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罗德曼被领进了日理万机的大臣的书房。作为这场骚乱的领导人，格罗德曼也许是大臣所不能拒绝的会面人选吧。当他进门时，内政大臣的脸色如释重负般地亮了起来。在他的示意下，刚才被秘书带进来的最后那封电报又被带回了外间那个办公室。不用说，没有几封给大臣的信件可以真正到他手中。

“格罗德曼先生，我想你来这儿打扰我是有正当理由的，是吗？”内政大臣心情轻松地说。“这理由应当是关于莫特莱克的吧？”

“是的，我有个最好的理由。”

“请坐，继续说下去。”

“恕我冒昧，但您注意过证据的科学性没有？”

“你这是什么意思？”内政大臣疑惑地问。问完话后还露出了一个沮丧的微笑。“我必须这样做。当然我和我的一些前任不同，我没有做罪案律师的经历。但我不会把你所说的证据称为科学，我只会把它作为一个常识性的问题。”

“阁下，请原谅我。这其实正是现代科学中最微妙和困难的一部分。它实际上是关于科学的科学。由培根和缪勒建立的整套归纳逻辑学，不正是对证据的价值进行评判的尝试吗？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那些口口相传的证据确实是作案人留下的。作案人好似一个创造者（请允许我这样说）他在整个事件中运用了许多障眼法，但真正有科学头脑的人在探索这些秘密时，才不会被这种超自然的现象所迷惑。粗俗的民众只能看到那些表面的东西，但具有洞察力的人才知道表层事物最具欺骗性。”

“太有趣了，格罗德曼先生，但这——”

“阁下，请听我把话说完。证据学是非常精细的，需要敏锐的观察和长期的实战训练。如果要透彻地了解人类的心理活动，一定要找那些没有一丁点儿先入为主思想的专家帮忙。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实际上都不会和它的外观完全一致。对于常年埋头于研究室的教授来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对人性的复杂性和阴暗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当把十二个这样的人集中在一起的时候，陪审团就组建成功了。当只有一个这样的人出现在法庭上时，我们就把他称为证人。证人对证据的描述（对事实的观察）被交给那些终其一生都不会认真思考问题的人去评价。证人对证据的评论（对事实的判断）被交给那些可能只会熟练称重的小贩。他们没有能力干好任何一件事——不论是观察还是判断，他们的观察和判断完全被一些互不相连的假想给蒙蔽了。”

“你这是在攻击法官的判决。”

“这倒不尽然，我正准备以科学的态度接受它呢！一般来说，下判决时只会有两个选择，判断的天平大多会引导着人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如果证据恰巧是一位像我这样的专家提供的，陪审团完全可以通过我的眼睛窥探出事件的真相。”

内政大臣不耐烦地跺着脚。

“我才不想听你这种抽象的理论呢，”他说，“你有没有得到什么确凿的新证据呢？”

“阁下，每件事都需要追根究底。您认为有多少证据是彻底的、完全的、简单的、未加修饰的呢？正像一句老话说的那样‘事实，全部的事实，到头来只是事实而已’。”

“应该有百分之五十的证据吧？”大臣的回答让格罗德曼有点哭笑不得。

“还不到百分之五，这不包括记忆造成的错误和天生的观察力缺陷——尽管也发生过在事隔几年之后的审判中，证人仍然能够准确地描述出事件的时间和经过这类奇事，不过这在法学史上也并不多见。阁下，我倒想问问您，您还记得上周一的晚饭吃的是什么吗？还记不记得上周二下午五点的时候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呢？除了生活刻板的人以外，我想任何人都做不到这点。除非目击的事实太令人难忘了。但事实上，最大的障碍是人们通常会犯先入为主的错误。阁下，您是否有过‘哦，我只见过他一次’这种感觉呢？通常我们第一次遇见一个人的时候可以记清对方的模样，下次再见时对对方的印象就会被第一次的记忆所修饰和改变。我们的朋友在我们眼中的形象和他们在陌生人眼中的形象会一样吗？我们的房子、家具、烟斗在我们自己眼中和在外人眼中会一样吗？虽然说起别人来可能会头头是道，但母亲能看到孩子的缺点，热恋中的人能看到情人的短处吗？我们能不能像外人一样审视自己？不，没人能做到。习惯和先入为主的观念改变了一切。每一条被视作外部事实的东西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我们的想象。眼睛有时会只看自己想看的东西，甚至是自己希望看到的东西。先生，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内政大臣点了点头，他开始对格罗德曼的话有些兴趣，不再像刚才那样不耐烦了。门外嘈杂的人声微弱地传到了他们的耳朵里。

