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银边酒吧待了大概一个小时。保琳打了个电话重新调整了她之前的计划，然后我们在那儿一起吃了晚餐。

之后，我们现场点了一个《空中突击队》的广播节目，就节目本身而言，它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但这还不是吸引我的主要原因。这节目我们在别的地方、任何背景下都能听到。除了节目本身的感染力之外，这儿一个新来的音响效果师的技艺也让我痴迷。我觉得他为全新的广播技术奠定了基础。这个小伙子能够在没有演唱或乐曲的情况下摆弄出一串长达五分钟的神奇乐声。既保留悬念，又赋予其清晰的意义。保琳看起来迷惑不解却很感兴趣，我解释说这个家伙有一天会完成整整十五分钟或是三十分钟的纯乐声节目，只有乐声——自然是没有演唱或乐曲，就像一首无词的戏剧，那时广播业也随之繁荣起来。

保琳又打了几个电话，重新调整了其他安排。我想起了第三大道上的吉尔家酒吧。严格意义上，那算不上一个酒吧，也算不上一个夜总会，或许它曾被称为一个小科尼岛，或者仅仅就只是个低档次的酒馆。吉尔称之为博物馆，也许这才是与它相符的名字和描述。

我已经有一两年没去了，但以前我去的时候，吉尔和他的朋友及顾客都会玩一种游戏。在我看来，这游戏一直都是十分值得一玩的。

尽管吉尔家大部分的东西都是一张张涂着油脂的普通邮票，能够以任何娱乐形式迎合形形色色的客户，但它还是有一点不同之处。室内有一个三十英尺的吧台，吧台后面有一个很深的架子，收集并陈列着吉尔那数不胜数的垃圾——没有别的更能恰当地形容它们的词了，吉尔称那个架子为“个人博物馆”。吉尔口出狂言道，世界上任何东西都能在那儿的某个地方找到；那儿的东西，无论是什么，都有一段与他的生活和事业紧密相连的历史。这个游戏就是要说出某个他那儿找不出来的东西来难倒他。

虽然所有人都觉得，在努力难倒他时，我肯定度过了很多快乐时光并花费了大把金钱，但我从未如此。而且，吉尔的逻辑有时候很牵强，故事也不是极富想象力。经常有传言说，每次吉尔被他藏品中所没有的物什难住时，他就会努力去找个等值品，以跟上游戏中那些警觉的学客们的步伐。而且，他在午前和刚过午后的清醒时刻做出的敏捷回答远不及他晚些时候喝醉后说出的答案。

“任何东西？”保琳一边研究着这些收藏物，一边问。

“任何东西。”我向她保证。

我们坐在吧台边，人并不多，保琳有些惊讶地看着对面那一大片带有迷惑色彩的小古玩。那堆小玩意儿的后面甚至还立着一面镜子，就像其他酒吧一样——就我个人经验而言。缩小版的头颅、法郎钞票、马克钞票、联邦钞票、各款刺刀、各种旗帜、一个图腾柱、一个飞机螺旋桨、一些裱好的鸟儿和蝴蝶标本、石头、贝壳、手术工具、邮票、旧报纸——无论望向哪儿，都能看到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同时目光滑过之处能看到更多的东西，直让人眼花缭乱。

吉尔笑嘻嘻地走过来，我能看出他已进入游戏状态。我和他只是面熟。他朝我点点头，然后我说：“吉尔，这位女士想玩游戏。”

“欢迎！”他说。吉尔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头，我曾猜测他五十岁，亦或许五十五岁了。“想让我给您展示什么，小姐？”

“在她拿定主意前，你能给我们两杯掺了姜汁啤酒的威士忌吗？”我说。

他应下我们的单，转身准备去了。

“任何东西？”保琳问我，“无论多滑稽都行？”

“这位女士，这些都承载了吉尔的个人回忆。您不应该把别人的生活称之为滑稽，对吧？”

“他和亚伯拉罕·林肯遭暗杀有什么关系？”

她看着一张泛黄的、放在玻璃框里的报纸，其头版标题就是亚伯拉罕·林肯遭暗杀。当然，我曾经想过同样的问题，我告诉她，这份报纸是他家的传家宝。吉尔的祖父拟的这个标题，他当时正为赫赫有名的记者贺拉斯·格里利工作呢。

“很简单的，”我提示道，“而且别要求女士的帽子。他已经得到了埃及艳后的头巾式女帽，就放在那后面。还有可以冒充任何东西的六个过时的遗物。”

吉尔步伐轻快地将酒送到我们面前，并且给了保琳一个最职业的微笑。

“我想看看蒸汽压路机。”她说。

吉尔的微笑更加深邃了，他走下吧台，回来时手里便拿着一个有缺口的黑色金属滚筒。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某个狂欢夜，它还被当作是克里斯多夫·哥伦比亚的望远镜——一个已被加勒比当地人证实了的遗物，吉尔亲自从他们那儿得来的。

