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是疯子，一个一受惊吓就爱尿裤子而又自我感觉良好的疯子，这样的人总有办法体面地脱身。

——约瑟夫·康拉德（英国小说家）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样的事你可以跟别人去说，对着你家的灶台去说，但没必要对我说。”波利多里奥给自己倒上了咖啡，又用圆珠笔把咖啡搅了搅。蓝色的百叶窗关着，只是从狭窄的缝隙里透过一丝白色的午间热浪。“你也不能不问一声就冒冒失失地闯进来，随便就拽过来什么人。看看这台霍勒内斯计算机！你甚至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不过这跟我也没什么关系。我唯一感兴趣的是：这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如果说是在廷迪尔玛发生的，那么谁是那里管事儿的？就这样吧，东西放那儿，你走人。不，你住嘴，不要唠叨个没完。你都说了一个小时了。现在听我说。”

但是胖子没有听他的。他穿着一身肮脏的制服站在波利多里奥的办公桌前，就像所有其他人一样，当他们不想合作时，就会随便瞎扯一通。如果追问其中的来龙去脉，他们又会胡乱编造出另外一套瞎话。

波利多里奥没有给胖子倒咖啡，也没有让把椅子给他坐，他对胖子以“你”相称，虽然这个男人要比他大三十岁，警衔也跟他一样。通常这是贬损这类人屡试不爽的办法。但胖子似乎对此毫不在乎，他继续无动于衷地讲述着他不久就要退休的事儿，还有那些开着公车外出的旅途经历、花园的建设问题和缺乏维生素的营养状况。他重复了三五遍他那辆车子油箱的容量和他发明的运送犯人的办法，念叨着公正、偶然和不可抗拒的命运等。他用手指了指房间两面的窗户（沙漠和大海）、房门（那条穿过盐场不见尽头的路）和天花板（真主）——下面还悬挂着一架坏了的吊扇，他又用脚踢了踢放在地上的那捆东西（万祸之源）。

所谓的万祸之源是那个被捆住手脚的男孩，名叫阿玛窦。胖子是在塔吉特和廷迪尔玛之间的沙漠里把他逮着的，而胖子在他没完没了的述说中却极少提到这个事实，即便提起，也只是轻描淡写。

波利多里奥问胖子知不知道什么是警察要担负的职责，得到的回答却是：警察工作的成功与否主要是一个技术问题。他问胖子技术跟作案现场有什么关系，得到的回答却是：在绿洲的附近种植农作物有多么不容易。波利多里奥问，农作物跟本案有什么关系，胖子却讲起了供给不足、流沙和缺水问题以及邻里间的相互嫉妒，还有繁荣富裕、电脑智能和高水平的警察组织。胖子又看了一眼那台无法启动的霍勒内斯计算机，带着一副故意着迷的神情把屋子环视了一遍。然后，因为旁边没有椅子，他一屁股坐在了被逮捕的嫌疑犯身上，但整个过程中他始终都在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

“安静”，波利多里奥说，“安静，听我说。”他把两个手掌水平悬放在写字台桌面的上方，然后十指用力地捧住了咖啡杯的左右两边。胖子又唠叨了一遍他刚刚说过的那句话。波利多里奥看到胖子的裤子上少了两粒纽扣，肉肉的耳垂上满是颤动的汗珠。波利多里奥忽然一下子忘了想说什么，他感觉到太阳穴在微微跳动。

他的目光落到了杯中咖啡搅动后产生的无数个小气泡上，这些小气泡现在嗞嗞地汇成了一片。当咖啡的转动渐渐慢下来的时候，小气泡涌到杯子的边缘，在那里叠成了一个圆形的垒墙。他看到每个气泡里都有一个脑袋，正眯着眼注视着他。在小气泡里有一个小脑袋，在中气泡里有一个中脑袋，在大气泡里有一个大脑袋。这群观众一小步一小步挪动着，像军人一样整齐划一，几秒钟后却又变成僵尸一般一动不动。突然间，所有的脑袋都变大了，当波利多里奥深深吐出一口气的时候，他的观众死了一小半。

加油券、黄沙、口蹄疫、多子女家庭、叛军、总统府，波利多里奥知道，胖子不关心的是什么。但是他不知道，胖子关心的是什么。把嫌疑犯移交到塔吉特来其实没有什么意义。波利多里奥猜想，大概是因为胖子或多或少认识他屁股底下的那个人，所以想避免自己卷进去。或者他是想利用这次来海边遣送嫌疑犯的机会办私事，又或者他来这里有生意要做。也许他只是想见识一下港口区。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一切跟钱有关，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最终都跟钱有关。有可能他想出售一些什么东西。他不是第一个想通过出售打字机、空白信笺或公务手枪来补偿欠发工资的村警。如果不是和钱有关，那一定是和他的家人有关。也许他想看看生活在这里的儿子，或者是那个到了已婚年龄的胖乎乎的女儿，或者他自己想去妓院逛逛，或者他的胖女儿自己也在妓院工作，他想把自己的公务手枪卖给她。一切均有可能。

一阵沉闷的闹钟铃声打断了他的思路。波利多里奥从他写字台最底下的抽屉里取出一个布袋子，用手掌在只有他知道的地方砸了一下。铃声戛然而止。他又从同一个抽屉里拿出一盒阿司匹林，不耐烦地说：“够了，快滚吧，滚回到你的那个绿洲去，把那捆东西也带走。”

他从透明的塑料盒里抠出两粒药片。他现在并不头痛，但如果不马上服药，过半个小时头痛肯定会发作。每天下午四点钟的时候都是这样。这种周期性的发作究竟是什么原因，谁也搞不清楚。他的上一个医生看过他的X光片后说，情况的确有点不正常，建议他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给他开了处方，而药剂师却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处方上的这种药物，并把他介绍给一位巫师。这家伙体重只有四十公斤，蜷曲着身体躺在大街上。巫师卖给波利多里奥一张写着咒语的纸条，让他晚上放到床底下。最后还是他太太给他从法国带来了一大盒阿司匹林。

