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科姆村坐落于堪萨斯州西部高耸的麦田高地上，是一个偏僻的地方，被其他堪萨斯人称为“那边”。这里距科罗拉多州东部边界约七十英里，天空湛蓝，空气清澈而干燥，具有比美国其他中西部地区更加鲜明的西部氛围。当地人操着北美大草原的土语，带有牧场牛仔特有的浓重鼻音；男人大都穿紧腿牛仔裤，戴斯泰森牛仔帽，穿尖头长筒牛仔靴。这里土地非常平坦，视野极其开阔；旅行者远远地就可以看见马匹、牛群以及像希腊神庙一样优雅耸立着的白色谷仓。

霍尔科姆村也可以从很远的地方望见。不过这里没有什么景致，只是一堆参差不齐的建筑。圣达菲铁路的主干线从中间经过，将小村一分为二。这个毫无规划的小村庄，南部流淌着黄浊的阿肯色河，北面是第五十号公路，东西两侧是牧场和麦田。这里的街道没有名字、没有遮拦，也没有铺柏油，因而每当雨雪消融，厚厚的尘土就会变成恼人的泥泞。村的一头有一座荒凉陈旧的水泥建筑，屋顶上立着一块霓虹招牌，上面写着“舞厅”二字，但是舞会早已停办，霓虹灯也有好几年没亮过了。附近还有一幢建筑，也有一块失去意义的招牌，安在一块脏兮兮的玻璃窗上，写着“霍尔科姆银行”几个大字，上面的金粉已经剥落。早在一九三三年，霍尔科姆银行就已倒闭，以前的账房改成了公寓。这里是村里仅有的两座“公寓”之一，另一处房子也是摇摇欲坠，因为当地学校很多教师住在那里，所以被称为“教师公寓”。此外，霍尔科姆大部分住宅都是前门带有门廊的木质平房。

靠近火车站的南边，有一所破败不堪的邮局。女邮政局长面庞瘦削，穿着牛皮夹克、牛仔裤，脚踏一双牛仔皮靴，掌管着这里冷清的业务。车站本身也显得有些寒碜，黄绿色油漆正在剥落。“酋长号”、“大酋长号”、“卡皮坦巨岩号”等著名快车天天从这里经过，但从不停留。事实上，除了偶尔有一辆货车停靠外，所有客车都不会停。公路上有两处加油站，其中一处兼做食品杂货店，但货源奇缺，另一处附设咖啡馆——哈特曼咖啡馆，老板娘哈特曼太太卖三明治、咖啡、冷饮以及三点二度的啤酒。像堪萨斯州其他地方一样，霍尔科姆也是“禁酒”的。

除非你把霍尔科姆学校包括进去，否则这些实际就是霍尔科姆村的全部了。这所十分漂亮的学校揭示了小村破败表象下真实的经济状况：总的来说，家长们还是富裕的。他们把子女送进这所现代化、师资力量雄厚、学制也相当完备的学校——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学生通常约有三百六十名——他们开着一辆辆的汽车，把子女从附近各地送来上学，有的甚至远在十六英里外。农场和牧场上的人家大部分都在室外劳作，他们早先是来自各国的移民，有德国人、爱尔兰人、挪威人、墨西哥人和日本人。他们饲养牛羊，种植小麦、高粱、草籽和甜菜。农民总要靠天吃饭，但是在西堪萨斯地区，农民们却认为自己是“天生的赌徒”，因为他们必须和极少的降雨量（年均降雨量为十八英寸）以及令人苦恼的灌溉问题作斗争。不过，过去的七年，老天很仁慈，一直风调雨顺。芬尼县霍尔科姆村的农家日子过得很不错。他们不单靠农业挣钱，也靠开采当地丰富的天然气捞点外快。崭新的学校，农舍里舒适的布置，以及高高鼓鼓的谷仓，无一不是证明。

直至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中旬的一个早晨，很少有美国人——实际上，就连堪萨斯人在内——听说过霍尔科姆这个地方。就像河里的水、公路上的摩托车、圣达菲铁路上疾驰而过的黄色列车毫不在意这块地方一样，此处从未发生过任何戏剧性事件。二百七十名村民满足现状，安于平静的生活：工作、打猎、看电视、参加学校的社交活动、在教堂里练习唱诗、出席4-H俱乐部的会议。但到了十一月那个星期天的凌晨，几声外来的异响，扰乱了霍尔科姆原有的声息——野狼歇斯底里的嚎叫，风吹枯草刮过大地的干裂声，以及火车头渐去渐远的汽笛鸣响。当时，霍尔科姆正沉浸在睡乡之中，竟然没有一个人听见。四声枪响，共夺去了六条人命。打这以后，向来不加防范、夜不闭户的村民们发现：疑神疑鬼的念头改变了他们，那阴森的枪声在多年老邻居之间点燃了猜忌的火花，他们像陌生人一样怪异地互相打量。

四十八岁的河谷农场主赫伯特·威廉·克拉特，最近因为要买人寿保险的缘故，刚刚做了一次身体检查，得知自己的健康正处于最佳状态。他戴着无框眼镜，不到五英尺十英寸的中等身材，但却很有男人气概。宽阔的肩膀，乌黑的头发，下巴方方正正的，一张自信的面孔充满了健康的朝气。他的牙齿完好无缺，结实得可以咬碎核桃；体重和当年从堪萨斯州大学农学专业毕业时一样，还是一百五十四磅。与住在附近的泰勒·琼斯先生相比，克拉特先生不算是霍尔科姆最富有的人。但是，他的名气却是最大的，在附近的加登城也同样受人爱戴。他是县筹建委员会的负责人，最近主持修建了第一卫理公会教堂，那是一所耗资八十万元的大手笔。他最近还当上了堪萨斯州农业组织联合会的主席。此外，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他一直是联邦农村信用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所以在美国中西部的农家中，他也是有口皆碑的人物。

克拉特先生确信，他的人生希望至今多半如愿以偿。他左手曾被农业机械弄伤过，残存的那只手指上戴着一枚普通的金戒指，那是他婚姻美满的象征：二十五年前，他与自己心爱之人缔结良缘。她是他一位大学同窗的妹妹，羞涩、虔诚、优雅，名叫邦妮·福克斯，比他小三岁。邦妮为他生了四个孩子，三女一男。大女儿伊芙安娜已经出嫁，生了一个儿子，现在有十个月大了。她住在伊利诺伊州北部，但是经常会回霍尔科姆的娘家。实际上，两个星期之后她和家人就要回来，参加家中举办的克拉特家族感恩节大聚会。（克拉特家族起源于德国，那时名字或许拼作克洛特，首批克拉特家的移民于一八八〇年抵达这里。）他们邀请了五十多个亲属，甚至远在佛罗里达州帕拉塔卡的几位也要赶来。二女儿贝弗里现在不住在河谷农场，她已去堪萨斯城学习护士专业，和一位学生物的年轻人订了婚。克拉特先生很欣赏这个小伙子，婚礼定于圣诞节时举办，请柬都已经印好了。家中留下的是十五岁的儿子凯尼恩——他现在长得比父亲还高，以及比凯尼恩大一岁的三女儿南希，她可是全镇人的宠儿。

说到克拉特先生的家庭，有件事令他很不安，那就是妻子的健康。她有点儿“紧张”、“容易眩晕”，这是和她亲近的人委婉的说法。“可怜的邦妮正在受折磨”，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人们都知道近五六年她经常去看精神科大夫。然而，阳光最近也照在了这个阴暗之处，邦妮的病有了治愈的希望。上个星期三，她从威奇塔城的韦斯利医疗中心疗养两周回来，给家人带来了难以置信的好消息。她高兴地告诉克拉特，医生最终确诊了，她的病根不在脑子里，而在脊柱上——她的病是生理上的，是一块脊椎骨错位造成的。当然，她必须动一次手术，术后她就会再次成为以前的自己。难道长久以来的紧张、离群索居、锁上门躲在枕头里哭泣，这一切都是一块脊椎骨引起的？果真如此，那么克拉特先生在感恩节餐桌上致辞时，真的应该作一番祷告了。

通常，克拉特先生早晨六点半就起床了，牛奶桶的咣当声和男孩们的窃窃私语总在这时把他吵醒。两个男孩是雇工维克·伊尔斯克的儿子，每天牛奶都是由他们俩送来。但是，今天克拉特先生却一直躺在床上，任凭伊尔斯克的儿子来来去去。这是因为昨天晚上，也就是十三号星期五，他太累了，虽然部分原因是兴奋所致。昔日的邦妮复活了，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仿佛为了预告她即将恢复常态、重获活力，她涂上了口红，不怕麻烦地做了头发，还换上一身新衣服，陪他去了霍尔科姆学校。学生们正在演《汤姆·索亚历险记》，南希在剧中扮演贝基·撒切尔。观众对演出报以掌声。看到邦妮出现在公众场合，略带紧张地微笑着与人交谈，克拉特先生非常高兴。他们夫妻俩也都为南希感到骄傲。她演得太好了，台词背得滚瓜烂熟，正如他在后台向她表示祝贺时说的那样，南希看起来“美极了”，“宝贝，你是一个真正的南方闺秀”。南希的举止的确端庄，她穿着带花边的裙子，一边向父亲表示感谢，一边问他可不可以开车去加登城，那里的剧院当晚十一点半的特别场要放一场“恐怖电影”，她所有的朋友都去。要是在别的情况下，克拉特先生早就拒绝了。他定的家规是一定要遵行的，其中一条是：南希，包括凯尼恩，必须在晚上十点之前回家，周六可以延长到十二点。但是受那天晚上亲切氛围的影响，他同意了南希的请求。当夜，南希将近凌晨两点才回到家。他听见南希进来便把她叫了过去，他并不是那种轻易动气的人，只不过确实有些事必须跟南希说说。回家晚点儿倒没什么，要紧的是那位开车送她回来的年轻人，博比·鲁普，学校篮球健将。

克拉特先生是喜欢博比的。博比虽然只有十七岁，倒却相当可靠且彬彬有礼。只是三年来，尽管南希获准可以“约会”，但像她这样一个俊俏而惹人喜爱的姑娘竟从未和别人出去过。克拉特先生明白，对现在的少男少女，“山盟海誓”甚至“互换订婚戒指”，已是潮流风尚；但不久前有一次偶然撞见女儿正在和博比接吻，他很不赞成他们小小年纪就这么难分难舍。打那以后他就暗示南希，“别和博比见面太频繁了”，劝告她从现在开始就慢慢冷下来，总比日后突然分手要少伤点儿感情。他提醒南希，分手是必然的。鲁普家信奉的是天主教，而克拉特一家人都是卫理公会教徒，这个现实本身就足以使她和这个男孩有朝一日成婚的梦想化为泡影。南希是理智的，不管怎么说，她从不争辩。此刻，在道晚安前，她向克拉特先生保证会逐渐和博比脱离关系。

这件事打破了克拉特先生通常在十一点休息的习惯。结果，到了第二天，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四日星期六，当他醒过来时已是七点多了。他的妻子一般睡到很晚。克拉特先生刮了胡子，洗漱完毕，穿上裤子、牛仔皮夹克以及柔软的马靴，他做这些时并不担心会吵醒妻子——他们不在一个卧室睡觉。这是一幢十四个房间的砖木双层住宅，几年来他一直单独睡在一楼的主卧。克拉特太太的衣柜还在这里，为数不多的化妆品和一大堆内服药也放在隔壁用蓝色瓷砖和玻璃砌成的浴室，但她却住在伊芙安娜以前的卧室，和南希与凯尼恩的一样，都在二楼。

这幢住宅建成于一九四八年，当时花了四万美元，很大程度上都是克拉特先生自己一手设计的。即使装饰方面并不是那么讲究，却也显示出设计者是个沉着而有眼光的建筑师，现在这幢房子可以值六万美元。成排的中国榆树掩映着一条长巷似的甬道，这座漂亮的白色住宅就位于甬道的尽头，坐落在一片开阔整齐的百慕达草坪上。这是一处霍尔科姆居民艳羡的名宅。室内地板上铺着一方红褐色地毯，松软而富有弹性，减弱了地板的反光，还可以消除地板的噪音；起居室内，设有一张特大的新式长沙发，罩着缀有银色碎点的椅套；客厅一角为早餐区，摆着一张蓝白相间的塑胶制可转动餐桌。这种家具风格正是克拉特夫妇喜爱的，他们认识的绝大部分熟人也都喜欢，那些人家里的布置大体与之类似。

除了周一到周五有一名女管家来帮忙做家务外，克拉特夫妇没有请别的帮手。因此，自从妻子生病、大女儿出嫁后，克拉特先生不得不自己学会做饭；他或者南希——主要是南希——要做全家的饭菜。克拉特先生愿意做家务，而且擅长此道，在堪萨斯州没有哪个女人烤的咸面包能比他的好，他做的椰蓉点心在慈善糕点的义卖中也是最畅销的。不过，他自己的胃口倒不大。他和其他庄稼人不同，颇喜欢简单的早餐。每天早晨，一个苹果、一杯牛奶对他而言已足够了。他既不喝咖啡，也不饮茶，总是习惯于半空着肚子开始一天的工作。实际上，他不碰任何刺激性的东西，哪怕温和些的也不行。他不吸烟，当然也不喝酒。事实上，他从没尝过烈酒，还有意地回避那些嗜酒的人。但这并未缩小他的社交圈子，因为他交往的核心人物都是加登城第一卫理公会的成员，这是一个人数达一千七百多人的组织，其中大部分人都像克拉特先生一样饮食有度。而且，克拉特先生待人谨慎，他很小心避免自己的观点让别人难堪，在他的圈子之外，他从不对别人品头论足；但是在家庭内部和河谷农场的雇员中，他却坚守自己的看法。“你喝酒吗？”这是他对来此谋生计的人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即使申请者说自己不喝酒，他还是会拿出一份合同，声明一旦发现雇员“暗中藏酒”，整个合同就立刻作废。一位经营牧场的朋友林恩·拉塞尔，有一次对他说：“你毫无怜悯之心。赫伯，我敢发誓，要是你发现了某个雇员在饮酒，他肯定会滚蛋。哪怕他一家老小正在挨饿！”这可能是克拉特先生作为雇主受到的唯一批评。除此之外，他以公正和宽厚闻名。实际上，他给雇员的薪水十分优厚，而且还经常发奖金。为他工作的人，有时多达十八个，实在是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克拉特先生喝罢牛奶，戴上一顶羊毛衬里的帽子，拿了一个苹果便出门去查看早上的活计了。这是一个吃苹果的好天气。强烈的阳光白晃晃地从一碧如洗的天空倾泻而下，东风吹拂着中国榆树的残叶，发出沙沙的声音。秋天弥补了其他季节给堪萨斯州带来的苦头：冬天，从科罗拉多刮来的寒风肆意暴虐，及腰的大雪冻死了大批羊群；春天，满地泥浆，怪雾弥漫；夏天，乌鸦都找不到很小的一块阴凉，成片的褐色麦秆直直挺立着，像着火了一样。过了九月，这种天气就到来了，深秋初冬季节，风和日丽的宜人气候有时会持续到圣诞节。克拉特先生一边盘算着该如何利用现在这个好时节，一边信步往粮仓旁的畜栏踱了过去。他的混种牧羊犬就跟在身后。

他的农场共有三个谷仓，其中一个庞大的活动棚屋内，堆满了快要溢出来的西部地区出产的高粱；另一间谷仓则堆着小山似的黑色耐旱高粱，价值十万美元，这可是一笔巨款。单单这个数字，就几乎相当于克拉特先生一九三四年全部收入的四十倍，甚至还要多一些。那一年，他和邦妮·福克斯结婚，夫妻俩从故乡堪萨斯州的罗泽尔搬到了加登城。在那里，他当上了芬尼县农业社的一名助手。仅仅过了七个月，他就获得了提升，成了该机构的头头。

他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九年任职期间，是该地区自从白人定居以来条件最艰苦、最穷困潦倒的岁月。年轻的赫伯·克拉特富有头脑，拥有现代化、高效率的耕种技术，他正是政府与当地农民之间最适当的联系人选，这些前途茫茫的农民正需要这么一个乐观且受过专业训练的年轻人来指导。他看起来精明能干。不过，他并没有就此止步。作为一个农家子弟，他从一开始就想经营一个属于自己的农场。抱着这个想法，四年后他辞掉了农业社的工作，用借来的钱，租了一块土地，建立了河谷农场。

芬尼县的几个保守主义者抱着看笑话的心态仔细观望，这些守旧的老家伙喜欢以这个年轻的县农业社员在大学里的那套观点来奚落他。“赫伯，很不错呀。你总是知道在别人的土地上种什么是最好的。你告诉别人，在这块地上种这个，在那块地上修那个。但是，如果那块地是你自己的，你说的恐怕就不大一样了吧。”他们错了。这个“自命不凡者”的试验成功了！主要原因是，开始的几年里，他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当然也有过一些挫折：小麦歉收了两次；一个冬天的一场暴风雪，损失了好几百只羊。但十年之后，完全属于克拉特先生的土地已经超过了八百英亩，还有三千多英亩的土地是租来的，他的那些庄稼朋友们也不得不承认，那是“一片相当肥沃的土地”。小麦、高粱和合格的牧草种子，这些都是农场繁荣的基础。牲畜——羊，特别是牛——也同样重要。虽然畜栏简陋，但是人们不会因此怀疑河谷农场的实力，因为仅赫里福种牛，克拉特先生就有几百头。畜栏有专门的用途，用来饲养病牛、奶牛、南希的猫，以及一匹被全家人视为最爱的马。这匹又老又肥的马名叫“宝贝”，它性情温和，宽阔的后背常常能驮三四个小孩子。

