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年轻人名叫弗洛伊德·威尔斯，矮个儿，几乎没有下巴。他曾尝试过数种职业：士兵、牧场工人、机修工和小偷。最后一项“工作”令他锒铛入狱，被判在堪萨斯州监狱服刑三至五年。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七日星期二的那个晚上，他正躺在牢房里，头上夹着一副耳机听新闻广播，但是那天播音员的声音以及枯燥乏味的新闻（“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今天抵达伦敦，与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举行会谈……艾森豪威尔总统花了七十分钟与凯斯·格兰博士讨论宇宙空间问题以及空间探索的预算”）令他昏昏欲睡。当他听到下面这条消息时睡意全无了：“负责调查赫伯特·威廉·克拉特一家四口灭门惨案的警方人员呼吁公众提供一切可能的线索，以协助警方早日侦破此案。上周日清晨，克拉特、其妻以及两名年少子女在他们位于加登城附近的河谷农场住所内惨遭杀害。四名被害者都遭捆绑、封嘴，之后被十二口径的猎枪射穿头部毙命。正在调查此案的警方承认他们没有发现犯罪动机。堪萨斯州调查局局长洛根·桑福德指称，这是堪萨斯州有史以来最邪恶的一次犯罪。克拉特是一位杰出的小麦富农，曾被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命为联邦农场信用委员会委员……”

威尔斯惊得目瞪口呆。就像他后来描述自己当时的反应时所说，“我几乎无法相信”。但是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因为他不但认识被害家庭，而且还清楚地知道是谁谋杀了他们。

这话说起来可长了，那还是十一年前，一九四八年的秋天，当时威尔斯十九岁。他“正在四处流浪，遇见活儿就干，”他回忆说，“走着走着，我发现自己来到了西堪萨斯地区，这里靠近科罗拉多州边界。我当时正在找工作，于是到处打听，有人说河谷农场也许要雇个工人——克拉特先生自己取的名字。果然，他雇用了我。我想我大概在那儿待了一年，反正整个冬天都是在那儿过的。我后来离开河谷农场只是觉得自己有些脚痒，我就是想换个地方，不是因为和克拉特先生吵架。他待我很好，对别的雇员也是一样。比如说，还不到发薪日，如果你手头儿有点紧，他总会先给你五块十块的。他给的工资也很高，如果你干得好，他会很爽快地给你奖金。事实上，在我遇见的所有人里，我最喜欢克拉特先生，包括他们全家人——克拉特太太以及四个小孩。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两个最小的孩子，也就是被杀的那两个——南希和那个戴着眼镜的小男孩——还是小孩儿呢，大概也就五六岁的样子。另外两个，一个叫贝弗里，另一个我记不起来了，已经上高中了。那么好的人家，实在太好了。我从未忘记过他们。

“一九四九年，我离开了河谷农场。后来我结婚又离婚，参了军，又发生了些别的事，你得承认，时间过得真快。一九五九年，没错，一九五九年六月，此时离我最后一次见到克拉特先生已经整整十年，我被关进了兰辛监狱，因为入室盗窃。我打开了一家电器商店的门，偷了些电器。我当时想弄一台电动割草机，不是为了卖，而是想出租。因为这样一来我就算拥有了一点儿长久的小生意。但是我还没从割草机上赚一分钱，就被判了三到五年监禁。如果我没坐牢，那么我永远也不会遇见迪克，而克拉特先生也不会死。但是，也真是命中注定，我遇见了迪克。

“他是我狱中的第一个室友，我想大概在一起住了一个月，也就是六月和七月那段时间。他当时快要服完三至五年的刑期，八月份就可以假释了。他跟我吹嘘了很多出狱后的打算。他说他想去内华达州一个导弹基地所在的小镇，买套制服冒充空军军官，这样他就可以经常开假支票了。这是他告诉我的一个主意。（他的话我从未多想。我不否认，他很聪明，但他那副长相，看起来一点儿都不像空军军官。）除此之外，他还经常提起他的朋友佩里，一个曾和他住同一间牢房、有一半印第安血统的家伙。等他们俩重新会合，他和佩里就要干桩大买卖。我从未遇到过佩里，因此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佩里已经假释，离开了兰辛。但是迪克总说，如果有机会干桩大买卖，他可以依靠佩里，佩里是他的伙伴。

“我记不清究竟是怎么提到克拉特先生的。应该是大伙儿在一起聊做过的各种工作的时候。迪克是个熟练的汽车修理工，他过去就干那行，后来有一阵他曾给一家医院开救护车。说起这件事，他老爱吹牛，谈那些护士，谈他和她们在救护车里干的全部勾当。不管怎么说，一次闲谈中我告诉他，我曾在西堪萨斯一个很大的农场里工作过一年，为克拉特先生干活儿。他想知道克拉特先生是不是很有钱。我说，是的，他很有钱。我说克拉特先生有一次告诉我他一个星期就花掉了一万美元。农场一周的开销有时能达到这个数。打那以后，迪克就一直不停地打听克拉特家的事。他们家有多少人？孩子现在多大了？去他们家的路怎么走？房间的格局如何？克拉特先生有保险箱吗？我没有否认，我告诉迪克他确实有保险箱。因为我好像记得有一个小壁橱或者保险箱之类的，就放在克拉特先生办公室的桌子下面。后来，迪克经常谈起他要杀死克拉特先生。他说，他和佩里打算去那儿打劫，他们要杀掉所有的目击者——克拉特一家以及碰巧在场的任何人。他不下二十次向我描述他准备怎么干，他和佩里如何绑人，如何用枪打死他们。我对他说，‘迪克，你一辈子也办不到。’但是我必须诚实地说，我的确没有劝阻他，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他会真的下手。我认为这不过是说着玩儿。这种事在兰辛听得多了去了，不外乎出狱后再去抢人、打劫之类的。绝大部分不过是吹牛，没有人会当真。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时，唉，我简直无法相信。但是，事情毕竟发生了，就像迪克说的那样发生了。”

这就是弗洛伊德·威尔斯后来的追述，但此时距他得知消息，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他害怕，因为如果其他犯人知道他向狱方告密，那么就像他说的，他的小命就算玩儿完了，“比条野狗还不如呢”。一个星期过去了，他时时刻刻都在听广播，追踪报纸的报道。其中一条消息说，堪萨斯州的《霍奇森新闻报》悬赏一千美元征求相关线索，只要能协助警方抓获杀害克拉特一家的凶手并证实他们的罪状，就可以获得赏金。这几乎促使威尔斯开口。但他还是太害怕了，他的恐惧不仅仅来自于其他犯人，他还害怕当局可能会指控他是犯罪分子的同谋。毕竟，是他把迪克引到了克拉特家；因此很有可能人家说他对迪克的意图知而不报。不管人们怎样看待此事，他的处境微妙而棘手，不论怎样做，他的借口都会令人起疑。因此，他决定还是什么都不说。又过去了十天，进入十二月，从越来越短的新闻报道（电台已经不再播报此事）来看，案件的调查者仍然迷惑不解，实际上和那天早晨发现谋杀案时一样，还是毫无线索。

但是他了解真相。此刻，他实在受不了“话到嘴边却吐不出来”的折磨，对另一位犯人袒露了心声。“一个特别的朋友，是个天主教徒，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他问我：‘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弗洛伊德？’我说我实在不知道，于是问他该怎么做。他极力主张我应该向相关人员报告，他认为我不应该心里装着这种事生活下去。他说我可以不让狱里任何人怀疑，他会替我想法子。于是第二天，他就向副典狱长传话，告诉他我有事‘想见他’。如果他能找个借口把我叫到办公室里，我可以告诉他谁杀了克拉特一家。还真成了，副典狱长派人把我叫了去。虽然很害怕，但我还记得克拉特先生过去对我的好，还记得他曾在圣诞节的时候送给我一个皮包，里面装着五十美元。我全告诉了副典狱长，后来又向典狱长韩德做了报告。就当我还在典狱长的办公室的时候，他拿起了电话……”

典狱长的电话是打给洛根·桑福德的。听完后，桑福德挂上电话，下了几道命令，然后给艾尔文·杜威去了个电话。那天晚上，当杜威离开加登城法院的临时办公室回家时，随身带着一个牛皮纸信封。

杜威到家时，玛丽正在厨房里准备晚饭。他一进门，玛丽就对他发了一大堆牢骚。家里的那只猫攻击了街对面的一只英国可卡犬，狗的一只眼睛可能瞎了；他们九岁大的儿子保罗从树上掉了下来，能活着真是个奇迹；他们的大儿子，十二岁的杜威（和父亲同名）在院子里烧垃圾，结果着了火差点儿烧到邻居家。有人（她不知道是谁）叫来了消防队。

在妻子描述这些烦人的琐事之际，杜威已经倒了两杯咖啡。玛丽话说到一半，突然停下盯着他看。他脸色很好，容光焕发，玛丽知道这是他得意的神情。她说：“艾尔文，哦，亲爱的，有好消息吧？”杜威没说话，把牛皮纸袋递给了她。玛丽的手还是湿的，她把它擦干，坐到了餐桌旁，喝了一口咖啡，打开了纸袋，从里面拿出一些照片。是两个青年男子，一个金发，另一个黑发、深色皮肤，这是警方的“罪犯档案照”。两张照片都附有机密档案。关于金发男子，档案上记载着：

理查德·尤金·希科克（白人，男性），二十八岁。堪萨斯州调查局编号97093；联邦调查局编号859273A。住址：堪萨斯州埃杰顿。出生日期：一九三一年六月六日。出生地：堪萨斯州堪萨斯城。身高：五英尺十英寸。体重：一百七十五磅。发色：金色。眼睛：蓝色。体格：壮硕。肤色：红润。职业：汽车喷漆工。犯罪：欺诈、开假支票。假释时间：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三日从堪萨斯州监狱假释。

另一张的说明如下：

佩里·埃德加·史密斯（白人，男性），二十七岁零五十九天。出生地：内华达州。身高：五英尺四英寸。体重：一百五十六磅。发色：黑色。犯罪：破门盗窃。逮捕经过：空白。执行人：空白。处理情况：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三日由菲利普斯堡送交堪萨斯州监狱。假释时间：一九五九年七月六日。

玛丽仔细地端详着史密斯的正面和侧面的照片：神情傲慢、冷酷，但也不完全如此，脸上似乎还带着点儿独特的优雅；嘴唇和鼻子看起来都很漂亮，她认为那双眼睛相当美，朦胧而梦幻，像电影明星般，很敏感，又有点凶恶，但是比起理查德·尤金·希科克那双可怕的眼睛来，还少了一份“邪恶”。玛丽看着希科克的眼睛，不禁想起了一件童年往事：有一次，她看见一只野猫掉在陷阱里，虽然想救它，但是野猫眼中散发的痛苦和仇恨令她的怜悯之心化为乌有，只感到满心的恐惧。“他们是谁？”玛丽问。

杜威把弗洛伊德·威尔斯的举发经过给她讲了一遍，在结尾时他说：“很有意思。这是过去三周里我们一直集中精力调查的角度。追查每一个在河谷农场工作过的人。结果证明我们的方向是最对了，看来是我们碰到了好运气。但再过几天，我们就会找到威尔斯，就会在监狱里找到他。那么我们还是会发现真相的。哈，没错。”

“也许这不是真相。”玛丽说。由于杜威和十八个助手已经追查了数以百计的线索，结果都落空，她希望他不要再次失望，她实在担心他的健康。他的精神状态很差，形容消瘦，现在一天至少要抽六十根烟。

“是的，也许不是，”杜威说，“但我有预感。”

他的语气让她心动，她又一次看了看餐桌上的照片。“看看他，”她手指着金发男子的正面照片，说道，“看看这眼睛，直盯着你。”然后她把照片装进了纸袋，“我真希望你没有给我看这些照片。”

在同一天夜里稍晚一点的时候，另一间厨房里，一个女人放下手中正在补的袜子，取下塑料框架的眼镜，上下打量这位来访者说：“我希望你找到他，奈先生，我们就两个儿子，他是老大。我们爱他，但是……唉，我知道，我知道他要不是闯了祸，怎么会跑掉。他对他爸爸和弟弟都没说一声。是不是他又惹事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她的目光掠过这间狭小的、生着柴火的屋子，落在一个躺在摇椅上的瘦削老人身上，那是瓦尔特·希科克，她丈夫，理查德·尤金的父亲。他双手粗糙、双眼无神；一开口声音听上去仿佛平时很少讲话。

“我儿子是个好孩子，奈先生，”希科克先生说，“他是个体育健将，在学校里总是能进校队，不论是篮球、棒球，还是足球，迪克总是明星。他还是个好学生，历史和机械制图还得过A。一九四九年六月他高中毕业后想上大学学工程，但是我们负担不起。我们没钱，一直没钱。我们才有四十四英亩地，仅够我们混个温饱。我猜迪克肯定是为了没能上大学而心里很不高兴。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堪萨斯城的圣达菲铁路局，一周可以挣七十五美元。他认为这些钱足够他结婚了，于是就和卡罗尔结了婚。卡罗尔那时不过十六岁，而迪克也才十九岁。我就知道他们俩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结果真让我猜中了。”

希科克夫人是个胖胖的妇人，一张圆润的脸并没有因起早贪黑的辛劳而摧垮，她责备希科克先生说：“我们有三个宝贝孙子，怎么说没弄出什么名堂。而且卡罗尔是个好姑娘，不应该怪她。”

希科克先生继续说道：“他和卡罗尔租了一间大房子，买了一辆漂亮的汽车，可他们一直欠着债呢。即使迪克后来不久找了一个开救护车的活儿，挣得比以前多了，也还是债务缠身。后来，堪萨斯城的一家大公司马克别克公司雇他当机修工和汽车喷漆工。但是他和卡罗尔的开销太高了，他们一直买一些根本负担不起的东西，于是迪克开始开假支票。我一直认为他这么做和那次车祸有关，使得他有些脑震荡。打那以后，他就变了，赌博、开假支票，以前我可从未见过他干这些事。后来他和另一个女孩好上了，为了她和卡罗尔离了婚，那个女孩成了他的第二任妻子。”

希科克太太说：“迪克也是不得已，你也知道玛格丽特·埃德娜是多么迷他。”

“因为一个女人喜欢你，你就可以乱来吗？”希科克先生说，“唉，奈先生，我希望你和我们一样了解我儿子是怎么被送进监狱的。他只不过从邻居那儿借了把猎枪而已，就给关了十七个月？他没想过要偷，别人说什么我一点儿也不在乎。但是坐牢毁了他。他从兰辛出来后，对我来说完全变了一个人。谁的话他都听不进去，全世界的人都跟他过不去——他就是这样想的。就连他的第二个老婆也和他离了婚，就在他坐牢的时候。不过，最近他似乎安下心来了。他在奥莱西的鲍勃·桑兹汽车修理厂上班，和我们住在一起，每天早早就上床睡觉，从没违反假释规定。我得对您说，奈先生，我活不长了，我得了癌症，迪克知道——不管怎样，他知道我病得不轻——就在不到一个月前，也就是他走时，曾对我说：‘爸爸，你一直是我的好爸爸。我不会再做任何让您伤心的事了。’他是这么说的。那小子心地不坏。如果你见过他踢足球，见过他和孩子们玩，你就不会怀疑我的话。上帝啊，我真希望上帝能告诉我他究竟出了什么事。”

他妻子说：“我知道。”夺眶而出的泪水迫使她停下了手中的活儿，“他的那个朋友，准是这样。”

来访者是堪萨斯州调查局的警探哈罗德·奈，他一直忙着在一个小记事本上作记录。本上早已记满了一天来调查弗洛伊德·威尔斯所指控事件的查证结果。已知的事实足以证明威尔斯的话很有说服力。十一月二十日，嫌疑犯理查德·尤金·希科克曾在堪萨斯城大肆采购，其间开出了至少“七张假支票”。奈已经询问过所有报案的受害者：照相机、收音机、电视机售卖商，一位珠宝店老板，以及一个服装店的售货员。奈向每一位证人都出示了希科克和佩里的照片，结果证实前者是开假支票的，后者是他“不吱声的”同伙儿。（一位被骗的商人说：“他（希科克）干的。一个非常能言善辩的家伙，叫人不能不信。另一个——我以为他可能是个外国人，也许是墨西哥人，一直就没开过口。”）

奈接下来又开车去了奥莱西郊区访问希科克的最后一位雇主，鲍勃·桑兹汽车修理厂的老板。“没错，他是在这儿干过，”桑兹先生说，“从八月份一直干到，噢，十一月十九号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也或者是二十号。他一句话也没留就走了。就这么走了，我不知道他去了哪儿，他父亲也不知道。觉得奇怪吗？是的，当然，我也觉得很奇怪。我们之间关系不错，迪克这人有他自己的一套，有时挺讨人喜欢。偶尔他会来我家玩儿。实际上，就在他走前的那个星期，我们家正好办了一个小型聚会，迪克还带了一个朋友，一个从内华达州来的小伙子，名叫佩里·史密斯，弹得一手好吉他。他自弹自唱地为我们表演了几首歌，他和迪克两人还为我们大家表演了举重。佩里·史密斯是个小矮个儿，也就五英尺五英寸高，但他力气大得能举起一匹马。没有，我看不出他们俩神情有什么异样，两个人都不紧张。我得说，他们俩玩得挺愉快。准确的日期？我当然记得，是十一月十三日，星期五。”

奈离开修车厂，沿着一条简陋的乡村小路向北驶去。快到希科克农场时，奈在附近的几处农舍前停了下来，表面上好像要问路，但实际是为了打探嫌疑犯的情况。一个农妇说：“迪克·希科克！别跟我提他！就算遇见鬼，我也不愿见到他！偷？他连死人都不会放过！他母亲尤尼丝可真是个老好人，心肠好又慷慨，他父亲也一样，都是老实巴交的人。如果不是顾及他父母的面子，迪克不知该坐多少次牢！大伙儿之所以没那么做，完全是出于对他父母的尊敬。”

奈到瓦尔特·希科克家时，天已经黑了。这是一幢久经风吹雨打、已经变得灰暗的四房农舍。仿佛想到会有人来访，希科克先生邀请奈来到厨房，希科克太太给他倒了杯咖啡。如果他们事先知道来访者的真实意图，可能不会如此殷勤地接待他，也许有些提防。但是他们一无所知，在三人坐着交谈的数小时内，“克拉特”这个名字以及“谋杀”这个字眼从未被提及。这对夫妇接受了奈的暗示，他来此追查他们儿子纯粹是因为他违反假释规定和经济诈骗。

“有一天晚上，迪克把他（佩里）带回了家，说是他的一个朋友，从拉斯维加斯来的，刚下汽车，他想知道能不能让佩里在家住几天。”希科克太太说，“不行，我不想让他住我们家。我一眼就看出他是什么人。闻闻那香味儿，再看看他那油光水滑的头发，迪克在哪里认识的他不是一目了然吗？按照假释的规定，他不应该和任何在那儿（兰辛）结识的人来往。我警告了迪克，但他不听。他在奥莱西旅馆给他朋友找了个房间，打那以后，迪克所有的空闲时间都和他在一起。他们俩还一块儿出去搞了趟周末旅行。奈先生，我敢肯定，就是那个佩里·史密斯怂恿迪克开假支票。”

奈合上记事本，把笔放进了兜里，把手也插进了兜里，因为他已经激动得两手直抖。“对了，请问那趟周末旅行他们去了什么地方？”

“斯科特堡。”希科克先生说，他指的是堪萨斯州的一个军事重镇，“我听说，佩里·史密斯有个姐姐住在斯科特堡，她给他存着一笔钱，据说是一千五百美元。他来堪萨斯就是去他姐姐那儿取钱的。他们走了一晚上，星期日快到中午时才回来，正好赶上周日的午餐时间。”

“噢，”奈说，“走了一晚上，也就是说他们是星期六的某个时候出发的。星期六是十一月十四日，对不对？”

老头儿表示同意。

“十一月十五日，周日回来的，是不是？”

“对，是周日下午。”

奈沉思着这几个数字，结论令他感到鼓舞：在二十至二十四个小时之内，两个嫌疑犯完全可以往返八百英里，中间还谋杀了四个人。

“那么，希科克先生，”奈说，“周日你儿子是自己回来的，还是跟佩里·史密斯一起？”

“他一个人回来的，他说他把佩里送到了奥莱西旅馆。”

奈平常说话带有低沉的鼻音，很容易令人感到畏惧，但此时他尽量以一种温和、随意、不易使人戒备的方式说话。“那么您还记得他有什么和平常不一样的地方吗？”

“谁？”

“你儿子。”

“什么时候？”

“从斯科特堡回来的时候。”

希科克先生想了一会儿，说：“他看起来和平常一样。他一回来，我们就开始吃午饭了。他饿坏了。我还没念完感恩祷告，他就开始往自己盘子里盛饭。我说：‘迪克，你吃得这么快，难道想全吃光让我们饿肚子吗？’当然，他一向很能吃。他能吃掉整整一罐子腌黄瓜。”

“吃完午饭，他做了些什么？”

“睡觉，”希科克先生对自己的这个回答仿佛也有些吃惊，“没几分钟就睡着了。我猜你也觉得这有点不寻常。我、迪克还有他弟弟戴维坐在一起看电视里转播的篮球比赛。正看着呢，迪克就鼾声大作，响得像把电锯。我对他弟弟说，‘天啊，我从来没想到看篮球比赛时迪克还能睡着。’但他确实睡着了。比赛中间一直在睡。醒来后就吃了点冷饭，然后又接着上床睡觉。”

希科克太太又往针孔里穿了一根线；她丈夫摇着摇椅，嘴里叼着一根烟斗。这位调查员用他训练有素的眼睛四下环顾着这间简陋却整洁的屋子。角落里，一把猎枪倚在墙上，其实他早就注意到了。他站起来，伸手拿起枪说道：“您经常打猎吗，希科克先生？”

“那是迪克的，他和戴维偶尔会出去打猎，大都是去打兔子。”

