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意你的说法。不过如果那样干的话，这世上还会有美丽的事物吗？”丹齐尔·坎特科特问。

“别跟我谈什么美丽！”彼得·克劳说，就好像是在学术会议上发言一样。“我只想看到事实。”

丹齐尔没有把事实罗列给克劳，他手里恰好没有这种东西。

丹齐尔·坎特科特站在他房东的小店里抽烟，不断向周围混杂的空气喷吐出形状各异、气息宜人的烟雾。克劳正蹲在离丹齐尔不远的地方补鞋，他一边忙着自己的活计，一边和房客说着话。他个子不高，脑袋却很大，眼里总是充满了感伤的神情。另外，他的气色也不是很好。此时他的腰间系了一条油腻的围裙。丹齐尔穿着一件毛领的厚棉衣，冬天他在公众场合总会穿上这件衣服。一回到家里，他马上就会脱掉这件棉衣，身上只留下一件衬衫。克劳是一个思想者，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他认为自己总会想到一些与众不同的新点子。他头顶的头发越来越稀，好像是想让大脑离现实社会更近一点一样。他经常会为自己没有任何不良嗜好而感到自豪。几乎每个人都有一点小毛病或是某一方面的嗜好，克劳在自豪的同时也会因自己的不合群而感到有些孤独。他崇尚素食主义，不相信任何宗教，推崇共和制度，同时还旗帜鲜明地反对吸烟。对他来说，肉食是禁忌的，酒精是禁忌的，宗教是禁忌的，君主制是禁忌的，烟草更是禁忌。“只有像我这样的普通男人才有可能没有任何不良嗜好。”他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久而久之，“普通男人”就变成了克劳的外号。当星期天早晨他站在自己小店对面的高地上宣讲君主、教士和肉排的罪恶时，“普通男人”的口号声就会有节奏地在演讲间歇时从听众中响起。“我是个普通男人，因此我想知道”这句话像剑一样刺穿了政客们用精美的逻辑编织成的蛛网，以近乎嘲笑的手段揭穿了挂在他们脸上的面具。每当克劳周末下午去维多利亚公园小憩时，“我是个普通男人，因此我想知道”这句话总会把那些所谓的超自然论者打得溃不成军。克劳对《圣经》的理解比大多数牧师都深得多，他的口袋里总放着本微缩版的《圣经》，他在《圣经》中相互矛盾的地方还特意折了角。比如说，一件事情在《旧约·耶里米书》的第二章是这样说的，而到了《新约·哥林多前书》却又反过来讲了。也许这两种说法都没错。但到了克劳这里，他就会把“我是个普通男人，因此我想知道”搬出来和你较真。克劳把大量的时间用在研究《圣经》中互相矛盾的内容上面。发现《圣经》中的矛盾带给他比那些热衷于斗鸡的人的兴奋劲还多几倍的快感。克劳超自然的哲学观使他在周日早间的集会上赢得了信徒们疯狂的拥戴，同时也狠狠地打击了他的那些对手。比如说，他第一个发现了“神是无法运动的”这条道理，因为《圣经》上说“神无处不在”。既然神的身体已经充满了宇宙，他又能运动到哪里去呢？另外他还率先发现了一个令神职人员头疼不已的事实：当住在北半球的伦敦和住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亚的两位教士同时死去的时候，按理说他们应该一起进入天堂。但事实上，他们升天的方向却截然相反。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们都没有一丝一毫相遇的可能。那么，他们是如何进入天堂的呢？抑或根本没有那样一处地方？这时大家的耳边又响起了克劳念经似的声音：“我是个普通男人，因此我想知道。”

我们总会为自己留一些想象空间，它们的存在证明了人性对未知和谬误无法遏制的兴趣。如果哈里特不着急的话，甚至哈里都会花上五分钟时间研究投机性质很浓重的神学。

彼得·克劳不会为家里有丹齐尔·坎特科特这样一个房客而感到不快，尽管坎特科特不谙世事，但至少生活态度还算不错。彼得·克劳对丹齐尔·坎特科特只有一个满意的地方——为此他对坎特科特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敬意。当他和坎特科特讨论现实的时候（他每天平均会和坎特科特聊上两次）往往什么也讨论不出来。不过没关系，他知道坎特科特是个诗人。