此时，克拉特先生正在用苹果核喂“宝贝”，向在畜栏内耙碎草的男人道了声早安，他名叫阿尔弗雷德·斯托克莱因，是唯一住在河谷农场内的雇员。斯托克莱因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孩子住在离主屋不到一百码的一处房子内；除了他们，克拉特一家在方圆半英里就没有别的邻居了。斯托克莱因长着一张长脸，满口黄牙，他问克拉特先生：“今天您有什么特别的吩咐吗？我女儿病了，我老婆和我昨晚忙了大半夜。我想带她去看医生。”克拉特先生关切地询问了孩子的病情，嘱咐他早上的活就不用干了，如果需要他或太太帮忙，尽管告诉他们。之后，狗跑到克拉特先生前面，他紧随其后，向南边那片麦田走去。收割后的麦茬呈现出闪闪发光的金黄色。

河流在他前进的方向延伸，河岸附近是一片果树林，种着桃子、梨、樱桃和苹果。在当地人的记忆里，放在五十年前，一个伐木工人不到十分钟就能把堪萨斯州西部的树砍个精光。即使在今天，也只有像仙人掌一样耐旱的棉白杨和中国榆树能在这里种植。然而，正如克拉特先生经常说的那样：“只要多下一些雨，这片土地就能变成天堂，变成人间的伊甸园。”沿河种上一小片能结果实的树是他奋斗的目标，不管下不下雨，一定要使这里成为一小片乐土，一座绿色的、飘着苹果香味的伊甸园。他幻想着出现这样的美景。他妻子曾说：“我丈夫对那些树比对孩子还关心。”在霍尔科姆，每个人都记得一架失事的小飞机在果园中坠毁的事。“赫伯十分恼火！天呀，飞机的螺旋桨还没停止旋转，他就把飞行员告上了法庭。”

克拉特先生穿过果园，沿河继续向前行走，河流在这里变窄了，点缀着片片汀洲。在河流中间有一片柔软的沙地，以往的那些星期天或炎炎夏日，邦妮“身体还吃得消”的时候，就用车把野餐篮子运到这儿来，一家人在此垂钓，消磨一个下午。克拉特先生很少碰见有人擅闯他的领地；这里离公路有一英里半，只有几条偏僻的小路与之相连，因而不是陌生人偶然出现的地方。但此时，却有一群人迎面而来。特迪（他的狗）狂叫着向前冲过去，向这伙人发出挑战。但特迪的表现真是奇怪。虽然它是一个出色的岗哨，警惕性高，随时准备着扑上前去，但它的英勇却有一个缺陷：只要一看到枪——就像现在一样，这群入侵者手里拿着枪——它的脑袋就立刻耷拉下来，尾巴也夹了起来。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没有人了解它的过去，只知道它是凯尼恩几年前收养的一条流浪狗。

拜访者原来是五个从俄克拉荷马州来打野鸡的猎人。捕猎野鸡是堪萨斯州十一月里的大事，吸引了邻近几个州的大群猎户。上个星期，这些头戴花格呢帽子的人就成群结队地向这秋季的旷野涌来。那些饱餐了麦壳的野禽，在鸟枪的枪林弹雨中，有的被惊飞，有的饮弹而亡。按规矩，猎人们如果不是应邀而来，应该向土地的主人交一笔费用，以获许在人家的土地上追逐猎物。但是当这几个俄克拉荷马州的猎人主动提出这一点时，克拉特先生乐了。他说：“我还没穷到那个地步。去吧，不管打多少都带走吧。”然后，他碰了碰自己的帽檐，向家中走去，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他并不知道这是他的最后一天了。

这个年轻人正在“小宝石”咖啡馆吃早餐。他和克拉特先生一样，也从不喝咖啡。他宁愿喝沙士。三片阿司匹林、冰沙士、几根摩尔香烟，这就是他的早餐。他一边喝着饮料、吸着烟，一边研究摊在他面前柜台上的一张从菲利浦六六加油站拿的墨西哥地图。因为正在等一个朋友，他很难集中注意力，那朋友偏偏又迟到了。他向窗外看去，小镇街道寂静无声，昨天是他第一次来到这里。仍旧没有迪克的影子，不过他肯定会来的。毕竟，会面是迪克的主意，是他制订的计划。完事后，下一站是墨西哥。

地图因为翻动太多，已被揉得破破烂烂，软得像一张羚羊皮。在他暂住的旅馆房间角落里，像这样的地图还有几百张：美国各州、加拿大各省以及南美洲各国。这个年轻人经常幻想旅行。不过，他实际去过的地方还真不少：阿拉斯加、夏威夷、日本和香港等地。现在，由于收到一封信，一个请他去实现一项计划的邀请，他带着自己的全部家当来到了这里。一只硬纸板做成的手提箱，一把吉他，两只重得要命的大箱子，里面装满了书、地图、歌词本、诗集和旧信。第一次看到这些箱子时，迪克的脸色都变了。“上帝啊，佩里，你带着这些破烂儿到处走？”佩里说道：“破烂儿？其中有本书还花了我三十块钱呢。”

此时，他正在堪萨斯州的小奥莱西镇上暗自想着。有件事，实在很可笑：仅仅四个月前他获得假释出狱时，还对州假释委员会和自己发誓说，有生之年绝不再踏进堪萨斯州半步！没想到如今又回来了。不错，没隔多久。

地图上布满了用墨水圈起来的名称。科苏美尔是墨西哥尤卡坦半岛海岸线以外的一座岛屿，他曾在一本男性杂志上读到过，在那座岛上，你可以“脱掉衣服，轻松自在地过着像王侯一样的生活，每个月只花五十美元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任何女人！”他还在同一篇文章里读到了另外一些令人想入非非的句子，“科苏美尔是一个没有社会、经济和政治压力的世外桃源，政府在岛上没有一兵一卒”，而且“每年都有成群的鹦鹉从大陆飞过来在岛上产卵”。阿卡普尔科的深海捕鱼，肆意的赌博以及饥渴的阔女人。妈妈山有挖不尽的金矿，《浴血金沙》这部电影他看过八遍。这是亨弗莱·鲍嘉主演的最好的电影，这个老家伙扮演的那个淘金者令佩里想起了他的父亲，两个人都一样了不起。没错，他告诉迪克的话都是真的：他的确知道淘金的内幕，是父亲一手传授的——他是个职业的淘金者。那为什么他们俩不买两匹驮马，到妈妈山去碰碰运气呢？但是，迪克，他太现实，他说：“还是算了吧，亲爱的。我看过那部电影。到最后，个个都玩儿完了，又是疟疾，又是吸血虫，人人染上一身瘴气。还记得吗，最后一阵大风吹过来，人和金子全刮跑了？”

佩里合上了地图。他付过饮料钱后，站了起来。坐着时，他看起来好像比常人魁梧，强壮有力的肩膀、手臂，就像一个正蹲着运气的举重大力士。（事实上，举重正是他的业余爱好。）但是他身上的某些部位和其他部分并不协调。那双包裹在带钢扣的黑色短筒靴里的小脚，如果穿上女士们精致的跳舞鞋可能更合适些；站起来的时候，他不会比一个十二岁大的孩子高多少，两条摇摇晃晃的短腿似乎不足以支撑成年人的身躯，看上去奇形怪状的，不像一个身材出众的卡车司机，倒像个退休的赛马骑师——已过盛年，肌肉松弛。

佩里站在杂货店的外面，全身笼罩在阳光中。还有一刻钟就到九点了，迪克晚了半个小时。不过，如果不是因为他在家的时候反复强调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每一分钟都很重要，佩里是不会注意到时间的。对他而言，时间几乎无足轻重，他有许多打发时间的法子，照镜子就是其中之一。迪克曾说：“每次你一看镜子就仿佛丢了魂一样，好像看见了什么天仙般的小骚妇。天啊，你就不觉得腻吗？”佩里不但不感到厌烦，反而被自己的脸深深地迷住了。每一个角度都会产生不同的印象。这是一张变化莫测的脸，照镜子的实验已经教会他唤起各种变化，怎样一会儿看起来凶神恶煞，一会儿看起来天真顽皮、充满热情；头这么一歪，嘴唇这么一抿，一个堕落的流浪汉就变得温文尔雅、风流倜傥。他的母亲是纯种的切诺基人，他的外貌完全是从母亲那儿继承来的：碘酒般的肤色、黑而湿润的眼睛，黑色的头发保养得油光锃亮，浓密得好像和连鬓胡子连成一片，额前还留了一绺滑溜溜的刘海儿。而他父亲，一个长着雀斑的红头发爱尔兰人，留给他的就没那么多了，仿佛印第安人的血统已经完全掩盖了凯尔特人的特征。只有粉红色的嘴唇和看起来得意扬扬的鼻子证实着它的存在。而在他弹起吉他、唱起歌来的时候，他的活泼淘气以及爱尔兰人盛气凌人的自我吹嘘个性，就会占据主导地位。唱歌，尤其是幻想当众表演，是他另外一种消磨时间的方式。他总是在脑子里设想同样一个场景：一间拉斯维加斯的夜总会——巧的是拉斯维加斯正是他的家乡——优雅的房间里挤满了来捧场的知名人士，他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位轰动一时的新星身上，听他演唱《后会有期》。最后，再献上一首最近自己创作的歌曲：

每年四月，鹦鹉一群又一群，

红色的、绿色的，

还有橘红色的，

飞呀飞，飞过头顶，

我看见它们飞呀飞，我听见它们高高在天上歌唱，

唱着歌儿唤来四月的春光……

（迪克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说：“鹦鹉不唱歌。它们说话，也许还大声嚷嚷。但是鹦鹉绝对不唱歌。”迪克太现实了，他不懂音乐和诗歌。你认真思考这一点就不难发现，迪克的讲求实际，他对每个问题的实用主义的态度，正是吸引佩里的主要原因，这使得迪克看起来如此坚强，如此不可战胜，有“地地道道的男子汉气概”。）

对拉斯维加斯的幻想尽管令人陶醉，然而和他想象中另外一个场面比起来，还是逊色很多。自童年开始，三十一年来他有一半时间是在订购各种印刷品（“潜水发财好机会！业余时间在家中训练。潜水快速赚大钱。免费小册子！”）和回复广告（“沉没的财宝！五十张正版地图！千载难逢的良机！”）。这些东西唤起了他对冒险的渴望，使他的想象活跃起来，他一次又一次地梦想穿过那陌生的海域，潜入那绿色幽暗的海洋，从眼露凶光的守护鱼群旁边游过去，奔向前方隐约显现的庞然大物——一条西班牙大帆船！船上装满了钻石、珍珠和一箱箱的黄金。

汽车的喇叭响了。迪克终于出现了。

像往常一样，总是凯尼恩在大喊大叫。他的叫声不断地传到楼上：“南希，下来接电话！”

“哎呀，凯尼恩！我听见了。”南希穿着睡衣，光着脚就跑下了楼梯。家里有两部电话，一部在她父亲的办公室里，另外一部在厨房。她拿起了厨房的分机，“喂？哦，是的，早上好，卡茨太太。”

克拉伦斯·卡茨太太是一位农场主的妻子，住在公路附近，她说：“我跟你爸爸说过不要吵醒你。我说，南希昨晚演得太精彩了，肯定累坏了。你真可爱，亲爱的。你头发上扎的白色发带太美了！演到人们以为汤姆·索亚死了的那段，你眼里真的饱含热泪呢，比电视上演得还好。不过，你爸说你一般这个时候起床。噢，快九点了。亲爱的，我想说的是，我的小女儿，小乔利妮，想做樱桃馅饼都想疯了，她知道你是这方面的能手，总得奖，我今天上午能带她去你家，你来教她吗？”

要是在往常，南希甚至会心甘情愿地教乔利妮做整套火鸡大餐，在小姑娘们向她请教烹饪、缝纫、音乐，或者向她倾吐衷肠（这是经常的事）的时候，她都义不容辞，那是她的责任。只要有空，她仍然设法“操持一大堆家务”，她是一名全优学生，同时还是班长、4-H俱乐部和卫理公会青年团的领导者、熟练的骑手、优秀的音乐家、县里每年义卖大会的获胜者（酥皮糕点、蜜饯、刺绣和插花），一个年仅十七岁的女孩怎么做到这一切的？而且她毫不炫耀，仅仅是露出一副灿烂的微笑，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令社区所有人都沉思的一个谜。能解释的只有一句话：“她有一种品格。一种从她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品格。”毫无疑问，她最鲜明的特征——优秀的组织能力——是从她父亲那儿得来的，这个特征是其他一切品质的基础。每个时间段她都会作出安排；在任何时候，她都知道应该做什么，会需要多久。今天碰到的麻烦是她的时间早已预约好了。她答应帮助邻居家一个叫洛克希·李·史密斯的小男孩练习小号独奏，洛克希准备在学校音乐会上演奏；她还答应替妈妈做三件复杂的差使，还准备和父亲一起去加登城参加4-H聚会。聚会结束后，还有午餐要做，吃完午餐还要缝制在贝弗里婚礼上当伴娘时穿的礼服，样式她已经设计好了。照目前的状况，除非取消某项安排，否则根本没有时间教乔利妮做樱桃馅饼。

“卡茨太太，请等一会儿，不要挂断电话，好吗？”

她穿过屋子，走到父亲的办公室。这间办公室对外有一个供普通来访者进出的入口，一扇推拉门把办公室和客厅隔了开来。有一位名叫杰拉尔德·冯·弗里特的年轻助手帮克拉特先生管理农场，虽然他偶尔也会用这间办公室，但基本上这里是克拉特先生个人的偷闲所在。里面很整洁，房间墙壁上镶嵌着胡桃木薄板，上面挂着气压计、雨表和一副双筒望远镜。坐在写字台后面的克拉特先生就像一位船长，领导河谷农场穿过岁月中的危险航线。

“没关系，”对于南希的问题，他回答说，“不用去聚会了。我带凯尼恩去。”

于是，南希拿起办公室里的电话，告诉卡茨太太说：“可以，就把乔利妮带来吧。”但是她皱着眉头挂了电话。“真奇怪，”她一边说一边环视办公室，只见父亲正在教凯尼恩算账，冯·弗里特先生坐在靠近窗户的桌子旁。他是那种沉默寡言的人，英俊的面容略显刚毅，这使得南希总在背后称他是希斯克厉夫。“我老是闻到一股烟味儿。”

“是你呼出来的？”凯尼恩问道。

“不，是你呼出来的。”

南希的话令凯尼恩安静下来，因为他明白南希知道他曾偷偷抽过一阵子烟。不过，那以后，南希也抽过。

克拉特先生拍了拍手，说道：“好了，别说了，这里是办公室。”

南希跑上楼，换上一条褪色的李维斯牛仔裤和一件绿色的套头衫，在手腕上戴上了一块金表，这块表在她最有价值的财产中排名第三。第二名是她最亲密的朋友，一只名叫艾温鲁德的猫。而居第一位的是博比送她的图章戒指，这是一个沉甸甸的表明两人“情侣关系”的证物。她把它戴在大拇指上，因为戒指是按男人的尺寸做的，即使在上面缠了胶带，也没有哪根手指能恰好戴上。南希是个漂亮的姑娘，身材苗条，像男孩子一样充满活力，她长得最美的部分是那一头闪着栗色光芒的齐肩短发（每天早晚各刷一百下）和像香皂一样光洁的皮肤，虽然脸上有淡淡的雀斑，去年夏天被太阳晒过的红棕色也仍未消退。她那双睁得大大的眼睛湿润而透明，像阳光映射下的淡色啤酒。就是这双眼睛令她立刻赢得别人的好感，也同时说明了她的纯洁、细心和善良。

“南希，”凯尼恩喊道，“苏珊来电话了！”

苏珊·基德维尔是南希的闺中密友。她又一次去厨房接电话。

“老实交代，”苏珊用这种命令的口气在电话里发出了连珠炮式的责问，“你为什么挑逗杰里·鲁斯？”和博比一样，杰里·鲁斯也是学校的篮球明星。

“昨天晚上？哎呀，我没有和谁调情呀。你这么说，是不是因为我们拉手来着？演出的时候，他刚好来到后台。我当时正紧张着呢。所以他握着我的手，给我鼓劲儿。”

“很甜蜜呀，然后呢？”

“博比带我去看恐怖片。我们手挽着手。”

“吓人吗？我说的不是博比，是电影。”

“他觉得不吓人，还笑呢。但是你了解我，砰！我吓得从座位上掉了下来。”

“你在吃什么呢？”

“什么也没吃。”

“我知道你在啃指甲。”苏珊说。她猜对了。尽管南希努力过，但还是改不掉啃指甲的习惯，只要一遇到麻烦，她就会啃指甲，一直啃到指甲肉。“说呀，出了什么事？”

“没有。”

“南希。C'est moi……”苏珊正在学法语。

“唉，是我爸爸。三个星期以来，他的情绪一直很可怕。至少，在我身边的时候是这样。昨天晚上我回家时，他又开始说那件事了。”

“那件事”无需暗示，这个问题两个朋友已经彻底讨论过了，并且意见一致。有一次，苏珊从南希的角度总结这个问题说：“你现在爱博比，你需要他。但博比心里也清楚发展下去是没前途的。以后，等我们离开这儿去曼哈顿时，一切会变得不一样。”堪萨斯州立大学就在曼哈顿，两个女孩计划到那里去学艺术，并且住在一起。“不管你愿不愿意，一切都将改变。但是现在你没法子。住在霍尔科姆，每天看见博比，每天能坐在同一间教室里，也没有理由改变什么。你和博比现在是非常幸福的一对儿。即使将来分了手，这也会成为令人愉快的回忆。你难道就跟你爸爸说不通？”是的，南希没办法。“因为，”正如她向苏珊解释的那样，“无论我什么时候谈起这件事，他就瞪着我，好像我不应该爱博比，或者不该那么爱他。我一下子就瞠目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我只想做他的女儿，做他希望我做的事。”对此，苏珊没有回答，这涉及到父女情感，这种关系超越了她的经验。她和母亲住在一起，母亲在霍尔科姆学校教音乐。苏珊早已记不清自己父亲的样子了，因为多年前，他们还在加利福尼亚老家时，父亲有一天离开后就再也没回来过。