这是一把十二口径的猎枪，三〇〇型号的，枪柄很漂亮，上面刻着一群被猎人瞄准的振翅飞翔的野鸡图案。

“迪克这把枪用了多长时间了？”

这个问题令希科克太太发起了牢骚。“这把枪花了一百多块钱呢，是迪克赊来的。现在那家店不愿让退回去了，买了不到一个月，而且只在十一月初他和戴维去格林内尔打野鸡时用过一次。他买枪时用的是我们的名字——他爸爸就是由着他——因此又该我们付钱了。你看看，瓦尔特病成这样，我们什么都需要，可没有……”她屏住呼吸，仿佛是为了防止打嗝似的，“你真的不想再来一杯咖啡，奈先生？不麻烦的。”

调查员把枪立回墙角，然后放开手，尽管他很肯定那绝对是杀害了克拉特一家四口的凶器。“谢谢，但是太晚了，我还要开车去托皮卡呢。”说完，他翻开笔记本，“现在我想从头到尾再对一遍，看看我记得对不对。十一月十二日，星期四，佩里·史密斯到达堪萨斯州。你儿子说他来这儿是为了去斯科特堡他姐姐那儿取钱。两个人周六开车去了斯科特堡，其间用了一个晚上，那一晚是在他姐姐家过的？”

希科克先生说：“不，他们没找到他姐姐。听说好像她搬家了。”

奈笑了一下。“不过，他们的确在外面待了一晚上。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里，也就是从十五日到二十一日，迪克一直和他的朋友佩里·史密斯在一起；但正如你们所说的，他一直保持着日常的作息习惯：住在家里，每天按时去上班。在二十一日那天，他不见了，佩里·史密斯也没踪影了。打那以后你就再也没见过他？他也没给你写过信？”

“他不敢写，”希科克先生说，“他没脸写，也不敢写。”

“没脸写？”

“做出那种事，一再让我们寒心！他不敢，是因为他担心我们不原谅他。其实怎么会？我们总是会原谅他的。奈先生，你也有孩子，是不是？”

他点了点头。

“那您一定会了解的。”

“还有一件事，您究竟知不知道，你们的儿子有可能去什么地方？”

“拿一张地图，”希科克先生说，“伸手一指，指到哪儿他就在哪儿。”

下午，傍晚时分。这位司机觉得很疲劳，他是一位中年的推销员，此处不妨称之为贝尔先生。他盼着能停下来打个盹。然而，他离目的地——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只有一百英里了，那里是他工作的那家大型肉制品公司的总部。他们公司规定不许推销员中途搭载闲人，但贝尔先生经常违反这个规定，特别是在他觉得枯燥乏味、昏昏欲睡的时候，因此当他看见两个年轻人站在路边拦车时，立刻就踩了刹车。

在他看来，这两人看起来还“挺不错”。高个儿瘦长而结实，留着平头，金黄色的头发有点脏兮兮的，但带着一副迷人的微笑，举止彬彬有礼；而他的同伴，“身材矮小”的那位，右手拿着一把口琴，左手拎着一只鼓鼓囊囊的行李箱，看起来也“挺正派”，羞涩而温和。总之，贝尔先生当时对两位客人的意图是一无所知——他们想用皮带勒死他，抢走他的车和钱，然后埋尸荒野——事实上，贝尔先生很高兴有个伴儿，陪他说说话，至少到奥马哈是不成什么问题。

他自我介绍了一番，又问了他们的名字。那个坐在前排副驾驶位置上的年轻人说自己叫迪克。“这位是佩里。”他一边说，一边向坐在司机后方的佩里挤了挤眼睛。

“我最远能带你们两位到奥马哈。”

迪克说：“谢谢你，先生。我们正好要去奥马哈。希望能在那儿找到活儿干。”

他们想找什么样的工作？这位推销员心想也许他能帮上忙。

迪克说：“我是一流的汽车油漆工，能修车，以前也赚了不少钱。我同伴和我刚从墨西哥回来，我们本来想在那儿生活，但是天啊，那儿的工资太低了。没有哪个白人能靠那么点儿钱过日子。”

啊，墨西哥。贝尔先生说他曾在库尔纳瓦卡度蜜月的。“我们一直想再去一次，但是有五个孩子的话，你就很难脱身了。”

佩里后来追述时说，他当时想，五个孩子，唉，这家伙真倒霉。听着迪克对司机不停地吹牛，说起他那些在墨西哥的艳遇，佩里不禁觉得这“自我中心狂”未免也太“怪胎”了。想想吧，全力以赴去讨好一位即将被你杀掉的人，一个连十分钟都活不到的人！除非他和迪克的计划失败，但那是不可能的。照目前的情况看，这正是他们这三天从加利福尼亚到内华达，穿过怀俄明来到内布拉斯加，一路搭便车以来梦寐以求的对象。这之前溜了一个，贝尔先生是第一个独自开车并且乐意主动搭载他们的肥羊。另外的几个，不是卡车司机就是大兵，甚至还遇见过开着淡紫色凯迪拉克的两位黑人拳击手。但是都没有贝尔先生这么完美。佩里摸了摸皮夹克的口袋，里面鼓鼓地装着一瓶阿司匹林和一块凹凸不平的拳头大小的石头，用一块黄色的牛仔布手帕包着。他解开腰带——这是印第安纳瓦霍人用的腰带——银扣子的，上面缀有绿松石。他取下腰带，把它折弯，放在两腿之间。他在等待。他看着内布拉斯加大草原自车外飞过，假装吹起了口琴，他瞎编了个曲调，一边吹着，一边等着迪克发出事先商量好的信号：“嗨，佩里，把火柴递给我。”那时迪克去夺方向盘，而佩里则挥起用手帕包着的石头，狠狠地砸推销员的脑袋，“把它砸开瓢”。然后到一个僻静的小路旁，这时镶着绿松石的腰带就有用武之地了。

但是此刻，迪克却正与那即将丧命的司机大谈荤笑话，两人哈哈大笑，这使佩里很恼火。特别是贝尔先生的放声大笑，听起来像极了他的父亲特克斯·约翰·史密斯。一想到父亲，他就紧张，就头疼，膝盖也疼。他嚼了三片阿司匹林，干咽下去。上帝啊，他觉得自己就快要呕吐或者晕倒了；他觉得如果迪克把“美事”再拖延下去，他可真要受不了了。天色渐暗，道路笔直，视线之内全无人烟，只有冬季光秃秃的土地，像一张黯淡的铁皮。现在动手正是时候，就是现在。他盯着迪克，催促他立刻实施计划，此时，迪克也发出几个小小的信号——抽动的眼皮和胡子上的汗水——看来迪克也已经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然而，到迪克开口时，却又是一个笑话：“再给你猜个谜语：去厕所和去坟墓有什么相似之处？”他咧嘴笑着说，“猜不出来了吧？”

“猜不出来。”

“该去时，就必须得去！”

贝尔先生大笑起来。

“嗨，佩里，把火柴递给我。”

但是就在佩里举起手，石头即将砸下去的时候，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佩里后来说这简直是一个“该死的奇迹”。第三位搭便车的人突然出现了，这是一位黑人大兵，善良的推销员为他停下了车。“喂，太好了！”当他的救命恩人向车子跑来时，司机大声说，“该去时，就必须得去！”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由于岁月与风雨的洗刷，牌子上的第一个字母R与最后一个字母S已经脱落，因而出现了一个多少有点奇怪的单词“OOM”。这是一块被太阳晒得变了形的牌子，倒也准确地描绘出此处的样貌。正如哈罗德·奈在给堪萨斯州调查局写的正式报告中所说的，“（这里）年久失修、破败不堪，是那种最廉价的旅馆或房舍”。报告里继续写到：“几年前（据拉斯维加斯警察局提供的信息），这里还是西部地区最大的妓院之一。后来大楼失火，灾后的房屋被改装成了廉价旅馆。”所谓的“大厅”里除了一株六英尺高的仙人掌，别无其他；而且接待处的柜台也像是多年没有人照管。警探拍了拍手，等了很久，只听见一个很不女性化的嗓子嚷道：“我来啦。”但是又过了五分钟，一个女人才姗姗出现。她穿着一件脏兮兮的家常服，脚下是一双金色的高跟皮凉鞋，稀疏的黄发上还夹着卷发器，长满横肉的宽脸上涂着胭脂、抹着粉。她手里拿着一听米勒牌啤酒，浑身散发着啤酒、香烟以及新涂的指甲油的味道。这个女人已经七十四岁了，但在奈看来，“显得比较年轻，也许要年轻十分钟”。她盯着奈，后者穿着得体的棕色套装，头上戴着棕色硬沿帽。奈向她出示了警徽后，她高兴地笑了，嘴唇一张开，奈便瞥见两排假牙。“哎呀，我还想呢，会不会是警察呢，”她说，“好吧，让我听听看。”

奈将理查德·希科克的照片递给她，“认识他吗？”

她嘟哝一声说不认识。

“那么你认识这个人吗？”

她说：“啊，他倒在这儿住过两三次。但是现在不在。一个月前就结账走了。你想看看登记簿吗？”

奈斜倚着柜子，看着女房主涂过指甲油的长指甲在一张用铅笔登记的簿子上来回滑动着。拉斯维加斯是上司指派给他的三个查访地的第一站，每一处都与佩里·史密斯的行踪有关。另外两个地方，一处是里诺，他们认为佩里的父亲仍住在那里；另一处是旧金山，佩里的姐姐家，她现在应该是弗德里克·约翰逊夫人。虽然奈计划拜访这些亲属以及其他所有可能知道疑犯下落的人，但他的主要目的还是在各地警局获取有帮助的资料。比如，在到达拉斯维加斯后，他就和当地警察局侦查处的负责人B. J. 汉德伦警长讨论过克拉特案件。警长在会谈后，立即下令要求所有警员都要提高警惕密切关注希科克和史密斯。命令中这样写到：“因违反假释规定而遭到堪萨斯州通缉。两人驾驶一辆一九四九年的雪佛兰轿车，牌照号码是堪萨斯州J0-58269。两人可能持有枪械，应被视为危险分子。”汉德伦还安排一名警探帮助奈调查典当行，他的建议是：“赌城里的典当行有很多。”奈和这位拉斯维加斯的警探一起查遍了上个月的所有当票。奈特别希望能找到一个奇尼斯牌便携式收音机，但是他运气不好，并没有找到。不过，有一个典当商记得佩里·史密斯（“这十年里他一直在这里进进出出”），还出示了一张他在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典当的一张熊皮毯子的当票。奈正是在这张当票上发现了现在这家旅馆的地址。

“十月十三号登记的，”女房主说，“十一月十一号走的。”奈看了看史密斯的签名。那华丽的花体字，那富有个性的甩笔和弯曲令奈很吃惊，显然女房主早就料到他会有这样的反应，因为她说：“哎呀，你真应该听听他说话。那张漂亮的小嘴里蹦出来的词都文绉绉的，柔声细语，挺有个性。你为啥要抓他，那个很娘的小矮子其实人还不错！”

“他违反了假释规定。”

“唉呀，大老远地从堪萨斯州赶过来就是为了追查这个？唉，谁叫我是个没脑子的金发大美人呢。我相信你，对别人也不会随便说。”她举起啤酒，一饮而尽，然后若有所思地用她那布满青筋和斑点的手把玩着啤酒罐。“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不会是什么了不起的大案子。不可能。我一眼就看穿他。这个人不过是个小流氓。一个想用花言巧语赖掉最后一个礼拜房租的小流氓。”也许是觉得他这样的痴心妄想实在很荒唐，她不禁吃吃地笑了。

调查员问史密斯的房租多少钱。

“正常价格，一个星期九块钱，外加五角钱的钥匙押金。必须付现金，而且是预付。”

“他住在这儿的时候都做些什么？他有朋友来吗？”奈问道。

“你是不是觉得谁从这儿进进出出我都得盯着？”女房东反驳说，“那些流浪汉、小流氓，我对他们才没兴趣呢。我女儿可是早嫁了个大人物的。”然后她接着说，“他没朋友，至少我没看见他和谁来往过。最后住在这儿的那几天，他几乎每天都在修他那辆破车。就停在门前。那是一辆老福特，看起来比他岁数还大。他给车刷了一遍漆，车顶刷成黑色，其余部分刷成了银色。然后他在挡风玻璃上写了‘此车出售’几个字。有一天我听见一个傻瓜要出四十块钱买这辆车，可他说这辆车不止四十块钱，少于九十他不卖。他说他需要钱，好买一张汽车票。就在他走之前，我听说有个黑人买下了他的车。”

“他说他需要钱买汽车票？你知道他想去什么地方吗？”

她撅起了嘴唇，嘴里还叼着根香烟，但眼睛却一直盯着奈。“公平交易。出多少钱？赏金是多少？”她等着答案。但是当等待落空后，她好像掂量了掂量拿到赏金的可能性，决定继续说下去：“因为我有一个印象，好像不管他去哪儿，都不打算久留。他还要回到这儿的。所以说，他不定什么时候又溜回来了。”她朝店里摇了摇头说，“跟我来，我来告诉你为什么。”

楼梯，灰色的走廊。奈闻到了各种气味：厕所消毒剂、酒气、熄灭的烟头。在一扇门后面，一个喝得醉醺醺的房客一会儿号啕痛哭一会儿又高声歌唱，也听不出是悲伤还是欢乐。“吵死了，荷兰佬！再吵就给我滚出去！”女房主大叫道。“就是这儿。”她一边对奈说，一边把他带进一间黑漆漆的储藏室，她拧亮了灯，“那边有个盒子，他让我替他保管，等他回来拿。”

这是一个纸板箱，并未封上但捆着绳子。箱子顶上用蜡笔写着一句类似埃及法老诅咒似的警告：注意！佩里·史密斯所有物！当心勿动！奈解开绳子，很失望地发现这和捆绑克拉特一家的打结法并不相同。他刚打开箱子，一只蟑螂钻了出来，女房东一脚踩了上去，用金色皮凉鞋的鞋跟把它碾得粉碎。在奈仔细检查史密斯的物品时，女房东不禁叫了一声：“嘿！这个小偷，这是我的毛巾。”除了毛巾以外，细心的奈还在笔记本里记下了下列物品：“一只脏兮兮的枕头，一个檀香山纪念品，一条粉红色的婴儿毛毯，一条卡其裤，一口铝锅以及一柄用来煎薄饼的锅铲。”其他杂物还包括一个贴满男性健身运动照的剪报本（里面多是满身大汗的举重大汉）；一个装着许多药品的鞋盒，里面有口腔发炎时用的漱口剂和药粉，还有许多阿司匹林片。令人费解的是，至少有十几瓶，其中几瓶已经空了。

“全是破烂！”女房东说，“全是垃圾！”

这话没错。即使对于一个渴望得到线索的调查员而言，这些东西也毫无价值。不过，奈还是很高兴看到这些东西，每一件物品，从止疼药片到脏兮兮的枕头，都使他对主人有了一个清晰的印象，这是一个孤独、小气的人。

第二天，在里诺，奈作记录时写到：“上午九时，在内华达州里诺沃休县警长办公室，报告人见到了刑事调查组负责人比尔·德里斯科尔先生。在听了案情简介后，德里斯科尔先生又看了希科克和史密斯两人的照片、指纹和通缉令。两名嫌疑犯以及他们使用的汽车均已登记寻缉中。上午十点三十分，在内华达州里诺警察局刑侦科，报告人见到了警官阿贝·菲洛赫。菲洛赫警官和报告人一起查阅警局的档案，在记录重大罪行档案中，并没有发现希科克和史密斯的名字。核对当票的结果也没有发现任何与丢失的收音机有关的情况。警方已发出无限期训令，要求严密注意该收音机在里诺城典当行中的出现。调查员曾遍访当地每家典当行，出示史密斯和希科克的照片，并再度寻访核查收音机的下落。上述典当行有些从照片上认出了史密斯，觉得有些面熟，但没能提供更详细的情况。”

上午就这样过去了。下午奈出发去寻找佩里的父亲特克斯·约翰·史密斯，他的第一站是邮局。那儿一位经管普通信件的邮务员告诉他用不着去内华达州其他地方找了，因为这个人已在八月份离开，现在住在阿拉斯加州瑟克尔城附近，他的邮件是转送那个地方的。

奈要求他详细谈谈老史密斯的情况。邮务员说：“天哪！这可真难说。这个家伙很难找个合适的字眼来形容，他自称是‘独狼’。他的很多信上都是这个名字。他的信不多，可经常会收到一大包目录和广告小册子。你可不知道有多少人写信去要这种东西！大概是没有人给他们写信吧。你问他多大年纪？我看有六十了吧。一身西部的打扮，穿着牛仔靴，戴着宽边高顶帽。他告诉我他以前是个表演牛仔竞技的，我经常和他聊天。这几年他差不多每天都来邮局转转。有时一个多月不见他的人影，回来总说他找矿去了。今年八月的一天，有个年轻人来邮局，就在这个窗口前，说他来找他父亲特克斯·约翰·史密斯，问我是否知道在哪儿能找到他。他看起来不像他父亲；他父亲嘴唇薄，是爱尔兰人，而他看上去差不多完全是个印第安人，头发黑得像鞋油，一双眼睛也同样乌黑发亮。可第二天，他父亲来邮局证实了这件事，说他儿子刚从军队退伍，他们俩准备去阿拉斯加，他对那里的情况很熟悉。我想他可能在那里开过一家旅店，或者是一家供猎人住的小木屋。他说他们打算在那儿住上两年。自从那次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父子俩谁也没见过。”

约翰逊一家是最近才搬到旧金山这个社区的。这是位于该城北部山坡上的中产阶级居住区。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八日的午后，年轻的约翰逊夫人正在家中等待客人的到来。三位女邻居要来喝茶、吃点心，也许还要玩牌。女主人有些紧张，因为这是她第一次在新家中款待客人。此刻，她一边注意倾听是否有人按响门铃，一边作最后的检查，这里扯扯线头，那里重新动一下圣诞一品红的位置。这间房子与山坡上其他房子一样，是典型的郊区平房，平凡而舒适。约翰逊夫人非常喜欢这里：红木制成的镶板，铺满整个房间的地毯，前后两扇大玻璃窗——从后窗望出去，可以看到近处的小山和峡谷，远处的大海和天空，如画的景色令她着迷。房间后面小小的花园更让她感到骄傲；她丈夫是一位保险推销员，平日爱好木工，在花园周围修了一道白色的篱笆，盖了一个狗窝，还给孩子们做了一个沙坑和一架秋千。此刻，户外气候宜人，两个小儿子和一个女儿正和他们的狗在花园里玩，她希望孩子们能一直高高兴兴地玩到客人们离开。门铃响了，约翰逊夫人走到门口，她穿着一件自认为最得体的衣服——黄色的针织洋装——不仅衬托出她的身材，也凸显了她那印第安人淡茶色的脸颊和一头利落的乌黑短发。她打开门，准备迎接三位邻居，然而出现在她面前的却是两个陌生男人，他们摘下帽子然后出示了装有警徽的皮夹。“您是约翰逊夫人吗？”其中一人问道，“我叫奈，这位是格斯里检察官。我们隶属于旧金山警察局，堪萨斯方面请我们调查你弟弟佩里·埃德加·史密斯的有关情况。他最近好像一直没有向他的假释官报到，不知您是否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得知警察再次对她弟弟的行为感兴趣，约翰逊夫人并不窘恼，甚至毫不感到意外。真正令她不安的是不想让客人进来时看到她正被两个警员盘问。她说：“不，我一无所知。我四年没见过佩里了。”

“这是件要紧的事，约翰逊夫人，”奈说，“我们希望跟你谈一谈。”

约翰逊夫人让步了，她请他们进屋，给两人冲了咖啡。她说：“我已经四年没有见过佩里了。他假释后我就再没收到过他的信。今年夏天他出狱后曾到里诺去看望我父亲。父亲在一封信里对我说他已经返回阿拉斯加了，佩里也同去。后来他又来了一封信，我想是在九月份吧，说他非常生气，他和佩里吵了一架，还没到阿拉斯加就分手了。佩里走了，我父亲一个人去了阿拉斯加。”

“打那以后他没给你写过信吗？”

“是的，没写过。”

“那么你弟弟有没有可能最近又回去和你父亲会合了呢？就在上个月。”

“我不知道，我也不关心。”

“你们关系不太好？”

“和佩里？是的，我怕他。”

“但是他在兰辛坐牢期间你经常写信给他，至少堪萨斯州警方是这么对我说的。”奈说。一旁的格斯里检察官似乎满足于当个局外人。

“我想帮助他。我希望能改变他的一些想法。现在我算明白了，别人的劝阻对佩里而言一文不值。对任何人他都毫无尊敬。”

“谈谈他的朋友吧。你觉得他可能会和谁在一起？”

“乔·詹姆斯。”她解释说詹姆斯是个年轻的印第安伐木工兼渔夫，住在华盛顿州贝灵汉附近的森林里。她和詹姆斯并不熟，但是她知道詹姆斯和他的家人都是慷慨善良的人，过去经常照顾佩里。在佩里的朋友中，她唯一见过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士，一九五五年六月曾来过她家，身上带着佩里的一封信，信里说她是他妻子。“他说他有点麻烦事，问我能不能照顾一下她，等他回来把她接走。那姑娘看起来不超过二十岁，实际上她只有十四岁，当然她不可能结过婚。但当时我被骗了。我同情她，让她和我们住在一起。但没过多久——不到一个星期——她就走了。而且，还顺便带走了我们家的行李箱和所有能搬得动的东西——我的衣服、我丈夫的银器，甚至连厨房里的钟也不放过。”

“此事发生时，你住在哪里？”

“丹佛。”

“你在堪萨斯州的斯科特堡住过吗？”

“没有，我从未去过堪萨斯州。”

“那么你有一个住在斯科特堡的妹妹吗？”

“我妹妹已经死了，我就一个妹妹。”

奈笑了一下说：“约翰逊夫人，你应该明白我们这次来访是考虑到你弟弟会和你联系，写信、打电话或者来看你。”