他又自顾自继续着刚才的话题。“只有像你这样的人才追求美，而对于老百姓来讲，现实生活中面对的问题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大部分人只看眼前，你们这些诗人就靠边站吧！我们想要的是真实而又有用的东西，判断它的唯一标准是这件东西是否能给这个社会带来好处。事物能否存在，能否长久皆应遵循这个标准。”

“有益于社会！”丹齐尔学着克劳的腔调讥讽道，“什么叫有益于社会？个性是最重要的，必须把伟人列在老百姓之前。不然世界上就不会有伟人了。没有伟人，何来艺术？没有艺术的生活难免会有缺憾。”

“是呀！不过我们会用面包和黄油把你的那点缺憾填上的，”彼得·克劳说。

“就像你说的那样，艺术就是被面包和黄油这类东西扼杀的，”丹齐尔·坎特科特愤慨地说，“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一开始都喜欢在绿油油的草地上追逐着蝴蝶，但到了后来，几乎所有人都会转过身来——”

“去地里搞些吃的，”彼得接过丹齐尔的话头，手里仍然在忙着他的活计。

丹齐尔的眼神里流露出愤怒的光芒。他甩了甩头上的长发，生活对于他来讲是十分严肃的，他才没时间跟别人开玩笑呢！

对天才为什么会留长发这个问题通常有三种解释：首先他们可能把头发会长长这点给忘了；其次是他们比较喜欢留长发；第三种解释可能有点牵强，有些人说艺术家留长发完全是为了省钱，因为长发可以和帽子一样为人遮风驱寒。

鉴于天才的特殊性，你有可能只因身上少带了两个便士便获得这样的雅号。丹齐尔从来没有出现过经济方面的问题，他凭着相貌总能在店家那里得到赊账的优惠。因而当街道上的流浪汉吵着叫他去剪头发的时候，他们并不真是为了理发店的营业额着想。这些闲人有什么理由要提高理发店的收益呢？丹齐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根本不是想给理发师帮忙，而是出于对新生事物的厌恶。丹齐尔混得不错的时候曾经做过编辑，在那些日子里他也不曾想过要去剪头发，在他看来这就和人不会去吞糨糊一样自然。在参孙时代以后，头发就不再有力量了。不然，丹齐尔就会是一个大力士，而不是我们面前这个瘦高、神经质、易受刺激的男人了。他胡子拉碴的，衣服上到处都是褶皱，靴子蒙了一层灰，帽子上也全是尘土。这就是我们那位崇尚美丽的诗人的形象。

彼得·克劳被丹齐尔对轻率言行的谴责所打动，他马上回到了正题上。

“我是认真的，”他说，“蝴蝶对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没有益处，毛毛虫至少还能让小鸟打上一顿牙祭呢！”

“彼得，这话也只有你会说。”接着他脱下帽子，向走过来的克劳夫人行了个礼。“夫人，早上好！”

克劳夫人哼了一声，恼怒地看着丈夫。克劳先生装模作样地缝着鞋子，试图不去理会自己的妻子。他不安地在凳子上挪动着身体，仿佛感受到了妻子的怒气。克劳夫人尖利地咳了一声，克劳先生抬起头来，看到妻子正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自己，他无助地向妻子摇了摇头。即使克劳是站着的，克劳夫人在他面前也会有一股居高临下的气势，但实际上她比丈夫还矮了半公分，这真是一种奇特的景象。

“克劳先生，”克劳夫人故意提高了声调，“我要告诉他喽！”

“亲爱的，别这么着急，”彼得无助地对妻子打着马虎眼，“还是我来说吧！”

“我已经给你留的时间够长了，可你却什么事也没干。如果让你去向一群愣头愣脑的人宣讲进化论和上帝创世纪的关系，或是其他《圣经》中死去人物的传说，尤其是其中那些自相矛盾的说法，你倒是真能说啊！可一涉及孩子们的生计，你却像灯柱一样杵在那里，什么也讲不出来了呀！这里有个人跟你一起住了好几个星期——吃你的喝你的，一点钱都没有付——”

“好了，好了，孩子他妈，别再说下去了，”可怜的克劳先生脸红得跟炭火似的。

丹齐尔好像大梦初醒一样，“克劳夫人，你说的是不是我？”

“坎特科特先生，我还能说谁？你已经在这儿住了七周了，可我连一个便士都没见过——”