“不管怎么样，”此时南希接着说道，“我敢肯定，不是我使他发脾气。肯定是别的事，他真正忧虑的事。”

“你妈妈？”

南希其他的朋友可不敢作出这样的暗示。然而，苏珊早已得到了特许。她刚来霍尔科姆的时候，是一个忧郁、爱幻想、身体瘦弱、脸色苍白的敏感女孩，当时她八岁，比南希小一岁。克拉特夫妇热情地接纳了她，这个从加利福尼亚来的没有父亲的小姑娘很快便成为克拉特家的一员。七年来，南希和苏珊这对朋友从未分开过，她们两个罕见的相似，同样的敏感，彼此都认为对方是难以替代的。但去年九月份，苏珊从当地的学校转到加登城一所规模较大、据说水准也较高的学校去了。对于霍尔科姆那些想上大学的学生而言，这是正常的程序。可是，克拉特先生是一个热爱社区的死硬派，认为这种背叛行为是对社区精神的冒犯。霍尔科姆学校对他的子女来说已经足够好了，所以他们将继续待在那儿。这样一来，两个女孩便不能在一起了。白天里，南希深深地感到了朋友不在身边的空虚，和苏珊在一起，不用拘谨，可以无话不谈。

“但是我们都为妈妈感到高兴，那些好消息你都知道。你留心听着，”她犹豫了一下，仿佛正在鼓起勇气，要说出一番出人意料的话，“不知怎么搞的，我老是闻到一股烟味。老实说，我怕自己要得神经病了。不论是在车里，还是在房间里，到处都好像有人在那儿抽过烟似的。肯定不是我妈妈，也不可能是凯尼恩。凯尼恩不敢……”

克拉特家里故意不设烟灰缸，来访者多半也不敢在他家里抽烟。苏珊慢慢明白了南希话中的含意，但这样的想法是有悖常理的。不管克拉特先生面临着怎样的焦虑，她都无法相信他会在香烟中寻求安慰。苏珊还没来得及问这是否是南希真正的意思，南希就急急忙忙地说道：“对不起，苏珊。我得挂了，卡茨太太来了。”

迪克开着一辆一九四九年的黑色雪佛兰。佩里钻到车里以后，检查了一下后座，看看他的吉他是否安然无恙。昨天晚上，给迪克的一群朋友演奏完，他忘了把吉他拿走，结果落在了车里。这是一把很旧的吉布森牌吉他，经过砂纸打磨，上过蜡，外表呈淡黄色。在吉他旁边还有另外一些东西：一把崭新的十二毫米口径的半自动猎枪，枪管镀着一层烤蓝，枪托上刻着猎人瞄射野鸡的图案；此外还有一个手电筒，一把钓鱼时用的小刀，一副皮手套，以及一件装满了子弹的打猎马甲。一切都给此刻增添了诡异的死静气氛。

“你就穿这玩意儿？”佩里指着马甲问道。

迪克用指节笃笃地敲着挡风玻璃说：“打扰你了，先生。我们是出来打猎的，迷了路。能用一下电话吗……”

“西，西诺尔。又康姆润多。（是的，先生。我明白。）”

“小菜一碟。”迪克说道，“我向你保证，亲爱的，我们将血染他们墙。”

“应该是‘那些墙’。”佩里说。佩里是字典迷，十分喜爱那些晦涩生僻的字眼，自从在堪萨斯州监狱和迪克同处一室以来，他就一直尝试提高迪克的语法水平，扩展他的词汇量。迪克并没有辜负佩里的指教，他这个学生有次试图取悦老师。他写了一些诗，虽然内容非常淫秽，佩里觉得倒也妙趣横生。他托人在一家监狱工厂把手稿用皮革装订成册，封面上还烫上了“荤笑话”几个金字。

迪克身穿一件蓝色的工作服，衣背上写着“鲍伯·桑兹汽车修理厂”字样。他和佩里驱车沿奥莱西大街一直开到鲍伯·桑兹汽车修理厂。八月中旬出狱后，迪克便受雇于此，他是个能干的机械师，每周能挣六十美元。今天上午工作迪克没想拿工钱。桑兹先生每周六都让迪克值班，他万万没想到竟然付钱让雇员修理自己的车。在佩里的协助下，迪克开始工作了。他们更换了机油，调整了离合器，检查了电池，更换了一根坏掉的轴承，还安了新轮胎，所有这一切都是必要的工作，因为今明两天要指望这辆老雪佛兰立下汗马功劳呢。

佩里想知道约好了在“小宝石”咖啡馆见面，迪克为什么来晚了。“因为老头子总是在我身边，”迪克回答说，“我不想让他看见我拿着枪走出屋子。上帝，那样他就知道我扯谎了。”

“明白了。但你是怎么说的呢？最后又怎么样了？”

“正像我们说好的。我说我们要出去一个晚上，去斯科特堡看你姐姐。因为你姐姐为你存了一笔钱——一千五百块。”佩里有一个姐姐，实际有过两个，但活着的那个并不住在斯科特堡，而是在离奥莱西八十五英里的一个小镇。事实上，佩里也不清楚姐姐眼下的地址。

“那么他很恼火？”

“他为什么要恼火？”

“因为他讨厌我。”佩里说道，他的声音既柔和又一本正经，虽然音量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很清晰，仿佛是从牧师嘴里吐出的烟圈。“你妈也讨厌我。我看得出来，他们看我的方式简直难以形容。”

迪克耸了耸肩，“这和你无关，真的。不过是因为他们不喜欢我和任何从监狱里出来的人见面。”二十八岁的迪克结过两次婚都离了，现在是三个男孩的父亲，他这次获得假释的条件之一就是保证和父母住在一起。他的家人，包括一个弟弟，都住在奥莱西附近的一个小农场里。“凡是我的伙伴，他们都看不顺眼。”他补充道，一边摸着左眼下一个蓝色的刺青小点。这是一个标记，凭借这个，以前的某些狱友便可以认出他来。

“我懂了，”佩里说，“我不怪他们。他们都是老实人。你妈真是一个老好人。”

迪克点了点头，他也是这么想的。

中午时分，他们放下工具。迪克启动了发动机，听着马达空转时发出持续不断的咆哮声，知道已经大功告成，他很满意。

南希和她的崇拜者乔利妮对于她们早上的工作也很满意。实际上，乔利妮，这个瘦瘦的十三岁女孩既骄傲又兴奋。她久久地凝视着这位曾获得蓝绶带的获胜者，当看到烤箱中取出的散发着热气和香味的樱桃脆饼时，她情不自禁地拥抱南希，问道：“说实话，这真的是我自己亲手做的吗？”南希笑了，也拥抱着乔利妮，向她保证这的确是她亲手做的，自己只是助了一臂之力而已。

乔利妮一个劲儿地劝她立即品尝——放凉了就没味儿了。“求你了，我们俩吃一块儿吧。还有您，您也来吃吧。”她对走进厨房的克拉特太太说。克拉特太太因为头疼，只能勉强露出一丝苦笑，说道：“谢谢你，但是我没胃口。”至于南希，她根本没有时间，洛克希·李·史密斯的小号独奏正等着她呢，然后还要给妈妈办几件事，其中一件是参加贝弗里婚前的最后一次闺中密友聚会，另一件事是为即将到来的感恩节做准备。

“你去吧，亲爱的，我会陪乔利妮等她妈妈来接她的。”克拉特太太说，然后以一种让人无法婉拒的羞怯对女儿补充道，“如果乔利妮不介意的话。”虽说她在少女时代曾荣获演讲比赛的奖项，但人到中年以后，说起话来似乎变成了一样的道歉式口吻，行为举止也都仿佛担心会冒犯别人。“我希望你理解，”在女儿走后，她继续说道，“我希望你不会认为南希粗鲁吧？”

“哎呀，怎么会呢！我都爱死她了。是的，每个人都爱她。没有人能与南希相比。你知道斯特林太太怎么说吗？”乔利妮指的是她的家政教师。“有一天她对全班同学说：‘南希·克拉特总是很忙，但她永远都会抽出时间。而这就是一个淑女的定义。’”

“是的。”克拉特太太回答说，“我所有的孩子都很能干，他们不需要我操心。”

乔利妮以前从未和南希“古怪的”妈妈单独待过，但是不管之前听过怎样的议论，她现在感到很自在，因为尽管克拉特太太自己不太放松，但却具有一种令人放松的品质，正如自身没有防备的人对别人也不构成威胁一样。克拉特太太那张传教士一般的心形脸、那无助的表情，以及朴素淡雅的气质，甚至令乔利妮这样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也激起了一股要保护她的情感。但想想看，她竟是南希的母亲！她看起来更像姑妈，一个来探亲的老处女姑妈，虽然有点儿古怪，但人是很好的。

“是的，他们不需要我。”她一边重复，一边给自己冲了杯咖啡。虽然家里的其他人都遵守她丈夫对这种饮料的禁令，但她每天早晨都要喝两杯，而且经常在这之后，一整天都不吃别的东西。她体重只有九十八磅，瘦骨嶙峋的手上松垮地戴着两枚戒指，一枚结婚戒指，另一枚镶有钻石，发出含蓄柔和的光。

乔利妮切下一块樱桃馅饼。“哇！”她说着便狼吞虎咽起来，“这些东西我打算一周七天每天都做。”

“唔，你家有弟弟，男孩子吃得才多哩。克拉特先生和凯尼恩，我知道他们对于馅饼从不感到厌烦。但是厨师不行——南希现在对馅饼看不上眼。你也一定会这样的。不，不，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克拉特太太把无框眼镜摘了下来，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原谅我，亲爱的。我肯定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什么是厌倦的。我肯定你会永远快乐……”

乔利妮沉默不语。克拉特太太声音中的慌乱使她的感觉起了变化。乔利妮有些惶恐，她希望妈妈快点儿来带她回家，妈妈答应十一点钟会过来。

半晌，克拉特太太平静了一些。她问道：“你喜欢小玩艺儿吗？喜欢不起眼的小东西吗？”她邀请乔利妮到餐厅去参观古董架，那上面分门别类地摆放着小人国的东西：小剪子、小顶针、水晶花篮、玩具小人像、刀叉等等。“其中有些东西，我从小就有。爸爸妈妈，我们全家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加利福尼亚，就在海边上，那儿有间商店专门卖这些可爱的小玩意儿。你瞧，这些杯子，”一套放在一个小盘子里的玩具茶杯，在她的手里微微颤抖，“这是我父亲送给我的，我有一个幸福的童年。”

她是靠种植小麦致富的福克斯先生唯一的女儿，上面有三个哥哥，全家人都把她当作掌上明珠。虽然没有被惯坏，但一帆风顺的成长却令她认为生活就是一系列惬意之事的组合：堪萨斯州的秋天，加利福尼亚的夏天，以及一堆茶具礼品。她十八岁的时候，受《南丁格尔传》的激发，进入设在堪萨斯州大弯城的圣玫瑰医院学习护士专业。她其实并不想当护士，两年以后，她承认，医院的现实，那里的情景和气味，令她感到恶心。然而直到今天，她仍然为没有完成学业获得学位而后悔——“只是想证明，”正如她对一位朋友所说的那样，“我也曾经有所追求。”后来，她遇见了赫伯，并且和他结了婚。赫伯是她大哥格伦的大学同学。实际上，两家住的地方相距不过二十英里，她早就认识了赫伯，不过那时克拉特家是普通的农民，从不跟富裕而有教养的福克斯一家来往。但是赫伯英俊，为人很有责任感，性格坚毅，他希望和邦妮在一起，而她也坠入了情网。

“克拉特先生经常去旅行。”她对乔利妮说，“哦，他总是东奔西跑的。华盛顿、芝加哥、俄克拉荷马，还有堪萨斯城。有时候，他好像从不在家一样。但不管走到哪儿，他总是记着我是多么喜爱这些小东西。”说着她打开一把小纸扇，“这是他在旧金山给我买的，只花了一便士。但它很漂亮，不是吗？”

婚后第二年，伊芙安娜出生了，三年后，她生下了贝弗里。每次分娩之后，这位年轻的母亲都会经历一次难以形容的情感低潮：悲伤攫住了她，她在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下不停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来回徘徊。南希和贝弗里差三岁，这三年里，每到周末全家便去野餐，夏天还到科罗拉多州去度假，这三年是她真正掌管全家的三年，她是全家快乐的中心。但是，随着南希和凯尼恩的出生，产后抑郁症再度发作。尤其是在凯尼恩出生之后，那种悲伤就再也无法摆脱了，如同一块密聚不散的乌云，晴雨难测。此间也曾有过“好日子”，这些日子偶尔延长数周、数月，在这些日子里她又恢复了“原样”，变成了被朋友们视为珍宝的热情而迷人的邦妮。但即使在最好的日子里，处于最好的状态时，她依然无法达到丈夫日益频繁的社交生活需要的那种活跃。“他是爱参加各种组织的人”，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她什么也不是，也不想是。因此，虽然彼此相敬如宾、绝对忠贞，但其实两人已经开始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他选择了一条事业的公众大道，步步高升、尽如人意，而她走了偏僻的小路，最后被引到医院的病房里。但她并没有万念俱灰，对上帝的信仰一直支撑着她，来自世俗的援手也坚强了她的信念，使她相信上帝的仁慈即将到来。她到处寻求特效药，打听最新疗法，或者就像最近那样，她开始相信是“错位的神经”在折磨她。

“这些小东西才是真正属于你的，”她一边说着，一边合上扇子，“不必把它们留在家里。你可以把它们装进一个鞋盒里随身带走。”

“带它们去哪儿呢？”

“哦，去哪儿都行。你也许会出去很长一段时间。”

几年前克拉特太太打算去威奇塔疗养两个星期，结果竟在那儿住了两个月。有位医生认为经历一些事情会有助于她重新获得“充实和有用的感觉”。按照这位医生的建议，她租了一间公寓，找了一份工作——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当档案管理员。她丈夫非常理解也鼓励她大胆地去做，她真是欢喜至极。然而后来她又过于热衷，以致认为自己这么做有违本身的宗教信仰，结果负罪感愈积愈深，最终超过了这次实验性疗法的价值。她只有选择放弃。

“也许你永远不再回家了。所以随身带一点自己的东西很重要，它们是真正属于你的。”

门铃响了，乔利妮的妈妈来了。

克拉特太太说道：“再见，亲爱的。”她把纸扇塞进乔利妮的手里，“虽说只花了一便士，但它很漂亮。”

后来，屋里只剩下克拉特太太一人了。凯尼恩和克拉特先生去了加登城，杰拉尔德·冯·弗里特一早便离开了，女管家——也是她可以无话不谈的人——赫尔姆太太周六不工作。她也许应该回到床上去——她太少下床了，以至于可怜的赫尔姆太太必须每星期抢空给她换两次亚麻床单。

二楼有四间卧室，她的那间位于宽敞的走廊尽头，在最里边。走廊上，只有一个摇篮，是她给来访的外孙女买的，除此之外别无他物，显得空荡荡的。如果摆上帆布床，这里还可以当一间大卧室用。克拉特太太估计，在感恩节期间，这条走廊可以容纳二十位客人，其他客人可以住汽车旅店或邻居家。在克拉特家族，感恩节聚会是一年一度的盛事，大家轮流做东，今年轮到了赫伯，所以必须得做准备。但是正巧贝弗里的婚礼又已迫近，克拉特太太对能否经受得住一点信心也没有，无论哪一件都必须花费心思。这正是她不喜欢的，一听就感到恐惧。无论丈夫哪一次出差在外，希望她对农场的事务作出随机应变的判断，都是她不堪忍受的，是一个折磨。如果她犯了错怎么办？如果赫伯不满意怎么办？最好还是锁上卧室的门，假装什么都没听见，或者，就像她有时说的那样：“我不行。我不知道。对不起。”

她深居简出的那个房间很是简朴，如果不是有一张床的话，来访者也许会认为这间房子一直没人住。一张橡木床，一个胡桃木柜子，一个床头桌——上面光秃秃的只有一盏小灯，一扇挂着窗帘的窗户，以及一幅耶稣涉水的画像，此外就没有别的东西了。她并没有把随身物品搬进这里，还是和丈夫的东西混放在一起，好像通过保持屋子的冷清，可以减轻她和丈夫分房睡的歉疚。柜子上唯一正在使用的抽屉里放着一罐抹在胸口用来治感冒的维克斯药膏、一盒纸巾，一条电热毯，几件白色的女式睡衣和一些白色棉袜。她总是穿着袜子睡觉，因为她总是觉得冷。出于同样的原因，她习惯关着窗户。

前年夏天，八月里一个炎热的星期天，当她独自待在这儿的时候，经历了一次难言的痛苦。那天来了一些客人，他们是应邀来农场摘桑葚的，苏珊的妈妈威尔玛·基德维尔太太也在其中。像大多数经常受到克拉特夫妇款待的人一样，基德维尔太太也接受了女主人不出现的现实，她以为，像往常一样，邦妮不是“不舒服”，就是“去了威奇塔”。等大家出发去果园时，基德维尔太太却打了退堂鼓：作为一个在城市中出生的女人，她比较容易疲倦，于是表示希望待在屋里。后来，当正无聊地等待朋友们摘完果实回来时，她听到了恸哭声，悲伤得令人心碎。“邦妮？”她一边叫着，一边跑上楼去，穿过走廊跑进邦妮的房间。当她打开屋门，屋里聚集的热气像一只突如其来的可怕的手，捂住了她的嘴，她急忙过去想打开窗户。“别动！”邦妮大叫一声，“我不热，我冷。我快冻僵了。天哪，天哪，天哪！”她猛烈地挥动着胳膊，“求你了，天哪，别让别人看见我这样。”基德维尔太太坐到床上，她想用胳膊搂住邦妮，最终邦妮也让她搂住了。“威尔玛，”她说道，“我听见了，威尔玛，你们所有的人都是欢声笑语，过得幸福愉快。而我样样都得不到乐趣。包括一生中最好的时期，包括在孩子们身上——所有的事情都不如意。不久以后，就连凯尼恩也要长大成人，变成一个男子汉。在他的记忆里，我会是什么样呢？像幽灵一样，威尔玛。”

