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相安无事地过了两个月。在这两个月里，我和马斐逊为“受资助人”项目整理了数据并做了些基础工作。我们还为五月份的杂志整理出一份有关破产的简报，为六月份的杂志撰写了一个有关买卖孤儿的翔实故事。

这之后，三月初的一个晚上，我情绪低落。我从保密电话服务处要来了想打的电话号码，然后拨过去。当电话那头接通时，我说：“你好，保琳。我是你的律师。”

“噢，是你，”沉默了一会儿后她回答，“哪个律师？”

时值春天。就像以前一样，我说：“第一个。”我们约了个时间去凡·巴特喝几杯鸡尾酒。

乔吉特和乔治娅去佛罗里达了，两天后才回来。厄尔·贾诺斯在华盛顿，至少要待上几个小时，也可能一星期。今天是星期五。

那天晚上下班前，我走进罗伊的办公室，他与埃默里·马斐逊及伯特·芬奇正讨论着。据我了解，埃默里对“无罪恶的明天、科学彰显原因、金融指明途径”满是疑虑。

埃默里说：“理论上，我能明白‘受资助人’完全行得通。从保险费用和商业统计数据来看，我能理解对于少数碰巧受到资助的人来说，它很有效。但是，我不明白的是，如果每个人都属于这个公司的人才库，那将会怎样？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吧？”

此时的罗伊最自信、耐心和善解人意。“这应该是最终结果，”他说，“我认为相当不错。你觉得呢？”

“这么说吧，罗伊。如果一个人被投资了百万美元，实际上也偿还了最初的投资本钱及利润，那么这将会掀起一股吸纳更多受资助人以赚取更大利润的狂潮。很快，除了资助人，每个人都将过上优裕的生活。那这些资助人又能从中得到什么？”

罗伊的耐心很明显被消耗了些。“利润。”他说。

“当然，但是他们能用利润干什么？他们得到了什么？仅仅是一些金钱回报。他们自己本身并没有过上十分富足的生活，大量的钱又都投入了有利可图的新兴产业中。在我看来，似乎深受此项目所害的只有那些推动整个项目运转的资助人。”

“你忘记了一件事：在这个项目实施几年后，那些受资助的人自己便首先将钱投资到原始人才库，因此双方总是这同一运作过程的利益相关方。”罗伊说。

我想，没有我的介入他们也会做得相当出色，于是便离开了。

在凡·巴特酒吧里，我见到了这个漂亮女人，她身着灰黑相间的套装，极其朴素，看起来像是量身定做的，但实际不是。我等了不到十分钟而已。当我们坐下等酒上来时，保琳一脸严肃地说：“我根本不该来这儿，你知道的。直觉告诉我，认识你是件危险的事。”

“我？危险？一个月的小猫见到我靠近都会变得好斗。它们第一次睁开眼睛，将爪子磨得锋利，提前喵喵地叫着。”

她毫无幽默感地笑了笑，又严肃地重复道：“你是个危险的人物，乔治。”

我觉得谈论这个不太合适，于是换了个话题。很快，气氛就缓和了，我们又喝了一杯，过了一会儿便起身去勒莫因餐馆吃晚饭。

过去的三个星期，乔吉特和乔治娅去了佛罗里达，我十分寂寞，因此我觉得自己此刻有说不完的话。我一直说啊说，给保琳讲关于鲸鱼与潜艇对话的故事，讲无声电影时期为何是电影的黄金时代，讲朗尼·特劳特为何是战士中的佼佼者，我还提议开车去奥尔巴尼。

最后，我们真的开车去了。沿着世界上唯一完美的河流边的高原行驶，我再次体验了这种驾车的乐趣。这条河从未发过洪水，也从未干涸过，但我每次见到的它都不一样。我们途经了数站，行驶了大约三小时，便到达了奥尔巴尼。

