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盘棋吧。”抓捕彭峰的工作还不知道情况，我看见桌上散放着棋子，坐下来对管文明说。

我棋下得不好，小时候性子比较急躁，虽说被我父亲逼着学了两年，但始终摸不着头脑。我用过宫炮对他的屏风马，上巡河车控制局势，顶前卒制约他的攻势，就这样僵持了二十多个回合。

即使到了这个时候还是势均力敌的。说实话，以我浅显的象棋知识来看，当时我甚至还认为自己是占优势的，尽管先期我们彼此都犯了些错误，但都弥补得很好。我以为我暗藏杀机，但真正的高手往往深藏不露，总是在你觉得胜利在握、放松的时候，给出致命的一击。

管文明或许就是属于这样的人，正当我沾沾自喜的时候，他的卧槽马已悄无声息地埋伏在了我老帅的左右。到了这个地步，离我认输也就只剩下四五步。我从胜利的喜悦顿时落入失落之中，抬眼看了看他，果然人不可貌相，管文明沉着地看着棋局，毫无表情外露。

“输了，输了。”我自嘲般地一边推掉棋子，口里一边说着。

偏头痛不合时宜地疼起来，我这才发现酚咖片已经吃完了。这个毛病很要命，说来就来，而且在这个时刻，我还不能找个地方躺下睡觉。

“再来一局？”管文明笑笑。

“算了，算了。”我打着哈哈，“聊聊天吧。”接着用脑，会加剧头疼，聊天的话会稍微好点儿，又能保证我不至于睡过去。

“哪儿人？”

“贵州的。”

“结婚了没？”我打量着他，这个瘦小的中年人看上去50多岁的样子，腿还有点儿瘸，没结过婚也是很正常的事儿。

没想到他回答结过了。“老婆是农村的，”他又恢复了憨态，“脑子不太好使，也就是个过日子的伴儿。”他倒没有隐瞒这点。

“有孩子没？”我也笑笑，把烟掏出来递过去一根。

“有个女儿，8岁了。”

我脑子里突然跳出了彭峰的女儿，照这个样子推算的话，那他们结婚的时间也差不多，但管文明明显年纪要大多了。

“是吗，看不出来啊，那得恭喜你，老来得女。”我给自己点上烟。

“也不算太老，也就30出头生的女儿，哦，当然，在我们农村，这就已经算是晚的了。在城里，很多人都这个岁数生的娃。”

这个回答倒让我有些小吃惊，管文明看样子有五十多岁，这样推算，他也就40岁，跟彭峰差不多年纪。

“养个孩子不容易吧？”我愣了一会儿神，气氛就有些尴尬，随即没话找话地说着。

“城里别说养个孩子，自己活着都费劲儿。”管文明一脸沧桑地说道，“家里就我一个劳动力，而且还是卖苦力的，老婆孩子都靠我来养。”

“那是，现在活着确实不易，有没有想过做点儿啥，我的意思是说做点儿小生意啥的，”我看看他，由衷地表示同情，“光靠搬搬报纸杂志，挣不了什么钱吧。”

“呵呵，现在年纪大了，也就不想了，年轻的时候，也琢磨过干点儿事儿，”他看着我，仿佛我不信似的，补了一句，“你别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年轻的时候，可什么都干过。”

“没、没，我没别的意思，”我吸了一口烟，“你现在也不老嘛，以前都干过啥？”

“最早来这座城市的时候，收过破烂。”管文明回答道。我的心突然又“咯噔”一下，不动声色地看着他，看了一会儿，看不出什么名堂，这是一张再普通不过的老脸，随即便责怪自己想多了，别犯职业病，看谁都像坏人。

“收破烂？那也是好差事啊，发财谈不上，但衣食无忧应该没问题。”我刚刚走访过废品站，有第一手资料来赞扬这个职业。

“说实话，这差事还真是挺挣钱的，就是老是有一茬没一茬地被人侮辱，所以受不了。”

“侮辱？”老管的措辞让我觉得很滑稽，我看看他，看到一张不像是开玩笑的脸，也憋住了自己的笑意，“啥意思，说说看。”

“该吃晚饭了吧，”门外有人拎着饭盒走过，探头进来问我们吃饭了没。老管冲着那人打着招呼，然后转过头问我，“马——警官，吃点儿啥？”