此时，在她生命中的最后一天，她将惯常穿的印花便服挂在衣橱里，穿上拖地的睡衣和一双崭新的白色袜子。临睡前，她把日常戴的眼镜换成一副阅读时用的眼镜。虽然她订了好几份期刊（《妇女之家》月刊、《麦考斯》、《读者文摘》，以及《卫理公会教徒家庭》半月刊），但这些杂志都不在床头桌上面，那上面只放了一本《圣经》。书页中间夹着一张绢制书签，上面绣着这样的箴言：“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不知那日期何时来到。”

这两个年轻男子之间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但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因为表面看来两人还倒有几分相似。比如，两人都爱吹毛求疵，有洁癖，对于指甲的清洁很在意。上午检修完汽车后，两人在汽车修理厂的盥洗室里花了大半个钟头梳洗打扮。身上脱得只剩一条三角裤的迪克和他穿好衣服时判若两人。穿着衣服时，他看起来像一个中等身材、头发灰黄的年轻人，身体瘦型，胸部还有些凹陷；但脱下衣服后则绝非如此，相反倒显现出一个重量级拳击手的体型。一个咧嘴狞笑的蓝色猫脸文身覆盖在他的右手上，一侧肩膀上还刺着一朵盛开的蓝玫瑰。更多自己设计、自己制作的标记装饰着他的胳臂和身体：一个龙头，张开的大嘴里吐出一个人头；乳房丰满的裸女以及一个挥舞着干草叉的小鬼，在潦草的十字架旁是“和平”两个字，还发出神圣的光芒；两件表达感情的图案，一束献给父母的鲜花，另一个是纪念自己和卡罗尔之间爱情的心形印记。他十九岁时和卡罗尔结婚，六年后，他为了和另一个年轻的女士“去做正确的事”，和卡罗尔分手了。那位女士成了他小儿子的母亲。“我有三个孩子，我绝对会好好照顾他们。”在申请假释时他曾这样写到，“我妻子再婚了。我已经结了两次婚，我不想与我的第二任妻子再有任何联系。”

比起体格和遍身的文身，迪克的脸给人的印象更为深刻。那是一张各个部分搭配错位的脸。他的脑袋就像一个苹果切成两半再组合起来，但果核去掉了。事实上，他曾出过事，不对称的五官是一九五〇年一次车祸的结果。那次车祸把他的长下巴和窄脸撞歪了，左半边脸比右半边低，因而嘴也有点斜，鼻子也歪，而他的两只眼睛不但不在一条水平线上，连大小也不一样了。左眼狭长上翘，透着毒蛇般阴险的蓝光，当他瞟人一眼时，虽出于无意，却清楚地反映了他恶毒的本性。但是，佩里曾对他说：“眼睛并不重要。因为你有一个迷人的微笑，这一笑真起作用啊。”的确，微笑的动作使他的五官回到了正确的位置，让人觉得他没有那么阴险，再加上他的平头，使他看起来倒像个典型的美国“好小伙”：健全但并不聪明。（实际上，他智商很高。在监狱中他接受了智商测验，分数高达一百三十；平常人的智商，犯人或非犯人，得分在九十到一百一十之间。）

佩里也一样有残疾，他在一次摩托车车祸中受的伤，比迪克还要严重。他在华盛顿州立医院住了半年，出院后又拄了六个月的拐杖。虽然这起车祸发生在一九五二年，但那条五处受伤、伤痕累累的短小肥腿令他疼得成了阿司匹林成瘾者。他的文身比迪克少，但却更为精致，不是那种业余爱好者自我陶醉的作品，而是经过檀香山和横滨文身大师的精心设计。“小甜饼”是他住院时一个对他很好的护士的名字，他把它刺在了右臂二头肌；在左臂二头肌上刺着一只蓝毛、黄眼、红牙、正在咆哮的老虎；胳膊上刺着一条盘在匕首上、正在吐信子的蛇；身上其他地方有着隐约可见的骷髅、墓碑以及盛开的菊花。

“好啦，美人儿，放下梳子吧。”迪克说着穿好了衣服，准备出发。他脱掉工作服，穿上一条灰色的卡其裤，一件同色的上衣，和佩里一样，他也穿了一双过踝黑短筒靴。佩里一直没找到适合他的裤子，就穿了一条裤脚挽起的蓝色牛仔裤，上身穿了一件皮外套。他俩又是擦洗，又是梳头，打扮得像一对要去约会的花花公子似的。两人走出屋门，向汽车走去。

奥莱西是堪萨斯城的郊区，而霍尔科姆也许可以称为加登城的郊区，奥莱西和霍尔科姆之间的距离大约是四百英里。

人口一万一千人的加登城是在南北战争结束后不久，由聚集而来的开拓者们建设成的。在一位C. J. 琼斯先生（外号“野牛”，依靠游牧捕猎野牛为生）的苦心经营下，加登城从几间帐篷和一些拴马桩演变成一个富饶的牧场中心。这里有让人嬉戏欢闹的酒吧，有一座歌剧院，还有一座加登城和丹佛地区最奢华的旅馆。总而言之，只有五十英里以外的道奇城——该城以旅馆设施完善著称——可以和它媲美。“野牛”琼斯先生破产以后发了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一直在向居民大声疾呼，禁止对动物实行不道德的灭绝性捕杀，竟忘记自己是如何起家的。今天，昔日的荣耀已经随着琼斯先生一道被埋葬了，只留有一些陈迹：一排褪了色的被称为“野牛街区”的商业建筑；曾经辉煌壮丽的温莎旅馆，连同它那至今仍显华丽的高天花板酒吧、痰盂以及盆栽棕榈树等摆设，被美茵大街上标志性的百货商店和超市所包围，已经很少有旅客光临了。它阴暗巨大的房间以及走廊上此起彼伏的回声，虽然可以使人发思古之幽情，但却无法和装备了空调的华伦旅店相比，就连麦田汽车旅馆也竞争不过——那家旅馆以室内配有电视机和户外“温水游泳池”为特色，因而生意兴隆。

在美国大陆旅行的人，无论是坐火车还是汽车，都可能经过加登城，但能记住这段旅程的却没有几个，这种看法也是合情合理的。加登城看起来不过是美国大陆中部——几乎是正中间——一座司空见惯、不大不小的城镇。尽管当地的居民未必会同意这样的看法，即使它是正确的。尽管他们过高地估计了当地的条件，（“找遍全世界，哪里还能找到比这儿更友好的居民、更清新的空气、更甘甜的水？”“如果我去丹佛，也许会拿到比这儿高三倍的薪水，但是我有五个孩子，我觉得没有什么地方比这儿更适合抚养子女了。学校里有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我们甚至还有一所两年制专科学院。”“我来这儿当律师，这是一件偶然的事，我从未想过要留在这里。但是当有机会可以离开时，我却想，为什么要走呢？到底为什么要走呢？也许这儿不是纽约——但谁稀罕纽约？很好的邻居，人们互相关心，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体面人需要的一切我们这儿都有，漂亮的教堂，还有高尔夫。”）但是新来到加登城的人一旦适应了晚上八点以后主要街道的寂静，就会发现许多支持居民们这样自我夸耀的理由：一所管理出色的公共图书馆，一家有竞争力的日报，到处是绿草茵茵、树荫怡人的广场，在平静的住宅区街道上，孩子和动物可以安全自由地奔跑。此外，还有一座含有小型动物园的大公园，（“看啊，北极熊！”“瞧，大象彭尼！”）以及一座占地数英亩的游泳池。（“世界上最大的免费游泳池！”）诸如此类的设施加上灰尘、风沙，连同长鸣的火车汽笛声，组合在一起，构成了“家乡小镇”的风味，令那些已经离开的人在想起家乡时顿生愁思，也给那些依然留在此地的人一种落地生根的满足。

毫无例外，加登城的居民也不承认他们之间存在着阶级的区别。（“不，先生。这儿没那种事。不考虑财富、肤色或宗教信仰，所有人一律平等。所有事情都应按照民主的方式办理。我们就是如此。”）但是事实上，如同其他人类聚居处一样，这里等级的区分还是鲜明可辨的。从这儿往西一百英里，就会越出“圣经区域”，那里是福音最难生根的地域，人们很少把宗教挂在嘴边或放在心上。而芬尼县仍处于圣经区域之内，因此，一个人的宗教选择是影响其社会地位的最重要的因素。浸礼会教徒、卫理公会教徒和天主教徒占全县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不过在精英阶层中——商人、银行家、律师、医生，以及占据金字塔顶部的地位显赫的农场主——长老派教徒和圣公会成员占了绝大多数。偶尔，卫理公会教徒也受到欢迎，曾经有一位民主党人士也渗透进来，但总的说来，统治阶层是由信仰长老会和圣公会的右翼共和党人组成的。

克拉特先生受过高等教育，事业有成，又是一个杰出的共和党员和教会领袖——虽然是卫理公会——他有资格跻身于当地的名门望族之列，但是就如同他从不参加加登城乡村俱乐部一样，他也从未试图与当地的统治阶层有什么联系。那些人的爱好他全不喜欢，他从不玩纸牌、打高尔夫、喝鸡尾酒，或者晚上十点才开始吃自助餐。任何他觉得“没有益处”的娱乐他都不喜欢。这就是为什么在阳光明媚的星期六，他没有参加高尔夫球四人对抗赛，而是去4-H俱乐部担任当日会议主席的原因。（南希和凯尼恩从六岁起就是4-H的忠实会员。）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克拉特先生说：“现在我要说一件有关我们的一位成年会员的事情。”他的眼睛向一位圆胖的日本女人望去，她身边围绕着四个胖乎乎的日本小孩。“你们都认识芦田英夫的太太，知道他们一家是两年前从科罗拉多州搬到这儿来的，在霍尔科姆开始经营农场。他们是一个善良的家庭，拥有他们这样的人是霍尔科姆的幸运。任何人都会告诉你，无论谁生病，芦田太太都会过去探望，没有人能知道芦田太太把亲手烹调的味道鲜美的汤送给他们前走了多少路。还有那些鲜花，谁见过长得那么好的花？你们都还记得吧，她去年为4-H俱乐部义卖的成功作出了多大贡献。因此，我建议，在下星期二的庆功宴上给芦田太太颁发奖品。”

她的孩子用力拖她，用肘推她，她的大儿子叫道：“啊，妈妈，说的是你呀！”但是芦田太太很害羞，她用那双圆圆胖胖的手擦了擦眼睛，笑了。她是一位佃农的妻子。她的农场风沙很大，十分偏僻，位于加登城和霍尔科姆之间。平常4-H俱乐部会议结束后，克拉特先生都会开车送她们母子回家，今天也同样如此。

“哎，真是令人大吃一惊。”当他们坐在克拉特先生的轻便货车里沿五十号公路回家时，芦田太太说道，“赫伯，我好像总是谢个没完。不过，还是得谢谢你。”她来到芬尼县的第二天就遇到了克拉特先生，那天正是万圣节前夜，克拉特先生和凯尼恩带着一大堆南瓜和西葫芦登门拜访。在艰苦的第一年里，这些农产品——一筐筐的芦笋、莴苣，都被作为礼物送给了芦田，当时她没有种这些作物。还有，南希经常带着“宝贝”来，让孩子们骑。“你知道，不管从哪方面看，这儿都是我们住过的最好的地方。英夫也这么说。我们的确不愿意离开这里，连想到这个念头都感到讨厌。离开这儿，就要全部重新开始。”

“离开？”克拉特先生感到诧异，放慢了车速。

“嗯，赫伯。在这儿的农场，我们是给人家干活，英夫认为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也许要去内布拉斯加。但是一切都还没定下来。到目前为止，还只是这么一说。”她说话的声音是热忱的，总像是要笑出来，令人伤感的消息一经她的嘴，不知道为什么，听起来带着喜气洋洋的味道。但是看到克拉特先生有些难过，芦田太太转换了话题。“赫伯，我想听听你们男人的意见。”她说，“我和孩子们一直在努力攒钱，我们想在圣诞节的时候给英夫一个像样的礼物。他最需要补几颗牙。现在，假设你的妻子要给你三颗金牙，这样是不是有些不像话？我的意思是，让一个男人在牙医的椅子上度过圣诞节，合适吗？”

“你在难为大家。别想着法儿离开这里。哪怕我们把你捆起来，也不让你们走。”克拉特先生说，“好，不错，金牙，当然可以。要是我，我高兴还来不及。”

他的回答令芦田太太感到高兴，因为她知道除非他真这么想，否则不会这样说的。他是一位绅士。她从未看过他对人摆架子、占便宜或者不遵守诺言。因此，她趁机大胆向他要求一件事。“我说，赫伯，别叫我在宴会上发言了，好吗？那不适合我。你不一样。你可以站着向几百人、几千人讲话，你一点都不慌，不论什么你都能把人说得服服帖帖的。什么事都吓不倒你。”她评论着克拉特先生被人公认的品质：无所畏惧的自信。这使他脱颖而出，不过这为他赢得尊敬的同时，也多少限制了别人对他的爱意。“我真想不出什么会让你害怕。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能谈吐自如，沉着应对。”

中午时分，那辆黑色的雪佛兰到了堪萨斯州的恩波里亚，一个很大的市镇，差不多算是一座城市。这儿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因此车里的人决定下来买点东西。他们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四处漫步，直到一家挤满顾客的百货商店出现在眼前。

他们买的第一件物品是一副橡胶手套，这是给佩里买的，他忘记了带自己的那副旧手套，而迪克带了。

他们向一个陈列着女用纺织品的柜台走去。在经过一番争论后，佩里说：“我要买一双长筒袜。”

迪克不同意，“我的眼睛怎么办？这些袜子颜色都太浅，什么也遮不住。”

“小姐，”佩里的叫喊引起了一位女售货员的注意，“你们有黑色的长筒袜吗？”当售货员告诉他没有时，佩里建议他们另找一家商店，“黑色十分安全。”

但是迪克已经拿定了主意：任何颜色的长筒袜都不必要，都是累赘，这笔钱是白白浪费的（“我为这次行动花的钱已经够多的了”），而且毕竟他们遇到的任何人都不会活着成为目击证人。“绝不会有证人。”他提醒佩里，佩里的耳朵都快听出茧子了。这句话令佩里感到愤怒，迪克说出这句话的口气仿佛他们俩已经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也许就有他们没发现的目击者，不承认这一可能性是愚蠢的。“一旦发生不应发生的事情，可就全砸了。”他说道。但是，迪克却露出了扬扬自得、略显幼稚的微笑，他不同意佩里的说法。“不要瞎想了。绝对不会出错的。”没错。因为这是迪克制订的计划，从第一步到最后悄悄收场，每一步都完美无缺。

接着，他们去买绳子。佩里仔细察看绳子的质地，还试了试。他曾在船上工作过，精通此道，擅长用绳子打结。他选了一条白色尼龙绳，这种绳子像钢筋一样结实，却又比较轻。他们商量需要多长的绳子。这个问题使迪克急躁起来，虽然认为自己的通盘考虑都是完美的，但他却无法确定究竟需要多长，这使他感到很尴尬。最后，他说：“上帝啊，我怎么知道？”

“你他妈的最好有点准头！”

迪克只好算了一下。“他跟她，那小鬼，那小妞，也许还有另外两个。但这是星期六，他们也许有客人。就算八个吧，或者十二个。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一个个都得去见上帝。”

“听你这口气，倒真不少。”

“我不是早就给你打过包票吗？亲爱的，我们将使他们血溅墙头。”

佩里耸了耸肩，“既然这样，我们最好买一整捆。”

绳子长达一百码——足够绑十二个人。

凯尼恩自己动手做了一只箱子，一只雪松镶边的樱桃木嫁妆箱。他想把它作为结婚礼物送给贝弗里。此刻，他正在所谓的地下“密室”给箱子上最后一遍清漆。水泥地面的密室和屋子一样宽，里面的家具差不多全是凯尼恩的木工作品（架子、桌子、凳子、一张乒乓球台）和南希的女红（令旧沙发焕然一新的印花棉布沙发罩、窗帘、绣着字的枕头——“快乐吗？在此不必疯狂，疯狂却也无妨”）。凯尼恩和南希试图用油漆来驱散地下室里难以消除的阴郁气氛，但两人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失败了。实际上，他们都认为拥有密室是一种胜利和幸福。对南希而言，她可以在这里招待“同伴”而不用担心会打扰到妈妈；凯尼恩则可以独自待在这里，随便钉呀锯呀，摆弄他的“发明”，他最新作品是一口深底电煎锅。紧邻着密室的是暖气间，里面有一张放工具的桌子，上面还堆着一些其他正在做的东西：一台扩音器，一台老式的、需要上发条的手摇留声机，凯尼恩正打算让它恢复运转。