“给您举个具体的例子吧。温普先生说当我在十二月四号撞开康斯坦特先生的卧室房门，看到门闩的锁环从门框上被扯开以后，我马上就认为是我自己撞开了锁环。我可以向您承认当时的情况确实就像他说的一样。这就像之前提到的那样，当时我以为自己‘看’到了，实际上却是‘推断’出来的。从另一方面来讲，当您看见火把快速旋转变成圆环的时候，您一定不会认为它会持续旋转下去吧。这和魔术表演是一个道理。就像谚语中所说的那样，‘看见的并不一定是事实，但事实却经常会被我们看见。’说句无关的话，温普在门的事情上和以前一样犯了不可救药的错误。门确实是被严严实实地关上了。我同时也承认如果门闩事先就被破坏了，当我破门而入的时候，我也很有可能认为锁环是被我自己撞坏的。十二月四日以后，我从没想到过这种可能性，直到温普误打误撞发现了这点后我才略有所悟。如果像我这样训练有素的观察者，一个充分考虑过人类固有思想观念的观察者都会犯这种错误，那没有经验的观察者又能怎样呢？”

“你的意思是说你发现阿瑟·康斯坦特的时候他还活着吗？”

“他当时的状态和您昨晚熟睡时一样。”

大臣不说话了，他努力地思考着，想搞明白当时的情势。外面的群众又开始欢呼起来，不过也许只是为了打发时间罢了。

“那么，他是什么时候被杀的呢？”

“被我们发现后，他马上就遇害了。”

“谁干的？”

“请原谅我这么说，您提的并不是一个特别明智的问题。在这点上，科学和常识是一致的。您用穷尽法就可以知道凶手不是我就是达普顿太太。”

“你是不是想告诉我凶手就是——达普顿太太！”

“可怜的达普顿太太。您怎么会把这样一个善良的妇人当作凶手？光凭这点您就不配做内政大臣！”

“难道是你！”

“亲爱的内政大臣，请您镇静一点。没什么可慌的了。那不过是项单纯的试验而已，我想尽量保持那种状态。”

外面的噪音越来越大：“为格罗德曼欢呼三声！加油，加油，加油！万岁！”声音隐约地传到了他们的耳中。

但面色苍白深受震动的大臣还是按下了手边的叫铃。他的内务秘书出现了，他克制住惊奇看着大臣极度不安的表情。

“谢谢您叫来了助理，”格罗德曼说，“我打算请您让他为我干点事。我想他应该会速记吧。”

大臣无声地点了点头。

“太好了。我想把接下来做的这份声明作为第二十五版《我所抓过的罪犯》附录部分的框架——就算是献给这部书的银婚纪念品吧。另外，今天我还打算聘用帮我润色其他部分章节内容的丹齐尔·坎特科特先生，继续担任这部分文章的文学修饰任务。我相信他会从文学的角度把公正体现出来，同样，我相信大臣您也会从法律的角度给我公平。我很确信坎特科特一定能使附录部分达到和其他章节一样的完美水准。”

“坦普莱顿，”内政大臣轻声向手下说，“眼前的这个男人也许是疯了，为解决弓区谜案所做的努力也许迷乱了他的头脑。但尽管如此，”他大声补充道，“你最好还是把他所讲的内容速记下来。”