我看看表，已经傍晚5点多钟了，肚子倒不是很饿，闫磊那边还没有什么消息，想着倒不如叫点儿外卖，边吃边聊，也能消磨点儿时间。管文明自己带了饭，从抽屉里掏出几张外卖单，供我选择：“他们年轻人，自己不做饭，就叫这几家的饭。”

我比了比菜肴和价格，都是平民消费水准，随即点了两个菜，看看管文明拿出来正准备去微波炉里热的饭菜，豇豆、鸡毛菜，全是绿颜色的，随即邀请他加入和我一块吃，在我的盛情邀请下，他也没法子。我又点了一个鱼香肉丝、一个蚝油牛肉。我在当班时间，不能喝酒，加之头又痛，所以叫了瓶饮料。

“你喝啤的，还是白的？”我问道。

“白的吧。”

我愣了愣，心想他酒瘾一定不小，三伏天居然喝白的。

在等外卖的时候，管文明一直在咽着唾沫，这也很正常，到了他这个年纪，生活一定很规律，饭点的误差不会超过半小时，他又是干体力活儿的，肯定过了时间就会觉得饿。

我们接着往下聊：“你刚刚说侮辱？”

“嗯，马警官，”管文明颤颤巍巍地递了一根烟给我，四块五一包的白沙，“不怕你笑话，我是农村来的，像你们城里人最看不起的就是我们这些乡下人吧？”

“别别，都什么时代了，现在大伙儿都没有城里、乡下一说。而且农民现在可比城里人有钱得多。”

“那也是那些有钱的农民，说实话，肯定还是有点儿看不起的，特别是城里的那些娘儿们，天天跟防贼似的，这小嘴嘚吧嘚吧不带停的，就跟棍子一样呼呼生风，直打在你的心窝子里。”

“呵呵，有可能吧，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难免会有些俗妞，别答理她们不就完事儿了。”

“特别是那些有了点儿小文化的，简直得理不饶人！”管文明愤愤地说着，我注意到他的双手捏起了拳头。

如果说管文明的年纪以及过去的职业是线索，那么这次他握紧的拳头就再次让我有了不好的直觉。对于嫌贫爱富的女人，每个人都会有些偏见，这很正常，但上升到握紧拳头、鼻翼膨胀就有些不妥了。

我突然想起当年的悬案，查到现在，嫌疑人强奸肢解的心理动机，不管是否属实，但起码都已经找到了。但我们始终无法找到，嫌疑人最初杀人——为何他会仇恨到要杀死女性的地步。

管文明接下来的讲述，为此提供了很好的一种可能。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关于他母亲的。

故事的开头总是很长。20世纪90年代初，管文明20出头，还处于世界观初建的阶段。他的母亲不幸患上了胰腺癌，被送进了医院，再接下来的情节就有点儿狗血。贫困家庭摊上这事儿总是离崩溃不远了。

“这不是重点，”他对我说，“其实从这个病被确认的那一刻起，我就明白结局是什么了。生老病死没啥了不起的。我们农村人，命比纸贱，但送到了医院总不能不看。”

说到这事儿的时候，管文明的眼圈有点儿红，我发现他的拳头又握起来。悲伤和愤怒总是一对亲兄弟，我想我基本能够猜测到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儿了。

果然，事实和我猜想的没啥两样。在入院一个星期之后，管文明的母亲病发了。癌症病人往往死于并发症，如果被控制，或许能够延长生命，但也只是时间问题。这些管文明都有心理准备。可病情来得如此凶猛，却是一开始没有料到的。

在此之前，医生给出的期限是还能有一年的存活期。如果没有这个“许诺”，也许管文明的心理落差就不会那么大。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变糟的。她最终死在入院后的一星期，死因是癌栓脱落，堵塞气管窒息而死。

从半夜12点起，管文明的母亲就出现了呼吸困难的症状，如果这个时候医生立马开出病危，那也就算了。可问题是当班医生全都不在，只剩下一个大学刚出来的实习医生。实习医生还年轻，却学会了成年人的冷漠和不耐烦，在草草对她检查和上了点滴之后，得出的结论是，生命体征一切正常。