凯尼恩的外表和他双亲都不像，大麻色的平头，六英尺的瘦长个子，虽然很结实——据说有一次他为了救两只成年羊，在暴风雪里走了两英里——但却有着瘦高男孩的一项缺点：肌肉不太协调，看起来终究不够魁梧。这个缺点，再加上没有眼镜便手足无措，使他无法参加很多运动（篮球、棒球），哪怕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成员也不行。而这些运动正是大部分男孩子喜爱的，他因此少了不少友伴。他只有一个亲密的朋友，鲍勃·琼斯，泰勒·琼斯先生的儿子，他家的农场在克拉特家西边一英里。在堪萨斯农村，男孩子很小就开始开车了。凯尼恩十一岁的时候，经父亲允许，用养羊赚的钱买了一辆装有A型发动机的旧卡车，他和鲍勃称它为“追狼车”。在离河谷农场不远的地方有一片被称为“沙丘”的神秘土地，它像一片没有海水的沙滩，夜里郊狼在沙丘中潜行，成群结队地嚎叫。在月圆之夜，两个男孩会去袭击郊狼，追得它们四散奔逃；他们俩试图超过狼群，不过很少能追上，因为即便是骨瘦如柴的郊狼也能跑出每小时五十英里的速度，而他们的卡车最高时速不过三十五英里。但是开车追狼有一种狂野而美妙的乐趣：沙地上滑行的卡车，月色映照下逃命的郊狼，正如鲍勃所说，这令人觉得心都快跳出来了！

同样令人陶醉而收获更大的是围猎兔子。凯尼恩是个好射手，鲍勃的枪法更好，有时候两人可以把五十只兔子送到“兔子工厂”去。那是加登城的一座加工厂，每只兔子他们出价十美分，在快速冷冻后，卖给毛皮商人。但是对凯尼恩而言——也包括鲍勃——最重要的是周末。每到这时，他们俩整夜沿着河边打猎，四处游逛，日出时裹在毯子里倾听翅膀的拍动声，然后踮着脚尖向发出声响的地方摸去，然后，最甜蜜的时刻到来了，两人腰间挂满了成打野鸭大摇大摆地回家与家人分享美味。但是，最近凯尼恩和他朋友之间的关系发生了点变化。他们没有吵架，也没有刻意的疏远，其实什么也没发生，只是十六岁的鲍勃开始“交女朋友”了，这意味着比鲍勃小一岁、还是个不解风情的孩子的凯尼恩不能再指望他的陪伴了。鲍勃对他说：“等你到了我这么大，你的感觉就会不一样。我过去想的和你一样，觉得女孩子算什么，但是当你开始和她们谈话时，感觉非常美妙。你会明白的。”凯尼恩疑惑不解，他无法想象在一个女孩子身上浪费哪怕一小时，与其那样还不如打枪、骑马、摆弄工具、修理机械甚至看书。如果鲍勃不来，那么他宁愿独处。在性格上，他一点也不像克拉特先生的儿子，而更像邦妮的孩子，一个敏感而沉默寡言的男孩。他的同龄人都认为他“冷淡”，不过又都谅解他，“哦，凯尼恩。他是那种生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

在等着油漆晾干的同时，凯尼恩要去料理另一项杂活，一件需要他走到户外的工作。他想清扫一下妈妈的花园，那块树叶乱堆的宝地正好位于邦妮卧室的窗户下面。当凯尼恩来到花园时，他看见一位雇工——女管家的丈夫保罗·赫尔姆，正在用铁锹松土。

“看见那辆车了吗？”赫尔姆先生问道。

是的，凯尼恩看见了停在车道上的那辆车，一辆灰色的别克，就停在父亲办公室的门外。

“你知道是谁吗？”

“如果不是约翰逊先生，我就不知道了。爸爸说过正等他来呢。”

赫尔姆先生（他如今已去世，事发第二年三月死于中风）是位五十多岁、有些阴郁的人，畏缩的神情下掩盖了一种极为好奇和警惕的个性。他喜欢问东问西，“哪个约翰逊？”

“推销保险的那个。”

赫尔姆先生小声嘟哝说：“你爸爸肯定有一大堆文件要签。我估计这辆车停在那儿有三个小时了。”

黄昏即将到来，冷风袭人，天空依然湛蓝，但花园里菊花的高梗已伸出长长的影子。南希的猫正在菊花丛中嬉闹，用爪子挠抓着凯尼恩和老赫尔姆绑植物的麻绳。蓦地，南希出现了。她坐在胖胖的“宝贝”背上，慢慢地自田间踱来，她刚去河里给它洗完澡，这是“宝贝”周六的乐事。特迪，那条狗，陪着他们，三个都是水淋淋的，闪闪发光。

“你会着凉的！”赫尔姆先生说道。

南希笑了。她从未生过病，一次也没有。从“宝贝”身上滑下来后，她躺到花园边的草地上，一把捉住猫，举在头顶上摇着，还亲了亲猫的鼻子和胡子。

凯尼恩有些看不下去，“竟然亲动物的嘴。”

“你以前还亲过斯基德呢。”她提醒凯尼恩。

“斯基德是匹马。”那是他从小马驹养大的一匹漂亮的暗红色公马。它跃过栅栏时才棒呢！“你别把它累坏了，”他父亲曾警告他，“总有一天你会要了它的命。”果不其然，有一天斯基德驮着主人沿一条下坡路疾驰时，它的心脏受不了，一跤跌倒，死了。现在，一年以后的今天，尽管父亲看他很难过，许诺明年春天再给他买一匹小马驹，但凯尼恩还是为它哀痛不已。

“凯尼恩，你觉得特雷西到感恩节的时候会说话了吗？”南希问道。特雷西还不到一岁，是她的外甥，伊芙安娜的儿子，她和伊芙安娜这个姐姐关系特别亲。相比之下，凯尼恩最喜欢贝弗里。“要是听到他叫‘南希阿姨’或者‘凯尼恩舅舅’，我会高兴死的。你难道不喜欢听到这样的称呼吗？我说，难道你不想当舅舅吗？哎呀，你怎么不回答我？”

“因为你是个傻瓜。”他一边说，一边把一朵枯了的大丽花向南希扔去，她顺手把花插到了头发里。

赫尔姆先生拿起铁锹。乌鸦哇哇地叫了几声，太阳快西沉了，但是他的家不在这里。被中国榆树掩映的小道已经变成了一条暗绿色的隧道，而他就住在隧道的尽头，离这儿大约半英里。“晚安。”他说道，开始踏上回家的路程。但是他回头看了一次。第二天他证实，“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们。南希牵着‘宝贝’向谷仓走去。正如我所说的，没有任何异常之处。”

黑色的雪佛兰又一次停了下来，这次是停在恩波里亚郊外一所天主教医院的前面。在佩里持续不断的刺激下，（“那是你的毛病，你以为只有自己的主意是对的——迪克的主意。”）迪克投降了。他让佩里留在车里等候，而他走进医院设法向修女买一双黑色长筒袜。这种买袜子的鬼主意是佩里的灵感，他争论说修女一定有黑色长筒袜。当然，不可否认，这种想法有一个弊端：修女以及任何与之相关的人或事都是不吉利的，而佩里非常迷信（他的一些禁忌包括数字十五、红头发、白花、横穿马路的牧师或梦里出现蛇），但这是不可避免的。极端迷信者通常也是极端的宿命论者，佩里就是一个例子。他出现在这里，干着目前的差事，并非因为他希望如此，而是命运的安排。他可以证明这一点——虽然他无意去证明，以免被迪克知道——他违反假释规定返回堪萨斯州的真实而隐秘的动机与迪克的“计划”或那个邀请完全无关。真正的原因在于数周前他得知，十一月十二日星期四这天，他的另一位前狱友将从兰辛的堪萨斯州立监狱获释，“世上没有比这更紧要的”，他急于和这个人重聚，他“真正的、唯一的朋友”——“出类拔萃的”威利-杰伊。

在三年牢狱生涯的第一个年头，佩里一直饶有趣味地远远观察过威利-杰伊的一举一动，同时他又有点担忧：如果一个人希望被别人看作是硬汉，那么和威利-杰伊接近就是不明智的。他在狱中担任牧师的书记，一个瘦弱的爱尔兰人，头发过早地出现了灰白色，一双忧郁的眼睛也是灰色的。他的男高音是监狱唱诗班的光荣。虽然佩里蔑视任何虔诚的表现，但是在听到威利-杰伊唱起《主祷文》时，却禁不住感到“心酸”。这首赞美诗使人的心灵得到净化，那庄重的歌词令他感动，使他对一向自认为是的轻蔑多少有点怀疑。最终，被一种微妙的宗教好奇心所驱使，他开始接近威利-杰伊，而这位牧师的书记立即给了他友善的回应。威利-杰伊立刻意识到这个眼神朦胧、声音低沉、略显一本正经的跛脚壮汉是位“诗人”，“一个罕见而可以挽救的灵魂”，一种“要把这个孩子带到上帝那里”的激情吞没了他。有一天，当佩里呈给他一幅用彩色蜡笔画的耶稣像时，他感到成功的希望大增。那是一幅很大的笔法娴熟的画像。兰辛地区受人尊敬的新教牧师詹姆斯·波斯特非常看重这幅画，把它挂在办公室里，至今还在那里挂着：画上是一个圣洁的救世主，带有威利-杰伊的丰满嘴唇和忧郁的眼睛。这幅画是佩里追求宗教寄托的最高境界，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幅画也是终点，他认为耶稣有点“伪善”，试图“愚弄和背叛”威利-杰伊，因为从过去到现在上帝从未令他信服。然而，他是否应该冒着失去一位“真正理解他”的朋友的风险承认这一点呢？（霍特、乔、杰希，这些在世上撞来撞去、彼此却从不透露真实姓名的家伙，都只是他的“哥们”，但在佩里看来，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威利-杰伊这样“才华出众”，“如同一位受过良好训练的心理学家那样观察入微、感觉敏锐”。这样一个天才怎么会被关进兰辛呢？这正是令佩里感到诧异的地方。答案是：这位三十八岁的牧师书记是一个贼，一个惯偷，二十年里曾在五个州服过刑。这个答案无需复杂的头脑都可理解，虽然佩里也知道，但他以“更深刻的、人性的问题”为借口而拒绝承认。）佩里决定说出来：他很抱歉，但是天堂、地狱、圣徒和仁慈……这些东西不对他的口味。如果威利-杰伊的爱是建立在设想佩里有一天会和他一起跪倒在上帝的脚下，那么他是被骗了，他们的友谊是虚假的，就像那幅画一样，是假的。

像往常一样，威利-杰伊表示理解。虽然他很沮丧，但却仍旧抱着幻想，坚持呼求佩里的灵魂，直到有一天佩里获得假释、离开了监狱。在佩里走之前的那个晚上，他给佩里写了一封告别信，最后一段这样写到：“你是一个极富激情的人，一个饥饿却不是很清楚想要吃什么的人，一个饱经挫折却拼命在牢不可破的世俗中寻求自己生存空间的人。你悬挂于两种精神状态之间，一种是自我表现，另一种是自我毁灭。你很强壮，但你的强壮有一个缺陷，除非你学会控制自己的力量，否则这个比你的力量还强大的缺陷将打败你。什么缺陷？不分场合随时会爆发的感情用事。为什么？为什么看到别人幸福或满足的时候，你会毫无道理地发怒？为什么你对人类的蔑视以及伤害他们的欲望越来越强？好吧，你认为他们都是傻子，你厌恶他们，因为他们的道德、他们的幸福正是你挫败和愤慨的来源。但是这些正是你内心可怕的敌人，总有一天会像子弹一样具有毁灭性。幸运的是，子弹只是夺去受害者的生命，而细菌却不管你活多久都在折磨你、撕碎你，只留下一具躯壳。你的生命之所以还有火焰在燃烧，是因为你向火里投入了轻蔑和憎恨的干柴。你可以成功地谋事，却不可能谋得成功，因为你就是自己的敌人，你使自己无法享受自己的成就。”

佩里很满意自己成了这篇说教的主角，还让迪克读了这封信，而迪克对威利-杰伊抱有怀疑，说这封信“不过是一派胡言乱语”，还说：“蔑视的干柴？我看他就是干柴！”当然，佩里早料到他会有这种反应，心里还暗暗地对此表示欢迎，因为直到在兰辛的最后几个月里，他才认识迪克，两人之间的友谊正是他对那位牧师书记极为崇拜的一种平衡，是自然而然的。也许迪克是“浅薄”，或者就像威利-杰伊指称的那样，是“一个堕落的吹牛者”，反正都不要紧。迪克风趣、精明、讲求实际，办事“干净利落”，他脑子里既没有阴郁的影子，也不是个土包子。而且，和威利-杰伊不同的是，他对佩里古怪的想法从不吹毛求疵；他愿意倾听，迎合人意，喜欢和佩里一起分享美梦——埋藏在墨西哥海底和巴西热带雨林里的“肯定有的宝藏”。

在获得假释后的四个月里，佩里开着一辆倒了五次手、花一百美元买来的福特汽车，从里诺开到拉斯维加斯，从华盛顿州的贝灵汉开到爱达荷州的比尔。他在比尔找了一份临时工作，当卡车司机，正是在这里他收到了迪克的信：“佩里老友，我八月份出来了，你离开后，我遇见了一个人，你不认识他，但是他令我们可以干一桩漂亮事。一个易如反掌、异常完美的计划……”在这之前，佩里从未想过会再次见到迪克或者威利-杰伊。但是他们两个经常出现在他的脑子里，特别是后者，在佩里的记忆中，已经变成了一个萦绕在他记忆通道里的贤哲。“你追求的是被人否定的东西，”威利-杰伊在一次说教时曾对他说，“你什么也不在乎，没有责任感、没有信仰、没有朋友，也感觉不到温暖。”

在近来孤独而困窘的颠沛流离中，佩里一次又一次地想起威利的话，他认定这是不公正的。他的确在乎这些，但是谁又在乎他呢？父亲？是的，从某一点来说是这样。还有一两个姑娘，但是“说来话长了”。除了威利-杰伊，没有人在乎过他。只有威利-杰伊承认过他的价值和潜力，承认他不只是一个矮小的、肌肉发达的杂种，看出他在一切德行上，与他本人看到的一样：“特殊”、“罕见”、“有艺术气质”。在威利-杰伊身上，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他的敏感得到了保护。四个月的流浪生活使这种高度的评价比梦中的财宝对他更有诱惑力。所以当他收到迪克的来信，并且意识到迪克建议他来堪萨斯州的日子正好和威利-杰伊出狱前后相差不多时，他知道了自己必须做什么。他开车来到拉斯维加斯，把车卖掉，收拾好地图、旧信、手稿和书籍，买了一张灰狗长途汽车票。这次旅行的结果就只能靠命运了；如果“和威利-杰伊一起解决不了问题”，那么他“将考虑迪克的建议”。然而，结果是，他要么选择迪克，要么选择一无所获。就在佩里的汽车在十一月十二日晚上抵达堪萨斯城时，威利-杰伊已经不能欢迎他的到来了，他走了，离开了堪萨斯城，事实上，仅仅五个小时之前，他从佩里抵达的那个车站离开了。是佩里通过电话向波斯特牧师打听来的，但波斯特令他很失望，他拒绝透露威利-杰伊的准确去向。“他往东边去了，”牧师说，“去寻找好机会了。一份体面的工作，一个愿意帮助他的好人家。”佩里挂了电话，愤怒和失望令他感到眩晕。

但是，他想知道，当痛苦减弱以后他还会真的期望与威利-杰伊重聚吗？自由把他们截然分开；恢复自由身之后，他们没有共同之处，相反，他们永远也不可能在一起——像他和迪克那样，一道去南部边境外的深海去寻宝。但是，如果他没有错过威利-杰伊，哪怕他们能在一起待上一个小时，佩里确信，或者说完完全全地“知道”，他此刻就不可能待在一所医院的外面，等着迪克从里面找到一双黑色长筒袜。

迪克两手空空地回来了。“没有，走吧。”他说道，一副狡猾且漫不经心的表情，令佩里大起疑心。

“你肯定没有吗？你当真问过修女了？”

“我当然问过了。”

“我不相信。我想你走进去，逛了几分钟，然后就出来了。”

“好了，甜心，随便你说什么。”迪克开始开车。沉默着走了一会儿，迪克拍了拍佩里的膝盖。“嗨，行了，”他说，“这就是个狗屁主意。天知道她们会怎么想？我闯了进去像逛百货公司似的……”

佩里说：“也许这样也不错。修女不是什么好兆头。”

当看到克拉特先生旋开派克钢笔、打开支票簿时，纽约人寿保险公司在加登城的代理人不由得露出了微笑。他想起了当地的一句俏皮话，“知道他们怎么说你吗，赫伯？他们说，‘自从理发涨到一美元五十美分，赫伯连理发也开支票了。’”

“没错。”克拉特回答说，他像贵族一样，以从不随身携带现金而闻名，“这就是我做生意的方式。当查税人员找上门来的时候，支票存根是你最好的朋友。”

支票已经填好，但尚未签字，他将身子靠回椅子内，似乎陷入了沉思。那位矮壮的、有点秃顶、不拘小节的代理人名叫鲍勃·约翰逊，他希望自己的客户不要在最后时刻变卦。赫伯是个头脑冷静、做事力求稳妥的人，约翰逊忙活了一年才最终敲定这笔生意。但是，此刻不同以往，他的顾客只是在经历一种约翰逊所谓的“庄严时刻”。这种现象，保险生意人都很熟悉。一个人在买人寿保险时的心情，跟写遗嘱没什么不同，死亡的念头难免涌上心头。