“我无法给您展示整个压路机，女士，”吉尔告诉保琳，“事实是这儿空间不够。等哪天换个大点的地方，我就能扩建我的个人博物馆了。但这个东西是压路机上的安全阀门，就是它。给！”他把它推给她。“这是个非常精巧的装置。您看看！”

保琳接过那个玩意儿，却懒得看它。

“这是你个人博物馆的一部分？”

“上次他们给第三大道铺路，”吉尔向保琳保证，“这个压路机正好在前边那儿爆炸了。这个安全阀门——就是你手里拿着的——像子弹一样嗖地从窗户射了进来，擦伤了我。事实上，我因此落下个疤。看，就在这儿。”我以前就知道那个疤，而他现在又秀起那个疤来了。那个疤是吉尔最大的财富。“这个阀门从压路机脱落下来，有了缺口，您看看就知道了。但是，不管怎样，只要它还在这儿，咳，我就会把它放在吧台后面它当时击中的地方。它是我死里逃生最险的经历之一。”

“我也是，”我说，“当时我就在这儿。你来点什么吗，吉尔？”

“呃，都可以。”

吉尔转过身，欣然地给自己倒了杯酒来真诚地奖励自己。我们举起酒杯，吉尔将他满是白发的大头猛地往后一仰，一干而尽。然后，他又走下吧台招待另一位顾客去了，那位顾客是个外行，大声地要求看一头粉红色大象。

吉尔耐心地给他看，并礼貌地解释着它对自己的意义。

“我喜欢这个博物馆，”保琳说，“但对于吉尔来说，有时一定会感觉糟透了吧。他什么都见过、什么都做过、哪儿都去过、谁都认识，那他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低声说：“历史有如今天，其意义都在于创造明天。”想到这点，我们又再喝了一杯。吉尔回来了，保琳又试验了一把他的回忆。我们三人又喝了一轮，接着又是一轮。

一点钟了，我们都听烦了吉尔的经历，我开始想到自己的人生。

我总能创造更多回忆，我自己创造。有何不可呢？

许多理由牵绊着我。我又一次斟酌了它们，并且莫名其妙地试图再次解释自己知道自己要做的事情。但这些理由都离我而去了。

除了这个简单的解释，我又想出了各种稀奇古怪的解释，但不管是普通的还是古怪的都不够充分；我没有什么特殊理由去做愚蠢甚至危险的事。

或许我厌倦了总是做我应该做的事，更加厌倦了没有做那些我不应该做的事。

这个名叫德洛斯的女人对我的诱惑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们望着彼此，身体犹如形成了一个闭合电路，按下开关，亮起白光，电流随即无形地流入另一具身体，欲望瞬间燃烧起来。

为何不可？我知道这样做的风险与代价。但是，为何不可？或许这些风险与代价至少本身就是理由之一。代价也许很大，它可能需要一些冠冕堂皇的谎言和高超精湛的演技，但是如果我愿意付出那种代价，那又有何不可？当然，危险也将更大。我甚至都不敢去想。

但是，与这个谜一般的尤物待上一晚将会是件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啊，这个谜理应被解开。如果我现在不解开它，我将永远也解不开了。也没人能够解开了。它将会被错失掉。

“嗯？”她开口。

她微笑着，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正想象着和自己的影子争辩，这个影子正站在她幻化成的耀眼光环之后。太不可思议了！影子斯特劳德似乎想说的是：为何不可？不管他是什么意思，我都无法想象。什么为何不可？

我手中握着的杯里似乎有酒，喝完它，我便说：“我得去打个电话。”

“好的。我也要打。”

我是给附近的一个半家庭型旅馆打电话。这个旅馆经理从未让我失望过——我正帮他儿子和女儿顺利完成学业呢，不是吗？——这次也一样。我从电话亭回来后，便说：“我们可以走了吗？”

“走吧。远吗？”

“不远，”我说，“但是比较简陋。”

当然，在那个糟糕且不甚体面的公寓式旅馆里，我不知我们是怎样找到了自我。很显然，保琳认为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我三思了一下，但当我们水乳交融在一起时，我的思虑便被抛诸脑后了。那时我只希望她除了我们自己，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要提。

我想多了。她没有提任何人、任何事。

当时间开始运转，便飞速运转，且秒秒珍贵；当时间停止运转，便消失不见。

伯特·桑德斯——莱克星顿广场旅馆的经理——给了我第五层楼一个房间的钥匙，同时还递过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必须明天中午之前收回房间，因为已经有人预定了。房间本身还不错，我进城时携带的手提包也在这儿，宽敞的家庭式的圆拱形屋顶使我想起我曾经在这住过一两次。