管文明学着实习生，自己偷偷地给母亲把了脉，当时她的心跳在每分钟180下，是个人都会有质疑，这也是生命体征平稳？

“死一个人很正常，即使我在那个年纪，也已经明白这个道理了。如果她不是我的母亲，她的死也许我根本不会在乎。但问题是，她是我妈！”管文明悲伤地说道。

管母从凌晨四点开始表现出极度痛苦的样子，这种痛苦的程度就算是个陌生人看到也会动容，更何况是自己的母亲？

管文明开始焦急地穿梭在医院的走廊里。那个实习医生依然保持着冷漠和不耐烦。“我不指望那帮医生能把我老娘的病看好，只求一个心理安慰罢了。”管文明咬牙切齿道，“可问题是这样的安慰我都没有得到。”

到了凌晨四点多钟，管文明的母亲到了呼吸极度困难的地步。可那个实习医生依然轻飘飘地处理，在她看来，她只是为了能够拖过六点，到那个时候她就下班了，出什么事儿都和她没关系了。抢救是需要风险的，避免风险的方式就是逃避，即使错过最佳救助时间也在所不惜。

可管文明的母亲运气没那么好，她死了，死在5点50分。临死前的十分钟，实习医生才想起来可以用呼吸机挽救一条生命，原本这事儿可以处理得更好，但那实习医生没这样做。即使在作出使用呼吸机的决定时，依然闲庭信步般地打着电话，慢悠悠地走进病房，还时不时地看看手表。

“我恨不得打死她们！”管文明青筋暴露，事隔多年，显然他依然无法从当初的场景里走出来。

“那个实习医生是个女的吧？”我突然问了一句。

管文明奇怪地看着我，然后回答道：“是的。”

我心里有些不安，但此时仍然告诫自己不要多想。

朴实的管文明固执地认为，如果自己是个城里人，母亲的死就不会那么凄惨！他必须想方设法留下来，才能改变命运。

自从把老爹送回老家之后，他又回到了城市，捡了两条草席，一个烧煤油的炉子，就在天桥底下安了家，每天以捡破烂为生。

有一天，他回到天桥下的家，发现有个陌生人躺在自己的床上。蓬头垢面，一脸煤灰。那个男人奄奄一息，肛门被插入了近40厘米的带回钩的钢筋，蜷缩成一团，躺在肮脏的草席上瑟瑟发抖，可怜兮兮地看着他。

很难想象当时管文明的心里在想些什么，他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你是谁？为什么在这里？”管文明颤颤巍巍地问道。

中年人沉默，嘴唇嚅动却又说不出话来。

“你是哪里人？河南？湖南？安徽？四川？”

没想到说到安徽的时候，那男人居然点了点头。

“安徽的？”

“嗯，安……安徽……的。”中年人喘着粗气。

“谁害的？”

中年人竖起了两个手指。

管文明皱起了眉头：“两个人干的。”

男人点点头。

“多大年纪的？”他接着问道。

男人说不出话来。

“二十多？三十？四十？”

“十……十几岁。”

“来这干吗的？”

“捡、捡破烂的，没地方去，睡一会儿，好点儿，好点儿就走。”男人挣扎着要坐起来，被管文明拦住了。

“结婚了吗？有孩子了没？”

男人看了看他，点点头，双眼里流出了几滴泪水。

怎么办？管文明决定报警。但警察其实也管不了，只能把男人送去医院而已。因为母亲的缘故，管文明对医院有怨气，做完笔录，留了指印，跟警察一块儿把那男人抬进医院就算了结了。分别之前，管文明还是动了恻隐之心，悄悄往那男人口袋里塞了200块钱。

如果这事儿就这么了结的话，管文明内心的怒火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积蓄起来。第三天，管文明回到家，发现那个男人又躺在了自己的床上。

“好了？”

“不、不知道，医生说好了，再往下治要钱，我、我没钱，就出来了。”

后来知道，这是那个男人第二次厄运的开始。医院把钢筋抽出来之后，抹了点儿消炎药敷衍了事。男人没有钱，只能再次回到这里，也许他认为管文明是唯一肯收留他的人吧。

男人痛苦地熬了四天，管文明每天煮稀饭喂他，他却一天比一天更虚弱。管文明心里清楚得很，母亲的病是命中注定，但这男人是外伤，及时治疗是可以挽回性命的。

管文明每天在破烂堆里过活，接触的都是破铜烂铁、旧罐陈木，累的时候，点一根烟卷，也会看看废报纸上的新闻。

管文明看到《新报》上印了个大大的救助电话，他打了个电话，来的是个女记者，20出头的样子，梳着马尾辫，白衬衫、牛仔裤，管文明觉得那男人有救了。

不用那小姑娘掏钱，她只要写两笔，捐款就来了，男人就不用守在闷热肮脏的天桥底下等死了。那姑娘拿着纸和笔，胸前还挎着个照相机，一边记，一边照，一边还时不时地打断问话。