“是的，是的，”克拉特先生说道，仿佛在自言自语，“我该知足和感恩——这一辈子经历了太多美妙的事。”足以纪念他事业里程的各色镜框，挂在他办公室的胡桃木墙壁上，闪闪发光：大学文凭证书、河谷农场的地图、农业比赛的奖状，还有一张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他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亲笔签名的华丽证书，以表彰他在联邦农业信用委员会的工作。“还有孩子们。我们在这方面一直很庆幸。也许我不该这么说，但我真的为他们感到骄傲。就拿凯尼恩来说吧，虽然目前他倾向于工程或科学，但是你不能说他不是个天生的农业好手。上帝保佑，总有一天他将经营这块地方。你以前见过伊芙安娜的丈夫唐·贾乔吗？他是位兽医。你不知我有多器重那孩子。还有维尔，维尔·英格里希，我女儿贝弗里钟情于他。如果我出了什么事，我敢肯定，他们一定能承担起责任；但是邦妮，邦妮一个人挑不动这么一副重担……”

约翰逊，在这类意味深长的话题上是个老手，知道这时可以插话了。“哎，赫伯，”他说道，“你还是个年轻人呢，才四十八岁。无论从外表，还是从健康报告上看，你都很年轻，少说也有好几年我们要承蒙你的照顾呢。”

克拉特先生挺直身子，又一次拿起了钢笔。“说实话，我感觉相当好。非常乐观。我想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真的可以在这里赚点钱。”在简单阐述未来理财计划的同时，他在支票上签了名，然后把它推到桌子另一边。

此刻已是六点过十分，保险代理人急着回家，妻子正等他回去吃晚饭呢。“承蒙关照，赫伯。”

“哪里的话，老哥。”

他们握了握手。然后，约翰逊带着一种胜利的感觉拿起克拉特先生的支票，把它放进自己的皮夹里。这是一份价值四万美元保险的头期款，一旦出现保险人意外死亡的情况，保险公司将双倍赔偿。

他和我散步，他和我聊天，

他对我说我是属于他的，

我们在那里等待时分享的快乐，

没有人能明白……

佩里用吉他自弹自唱，自得其乐。他能唱大概两百多首圣诗和情歌，从《粗糙的老十字架》到科尔·波特，除了吉他以外，他还会口琴、手风琴、五弦琴和木琴。在他最喜欢的一个舞台生涯的幻想中，他的艺名叫佩里·奥帕尔森，是一位表演“一人交响乐”的明星。

迪克说：“来杯鸡尾酒怎么样？”

其实，佩里并不在乎喝什么，他不是一个很爱喝酒的人。但是迪克却很挑剔，在酒吧里，他通常选择橙花酒。佩里在汽车的工具箱里装着一品脱已经调好的橘子味的伏特加鸡尾酒。他们俩轮流喝了起来。虽然暮色已浓，但迪克仍把速度稳定在每小时六十英里，并且没有打开车头大灯。路很直，土地平坦得像一片湖泊，很少看见别的车驶过。这里便是“那边”，或者离“那边”很近了。

“天哪！”佩里说道，他盯着那开阔一望无际的土地，以及清冷的天空下连绵不绝的青色——除了远处农场里闪烁的灯光以外，一无所有，显得空旷而孤寂。他憎恨这里，就像他憎恨得克萨斯平原和内华达州沙漠一样：空旷的地势和稀少的人口常令他情绪低沉，还伴有一种对陌生环境的恐惧。海港才是他最喜欢的地方，拥挤、嘈杂，塞满了船只，飘荡着下水道气味，比如横滨。朝鲜战争期间，他作为美国陆军的士兵曾在那里度过一个夏天。“天哪！他们对我说离堪萨斯州远点儿！永远别让我的脚再踏上堪萨斯州的土地，好像他们是在禁止我进入天堂似的。好好看看这儿，简直大饱眼福。”

迪克把酒瓶递给他，里面的酒只剩下一半了。“剩下的留着吧，”迪克说，“我们也许还用得着。”

“还记得吗，迪克？我们谈过关于那条船的事？我想，我们可以在墨西哥买条船，一条便宜但很结实的船。我们可以横渡太平洋，去日本。有人做过，好几千人曾经是这样过去的。我不骗你，迪克，你该去日本看看。日本人善良，性格温和，彬彬有礼。真的很周到——不仅仅是为了你的钱。说到女人，你从没见过那么温柔的……”

“我有过女人。”迪克说他仍爱着有一头蜜色金发的第一任妻子，虽然她已经和别人结婚了。

“日本那儿有许多澡堂子。有一间叫‘寻梦池’，你可以舒舒服服地躺在里面，美丽迷人的姑娘会从头到脚给你擦洗。”

“你以前告诉过我。”迪克有些不耐烦。

“那又怎么样？我就不能再说了吗？”

“以后再说吧。以后再说。嗨，伙计，我脑子里想的已经够多了。”

迪克打开收音机，佩里又把它关上。他不管迪克的抗议，自顾自弹起了吉他。

我独自一人去花园，

露水还在玫瑰上。

我耳中传来声音，

原来是神子主耶稣……

一轮满月正在天边冉冉升起。

案发后的星期一，年轻的博比·鲁普在接受测谎仪检测之前作证时，描述了他最后一次拜访克拉特家的情形。“当时是一轮满月，我想，如果南希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开车出去，去麦金纳湖或者去加登城看电影。但是当我给她打电话时——当时大概是七点十分左右——她说她得去问问父亲同意不同意。然后，她回来了，回答是不行，因为昨晚我们在外面待得太晚了。不过，她说我干脆过来看电视算了。我经常去克拉特家看电视。你知道，南希是我唯一约会过的女孩。我从小就认识她，从一年级开始我们就一起上学。从我记事起，她就那么漂亮、那么惹人喜爱，她是一个人物，甚至当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就如此。我的意思是，她让每个人都觉得开心。我第一次和她约会是在八年级。当时班里大多数男孩子都想带她去参加八年级的毕业舞会，所以当她说愿意和我一起时，我很吃惊，也有点自豪。我们俩当时都是十二岁。我爸把车借给我，我开车和她一起参加舞会。对于南希，我是越看越喜欢；对于他们全家人，也是这样——没有哪家能和他们相比，至少这里没有，反正我不知道谁能和他们相提并论。克拉特先生也许在某些事情上过于严厉——比如说宗教信仰或者诸如此类的事——但是他从未试图使你感觉他是对的，你永远错。

“我们家住在克拉特家西边三英里。我通常是走着来回，但是夏天我一直在打工，去年我攒够了钱，买了一辆自己的车，一辆一九五五年的福特，所以那晚我开车过去，大约是七点刚过时到的。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通往她家的林荫车道上，我一个人都没看见，屋子外面也没有人。只有老特迪冲我汪汪叫。一楼的灯亮着，那是客厅和克拉特先生的办公室。二楼是黑的，我想克拉特太太一定睡着了，如果她在家的话。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她究竟在不在家，我从来也没问过。但是我发现我猜对了，因为后来凯尼恩想要练习小号——他在学校乐队里吹中音——但南希对他说别练了，怕他把克拉特太太吵醒。不管怎么说，我到的时候，他们已经吃完了晚餐，南希收拾了碗盘，把它们都放在洗碗机里了。他们三个人——两个孩子和克拉特先生——都在客厅里。所以我们像以前那些晚上一样围坐在一起：南希和我坐在沙发上，克拉特先生坐在椅子上，就是那把带坐垫的摇椅。他没怎么看电视，他正在读一本书，书名是《流浪的男孩》，那是凯尼恩的。他去了一次厨房，回来时拿着两个苹果，他给了我一个，但我不想吃，所以他全吃了。他的牙齿很白，他说那是吃苹果的缘故。南希当时穿着短袜和软拖鞋，蓝色牛仔裤，我想她上身穿的是一件绿色毛衣；她戴着那块金表和去年一月她十六岁生日时我送她的礼物——一个表明我们关系的手镯，一面刻着她的名字，另一面是我的。她还戴了一枚小小的银戒指，这是她今年夏天和基德维尔一家去科罗拉多的时候买的，并不是我们的定情戒。你知道，两个星期前，她冲我发火了，说要把我们的戒指摘下来放一段时间。当你女朋友这么做时，那就意味着你要经受考验了。我是说，的确，我们有过争吵，但男女朋友谁没吵过架？这次是因为我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在招待会上喝了一点啤酒，只有一瓶，却被她知道了。不知是谁嘴快，说我喝得大醉。唉，从那以后她仿佛成了石头人，一个星期连招呼都没和我打。但是最近我们又和好如初了，我相信她正打算重新戴上我们的戒指。

“好吧，那天晚上我们看的第一个节目是第二频道的《人与挑战》，讲的是几个人在北极的故事。然后我们看了一部西部片，这之后是一个间谍的冒险故事《五指》。九点半时演的是麦克·海默的侦探片。然后是新闻。但是这些节目凯尼恩全不喜欢，之所以如此，很大原因是我们没让他选节目。他对每一个节目都挑三拣四的，南希一直叫他闭嘴。他们俩总是这样拌嘴，不过实际上两人是很亲密的，比大多数兄弟姐妹都要亲。我猜大半是因为他们单独待在一起的时间很多，克拉特太太经常不在家，而克拉特先生也经常去华盛顿或别的什么地方。我知道南希很爱凯尼恩，但是我认为即使是她也没有真正了解凯尼恩。他似乎总是一个人魂不守舍。你永远也别想知道他在想什么，甚至也不会知道他是不是在看着你——他有一点儿轻微的斜视。有人说他是一个天才，这话也许是真的。他确实读了很多书。但是，正如我所说，他当时有些不安。他不想看电视，想练小号，当南希不让他练时，我记得克拉特先生对他说，为什么不去地下室的娱乐间里去练呢，在那儿没有人会听见。但是他又不想去地下室。

“电话响了一次，或者两次？哎，我记不清了。我只记得有一次电话响了，克拉特先生到办公室去接。门——客厅和办公室之间的滑动门——是开着的，我听见他说‘冯’，所以我知道他正在和他的雇员冯·弗里特先生谈话。他说他有点头疼，不过正在好转。还说要在星期一早晨见见冯·弗里特先生。他回来时，麦克·海默刚播完，然后是五分钟新闻，接着是天气预报。每次一到播天气预报的时候，克拉特先生就会来精神。实际上，他一直等的就是天气预报。这就和唯一吸引我的是体育节目一样，接下来就是体育节目。体育节目结束时已是十点半了，我起身要走。南希送我出来。我们说了会儿话，约定在周日晚上一起去看电影，一部所有女孩都盼望看的电影——《情窦初开》。然后她跑回了屋里，我开车离开。那晚夜色很亮，像白天一样，月光皎洁，天有些凉，微风吹过，无数风滚草随风飘动。这就是我看到的一切。只是现在我回想起来，我觉得一定有人一直躲在那里，也许就在那边的树丛里。有人就等着我离开。”

迪克和佩里在大弯城的一家饭馆前停了下来。因为身上只剩十五块钱了，佩里打算点一份饮料和三明治，但迪克说不，他们需要的是一顿实实在在的“盛宴”，不必为费用发愁，他来付账。他们点了两份半生的牛排、烤土豆、法式土豆丝、炸洋葱圈、豆煮玉米，还点了意大利通心粉、玉米片粥、千岛沙拉、肉桂面包卷、苹果派、冰淇淋和咖啡。吃饱喝足后，他们俩去了一家杂货店挑选雪茄；在同一家杂货店里，他们还买了两卷厚厚的胶带。

黑色的雪佛兰重新上路，急匆匆地穿越乡村，悄悄地向更加寒冷、更加干燥的麦地高原驶去。佩里闭目打盹，进入了酒足饭饱后昏昏欲睡的状态，当听到播放十一点钟的新闻时，他醒了过来。他摇下车窗，让清冽的空气吹着自己的脸。迪克告诉他已经进入芬尼县境内。“我们进入县界十英里了。”他说。汽车跑得飞快。公路两旁指示牌上的广告词被汽车前灯照得闪亮，瞬间又一晃而过：“瞧，北极熊”、“伯蒂斯汽车”、“世界上最大的免费游泳池”、“麦田汽车旅馆”。终于，一转眼的工夫，路灯亮了起来，“您好，异乡客！欢迎来到加登城，竭诚为您服务。”

他们沿着城市北面的边缘前进。将近午夜时分，路上空无一人，除了孤零零的加油站还亮着灯，其他商店都关门了。迪克拐进一间名为赫德的菲利浦六六加油站。一个年轻人出现了，问道：“要不要把油加满？”迪克点了点头。佩里从车里出来，走进加油站的盥洗间，然后把门反锁上。他的双腿像平时发作那样令他疼痛难忍，疼得好像以前那场事故就发生在五分钟前。他从一个瓶子里倒出三片阿司匹林，慢慢地嚼碎（他喜欢阿司匹林的味道），然后从洗脸盆的水龙头里接水喝。他坐在马桶上，伸开腿，揉了揉，按摩着那几乎无法弯曲的膝盖。迪克说过他们差不多快到了，“只要再走七英里就到了”。他拉开上衣一个衣兜的拉链，拿出一个纸盒，里面是刚买不久的橡胶手套。手套上粘着一层薄薄的胶水，黏糊糊的，他一只手指一只手指地伸进去。有一只破了，破得不是太厉害，只是在两个手指间裂开了，但对他而言不是什么好兆头。

门把手转动了，格格地响。迪克说道：“想吃糖吗？他们这儿有一台自动售糖机。”

“不。”

“你还好吧？”

“我很好。”

“别在里边蹲一整夜。”

迪克往自动贩卖机里投了一枚硬币，拉了一下杠杆，拾起一包软糖豆，大嚼着回到车里，懒洋洋地靠在车座上，看着那个加油站的年轻人清扫挡风玻璃上的堪萨斯尘土和粘着的飞虫尸体。那年轻人名叫詹姆斯·斯波尔，他感到有点不安。迪克的眼神和阴沉的表情，佩里在盥洗室里长时间不出来，令他心烦意乱。第二天，他向加油站的老板汇报说：“昨天晚上，我们这儿来了两个看起来很难缠的顾客。”甚至很长时间以后，他从未把这两个人和霍尔科姆的惨案联系起来。

迪克说：“这里有点不景气呀。”

“可不是嘛，”詹姆斯·斯波尔说，“两个小时来，你们是唯一在这里停下来的。你们是从哪儿来啊？”

“堪萨斯城。”

“来这儿打猎？”

“只是路过。我们要去亚利桑那州，在那儿找到了工作，建筑工，正等着我们去呢。你知道从这里到新墨西哥州的图克姆卡里有多远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一共三元六角。”他接过迪克的钱，找了零钱，说道，“失陪了，先生。我还要工作，给一辆卡车装保险杠。”

迪克边吃糖豆边等，不耐烦地启动油门，按了按喇叭。难道他判断错了佩里的性格？一向神勇过人的他，这会儿突然“怯场”了吗？一年前，他们初次相遇时，他认为佩里有点“顾影自怜”、“多愁善感”、太爱“幻想”，但仍不失为一个“好小伙”。他喜欢佩里，但并不认为他值得自己花力气去交往。直到有一天，佩里给他讲了一起谋杀案，告诉他仅仅是“为了好玩”，自己在拉斯维加斯怎样用自行车链条杀死一个黑人。这件奇闻改变了迪克对小个子佩里的看法，他开始对佩里另眼相看，像威利-杰伊一样——虽然两人考虑的动机不同——渐渐断定佩里具有不同寻常且很有价值的特质。在兰辛监狱，有好几个人吹嘘自己杀过人或对此类事根本不畏惧，但迪克确信佩里是其中罕见的一个，“一个天生的杀手”——头脑绝对冷静，但却毫无怜悯之心，不管有没有动机，都可以实施最冷酷的致命打击。迪克认为，这一能力在他的监督下可以得到最完美的施展。在得出这个结论后，他向佩里展开了追求攻势，大拍佩里的马屁：比如，假装相信所有埋藏宝藏的故事，说自己和佩里一样渴望流浪、喜欢海港，但实际上，这些事情没有一件是他喜欢的，他想过“正常的生活”——有一份自己的生意、一间房子、一匹马、一辆新车，当然还少不了“一大群金发女郎”。但是，在佩里凭借自己的才能帮助迪克实现野心之前，无论如何不能使他对这点产生怀疑，这是至关重要的。但也许迪克估计错了，被耍了；如果真是这样，如果事实证明佩里不过是个“草包”——那就没戏唱了，数月来的计划也就白费了，除了转身回去，别无其他。绝不能发生这种事。迪克又返回了加油站。

盥洗室的门仍然锁着。他砰砰砰地敲门，“搞什么，快点，佩里！”

“马上就好。”

“怎么了？你病了？”

佩里抓住洗手台的边沿，支撑着站了起来。他的腿在发抖，膝盖的疼痛令他汗如雨下。他用纸巾擦了擦脸，打开门，说道：“好了，我们走吧。”

南希的卧室是家中最小、也最具个性的房间——充满少女的情调，像芭蕾舞女孩的短裙一样活泼可爱。除了柜子和写字台外，所有的墙壁、天花板都是粉色、蓝色或白色。粉白相间的床上堆放着蓝色的枕头，其余的空间都被一只白粉相间的特大号泰迪熊占去了，这是博比在县商品交易会的射击游乐场上赢来的奖品。在镶着白边的梳妆台上方挂着块漆成粉色的软木质小布告板，上面钉着一些干了的栀子花、几张旧情人节卡片、自报上剪下的食谱以及许多照片，都是小外甥、苏珊·基德维尔以及博比·鲁普的。其中博比的占了一大半：挥球拍的、打篮球的、开拖拉机的、穿着泳裤在麦金纳湖畔玩水的（这是他敢走的最远距离，因为他一直没有学会游泳），还有几张是两个人的合影。其中南希最喜欢的一张是他们俩在郊游时坐在树荫下，两个人彼此含情凝视，虽然未曾微笑，但却能看出满心愉悦。还有一些是马呀猫呀的照片，虽然它们已经死了，但却没有被遗忘——比如“可怜的小笨笨”，它在不久前离奇死亡（南希怀疑是被人毒死的）——这些照片堆满了她的书桌。