我一直都很喜欢这座城市，对于随意旅游的人而言，它毫无特别之处，但于我而言，它却是与众不同的，尤其是在立法部门开会期间。曼哈顿缺少的东西，一定能在这儿找到。

经过一番思考和想象，我凭空造了个安德鲁·菲尔普斯-盖恩夫妇的名号登记酒店。然后，我们外出来到一个贵得要命的夜总会，花了点时间吃饭和喝酒、消遣，之后在环境不错而且不太拥挤的舞池里跳了几支舞。但这绝对是一个带着一丝丝春意的夜晚，是经过内心挣扎偷抢而来的夜晚，是值得一度的春宵。

我们中午才吃早餐，随后不久便开始慢悠悠地开车往回返，这次的路线与来时走的不一样。当然，这次我们是沿着另外一条河行驶。当然，我又彻底爱上了它。当然，这是因为保琳的缘故。

我们到达保琳公寓所在的东58号时，已经是星期六的傍晚了。时间还算早，保琳坦言她还有空闲时间，而且是大把的时间。我们便去了吉尔家。保琳大概玩了三轮游戏。我相信，当她要求见爱德华加·爱伦·坡笔下的乌鸦时，吉尔语塞了。但他还是拿出了一个毛绒蓝鸟之类的玩具——这只鸟最后一次换羽相当成功。他解释说这是坡创作的灵感源泉，坡曾私下向他亲密的朋友——吉尔的曾祖父展示过。然后，我想起我开始古玩街探奇已有三个月之久了。

古玩街在第三大道上，从第六十街一直延伸到第四十二街附近。这个城市的其他地方也可能散布着更大、更好、更贵且更正宗的古玩店铺，但它们却不怎么能体现出探险与再发现的精神。在一个风清月高的夜晚，我曾问过第三大道某个店铺是否有哈姆林镇穿彩衣吹笛人的那种笛子，他家恰巧就有。花了十美元买下之后，我忘了该拿它做什么了，于是先把它带到办公室，结果它看起来似乎发挥不了丁点作用；我又把它拿回家，结果不知谁把它弄坏了，然后就不见了。然而，这不是第三大道卖家的错，要是我早知道如何妥善保管它就好了。

这天下午，保琳和我在一些不甚有趣的店里闲逛。这些店里有卖新英格兰早期暖床器的，有卖能变成地板和台灯的纺车的，有卖能兼作摇椅、书柜和茶点车的日常柜橱的，都是些精美实用的东西。与独具匠心的手工艺者的想象力相比，它们更多地反映了二十世纪人们的聪明才智。有些东西很有趣，但还不足以让人为之兴奋。

七点半左右，一些商铺已经关门了，我们来到第五十街上一家堆满物品的普通小店。或许我曾来过，但我记不清了，而且老板似乎也不记得我了。

没有老板的帮助，我自己翻寻了几分钟，都是些之前看过的东西，没有新鲜物什。但我有了足够的时间来回答保琳的问题。不大一会儿，有人进来了，我开始对店铺前面进行着的对话越来越感兴趣。

“是的，我有。”我听到老板略带惊讶地说，“但我不知道它们是否就是你想要的。当然，几乎没有人来这问过画。我只是因为它碰巧被裱上了，就把它放在橱窗里了。它就是你想要的吗？”

“不是，但你还有别的画，对吧？没有裱过的。我的一个朋友几周前来过，他说你有。”

这位顾客是一位体型庞大的黑发女人，穿着邋遢，脸上表情丰富夸张，毫不掩饰。

“是的，我有。但它们有些许瑕疵。”

“我不介意，”她说，“能让我看看吗？”

老板从头顶的架子上找出一卷油画，用力地拉了下来。我已经慢慢地移步到了店铺前面，静静地听着他们的谈话。老板把整卷画都递给了那个女人，我凑过去，下巴几乎都要靠上老板的左肩了。

