间火车之旅的人，疲倦，需要新鲜空气。他根本没出去过。

史普林菲带我绕到自助餐厅只是一场闹剧，可能是要让某人在不被我撞见的情况下离开桑森的办公室。某人会是谁？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能让我撞见？我不知道。

我坐到访客椅上，发现椅垫还残留着上一位客人的体温。

桑森头后方挂着一张放大裱框的照片，我在他书中看过。就是唐诺·伦斯斐和海珊在巴格达的那张合照。有时候我们的朋友会变成敌人，有时候我们的敌人会变成朋友。大张照片旁边还挂了一系列小尺寸照片，有些是桑森和其他团体的合照，有些是他的独照，有些拍的是他微笑和别人握手。有些团体照拍得很正式、拘谨，有些拍的是胜选后台上撒纸花的场景，大家笑得非常开怀。大部分照片中都有艾儿蓓的身影，她的发型随时间做过许多改变。我在某几张照片中也看见了史普林菲的身影，他精实、矮小的身形就算在小尺寸的照片中还是很好认。有几张双人合照是新时代摄影师所谓的“握笑照”（grip-and-grin）《译注：公众人物在公开活动中和民众握手、谈话时拍下的照片。》，里头有我认得的公众人物，也有我不认得的。有些上面有亲笔签名加上卖弄的题词，有些没有。

桑森说：“说吧。”

我说：“我知道你是怎么拿到一九八三年三月那个英勇勋章了。”

“我是怎么拿的？”

“靠VAL无声狙击步枪。我说的凶悍老太婆，就是枪被你们夺走的那个苏联士兵的遗孀，所以你听到‘侯斯’才会有反应。你或许没听过丽拉·侯斯或席薇拉娜·侯斯，但你在过去遇过某个姓侯斯的人，肯定遇过。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你说不定拿了他的狗牌，叫他翻译上面刻的字，你现在说不定还留在身边当作纪念品呢！”

桑森没有露出意外的神情，没有否认我说的话。他只说：“不，事实上那些识别牌和任务后的报告以及其他玩意儿都锁在文件柜里。”

我没回话。

桑森说：“他叫格里戈里·侯斯，当时年纪和我现在差不多，看起来满干练的。他的观察员就没那么高明了，他应该要察觉我们的逼近才对。”

我没回话，沉默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险峻的情势似乎为桑森带来了心埋上的重担。他垮下肩膀，说：“还真是奇妙的抓包手法啊，你说是吧？勋章应该要是个奖励，而不是处罚。它不该搞死获表扬的人，不该像铁链和铁球那样缠住他们一辈子才对啊。”

我没回话。

他问：“你打算怎么做？”

我说：“不怎么做。”

“真的吗？”

“我不在乎一九八三年发生了什么事，她们还对我说谎呢！先是鬼扯柏林那套，现在也还在说谎。她们自称是一对母女，但我不相信。女儿是我见过最可爱的女孩，母亲却是远古时代的恐龙。我第一次见到她们的时候，还有一个纽约市的警察在场，她说三十年后那个女儿看起来也会像母亲一样，但她错了。那个年轻女孩永远不会变得像那个老女人，一百万年内都不会。”

“那她们是谁？”

“我准备认定老的那个是真货。红军政治委员，在阿富汗失去了丈夫和弟弟。”

“弟弟？”

“那个观察员。”

“年轻的女人是装的？”

我点点头。“自称是流亡到伦敦、家财万贯的寡妇，她说她丈夫是还不成气候的企业家。”

“而她的言谈举止不像吗？”

“她加油添醋，演得很好。说不定她有个丈夫死在前线。”

“那她到底是什么角色？”

“我认为她是记者。”

“为什么？”

“她通晓事理，有追根究底的精神，善于分析，定期读《国际先驱论坛报》。她也很会说故事，但太多话了。她对言语字汇怀抱爱情，对细节会加以渲染，无法自拔。”