南希一直是全家最后一个睡下的。正如有次她对朋友和家政老师波利·斯特林太太所说的那样，午夜是她“既得意又自在的时间”。这个时候，她会像例行公事一样做美容，先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然后擦上晚霜，如果是周六夜里还要洗头发。今晚，她把头发吹干、梳亮，又用一条薄薄的花色纱巾包起来，然后准备好明天早晨去教堂时穿的衣服：尼龙长袜，一双黑色的鞋子，一套红色天鹅绒礼服——这是她亲手缝制的最漂亮的一件衣服。下葬时，也是穿的这件。

在开始祈祷前，她总会写点日记，记些琐事（“夏天来了。我希望永远都是夏天。苏来过了，我们骑着宝贝去河边。苏吹起了长笛。有萤火虫”）以及偶尔迸发的情感（“我爱他，真的”）。这是一本可以用五年的日记，过去四年来，她从未漏记过一天，倒是好几件显著的大事（伊芙安娜的婚礼、小外甥的出生）和别的戏剧性事件（她“和博比第一次真正的吵架”——这一页上沾有泪痕）促使她多占了未来记日记的地方。不同色彩的墨水用来区分年份：一九五六年是绿色，一九五七年是红色，一九五八年是淡紫色，而现在一九五九年，她决定用高贵的蓝色。但是在每一页日记里，她都用自己的笔迹作了修饰，一会儿向右斜，一会儿向左倾，时而活泼，时而夸张，忽而松散，忽而紧凑，她仿佛在问：这是南希吗？是这一个，还是那一个？哪个才是我？有一次，她的英语老师里格斯太太在一篇作文里潦草地写下这样的评语：“写得好。但为什么用三种不同的字体写？”对此，南希的回答是：“我尚未成人，无法确定今后该用何种字体。”不过近几个月来，她有所进步，用显露出成熟的笔迹写着：“乔利妮来过了，我教她如何做樱桃馅饼。帮洛克希练习小喇叭。博比过来了，我们一起看电视。十一点，他离开了。”

“就是这儿，就是这儿，肯定没错，那是学校，那是车库，现在我们往南拐。”迪克兴高采烈，口中念念有词，在佩里看来，迪克仿佛在嘀嘀咕咕地说着咒语。他们离开公路，加速转向一条荒凉的霍尔科姆小道，越过圣达菲铁路。“银行，肯定是那家银行。现在往西拐——看见那树了吗？就是这儿，没错。”车前的大灯照亮了一条榆树夹道的小路，一丛丛被风吹动的风滚草急速地在路边闪过。迪克关掉大灯，将车速放慢了下来。直到他的眼睛适应了月夜的环境，才将车停住。半晌，车又开始向前蠕动。

霍尔科姆位于山地时区分界线东边的十二英里处，这个位置引得很多人的抱怨，早晨七点（在冬天则是八点或更迟）天仍然是黑的，倘若有星星的话，也仍然在闪烁。这个星期天早上，维克·伊尔斯克的两个孩子来干活时就是如此。九点，两个男孩干完活——其间他们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太阳已经升了起来，依旧是打野鸡的一个好天气。他们离开干活的地方，沿着小路跑回家的时候，对着一辆迎面而来的汽车挥了挥手，车中一个女孩也向他们挥手。她是南希·克拉特的同班同学，名字也叫南希，南希·埃瓦尔特。她是正在驾车的克拉伦斯·埃瓦尔特先生的独生女。埃瓦尔特先生是一位已届中年的农场主，以种植甜菜为生。他本人是不去教堂的，他的妻子也不去，但是每到周日，他都会开车送女儿到河谷农场，好让她和克拉特一家一起去参加加登城卫理公会教徒的礼拜仪式。这样的安排使他“避免了来回去城里两趟”。他总是要等到女儿安全地进屋后才放心离去，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讲究衣着的南希，有着电影明星的身材，戴着眼镜，走起路来婀娜不胜娇羞。她穿过草坪，按了按前门的门铃。这座房子有四个门，她在前门不停地敲着，里面却没有反应，于是她走到下一处门——克拉特先生办公室的那扇。这儿的门半掩着，她又推开了一点儿，里面一片漆黑，空无一人，但她想到就那么“闯进去”，克拉特一家会见怪的，于是她又敲门，又按了按铃，也是没有任何动静。最后绕了一圈来到房子后面。这儿是车库，她看到两辆雪佛兰都在车库里，可见他们一定在家。她又试了试第三个通往“储物室”的门以及第四个——这扇门通往厨房，但全都没有反应。她只好回到父亲身边。她父亲说：“也许他们在睡觉。”

“那是不可能的。你能想象克拉特先生会为了睡觉而错过去教堂？”

“要么我们走吧。我们去教师公寓。苏珊应该知道出了什么事。”

教师公寓坐落在新式学校的正对面，是座陈旧的大厦，阴暗而寒酸。二十套临时房间被分成半租半送的公寓住宅，提供给那些找不到或租不起房子的学校员工住。尽管如此，苏珊·基德维尔和她的母亲还是苦中作乐，把她们位于一楼的房间布置得温暖而舒适。令人难以相信的是，那间弹丸大小的起居室里除了几把椅子外，还放着一架风琴、一架钢琴、一些花盆（盆中的鲜花正在盛开），通常还有一只蹿上蹿下的小狗和一只昏昏欲睡的肥猫。这个星期天的早上，苏珊站在窗前望着街道。她是一位个子高挑、神情倦怠的年轻姑娘，鸭蛋脸上有一双美丽的灰蓝色眼睛；她的手很有特点，手指修长、灵巧，带有一丝神经质的优雅。她打扮整齐也准备去教堂，正盼着克拉特家的雪佛兰赶快到来，她和南希·埃瓦尔特一样，也经常和克拉特一家一起去参加教堂的礼拜仪式。结果，克拉特一家没来，来的是埃瓦尔特一家，而且还带来了一个令人纳闷的消息。

但苏珊无从解释，她母亲也一样，只是说：“如果计划有变，他们肯定会打电话来的。苏珊，你为什么不给他们家打个电话？他们也许真是睡过头了呢。”

“我也这样想。”苏珊在后来所作的陈述里这样说，“我给他们家打电话，电话铃响了，至少我有这样的印象，电话铃是响着的，噢，响了一分钟或更长，没人接。所以，埃瓦尔特先生建议我们去他们家，把他们‘叫醒’。但是当我们到了那儿时，我却不想这么做了。一走进屋里，我就感到害怕，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从未料到……那样的事怎么可能发生呢。但是阳光如此明媚，一切看起来都那样明亮而安静。当时，我看见他们的小汽车都在家，连凯尼恩的那辆老式追狼车也在。埃瓦尔特先生当时穿着工作服，靴子上沾满了泥；他觉得穿成这样不适合去拜访克拉特一家，尤其是他以前从未拜访过，我是说，从未登门拜访过。最后，南希·埃瓦尔特说愿意和我一起去。我们绕到厨房门口，当然，那儿的门没锁，只有赫尔姆太太会锁上它，但克拉特家从来不锁。我们一走进去，我就知道克拉特家还没吃早餐，没有看见碟子，炉子上也空无一物。我注意到事情有点不对劲：南希的钱包掉在地上，口微微开着。我们穿过饭厅来到楼梯下方，南希的卧室就在上面。我一边叫着她的名字，一边走上楼梯，南希·埃瓦尔特跟在我的后面。我们的脚步声大得令人害怕，周围一片死寂。南希房间的门是开着的。窗帘没有拉上，满屋子阳光。我不记得自己是否惊声尖叫过。但南希·埃瓦尔特说我确实叫了起来——叫啊叫啊，拼命地叫。我只记得南希的泰迪熊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看。南希……我跑，我……”

在这期间，埃瓦尔特先生认为也许他不应该让两个女孩单独进入房子。当听到尖叫声时，他正从车里出来，准备随她们一起进屋。但是，还没等他冲进屋里，两个女孩已经向他跑了过来。他的女儿大叫道：“她死了！”说着便一头栽进他的怀里。“真的，爸爸！南希死了！”

苏珊向她转过身来，“不，她没死。你别这样说，你怎么敢这么胡说！她只是流鼻血而已。她总是流鼻血，流得很厉害，就是这么回事。”

“太多太多的血。墙上也有。你没看清楚。”

“我是摸不着头脑，”埃瓦尔特后来作证说，“我想可能是那孩子受伤了什么的。在我看来，首先该做的是叫救护车。基德维尔小姐（苏珊）告诉我厨房里有一部电话。我在她说的位置找到电话，但是话筒并未挂上，当我把话筒捡起来时，才发现电话线被切断了。”

二十七岁的英语教师拉里·亨德里克斯住在教师公寓的顶楼。他喜欢写作，但他的公寓对于一个立志成为作家的人来说不是理想之地。他的房子比基德维尔家的还小，而且他要和妻子、三个活泼好动的孩子以及一台永远都在开着的电视机分享有限的空间（只有如此，才能让孩子们安静下来）。年轻的亨德里克斯生于俄克拉荷马州，曾在海军服役，很有男性气概，他嘴角叼着烟斗，留着胡子，一头乱蓬蓬的黑色头发，虽然还没发表过作品，但至少看起来有点文人的样子。事实上，他的打扮颇有几分他最崇拜的作家海明威年轻时的样子。为了弥补当老师收入的不足，他还给学校开校车。

“有时我一天开六十英里，”他对一位熟人说，“这样留给写作的时间就不多了。星期天是例外。当时，正是那个星期天，十一月十五日，我端坐在公寓里，正仔细地看报纸。你知道吗，我大多数故事的灵感都来自报纸。唉，电视开着，孩子们在嘻嘻哈哈地玩。但即便如此，我还是听见了楼下的声音，是从基德维尔太太家传出来的。但我想这也许不关我的事，我是新来的，这学期开学时我才搬到霍尔科姆。可没过多久，我妻子雪莉——当时她正在外面晾衣服——急急忙忙跑进来说：‘亲爱的，你最好到楼下去看看。他们全都吓疯了。’那两个女孩，当时的确是吓坏了。苏珊一直没有从惊吓中回过神来，我看以后也很难。还有可怜的基德维尔太太，她的身体一向不太好，她紧张得要命，一直说个不停。但是直到后来我才明白她说的是什么。‘哦，邦妮，邦妮，出了什么事？你是那么高兴，你对我说一切都结束了，你再也不会生病了。’大意是这样。就连埃瓦尔特，连像他这样的人都惊吓成那样了！他打电话给加登城的警长办公室，长官亲自接的电话。埃瓦尔特先生告诉他‘在克拉特家发生了极端可怕的事故’。警长答应马上过来，埃瓦尔特先生说好的，他会去公路上迎他。雪莉下楼，和女人们坐在一起，试图安慰她们，好像这样就管用似的。我和埃瓦尔特先生一起开车出去，到公路上等候警长鲁滨逊。在路上，他对我讲了发生的事。当他说到发现电话线被切断时，我立刻想到，嗯，从现在起我就应该留神了，该把每一个细节都记下来。说不定会叫我到法庭上去作证。

“警长到的时候是九点三十五分，我看过手表。埃瓦尔特先生向他挥手，示意他跟着我们的车走，我们直接开车去了克拉特家。我以前从未去过那儿，只是远远地望见过。当然，我认识克拉特一家人。凯尼恩在我所教的二年级英语班里，我在《汤姆·索亚历险记》一剧里给南希做过导演。这两个孩子真是很特别，非常谦虚，你根本不会想到他们出身富贵人家或住这么大的房子——树林，草坪，一切都在精心照管之下。我们到达那里时，警长已经听完了埃瓦尔特的讲述，他用无线电话通知办公室，要他们多派一些人外加一辆救护车前来增援，并告诉他们说‘发生了一些意外’。然后我们三个走进住宅，穿过厨房，看见一只女式钱包撂在地上，电话线已被割断。警长的后腰上挂着一支手枪，从我们上楼到进入南希的房间时，我注意到他始终把手按在枪上，随时准备拔出来。

“唉，太惨了！那么优秀的女孩，可惜你们永远都没法认识她了。她被人用猎枪从距离后脑大概两英寸的地方开枪打死了。她侧身躺着，面对着墙壁，墙上溅满了鲜血，肩膀以下的身子用床单盖着。鲁滨逊警长将床单拉下，我们看见她穿着浴袍、睡衣、短袜和拖鞋。看样子，虽不知是几点钟，她那会儿应该还没有上床睡觉。她的手被反绑在身后，脚踝被百叶窗的白绳子捆着。警长问道：‘这是南希·克拉特吗？’以前他从未见过这个孩子。我说：‘是的，这就是南希。’

“我们又返回走廊，往四处瞧。门都关着。我们推开一扇门，原来那里是浴室，似乎有点不对头。我认为之所以令人感到奇怪，是因为里面有一把椅子，一种餐厅里用的椅子，在浴室里看起来完全不合适。隔壁的一扇门，我们一致认为那里肯定是凯尼恩的房间，许多男孩子的东西散落在屋里。我认出了凯尼恩的眼镜，就在床边的书架上。但是床上没有人，虽然看起来像是有人睡过一样。我们走到走廊的尽头，最后一扇门，在那儿，在床上，我们发现了克拉特太太。她也被捆着。但不同的是，她的手是在前面绑着的，所以看起来她好像正在祈祷一样，一只手里还紧紧攥着一块手帕。也许是克利内克斯纸巾？捆住她手腕的绳子一直连到脚踝，然后绳子又拖到床底下，再绑在床脚上。这么复杂且费尽心机。想想吧，这样做得花多长时间啊！她躺在那里任人摆布，怕是吓也吓死了。她手上还戴着两枚戒指，（这就是为什么我总不同意这命案是为了谋财害命，其中一条理由就在于此。）穿着一件长袍、一件白色睡衣和一双白色袜子。她的嘴被胶带紧紧粘住，但因为她是从头部的一侧被直接瞄准，子弹的冲击力把胶带都崩开了。她的眼睛是睁开的，睁得老大，仿佛仍在盯着杀人者，她一定是无法避免看着他用枪瞄准自己的。大家默默无言。我们都太过震惊。我记得警长四处搜寻，看看能不能找到散落的子弹壳，但是杀人者非常狡猾和冷静，没有留下类似的线索。

“很自然，我们感到奇怪，克拉特先生在哪儿？还有凯尼恩？警长说：‘我们到楼下去找找。’我们找的第一个地方是主卧，克拉特先生睡觉的地方。床单被拉开了，有只钱夹丢在床脚，周围是一叠弄得乱七八糟的卡片，好像被人抖过要找什么东西，一张便条，一张借据，谁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呢。事实上，钱夹里一分钱也没有。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这是克拉特先生的钱夹，他是从来不带现金的。这一点就连我这个搬到霍尔科姆仅仅两个多月的人也知道。我知道的另一件事是，无论是克拉特先生，还是凯尼恩，不戴眼镜就什么也看不见。而克拉特先生的眼镜就放在写字台上。所以我判断，不管他们去了什么地方，都不是自愿的。我们仔细察看，一切都很正常，没有搏斗的痕迹，也没有任何扰乱的迹象。只是办公室的听筒也没有挂在电话机上，电话线也被割断了，和厨房里一样。警长鲁滨逊在壁橱里发现了几支猎枪，用鼻子闻了闻，查看最近是否开过火。他说没有。我从未见过他那副困惑的表情，只听他说道：‘真要命，赫伯到底在哪儿？’就在那时，我们听到了脚步声，从地下室逼近楼上。‘是谁？’警长把手按在枪上问。一个声音说道：‘是我，温德尔。’原来是温德尔·迈耶，副警长。大概是他进屋时没发现我们，就径直跑到地下室去搜查了。警长告诉他，声音有点悲悯：‘温德尔，我实在想不通。楼上有两具尸体。’‘哦，’温德尔随即回答说，‘下面也有一具。’于是我们跟随他走进了地下室。我想你也许会把那称为游戏室。那里并不怎么暗，有窗户，可以让充足的阳光照射进来。凯尼恩就躺在角落里的一张沙发上。他的嘴被胶布封住了，手脚都像他母亲那样被捆在一起，绳子从手连到脚，最后绑在沙发扶手上，其过程同样复杂。不知怎么回事，凯尼恩的样子让我最难忘。我想是因为他最容易辨认吧，看起来最像本人生前的模样，虽然枪是正对着他的脸开的。他穿着一件T恤衫和一条蓝色牛仔裤，光着脚，像是匆忙之中抓起身边的衣服就穿上了。他的头用两个沙发枕头垫着，好像是为了便于瞄准才这么做。