“你仔细看看。”他对女人说。

他皱着眉转过头来，瞬间，他的一只眼睛里流露出极其可怖的神情，并凝视着我的一只眼睛。我则礼貌性地以好奇的眼神来回应。

“你从哪儿弄来的这些画？”这位顾客问道。

她展开那卷油画布，画大小约是4×5英尺，也有尺寸大点的和小点的。女人倒着研究最上面的一幅画。那是一幅十九世纪格洛斯特满帆快船画，和其他所有以快船为主题的画没有区别，不同之处仅在于上面多了一圈脏脏的痕迹，像扩大版的咖啡圈，圈印的周围是那只船和几英里海洋。所谓的些许瑕疵简直就是说谎。我觉得，那个圈大概有桶盖那么大，或许就是桶盖放在上面留下的印子。

“它们只是一小部分。”老板小心翼翼地对她说。这个高个女人放肆地大笑起来，声音十分刺耳。“什么的一部分？”她问，“纵火材料？或者是用来包装廉价瓦罐所用的WPA材料的一部分？”

“我不清楚它的来源。我告诉过你，它并非完美。”

她把第一幅画插到了最后，一大瓶雏菊便跃入视线。这次谁也没有说话。我一眨眼的工夫，第二幅画就被翻过去了。

第三幅画画的是位于住宅区和垃圾场之间的一所学校。我猜它大致画于15年前，我不认识在上面署名的画家。五六百名优秀专业画家画过同样的景色，有好有坏，这个画家有可能就是其中一人。

“真美，”店铺老板说，“色彩鲜艳。这是真品。”

这个高大直爽的黑发女人继续专心看下一幅画。这又是一幅快船主题的画，画风不同，但也有一个一模一样明显的咖啡圈印子。接下来的一幅画里是一篮子小猫咪。《我的宠物》——我想画这幅画的和蔼老妇人一定是如此给它命名的。不管怎样，这卷画主题各式各样。快船画家画了无数的快船，庭院画家画了数英里的庭院，和蔼老妇人也一定画了数百只猫。我们的画卷里各类画应有尽有。

“恐怕你这儿没有我感兴趣的东西。”这个女人说。

老板沉默着以示认同，而女人重又看回画上。我们一言不发地又看了两幅画，画已所剩无几了。

她又有条不紊地翻开另一幅画，我突然便停止了呼吸。这是路易斯·帕特森的画。主题、处理手段、效果无疑都证明了它出自帕特森之手。它的“兄弟姊妹”正挂在我位于大理石路的家里。其中一幅曾花了我九百美元，其他的也不比这个价位便宜多少，所有的画都是我从第五十七街上定期举办的帕特森画展上买到的。

这位女顾客已经将手指滑到这幅画的背面，试图将它与接下来的那幅画分开，好将它抽出来。就在这时，我清了清喉咙，漫不经心地评价道：“我挺喜欢这幅。”

她看着我，表情并不十分友好，然后把画一转，伸直双臂，将其举到眼前。画有些卷边了，但却没有磨损，除了超大尺寸的咖啡圈印子外，上面还有一些小污点。画的情况依旧很糟糕。

“我也喜欢，”她语气平淡地说道，“但实在是太破了。你要多少钱？”

她无视我的存在，直接冲老板问道。

“呃——”

“天啊，太糟糕了。”

又看了眼画后，她无疑要在老板的要价基础上减半。

“我确实不知该如何给它定价，”老板承认道，“不过，你给十美元就把它拿走，怎么样？”

事实上，我自己也不清楚今天帕特森的画在正规市场上的价值。我知道，它们并非价值不菲；另一方面，尽管帕特森很多年未开画展，而且据我所知她已经去世了，但要说她的作品已完全没有气候了，这似乎不太可能。我花了几百美元买的那些作品，在当时还是相当划算的，之后，这个画家的画价格又上涨了些，虽然只是昙花一现。