“亲爱的克劳夫人，”丹齐尔把纸烟从嘴边拿开，吐出一长串烟圈，“这完全是你的疏忽，为什么要把责任推到我头上？”

“我的疏忽！说得倒好！”

“可不是，”丹齐尔的语气变得更为尖刻。“如果几周前把账单给我，那你早就收到钱了。你怎能指望我去记住那些细枝末节呢？”

“这里可没那么高档。租客应该自觉地付钱——我可没什么账单给你。”克劳夫人在说到“账单”这个词的时候加重了语气，言语中流露出确定无疑的讽刺意味。

彼得拿起小锤向鞋掌上敲着钉子，仿佛想盖过妻子的声音。

“如果你想知道该付多少钱的话，那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一共是三英镑十八便士，”克劳夫人没有理会丈夫的行动，继续说了下去。“在迈尔恩路你可找不到比这更便宜的房子了。如果你碰上别的房东，一块四磅重的面包就要收上你四便士。每周一早上天还没亮，她就会跟在你的屁股后面催要房租了。承蒙你的关照，现在孩子们的鞋子破了我都没法给他们换，每周还要交给学校七便士。再说，圣诞也快到了。”

彼得在听到最后一点时脸抽搐了一下。他觉得圣诞节好像已经提前来临了一样。他和妻子在免费教育这点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彼得认为既然他们把九个孩子带到了世上，那么每周为每个上学的孩子向学校付一个便士就是合理的。而他的妻子则认为，正因为孩子多，政府才应该减免他们的学费。只有孩子少的家庭才有浪费的理由。对于一个在迈尔恩路上修鞋的无神论者来说，能够灵活运用的也只有这笔费用了。这是一个良心的问题，实际上克劳夫人从没真正向学校要求过减免学费，虽然她经常会把这口气出在孩子们头上。他们挨打已经挨惯了。当不挨打的时候，他们就相互扭打在一起。他们是聪明却毫无教养的一群小无赖。老师和父母都对他们头疼不已，他们却像街上那些乱窜的老鼠一样，整天无忧无虑的。

“又在提学费！”彼得恼怒地叫嚷着，“坎特科特先生没有理由为我们的孩子负责。”

“克劳先生，我当然希望不要发展到那个局面，”克劳夫人尖刻地说。“我为你感到羞耻。”扔下这句话后，她毅然决然地离开店堂，向后面的起居室走去。

“别担心，”彼得大声安慰着离去的妻子。“孩子他妈，不必为钱发愁。”

下层社会习惯于把老婆称为孩子他妈；而在相对比较上流的社会，男人们则称呼其为“妻子”。这就像说“股票市场”或是“泰晤士河”这些约定俗成的名字一样，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男人在提到家里的事情时，通常会产生一种难以启齿的感觉。

丹齐尔揿灭了手中的烟蒂，脸上毫无愧疚之意。彼得弯下腰，继续关注于自己的工作，他急促地用钻头钉着鞋掌。两人谁也没有说话，一个流浪艺人在店外的街上旁若无人地演奏着华尔兹，他发现没有人理会自己，于是悻悻地离开了。丹齐尔又点燃了一支烟，墙上那只表面非常脏的钟此时敲了连续十二响钟声。

“你怎样看待共和主义？”克劳问。

“那种低级的玩意，”丹齐尔轻蔑地哼了一声。“如果连君主都没有了，那哪儿还有权威可言？”

“你说什么！你能看见维多利亚女王的权威吗？”

“彼得，你是不是想把我赶出去？你真应该把要账这类的繁杂琐事都留给脑瓜里只想着家务的女人们去干。要我说，共和制度是种非常低级的东西。柏拉图的共和国里从来就不允许有诗人存在，共和制社会里没有适宜诗人发展的土壤。”

“你在说什么胡话！如果大英帝国明天就取消君主制，转而实行共和制，照你的说法——？”

“我告诉你，那样的话，就再也不会有什么桂冠诗人了。”

“坎特科特，现在你和我之间到底是谁无所事事？我对诗人一点也不关心，不过因为你的朋友，我不会把你扔下不管。我是个普通男人，因此我想知道赋予一个人比其他所有人都要大得多的权力到底有什么好？”

“啊！汤姆·莫特莱克以前也总是这么说。等你有了权力，掌握了工会的资金后，工人们一定会把你像旗帜一般举起来，在你身下欢呼雀跃的。”