“警长接着问道：‘这个通向哪里？’他指的是地下室的另一扇门。警长走在前面，进去后伸手不见五指，好在埃瓦尔特先生找到了电灯开关。这是暖气炉间，里面非常暖和。这个地方的人都在家里装一个煤气炉，插根管子就能在地下抽出天然气，一分钱都不用花，所以这里的屋子都暖和得要命。先不谈这个。我瞧了一眼克拉特先生，就不忍再看了。我知道单单开枪是不会流那么多血的。我猜得没错。他也被枪射杀，和凯尼恩一样，正对着面部。但是也许在被子弹击中之前，他就已经死了。或者，不管怎么说吧，快要死了。因为他的喉咙被割断了。他穿着条纹睡衣，除此什么也没穿。他的嘴被胶布封住，缠了满满一头。脚踝也捆在一起，但手没有捆住，也许是他设法挣脱了，天晓得是怎么回事，不管出于愤怒还是疼痛，反正他把绑在手上的绳子给挣断了。他四肢伸开躺在炉子前，身下是一只很大的硬纸板箱，看来是特意放在那儿的。这是一只用来装床垫的箱子。警长说：‘瞧这里，温德尔。’他指着箱子上一个带血迹的脚印，脚印中间有两个洞，像两只眼睛。我们中的一个人（也许是埃瓦尔特先生？我记不清了）指出了另一件奇怪的事情。这件事我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在我们头顶上有一条暖气管道，上面垂下来一条绳子，是杀人者用的那种绳子。很显然，克拉特先生曾被绑着双手吊在这里，然后绳子又被切断了。但是为什么呢？折磨他？我猜我们大概永远不会知道原因了。不会知道是谁干的、为什么，那天晚上这幢住宅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过了一会儿，屋子里开始挤满了人。救护车来了，验尸官来了，卫理公会派来了牧师，警方的摄影师、州警、电台和报纸的记者，噢，满满一屋子人。大部分人都是从教堂跑出来的，那神情仿佛还在做礼拜。屋里非常安静，只有低声耳语。仿佛谁都不相信一样。一位州警问我在这儿是否有公干，如果没有最好离开。在屋外的草坪上，我看见副警长正在和一个人讲话，那是阿尔弗雷德·斯托克莱因，农场的雇工。看起来斯托克莱因住的地方离克拉特家不到一百码，两座房子之间除了一座谷仓外就没有别的建筑了。但是他说他从未听见任何声音，他说：‘我五分钟前才知道这件事，当时我的一个儿子跑回来对我说警长来了。我和妻子昨天夜里睡了不到两个小时，一直忙上忙下的，因为我们的一个孩子病了。我们听到的唯一声音是在大约十点半或者十点四十五分，我听见一辆小汽车开走了，我对妻子说，博比·鲁普走了。’我回家时，大约在半路，看见了凯尼恩的那条老牧羊犬。那条狗吓坏了，夹着尾巴坐在那里，既不叫也不动。看见那条狗，不知怎的，又使我触景生情。刚才那一会儿我太茫然、太麻木了，竟没有体会到整件事的邪恶、痛苦与恐怖。他们全死了，整整一家子。温和善良的人，我所认识的人，竟被谋杀了。你必须相信，因为这的确是真的。”

霍尔科姆每昼夜有八列直达列车匆匆开过，其中有两辆负责收发邮件。正如热心负责这一工作的人解释的那样，办理这样的事务自有其困难之处。“是的，先生，你不得不保持警觉，这些火车打这里经过，有时时速达一百英里。光是那阵风，唉，就能把你刮倒。当这些邮包飞出来时，真吓死人！就像橄榄球赛时抢到球抱了跑一样：轰！轰轰！我并不是在抱怨，告诉您这是个好工作，是公家的差事，它使我保持年轻。”霍尔科姆的邮递员萨蒂·特鲁伊特太太看起来确实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镇上的人称她为特鲁伊特大妈，她已经七十五岁了。她是一个身材矮壮、饱经风霜的寡妇，头上戴着三角大头巾，脚踏一双牛仔靴（穿在脚上非常舒服，像鸟儿的羽毛一样柔软），她也是霍尔科姆年纪最大的土著居民。“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我的亲戚，那会儿我们还管这个地儿叫舍洛克。后来来了个叫霍尔科姆的陌生人。他是个养猪的，发了财，认为应该用他的名字命名这个村子。改了没多久，您猜怎么了？哼！卖了房子，搬到加利福尼亚去了。我们可没有。我是在这儿出生的，我的孩子也是。这儿！我们永远在这儿！！”她的女儿默尔特·克莱尔太太，碰巧是当地的邮政局长。“只是你千万别认为我是凭着她才有这份公家差事的。默尔特甚至还不想让我来呢。这份工作你要铆足劲儿才能得到。谁投标最低就归谁。而我总是喊得最低，连毛毛虫都不屑一顾。哈哈！这肯定激怒了小伙子们。不错，先生，许多小伙子喜欢当邮递员。但是，当大雪积得有普里莫·卡内拉老先生那么高，风刮得呼呼直响，而一袋袋邮包还得送时，我真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喜欢邮递员这差事！轰——”

特鲁伊特大妈的这份工作，星期天也没得休息。十一月十五日那天，正当她等着十点三十二分西去的列车时，她吃惊地发现两辆救护车穿过铁道，向克拉特家驶去。这件不寻常的事使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擅离职守。就让邮件随便掉哪儿吧。这件新闻是默尔特必须立刻知道的。

霍尔科姆人都称他们的邮局是“联邦大厦”，给这座四处透风、满是灰尘的小屋贯以这样的美称似乎名过其实。天花板裂开了缝，地板颤颤巍巍的，信箱门关不上，灯泡是坏的，钟也不走了。“是的，这很丢脸。”这位说话尖刻、不会作假、令人印象深刻的女负责人承认，“但邮票还是真格儿的，不是吗？再说，关我什么事？我只干我自己的事，自得其乐。我有一把摇椅、一个不错的炉子、一把咖啡壶，还有许多书报杂志可以读。”

克莱尔太太在芬尼县是个著名人物。她之所以出名不是因为目前的工作，而是她以前的职业——舞厅女老板，这个身份单从外表也看不出来。她面容憔悴，脸色蜡黄，穿着长裤、羊毛衫、牛仔靴，看不出年龄的大小（“我自己是知道的，你得猜一猜”），为人快嘴多舌，大多数情况下说起话来嗓门又高又尖，活像公鸡打鸣。直到一九五五年前，她一直和丈夫经营霍尔科姆舞厅，这在当地也算是个新鲜独特的场所，方圆一百英里的酒鬼和喜欢跳踢踏舞的人都被吸引过来。他们的举止还经常会引起警长的注意。“我们这行也不容易，”克莱尔太太回忆说，“有些罗圈腿的乡巴佬，你给他们一点酒尝尝，他们就像印第安人一样，想把眼前看到的一切都一扫而光。当然，我们只出售调酒的饮料，从不卖烈性酒，即使是合法的，我们也不会卖。我丈夫霍莫尔·克莱尔不赞成，我也一样。有一天，霍莫尔·克莱尔——他是七个月零十二天前在俄勒冈州动了五个小时的手术后过世的——对我说：‘默尔特，我们一辈子都生活在地狱里，现在我们要设法进天堂了。’第二天，我们就关了舞厅。对此我从不后悔。哦，起初我失去了夜生活，觉得怪寂寞的，也想念那些曲调、那些欢乐。但现在，霍莫尔已经先我而去，我很高兴能在联邦大厦里做自己的事。闲来没事就坐坐，喝点咖啡。”

事实上，那个星期天早晨，克莱尔太太刚从壶里给自己倒上一杯新煮的咖啡，突然特鲁伊特大妈回来了。

“默尔特！”她喊了一声就再也讲不出话，直到喘过气来才接着说，“默尔特，有两辆救护车往克拉特家去了。”

她女儿说：“十点三十二分的邮包呢？”

“救护车，去克拉特家——”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肯定是邦妮。她又发病了。十点三十二分的邮包在哪儿？”

特鲁伊特大妈平静了下来。她知道默尔特一向嘴快，从不给人接话的机会。但立即她想起了一件事。“不过，默尔特，如果只是邦妮生病了，为什么会来两辆救护车呢？”

克莱尔太太凡事讲究逻辑、喜欢说理，但她也不得不承认这次母亲说得有些道理。她说她会给赫尔姆太太打个电话。“梅布尔会知道的。”她说。

和赫尔姆太太的谈话持续了几分钟。这会儿时间特鲁伊特大妈很心焦，除了女儿含含糊糊的几个“嗯，哦”的回答之外，她什么也没听到。更糟的是，当女儿挂断电话的时候，她并未试图打消这位老妇人好奇的念头；相反，她不动声色地喝了口咖啡，回到桌子前，开始给一堆信件盖邮戳。

“默尔特！”特鲁伊特大妈叫道，“看在上帝的分上，梅布尔到底说了些什么？”

“我早料到了，”克莱尔太太说，“你想想吧，赫伯·克拉特是怎么匆匆忙忙过这一辈子的。就连到这里取信都没有工夫说声‘早上好’和‘嘿，多谢了’，像只到处乱跑的无头小鸡，参加俱乐部，管这管那的，哪怕是别人靠着谋生的工作他也插一脚。可是看看现在——报应来了。唉，他倒是不用这么奔忙了。”

“为什么？默尔特？为什么他不用了？”

克莱尔太太提高嗓门：“因为他死了。邦妮也死了，还有南希和那个男孩，有人开枪杀了他们。”

“默尔特，别那样说话。谁杀了他们？”

克莱尔太太一刻也没有停止盖邮戳，她回答说：“飞机里的人呗。就是被赫伯控告开飞机撞了果园的那个。如果不是他，那也许就是你了。或者街对面的某个人。所有的邻居都是响尾蛇，都想找机会把门砰的一声摔在你的脸上。全世界都一样。这你是知道的。”

“我不知道。”特鲁伊特大妈说着用手捂住了耳朵，“这些事我从来都不知道。”

“一帮歹徒。”

“我害怕，默尔特。”

“怕什么？命中注定，眼泪也救不了你。”她发觉母亲开始洒下几滴泪。“霍莫尔死的时候，我身上所有的恐惧和悲伤都没了。如果有人想开枪、想割断我的喉咙，我祝他好运。这有什么不同呢？来世都一样。只要记住：要是一只鸟把地上的沙子一粒一粒地衔过大海到达对岸的时候，就是永生的开始。所以你就擤擤鼻子吧。”

这一惨绝人寰的消息通过教堂的牧师、电话以及加登城的KIUL广播电台传播开来，（“一起难以置信、骇人听闻的惨案，在星期六夜间至今日凌晨时分夺去了赫伯·克拉特一家四口的性命。这是一起惨无人道的谋杀，至今动机不明……”）在当地民众中普遍引起的反应更接近特鲁伊特大妈而非克莱尔太太：由吃惊转为恐慌。个人的恐惧如同一股冷泉，由起初的浅浅水流骤然加深。

哈特曼咖啡馆内，有四张做工粗糙的桌子和一张午餐柜台，只能容纳一小撮心怀恐惧、闲言碎语的人们，其中绝大多数是男人。店主贝丝·哈特曼太太瘦瘦的，为人精明，一头灰黄相间的头发剪得很短，一双绿色的眼睛明亮而慑人；她是邮政局长克莱尔太太的表妹，其直率的脾气和克莱尔太太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人说我是个老江湖了，可克拉特家的这桩事还是把我吓坏了。”她后来对一个朋友说，“想想竟会有人干这样的事！当每个来店里的人都在谈这件可怕的事时，我第一个想到的便是邦妮。当然，这很傻，但我们谁不知道怎么回事，因此很多人都在猜想——也许她的病又发作了。现在，我们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这肯定是仇杀。是某个熟悉他们家里里外外的人干的。但是谁会恨克拉特一家呢？我从未听过有人说他们一句坏话，任哪里也找不到像他们这样招人喜欢的人家。如果这样的家庭也会遭受这样的事，那么请问，还有谁家是安全的呢？那个星期天，一个老头儿坐在这儿，倒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为什么现在大家都睡不好觉。他说：‘住在这儿的彼此都是老朋友，根本没有一个陌生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才是最可怕的。邻居们打照面都不免疑神疑鬼的，这是多么心寒啊！是的，这很难接受，但如果他们找到了是谁干的，那么我敢保证那将比谋杀案本身更令人吃惊。”

纽约人寿保险公司代理人鲍勃·约翰逊太太，做得一手好菜，但她做好的星期天晚餐却没有人吃——至少在饭菜还热乎的时候——因为她丈夫刚把刀插进烤野鸡准备享用的时候，就接到一个朋友打来的电话。“就是那时，”他事后回忆起来十分悲伤，“我刚听说霍尔科姆发生的事。我不相信，我承受不起这样的事。老天呀！我兜里还揣着克拉特先生的支票呢。一张价值八万美元的支票。如果我听到的一切是真的……但是我想，这不可能，肯定有人弄错了，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你刚卖出一份大保险，一眨眼投保人就死了，被谋杀了！这意味着双倍赔偿！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给威奇塔的办公室主管打了电话。告诉他支票还在我身上，但是还没有存入户头，问问他有什么高见。嗯，这件事很微妙，很棘手。从法律上看，我们不必赔偿，但道义上是另一码事。当然，我们决定按照道义办。”

因保险推销员慷慨义举而受益的两个人是伊芙安娜·贾乔和妹妹贝弗里，她们是财产的继承人。在得知噩耗后几个小时内，她们就赶到了加登城。贝弗里是从堪萨斯州的温菲尔德赶过来的，她去那儿看望未婚夫；伊芙安娜则是从伊利诺伊州卡罗尔山的家中。在这一天，别的亲戚也陆续得到了通知，其中有克拉特先生的父亲、两个兄弟阿瑟和克拉伦斯、他的妹妹哈里·纳尔逊太太，他们都住在堪萨斯州的拉尼德；二妹伊莱恩·塞尔索住在佛罗里达州的帕拉塔卡。邦妮·克拉特的双亲阿瑟·B. 福克斯夫妇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帕萨迪纳，她的三个哥哥——加利福尼亚州威塞利亚的哈罗德、伊利诺伊州俄勒冈的霍华德以及堪萨斯城的格伦，也都通知到了。实际上，他们大部分是克拉特一家感恩节聚会要邀请的人，本来是要在那天的感恩祈祷会相聚的，但现在却聚集在墓地旁，参加好几个亲人的葬礼。

在教师公寓，威尔玛·基德维尔不得不振作起来，为的是宽慰女儿。苏珊的眼睛肿得大大的，几度昏厥、呕吐，但她仍坚持要自己跑到三英里外的鲁普农场去。“难道你不明白吗，妈妈？”她说道，“要是鲁普恰好知道了这件事怎么办？他爱南希。我们俩都爱她。这件事必须由我来告诉他。”

但是博比已经知道了。埃瓦尔特先生回家途中在鲁普农场停了下来，和他的朋友约翰尼·鲁普交谈。约翰尼是八个孩子的父亲，博比是老三。两个人一起向一处小屋走去——这所房屋和农场的住宅是分隔开的，农场住宅太小了，住不下鲁普家所有的孩子，所以男孩子们住在简易屋里，女孩子们住在“家里”。他们发现博比正在整理床铺。博比听完埃瓦尔特先生的话，什么问题也没问，只是对埃瓦尔特先生的到来表示感谢。之后，他站在屋外的太阳底下。鲁普家位于一块突起的、毫无遮挡的高地上，从那儿可以看见河谷农场丰盈而生机勃勃的土地，他在那里站了大约有一个小时。别人想方设法转移他的注意力，但全失败了。吃晚餐的铃声响了，妈妈叫他进去，唤呀，叫呀，到最后丈夫说：“算了，别打搅他了。”

博比的弟弟拉里也没去吃饭。他在博比身边转来转去，想要帮点什么忙，虽然博比一直叫他走开，但他不听。后来，博比移动了身子，开始穿过田野径直奔向霍尔科姆。拉里追上他，说道：“哎，博比，听着，如果我们要去哪儿，干吗不开车去呢？”他的哥哥没有回答。他一心一意地走着，实际上是在跑，但拉里跟上博比的脚步一点都不费劲。虽然拉里只有十四岁，但个子比哥哥高，胸膛比哥哥厚实，腿也比哥哥长。博比尽管是学校的体育健将，但不过中等身材，结实却瘦小，一张英俊的面孔流露出直率而朴实的神情。“哎，博比，听着，他们不会让你看她的。你这样做没有任何好处。”博比转过身来，对着他说道：“回去，回家去。”弟弟往后退了几步，但还是跟着，保持一定的距离。虽然已是收获南瓜的季节，但天气干燥而炎热，兄弟俩走近州警在河谷农场入口设置的路障时，已是汗水淋漓。克拉特家的许多朋友，以及从芬尼县各处赶来的陌生人，都聚集在这个地方，没人获允通过路障。当鲁普兄弟赶到时，路障被移开了，以便让四辆救护车出来，这是最后派来运走尸体的，还有一辆装满警长办公室人员的汽车也开了出去。甚至就在那时，那些人还都在提博比·鲁普的名字。到了傍晚，博比才得知自己是他们主要的怀疑对象。

苏珊·基德维尔从客厅的窗户望出去，只见一列白色救护车队悄然滑过，她一直出神地望着，直到它们拐过街角，那随之扬起的灰尘重又落在那条没有铺柏油的街道上。当她正对着眼前的景象陷入沉思时，博比突然出现了，他摇摇晃晃地向苏珊走来，身后跟着形影不离的大个子弟弟。她走到门廊前迎他，说道：“我多么想告诉你……”博比开始哭泣。拉里在教师公寓院子的四周逡巡，最后倚在一棵树上。他从未见过博比流泪，也不想看见，因此他低下了头。

在遥远的另一个地方，奥莱西镇的一家旅馆的房间里，窗帘挡住了中午的阳光。佩里躺着，正在睡觉，一个灰色的便携式收音机还在他身边吱吱作响。除了靴子，他连衣服都懒得脱下，脸朝下趴在床上，睡眠仿佛一件武器从后面击中了他。那双带有银色扣环的黑色靴子浸泡在脸盆里，里面的温水染成了淡淡的粉红色。

朝北几英里，在一幢朴素的农家住宅的舒适厨房里，迪克正在享受一顿周日大餐。其他坐在桌边的人，他的妈妈、爸爸、弟弟，没有注意到他的举止有何异常。中午时分到家后，他吻过母亲，流利地回答了父亲对他所谓一整夜去斯科特堡旅行的提问，然后坐下来吃饭，看起来与平常没什么两样。饭后，三个男人坐在客厅里看电视里的篮球比赛。节目刚开始，父亲就吃惊地听到迪克的鼾声；正像他对小儿子所说的那样，他做梦也从未想过这辈子会见到迪克宁可睡觉而不看篮球赛。当然，他怎么明白迪克是多么疲倦，也不知道他那沉沉睡去的儿子在刚刚过去的二十四小时内，不只做了点其他事情，还开了八百多英里的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