“比如说？”

“她倾向表露出过度的感伤。她想制造政治委员和作战人员会一起待在战壕里的印象，就宣称自己是爸妈盖着红军长大衣在石头地板上制造出来的。这真是鬼扯。政治委员是后方指挥所的大老板，距离战场可远了。他们会聚集在作战总部，写写宣传小册子，偶尔拜访前线，但绝不会情势危急的时候跑去搅和。”

“你怎么知道这些？”

“你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我们美军原本以为会和他们在欧洲大陆上交手，并获胜，到时候就会有数以百万计的俘虏。而宪兵接受了特殊训练，为接管俘虏做好准备。一一零特调组将会主导这项任务。听起来像痴心妄想，但国防部很认真看待这件事。我们学到的红军背景知识比美军背景知识还多，当然也有学到要怎么揪出政治委员。上级命令我们抓到政委就要立刻处死。”

“那个年轻女人是什么样的记者？”

“说不定是电视记者，因为她在纽约当地雇用的私家侦探和影视业的关系很好。你看过东欧电视节目吗？主播都是女性，都很会煽动观众的情绪。”

“她来自哪个国家？”

“乌克兰。”

“采取什么角度？”

“历史研究，还夹杂了一点个人兴趣。她可能是听了老女人的故事后，才想要挖下去。”

“像是俄罗斯的历史频道节目？”

“是乌克兰。”我说。

“为什么？他们想传达什么消息？想在超过二十五年后使我们面子扫地吗？”

“不，我认为他们是想让俄罗斯难堪，如今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关系可紧张了。他们原本就把美国视为万恶根源，现在是想说：莫斯科这个大坏蛋当年不该让可怜无助的乌克兰陷入险境。”

“那我们怎么还没看到这个报导？”

“因为他们很老派。”我说：“他们要确认消息的真实性。那里的人似乎还有一点新闻良知。”

“他们会得到证据吗？”

“想也知道不会从你手上得到，而现在除了你之外，就没有人知道内情了。苏珊·马克还来不及说‘是’或‘不是’，就离开了这个世界。真相将继续埋藏在黑暗中。我建议她们忘掉这一切，回家去。”

“她们为什么要伪装成母女？”

“因为那是很棒的哄骗手法。”我说：“很有吸引力，效果类似实境电视节目或超市里卖的那种杂志。她们显然研究过我们的文化。”

“为什么在这么多年后才行动？”

“要创建成熟的影视工业是需要时间的。他们可能浪费了好几年在其他要事上。”

桑森轻轻点头，说：“说没有其他人知道内情是不对的，你似乎就知道很多。”

“但我什么也不会说。”

“我能相信你吗？”

“我从军十三年，听过各种事情。从来不说出去。”

“她们轻轻松松就搭上苏珊·马克，这让我不太开心。我和我的人马并没有第一时间就掌握她的动作，这也令人不悦。在那天凌晨之前，我们根本没听过她的名字。这整件事就像突击行动，我们的反应总是慢了一步。”

我看着他背后墙上的照片，看着那些小小的人影。小小的身形、姿势、轮廓。我说：“真的吗？”

“应该要有人告诉我们的。”

我说：“去五角大厦找人谈谈吧。记得带水门的那些家伙陪你去。”

桑森说：“我会的。”然后他就陷入了沉默，似乎在重新布局和评估，态度冷静，步调缓慢，没展现出将领特有的快速算计。

真相将继续埋藏在黑暗中。

他似乎花了一段时间，从各种角度查看这个陈述的正确性。接着耸耸肩，脸上露出有点怯懦的表情，问：“那你现在对我这个人有什么看法？”

“那很重要吗？”

“我是搞政治的，问这问题是我的本能反应。”

“我认为你当初应该要朝他们的头开枪。”

他顿了一下，然后说：“我们没有上了灭音器的枪。”

“你们有，你们才刚从他们手中抢过一支啊。”