“阁下，太感谢您了，”格罗德曼真心实意地说，“坦普莱顿先生，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吧。世上的人都知道我从苏格兰场退休前做了哪些工作。坦普莱顿先生，我说话的速度是不是太快了点？有点快？好吧，接下来我会说得慢一点。如果我不自觉地又把语速提了起来，请记得提醒我。我退休以后，猛然发现自己还是个单身汉，想结婚的话未免晚了点。我的时间太宽裕了。我为准备写《我所抓过的罪犯》一书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当书出版以后，我发现每天除了发呆以外，没有什么事可做。我有点存款，投资也非常安全，需要我操心的事情一件都没有。我看不见未来，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在工作中死去。像所有无所事事的老人一样，我生活在过去。我一遍遍地回忆自己以往的功绩，重读自己写的书。我脱离了实际追踪罪犯的刺激感，只能翻来覆去考虑过去的那些案件。当我从一个更真实的角度审视每一个具体案例的时候，逐渐发现罪犯实际上比小流氓更愚蠢。我所追踪的每一桩罪案，不管设计得如何精妙，最终看来只是又增加了一次软弱的失败而已。罪犯往往把痕迹和线索留得到处都是——破烂的边缘，粗糙的角落，罪犯的手段非常笨拙，全无艺术的完整性。我在这些粗陋的案件上所做出的功绩看似很伟大——普通人可能会对我如何能从一张简单的密码表上找到一个关键的字母而感到疑惑不解，但对于我来说这些东西就和它们所隐藏的罪案一样平淡无奇。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利用这一生积累下来的证据学经验，我觉得自己能够犯下不止一起，而是上千起不被人发现的案件。而那些真正的罪犯还在继续犯错，用同样过时的方式暴露出他们自己——没有创造性，没有冲劲，没有独创性，没有新意！想想看全英国竟然会有四万个人犯下相同的罪行！我思考了很长时间以后，逐渐产生了要犯下一桩能迷惑侦察方向的罪行的想法，我可以在脑海中设计出几百个这样的罪行，并通过想象如何去实施它们来自娱自乐。但这些手段真正能行得通吗？很明显如果要试验这些手段的话，唯一的实施者只可能是我。那么还剩下两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犯罪的对象和犯罪的方法。这就只能靠机缘来决定了。我渴望能够马上着手进行谋杀，首先是对付那些最困难的问题，我希望能让世界感到震惊和迷惑，特别是那些曾和我并肩作战的人们。外表上我显得非常平静，像往常一样与人交流。内心里却急于释放迫切行动的冲动感。我陶醉于自己的巧计之中，想象着要把它们用在我遇见的每个人身上。当我和朋友或熟人闲聊的时候，我总会想到怎样才能把对方杀掉而不留下一点线索。没有一个朋友或熟人是没有在我脑子里被杀过的。其中并没有政府官员——亲爱的内政大臣，这一点请您尽管放心，我并不打算搞秘密的、奥妙的、弱智的、不会被发现的谋杀。啊，我该如何向那些平庸的罪犯建议啊——他们只有二流的动机，疲乏的想象，平凡的手段，一点也不懂得克制和艺术感。”

人群又开始欢呼起来。这些不耐烦的观众也许认为没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内政大臣和莫特莱克辩护联合会主席会谈的时间越长，他不再固执的机会也就越大。看来大伙的偶像很快就会得救了，人们的喝彩中混杂着呼叫“格罗德曼”和“汤姆·莫特莱克”的吼声。