“我希望他别和我联系。实际上，他不知道我们已经搬家了。他认为我们还住在丹佛。求你了，如果你找到他，不要给他我的住址，我害怕。”

“你这么说，是因为你认为他会伤害你？人身伤害？”

她想了想，不知该如何回答，于是说不知道。“但是我害怕他。我一直害怕他。他有时好像心肠很好，富有同情心，温柔而且爱哭，甚至有时听音乐也会让他哭鼻子。小的时候他经常因为黄昏日落掉眼泪，他说日落太美了。月亮也是如此。啊，他可以骗过你，他能让你为他而难过……”

门铃响了。约翰逊夫人很尴尬，面露难色地望着大门，奈领会了她的心意（后来在报告中写到，“在整个交谈过程中，她一直保持着镇静和亲切，是一位个性突出的人”），拿起他的棕色硬沿帽，说道：“很抱歉，给您添麻烦了，约翰逊夫人。但是如果您有佩里的消息，我们希望您能与我们联系，请给格斯里检察官打电话。”

两位警员走后，那种令奈印象深刻的镇静渐渐消失了，一种熟悉的绝望开始笼罩心头。她一直在努力控制，直到客人们都离去，直到给孩子们喂过饭洗了澡，让他们祈祷然后上床睡觉。这之后，她的情绪才犹如来自海上的夜雾笼罩街灯一般，紧紧包围了她。她说自己害怕佩里，她确实怕他。但她只是害怕佩里吗？还是更害怕降临到弗罗·巴斯克金和特克斯·约翰·史密斯四个孩子头上的命运？她所深爱的长兄开枪自杀了；弗恩从窗户上掉了下来，也许是自己跳下去的；佩里行凶，成了罪犯。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她是唯一的幸存者。但令她备受折磨的是她觉得也许有一天自己也会被那可怕的命运压倒，不是变疯，就是患上不治之症，或者在一场火灾中失去她所珍视的一切——住宅、丈夫和子女。

丈夫出差去了。她独自在家时从未想过饮酒，但是今晚她倒了一杯烈酒，然后在卧室的沙发上躺了下来，将一本相册放到膝盖上。

首页是她父亲的一张照片，那是一九二二年他和年轻的印第安女骑手弗罗·巴斯克金缔结良缘时在照相馆里拍的。这张照片常常刺痛约翰逊夫人。因为看到这张照片，她才会明白，为什么尽管两个人看上去如此不般配，但母亲还是嫁给了父亲。照片中的小伙子散发出迷人的男性气概。所有的一切，那高高昂起的充满自信的头颅，姜黄色的头发，眯缝着的左眼（仿佛正在瞄准一个目标），缠在脖子上的小牛仔围巾，都那么具有吸引力。总的来说，约翰逊夫人对父亲的态度是既爱又恨、自相矛盾，但父亲身上有一点是她一直敬佩的，那就是刚毅的性格。尽管她很清楚在别人的眼里他是多么古怪；她也觉得父亲古怪，但他仍然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他做起事情来应付自如。他伐木时想让树往哪个方向倒就能往哪个方向倒；他会剥熊皮、修理手表、盖房子、烤蛋糕、补袜子，还会用弯曲的大头针和线钓鲑鱼；他还曾经独自一人在阿拉斯加熬过了冬天。

独自一人，在约翰逊夫人看来，孤独是他父亲这类男人的生活方式。妻子、儿女和小心翼翼的生活是不适合他们的。

她翻阅了几页童年时的照片，分别是在犹他、内华达、爱达荷和俄勒冈等州生活时照的。那时“特克斯和弗罗”的牛仔骑术竞技生涯已经结束，全家人住在一辆旧卡车里，四处寻找工作。当时是一九三三年，要找到一份工作可不那么容易。在一张照片上，四个孩子光着脚，穿着工装裤，个个都瘦弱而疲惫。照片下方写着一行字：“一九三三年，特克斯·约翰·史密斯一家在俄勒冈采浆果。”当时全家仅有的食物就是浸泡在甜腻的炼乳中的浆果和酸面包。芭芭拉·约翰逊还记得全家人曾一连四天只有烂香蕉果腹，结果佩里拉了肚子，疼得整晚号叫，而博博（芭芭拉也叫博博）垂泪不止，害怕他死掉。

博博比佩里大三岁。她喜爱佩里，他是她儿时唯一的玩具。她把佩里当成一个布娃娃，为他洗澡，为他梳头，吻他，有时还拍他屁股。有一张照片，是姐弟俩一起在科罗拉多州一条清澈的小溪中洗澡，两人一丝不挂，弟弟的肚子圆滚滚的，活像个被太阳晒黑的小丘比特，他正抓着姐姐的手咯咯地笑着，仿佛溪水里有一只手正在挠他。在另一张照片里，姐弟俩坐在一匹小马上，头和脸都贴在一起，在他们身后是火烧后的荒山。（约翰逊夫人不敢肯定，但她认为这张照片大概是在偏僻的内华达州牧场照的。他们住在那儿时父亲和母亲打了一架，在这场可怕的打斗里，马鞭、滚烫的开水以及煤油灯都成了武器，他们的婚姻自此也宣告结束。）

后来，当孩子们和母亲搬到旧金山居住时，博博对弟弟的爱意渐渐减弱直至消失。他再也不是她的布娃娃了，变成了一个野蛮人，一个小偷和强盗。他第一次被捕是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七日，那一天正是他八岁生日。最终，在数次被关进警察局和教养院后，他回到了父亲的身边，博博再次见到他已是多年以后。其间她也只在照片上见过弟弟——父亲有时把一些照片寄给其他几个孩子——这些照片她都放在了相册里。在每张照片下面都有白墨水写的说明，例如“佩里、爸爸和他们的爱斯基摩狗”、“佩里和爸爸在淘金”及“佩里在阿拉斯加猎熊”。在最后这张照片中，他还是个十五岁的孩子，头戴皮帽，脚穿雪鞋，站在积满雪的树林中，腋下夹着一把猎枪，脸上冻得发暗，眼神凄然无光。约翰逊夫人看着这张照片，不禁想起了佩里到丹佛去拜访她时的一个“场面”。那是一九五五年的春天，实际上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到他。他们当时正在谈论和父亲在一起的童年生活，突然喝多了的佩里把她推到了墙上，按在那儿说：“我不过是他的黑奴，仅此而已。他迫使我拼命干活，可从不给我一个钱……博博，现在是我在讲话，你别插嘴，否则我把你扔进河里去。就像那次在日本一样，我把一个从没见过的家伙抓起来扔下桥去！”

“博博，请听我说，你认为我喜欢我自己吗？哦，我本来可以成为另外一个人！但是那个浑蛋从未给我一点机会！他不让我去上学。好，好，就算我是坏孩子。可后来我求他同意我去上学，我碰巧长了一个聪明的脑袋，可能你不了解，我真的很聪明，有天才。但是我没受过教育，就因为他不想让我去学任何东西，只想让我帮他搬搬运运。愚昧无知，他就想让我成为这样的人，只有这样我才能一直和他在一起。可你们都读了书，你，吉米，弗恩都上了学，你们都受过教育。只有我没有。我恨你，恨爸爸，恨你们所有的人！”

佩里这语气仿佛认为他的哥哥姐姐的生活一直是一帆风顺的！是啊，假如清理妈妈醉酒后的呕吐物，从来穿不好吃不饱也算在内的话。不过，三个人的确念完了高中，这是真的。实际上，吉米是以全班最高的成绩毕业的，这完全是他靠自己的实力获得的荣誉。芭芭拉·约翰逊认为，这种个性正是他后来自杀的诱因。性格坚强，勇气十足，勤奋工作，这些却不曾为特克斯的几个子女带来好运。他们共有的宿命抹杀了他们兄弟姐妹的一切美德。当然，佩里和弗恩还称不上有什么好品行。弗恩十四岁那年，自己改了名字叫乔伊（意味着欢乐），此后短短的一生中，她竭力证明自己改这个名字是值得的。她是一个放荡的女孩，是“大众情人”，说难听些，她和谁都能勾搭起来，对男人从不加以防范，但那些男人却从没有给她带来过好运，甚至还总使她倒霉。母亲因酒精中毒死去，她因此害怕喝酒，但她最后还是爱上了杯中物。还不到二十岁，弗恩“乔伊”就开始每天必喝一瓶啤酒。后来，在一个夏天的晚上，她从旅馆的窗户上掉了下去。在下坠过程中，她砸在剧院的一顶大帐篷上，从上面弹起后，被一辆出租车碾于轮下。警察在楼上那间空荡荡的房间里找到了她的鞋，以及一个空空的钱包和一只空的威士忌酒瓶。

人们可以理解弗恩并宽恕她，但吉米就不同了。约翰逊夫人看着吉米的照片，照片上的他穿着水手服——二战期间他曾在海军服役——年纪轻轻，瘦长、苍白的脸上流露出几分庄严的神色。他站在那里，一只手放在他身旁姑娘的腰际，那是他的太太，她手腕上的玻璃饰品映射出落日的余晖。照约翰逊夫人看来，他们俩是不该结婚的，因为他们毫无共同之处：吉米是严肃的，而这位圣迭戈少女不过是个对水手着迷的糊涂女孩儿。但吉米倾注在她身上的远非正常的爱情，而是一种激情，一种从病理学的角度才能解释的激情。至于这位姑娘，她肯定是爱吉米的，倾心于他，不然不会和他结婚。要是吉米相信或者能相信这一点该多好！然而忌妒心害了他。一想起那些在她结婚之前曾和她睡过觉的男人，吉米就深感苦恼。他认定，她直到现在还和男人勾勾搭搭，每次他出海或者白天不在家时，她就背叛自己，和好多情人鬼混。他无休止地逼妻子承认这些所谓情人的存在。后来，她用一杆猎枪对准自己的眉心，扣动了扳机。当吉米发现时，他没有叫警察。他抱起妻子，把她放在床上，然后在她身边躺下。第二天黎明时分，他把枪重新装上子弹，开枪自杀了。在吉米和妻子的照片对面是一张佩里身穿军装的照片。这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下面还有一段文字：“阿拉斯加美国陆军司令部摄。二等兵，佩里·埃德加·史密斯，二十三岁，首批返回阿拉斯加的朝战军人，抵达埃尔门多夫空军基地时受到新闻处官员梅森上尉的欢迎。史密斯在二十四师担任工兵十五个月之久，他此行从西雅图到安克雷奇的机票是北太平洋航空公司赠送的。空中小姐林恩·马奎斯对他含笑欢迎。（美国陆军军方图片）”梅森上尉与二等兵史密斯握手时，眼睛注视着他，但史密斯却在盯着照相机。约翰逊夫人所看到的表情，或者说她认为的，不是感激而是傲慢，不是自豪而是十足的自负。他说自己曾把一个在桥上遇见的素不相识的人扔到河里，这不是不可思议的。他当然干得出来，对此她一点儿都不怀疑。

她合上相册，打开电视，但心情仍无法平静。他会找来吗？警员已经找到了她，难道佩里就找不到吗？他别想让自己帮他，她甚至不会让他进门。前门是锁着的，但是通往花园的门还没上锁。花园里满是白色的海雾，妈妈、吉米和弗恩的灵魂也许就在雾里吧。约翰逊夫人闩上门时，死了的与活着的亲人，一一在她脑海中浮现。

暴雨倾盆。迪克跑了起来，佩里也在跑，但他跑得没有迪克快，他腿短，而且还拿着行李箱。迪克把佩里远远甩在了后面，自己先找到了一个躲雨的地方——公路附近的一个谷仓。在离开奥马哈后，他们在救世军的收容所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一位卡车司机带着他们穿过内布拉斯加州界，来到衣阿华州。但是打那以后，他们一直在走路。天降大雨时，他们离一个名叫坦维莱村的衣阿华州居住区还有十六英里。

谷仓里漆黑一片。

“迪克？”佩里问。

“我在这儿。”迪克正趴在一堆干草上应道。

佩里湿透了，浑身发抖，在迪克身边倒了下来。“我冻死了，”他一边说着，一边往干草堆里钻，“我冷得要命，就算你点着稻草把我活活烧死，我也不会骂你的。”他很饿，饥肠辘辘。昨天晚上，他们只喝了几碗救世军的汤，而今天他们只吃了巧克力和口香糖，这还是迪克从一家百货店的糖果货架上偷来的。“还有好时巧克力吗？”佩里问。

没有了，只剩下一盒口香糖。他们分了口香糖，躺下来开始嚼。每人只有两块半薄荷味的，迪克最喜欢，而佩里更喜欢水果味的。钱是个大问题。缺钱已经迫使迪克作出了一个被佩里认为是“疯了”的决定：返回堪萨斯城。当迪克第一次说起要回去时，佩里说：“你应该去看看医生。”此刻，在寒冷的黑夜里，两人紧紧地挤在一起，听着外面的雨声，又一次为此争论起来。佩里又一次列举了这样做的危险，此时迪克肯定正因违反假释规定而受到通缉——更别说还有别的娄子。但是迪克没有被说服，他坚持堪萨斯城是一个“可以成功地开很多假支票的地方”。“我当然知道我们必须小心点。我知道他们已经发出了通缉令，因为我们以前在那儿开过假支票。但是这次我们可以快些，一天就够了。如果我们弄的钱够多，我们也许还可以到佛罗里达去试试。在迈阿密过圣诞节，如果那儿不错的话，就在那里过冬。”但是佩里一边嚼着口香糖，一边打着寒战，生着闷气。迪克说：“怎么样，亲爱的？再干一次？你为什么就不能忘掉那件事呢？他们不会发现什么线索的。永远也别想发现。”

佩里说：“也许你错了。但如果你错了，那就意味着咱们都得进‘角落’了。”两个人以前从未提起过堪萨斯州的这一极刑——绞刑。“角落”是堪萨斯州监狱的犯人给里面放着绞刑架的小屋所取的名字。

迪克说：“可笑，你可笑死我了。”他划了根火柴，想抽烟，但是借助闪烁的火光看见的东西使他一骨碌爬了起来，他走过谷仓，来到畜栏。只见一辆车停放在那里，是一辆黑白两色的一九五六年的雪佛兰，钥匙还留在车上呢。

杜威决心不让“普通人”知道克拉特案件取得了重大进展。他决心如此之大，以至于加登城的两位民间喉舌都毫不知情，这两位一位是《电讯报》的编辑比尔·布朗，另一位是当地KIUL广播电台经理罗伯特·威尔斯。在简要说明形势后，杜威强调了他把保密视为最重要事情的理由：“各位牢记，有可能这两人是无辜的。”

这种可能性的确很大，因此不能排除。告密者弗洛伊德·威尔斯的话也许是编造的；犯人们用说谎话的方式获取好感或吸引官方的注意，也是很可能的。但是即便此人每句话都是真的，杜威和他的同事也没能挖掘出一点确凿有力的证据，作为“呈堂证供”。他们的发现也许可以解释成一个罕见但看似合理的巧合。难道就因为史密斯到堪萨斯州来拜访他的朋友希科克，就因为希科克有一支和作案枪支口径相同的枪，就因为嫌疑犯用虚假的理由来解释他们在十一月十四日夜里的活动，就可以认定他们就是谋杀案的凶手吗？“但是我们确信他们俩就是凶手。我们全这么认为。否则我们就不会向十七个州发出警报，从阿拉斯加到俄勒冈。但是记住：我们也许要过好多年才能抓住他们。他们也许已经分开了，或者离开了美国。他们有可能去了阿拉斯加，在阿拉斯加隐藏起来可不难。他们逍遥得越久，我们破案的可能就越小。坦率地讲，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掌握的线索还不多。我们也许明天就能抓住那两个恶魔，但也可能一辈子都无法证实他们有罪。”

杜威并没有言过其实。除了那两个脚印——一个是菱形痕迹，一个猫爪图案——凶手没有留下一条线索。既然他们如此小心翼翼，那么他们一定很早就处理掉那两双鞋了。同样，那台收音机也被处理掉了。而这只是假设是他们偷走的。杜威不太愿意作这种假设，因为在他看来，谋杀如此残酷、凶手如此狡猾，这和偷一台收音机毫不协调，甚至有些荒谬。很难想象，凶手进入房间为了找保险箱，结果没有找到，于是便因为几美元和一台小型便携式收音机而对四人大开杀戒。“嫌疑犯不坦白，我们就永远别想判决，”他说，“这就是我的观点。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十二万分地小心。他们认为自己已经逃脱了。好，我们就不要让他们觉察任何异常。他们越是觉得安全，我们就会越快抓住他们。”

但是在加登城这样一个小镇，秘密可是件罕见的东西。警长办公室在法院大楼的三层，仅占三个房间，里面的家具不多，但仍显得拥挤。任何来这里探望的人都会察觉出一种古怪近乎诡异的气氛。过去数星期来急匆匆的脚步以及愤怒的埋怨蓦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令人心惊肉跳的平静，此刻充满了整个房间。办公室秘书理查森太太，这个非常大方爽快的人突然有了一种讲究的怪癖，说话轻声细语的，走路也踮着脚尖。她的上司——警长及其下属、杜威以及从堪萨斯州调查局借调来的调查员们，也都慢慢地边走边谈，声音压得很低。这种情形仿佛猎人躲藏在树林里，生怕突然的声响或动作会把正朝这边走来的野兽吓跑似的。

人们议论纷纷。华伦旅馆的特里尔咖啡屋被加登城的商人们视为一个私人俱乐部，那里是猜测和流言的大本营。有人听说，一位名人将被逮捕。还有人说，谋杀案是堪萨斯州小麦种植者联合会的死敌雇来的职业杀手干的，理由是克拉特先生曾在这个进步组织里面担任要职。在所有的故事里，最接近正确答案的是一位著名的汽车经销商讲的（他拒绝透露消息来源）：“好像是一个曾在一九四七年或四八年间为克拉特先生工作过的人干的。那人是个普通的牧场雇工。他后来进了监狱，是州立监狱，坐牢期间他一直在想克拉特先生有多富。所以一个月前，在他出狱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来这里抢劫并杀死了克拉特一家。”

但是在七英里之外的霍尔科姆村，却再也听不到耸人听闻的传言了。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在于克拉特一家的悲剧已经成为社区两个主要流言集散地——邮局和哈特曼咖啡馆——的禁忌。“我自己，我一个字也不想听，”哈特曼太太说，“我对他们说，我们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谁也不信任，彼此吓唬，怕得要死。我要说的是，如果你要谈论这件事，就别进我的店门。”默尔特·克莱尔太太的态度更是强硬，“村里的人来我这买张五分钱的邮票，以为就可以消磨半个钟头，直到把克拉特一家的事情嚼烂了为止。他们全是一群造谣的响尾蛇！我可没时间听他们扯这些，我要工作，我是代表美国政府的公务员。不管怎么说，也确实让人泄气。艾尔·杜威和那些来自托皮卡和堪萨斯城的警察们，应该是‘比松节油还管用’。但是今天谁会认为他们能抓住真凶？所以我说明智的做法就是闭嘴！人活着总有一死，至于怎么死法就别在意了；死了就是死了。何苦要像一堆病猫一样吵吵闹闹没个完，难道就因为赫伯·克拉特的喉咙被割断了？不管怎么说，这样太不正常了。波利·斯特林，住在教师公寓的那位太太今天早上来这儿说，直到现在，整整一个月了，孩子们才开始安静下来。这使我想到，如果警察真的抓住了凶手会怎么样？如果那样，那人肯定是大伙儿都认识的，那肯定会再次把火煽起来。一壶水好不容易凉下来，到时候又要滚起来。要我说，我们这样实在是够了。”

天色尚早，还不到九点钟，佩里是这家自助洗衣店的第一位顾客。他打开鼓鼓囊囊的草编行李箱，取出一堆内裤、袜子和衬衫（有些是他的，有些是迪克的），塞进洗衣机，同时往机器里丢进一枚假冒的铅做的圆片，这种东西他在墨西哥买了很多。

佩里很熟悉此类洗衣店的操作，他经常光顾这些地方，通常他会静静地坐着，看着衣服洗干净，觉得愉快而“放松”。但今天却不行，他忧心忡忡。迪克不顾他的警告，固执己见，于是他们就来到了这里，重返堪萨斯城，身无分文，还开着一辆偷来的车！他们在小雨中开了一晚上车，途中两次停下来加油，那时小镇都沉浸在梦乡中，街道上空空荡荡的，他们就把别人汽车里的油吸到自己的车里。（这是佩里干的，他自认为是“绝顶高手，只要有一根橡胶管，我就等于有了旅行全国的信用卡。”）他们天亮时抵达堪萨斯城。两人首先去了机场，在男卫生间里刷牙洗脸刮胡子，然后在候机大厅里睡了两个小时，才返回到城里。正是在那时，迪克把佩里放在洗衣店，答应一个小时之内回来接他。

衣服洗净并烘干后，佩里重新装好了行李箱。已经十点多了，迪克“肯定还在什么地方开假支票”，这会儿还不见人影。他坐在一张长椅上等着，一臂之远的地方有一个女式钱包，诱惑着他把手伸过去。然而，钱包主人的模样却使他不敢下手，因为这位女士是几个忙着洗衣服的女人中最强壮的。从前，当他还是个在旧金山的大街上乱跑的野孩子时，曾和一个“中国小孩”（记不清是汤米·张还是汤米·李）合伙偷钱包。回想起他们的胡作非为，佩里既愉快又兴奋。“比如有一次我们盯上了一个老太太，她可真老，汤米抢她的手提袋，但她不放手，凶得像个母老虎。汤米死命地拽，她使劲儿地拉。后来她看到我在一旁时，就喊：‘帮帮我！帮帮我！’我说：‘去你的！老太婆，我是帮他的！’然后狠狠一拳把她捶在地上。我们抢来的全部财产是九十美分，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去一家中国餐馆悄悄地吃了一顿。”

事隔多年，一切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佩里年纪长了二十多岁，体重也增加了一百多磅，他的生活却一点儿没有改善。他仍然是个顽童，也就是说靠偷点儿小钱过日子。（真是不可思议，以他的智力，以他的才能，何至于此？）

