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故事 第23节

陪审团的答案是1973年9月。那个月,食品机械厂封掉了一条工人们经常倒化学废液的排水沟。陪审长罗伯特·福克斯后来说,审议期间,陪审员们始终无法确定这个日期。直到最后一天的早晨,是他首先想到了1973年9月,其他的陪审团成员也就附和着填上了。但是如此一来,沃伯恩的三个孩子便被罚出了局:吉米·安德森,迈克·佐纳和凯文·卡恩,他们都是在1973年9月以前被诊断出白血病的。也就是说,根据陪审团的这一项裁决,这三个孩子及其家人都得不到赔偿。

当然,感觉沮丧的也不止简恩·希莱曼一个人。那天纽约股市收盘的时候,W·R·格拉斯的股票跌掉三个点。詹蒙·戈登算了算,相当于155万美元。

“如果明天的《华尔街日报》说我们赢了,我就相信我们真的是赢了。”詹蒙停了停,又说:“但不知怎么的,我一点也没有赢了的感觉。”

简恩·希莱曼和他的同事们围坐在事务所的会议桌旁,他们必须面对现实,认认真真地盘算下一步的计划。

“我对这个陪审团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心直口快的比尔·克诺利嚷嚷道,“趁着还没把脸面丢尽,赶紧找W·R·格拉斯谈判。”

其实简恩也有这种想法。这桩他原本以为可以成为环保史上的里程碑的案子,可以为他和他的事务所带来财富和声誉的案子,一转眼又变回到了一桩普普通通的伤亡赔偿案。

詹蒙·戈登说,他刚刚提出了他们几个人的退休储蓄金,如果能精打细算,又不出任何意外的话,也许还可以撑上三个月。他不懂法律,但是他们目前的经济状况已经不允许他们打持久战。无论用什么方法,只要能速战速决就行。不过,詹蒙说,有一点他是懂得的,即使是山穷水尽,也不可以让对方看出了他们的窘相。要拿出一副底气十足的派头,让人家觉得他们真的是实力雄厚,准备把这场官司一直奉陪到底。至于索赔额,他认为1500万美元比较合适。“你们看呢?”詹蒙用目光依次扫过众人,最后落在他左手边的汤姆·凯立身上。

“我同意,1500万。”汤姆说。

“我也同意。”比尔说。

轮到简恩,他犹豫了一下:“2500万。”

最后一位是凯文·康威,他说:“1000万。”

“莫名其妙!”简恩跳将起来,比手画脚,唾沫飞溅,“至于吗,你,至于那么惊慌失措吗?你以为我们已经穷途末路,到了,啊,随便抄一把什么撒腿就跑的地步。真他妈的莫名其妙!”

“不是这样的,简恩,你听我说。”凯文试图让他的朋友平静下来,“现在的情况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们的当务之急应该是让这个事务所生存下去……说句心里话,我把你们看得比我的老婆孩子还重要,因为我的家庭是要指靠着这个事务所的。”

第一次会晤的地点在古典而雅致的霞飞饭店。W·R·格拉斯的执行副总裁兼法律顾问,也是哈佛法学院毕业生的阿尔伯特·犹斯蒂专程从纽约飞来波士顿。阿尔伯特今年65岁,应该和司肯纳法官、杰罗·费歇尔等是前后届的。

根据他们事先商量的结果,简恩们将索赔额的范围定在1000万至2500万美元之间,但开价3500万,以便留出让对方杀价的余地。

“这个价码是高了点,”阿尔伯特说,“但是我们总得从某一个数额开始。”他说他将把原告方的方案提交下周四召开的董事会议讨论,如果简恩们愿意的话,可以在下周五赴纽约进行第二轮的谈判。

星期四下午,简恩一行人到了纽约。他们果真打肿脸充胖子,派头十足地在机场叫了礼宾车,又住进了每晚房费850美元的赫尔姆斯大酒店。第二天,他们从阿尔伯特嘴里听到了一个毫无商量余地的报价:660万美元。阿尔伯特说:“要,就拿走,不要,就留下(Takeit,orleaveit)。”

“他甚至没有留我们吃午饭!”简恩一回到酒店的房间就气哼哼地说。

汤姆·凯立用了一种息事宁人的口气:“往坏处想,这个价确实比我们的底线还低,但是往好处想呢,每个家庭平均将近一百万。”

简恩脸红脖子粗地较着劲道:“有那么多吗,啊?刨掉我们300多万的花费,再刨掉我们40%的提成。你让我空着双手去沃伯恩怎么见人?哦,就对人家说:‘衷心感谢你们的信任’?”

詹蒙·戈登一边敲着手里的计算器,一边说:“我们的费用实际上是200万,因为前面还有过联合第一制服厂的150万。所以每家人家拿到手的应该是25万,而且不用缴税。”

“25万对他们来讲已经不算少了。”凯文·康威也插了进来,“你不是前两天还在说,冬娜·卡能连从波士顿到沃伯恩的出租车都舍不得坐,愣是在车站等了一个多小时,坐长途汽车回去的吗?”他指的是陪审团裁决的第二天,应美国广播公司的邀请,简恩和冬娜专程去了一趟纽约,接受早间电视新闻节目《早安,美利坚》采访的事。凯文又说:“赢也好,输也罢,我们都必须尽快结案。五年前我就给你讲过,这个案子是一个黑洞。你难道还看不出来,现在不光是你,我们所有的人都陷进了这个黑洞。我们一天不从这个黑洞中跳出来,我们就一天不能向前走。”

简恩说:“其实我比你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更希望能尽快结案,但像这种结法,我接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