“死去的阿瑟·康斯坦特，”伟大的犯罪学家继续说了下去，“他来到这条街上，就住在我家的正对面。我们相识了——他是个可爱的年轻人，一个绝佳的试验对象。我以前从没有对别的人产生过这样大的兴趣。当我们第一次相遇时，仿佛产生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我们彼此吸引。直觉告诉我这就是我要找的人。我喜欢听他充满激情地对我讲述兄弟情谊——我原以为和人讲兄弟情谊和对猩猩、蟒蛇、老虎讲也没有多大区别，他似乎也喜欢从自己肩负的繁忙而又专注的工作中抽出一点时间和我交流。这样一个宝贵的生命将被夺去真是可惜。但我别无选择。十二月三日晚九点四十五分他忽然出现在我家，在之前的庭讯和审判中我自然没有提到过这次来访。他来我家是为了偷偷地向我打听一个我不认识的女孩的事情。他告诉我私下里他借了些钱给那女孩——女孩许诺会在方便的时候还上。他并不知道女孩要这些钱做什么，他记得曾经含糊地鼓励过女孩勇于放弃的行为，只能把这两件事牵强地联系在了一起。自那以后女孩就消失了，他一直为此感到不安。他没有告诉我这个女孩究竟是谁——阁下，当然现在您和我一样，都知道那个女孩的名字叫杰茜·戴蒙德，他只是一个劲地问我究竟怎样才能找到她。他提到莫特莱克第二天早晨会搭第一班列车去达文波特。我早就该把这两桩事实联系到一起组成一条线索了。当他向我絮絮叨叨地询问时，我一下子开窍了。康斯坦特当时已经被牙疼困扰了很久，在我关切的询问下，他告诉我因为牙疼，他每天睡得很少。所有这些条件合起来构成了我最喜欢的一个犯罪场景。我用父辈的口吻向他提出了建议，我先是向他提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寻找女孩的建议，然后让他保证会服下一粒安眠药，以便好好地休息一晚（第二天早上他还要面对艰苦的列车工人会议）。我给了他一粒装在小药瓶里的磺基苯酸。那是一种新药，可以延长睡眠而不影响消化，我自己也在用。他保证一定会服用这种药，临走前我还真诚地劝告他要给门上好闩，再把门锁上以堵住所有可能让冬夜寒风进入房间的孔隙。我告诫他要改掉那些随意对待自己身体的生活方式，他文雅地笑了一下，表示会按我叮嘱的去做。他确实也这样做了。第二天早上没有办法叫醒他的达普顿太太，我很确定会心慌意乱地大声喊叫‘杀人啦！’她就是那样的人。和查尔斯·布朗-哈兰德先生所说的一样，她习惯性地把先入为主的观念当作事实，把推断当作亲眼所见的事。她习惯于把事情往坏的方向想，达普顿太太这个阶层的人都会做出和她一样的反应。她碰巧是一个极易受‘暗示’影响的极好的样本，但我能对几乎所有女性施以同样的影响。弓区谜案的关键就是女性的心理。这里唯一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是，达普顿太太会不会冲过街道请我去开门？女人在危急时刻总会找男人帮忙。我住得离她最近，而且明显是街上最权威的人，我认为她一定会来找我。”