墙上的钟一直吸引着佩里的视线。十点半时，他开始担心了；十一点时他的两条腿开始疼了起来，对他而言，这是惊慌即将到来的表现——“血液开始冒泡了”。他吃了一片阿司匹林，试图抹去、至少淡化那些不断涌入脑海的一幅幅生动逼真的可怕画面：迪克落入警方之手，也许是在开假支票或者违反交通规则的时候被查出开的是赃车，这是很有可能的。也许就在此时，迪克被一群警察围着盘问呢。他们不是追问开假支票或偷汽车之类的琐事，而是谋杀案！不知为什么，迪克确信谁也不会把开假支票或偷汽车与谋杀联系起来。同时，在此刻，一辆满载着堪萨斯州警察的汽车正往洗衣店赶过来。

但是，不对，他想太多了。迪克绝不会干那种“没种”的事。只要想一想他以前经常说的那些话：“他们就是把我打昏，我也绝不会说一个字。”当然，迪克是个“吹牛大王”，佩里已经看透了，他只有在自己占上风的时候才会表现得十分强硬。突然——谢天谢地——佩里想起了一个至少不那么令人绝望的理由来解释为何迪克会迟到。他一定是去看望他父母了。这件事很冒险，但迪克对父母“放心不下”，至少他自己是这样宣称。昨天晚上，在冒雨赶路的时候，他曾对佩里说：“我很想去看看我父母。他们不会透露此事的。我的意思是，他们不会把这事告诉给警察，他们不会让我们俩陷入麻烦。只是我没脸去见他们，我怕我妈会说起开假支票以及不告而别的事，她会数落我一顿。但是我希望能给他们打个电话，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然而，那是不可能的，希科克家没有电话；否则佩里早就打电话去问迪克在不在家了。

又过了几分钟，他又一次确信迪克已经被捕。他的腿越来越疼，如同闪电般传遍全身，洗衣房里的味道、蒸汽的臭味突然令他感到恶心，迫使他站了起来，跑到门外。他站在街边吐得像个“口水都呕光了的醉鬼”。堪萨斯城！他不是早就知道堪萨斯会带来坏运气？难道他没有苦苦哀求迪克不要回来？此刻，也许就在此刻，迪克一定在后悔没听他的话。他在想，那么我该怎么办？“兜里只有一两枚硬币和一堆铅片”，他能去哪儿？谁能帮助他呢？博博？不可能！但她丈夫也许会帮他。当时，如果当时弗德里克有自己的主意，担保在佩里出狱后给他找份工作，他早就获得假释了。但博博不同意。她已经说过这只会带来麻烦，也许还有危险，她在给佩里的信中就是这么说的。别急，找个好日子，他一定会去“报答”她，找点乐子，和她说说、露露自己的本事，一五一十地告诉她对她这样受人尊重、生活安逸、自鸣得意的人，他会怎么做。是的，非得让她知道自己会是多么危险的人物，她最好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这难道不值得去一趟丹佛吗？这正是他想做的，去丹佛拜访约翰逊夫妇。弗德里克最好想办法帮他重新谋生，否则别想甩开他！

佩里正胡思乱想的时候，迪克突然来到他身边。“嗨，佩里，”他说道，“你病了吗？”

迪克的声音犹如一剂特效镇静剂注入佩里的血管，引起了一阵情感骚乱：紧张与放松，愤怒与温情在体内互相冲撞。他握紧双拳伸向迪克，“你这个王八蛋。”

迪克咧嘴笑道：“好了，咱们又可以去吃一顿了。”

在堪萨斯城迪克最喜欢的一家经济餐馆老鹰餐厅里，迪克一边吃着辣椒，一边向佩里道歉：“对不起，亲爱的。我知道你会着急的，以为我被警察缠上了。但是你实在不知道我运气会有多好，我可不能说放弃就放弃。”他解释说，在离开佩里后，他去了曾经工作过的马克别克公司，想找到一个汽车牌照，换下那辆偷来的雪佛兰的衣阿华州牌照。“我来和走都没人看见。这个公司经常做报废汽车的生意。果真，在公司房子的后面，在一辆撞坏了的德索托汽车上还挂着堪萨斯州车牌。”“那车牌现在在哪里？”“已经挂在咱们车上了，兄弟。”

换下车牌后，迪克把原来的扔到了一座郊区水库。然后，他开车去了高中同学斯蒂夫工作的加油站，用一张支票兑换了五十元现金。以前，这种“抢自己人”的事他可没干过。唉，反正他再也不会见到斯蒂夫了，他今晚就要离开堪萨斯城，这一次是再也不会回来了。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多骗几个老朋友呢？带着这种想法，他又去拜访了另一位同班同学——一位杂货店的职员。这一次金额增加到了七十五块。“那么，这个下午我们就可以搞他个几百块啦。我开了张单子，上面有六七个地方，首先从这儿开始。”他指的是老鹰餐厅，这里的每个人——男招待、服务员，全都认识并喜欢他，称他为“腌黄瓜”（这是他最喜欢的食物）。“然后去佛罗里达，就去那儿，怎么样？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们要在那里过圣诞节吗？就像那些百万富翁们一样。”

杜威和他的同事，KBI的调查员克拉伦斯·邓茨正在特里尔咖啡屋里等座位。他们四下环顾午饭时间常见的熟面孔——细皮嫩肉的生意人和黝黑粗糙的庄稼汉。杜威认出了几个熟人：县验尸官芬顿医生、华伦旅馆的经理汤姆·马哈尔、哈里森·史密斯——他去年竞选县检察官结果输给了杜安·韦斯特，还有赫伯特·威廉·克拉特，河谷农场的主人，和杜威一起上主日学校。等等！赫伯不是死了吗？杜威不是已经参加过他的葬礼了吗？但是他的确在那儿，就坐在特里尔咖啡屋角落里的那个圆形的隔座上。他那双炯亮的棕色眼睛、宽宽的下巴以及亲切的表情并未因死亡而改变。但赫伯不是独自一人，与他坐在同一张桌子的是两个年轻人，杜威认出了他们，用肘轻轻推了邓茨一下。

“往那边看。”

“哪儿？”

“墙角。”

“天哪！”

是希科克和史密斯！但是就在他认出两人的同时，这两个人也认出了他们，嗅到了危险的气息。他们飞起双脚，猛地从餐厅厚玻璃窗中冲了出去，杜威和邓茨在后面紧紧追赶。他们沿着美茵大街飞奔，经过了帕尔默珠宝店、诺里斯药房、加登咖啡馆，然后转弯冲向一座仓库，在一群白色谷仓之间跑进跑出地捉迷藏。杜威拔出手枪，邓茨也一样。正当他们瞄准时，奇事再度发生。突然间，非常神秘，（就像是在做梦！）所有的人都在游泳，逃的人，追的人，都拍打着令人敬畏的被加登城商会宣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免费游泳池”的池水。当两人奋力向逃犯游去时，（怎么回事？是做梦吗？）画面又一次渐渐隐去，场景转换为另一处景色——谷景公墓。这里散布着灰色的坟墓、绿色的树木与长满花朵的小径，是气氛幽静、绿荫遮天、细语喁喁的绿洲，犹如一块清凉的云彩，覆盖在城北金光耀眼的麦地上。但是此时，邓茨消失了，只剩下杜威和两个逃犯。虽然他看不见他们，但是他知道他们一定藏在墓地里，就躲在某块墓碑的后面，也许就在他父亲的那块后面——“艾尔文·亚当斯·杜威，一九七九年九月六日至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六日”。杜威拔出枪，沿着一条幽暗的小路匍匐前进。突然，他听见一阵笑声，循声而去，只见希科克和史密斯根本没有藏起来，而是站在赫伯、邦妮、南希和凯尼恩的墓地边，双腿分开，两手叉腰仰天狂笑着。杜威开枪了……又开了一枪……又开了一枪……两个凶手都中了三枪，但谁都没有倒下。只见他们的身体慢慢地变成了透明色，越来越透明，直至最后消失了。但笑声却越来越震耳，直逼得杜威弯下身子向后逃退，那笑声令人伤心欲绝，那么强烈终而吓醒了他。

醒来的时候，他好像一个受了惊吓发高烧的孩子，头发湿透，衬衫也黏贴在身上。屋里逐渐昏暗下来，他在桌子上睡着了，整个下午他都把自己关在这间小办公室里。他定下神来，听见隔壁办公室理查森太太的电话在响，但似乎没人接，她已经下班回家了。在走过一直响的电话时，他决心不去管它，但立即犹豫了一下。也许是玛丽来的电话，问他是不是还在工作，要不要等他回家吃饭吧。

“请找一下杜威先生。堪萨斯城来电。”

“我就是杜威。”

“请不要挂，这里是堪萨斯城，你同事要和你说话。”

“是艾尔吗？我是奈老弟。”

“怎么样，老弟。”

“做好准备听一条大新闻吧。”

“我在听，说吧。”

“我们的朋友就在这里，就在堪萨斯城。”

“你怎么知道的？”

“听我说，他们好像无意故作神秘。希科克在城里到处开假支票，用的是他自己的名字。”

“他自己的名字！这肯定意味着他不打算在此久留，要不就是这小子对自己极端自信。那么史密斯和他在一起吗？”

“嗯，他们俩在一起。但开的是另一辆车，一辆一九五六年的雪佛兰，黑白两色，双门。”

“是堪萨斯州的车牌吗？”

“是堪萨斯州的。而且听我说，艾尔，我们真走运！多亏他们买了一部电视机，希科克给售货员开了一张支票。就在他们刚要离开的时候，那个售货员一时机灵，拿笔记下了车牌号，就在支票的背面。约翰逊县的牌照，16212。”

“查过登记记录吗？”

“猜猜怎么样？”

“那车是偷来的。”

“一点没错。但是车牌肯定已经换了。我们的朋友从堪萨斯城一家修车厂的破车上弄来的。”

“知道是什么时候干的吗？”

“是昨天早上。头儿（洛根·桑福德）已经下了通缉令，说明了牌照号码和车子的情况。”

“希科克家那儿怎么样？如果还留在这里，依我看，他们迟早会去那儿的。”

“别担心，我们正盯着呢。艾尔——”

“我听着呢。”

“这就是我想要的圣诞节礼物。我想要的就是这个。把这个礼物包起来吧，包起来，然后睡到新年。这难道不是一个好礼物吗？”

“嗯，我希望你能得到这份礼物。”

“我希望我们都能得到。”

后来，杜威走过黑漆漆的县法院大楼广场，迈过一堆尚未清走的枯叶，他陷入了沉思，心里纳闷自己为何不感到高兴。为什么呢？当他得知嫌疑犯并没有永远消失在阿拉斯加、墨西哥或者廷巴克图时，当他知道也许马上就能逮捕他们时，为什么他一点儿都没有激动呢？他不是应该感到激动吗？恐怕是刚才的梦在作祟吧，其带来的挫败感还在，使他怀疑奈的话，他甚至不肯相信。他不相信希科克和史密斯会在堪萨斯城落网。他们太诡计多端了。

迈阿密海滩。海洋路335号一家名叫萨摩赛特的小旅馆。这是一座方形建筑物，刷的半白不白的，有些地方还披挂着一些紫色的装饰，其中一块淡紫色的牌子上写着：“空房出租，价格低廉，提供海滩设施，让您享受宜人的海风。”萨默赛特旅馆是这条灰白冷清的小路上众多小旅馆中的一个，这里的房子都用洋灰和泥土盖成。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里，萨默赛特旅馆所能提供的“海滩设施”不过是旅馆后面沙滩上的两把遮阳伞。其中一把粉色的上面写着“我们提供情人节冰淇淋”。在这个圣诞节的中午，四位女士躺在这把伞下，旁边一台晶体管收音机正在播放音乐。另一把蓝色的遮阳伞上写着“水宝宝防晒霜”，迪克和佩里就坐在伞下，他们已经在萨默赛特旅馆住了五天，租了一间双人房，每周十八块钱。

佩里说：“你从来没有祝我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亲爱的。还有，新年快乐！”

迪克穿着游泳短裤，但是佩里像在阿卡普尔科时一样，拒绝暴露他那受过伤的腿，他怕“冒犯”别的海滩游客，所以穿得整整齐齐的，甚至连鞋袜都没脱。不过，相比较而言，他还是满意的。当迪克站起来表演倒立以吸引粉色遮阳伞下那些女士的注意时，他正在阅读《迈阿密先驱报》。此刻，一则新闻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一起谋杀案，佛罗里达的一家四口，克利福德·沃克夫妇以及他们四岁的儿子和两岁的女儿惨遭杀害。受害者虽未遭捆绑或封嘴，但均被一只口径五点五八毫米的猎枪射穿头部。惨案发生在十二月十九日星期六的夜里，案发地点就在塔拉哈西城附近沃克夫妇的牧场住宅，没有留下任何线索，也没有明显的作案动机。

佩里打断迪克的体操表演，大声读了这则新闻后问道：“上个星期六晚上，我们在哪儿？”

“是在塔拉哈西吗？”

“我在问你呢。”

迪克集中精神，想起来了。星期四晚上，他俩轮流开车，离开堪萨斯城，穿过密苏里，进入阿肯色，穿过奥沙克高原一路南下来到路易斯安那。到那里时，一只马达烧坏了，他们只得停车，那是星期五上午，他们在什利福伯特花二十五块钱买了只旧马达换上。当晚，他俩把车停在阿拉巴马和佛罗里达州交界处的一条公路边，睡了一觉。第二天不用急着赶路，其间他们游览了好几个地方：一个养鳄鱼的池塘，一家养响尾蛇的牧场，还在一个银光闪闪的湖里乘一条透明船底的游艇玩，到了下午又在一家路边海鲜餐馆享用了一顿豪华的龙虾大餐。多么愉快的一天！当他们到达塔拉哈西时，已经精疲力竭了，决定在那里过一晚上。“是的，就是塔拉哈西。”迪克说。

“有意思！”佩里又看了一遍文章，“我要是猜错了才怪！如果说凶手不是疯子，也必定知道发生在堪萨斯州的事。”

迪克不想听佩里“老说不完那件事”，于是耸耸肩，咧了咧嘴便一路小跑到海边，漫步在被海浪拍打的沙滩上，其间不时弯下腰来去捡几个贝壳。小时候，他非常忌妒邻居家的一个小男孩，那个孩子去海湾度假后，带回来一盒子贝壳，迪克如此恨他，以至于偷走了这些贝壳，用锤子一个一个地砸碎。此后，忌妒总是缠着他。任何人，只要获得了迪克所期望的成就或者拥有迪克想要的东西，都是他的敌人。

他在枫丹白露大饭店游泳池边看到的那个男人就是一个例子。数英里外，迪克可以看到一排排笼罩在热雾与水光之中的豪华建筑：枫丹白露、伊登罗克、兰尼等大酒店。到迈阿密的第二天，他建议佩里一起进到这些“快乐宫殿”里去，“也许能碰上个把富婆。”佩里很不情愿，他觉得人们一定会盯着他们的卡其裤和T恤衫看。实际上，他俩在枫丹白露大饭店那华丽的大厅里走动时，没有人注意他们。夹在一大群身穿鲜艳条纹丝质短裤与泳装外加貂皮的女人当中，根本就没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他们在楼下大厅逛了一会儿，又跑到花园走了一圈，最后在游泳池边懒洋洋地躺下。就是在那儿，迪克看到了那个男人，年纪和他差不多，大概二十八九岁。他可能是“赌徒或律师，或者是个从芝加哥来的黑帮分子”，不管他是什么人，反正他好像既有钱又有势。一个长得像玛丽莲·梦露的金发女人正在用防晒油给他按摩，他那戴着大戒指的手正懒懒地向一杯冰镇橙汁伸过去。所有这一切都属于他，而迪克却永远也不可能拥有。为什么这个王八蛋什么都有，而他却一无所有？为什么这个“该死的王八蛋”运气这么好？如果手里有把刀的话，迪克就威风了。像他这样“该死的王八蛋”就应该小心了，他会切开“他的脑袋，让他的好运气也流出一点来，大家分享一下”。然而，迪克的兴致被毁掉了。那位往男人身上抹防晒油的美丽女郎扫了他的兴。他对佩里说：“我们离开这个该死的地方吧。”

此时，一个小姑娘，也许只有十二岁，正在沙滩上用树枝画一张粗大的脸。迪克假装欣赏她的艺术作品，把收集的贝壳送给了她。“贝壳可以用来做漂亮的眼睛。”他说。小姑娘接受了他的礼物，迪克笑着向她眨了眨眼睛。他为自己所怀的企图感到羞愧，对这小女孩产生的性冲动，令他感到“真心的羞耻”。这个秘密他没告诉过任何人（虽然他明白佩里有充分的理由知道这件事），因为其他人也许不会认为这种欲望是“正常的”。而他始终都认为自己是个“正常人”。引诱情窦初开的少女，在过去几年中，他已经有过“七八次”经验了。这些并不能动摇他对自己在性方面的信心，因为他认为，如果说出真相，大多数壮汉型的男人都会有和他一样的欲望。他拿起小姑娘的手，说道：“你是我的宝贝，我的小甜心。”但是孩子拒绝了，像鱼钩上的鱼儿般奋力地挣脱，迪克凭借以往的经验看出了她眼中的惊恐。他松开手，轻轻地笑道：“不过是个游戏。难道你不喜欢游戏吗？”

躺在遮阳伞下的佩里看到这一幕时，立刻就意识到迪克的目的，这令他感到厌恶。他“无法尊敬那些不能控制自己性欲的人”，特别是其中包含他认为的“变态”成分时，就更是如此，比如骚扰儿童、同性恋和强奸。他认为自己已经向迪克表明了这个观点。实际上，就在最近，为了阻止迪克强奸一位惊恐的年轻姑娘，两人几乎为此动武。所幸的是，他这次可以不必跟迪克作这种体力上的较量了，看见小姑娘从迪克身边走开时，他的一颗心已经放了下来。

空气里飘荡着圣诞颂歌，歌声从遮阳伞下的四位女士身边的收音机里传出来，在迈阿密的金色阳光和永不停息的海鸥哀鸣声中，显得有些古怪。“哦，来吧，让我们来歌颂他，哦，来吧，让我们来歌颂他。”来自大教堂唱诗班的肃穆圣乐令佩里感动得流下泪水。乐曲停了，他还是泪流不止。每当他的情感受到这样的折磨时，他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自己那“最终的迷恋”——自杀。小时候，他经常想到自杀，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惩罚父母和其他敌人，这种幻想往往令他很激动。然而长大后，结束自己生命的幻想越来越失去了魅力。他不会忘记，这正是吉米和弗恩的“归宿”。近来，自杀这个念头倒不时在他心头浮现，它似乎已不只是一项选择，而是变成等待着他的一种特定的死法了。

不管怎样，佩里不知道自己活在世上“还有多少盼头”。热带岛屿、埋藏的金子、深海寻宝，这些梦想通通消失了。同样消失的还有“佩里·奥帕尔森”，这是一个他发明的名字，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会成为电影与唱歌的双栖明星，但佩里·奥帕尔森早已胎死腹中。还有什么好期盼的呢？他和迪克“正在一条没有终点的跑道上狂奔”，这正是令他震惊的。而此刻，在迈阿密还没待上一个星期，他们又将踏上漫长的旅途。迪克在ABC汽车公司干了一天活儿，工资是每小时六毛五分钱。迪克对他说：“迈阿密比墨西哥还糟糕。六毛五分！我才不干呢！我是白人。”现在两人从堪萨斯城弄来的钱只剩下二十七块了。所以明天，他们要动身向西进发，去得克萨斯或是内华达，“没有明确的目的地”。

迪克下水游了一会儿，现在回来了，他浑身湿淋淋的，气喘吁吁地一头栽倒在黏热的沙滩上。

“海水怎么样？”

“好极了。”

每年圣诞一过，南希·克拉特的生日就快到了。二者离得如此之近，以往这对她男朋友博比·鲁普来说，实在是件相当头疼的事。这么短的时间要准备两个合适的礼物，他不知绞尽了多少脑汁。但是，每年博比都会竭尽全力，用暑假在父亲的甜菜农场干活儿赚来的钱选好礼物，请妹妹给他精心包装，然后再带去克拉特家，希望能给南希一个惊喜。去年，他送给南希一个鸡心形小金坠。今年像往年一样，他也预先作好了准备，只是还没下定决心，该去诺里斯药房买那瓶进口香水呢，还是买一双马靴。但是，南希现在却不在了。

圣诞节这天早晨，博比没有飞奔去河谷农场，相反他留在了家中。中午他和家人一起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他母亲为了这顿饭准备了一个星期。自从发生那场悲剧，所有人——父母和七个兄弟姐妹，都对他格外亲切。同样，在吃午饭的时候，大家都不厌其烦地劝他一定要多少吃点儿东西。没有人发现实际上他病了，悲伤欲绝。那种悲伤紧紧将他圈住，他出不来，别人也进不去。若说有的话，也许只有苏珊·基德维尔。在南希出事之前，他并不欣赏苏珊，总觉得和她在一起不太自在。她太与众不同了，绘画、诗歌、弹钢琴，对这些她全都一丝不苟，而女孩们其实不必这么过分认真的。当然，他也难免忌妒苏珊，在南希心目中，苏珊的地位至少跟他是一样的。但是，也正因如此，苏珊才能理解失去南希对他意味着什么。如果没有苏珊，没有苏珊寸步不离的陪伴，他怎么可能熬得过去？那雪崩般接连而至的打击——谋杀案本身、杜威先生和他的谈话，更令人感觉讽刺的是有一阵他竟然成了首要嫌疑犯！

然而，大约一个月以后，他们的友谊渐渐变淡了。博比不再像以前那样经常出现在基德维尔家那个小巧舒适的客厅里了。偶尔去一次，苏珊似乎也不像以往那样欢迎他了。问题在于他们见面恰恰唤醒了彼此努力要忘却的伤痛。有时博比确实可以忘记这一切：在他打篮球的时候，在他以每小时八十英里的速度在乡村公路上开车的时候，此外就是他自己严格规定的体能训练时间了。为了能够成为一位高中体育老师，他每天在金色的草原上练习慢跑。此刻，在帮忙收拾好饭桌上的餐具后，他决定穿上运动衫出去跑步。