我对这个女人微微笑了笑。“我先开口的，”我对她说，然后转向老板，“我给你五十美元。”

老板本该更关注重新修整过的玄关家具的卖价，这时显然也被弄糊涂了，感到十分困惑。我能感觉到他的灵魂瞬间被伟大的电光照亮了：他有个宝贝，有可能是荷兰画家伦伯朗的画。

“呃，我不知道，”他说，“这显然是一幅构思巧妙的画。非常漂亮。我正打算等有空了把整卷画拿去鉴定。这还是我自己第一次认真看这堆画。我想——”

“它不是拉斐尔、鲁宾斯或者柯罗的画。”我向他保证。

他倾身向前，更仔细地看起了这幅画。画上有两只手，一只手递出一枚硬币，另一只手则接过硬币，仅此而已。它完整地表达了金钱的情感、意义和艺术。但是老板却正在将画上右角下的褶皱弄平，那儿清晰地留着画家字迹潦草的署名。我开始全身冒汗了。

“帕什么，”他读道，并仔细研究起来，很快，他的声音里便透着失望，“噢，帕特森，32年作。我应该知道这个名字，可惜忘了。”

我很自然地忽略掉这赤裸裸的谎言。这个大块头黑发女人——长得就像老派的橱柜，也没说什么，她也不需要说什么。显然，她没有五十美元，而我必须要得到那幅画。

“这是一幅非常优秀的画，”老板又开口了，“如果把它清理一下，一定很漂亮。”

“我喜欢它，”我说，“我出五十美元。”

他想要拖住我们，便说：“我猜画这幅画的人为它取名为《劳苦》，或者诸如此类的。”

“我会叫它《犹大》，”保琳开口说，“不，叫《犹大的诱惑》。”

“这儿就一枚硬币，”老板认真地说，“那样的话，就应该有三十枚。”他拿起其余没看过的油画开始浏览起来，依然想留住我们对画的兴趣。一幅画的是一个贮仓，前面站着一头奶牛；一幅画的是一群孩子在街上玩耍；一幅画的是科尼岛沙滩。他发现这些画并没有引起我们的兴趣，便有些沮丧地说：“全在这儿了。”

我平静地冲黑发女人笑着说：“为什么不花五美元买下《格兰街的孩童》呢？我要买下《犹大》。”

她毫无拘束地哈哈大笑起来。这种笑声既不含友善也不含恶意，仅仅就是分贝高。至少我是笑不成这样。

“不了，谢谢。我自己就有一堆孩子。”

“我给你买个画框，一起在这儿给它裱上，然后你就拿回家。”

这又引起了一阵尖叫声，随后变成了狂笑。

“留着给你那五十美元的巨作吧。”她的话里带着嘲笑。

我便尖刻地问她：“难道你不觉得它值那个价吗？”

“任何有价值的画都肯定比那个价高，”她突然怒视着我，“难道你不这么觉得吗？要么，它值十美元；要么，它值一千万美元。”我内心赞同这相当合理的观点，而店铺老板看起来似乎也认同。但我必须要得到那幅画。出这个价不能怪我，因为在经历了我人生最奢华的一周之后，我身上仅剩下六十美元而非一千万美元。“但是，我懂画吗？一窍不通。别把我扯进来。或许某天，”又是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大笑，“我会买合适的壁纸，并留出适当的地方来配《格兰街的孩童》。给我留着。”

她走了。小店里又恢复了安静。我坚持只付我说的数额，一分不多给。最终，我们也离开了，带着我的战利品。

保琳还有时间，于是我们在凡·巴特鸡尾酒廊前停下，我把画放在了车上。当我们点完酒后，保琳却问我究竟为什么要买它，我再次向她描述了这幅画并努力解释买它的缘由。最后，她说她很喜欢，但却还是看不出它的独特魅力所在。

