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诺曼底公园警署接到玛莉·凯打来的911电话。当警察们赶到莱图纽家时，看见玛莉·凯高耸的腹部有一条4乘2英寸的伤痕。玛莉·凯说那是她丈夫打的，但她坚持不许警方拘捕思蒂文。

同日晚些时候，玛莉·凯听见思蒂文又开车回来了，便出门在车道上截住他，告诉他警察刚来过。两个人正争执着，思蒂文突然猛踩油门，擦过玛莉·凯身边，将她带倒在地，然后驾车扬长而去。一位邻居把玛莉·凯送进了医院，大夫经检查发现玛莉·凯盆骨脱臼，左肩青肿，左腿及左肘擦伤。

过几天，玛莉·凯和思蒂文通电话时，思蒂文恶狠狠地说：“我恨不得杀了你和你肚子里的小黑鬼！”

玛莉·凯的朋友们劝她不要和思蒂文计较：“他输给了一个13岁的孩子，你让他怎么办？”

思蒂文的表嫂凌丹·伽顿则警告他说：“你要是敢再动她一个指头，下大狱的就是你了。”

1997年5月29日，玛莉·凯足月产下一名重9磅10盎司、合44公斤的女婴。她给这个黑头发黑皮肤的孩子起名奥迪璐·罗克兰妮·伐拉奥。“奥迪璐”取自玛莉·凯一位姑妈的名字，“罗克兰妮”是萨摩亚语，意即“天国里的玫瑰”。孩子的父亲威利·伐拉奥不顾法庭命令的约束，混杂在一大群萨摩亚亲友中间，悄悄到医院探视。

玛莉·凯这边就显得比较冷清了，只有音乐教师贝丝·阿黛尔和从南加州专程赶来的美娴·任那特。

7月，玛莉·凯按照法庭的要求，开始了后来被她称为“希特勒集中营式的”心理评估过程。参加评估的心理学家必须有公诉方的认可。他们逐一审查了玛莉·凯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儿时的经历，当学生时的表现，她的家庭，以及最主要的，她的婚姻和她与学生们的关系。

每天回到家里，玛莉·凯就在电话上对着朋友们大发牢骚：“他们想方设法地要肢解我的大脑，让我彻底崩溃。他们想一步一步地制服我，逼我就范。”

“他们不允许我有任何自由意志。如果我讲的话不符合他们的要求，他们就转弯抹角，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直到我‘回答正确’为止。他们对我说：‘你必须认识到你的脑子有病，而且病得不轻。’‘你必须告诉你的孩子们你患有严重的恋童症。’”

“他们逼着我承认我和威利的关系是错误的，不道德的，但我不这样认为。”

“他们事无巨细地盘查我，肆无忌惮地侮辱我。他们问遍了我几十年来结交过的所有异性，以及我每一次做爱的所有细节。他们抓到一点小辫子就大做文章，任意发挥，无限上纲。”

“这些人不是在‘帮助’我，而是在罗织我的罪名。”

“他们是我有生以来所见到过的最无礼、最冷酷、最没人性的一群无耻之徒。”

“我情愿坐牢，也不愿再看见他们。”

但是不行，心理评估一旦开了头，玛莉·凯就得走完这段“地狱”的全过程。再说，这也是她和她的律师自己要求的。

到后来，对玛莉·凯的“侮辱”更是发展到了公开的地步。“他们对我说：‘如果你看见了任何一个孩子，哪怕只是一张孩子的相片，都必须向我们汇报。’”

一日，玛莉·凯在候诊室里等待的时候，一位妇女抱着孩子走进来。“他们告诉那位妇女马上离开，因为我是一名‘性侵犯罪犯’和‘儿童性骚扰罪犯’，可能会伤害她的孩子。老天爷在上，她抱着的只是一个婴儿！”

美娴·任那特是听玛莉·凯发牢骚最多的人，她认为：“这些所谓的专家们从头到尾都是在为公诉方收集证据。玛莉·凯所说的一切也都只是在加重自己的罪孽。……他们让玛莉·凯在这些莫须有的罪名中越陷越深。”

1997年8月7日，玛莉·凯休完产假后，即被关入肯恩地区监狱，和别的案犯们一起，在狱中等待自己的案子开庭。入狱前一天，她请人做了头发，接受了全国广播公司电视专题节目《日界线》的采访，又赶到西塔机场，趁前夫思蒂文带着莱图纽家的四个孩子从首都华盛顿特区回阿拉斯加，在西雅图转机的机会，匆匆与儿女们见上一面。玛莉·凯此时已经意识到，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不会再见面了。晚上，玛莉·凯如约将小女儿奥迪璐送到伐拉奥家，交给了孩子的祖母松娜。

电视台记者卡伦·俄丽丽报道说，在当时的肯恩地区监狱中，玛莉·凯是所有犯人里受教育程度最高，言谈举止最有教养，也最漂亮的。“她看上去完全不像该进监狱的人，但她却在监狱里了。”

1997年11月14日，正如一位记者在报道中所说：“全世界都在注视着肯恩地区法官琳达·刘的法庭，注视着‘玛莉·凯瑟琳·莱图纽强奸幼童案’的判决。”案子本身没有什么戏剧性可言，公诉方和被告方的律师们业已经过多次洽谈达成了协议：玛莉·凯承认“有罪”，服用专家们开给她的药物至少6个月，以换取监禁180天，而非7年的判决。刑满释放后，玛莉·凯将定期按时参加对“性侵犯罪犯”的治疗和管教至少3年。

玛莉·凯看上去依然秀丽、端庄、甜美，但却是少有的苍白和瘦弱。继双方律师和心理学专家们的发言后，玛莉·凯站起来，照着一张预先写好的稿子，开始了她向刘法官的忏悔。玛莉·凯后来对一位朋友说，她的律师戴维·戈尔克事前告诉过她，发言时一定要显得难过、懊悔，最好是痛心疾首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