天气出奇的好。甚至对于以风和日丽的阳春季节非常漫长而知名的西堪萨斯地区来说，今天也好得似乎不真实，空气干燥、阳光充足、天空蔚蓝。乐观的牧场主预测今年冬季将是一个暖冬，在这样的天气里，整个冬天都可以放牧。在博比的记忆里，这样的冬季只有一次，正是在那一年，他开始和南希约会。当时他们俩都是十二岁，放学后他经常替南希背着书包，一起从霍尔科姆学校走回河谷农场。如果天气暖和、阳光明媚，他们经常在路边停下，在那条蜿蜒曲折、缓缓流动的浊色的阿肯色河边小坐片刻。

有一次，南希对他说：“有一年夏天，我们全家去科罗拉多州，我看到了阿肯色河的源头。看见那儿的水，实在难以相信它和我们的河竟是同一条，水的颜色完全两样，清澈纯净得可以喝；而且水流湍急，河里到处是岩石和漩涡。爸爸在河里抓到了一条鲑鱼。”南希对阿肯色河源头的记忆从此深深印在博比的脑海里，而且自从她死后……他无法解释，每次只要一看见阿肯色河，它立刻就变了，他看到的不再是一条蜿蜒流过堪萨斯平原的浑浊缓流，而是像南希描述的那样：一条科罗拉多州的激流，清冽纯净，带着鲑鱼从山谷里急流而下。南希活着的时候就是那个样子，如同源头活水，精神饱满、充满快乐。

但是通常，西堪萨斯地区的冬季冷得令人寸步难行，圣诞节前后天气往往骤变，寒风呼啸着，冰霜随即覆盖了田野。几年前的一个圣诞节，大雪头一天便下来了，一直下个不停。第二天早晨，当博比出发去克拉特家时，在三英里的路途上，他不得不与深深的积雪搏斗。虽然他冻得身体僵硬、脸颊通红，但这是多么值得，因为他受到的欢迎立即将他整个人暖了过来。南希是那样的惊喜，为他骄傲不已；连她一向羞涩而矜持的母亲，此时也拥抱他、亲吻他，坚持让他裹上棉被坐到客厅的壁炉边取暖。当女人们在厨房里忙活的时候，他和凯尼恩、克拉特先生围坐在壁炉边吃核桃和榛果。克拉特先生说他想起了另一个圣诞节，那时他也就凯尼恩这么大。“我们全家一共七口，母亲、父亲、两个女孩和我们三个男孩。我们住在一个离城里很远的农场里。因此每年圣诞节都要坐马车到城里去买东西，只去一次，全部买齐。我记得那年早晨我们打算出发的时候，雪和今天一样厚，不，还要厚一点儿，而且一直在下，雪花大得如同碟子。看起来圣诞节要让雪给封住了，我们的圣诞树下不会有礼物了。母亲和女孩们心都碎了。后来我有了一个主意……”他提议给家中耕田用的一匹壮马配上鞍子，由他骑马进城给大伙儿买礼物。家里人同意了。他们把自己为节日省下来的钱都给了他，还给他列了一张想买的物品清单：四尺棉布，一个足球，针插、猎枪子弹……等他买到所有物品时，天色已晚。他把所有东西都用防水油布包起来，然后踏上了归途。一路上，他暗暗感激父亲，是他强迫自己带上一盏提灯，也同样庆幸马脖子上系着铃铛，那轻快的铃声和煤油灯摇曳的光亮，带给他无比的慰藉与勇气。

“骑马进城的时候很简单，不过是小菜一碟。但是此时路不见了，所有的标记也都消失了。”漫天遍地全是雪。他骑着马在深陷及腰的雪堆里踉踉跄跄前进着。“我的灯不知什么时候掉了。在黑夜里，我和马都失去了方向，随时都可能昏过去，冻死在雪地里。当时我害怕极了，只有不停地祈祷上帝。慢慢地，我真的感到了上帝的存在……”犬吠四起，他循声而去，看见了邻近农家窗户里的灯光。“我本想留在那儿的。但是一想到家里人，母亲一定急得哭泣、父亲和弟弟们大概正准备去找我，我就咬紧牙关继续前行。当我好不容易挨到家，却发现屋子一片漆黑，你们可以想象当时我该有多失望多难过了。门都锁上了。全家人都已上床睡觉，把我忘得干干净净。爸爸说：‘我们相信你一定会留在城里过夜的。哎呀，小子！谁能想到你竟然在这样的暴风雪天气里往家赶？’”

正在腐烂的苹果发出酸味。苹果、梨、桃、樱桃，这里是克拉特先生的果园。果树都是他亲手栽下的，视若珍宝。博比漫无目的地跑着，他根本无意来这儿或者河谷农场的任何地方。这是难以解释的。他转身准备离开，却又转回来，向那座坚固、宽敞的白色屋子踱了过去。从小他对那所房子就向往不已，一想到自己的女友住在里面他就觉得高兴。但如今，屋子已经失去了主人的精心照管，显示衰败迹象的蜘蛛网开始编结，一把铁耙躺在车道上已经生了锈，草坪一片枯焦、杂乱。在那个黑色的星期天，当警长叫救护车来运走遇害者的尸体时，车辆曾碾过这片草地，现在上面的轮胎印还清晰可见。

雇工的屋子也是空的，他已经在霍尔科姆附近给自己的家人找了一个新居所。没人会责怪他，因为这些日子尽管天气灿烂晴朗，但克拉特宅却一片阴晦、肃静与死寂。当博比走过谷仓，来到后面的畜栏时，听到了马匹挥动尾巴的声音。那是南希的宝贝，那匹温顺的斑点母马，它的鬃毛像打过蜡一样亮，深紫色的眼睛像盛开的紫罗兰花骨朵。博比抚摸着它的鬃毛，用脸颊轻轻地蹭马脖子，南希过去经常这样做。宝贝打了个响鼻。上个星期天，他最后一次去基德维尔家时，苏珊的妈妈曾提到过宝贝。基德维尔夫人是个多愁善感的妇人，那时她站在窗前，看着渐浓的暮色和远处的草原，突然说：“苏珊？你知道我看见什么了吗？是南希，骑着宝贝，朝我们这边走过来了。”

佩里首先注意到那两个想搭车的人，一个小男孩和一个老头儿，两人都背着自制的背包，站在飞沙走石的得克萨斯狂风里，身上只穿着工装裤和一件薄薄的棉布衬衫。“我们载他们俩一程吧。”佩里说。迪克不太情愿，他并不反对让人搭车，但条件是他们看起来能出得起路费，至少“也得贴几加仑汽油钱”。但是佩里这个热心肠的小矮子，一直在劝说迪克搭载这两个倒霉的、看上去最可怜的人。最后迪克终于同意了，停下了车。

那男孩十二岁上下，一头金发，身体结实，两只眼睛透着机灵，非常健谈。他不住感激他们。那个老头儿干黄的脸上刻满了皱纹，他费力地爬进车里，一屁股坐到后排座位上一言不发。男孩说道：“真是太感谢了。约翰尼快倒下了。从加尔维斯敦起，我们就一直没搭到车。”

佩里和迪克也是在一个小时前离开那座海港城市的，他们在那儿转了一个上午，跑遍了所有海运公司，想找个水手的工作。有一家运输公司答应雇佣他们，可以立即到一艘开往巴西的油轮上工作。实际上，如果不是那位细心的雇主发现他俩谁都没有工会文件和护照，此时两人已经在海上了。奇怪的是，迪克甚至比佩里还失望，他说：“巴西！那儿的人正在建设一座新首都，完全是白纸一张、从头开始。想象一下站在那样一个地方！就是傻子也能发财！”

“你们去哪儿？”佩里问小男孩。

“斯威特沃特。”

“斯威特沃特在哪儿？”

“哦，就在顺着这个方向不远的地方，在得克萨斯州境内。这是约翰尼，我爷爷，他有个妹妹住在斯威特沃特。至少，我希望上帝保佑她住在那儿。我们本来以为她住在德州的雅斯博。但是当我们到那儿时，人家说她和家人已经搬到斯威特沃特了。上帝保佑，让我们在那儿找到她。约翰尼，”他搓了搓老头儿的手，仿佛要给他取暖，“你听见我说话了吗？约翰尼？我们正坐在一辆很暖和很漂亮的雪佛兰里，一九五六年的。”

老头儿咳嗽了一声，轻轻摇了摇头，眼睛睁开又合上了，接着又咳了几声。

迪克说：“嗨，听着，他怎么了？”

“因为变了天，又忙着赶路的缘故。”男孩说，“从圣诞节前到现在，我们一直在走路。我觉得我们好像走了大半个得克萨斯州。”男孩语气平实，他一边按摩着老头儿的手，一边讲着。在开始这段旅程之前，他们祖孙俩和一个姑妈在路易斯安那州什里夫波特附近的一个农庄相依为命。不久前，姑妈死了。“近一年来，约翰尼的身体一直不好，所有的活儿都得姑妈做，有时我能帮帮忙。有一天，我们俩正在劈烧火的木头，需要劈一大堆。正劈着呢，姑妈突然说她累极了。你们见过马倒下就再也没站起来吗？我见过。姑妈就是那样死的。”圣诞节前没几天，租田给爷爷的人“把我们赶出了农场”，男孩继续说，“所以我们出发去得克萨斯州，去找杰克逊夫人。我从未见过她，但她是约翰尼唯一的妹妹，总得找个人收容我们，至少也得收容他。他再也走不动了。昨天晚上我们淋了一场雨。”

车停了。佩里问迪克为什么停车。

“那老头儿病得厉害。”迪克说。

“嗯？你想干吗？把他撵下车？”

“你动动脑子，哪怕就这么一次。”

“你真是一个卑鄙的浑蛋。”

“你想想，他死了我们怎么办？”

男孩说道：“他不会死的。我们都赶了这么远的路，他会等的。”

迪克坚持要撵他们下车，“你想想，他死了怎么办？别人会盘问我们的。”

“老实告诉你，我一点也不在乎。你想撵他们下车？当然可以。”佩里看着那个生病的、仍旧在昏睡中的耳聋又两眼昏花的老人，又看了看那个孩子——他平静地看着佩里，没有祈求，没有“提出任何请求”。佩里想起了自己在他那个年纪曾和一个老头儿流浪的往事。“随你便，把他们扔下车。但是我也要下去。”

“好吧，好吧，好吧！只是你别忘了，”迪克说，“这可是你说的。”

迪克发动了引擎。当车刚开始移动时，突然男孩大声叫道：“等等！”接着跳出车，跑到路边停住，弯腰捡起一个、两个、三个……一共四个可口可乐空瓶子，然后又跑了回来，跳上车，高兴地咧嘴笑。“唉呀，先生，如果你开得慢点儿，我向你保证，我们一定能捡来一大笔零花钱。我和约翰尼就是靠这个吃饭的。退瓶换钱。”

迪克高兴起来，同时他也有些心动。因此当孩子再次让他停车时，他立刻遵守了。命令来得如此频繁，以至于一个小时只走了五英里。但这是值得的。这个小男孩有一种“天生的捡废品的才能”，一路过去，在石头堆、杂草、瓦砾与棕色的废弃啤酒瓶中，他能一眼发现那翠绿色的装过七喜和加拿大苏打水的空瓶。佩里很快也发挥出他在寻宝方面特有的天分。一开始，他只是把自己的发现告诉给男孩，他觉得亲自下去拾这些东西实在太丢人了。这是“小孩子的玩意儿”，“相当愚蠢”。然而，这个把戏唤醒了他寻宝时才有的激动，此刻，他也情不自禁地投入找空瓶的乐趣中，捡得干劲儿十足。迪克也一样，而且还更为急切。虽然看起来疯疯癫癫的，但这不失为一个赚点外快或者说弄点儿小钱的好办法。天知道目前他和佩里多需要钱，两人身上的全部财产加起来也不到五块。

现在，三个人——迪克、男孩和佩里——都跳出车外，全无羞涩地展开了竞争，不过彼此还是很和气的。有一次，迪克在一条水沟发现了一些葡萄酒和威士忌的空瓶，但随即却懊恼地得知，他的发现全无价值。“他们不会给酒瓶退钱的。有时就连啤酒瓶他们都不收。我通常不会费那种工夫。我只盯着那些保证可以换到钱的东西：胡椒博士、百事可乐、可口可乐，以及白石汽水和奈希苏打水这样的瓶子。”

迪克说：“你叫什么名字？”

“比尔。”男孩回答。

“哦，比尔，你是受过正规教育的哩。”

夜幕降临了，寻“宝”工作被迫停止，但实际上也是因为没地方了。车里已经堆满了他们收集的空瓶子。后备箱里也是满的，车后座看上去像个发光的垃圾堆。没有人注意到，甚至连他孙子都没注意到，老头儿已经被晃来晃去、叮当作响的瓶子给埋住了。看起来着实危险。

迪克说：“要是我们出了车祸，可就有意思了。”

一簇灯光照亮了“新汽车旅馆”的招牌，开到近处才发现这是一家设备不错的旅店：数间平房、车厂、餐厅外加一个酒吧。负责指路的男孩对迪克说：“开进去。也许我们可以在这儿做笔生意。让我去谈。我有经验。有时候，他们会骗人的。”佩里想不出谁会那么聪明，能骗过那小子。他后来说：“带着那些瓶子走进去，他一点儿都不难为情。我？我永远也不会那么做。我会觉得丢死人了。但是汽车旅馆里的人都挺和气的，他们只是对着那孩子笑。结果那些瓶子换了十二块六毛钱。”

男孩把钱平分了，给了自己一半，那是属于他和爷爷的。他说：“知道吗？我打算和约翰尼好好吃一顿。你们不饿吗？”

像往常一样，迪克很饿。经过那么一番劳动，就连佩里也饿了。他后来回忆说：“我们把老头儿搀进了饭馆，让他在桌边坐下。他看起来还是那样，死人似的，一句话也不说。但是你真该看看他狼吞虎咽的德性。那小子给他点了烤薄饼，他说那是约翰尼最喜欢的。我敢发誓，他足足吃掉了三十张薄饼，还有两磅黄油和一夸脱糖浆。那小子给自己也点了饭菜，是薯片和冰淇淋，他说他就想吃薯片和冰淇淋，但分量是真不少。我觉得奇怪，吃那么多他怎么没不舒服呢。”

吃饭期间，迪克研究了一下地图，然后宣布斯威特沃特就在他开车路线再往西一百多英里处，他预定的路线是穿过新墨西哥、亚利桑那、内华达，最后到拉斯维加斯。虽然他说得没错，但是佩里很清楚，迪克这么说不过是为了摆脱男孩和老头儿。那男孩也很清楚迪克的用意，但是他很有礼貌地说：“哦，别担心我们。有许多车会在这儿停。我们会想法子搭上的。”

男孩站起来送他们上车，留老头儿自己继续吃新鲜的烤薄饼。他和迪克、佩里一一握手，祝他们新年快乐，然后挥手致意，直到车子消失在黑夜里。

十二月三十日，星期三，那天晚上对艾尔文·亚当斯·杜威一家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后来回忆时，他妻子说：“当时艾尔文正在浴室里唱歌，唱的是《得克萨斯的黄玫瑰》。孩子们在看电视。我在饭桌边摆碗碟，准备请客人吃自助餐。我是新奥尔良人，喜欢烹饪和款待客人。正好我母亲刚刚给我们送来一篮子鳄梨和黑眼豌豆，噢，那可是做一顿美味的好材料。所以我决定，开一个自助餐会，请几位老朋友过来吃饭——莫里斯夫妇、克里夫德和多迪·霍普。艾尔文没有兴致，但我坚持要请。我的天啊！那个案子不知要拖到何年何月，自从出了事以后，他几乎连一分钟也没离开过它。哎，就在摆餐具的时候，听见电话响，我就让孩子去接，应该是保罗接的。他说是找爸爸的，我说：‘你告诉他们他正在洗澡。’但是保罗说他不知道该不该这么说，因为那是艾尔文的上司桑福德先生从托皮卡打来的。艾尔文只围了条浴巾就出来接电话了。这简直让我发疯，水滴得到处都是。但是当我去拿拖把时，我看到了更糟糕的，那只傻猫皮特竟跳到餐桌上，正在大吃蟹肉沙拉，我的鳄梨也全毁了。

“但是接下来，突然艾尔文从后面一把抱住我，抱得紧紧的。我说：‘艾尔文·杜威，你疯了吗？’玩闹归玩闹，但那个家伙浑身湿漉漉的，把我的衣服全毁了，那可是我为聚会特意穿的。当然，当我得知他拥抱我的原因时，我反过来又拥抱他。你可以想象出逮住那两个人对艾尔文意味着什么。他们是在拉斯维加斯被逮到的。他说他要马上去拉斯维加斯，我问他是不是该先穿上件衣服，而艾尔文，他太兴奋了，他说：‘啊，亲爱的！我想我要让你扫兴了！’我想不出有比这更快乐的扫兴方式，这也许意味着不久我们就会恢复正常的生活了。艾尔文笑了，听到他的笑声，真的太美了。我是说，过去的两个星期是最糟糕的。因为就在圣诞节前的那个星期，那两个人突然出现在堪萨斯城，来了，却又走了，没有抓住。我从未见艾尔文如此消沉过，除了那次小艾尔文患了脑炎住院，我们以为会失去他。但我现在不想提那个了。

“后来，我给他沏上咖啡，端到了卧室里，心想他应该在卧室里换衣服呢。但是他没有。他正坐在床边，双手抱着头，好像头疼似的，连袜子都还没穿。于是我说：‘你怎么搞的，想得肺炎吗？’他看着我，说：‘玛丽，听我说，肯定是那两个家伙，肯定是，这才是合乎逻辑的结果。’艾尔文真可笑。就和他第一次竞选芬尼县警长时一样。在选举结果揭晓的那天晚上，实际上每张选票都已统计过了，很明显他赢了，但是他说——我现在想起来真是气得想要勒死他——他一遍又一遍地说，‘哦，不到最后一分钟，我们是不会知道结果的。’

“我对他说：‘好了，艾尔文，别再这样了。肯定是他们干的。’他说：‘那证据在哪儿呢？我们根本没有证据证明他们进过克拉特家！’但是在我看来，他完全可以证实。脚印，那两个畜生不是在屋里留下了脚印吗？艾尔文说：‘是的，脚印是可以证明，除非那两个小子碰巧还穿着那两双鞋。脚印本身一分钱都不值。’我说：‘好吧，亲爱的，你把咖啡喝了，我给你准备行李。’有的时候，你真没有办法和艾尔文讲理。他总是那样，他几乎使我相信希科克和史密斯是无辜的，如果他们不是无辜的，那么他们永远也不会坦白，如果他们不坦白，他们就永远也不会受到审判，证据都是间接的，太没有说服力。他最担心的是消息会泄露出去，导致那两个人在堪萨斯州调查局的警员开始审问之前就知道了真相。实际上，被捕时，他们还以为是违反假释规定和开假支票。艾尔文觉得必须让他们俩保持这种看法，这极其重要。他说：‘克拉特这个名字应该像一柄大锤，在他们尚未觉察时突然挨上一记。’

“保罗——我让他到晾衣绳上去给艾尔文拿些袜子，他回来后站在那里看我收拾行李。他想知道爸爸要去哪儿。艾尔文抱起他，说：‘你能保守秘密吗，保罗？’其实他不必问。虽然两个孩子在家中也听到一些只言片语，但他们都知道不得谈论爸爸的工作。所以他说：‘保罗，你还记得我们一直在找的那两个人吗？现在我们知道他们在哪儿了，爸爸要去把他们抓回来，抓回加登城。’但是保罗恳求他：‘不要，不要，别把他们送回来。’他感到害怕，才九岁的孩子，哪能不害怕呢！艾尔文吻着他，说：‘别怕，保罗，乖孩子。我们不会再让他们伤害任何人。他们再也不能害人了。’”

那天下午五点钟，当那辆偷来的雪佛兰穿过内华达州沙漠、进入拉斯维加斯二十分钟之后，漫长的旅程终于走到了终点。但在此之前，佩里已经去过了拉斯维加斯邮局，他说那儿有个包裹等他领取。那个大纸箱是他从墨西哥寄回来的，投了一百块钱的保险，这个价钱远远超过了箱中物品的价值，里面不过是些卡其布衣服、牛仔裤、旧衬衫、内衣和两双带钢扣的靴子。在邮局外面等佩里的时候，迪克的情绪好极了，主要是因为他已经作出一个决定，一个肯定会使他摆脱目前的困扰、开始一段五彩缤纷新生活的决定——假扮一位空军军官。这是一个他向往已久的计划，而拉斯维加斯正是一个理想的实施地点。他已经选好了这位军官的军衔和名字——特雷西·汉德上尉，名字是他从以前的一位熟人那里借用的，那人是堪萨斯州监狱的典狱官。身为上尉，穿着帅气的制服，“到拉斯维加斯不夜城的赌场中逛它一逛”，小型的、大型的，以及特字号的如“沙漠”、“星尘”等豪华赌场，他通通要去，一路开一叠支票。如果他日夜不断地开毫无用处的假支票，那么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就能赚到三四千块钱。这只是计划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再见啦，佩里。迪克厌倦了他，他的口琴、他的疾病和疼痛、他的迷信、他那双湿漉漉的女人似的眼睛，还有那唠唠叨叨、窃窃私语。他多疑、自以为是、牢骚满腹，如同迪克必须摆脱的老婆。而办法只有一个：什么也不说，走。