显然，她是个画盲，这不能怪她。许多人生来便是如此，就像色盲和音盲一样。但我还是努力从简化了的抽象艺术派和新色彩强化手法的角度来解释路易斯·帕特森的这幅作品的意义。我说服她说，她一定对这幅画有感觉，不然给它起的名字不会这么恰当。

“你怎么知道这个名字很恰当？”她问。

“我了解它，我感受它。那正是我自己在画中看到的。”

冲动之下，我决定告诉她，犹大一定生来是个因循守旧之人，一个天生随大流、不多加思考的家伙，当他与一群小人——更别提有利可图的事——搅在一起之后，他才彻底丧失了自我。

“天啊，你把他说得像个圣人。”保琳皱着眉微笑着。

我告诉她犹大很可能真是如此。

“像他那样的人，生来注定要顺应大流却发现自己步调不一致，因而必定要经受相当于别人两倍的痛苦。而最终，诱惑力实在太大。像其他圣人一样，当他被诱惑迷住了，便堕落了。但没持续多久。”

“会不会复杂了点？”

“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我这幅画的名字，”我说，“谢谢你的帮助。”

我们举杯庆祝，结果保琳打翻了酒杯。

我慌忙地用手帕给她擦了擦，然后她独自接着清理，我则叫来服务员再点了些酒，他把湿了的桌面也清理了。过了一会儿，我们吃了点东西，喝了更多，也聊了更多。

我们从酒廊出来时，天已经很黑了，我开车经过几个街区便到了东58号。保琳的公寓就在第六十街上那些简朴的印第安永久居民的公寓之中，而我从未进去过。她要求我停到远离大门的地方，并且冷漠地解释道：“我可不觉得带着一个奇怪的旅行袋进去是个好主意，而且还有人陪着。”

这句话没有任何意思，但却提醒了我，我们正在进行着危险游戏，虽小却真实存在，这让我有那么一小会儿感到不舒服。我摆脱了这个想法，什么也没有说，开车驶过这幢楼，在离那个有天篷的、亮着灯的门口半个街区远的地方停了下来。

我下车将她带去奥尔巴尼的轻便旅行袋递给她，又一起站了一会儿。

“我能打电话给你吗？”我问。

“当然，请一定给我电话。但我们必须——呃——”

“当然。我很开心，保琳。所有的一切都非常美妙。”

她笑起来，然后转身离开。

透过她转过去的双肩，我隐约看到一辆豪华轿车停到楼门口对面的路边。我熟悉从车里出来的那个身影以及那辆车。他扭头伸向车里跟司机交代了几句，然后转向我这边停留了片刻。我认出他是厄尔·贾诺斯。

他看见保琳正朝他走去，而我确定他透过她也看到了我。但我想他可能没有认出我，因为离我最近的街灯也还在我的后边。

但是如果他认出我了呢？他并没有拥有这个女人。

他也没有拥有我。

我钻进车里，发动引擎，然后看到他们一起消失在亮着灯的大门里。

因为这不幸会面的场景，我驾车离开时的心情并不愉快，但另一方面，我也没觉得造成了什么无法弥补的损害。

我开车回到吉尔家。如以往任何星期六晚上一样，这儿喧闹无比。我没怎么说话，但喝了很多酒，然后把车开回车库，坐上1∶45的车回家。时候尚早，但我希望下午见到从佛罗里达回来的乔吉特和乔治娅时，我是清醒的。我将坐火车返回到这里，开车接上她们，然后回家。

我把自己的手提包拿回了位于大理石路的家，当然，也没忘了《犹大的诱惑》。我只是把画放在起居室的桌上。它必须被清理、修复和裱框。

睡觉前，我又看了看挂在楼下房间及楼上书房里的帕特森作品。《犹大的诱惑》比它们中任何一幅都好。

突然，我觉得，或许我将成为美国抑或是世界上杰出的帕特森作品收藏者之一。

但上床前，我又打开包，把里面的东西放好，然后把包也收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