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故事 第4节

与此同时,约翰·杜鲁门主任也将“异常高发区”的发现报告到了位于亚特兰大的全国疾病防治中心,该中心遂派出专家,与马萨诸塞州卫生部联合组团,到沃伯恩的市民中,特别是那12个患者家庭,进行调查研究。

不久,应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之邀,安妮·安德森与布鲁斯·扬格牧师专程前往首都华盛顿特区,在国会参议院的“公共事务与环境委员会”作证。安妮在她简短的发言中说:“我们为自己的孩子担心,也为朋友、熟人和其他的孩子们担心。我们的左邻右舍无一不生活在每时每刻的恐惧之中。”安妮的最后一句话被印成大号铅字,当作了第二天《波士顿环球报》的新闻标题。

冬娜·卡能在沃伯恩只认识一位律师,就是当年替她办理离婚的律师。1980年7月,冬娜接到律师的电话。当时,冬娜的儿子罗比已经病入膏肓,律师问冬娜可曾考虑过通过法律程序为孩子讨个公道,冬娜说不曾。律师说他自己并不十分精通伤亡索赔,但是如果冬娜有兴趣,不妨找波士顿的里德—缪里根律师事务所试试。

冬娜拿不定主意。按照一般的常识,打官司总是牵扯到一大笔法律费用,以冬娜的处境,她是连想都不敢去想。冬娜找到布鲁斯·扬格牧师,牧师说,向律师咨询咨询应该不要紧的。

冬娜于是往里德—缪里根事务所打了电话。一周后,乔·缪里根开着他的白色卡迪拉克如约来到沃伯恩的三一圣公会教堂。扬格牧师给他看了那张地图,给他讲了和约翰·杜鲁门主任的会晤,以及全国疾病防治中心与州卫生部联合进行的调查。“12例白血病和被污染的饮用水,”乔·缪里根后来说,“这样的案子应该是不言自明的。”但问题是,告谁?向谁去讨赔偿?扬格牧师说,国家环保署正在着手调查污染物的来源,等他们的报告出来,一切都自会清楚了。

乔·缪里根离开时带走了扬格牧师收集的有关报刊剪集,并请牧师安排他与患者家属见面。

扬格牧师让安妮·安德森去通知那10个家庭。但由于各自的原因,并不是人人都愿意和律师打交道。

在8月底的见面会上,乔·缪里根向众人介绍了他自己和他的事务所,更多的时候,则是在倾听大家的议论。其间有人问到了费用,乔说,同意请他的事务所做代理的家属将会签署一份合同,合同规定,律师的报酬为赔偿额的三分之一。但在收到赔偿以前,家属们不必付钱,也不必支付办案所需的任何花费。

到9月底,一共有五家人家在合同上签了字——安德森、卡能、佐纳、卡恩和图梅。

12月22日,吉米·安德森病情恶化,安妮打电话向沃伯恩消防队要急救车送吉米去马萨诸塞总医院。当工作人员把孩子放上担架时,一位消防队员问安妮:“你儿子的大夫是约翰·杜鲁门主任吗?”

安妮很诧异:“你怎么知道?”

“我儿子也得了白血病,他是杜鲁门主任的病人。”

安妮不记得曾经在那些会议上见过他,便问:“你是?”

“乔恩·里莱。”

想起来了。那是五年前的那个11月的傍晚,吉米第二次住进马萨诸塞总医院的时候。一位老妇人在走廊尽头的窗户旁告诉安妮,一个名叫迈可·里莱的小男孩刚刚死了。

不到一个月,1981年1月18日,星期天,14岁的吉米·安德森在极度的病痛中停止了呼吸。此前一天,一位当班的护士在她的工作日记中写道:“母亲一直陪伴在这里。母子俩都显得疲惫不堪。吉米问:为什么偏偏是我?”

在此之前,乔尔斯因为不堪家庭的重负,已经与安妮母子分居。

同年年底,在熬过了精疲力竭的五年之后,冬娜家9岁的罗比·卡能也离开了人世。

又过了一年,一个6月的下午,冬娜·卡能提着一桶牛奶到戴摩拉超市退货。她那天早晨刚买的奶,中午打开却发现已经变了质。

另一位在“顾客服务处”柜台前排队的男人手里也拎了一桶同样的奶。男人大约30来岁,一脸憔悴。他和冬娜相互看看,笑道:“奶坏了?”

冬娜点点头。

男人又说:“说实话,我现在还真没工夫对付这种差事。我刚刚在医院里呆了一个星期,陪儿子。”

“非常抱歉。”冬娜说,“他怎么了?”

“白血病。”

两个人站在超市门口谈了半个多小时。男人名叫理查德·奥费诺,卡车司机。他的儿子嘉洛德今年刚3岁。奥费诺家也住在派茵街附近,离安德森家只消步行三分钟。临别时,冬娜说:“如果你什么时候想找人聊聊,可以给我打电话。”

三个月后,冬娜听说,嘉洛德·奥费诺死了。

那是9月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奥费诺夫人劳拉打电话给嘉洛德就诊的波士顿儿童医院,告诉值班护士说嘉洛德一直在昏睡,叫都叫不醒,她很担心。护士问孩子发不发烧,劳拉说不。护士说不必担心,“明天一早送过来就是了。”

星期一早晨,劳拉还是叫不醒嘉洛德。她伸手试了试儿子的鼻息,已经非常非常微弱。夫妻俩慌了,他们赶紧开车沿93号高速公路朝波士顿疾驰而去。快到桑蒙维尔的时候,怀抱着嘉洛德的劳拉突然惊慌失措地叫起来:“哦,上帝!我觉得他好像已经没气儿了。”理查德把车停靠在路边,开始嘴对嘴地给儿子做人工呼吸,但是已经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