沉浸在自己计划中的迪克没有注意到一辆警车从旁边缓缓驶过，在侦查他。佩里也没注意，他正扛着从墨西哥运来的纸箱走下邮局的台阶，没看到警车和车里的警察。

奥西·皮格福德警官和弗朗西斯·麦考利警官脑子里记着大堆数据：一辆一九五六年出厂的黑白两色的雪佛兰轿车，车牌是堪萨斯州约翰逊县16212。在离开邮局的时候，迪克和佩里都没有注意到警车正在跟踪他们。迪克开车，佩里指路，他们向北穿过五个街区，向左拐，又向右拐，开了大约四分之一英里多一点儿，在一株即将枯死的棕榈树前停了下来。树旁有块因常年风吹雨打而破损的牌子，上面除了“OOM”三个字母外，其余字迹都很模糊了。

“就是这儿？”迪克问。

佩里点了点头。这时警车已经和他们的车靠在一起了。

拉斯维加斯市立监狱有两个审讯室，都是十二英尺长、十英尺宽，荧光灯照明，墙壁和天花板有隔音装置。每间审讯室里除了有一台电风扇、一张铁桌子和几把可折叠的金属椅外，还安装了伪装过的麦克风、隐蔽的录音机，门上还装有一扇只能由外向里窥视的玻璃窗孔。一九六〇年一月二日，星期六，那是堪萨斯州四位警员选定的日子，他们下午两点要首次和希科克、史密斯展开交锋。

堪萨斯州调查局的四人办案小组成员：哈罗德·奈、罗伊·丘奇、艾尔文·杜威和克拉伦斯·邓茨，在预定时刻之前就聚集在审讯室外的走廊上了。那天奈正在发烧。“一来是感冒，但主要还是兴奋过度。”他后来对一位记者说，“那时我已经在拉斯维加斯等了两天，嫌疑犯被捕的消息传到我们托皮卡的总局，我就立刻乘飞机赶来了。小组中的其他人，艾尔文、罗伊和克拉伦斯，是开车过来的，天气很坏，一路上糟透了。因为下雪，元旦前夜是在阿尔伯克基的一家汽车旅馆里度过的。当他们到拉斯维加斯时，伙计们既需要上好的威士忌，也需要好消息。而这两种好东西，我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的两位年轻人已经在引渡弃权证明书上签了字。更棒的是我们找到了靴子，两双靴子，猫爪及菱形图案的靴底，与克拉特家发现的脚印照片完全吻合。靴子是放在一只硬纸箱里，就是他们从邮局取回来的那个。我还记得我对杜威说过：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早五分钟下手，情形会怎样发展，就很难说了。

“不过即便如此，我们的案子还是不太牢靠，凡事都有可能出错。但是我记得，就在我们在走廊里等待的时候——虽然我在发烧，又兴奋，紧张得要命，但还是充满了信心。我们都是如此，我们觉得已经来到了真相的边缘。我的任务，不，我和丘奇的任务，是向希科克施加压力，让他说出真相。史密斯归艾尔和老头儿邓茨。直到那时，我还都没有见过两位嫌疑犯，只是检查了他们的物品并安排他们的引渡事项。直到希科克被带进审讯室，我才算见到了他。我曾经设想他是个大块头，肌肉结实，不是这种瘦得皮包骨的小子。他二十八岁，但看上去像个小孩，身上穿着一件蓝色衬衫、一条卡其布裤子，脚上是白袜子、黑鞋。我们握了握手，他的手竟比我的还干燥。那小子外表整洁，还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他声音动听、吐字清晰，一个看起来很体面的年轻人，笑起来令人毫无戒心。开始的时候，他的确一直在笑。

“我说，‘希科克先生，我叫哈罗德·奈，这位先生叫罗伊·丘奇。我们是堪萨斯州调查局的专案调查员，我们来此的目的是讨论一下你违反假释的事。当然你有权保持沉默，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在法庭上都有可能成为对你不利的证据。你随时可以要求请一位律师。我们不会对你使用武力或者进行威胁，但我们也不会对你作出任何保证’。他当时非常镇静。”

“我知道是什么形式，”迪克说，“我以前受过审讯。”

“好的，希科克先生。”

“叫我迪克。”

“迪克，我们想谈谈你假释以后的活动。据我们所知，你曾在堪萨斯城区进行过至少两次大的支票欺诈。”

“哇，你们知道的还真不少呀。”

“可否一项一项地跟我们说说？”

犯人显然对自己出色的记忆力非常骄傲，他随口背出了二十多家堪萨斯城商店、咖啡馆以及汽车修理厂的名字和地址，而且还准确地回忆出在每个地方“购买”的物品和支票数额。

“我很好奇，迪克，为什么这些人会接受你的支票？我想知道其中的秘密。”

“秘密就是：他们愚蠢。”

罗伊·丘奇说：“好吧，迪克，很有趣。但是现在我们暂且不谈支票的事。”虽然他听上去仿佛嗓子里塞了猪毛，双手握得如此之紧，简直可以打穿墙壁（实际上，这是他最喜欢的绝招），但人们仍然会误以为丘奇是个和蔼可亲的小个子男人，不过是谁家秃头红脸的叔叔。“迪克，”他说，“请给我们讲讲你的家庭背景。”

犯人开始回忆。有一年，在他九岁或者十岁的时候，他爸爸病了。“是兔热病，”持续了好多个月，在此期间，全家就靠着教堂的救济和邻居们的施舍过活，“否则我们就饿死了。”除了这件事以外，他的童年一直很好。“我们从未有过很多钱，但我们也从没有穷得没饭吃，”希科克说，“一家人可以说不愁吃、不愁穿。我爸爸管我很严，我要是不帮忙做家务，他就会不高兴。但是我们相处得不错，从没有激烈的争执。我父母也从未吵过架，我一次也想不起来。我母亲非常好，父亲也是个好人。我得说，他们为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上学？他认为，如果把“浪费”在体育运动上的时间分出哪怕小小一点儿用在学习上，他也不会是个普通学生。“棒球、橄榄球，我参加了所有的校队。高中毕业后，我本来有机会靠一个橄榄球奖学金上大学。我想去学工程。但是即使有了奖学金，上学的费用也太贵了。我不知道，反正就觉得找个工作比较保险。”

在二十一岁之前，希科克曾当过铁路护路工人、救护车司机、汽车油漆工和修理工；他还娶了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卡罗尔，她爸爸是个牧师。他跟我是死对头，说我一辈子也不会有出息，他费尽心机给我找麻烦。但我对卡罗尔是铁了心的，现在也是这样，她是一位真正的公主。只是，唉，我们生了三个孩子，都是男孩。我们太年轻了，养不起三个孩子。如果我们没有欠债太多，如果我能多赚点钱，也许还能养活。我也尽力了。”

他“尽力”去赌博，而且开始开假支票、尝试盗窃。一九五八年，他因夜间入室盗窃被约翰逊县法院判处在堪萨斯州监狱服刑五年。但是在那之前，卡罗尔已经离他而去，他又娶了一个十六岁的姑娘。“一个狠极了的女人。她，还有她全家都是一路货。我坐牢的时候，她和我离婚了。我不想抱怨。今年八月份，我从‘墙头里’出来，我认为自己完全可以重新开始。我在奥莱西找了一份工作，和我的家人住在一起。每天晚上都待在家里，我干得挺好的。”

“直到十一月二十日。”奈说道，但希科克似乎没明白他的话，“从这天开始，你干得就不好了，开始开假支票。为什么？”

希科克叹了口气，说：“说起来可以写本书了。”然后，他跟奈要了根烟，丘奇彬彬有礼地给他点着。希科克抽着烟说：“佩里，我的朋友佩里，春天的时候假释出狱了。后来，我出狱的时候，他给我来了封信，邮戳是爱达荷州的。他在信中提到我们曾讨论过的一个计划，是关于去墨西哥的。我们想去阿卡普尔科买一条钓鱼船，自己经营，带游客去深海钓鱼。”

奈说：“你们打算怎么买这条船呢？”

“听我说呀，”希科克说，“你知道，佩里写信告诉我他有个姐姐住在斯科特堡，她替他存了一大笔钱，有上千块呢。这笔钱是他爸爸卖掉了阿拉斯加那块地换来的。他说他打算来堪萨斯取。”

“你们俩打算用这笔钱买船？”

“完全正确。”

“但结果是你们并没有买。”

“出了些事情，佩里晚了一个多月才露面。我到堪萨斯城的一个公共汽车站接的他——”

“什么时候？”丘奇问，“是星期几？”

“星期四。”

“那么你们是什么时候去的斯科特堡？”

“星期六。”

“十一月十四日。”

希科克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异。看得出来，他一定在纳闷，为什么丘奇对那个日期记得如此清楚？觉察到这句话会太早引起怀疑，这位警员赶忙接着问道：“你们动身去斯科特堡是几点钟？”

“那天下午。我们修了一下我的车，在西区咖啡馆吃了碗红辣椒。大概是在下午三点钟左右。”

“嗯，三点钟左右。佩里的姐姐知道你们去吗？”

“不知道。因为佩里把她的地址搞丢了。而且她家还没有电话。”“那你们知道怎样找到她吗？”

“去邮局打听。”

“是你去的？”

“是佩里去的。他们说她已经搬家了。他们认为她去了俄勒冈州。但是她没有留下那边的住址。”

“这一定是个很大的打击吧。尤其是眼看着那么一大笔钱就要到手。”

希科克表示同意。“那当然。因为，唉，我们已经确定要去墨西哥了，不然我也不至于开那么多假支票。但是我本来希望……你们大概不会相信的，但我说的是实话，我想过去墨西哥赚钱，然后我就有能力还清那些支票款项了。”

奈接过话头儿：“等一下，迪克。”奈是个急性子，难得控制他那凌人的盛气和单刀直入、锋利难挡的口才。“我想多听一点儿你们去斯科特堡的事，”他说话时，竭力控制着自己的声音，“当你们发现佩里的姐姐不在那儿时，你们做了些什么？”

“四处走了走，喝了杯啤酒，就开车回来了。”

“你是说你回家了？”

“不，我们回了堪萨斯城。我们在杰斯托露天餐馆停车吃了几个汉堡。后来去了凯瑞区。”

无论奈，还是丘奇，都不知道凯瑞区到底是个什么所在。

希科克说：“你们开玩笑吧？堪萨斯州每一个警察都知道那儿。”当警员们又一次表示不知道时，他解释说那是公园的一个小径，可以碰到“好多妓女”，“也有不少是不要钱玩票性质的护士、女秘书之类的。我在那儿运气一直不错。”

“那天晚上如何？”

“不太好。我们碰上了两个连卖带偷的婊子。”

“她们的名字？”

“一个叫麦尔德瑞德，另一个，也就是佩里找的那个，我想是叫琼。”

“描述一下她们。”

“她们可能是姐妹俩，都是金发，都很丰满。我记不太清楚了。你知道，我们买了一瓶橙花酒，就是把橙汁和伏特加混在一起，我当时有点儿醉了。我们请两位姑娘喝了几杯，然后开车带她们去快乐港。我猜两位绅士都没听说过快乐港吧？”

他们确实没听说过。

希科克咧嘴一笑，耸耸肩膀，说：“快乐港就在布鲁里奇路上，堪萨斯城南八英里，是一个有夜店的旅馆。十块钱就可以拿到一个包间的钥匙。”

接下来，他描述了那晚四人所住的包间：两张双人床、墙上挂了一张破旧的可口可乐月历，一个只有往里面投硬币才能收听的收音机。他的镇静，他的清晰，他那说起未经证实的细节时确定无疑的口气，给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毫无疑问，这小子是在撒谎。嗯，难道他不是在撒谎吗？也许是因为患了感冒正在发烧，也许是对于自己的信心突然减弱，奈出了一身冷汗。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们发现她们偷走了我们的东西，”希科克说，“我倒没损失多少，但佩里的钱包丢了，里面有四五十块呢。”

“丢了钱，你们是怎么做的？”

“没什么好做的。”

“你们可以报警呀。”

“哈，算了吧，才不会呢。报警？你们应该知道，按照规定，假释期间不许喝酒，也不许和以前的狱友联系——”

“够了，迪克。那是星期天，十一月十五日。告诉我们从快乐港出来后，你们都做了什么？”

“我们在快乐山附近的一个卡车站吃了早饭。然后开车去了奥莱西，在那儿，我把佩里送到他住的旅馆，当时大概是十一点钟。后来我就回家了，和家里人一起吃午饭。和每一个星期天一样。看电视，是篮球比赛，也可能是橄榄球。我当时相当累了。”

“接下来，你是什么时候再见到佩里的？”

“星期一。他到我工作的地方去找我，鲍勃·桑兹汽车修理厂。”

“你们谈了些什么？墨西哥？”

“嗯，我们还是很喜欢那个主意，虽然我们没得到那笔钱，到那儿去做自己的生意。但是我们想去，看起来值得冒险。”

“值得在兰辛再坐一次牢？”

“不是那意思。你知道，我们不准备再回堪萨斯了。”

一直在笔记本上作记录的奈说：“在开假支票的第二天，也就是二十一日，你和你的朋友史密斯消失了。听着，迪克，请你说一说从那时起到你在拉斯维加斯被捕之前的这一段的活动。大概说一下就行了。”

希科克吹了声口哨，眼睛骨碌碌地转了几下。“哇。”他感叹了一句，然后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详述了他和佩里这次漫长的行程。在过去的六个星期里，他和史密斯几乎走了一万英里。他足足讲了一小时二十五分钟，从下午两点五十分讲到四点十五分。奈试图记下他所说的一连串公路、旅店、汽车旅馆、河流、小镇、城市的名字：阿帕奇、埃尔帕索、科珀斯克里斯蒂、桑蒂罗、圣路易斯波托西、阿卡普尔科、圣迭戈、达拉斯、奥马哈、斯威特沃特、斯蒂尔沃特、坦维莱村、塔拉哈西、尼德尔斯、迈阿密、纽沃华尔多夫旅馆、萨默赛特旅馆、西蒙娜旅馆、阿罗黑德汽车旅馆、切诺基汽车旅馆……以及其他好多好多地方。他告诉他们买了他那辆一九四九年的旧雪佛兰的墨西哥人的名字，还坦白说他在衣阿华州偷了一辆较新的。他描述了自己和同伴碰到的那些人：一个墨西哥寡妇，荷包满满又风骚；奥托，一个德国“百万富翁”；一对“娘娘腔”的黑人拳击手，开着一辆“女人味”的凯迪拉克紫色敞篷车；佛罗里达州一位饲养响尾蛇的瞎眼农场主；一个快死的老头儿和他的孙子以及其他人。说完后，他两臂交叉地往后一坐，脸上带着愉快的微笑，好像在等待人们赞美他的幽默、清晰以及对自己旅行故事的坦率。

但奈只是在快速地挥动着笔杆，而丘奇本来只是在一旁懒洋洋地用手指轻敲另一个手掌，这时突然开了腔：“我想，你应该知道我们为什么来这儿。”

希科克的嘴突然僵硬了，他的坐姿也同样僵硬起来。

“我想你应该意识到，我们大老远地来到这里不会就是为了和你谈谈两桩微不足道的支票欺诈案。”

奈已经合上了笔记本，他像丘奇一样紧盯着嫌犯。他看到迪克的左太阳穴上暴出一条条青筋。

“是不是，迪克？”

“什么？”

“跑这么远来谈两件支票欺诈案。”

“我想不出还有别的什么事。”

奈在笔记本的封面上画了一把匕首。他一边画一边说：“告诉我，迪克，你听说过克拉特谋杀案吗？”后来，在正式的审问报告上，奈写到：“嫌疑犯露出明显可见的紧张反应，脸色灰白，眼皮抽动。”

希科克说：“哇，哇，就此打住，我可不是他妈的凶手。”

“我们问的是，”丘奇提醒他，“你是不是听说过克拉特谋杀案。”

“我可能读到过一些。”希科克说。

“丧尽天良的罪行，邪恶，卑劣。”

“同时，几乎天衣无缝，”奈说，“可惜，你们犯了两个错误，迪克。第一，你留下了一个目击者，一个活的人证。此人将到法庭上作证，站在证人席上告诉陪审团，理查德·希科克和佩里·史密斯是如何捆绑、封口之后杀死了四个手无寸铁的人。”

希科克的脸突然变红了，“活着的目击者！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认为自己已经杀掉了所有的人？”

“我说的是‘哇’！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谁也不能把我和该死的谋杀案联系在一起。我是开过假支票，干过小偷小摸，但是我他妈的没杀人！”

“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一直对我们撒谎？”奈愤怒地问道。

“我说的都是他妈的实话。”

“有一些，但并非全是。例如，十一月十四日，星期六的下午，你说你们开车去了斯科特堡。”

“是的。”

“到了斯科特堡后，你们去了邮局。”

“是的。”

“去找佩里·史密斯的姐姐的地址。”

“没错。”

奈站起来，踱到希科克椅子的后面，双手扶到椅背上，低下身对着犯人的耳朵低声道：“佩里·史密斯根本就没有一个住在斯科特堡的姐姐，从来就没有。此外，斯科特堡邮局在星期六下午碰巧关门了。”然后，他说：“好好想一想吧，迪克。今天到此为止。我们以后再谈。”

希科克被带走后，奈和丘奇穿过门廊来到对面审讯室门前，从小玻璃孔里观看审讯佩里·史密斯的情况，不过只能看，不能听。奈是第一次见到佩里，视线便被他的双脚吸引过去：他的腿如此短，以至于他那像小孩子似的脚竟够不到地板。史密斯硬直的印第安人的头发，爱尔兰和印第安混血的黑色皮肤，顽童似的表情，令他想起了嫌疑犯漂亮的姐姐，那位挺不错的约翰逊夫人。但是这个矮小健壮、有点畸形的小不点实在并不漂亮：他那粉红色的舌尖伸了出来，像蜥蜴般在嘴边舔着。他正在抽烟，从他那轻松而平静的表情上，奈推测他还是个“雏儿”——也就是说，他还不知道审讯的真实目的。

奈是对的。当时杜威和邓茨两位耐心的审讯专家已经把犯人的生活经历缩小到最近的七周，问话就要聚焦在那个关键的周末：十一月十四日至十五日，星期六中午至星期天中午那段时间内。此刻，在经过三个小时的试探性审问之后，他们离步入正题已经不远了。

杜威说：“佩里，让我们回顾一下刚才谈的。你知道，你获得假释的条件是永远不得返回堪萨斯州。”

“噢，向日葵州！离开那儿时，我眼睛都哭肿了。”

“既然这样，为什么你又回去了呢？一定有很急切的理由吧。”

“我告诉过你，我是去看我姐姐。去拿回她替我保管的一笔钱。”

“哦，是的，你说过你和希科克试图去斯科特堡找你姐姐。佩里，斯科特堡离堪萨斯城有多远？”

史密斯摇了摇头。他不知道。

“那么你开车到那儿用了多长时间？”

没有回答。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还是四个？”

犯人说他不记得了。

“你当然不记得了，因为你这辈子从来就没去过斯科特堡。”

在此之前，两位警探从未对史密斯的陈述进行反驳。他在椅子上动了动身子，用舌尖舔了舔嘴唇。

“事实是，你对我们说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你从未去过斯科特堡。你们根本就没有带两个姑娘去开旅馆——”

“我们去了，不开玩笑。”

“那两个姑娘叫什么名字？”

“我没问过。”

“你和希科克与她们在一起待了一晚上，竟然没问她们的名字？”

“她们只不过是妓女。”

“告诉我们那家汽车旅馆的名字。”

“问迪克，他会知道。我从来不记那种破地方。”

杜威对他的同事说：“克拉伦斯，我看我们该让佩里开点窍了吧。”

邓茨向前俯下身子。他是个大块头，有着重量级拳击手的敏捷。可这时，他的双眼半闭半开，懒洋洋的，说的每个字都故意拖着长音，带有浓重的牛仔腔调。“是的，先生，”他说，“差不多是时候了。”

“听好了，佩里，邓茨先生现在要告诉你，星期六晚上你们到底去了哪里，干了些什么。”

邓茨说：“你们去了克拉特家，谋杀了他的全家。”

史密斯吞了口唾沫，他开始揉自己的膝盖。

“那个时候，你们正在堪萨斯州的霍尔科姆，在赫伯特·威廉·克拉特先生的家中。在离开之前，你们杀死了屋里所有的人。”

“不，我从没。”

“从没什么？”

“我从不认识叫这个名字的人，姓克拉特的。”

杜威指责他在撒谎。接着打出一张四位警探事先商量好的底牌：“我们有一个活着的目击证人，佩里，一个你们没看到的目击者。”

整整一分钟的沉默，这令杜威感到莫大的欢欣。因为如果是一个无辜的人，他一定会问这个目击者是谁，克拉特一家是什么人，为什么他们认为他是凶手；无论如何，肯定会说点儿什么。但是史密斯始终沉默地坐着，揉着膝盖。

“怎么样，佩里？”

“你们有阿司匹林吗？他们把我的阿司匹林拿走了。”

“感觉不太好？”

“我腿疼。”

此时是五点三十分。杜威故意中止了审问。“我们明早接着谈，”他说，“顺便说一下，你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吗？是南希·克拉特的生日。她如果还活着的话，明天应该是十七岁了。”

“她如果还活着的话，明天应该是十七岁了。”直到黎明时分，佩里仍睡不着。他心里想（这是他后来回忆的），今天真的是那个女孩的生日吗？不可能是真的，那只不过是另一种试图动摇他的方式，就像那个关于目击者的假话一样，“一个活的目击者”。不可能，也许是他们……要是能和迪克谈谈该多好！但是他和迪克被分开了，迪克被关在另一层的牢房里。