“假设她不来找你呢？”内政大臣忍不住提了个问题。

“那，谋杀自然就不会发生了。或许阿瑟·康斯坦特会自己醒过来，或许别的什么人破门而入后会发现他正在睡觉。没有任何损害，没有比这更明智的了。那天晚上我几乎睡不着觉。想到我将要犯下的惊天罪行，我就燃起了一股强烈的好奇心，迫切想知道温普究竟能不能看出犯罪手段。我还希望能了解杀人犯的心情，我一生都在和他们接触，却没有享受过他们内心深处的极度喜悦——我甚至害怕自己会睡得太死以致听不见达普顿太太的敲门声。那晚我心里老是想着这些事，根本没有好好地休息。我在床上辗转反侧，计划着谋杀康斯坦特的每步细节。时间缓慢而又痛苦地过去了，透过雾气我终于看见了黎明的晨光。我被种种可能性折磨得厉害。最终的结果会让我失望吗？后来我终于听见了盼望已久的声音——由远及近传来女人‘杀人啦’的叫喊声。达普顿太太敲门的声音至今还回响在我的耳边。当时我就起了个念头：‘过去把他杀了！是时候了！’我戴着睡帽，把头伸出窗口，让她等着我。然后匆匆穿上衣服，拿上剃须刀，跟达普顿太太一起穿过马路到了对面的十一号。当我冲开卧室的房门时，阿瑟·康斯坦特睡得正熟，头部枕在双手上。此时我大声喊道，‘哦，天哪’，好像看到了一副可怕的景象。一片血雾顿时在达普顿太太眼前蔓延开来。她蜷缩起身体，向后退了几步，刹那间（我凭直觉感到而不是确实看见）遮住了眼睛以避开可怕的场景。就在那一瞬间我精确地、科学地挥刀切了下去——这一刀切得又深又快，当我拔出剃刀时上面竟没有带上一颗血珠。接着达普顿太太就从手指的缝隙间朦胧地看见一股血流从康斯坦特的喉咙口流出。我马上拿出一块手绢遮住了垂死者的脸庞以免达普顿太太发现他脸皮的抽搐。但正像医学结论上所说的那样，死亡是瞬间发生的。我顺势又把剃刀和空的磺基苯酸药瓶放进了口袋。在一个像达普顿太太这样的人面前，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我诱导她把我的注意力投向关死了的两扇窗户。有些傻瓜一直认为证据里有一处漏洞，因为随后到来的警察只发现有一扇窗是关好的。他们忘了我在向街上的人寻求帮助以后，并没有锁上被我打开的那扇窗。自然而然地，我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向外界寻求帮助。在这段时间里我试图平复达普顿太太的情绪，并像老手一样装模作样地记着笔记。我的目的就是要争取时间。虽然现场并没有什么令我担心的事情发生，但我还是希望在别人到来以前，尸体可以冰冷僵硬到一定的程度。如你所见，医学证据是无法把死亡时间精确到一两小时以内的。我坦率地向后来者说明谋杀看来是刚刚发生的，这打消了人们的一切疑虑。甚至连罗宾逊医生在判断死亡时间的时候，也会想当然地认为死亡肯定发生在我出现在犯罪现场之前的某个时刻。（坦普莱顿先生，请在这里打个问号。）

“在撇开达普顿太太之前，我还想对其中一点多说一句。阁下，既然之前您对我那番科学的言论都听得那么认真，我相信您一定不会拒绝听这最后一点内容。您一定还记得达普顿太太那天早上多睡了半个小时吧，很多人认为这半小时在事件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而恰巧这点（就和无辜的被认为负有极大责任的迷雾一样）是意外发生的，全然与整个事件无关。在所有的归纳逻辑中可以很清楚地发现，在某个事件中只有一些现象是重要的，而且偶然地相互关联着；而另有一个很大的部分是和事件完全无关的现象。但因为对证据的调查停留在一个非常浅显的层次，警察只能对所有的证据给予相同的重视，并千方百计地把每一条证据都串到证据链上。新手总想把所有的事情都解释清楚，但达普顿太太多睡了半个小时这件事和那天清晨的大雾却都是偶然。事件中总会有这样那样无关的细节，真正的猎手自然会允许它们的存在。我甚至也没想到这一切意外的情况会把莫特莱克先生牵扯进来。另外我的女佣珍妮，她在十二月三日那晚提前了十几分钟离开，因此她并不知道康斯坦特先生的来访，这同样是一个与事件有关的意外情况。实际上，正像艺术家和编辑的成功在于他们知道该省略什么地方一样，科学的犯罪调查者应当知道该省略哪些细节。简而言之，解释所有的细节未免太多了点。而太多显然比太少要糟糕。