“那只不过是因为莫特莱克本来就要比他们高出许多罢了。”克劳的眼中闪过一丝忧郁。“这并不能证明我的说法有什么错。我想你对他的看法才是错误的，你总是认为他被民众给宠坏了。在我看来，汤姆是一个很棒的家伙——他的一言一行都闪烁着人性的光辉。我并不否认，他也有他的缺点，我就曾经见到他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间店铺门前责骂已经死去的康斯坦特先生。‘克劳，’他当时这样说道，‘那个男人会给我们大家带来不幸，我不喜欢这种八面玲珑的慈善家掺和到他根本弄不懂的工人斗争中去。’”

丹齐尔不自觉地吹起了口哨。这件事他是第一次听说。

“我敢说，”克劳继续说着，“如果有人让他的影响力打了折扣，他多少会有那么一点妒忌之心。但这一次，他好像并没有妒忌康斯坦特先生。众所周知，他甚至和那个可怜人称兄道弟起来。汤姆不是一个不懂变通的人。不过，这一切都不能证明共和制有什么不好。看看沙皇和犹太人你就应该能明白了。我是个普通男人，但我不想去俄国生活——哪怕把那里的所有皮革都放在我的面前我都不去！作为一个英国公民，尽管要为君主制而纳税，但无论如何，至少在温莎王宫里有那么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在掌管着一切。过几分钟再和你聊，夫人又在叫我了。”

“过几分钟我可要走了。在离开之前我想告诉你，我想应该让你马上知道，在发生了今天这样的事以后，我再也不能像往常那样——应该还算是比较快乐的吧，在这里生活下去了。”

“哦，别这样，坎特科特先生，不要这样说，请千万不要再说这种话了。”矮小的鞋匠祈求道。

“那好，难道你想让我说住在这里一点也不快乐吗？”

“不，不，坎特科特先生。请不要误解我的话。孩子他妈最近对房租的事情特别恼火。你也看到了，她要负责养活这么一个越来越大的家庭，孩子们每天都会比前一天大上那么一点。不过你不必去理会她，等你有了钱再付我房租吧。”

丹齐尔摇了摇头。“不能这么办。我起初来这儿的时候租了你们楼上的房间安顿下来了。接着我又认识了你。我们一起谈天说地，我们谈论什么是美丽，怎样才能对社会有用。通过这些对话，我发现你虽然没什么主见，但是非常诚实，因此我喜欢你。我甚至还和你们家人一起吃饭，在你家的卧室里自由走动，也许是我走得太远了吧。现在，花瓶已经有了裂缝（我指的并不是炉台上的那个），也许瓶里的玫瑰花仍然在散发着香气，但裂缝却再也弥补不了啦。”他感伤地甩了甩自己的头发，摇摇晃晃地走出了店铺。克劳本想跟在他的身后，但克劳夫人还在叫唤着他。他只得遵循文明社会女士优先的礼节。

坎特科特径直（尽管步态松垮，但毕竟路线是直的）走向格罗弗街四十六号，走到门前，他敲了敲房门。格罗德曼的女佣为他开了门。她的脸上坑坑洼洼的，肤色像砖灰一样，举止非常轻浮。

“哦！我们又见面了！”她的声音轻飘飘的。

“不要像小丑那样说话，”坎特科特不耐烦地说，“格罗德曼先生在家吗？”

“不，你吵着他了。”格罗德曼趿着拖鞋走到门边咆哮道，“进来吧。在审讯之后你他妈的在干什么？又喝酒了？”

“我早就戒酒了。自从——”

“那件谋杀案以后？”

“什么？”丹齐尔·坎特科特惊奇地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自从十二月四日以后，我把所有的事情都以那天为基准点来计算了，这和世人用格林威治标准来统计时间是一个道理。”

“哦，”丹齐尔·坎特科特说。

“让我算算，差不多有两周了吧。我还从来没有和酒离开过这么长时间呢！”

“我不知道你和克劳的话谁的更糟一些，”丹齐尔恼羞成怒了。“你们俩完全把我的脑子弄糊涂了。”

“是这样吗？”格罗德曼的脸上露出了微笑。“只是些小玩笑罢了，什么在你的伤口上又撒了把盐？”

“我那本书的第二十四版。”

“谁的书？”