“听好了，佩里，邓茨先生现在要告诉你，星期六晚上你们到底去了哪里……”在问话问到一半时，他开始注意到警探曾多次暗示过十一月那个特殊的周末，他仿佛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他不断给自己打气。但是，等到了那一刻，当那个大个子牛仔用懒洋洋的声音对他慢慢地说出“你们去了克拉特家，谋杀了他的全家”时，他几乎吓死过去。的确如此。在两秒之内，他最少掉了十磅肉。谢天谢地，他没让他们看出来，至少希望他们没看出来。那么迪克呢？他们大概也在迪克身上使了这个绝招吧。迪克很聪明，善于表演，但他的“胆识”恐怕靠不住，很容易惊慌失措。不过即便如此，佩里都相信不管他们给迪克施加了多大压力，迪克也不会坦白的，除非他想被绞死。“在离开之前，你们杀死了屋里所有的人。”如果说每一个堪萨斯州的前科犯都听过这句话，他都不会感到吃惊。他们不知已经审讯了多少人，大概也抓过成打的嫌疑犯；现在只是加上他和迪克而已。但是另一方面，堪萨斯州会千里迢迢派四位警探来抓两个微不足道的违反假释者吗？也许他们真的无意中发现了什么事情，什么人，一个所谓的“活的目击者”。但那是不可能的，除非——如果能和迪克谈上五分钟，砍胳膊、砍腿他都愿意。

被关在楼下牢房里的迪克此时也睡不着，他（后来回忆）同样渴望能和佩里谈谈，好知道那个废物到底对警察说了些什么。天啊，你无法指望佩里会记住那套“快乐港”的谎话——虽然他们已经讨论过好多次了——尤其是那些混账家伙也拿人证之类的话来威胁他，十有八九那胆小鬼会以为真是目击证人。不过，他自己当时立刻就想到了那个所谓的目击证人肯定是弗洛伊德·威尔斯，同住过一间牢房的老朋友。在服刑的最后几周里，迪克曾计划捅死弗洛伊德——用一把自制的刀刺穿他的心脏。现在想想他当时没有这么做真是太傻了。除了佩里，弗洛伊德·威尔斯是唯一能把希科克这个名字和克拉特联系起来的人。迪克曾认为就凭弗洛伊德那斜肩膀、歪下巴的德性，他绝对不敢告密。那个王八蛋肯定是想得到奖赏，或者假释，也许二者兼有。但他不可能如愿以偿，否则就真见鬼了。因为犯人之间的闲谈算不得证据。脚印、指纹、人证和供词才可以。该死的，如果那些牛仔现在所做的只不过是证实弗洛伊德·威尔斯所说的，那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一想到这儿，迪克立刻意识到，弗洛伊德的危险性还没有佩里的一半大。佩里，一旦失了魂儿什么都招了，他俩可都得进“角落”去了。他突然明白了一个事实：佩里才是那个应该被他灭口的人。在去墨西哥的山路上或者在徒步穿越莫哈韦沙漠的时候。为什么直到现在才想到这一点？现在，现在太迟了。

那天下午三点零五分，佩里终于承认斯科特堡的事是瞎编的。“那只不过是迪克骗家里人的借口。这样他就可以在外面过夜、喝酒。你知道，迪克的父亲把他看得很紧，怕他又违反假释规定。所以我们就编了一个关于我姐姐的借口。安抚老希科克先生的。”除此之外，他仍然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样的故事，不论邓茨和杜威怎样努力纠正并谴责他说谎，也都无法使他改口，他顶多在自己的说辞中增加一些新鲜的细节。今天他想起了那两个妓女的名字，一个叫麦尔德瑞德，一个叫简（或者琼）。“她们偷走了我们俩的东西，”此刻他全记得了，“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带着我们所有的钱跑了。”这样的胡扯连邓茨都失去了耐心，他将领带、外套以及那份莫名的懒散通通都卸除了；只是嫌疑犯仍然表现得非常沉着和平静，他拒绝改口，他从未听说过克拉特一家和霍尔科姆，就连加登城都没听说过。

在走廊对面的房间里，烟味熏人，希科克正在接受第二次审讯。在这次审讯中，丘奇和奈巧妙地采用了一种迂回战略。在近三个小时的审讯过程中，他们一次也没提起过谋杀案，这种故意的忽略让犯人由恐怖的担忧转为难忍的焦躁。他们谈了其他所有事情：希科克的宗教信仰（“我了解什么是地狱。我去过。也许有个天堂，许多富人都认为有天堂”）；他的性生活（“一直以来，我百分之百和正常人一样”）；而且还谈到了他最近在各州之间的逃亡生活。（“我们为什么要那样？唯一的原因是我们正在找工作。不过没找到体面的。有一天我还干过挖沟的活儿……”）但是那没有触及的事情才是兴趣的中心，两位警探相信，越是不提谋杀案，希科克就会越压抑。此刻，他闭上眼睛，用微颤的手指摸了摸眼皮。丘奇说：“怎么了？”

“头疼。我真他妈的头疼。”

奈说：“看着我，迪克。”希科克服从了。他的表情在这位警探看来，是恳求对方开口指控，好让他有机会躲进矢口否认的庇护所。“我想你应该记得昨天提及克拉特谋杀案的时候，我曾说过那几乎找不到一丝破绽，可惜凶手只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他们留下了一个人证。第二个嘛，哦，我可以拿给你看看。”他说着站起身，从墙角取来一个箱子和公文包，这两件东西是他审讯一开始就带进来的。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了一张放大的照片。“这是”，他说，“原尺寸的脚印照片，是在克拉特先生尸体边拍下的。而这——”他打开了箱子，“就是留下这个脚印的靴子。是你的，迪克。”希科克只看了一眼，便把头扭向别处。他双肘放在膝盖上，用手支撑着头。“史密斯，”奈说，“就更不小心了。我们也找到了他的靴子，和另一副脚印完全吻合，还是血脚印。”

丘奇继续追击。“你现在可吃不完兜着走了，希科克。”他说，“你将被带回堪萨斯州，受到四项一级谋杀罪的指控。第一项：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前后，理查德·尤金·希科克非法恶毒地策划、预谋进行犯罪行为，杀害了赫伯特·威廉·克拉特的性命。第二项：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前后，理查德·尤金·希科克非法——”

希科克说道：“是佩里·史密斯杀了克拉特一家。”他抬起头，慢慢地在椅子上坐直，像一个站立不稳、摇摇晃晃的拳击手。“是佩里干的。我阻止不了他。是他把他们全杀了。”

女邮政局长默尔特·克莱尔正在哈特曼咖啡馆喝咖啡，她抱怨收音机的音量太小。“开大点儿声。”她要求。

收音机被调到加登城KIUL广播电台。她听到收音机里说：“……在啜泣中坦白交待后，希科克被带出了审讯室，在走廊里他突然昏倒，堪萨斯州调查局的警探把他扶起来。警探们引用希科克的口供：他和史密斯闯入克拉特家的动机是企图在保险箱中窃取一万块钱，但是没有找到，因此他们将一家人捆绑起来，一个接一个地用枪射杀。史密斯到目前为止既没承认也没否认参与了犯罪。当被告知希科克已经在坦白书上签字后，史密斯说：‘我想看看我朋友的坦白书。’但是他的请求被警方拒绝。警方拒绝透露究竟是希科克还是史密斯开枪杀人。他们强调目前只是希科克的一面之词。负责押送两名犯人的调查局警员已经在拉斯维加斯返回堪萨斯的途中，预计将于星期三晚间到达加登城。同时，县检察官杜安·韦斯特……”

“一个接一个，”哈特曼太太说，“简直不敢想象。难怪那个恶棍会昏倒。”

咖啡馆中的其他人——包括梅布尔·赫尔姆太太和一位来买骡牌烟草的高大年轻农夫，每个人口中都念念有词。赫尔姆太太用餐巾纸轻擦着泪珠说：“我不想听了，我不该听，我不想听。”

“……案件取得突破进展的消息传到霍尔科姆，只引起小小的波动。此处离克拉特家只有半英里。但总的来说，当地二百七十位居民算是松了一口气……”

那年轻的农夫大叫起来：“松了一口气？昨天晚上，当我们从电视上得知这个消息后，知道我老婆怎么了吗？哭得像个小孩子。”

“嘘——”克莱尔太太说，“要提到我了。”

“……霍尔科姆的女邮政局长默尔特·克莱尔太太说，居民们很高兴案件终于了结，但是有些人仍然疑心还有其他人卷入案件。她说许多人家仍然房门紧锁、戒备森严……”

哈特曼太太笑了。“嗨，默尔特！”她说，“你对谁说的？”

“《电讯报》的一位记者。”

许多与克莱尔太太熟识的男人都把她当作男人一样对待。那青年农夫在她后背上拍了一下说：“哎，默尔特，伙计，你不会认为我们中间有人——这里的任何一人——和这案子有关吧？”

没错，克莱尔太太的确是这样想的。尽管一向很少有人赞同她，但这次她却并不孤单。因为这几个星期以来，霍尔科姆的绝大多数居民一直生活在恶意的谣言、普遍的不信任和相互怀疑之中；现在得知谋杀犯不是他们中间的某个人时，难免有些失望。实际上，相当一部分人无法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案件竟是两个陌生人、两个小偷干的。正如克莱尔太太此时所说：“也许是他们干的，这两个家伙。但是绝不会这么简单。等着瞧吧，总有一天他们会查个水落石出，到时候他们就会发现幕后另有黑手。一定是有人想把克拉特除掉，背后一定有个主谋。”

哈特曼太太叹了口气，她希望默尔特是错的。而赫尔姆太太说：“我的希望是，我希望把他们永远关起来。只要一想到他们在我们附近，我就担心得要命。”

“哦，我认为那倒大可不必，夫人，”年轻的农夫说，“现在是那两个小子害怕我们，而不是我们怕他们。”

在亚利桑那州的一条公路上，两辆汽车正在疾速穿过长满山艾树的乡间，这里是老鹰盘旋、响尾蛇蠕动、棕红色岩石到处矗立的高原地带。杜威正在驾驶前面那辆车，佩里·史密斯坐在他旁边，邓茨坐在后座上。史密斯的手被铐住了，一小段铁链将手铐紧紧拴在一条防止犯人逃脱的安全带上，使他动弹不得，连抽烟也无法自己动手。当他要抽烟时，杜威必须给他点着，然后放进他的嘴唇间。这是一项令他感到“厌恶”的差事，因为这看起来太过亲密，和他向妻子献殷勤的时候有点儿像。

一路上，杜威和邓茨多次引用希科克长达一小时的录音口供来刺激史密斯招供，但史密斯均不加理睬。“佩里，他说他试图阻止你。但阻止不了。他还说害怕你开枪把他也打死。”“一点儿也没错，都是佩里干的，全是他的错。至于希科克自己，他说他连狗身上的跳蚤都不会伤害。”但是无论如何，这些话没有一句激怒史密斯，至少表面上如此。他仍旧凝视着车外的景色，默念着路边掠过的剃须膏广告，数着被枪打死后挂在牧场栅栏上的小狼的皮。

杜威并不期待会有意外的收获了，他继续说：“希科克对我们说，你是个天生的杀手。你对于杀人一点儿都不在乎。还说，有一次在拉斯维加斯你跟在一个黑人后面，用一根自行车链条把他打死了，就是为了取乐。”

出乎杜威的意料，犯人听了这话竟倒抽一口气。他在座位上费力地扭过头去，想透过后车窗看到第二辆车。看到里面坐着的人之后，他说：“好家伙！”说完，他转过身，盯着眼前漆黑的公路。“我原以为这不过是个花招，我不相信你的话。可迪克却招供了。好家伙！哦，他可真是厚脸皮！连狗身上的跳蚤都不会伤害？是啊，他直接从狗身上碾过去。”他吐了口唾沫，“我从未杀过黑鬼。”邓茨相信他最后这句话，他已经研究过拉斯维加斯所有尚未侦破的杀人案，他知道史密斯的确没干过。“我从未杀过任何黑鬼，只是他总这么认为。我就知道，要是我们被抓住了，要是迪克真的招供了，他准会吓得屁滚尿流的，我就知道他肯定会说出黑鬼这件事。”他又吐了口唾沫，“迪克怕我？真有趣，我真的觉得有趣。他不知道的是，我的确差点开枪宰了他。”

杜威点了两根烟，一根给自己，一根给犯人，“和我们谈谈吧，佩里。”

史密斯叼着烟闭上眼睛说：“我正在想呢。我想回忆起事情的本来面目。”他停了一会儿，说：“事情是从一封信开始的。当时大概是九月或者十月份，我正在爱达荷州的比尔。信是迪克来的，他说他正在筹划一件事，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我没给他回信，但他又来了一封信，催我速返堪萨斯州和他搭档。他从未说过是个什么样的计划，只告诉我说那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差事，‘必定会成功’。当时，我正巧有别的事情想回堪萨斯一趟，那是一件我自己的私事，和计划没有任何关系。若非因为这件事，我也不会回去。但是我去了。迪克在堪萨斯城车站上接我。我们开车去了他家的农场，那是他父母的地方，但是他们并不欢迎我。我向来很敏感，通常都能知道别人的感受。”

“比如你，”他说的是杜威，但并没有看着他，“你讨厌给我拿烟。那是你的事，我并不怪你。我同样也不怪迪克的妈妈。实际上，她是个非常讨人喜欢的人。但她知道我是谁（刚从大牢里出来的朋友），所以她不愿留我。天晓得，我才不愿在他们家住呢，我真高兴离开那儿去旅馆。迪克带我去了奥莱西的一家旅馆。我们买了些啤酒带回房间里喝，就是在那时，迪克把他心中的计划给我说了个大概。他说，在我离开兰辛后，与他同屋的一个家伙，曾在西堪萨斯地区一位小麦富农家干过活儿，说的就是那位克拉特先生。迪克还给我画了张克拉特家的详图。他了解那儿的一切：门、走廊以及卧室的位置。他说楼下有个房间是办公室，办公室里有一个保险箱，一个镶在墙里的保险箱。他说克拉特先生平时手头儿总会有大量现金，从来不少于一万美元，都放在保险箱里。他的计划就是去偷这个保险箱。如果我们被人发现，那么，看见我们的人就得死。迪克肯定说了不下一百万次‘不能留下目击证人。’”

杜威问：“他当时认为那儿会有多少人证？我是说，他预计会在克拉特家遇见多少人？”

“那也是我想知道的。但是他不确定。至少四个，也许六个。很可能家里还有客人。他认为应该做好对付十二个人的准备。”

杜威哼了一声，邓茨吹了声口哨，而史密斯勉强苦笑了一下，接着说：“我也是这样想的，这有点儿离谱。十二个人！但迪克说这很容易。他说：‘我们进到那儿以后，小心点儿就是了。’当时我的心情是无所谓，随它去。不过，也是因为（说实话）我信任迪克，他的讲究实际，以及他的男子汉气概深深打动了我，而且我和他一样想得到那笔钱。我想拿到钱后，就去墨西哥。但我希望能不用行凶就达到目的，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当时把脸蒙上就可以的。我们为此还争论过。在去霍尔科姆的路上，我想停车买几双黑色袜子套在头上。但迪克认为戴着袜子也会被认出来，而且他的眼睛有毛病，戴不戴都一样。当我们到达恩波里亚的时候——”

“等一下，佩里，”邓茨说，“你跳过了好些事，再重讲一下奥莱西。你们是什么时候离开那儿的？”

“一点，或者一点半。我们吃完午饭后就开车去了恩波里亚。我们在那儿买了几副胶皮手套和一捆绳子。刀、猎枪和子弹，全是迪克从家带来的。但他不想买黑袜子，这导致我们大吵了一场。在恩波里亚郊区的什么地方，我们经过一家天主教医院，我劝他停下向修女们买些黑色袜子，我知道修女是穿黑袜的。为了糊弄我，他倒是进去了，可没过多久就出来了，说修女不肯卖他。我肯定他连问都没问过，他承认确实如此。他说那是个馊主意，修女们会认为他是个疯子。所以在到大弯城之前我们没有再停车。在那儿，我们买了胶带，还吃了晚饭，很丰盛的一顿。由于吃得太饱，结果我睡着了。等我醒过来的时候，我们刚好到了加登城，那儿看起来真像一个寂静的死城。我们在一家加油站停下来给车加油。”

杜威问他还记不记得是哪一家加油站。

“好像是菲利浦六六。”

“当时是几点钟？”

“大概半夜了吧。迪克说再走七英里就到霍尔科姆了。接下来的一路上，他自言自语说个不停，一会儿说应该在这儿，一会儿说应该在那儿。他早就把那附近的地形全记在脑子里了。进入霍尔科姆的时候，我几乎没意识到，因为那儿实在太小了。我们穿过一条铁路，迪克突然说：‘就是这儿，错不了。’那是一条私人道路的入口，两边种着树。我们减慢车速，关掉车灯。用不着开灯，那晚月色很好，天上除了一轮圆圆的月亮外什么也没有。没有一片云，看起来像白天一样。当我们开上小路的时候，迪克说：‘看看这一大片地方！这谷仓！这房子！别告诉我说这家伙没钱。’但我并没觉得有多好，那种气派太招摇了。我们在一棵树的阴影里把车停下。我们还在那儿坐着的时候，有灯光亮了起来，不是主屋的，而是左侧大概一百码远的一间小房子里射出来的。迪克说那是雇工的房间，他那张图表也画了。但是现在看来雇工的房子要比想象中离克拉特家近。后来灯又灭了。杜威先生，你提到的那个目击者，是不是就是那个雇工？”

“不是，他一点儿声音都没听到。他妻子当时正在照顾一个生病的孩子。他说他们整晚都忙个不停。”

“一个生病的孩子。哦，我还奇怪呢。我们坐在那儿的时候，灯一会儿亮一会儿灭的，令我非常不安。我对迪克说我不干了，要是他非干不可，那就自己去好了。他发动了汽车，我们准备离开那儿。我对自己说，真是谢天谢地。我总是相信我的直觉，直觉救了我不止一次。但是开到小路的一半，迪克又停下了，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我看得出来他心里一定在骂我，心想‘我好不容易制订了这个计划，走了这么远的路到这儿，现在这个废物想要放弃。’他说：‘你以为我自己一个人不敢下手吗？但是，我发誓，我倒要让你看看到底谁有种。’车里有酒，我们每人喝了一些，我对他说：‘好吧，迪克，我跟你干。’于是我们又掉头返回，把车停在刚才的地方。迪克戴上手套，我的早就戴在手上了。他拿着刀和手电筒，我拿着枪。那间房子在月光里看起来大极了，仿佛空无一人。我记得当时心里不断祷告，希望屋里确实没人——”

杜威说：“那你们看见一条狗了吗？”

“没有。”

“克拉特家养了条怕枪的狗，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它没叫唤。除非它看见枪就吓跑了。”

“唔，我什么也没看见，连个人影也没有。因此我一直不相信你们说的‘目击证人’那套话。”

“不是目击证人，而是证人。此人指控你和希科克与案件有牵连。”

“噢，哼！是他呀。迪克总说他怕得要死，不敢告密。哈！”

邓茨不愿转移话题，他提醒史密斯，“希科克拿着刀，你拿着枪。你们是怎么进到屋子里的？”

“门没锁，侧门。我们从那儿进到克拉特先生的办公室。然后我们就在黑暗中等着、听着。但只听见了风声。屋外风不小，树枝在摇动，还能听见树叶沙沙作响。有一扇窗户挂着百叶窗，透了点月光进来。我关上百叶窗，迪克打开手电筒。我们看到了一张桌子，保险箱应该就在桌子后面的墙上，但是我们没找到。那是一面镶着木头板的墙，墙上有书架和地图，我注意到，在一层书架上有一个漂亮的双筒望远镜。我决定离开的时候把它带走。”

“带走了吗？”杜威问，因为他一直记着望远镜的事。

史密斯点了点头：“在墨西哥的时候卖掉了。”

“对不起，请继续。”

“因为没找到保险箱，迪克关掉手电筒，我们摸黑走出办公室，经过客厅，来到一间卧室。迪克小声对我说，走路能不能轻点儿。但他也一样，每走一步，都会发出咯吱声。我们穿过走廊，来到一扇门前。迪克记得那张地图，说这是一间卧室。他拧亮手电筒，推开房门。一个男人的声音说：‘亲爱的？’他本来一直在睡觉，此时揉着眼睛说：‘是你吗，亲爱的？’迪克问他：‘你是克拉特先生吗？’这时他才完全醒了，坐起身来说：‘是谁？你们想要干什么？’‘我们想跟你谈谈，先生。请到你办公室去。’迪克对他说话时，非常有礼貌，仿佛我们是一对登门拜访的推销员。克拉特先生光着脚，只穿了一件睡衣，跟着我们走到了办公室，我们打开了灯。

“直到那时他才非常清楚地看见了我们，我想他所看到的一定令他深感震惊。迪克说：‘我们只想请你告诉我们保险箱在哪儿。’但是克拉特先生说：‘什么保险箱？’他说自己没有保险箱。他一脸诚实相，一看就知道是不会说谎的。但是迪克却嚷了起来：‘别骗我，你这个王八蛋！我知道你他妈的有保险箱！’我那时觉得以前肯定没人这样对克拉特先生说过话。但他毫不畏惧地看着迪克的眼睛，语气非常温和地说他很抱歉，但他的确没有保险箱。迪克用刀抵住他的胸部，说：‘说！告诉我们保险箱在哪儿，否则你就要后悔了。’但是克拉特先生——哦，你能看得出来他很害怕，但他的声音还是那么温和、坚定，他坚持否认自己有保险箱。

“这期间，我找到了电话，把电话线割断了。我问克拉特先生屋里还有别的电话吗，他说有，在厨房里。所以我拿着手电筒到厨房去，那儿离办公室还挺远的。找到电话后，我摘下听筒，用钳子剪断了电话线。往回走的时候，我听见一个声音，是从头顶传过来的。我站在通往二楼的楼梯口。很黑，我不敢用手电筒。但是我知道有人在那儿。在楼梯上方的窗户后面有一个人影，忽地又不见了。”