“再回到我的试验上，成功超出了我之前最疯狂的想象。没人发现哪怕是一丝的真相。难以解决的弓区之谜愚弄了欧洲乃至全世界最精明的头脑。一个活生生的人竟然在一间无法进出的房间里被成功地谋杀了，这实在是太神奇了。我的继任者，令人敬畏的温普先生得出了自杀的结论。照这样下去，这个案子一定会沉睡到我死去——除非他肯借助我的天才智慧。我尝试着置身于事件之外，用旁观者或一个老侦探的角度来审视这桩罪行。我发现这个案子简直做得太完美了，探究者只能得出一个极端简单的答案。案件的每一个部分在我看来都是那么不可思议，如果让我做侦探的话，我首先会怀疑我自己，当然还要加上达普顿太太，总之犯罪者一定在首先进入房间的人中间。我立即给《大千世界》写了封信暗示这一点（信是我用左手书写的，并自称为‘一个用脑子冷静分析问题的人’）。通过把自己和达普顿太太联系在一起，我使人们很难把一起进入房间的两个人割裂开来。把半数事实抛在世人的面前是掩盖事实真相的最好办法。这封匿名信引出了我第二天在报上以真名发表的反驳信。在这封看似因别人引起的长信中，我拿出一些新的证据以反驳自杀的说法。我对没有结论的裁决感到厌烦，希望有人能把我这个犯人给找出来。我比较喜欢被人追猎。

“温普在我那封信的刺激下又重新投入了调查，但不幸的是一路上他竟然不断犯错，由一系列我既无法预知又无法想象的巧合相配合，竟会让世人认为他所说的全都正确。莫特莱克因此被逮捕，后来又被定了罪。温普这下子出名了，这可真让人受不了。我费了这么大的工夫却在他的头顶上增加了几轮光环，原本我还打算好好地出出他的洋相呢！无辜人受难本来就够糟的了，而温普通过这件案子还提高了他并不配得到的声誉，并由此超出了他所有的前任，这实在让人难以忍受。我祈求天地间的神灵推翻那愚蠢的判决，救出被囚者；我向大家揭示出证据的薄弱；我甚至还发动大伙帮我去找那个失踪的女孩；我最后还煽动工友来向您请愿。但令人失望的是，所有的一切都以失败告终。现在我只能打出最后一张牌了，我不能容忍自负的温普作为谜案的解决者而被后人所传颂，我发觉被定罪的人同样可以通过自白来享誉天下。这就是我今晚来自首的原因，不然莫特莱克就没救了。”

“这就是原因？”内政大臣怀疑地问。

“这是唯一的原因。”

当他说话的时候，一阵更为低沉的声浪响彻书房。

“缓刑！加油！加油！”整条街像是地震了一般，格罗德曼和莫特莱克的名字在半空中回荡。“缓刑！缓刑！”接着窗户前就开始响起称颂大臣的欢呼声，甚至在这如潮的呼声中还能听见报童的叫卖声，“莫特莱克被释放了！莫特莱克被释放了！”

格罗德曼惊奇地向街上望去。“他们怎么会知道的？”他喃喃地问。

“这些晚报总会做出些令人吃惊的事来，”大臣冷冷地说，“我想他们早就把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印出来了，”说着他转身面对着秘书。

“坦普莱顿，你是不是把格罗德曼先生的自白都给记下了？”

“每个字都记下了。”

“你现在可以把格罗德曼先生进屋时来的那封电报带进来了。”

坦普莱顿回到外面的房间，把格罗德曼进屋时放在大臣写字台上的电报带了进来。内政大臣静静地把信递给了来访者。这封电报是墨尔本地方警长发来的，电报上说杰茜·戴蒙德刚乘一艘渡轮到了那里，她对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目前她已经踏上了返程的旅途，临行前发表了一份完全支持辩方的声明。

“在对案件进行进一步的调查之前，”内政大臣看着格罗德曼死灰般的脸色，冷酷地说，“我决定对犯人施以缓刑。当你进门时，我正打算让坦普莱顿派个信使到纽盖特监狱给监狱长送信。温普先生的推断不需要你的帮助也能被击碎。你所犯下的没有被温普发现的罪行同样会损害他的名誉。”

突如其来的一声爆炸声震动了房间，和屋外的呼声混杂在一起。格罗德曼朝自己开了一枪（非常科学地）正中心脏。他倒在内政大臣的脚边，一动不动。

站在马车车轴边焦急等待着消息的工友们帮忙抬起了担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