已经三点了，我有点吃惊和沮丧。我从包里拿出半瓶苏格兰威士忌、一件晨衣、一双拖鞋、一本过期的《犯罪资讯》——怎么会在这儿呢？——三卷故事和诗歌、一叠手帕、睡衣和阿司匹林，包里装的主要就是这些东西。我提议：“喝点苏格兰怎么样？”

我们都想喝酒。莱克星顿广场旅馆的客房服务到十点结束，因此，我们往我们的酒里直接兑水，然后喝了。味道不错。此时此刻，时间似乎明显加快了步伐。

保琳躺在地板上，头下枕着枕头。她穿着我的睡衣，愈发美丽动人。我不忘告诉她，过了中午，这个家就不再属于我们了。她迷迷糊糊地劝我不要担心，没关系的。她还问我为什么不继续解说路易斯·帕特森以及现代绘画中较为重要的艺术流派。我有些惊讶地发现我腿上的书翻开着，而我却一直在谈论其他毫无相关的事情。现在我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拿开书，我挨着她在地板上躺了下来。

“别再谈画了，”我说，“让我们来解谜。”

“什么谜？”

“你。”

“我就是个普通人，乔治。没有任何谜可言。”

我记得我说过：“你是最难解的、美丽的、漂亮的、极品的谜。或许压根就解不开。”

我想我当时是看着我们的豪华大床的，它是那么的柔软、厚实且宽大。但它却似乎离我们万分遥远。我就是觉得它太远了。但没关系了。太没关系了。很完美。十分完美。

我想，我再次领悟了我们存在于世的意义了。

等到醒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了那张宽大的床上，独自一人。周围不断充斥着电话铃声、敲门声和嘈杂的说话声。电话离我最近，于是我拿起了它，里面的声音响起：“抱歉，先生，桑德斯先生说您今天没有预定。”

我看向手表，13∶30。

“好吧，已经这个点了。”

我想我是呻吟着又躺回了床上，并吞下床边桌上的一片阿司匹林，这是有人体贴地放在那儿的。过了一会，我走向门口，敲门声和嘈杂的说话声依然响着。门外是伯特·桑德斯。

“您还好吧？”他问道，神色看起来十分担忧。“你知道的，我告诉过你我要预留这间套房。”

“哦，天啊！”

“呃，我讨厌吵醒您，但我们不得不——”

“知道了。”

“我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

“天啊！”

“如果我曾想——”

“知道了。她在哪儿？”

“谁？噢，今天早上大概六点——”

“天啊，算了。”

“我想您应该还想再睡上几小时，但是——”

“知道了。”我找到裤子，掏出钱包，稀里糊涂地把钱付给了伯特。“我三分钟内会离开这儿。顺便问一句，还有什么事吗？”

“没了，斯特劳德先生。只是这间房——”

“没问题。帮我把包拿出去，可以吗？”

他答应了我。我随即边匆忙穿戴着，边环视房间，查找可能遗留的东西，结果发现了一件干净的衬衣。我洗漱了却没有刮脸，还不小心将残留在苏格兰威士忌酒瓶里的酒洒了些在手上。

她是谁？

保琳·德洛斯。贾诺斯的女朋友。噢，天啊！接下来该怎么办啊？

乔吉特会认为我在哪儿过夜？在城里，工作缠身，但是回家有点晚了。好吧，然后呢？

我今天应该在办公室里干什么？

我什么重要的事情也记不起来了，但感觉却也不是那么糟糕。

但主要的问题呢？唉，我现在什么也解决不了。如果我以前也如此这般愚蠢，就什么也干不成了。唉，算了。

我梳完头，刷完牙，系上领带。

我可以告诉在特伦顿妹妹家的乔吉特说，我得工作到凌晨三点，所以不想打电话，怕吵醒家人。理由很简单。以前一直很管用，这次也会管用。必须管用！

我整理好手提包，把它放在房间的中央，好让伯特拿走，然后下楼走到大厅的理发店里。我在那儿快速地刮了脸，又匆匆地吃了早饭，然后又迅速地喝了一杯酒。

我回到办公室时已是下午三点，除了罗伊和我的共同秘书露西尔之外，其他人都不在。她正在我们两人办公室之间的小屋里没精打采地打着字。看见我，她并没有感到惊奇，而我办公桌上也没有任何留言条，只有公司内部的许多备忘录和名单。

“有人给我打电话吗，露西尔？”我问。

“都记在你的便签纸上了。”

“我家里没有来电话？我妻子没给我打过电话？”

“没有。”

所以，一切正常。目前为止，一切正常。谢天谢地。

我回到办公桌前坐下，又吃了三片阿司匹林。这个下午和以往并无两样，除了那些紧张情绪，但它们也确实微不足道。我开始查阅起露西尔罗列的日常事务。所有事情一如往常。一切正常。我没做过什么。谁也没做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