“好吧，就算是你的书吧。你一定在这本《我抓住的罪犯》上赚了不少钱吧。”

“应该说是《我抓住的罪犯》这本书的第二十四版见证了我的成功。”格罗德曼纠正道。“亲爱的丹齐尔，我已经多次向你指出过书中都是在写我的经历，而不是你的，这一点难道你忘了吗？书中的每一个案件都是我侦破的，随便找一个记者都能完成你做的那些事情。”

“恰恰相反，记者的长处是善于揭露事实。这一点你本人都能做得很好——没有谁能比你冷静、翔实、科学地叙述那些案件了。但是，只有我才能把这些干巴巴的事实生动地表现出来，把文章上升到诗作和文学的高度。”

“胡说八道，书的成功完全应该归于其中那些案件。难道这些案子都是你破的吗？”

“格罗德曼先生，你怎么又摆出了警官的架势？”丹齐尔的口气软了下来。

“不——我已经退休了，”格罗德曼笑了。

丹齐尔并没有责怪前警官的失态，反而跟着他一起笑了起来。

“好吧，再给我五英镑吧，我不会再向你要了。我还欠别人钱呢！”

“我不会再给你一个便士了。谋杀发生之后，你为什么无缘无故消失了？我不得不亲自拿起笔给《大千世界》写信。如果由你来执笔的话，你会赚到一个克朗。”

“我最近患上了作家经常会得的指关节痉挛，不能接下你最近给我的工作了。那天早上我不是告诉过你的嘛——”

“谋杀案那天？你好像在法庭上这么说过。”

“确实如此。”

“那是自然，你不是在法庭上宣过誓了吗？我倒真应该谢谢你这么早爬起来告诉我这件事。发病的是哪只手？”

“为什么这样问，当然是右手啦。”

“你不能用左手写字吗？”

“我想我的左手连笔都拿不好。”

“那你的左手也没法拿任何其他的东西吧。你怎么会患上指关节痉挛呢？”

“写得太多了吧。我想这是唯一可能的理由。”

“哦，这我可就不知道了。最近你在写什么？”

丹齐尔犹豫了一下。“我最近在写一篇史诗。”

“这么说来，你欠债就不奇怪了。一英镑够你花的吗？”

“不，那还不够我塞牙缝的呢。”

“给你一英镑，拿着。”

丹齐尔接过硬币，拿起帽子就准备走。

“讨饭的，你难道不想再挣点钱吗？快坐下来帮我写点东西。”

丹齐尔接过纸笔，坐了下来。

“你想让我写什么？”

“就写你的史诗吧！”

丹齐尔的脸红了，但他马上动起了笔。格罗德曼靠进扶手椅，笑意盈盈地看着诗人那副严肃的表情。

丹齐尔写了三行字，接着停了下来。

“你不记得更多的诗句吗？好吧，把诗的开头给我念念。”

丹齐尔读了起来：

当人类初起悖念，采摘禁果之时，

当伊甸园中的圣树发出芬芳的气味时，

人类把死亡带到了这个世界——

“给我停下！”格罗德曼叫道，“你选的主题太过病态点了吧！”

“病态！为什么这么说？弥尔顿也曾选过同样的题目。”

“别提什么弥尔顿了。你带上你的史诗，快离开我家吧！”

丹齐尔起身便走，满脸坑洼的女佣为他打开了门。

“亲爱的，你能把新住处的地址告诉我吗？”女佣挑逗地低声说道。

“珍妮，我没有钱，”他简短地回答。

“你不是拿了一英镑嘛！”

丹齐尔把一英镑扔给她，用力关上了门。格罗德曼听见了他们的低语，不出声地笑了起来。他的听力非常好。大约两年前他提起要招个文字助理，珍妮就把丹齐尔介绍到这里来了，从此诗人就开始为他做各式各样的杂活。格罗德曼认为珍妮这样做一定有她的理由。他不必十分了解丹齐尔和珍妮，就能把他们俩玩弄于股掌之间。他感觉自己还从没遇到过一个自己控制不了的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有拼命想遮掩的事情，你只要装作参透了对方的秘密就可以控制他了。格罗德曼不过是恰好掌握了这门学问。

丹齐尔·坎特科特踉踉跄跄、满怀心事地回到了家，心不在焉地坐到了克劳家餐桌旁自己平素坐惯的那个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