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莉·凯后来对人说起，她的第一次“性经验”是在7岁时，她看到了一个哥哥的“那话儿”，还伸手摸了摸，她哥哥也摸了她。但玛莉·凯随即补充道：“我们只是出于好奇，没有谁强迫谁。后来我感觉这样做不对，就说‘不！’你猜怎么着？从此便停止了。”

1970年，约翰·希密兹如愿以偿地当选为国会众议员，一家九口又随着父亲政治舞台的转移而东迁首都华盛顿特区。玛莉·凯还记得，父亲曾不止一次地带她去过国会山，非常骄傲地向同僚们夸耀他的女儿多么聪明漂亮，乖巧懂事。

在华盛顿的两年里，约翰·希密兹以其雄健的谈锋而颇受媒介的关注，他还在这期间出过两本书。希密兹夫人玛莉也和许多政治家夫人一样，利用各种机会在电视和报纸上频频露面，向公众们展示自己对时事的评判能力，以及对妇女、儿童、家庭、教育等社会问题的独到见解。

1972年，约翰·希密兹被他所代表的极右翼保守派组织“美国独立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虽然大家都明白这只不过是走走形式，他绝对不可能敌过民主共和两大政党的对手，但在当时的一亿多名选民中，约翰·希密兹还是获得了100万多张选票，占总数的1%。

大选揭晓后，约翰·希密兹带领全家仍是很体面地撤离华盛顿，回到阳光依然明媚的南加州。他们在斯拜格拉山庄买下了一幢带游泳池的豪华大宅，约翰继续从政，业已成为公众人物的夫人玛莉也不甘再进厨房，便做起了当地的社会活动家。

1973年8月11日，希密兹夫妇约请了几位朋友在家中聚会，希密兹家的孩子们和往常一样，都被分派了各自的任务，11岁的玛莉·凯负责照看3岁的小弟弟菲利普。突然，玛莉·凯在人群中急急地乱窜，逢人便问：“你看见菲利普了吗？”“菲利普在哪儿？”宾主们马上停止了交谈，大家四下里寻找，最后在游泳池底找到了小男孩。他已经淹死了。

多年后，当时第一位赶到现场的警察还记得，玛莉·凯一遍又一遍地说：“我只离开了他一分钟，就一分钟。”

多年后，玛莉·凯跟人提起这场家庭悲剧时总是说：“我父母说了，这不是任何人的过错。这只是一次意外事故。”但她的知心朋友们都知道。玛莉·凯一直认为她的父母在心里责怪她。

到了中学，玛莉·凯已经出落得如花似玉。希密兹夫妇很重视儿子们的教育，玛莉·凯的几个哥哥都先后进了斯坦福等名校，但两口子对女儿却不是那么认真，所以玛莉·凯也由着性子，只在学校参加一些如啦啦队之类的活动，任自己的成绩一再滑坡。

玛莉·凯当时最好的朋友就是美娴·任那特，学校男生们眼中的另一朵花。玛莉·凯和美娴因为相同的兴趣而走到了一起，她们感兴趣的只有三件事：派对、男孩和旅游。两个人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开车出游，动辄便跨越边境到墨西哥去转一圈。两个人还经常出入周围几所大学的校园，在学生宿舍里通宵达旦地泡派对。两个人都不缺男朋友，而且三天两头地更新换代。

就在她的大女儿忙于享受青春之际，希密兹夫人玛莉的事业蒸蒸日上。她接受了一家电视台的聘请，参加每周一期的时事评论专题节目《自由论坛》，就各项国家大事和热门话题等与持不同观点的人士辩论。有行家认为，希密兹夫人在辩论中“思路清晰，机智诙谐，逻辑性强，而且咄咄逼人”。

玛莉·希密兹一如既往地利用《自由论坛》宣扬她关于家庭与婚姻的价值观，呼吁社会各界人士关注妇女儿童的利益。但是，有一位也许是最应该听到这一切的妇女，却没能够欣赏玛莉的这些真知灼见。

时年43岁的卡拉·司达克尔是一位单身母亲，她与前夫所生的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而今步入中年，身边又多出了一双小儿女：两岁多的约翰·乔治和不满周岁的尤金妮。卡拉身患糖尿病等多种疾病，自己带着两个婴孩，一面又打着双份工，生活之艰难不言而喻。

1983年某日，卡拉发现约翰·乔治的小鸡鸡又红又肿，遂赶紧往医院里送。大夫检查后告诉卡拉，里面缠绕了一根头发，而且那根头发在那里已经很久了。大夫动手术取出了头发，一切顺利。然而，有关部门却不允许卡拉带约翰·乔治回家，因为据说卡拉有虐待孩子之嫌。一般来说，大人给孩子换尿布时可能会不慎将头发或纤维等掉在里面，从而引起类似的感染。但大夫认为，那根头发是有人故意缠上去的，因为头发上“还打了一个交叉的十字结”。

卡拉·司达克尔被带到警署，她逐一回答了所有的问题，只是当问到孩子们的父亲时，卡拉犹豫了。警察威胁她说：“不讲也行。不过在我们把整个事情弄清楚以前，你恐怕必须呆在拘留所里。而且，你可能再也见不到你的儿子了……”

“如果你们一定要知道的话，孩子们的父亲是约翰·希密兹。”卡拉后来说，她一开始没有回答警方的这个问题，一是不想把约翰·希密兹牵扯进来，再者也觉得没有人会相信她的答案。

果然，警察们瞪大了眼睛：“约翰·希密兹？”

“约翰·希密兹。”卡拉又说了一遍，“州参议员。”

卡拉说，20年前，她曾是希密兹先生的学生。他们的关系断断续续，直到最近几年才热火起来，因为她离了婚，也因为希密兹夫人忙于上电视，忽视了丈夫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