“我们得遵守作战守则。”

“你们应该要忽视才对。红军并没有带着鉴识设备上战场，根本就不会知道谁对谁开了枪。”

“那你现在对我这个人有什么看法？”

“我认为你不该把他们交给阿富汗部落的女人，那是多此一举，事实上还会变成乌克兰报导的重点呢！他们会把那个老女人带到你身边，问你当年为什么要那么做。”

桑森耸耸肩。“我要是真能回答她就好了。事实上，当年我们根本没把那两个人丢给阿富汗部落。我们释放了他们，那是我们算计过后决定冒的险。弄真成假战术。他们弄丢了步枪，其他人一定会以为是穆斯林游击队拿去了。这是遗憾的结果，也是奇耻大辱。我很清楚他们都怕死政治委员了，所以一定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强调拿走枪的是美国人，不是阿富汗人。但红军的将官和政治委员都知道他们很害怕自己，因此会认定他们的辩白、他们所说的真相都只是鬼话连篇、可悲的借口。可信度大打折扣，说什么都像在编故事。所以我才认为放他们走是安全的选项。真相显而易见，但红军不会接受的。”

我说：“那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桑森说：“我猜他们比我想的还要害怕，根本不敢回营。他们到处游荡，最后被阿富汗部落的人发现。格里戈里·侯斯是政治委员的丈夫，他怕老婆。他的恐惧害死了他，这就是真相。”

我没回话。

他说：“我不期待有谁相信我。”

我还是没回话。

他说：“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很紧张没错，但我们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也很紧张。现在就够紧张了。如果卡林哥谷的那段故事爆出来，后果会很不妙。冷战会再度开打，只是形式会不太一样。苏联人就某方面来说还有理智，现在这票人可不太有。”

之后，我们两人都不作声，似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桑森桌上的电话响了，是办公室接待小姐打的。她的声音从门外穿进来，也同时从听筒传出，迅速念了一串需要桑森即刻处理的事项。

桑森挂掉电话说：“我得走了。我会打电话请服务员送你出去。”他起身绕过桌子，走出房间。态度坦然，像个无事可隐瞒的清白之人。他丢下坐在桌前的我，房门也没关上。史普林菲也不在，外头办公室里除了接待小姐就没有别人了。她对我微笑，我也对她微笑。没有服务员过来带我。我们的反应总是慢了一步，桑森是这么说的。

我等了感觉很漫长的一分钟后便开始扭来扭去，焦躁不安。

又过了好一会儿后，我从椅子上起身，双手放到背后，来回踱步。

这就是“无事可隐瞒的清白之人在别人的地盘上等待”的模样吧。

我随意的越过桌子，走到墙边，细看那些照片。

我开始数我认得几张脸，第一次得到的数字是二十四。四任总统、九个政治人物、五个运动员、两个演员、唐诺·伦斯斐、海珊、艾儿蓓、史普林菲。

还有一个人我认得。

第二十五张脸。

他出现在所有胜选之夜拍的照片中，站在桑森旁边，笑得万分开怀，仿佛沉浸在任务完成的荣光之中，不太委婉地宣示自己是有所贡献的。他是战略家，谋士，能够操纵他人心智的术士，隐身幕后的政治调停者。

我推测他是桑森的参谋长。

他年纪和我差不多，在所有照片中他身上都沾着彩色亮片或缠着彩带，不然就是脚埋在膝盖深的气球堆里，咧嘴笑得像个白痴，但眼神冷酷，带有工于心计的狡诈机灵。

让我想到列车上那对球员般的眼睛。

我知道史普林菲为什么要带我到自助餐厅再绕回来了。

我知道上一个坐在桑森面前这张访客椅的人是谁了。

我们的反应总是慢了一步。

鬼扯。

我认得桑森的幕僚长。

我之前就看过他。

那时他穿着Chino裤搭高尔夫球衫，坐在凌晨的纽约地铁列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