杜威心想那一定是南希。根据壁橱中鞋里藏着的那块金表，他经常推测：南希当时醒了，以为来了小偷，立刻把她最值钱的东西（那只金表）藏了起来。

“我认为也许那人拿着抢。但是迪克根本不听我的。他正忙着装出一副强硬的样子，逼克拉特先生到处走。他押着他回到了卧室。他数了数克拉特先生皮夹中的钱，大概三十块。他把皮夹扔到床上，对他说：‘你房子里的钱肯定不止这点儿。像你这么一个富人，住在这么大一片地方，会没钱？’克拉特先生说那是他全部的现金，他总是用支票做生意。他主动提出要给我们开一张支票。迪克发火了，‘你认为我们是傻子吗？’我觉得迪克已经准备杀了他，所以我说：‘迪克，听我说。楼上还有人醒着。’克拉特先生对我们说睡在楼上的只是他妻子、女儿和儿子。迪克想知道他妻子是否有钱，克拉特先生说即便她有，也是非常少。他求我们（他实际有点儿崩溃了）不要打扰他妻子，因为她是个病人，已经病了很长时间。但是迪克坚持要上楼，他强迫克拉特先生带路。

“在楼梯口，克拉特先生打开了走廊处的照明灯。在我们上楼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跟你们没什么冤仇，也从没有见过你们。’迪克对他说：‘闭嘴！我们让你说话的时候，会告诉你的。’楼上的走廊里没有人，所有的门都是关着的。克拉特指着两间屋子说他女儿和儿子可能在里面睡觉，然后他打开了妻子的卧室门。他拧开床头灯，对她说：‘没事，亲爱的，别害怕。这些人只是想要些钱。’她是个消瘦、脆弱的女人，穿着白色的长睡袍，刚一睁开眼睛就哭了起来。她对她丈夫说：‘亲爱的，我没有钱。’他握住她的手，轻轻地拍着说：‘别哭，亲爱的。没什么好害怕的。我已经把我所有的钱都给了他们，但他们还想要一些。他们认为咱们屋里什么地方藏着一个保险箱，我告诉他们我们没有。’迪克举起手，像是要给克拉特先生一个耳光，‘难道我没告诉过你闭上嘴吗？’克拉特太太说：‘但是我丈夫对你说的全是真话，天地良心，我们没有保险箱。’迪克反驳她说：‘我知道你们他妈的肯定有保险箱。不找到我是不会走的。别以为我找不着！’然后他问她的钱包在什么地方。她的在橱柜的抽屉里，迪克把钱包抖干净，只找到一些零钱，一两块钱。我示意迪克到走廊说话，想跟他谈谈这情形。于是我们站在门外，我说——”

邓茨打断他，问克拉特夫妇能否听见他们的谈话。

“不能。我们就站在门外，可以监视他们。但我们是压低了声音说的。我对迪克说：‘他们说的是真话。撒谎的是你的朋友弗洛伊德·威尔斯。没有什么保险箱。咱们赶快离开这儿吧。’但是迪克感到太丢脸了，无法面对这个事实。他说非得搜遍整个房屋才会罢休。他说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他们全绑起来，然后在屋子里好好找一找。你不能和他争论，他当时太得意了，几条人命在他手里，这令他兴奋不已。克拉特夫人卧室的隔壁是一间浴室。迪克的主意是先把父母锁在浴室里，然后把小孩叫醒，全关进去，然后再把他们一个一个地带出来，分别在屋子的不同地方捆上。迪克说，等我们找到了保险箱，我们就切断他们的喉咙。不能开枪，他说，那会制造出太大的声响。”

佩里皱着眉头，用戴着手铐的手揉了揉膝盖。“让我想一会儿。因为从这时开始事情有点儿乱了。我想起来了……喔，是的，我在走廊搬了把椅子到浴室，这样克拉特夫人就能坐着了，考虑到她丈夫说她是个病人。在我们把他们夫妇锁进浴室的时候，克拉特夫人一边哭一边对我们说：‘请不要伤害任何人，请不要伤害我的孩子。’她丈夫搂着她，说：‘亲爱的，这两个人不想伤害任何人，他们只想要点钱。’”

“我们去了男孩的房间，他是醒着的。他躺在床上，好像害怕得不能动了。迪克叫他起来，但是他不动，或者动作不够快，所以迪克给了他一拳，把他从床上拽了起来。我说：‘你没必要打他，迪克。’我让那男孩——他只穿了一件T恤衫——穿上裤子。他穿上了一条蓝色的牛仔裤。我们把他锁进浴室的时候，女孩子突然出现了，从卧室里出来的。她穿戴整齐，好像已经醒了有一会儿了。我是说她穿着袜子、拖鞋，还有一件宽大的睡袍，头发用一个大手帕扎着。她试着挤出笑容说：‘唉呀，这是怎么回事？开玩笑吗？’我猜她知道那不是开玩笑。迪克打开浴室的门，把她也关了进去。”

杜威脑海中想象着被困的一家人：温顺、恐惧，但对自己即将到来的厄运却毫无所知。赫伯必定是不曾有过丝毫的怀疑，否则他一定会反抗。他的确斯斯文文的，但是身体健壮，并不懦弱。他的朋友艾尔文·杜威认为，赫伯本来一定会拼死保护邦妮和孩子们的性命。

“迪克站在浴室门口看守，我来搜查房间。在那女孩的房间搜出一只小钱包，像个洋娃娃用的玩具，里面只有一枚一块钱的硬币。不知怎么搞的，硬币从我手上掉了下去，在地板上乱跑，滚到了一把椅子的下面。我不得不跪着去够。就在那一瞬间，我仿佛灵魂出窍，看见另一个自己在一部滑稽电影里，这令我感到恶心，对自己有说不出的厌恶。迪克，是他一直说个不停，所谓有钱人的保险箱，可现在我却跪在这儿偷一个小孩的硬币，一块钱！还得跪着来捡。”

佩里揉着膝盖，跟警探们要几片阿司匹林。邓茨给了他一片，他一边嚼着，一边接着说：“但是当时你只能那么做。我又搜查了男孩的房间，一分钱也没有。但是有一台小型便携式收音机，我决定拿走。这时我想起了在克拉特先生办公室里看到的双筒望远镜。我下楼去拿，然后把它们都放到车里去。外面很冷，冷风让我觉得舒服许多。月光非常明亮，你可以看出好几英里去。我当时想，为什么我不一走了之呢？走到公路上，搭一辆车。我发誓当时真的不想再回到那间房子里去。但是——唉，我该怎么跟你们解释呢？就好像那件事跟我完全没有关系；倒像我正在读一部小说，知道接下来要出现什么情节，结局怎样。所以我又回到楼上……让我想想，哦，对了。我们开始捆绑他们，头一个就是克拉特先生。我们把他叫出浴室，我把他的手绑在一起，然后我一路押着他走到了地下室。”

杜威说：“你独自一人，没有武器？”

“我拿着刀。”

杜威说：“那么希科克这时仍留在楼上看守？”

“怕他们叫喊。不管怎样，我不需要帮忙。我都和绳子打了一辈子交道了。”

杜威说：“你用手电筒还是打开了地下室的灯？”

“开灯。地下室有两间，一间看起来像个游戏室。我把他带到了另一间放暖气炉的屋子里。我看到墙上靠着一个装床垫用的大纸盒子。我觉得不能就让克拉特先生躺在冰凉的地上，所以我把纸箱子拆开、铺平，让他躺在上面。”

杜威通过后视镜瞟了他同事一眼，邓茨轻轻地点了点头，仿佛是在赞许。杜威一直认为地上放一个纸箱子是为了让克拉特先生舒服一点，根据类似的线索，以及其他地方体现出的令人啼笑皆非、颇为讽刺的同情心，他推想至少其中一个凶手不是完全冷酷无情的。“我先捆住他的脚，然后把手和脚捆在一起。我问他是不是太紧了，他说不紧，但是请我放过他妻子。他说不必捆她，她不会大喊大叫或者企图跑到屋外。他说她已经病了好多年了，最近才刚刚有点好转，但是像捆绑这样的事可能会使她旧病复发。我知道这并不好笑，但我就是忍不住，他还说什么‘旧病复发’呢。

“接下来，我把男孩也带了下来。一开始我把他和他父亲关在一起，把他的手绑在头顶上的一条蒸汽管道上。后来我觉得那不是非常安全，他可能挣脱绳子，把他父亲也解开，反之亦然。所以我把他解下来，把他带到了游戏室，那儿有一个看起来很舒服的沙发，我把他的脚绑在沙发腿上，又把绳子绕在他脖子上打了个结，这样他一挣扎，就会自己勒死。在我捆他的时候，曾把刀放在一个新漆的杉木盒子上，满屋子都是油漆味。他求我不要把刀放在那里，说那是他给什么人做的结婚礼物。我想他说的是他的一个姐姐。我准备离开的时候，他突然咳嗽起来，所以我给他头下垫了个枕头。然后我就关掉了灯。”

杜威问：“那么你没有用胶带封住他们的嘴？”

“没有，封嘴是后来的事，我把两个女人都捆在卧室之后才封的嘴。克拉特太太还在哭，同时她还向我打听迪克。她不信任他，但觉得我是个不错的小伙子。我相信你是，她说，然后让我答应她别让迪克伤害任何人。我想她真正担心的是她女儿。我自己也担心那个小姑娘。我怀疑迪克正想干些我无法忍受的事。当我捆完克拉特太太，没错，他把女孩带到了她的卧室。她在床上，他坐在床边和她搭讪。我立即打断他们的交谈，让他去找保险箱，我来捆女孩。他走后，我把她的脚捆在一起，手反绑在身后。然后我拉起被子盖住她，只留一个脑袋在外面。床边有一张休闲椅，我想正好可以在上面休息一会儿，我的腿疼得像着了火一样，又是爬楼梯，又是跪着找钱的。我问南希她有没有男朋友。她说有，她真的说了。她努力表现得轻松而友好。我真的很喜欢她。她很可爱，是个非常漂亮的女孩，一点也没有娇生惯养的坏毛病。她对我讲了很多她的事，学校啦，她想上大学学音乐和艺术啦，还提到了马。她说除了跳舞，她最喜欢的事情就是骑马。所以我告诉他我妈妈曾经是个马术冠军。

“后来我们还说起了迪克。我很好奇，想知道他对她说了什么。似乎她问过他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抢劫。哇，他怎么没给她一个抹眼泪的手绢！他说他是个在孤儿院里长大的孤儿，从来没有人爱过他，他唯一的亲人是个姐姐，她跟好多男人同居但又不结婚。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一直能听到迪克在楼下发神经似的走来走去，在找保险箱。在墙上的画后面找，砰、砰、砰地敲敲墙壁，像一只发了疯的啄木鸟。当他回来的时候，我存心捣蛋问他找到了吗？当然没有，但是他说他在厨房里又发现了一个钱包，里面有七块钱。”

邓茨说：“这时你们在屋子里已经待了多长时间？”

“大概一个小时。”

邓茨问：“你们什么时候才封了他们的嘴呢？”

“就在那时。从克拉特太太开始，我让迪克帮我——我不想让他单独和女孩待在一起。我把胶带割成长条，迪克把克拉特太太的脑袋缠起来，好像是在包木乃伊似的。他问她：‘你干吗老是哭？没人要害你。’然后他关掉床头灯，说：‘晚安，克拉特太太，睡觉吧。’在穿过走廊、走向南希卧室的时候，他对我说：‘我想玩玩那个小姑娘。’我说：‘哈，那你必须先杀了我。’看起来，他似乎不相信自己听见的话。他说：‘你干吗那么在意呢？好吧，你也可以玩玩她呀。’那正是我所厌恶的事情，我讨厌所有不能控制自己性欲的人。上帝啊，我恨死了那种勾当。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别碰她。否则我就跟你拼命。’他气得要命，但他知道现在不是打架的时候。所以他说：‘好吧，亲爱的，听你的就是。’结果我们根本没去封她的嘴。我们关掉走廊里的灯，来到了地下室。”

佩里犹豫了一下，像是要问一个问题，结果却用推断的口气说：“我敢打赌，他肯定没告诉你们他想强奸那个小姑娘。”

杜威肯定了他的猜测，然后补充说，除了很明显的有些隐瞒自己某些行为外，希科克的供词和史密斯的叙述是颇为相符的。虽然细节方面不尽相同，措辞也不一样，但从实质上讲，两人的供词，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吻合的。

“没错，我就知道他肯定没坦白小姑娘的事。我敢打赌。”

邓茨说：“佩里，我一直留心你说的那天晚上的灯。我估计当你们关掉楼上的灯时，屋子里就应该全黑了吧？”

“是的。我们再也没开过灯，只是用用手电筒。我去封克拉特先生和那男孩的嘴时，迪克拿着手电筒。在封嘴前，克拉特先生问我——这是他最后几句话——他妻子怎么样了，他想知道她还好吗。我说她很好，准备睡觉了。我告诉他用不了多长时间天就亮了，天亮之后有人就会发现他们。全部事情，我、迪克以及所有一切，都会像一场梦似的过去了。我不是寻他的开心，我无意要害这个男人。我认为他是个非常可亲的绅士，说话和气。直到我割断他喉咙的那一刻，我还是这样想的。”

“等一等，我好像讲错了。”佩里皱了皱眉。他揉着腿，手铐叮当作响。“后来，你知道，我们封住他们嘴之后，迪克和我走到墙角去商量。记住，我们之间是有些不愉快的。就在那时，一想到我曾经佩服过他，听他那吹不完的牛，我就觉得窝囊。我说：‘好了，迪克，还有什么疑虑吗？’他没有回答我。我说：‘让他们活着，这可不是小事，至少要坐十年牢。’他还是一言不发。他拿着刀，我让他把刀给我，他就递给了我，我说：‘好了，迪克，看我的。’但是实际上，我并不想杀人。我只想激激他，吓他，让他和我争论，绊住我；让他承认自己只是个说大话的瘪三。明白了吧，我和迪克之间就是这么回事。我跪在克拉特先生身边，膝盖一阵疼痛令我想起了那该死的一块钱硬币，羞耻、憎恶，他们竟然命令我永远不要再回堪萨斯州。但是直到我听见一声叫喊，我才意识到我做了什么。那声音听起来像有人快要淹死了，在水底下呼叫。我把刀递给迪克说：‘干掉他，你会感觉好一点儿。’迪克试了试，或者说假装试了试。但是那个男人的力气有十个人那么大，他已经挣脱了一半，手上的绳子已经松了。迪克惊慌失措，他想逃，但我不让他走。我知道，那个男人无论如何也得死，我离开这儿时不能让他活着。我让迪克拿着手电筒，对准他。然后我举枪瞄准。屋子里一下子响起爆炸声，蓝烟弥漫，火光闪闪。上帝啊，我永远也理解不了，为什么方圆二十英里之内就没有人听见枪声。”

杜威的耳朵也跟着轰的响了一声，那枪声几乎使他听不见史密斯低声的话语。但是那枪声还在继续，接连不断，同时迸出了声音和画面：希科克急匆匆地找着散落的弹壳；凯尼恩的脑袋被一束光照射，封住的口发出哀求，希科克又一次疯狂地寻找发射过的子弹壳；南希的房间，南希听到了硬木楼梯上的靴子声响，听见他们上楼向她逼近的脚步声，南希的眼睛瞪着搜寻她的手电筒灯光（她说：“噢，不！噢，求你了，不！不！不！不！不要！噢，求你了，不要！求你了！”我把枪递给迪克，我告诉他，我已经做了所有我能做的。他举枪瞄准，她把脸转向墙壁）；黑暗的走廊，凶手们快速走向最后一扇门。也许邦妮已经听见了一切，她欢迎他们快点到来。

“最后一个子弹壳真他妈难找。迪克钻到床底下才找到。然后我们关上克拉特太太卧室的门，走下楼梯，来到办公室。我们在办公室里等着，就像我们刚进来时一样。我们透过百叶窗看雇工是否正在过来，或者别的什么人已经听见了枪声。但是没有动静，连一点声音都没有，只有风。迪克喘得好像后面有狼在追他似的。我们在办公室里待了几秒钟，然后就跑向汽车，开车离去。就在那时，我决定我最好开枪打死迪克。他说了一遍又一遍‘不能留下目击证人’，给我的印象深极了。我想，他不就是目击证人吗？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没做。天知道我真该下手的！杀了他，然后上车，一直跑到墨西哥，销声匿迹。”

沉默。在接下来的十几英里路上，三个人一句话也没说。

悲伤和深深的疲惫充满了杜威的心。他沉默着。他曾经雄心勃勃地想要知道“当天晚上那间屋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而现在他听了两次，两个非常相似的版本，唯一重大的差别就在于希科克把四个人的死都推到了史密斯身上，而史密斯说希科克杀了两个女人。不过，虽然凶手坦白了作案动机和过程，但供词并没有证实他对案件应有的“合理动机”的设想。这次凶杀案，该是一起心理学事件，一种完全与私人恩怨无关的行径；受害者仿佛是被雷电击死的，唯一的差别是他们经受了长时间的折磨，遭受了苦难。杜威无法忘记受害者的痛苦，但是他对于坐在身边的凶手也可以做到不那么愤怒，甚至还有一些怜悯——佩里·史密斯的一生都与幸福无缘，而是一个可悲、丑恶与孤独的旅程，是一个幻象接着一个幻象。然而，杜威的怜悯并没有强烈到宽恕或者慈悲的程度。他希望看到佩里和他的同伴被绞死，一起绞死。

邓茨问史密斯：“全部加起来，你们一共从克拉特家拿走多少钱？”

“四五十块钱吧。”

加登城的动物里，有两只形影不离的灰色公猫——瘦弱、肮脏、狡猾，又有着同样的怪癖。每天将近黄昏，它们一天的生活就真正开始了。首先，它们一路小跑穿过美茵大街，有时在停靠的汽车边站住，绕着车头仔细察看车子前面的保险杠；对于停靠在温莎旅馆和华伦旅馆门前的汽车则格外留意，因为这些车的主人大部分是远道而来的旅客，车头上常常带着这两只骨瘦如柴但生活颇为规律的野猫心中的美食：那些傻乎乎地飞进车道，一头撞死在迎面驶来的汽车车头上的乌鸦、鹧鸪与麻雀的残尸。两只野猫的爪子就如同外科手术的器械，它们从前格栅上一点点地攫食每一片还带着羽毛的碎肉。在美茵大街上巡逻完毕，它们总是在美茵大街与格兰特街的交叉口拐弯，朝法院广场跑去，那里是它们另一处觅食之地。在一月六日星期三那天下午，这个地方的猎物似乎特别丰盛，广场上停满了来自芬尼县各地的车辆，也为广场带来了拥挤的人群。

人群在下午四点钟开始聚集起来。县检察官曾宣布这是希科克和史密斯可能到达的时间。自从星期天晚间希科克的供词正式公布以来，各路新闻记者便齐聚加登城：各广播电台的记者、摄影师，新闻影片和电台摄像师，来自密苏里州、内布拉斯加州、俄克拉荷马州、得克萨斯州的记者，当然更少不了堪萨斯州各大报社的记者，共有二十到二十五人左右。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在加登城等了三天，除了采访加油站的雇员詹姆斯·斯波尔之外，简直没有别的事情可做。斯波尔看了报纸上刊登的嫌疑犯照片后，立刻认出了这两人曾是他的顾客，就在霍尔科姆发生悲剧的那天晚上，他还卖给他们三元零六分的汽油。

这些职业观察家们要亲手记下希科克和史密斯被押解归来的这一幕。公路巡警杰拉德·莫瑞已经在法院台阶前的走道上为他们预留了足够的地方，犯人们必须走过这些台阶才能进到监狱，它就位于这座四层石灰建筑的顶层。《堪萨斯城星报》的一位记者，理查德·帕尔拿着一份星期一出版的《拉斯维加斯太阳报》，报纸上的大字标题“凶嫌遣返可能面临着群众的愤怒私刑”引来一阵哄笑。莫瑞警长评论说：“我倒看不出有谁是带了领带来勒犯人的。”

的确，广场上聚集的人群，倒像正在等待观看一场游行或者参加一次政治集会。其中有不少高中生是南希和凯尼恩的同班同学，他们一遍遍地重复着拉拉队的口号，嚼着泡泡糖，吃着热狗，喝着汽水。母亲们在安慰哭闹的孩子，男人们肩膀上扛着小孩四处走动。童子军也来了，全军出动。一家妇女桥牌俱乐部的全部中年成员集体出现在广场上。当地退伍军人协会的头头J. P. 亚当斯先生（外号“杰普”）也来了，他穿着一件别别扭扭的斜纹软呢外套，一位朋友大声说道：“嗨，杰普！你怎么穿了件女人的衣服？”原来亚当斯先生急着来看犯人，慌乱中稀里糊涂地穿上了秘书的外套。一位电台记者四处采访聚集的市民，询问他们的看法，对于“干下如此禽兽不如勾当的人”应该施以怎样的惩处。大部分被采访的人都哼哼哈哈地避而不谈。只有一个学生回答说：“我认为应该把他们俩关在一间牢房里，不许任何人来探望，就让他们彼此看着对方，直到他们死的那一天。”一位健壮精神的小个子男人说：“我赞成死刑。正如《圣经》所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即使那样，我们还多死了两个人呢！”

只要太阳还在，白天还算干燥、温暖，虽说是一月份，但像极了十月的天气。但是当太阳落山，当广场上大树的影子开始交织在一起，寒冷与黑暗便向广场上的人群袭来。人越走越少；到六点钟，就剩下不到三百人了。新闻记者们诅咒着凶手姗姗来迟，跺着脚，用未戴手套、几乎冻僵的手揉着耳朵。突然，广场南部出现一阵骚动。车来了。

虽然记者们都预料不会发生暴力行为，但不少人曾估计高声叫骂是难免的。然而当凶手们在身穿蓝色制服的公路巡警的护送下出现时，人群却寂然无声，仿佛在为凶手竟然也长着人的样子而感到惊愕。两个戴着手铐的犯人，脸色苍白，在闪光灯的不断闪烁中，几乎睁不开眼睛。摄像师们追着犯人和警察进入法院，又跑了三层楼梯，把县监狱大门轰然关闭的一幕拍摄下来。

无人再逗留了。记者和市民各自散去，温暖的房间和热乎乎的晚餐正召唤着他们。当他们匆匆而去，萧瑟的广场上只剩下那两只灰色的公猫。奇迹般的秋天也随之消失了，这年的第一场雪开始飘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