这个病与心理毫无关系。波利多里奥拒绝相信他得的是心理疾病。每天准点在这个时间引发剧烈疼痛的怎么可能是一种心理疾病呢？下午四点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这肯定不是因为工作，休息日的这个时间剧痛也会如约而至。头痛从四点钟开始，直到他晚上入睡。波利多里奥还很年轻，有着运动员的体魄，饮食也跟在欧洲的时候毫无区别。在喜来登大酒店旁边有一家专门供应进口货的商店。当地的水他从来不喝，连刷牙都不用。难道是气候？但他为什么不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头痛呢？

夜晚孤独一人的时候，当酷夏的热浪透过蚊帐向他袭来，当不知其名的海水拍打着不知其名的岩石发出巨大的声响，当各种虫子在他的床底下群魔乱舞时，他断定：这个疾病既不是身体的也不是心理的，真正的原因在这个国家本身。在法国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过头痛的毛病。到非洲两天后，头痛就开始发作了。

他把药片放进嘴里，喝了两口咖啡，在吞咽中感觉到食道里有一阵轻微的压力。这是每天必行的仪式。而这一切今天竟被这个毫无顾忌说个没完的胖子看到了，他不禁感到一种耻辱。他把药盒重新放回抽屉里，说：“你是不是觉得我们这里是专门接收穷乡僻壤疑难杂案的地方？滚回你的绿洲去吧，白痴。”

鸦雀无声。白痴。他等待着胖子的反应。隔了不到一秒钟，反应就来了：胖子睁大眼睛扮了个鬼脸，把嘴嘟成一个小小的圆圈，抬起胳膊懒懒地晃动着。接着他又开始没完没了地说了下去：绿洲、街道境况、霍勒内斯计算机。

波利多里奥到这里上任已经两个月了。两个月来他唯一的愿望就是重新回到欧洲去。抵达这里的第一天他就发现（为了这个发现他付出了一台照相机的代价），面对这么多陌生的面孔，他对人的判断能力完全失灵了。他的祖父也是阿拉伯人，但很早就移民到了马赛。波利多里奥拿的是法国护照，父母离异后他随母亲在瑞士长大。他在比尔上的中小学，后来去巴黎读了大学。业余时间他常去的地方是咖啡馆、电影院和网球场。周围的人都喜欢他，但若与旁人发生争吵时，他们会叫他“黑脚”。要是他的发球更出色一点的话，也许他能成为职业网球运动员。最后他成了一名警察。

就像他人生中的许多其他事情一样，当上警察完全出于偶然。他的一个朋友去参加警察录用考试，邀他一同前往。结果他的朋友被拒绝了，他却被录取了。在他接受培训的那几年里，社会上发生了很多变化，而他却对此一无所知。他对政治没有兴趣。他从来不读报纸。无论是巴黎的五月和楠泰尔的疯子，还是张着嘴大口喘气的敌对方，他对所有这一切都毫无兴趣。对他来说，公正和法律大体是一回事。他不喜欢留长发的人，不过主要是出于审美的原因。萨特的书他只读过十页。他的第一个女朋友跟他分手的时候说过，如果要描述他这个人，说清楚他不是什么还比较容易，而要说清楚他是什么则要难得多。

他娶了第二个女朋友。那是1969年的5月，其实他并不爱她。他的妻子很快就怀孕了。第一年的婚姻生活形同地狱。所以，当上级因为他的阿拉伯语能力推荐给他一份在昔日殖民地国家的工作时，他欣然接受。精美的画册里可以看到美如画的沙漠，还有客厅的柜子里放着的木雕，再加上那些有关祖先的废话。他对非洲实际上一无所知。

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机场里的那股陌生的气味。其次是开始几周里的寂寞，直到他的家人也搬来此地。报纸上的一张照片：旺图山的泰文奈特。朋友寄来的一张明信片：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可恶的臭气，可怕的头痛。波利多里奥开始养成了习惯，只要在街上听到有人说一口纯正的法语，而不是那种好似哮喘病患者发出的咕噜不清的声音，他就会停下脚步，看一眼那些逍遥自在的游客、那些活泼开朗的金发女郎。他提出了调回本土工作的申请，法国的国家机关却取笑他的幼稚。日复一日，周复一周，他变得越来越多愁善感。法国游客、法国报纸、法国商品，甚至那些总是成群结队从山里回来、怀揣着五百克大麻蜂拥而至的浪荡公子和长发披肩的人，他们虽然被他戴上了手铐，但也会让他产生一种莫名的激动。这些人是白痴，但他们是欧洲来的白痴。

胖子还在滔滔不绝。波利多里奥把写字台上的咖啡杯推到一边。他知道自己在犯一个错误。他把双手撑在写字台的边上，探出上身，看着地下。

“二十美元，好不好？”

被绑着的男孩在胖子的重压下似乎睡着了。

“总警长会来找你说话的！”胖子大声叫道，反手一巴掌打在嫌疑犯的耳朵上。

“二十美元外加一篮子蔬菜，怎么样？”波利多里奥重复说了一遍。

“什么？”

“是的，你听好了！”

“是，什么，头儿？”

“给你一些美元外加一篮子蔬菜，为此你在廷迪尔玛击倒了四个人。怎么样？”

“什么？”被绑着的嫌疑犯开始苏醒并兴奋起来，“四个人，在什么地方？”

“在廷迪尔玛，四个白种人。”

“我还从来没有到过廷迪尔玛，头儿，我发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