“你们应该报警，”最后，女记者总结道，“让警察把凶手找出来，太不像话了，这不是调不调皮的问题，已经违法了，可以提出民事赔偿。”

女记者带着采访稿，先奔公安局去了，然后回报社发稿。管文明就抻着脖子等，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依然没有动静，倒是那男人快撑不下去了。管文明又打了那个热线电话，过了两天，警察是等来了，不过不是来帮他们，而是来收容他们的。

管文明和那个男人都没有暂住证，就被送进了收容所，住在四十几个人一间的教室里。自己掏得出路费就被遣送回家，掏不出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在郊区的山上扒石头，挣五毛钱一天的苦力钱。

“我还在收容所里挨了揍，这条腿就是被里面的看守打折的。”管文明直勾勾地看着我说。

那个男人，管文明再也没有见过，三个月之后，管文明被放了出来，在一张废弃的报纸上，看到这样一条通讯：

“一安徽籍的拾荒者因偷窃被当场抓获，遭到群众殴打。警方介入调查，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予以必要的救治。伤愈后送至收容所，近日此拾荒者因旧伤感染，在紧张细致的抢救后，终因伤势过重不幸死亡。”

这则通讯，仅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就已经漏洞百出了。

“怎么会这样？”我问。

“不知道。难道人命就那么不值钱？”管文明眼中冒着火，恨恨地说，“有朝一日，我要把这些人全部杀光！”

叫的外卖迟迟没有来。这无疑为原本就带有火药氛围的现场埋下了一根火柴。我的偏头痛在加剧。似乎随着局势的明朗，我越来越难以自控。

杀人游戏在最终翻牌之前，没有人知道那张牌的真正身份。怀疑和确认终归是两码事儿。我再一次告诫自己不要多想，这只是生活中无数次匪夷所思的巧合之一罢了。

但——愤怒的客观和主观理由都有，生理特征也等同，更重要的是，先期我们都忽略了一个问题，管文明作为何久安的搭档，作为何久安为数不多的业余活动时的酒友，应该很了解何久安吧。

我警惕地看着他，还是让自己客观一点儿，眼前的这个男人普通平凡，怎么可能杀掉那么多人？他又是怎么做到的？

“妈的，已经叫了40多分钟了，怎么还没来？”管文明爆了粗口。

“等等吧。”我虚弱地说道，脑袋疼正在消耗我的体力和耐心。我还得判断自己心中的臆想，有多少真实的可能性。如果属实，我有多少体力和智商来对付眼前的情况？

“要不我们再下盘棋吧！”我必须找到一个稳定他，还有稳定我自己情绪过渡的方法。

我心不在焉地布阵应对。这一次管文明的棋风与之前的判若两人。如果说前面是暗流涌动，那么这一次就是直挺挺的杀气横溢，步步狠着，不惜同归于尽。

露出自己软肋，只为抢夺先机，置我于死地。我偷偷地看他，汗从他的额头淌了下来，青筋暴露，整个人的样子也有了明显的变化。这就是所谓的双重人格？

我不知道。

很难想象一个懦弱瘦小的糟老头儿会瞬间变成一个攻击性颇强的危险分子。难道刚刚回忆的故事就是刺激他的源泉？

直到这个时候，我仍在告诫自己不要把事情想得太复杂。外卖终于来了。交手的过程很简单。送外卖的小伙也是年少气盛。

“怎么那么久才来？”管文明站起身来。

“又不只你一家。”小伙没好气地回答，丝毫没有意识到眼前这个小老头儿的威胁。

“放你妈个屁，我们多久前叫的！”

“放你妈屁，找抽是吧？”

我看得出管文明想动手，做了那么多年警察，这点儿观察力还是有的。我站起身来要拦他，突然间脑袋抽搐了一下，愣了半秒，已经来不及了。管文明一个箭步冲过去，熟练地用左手横过身前，用力挥拳过去……

我默不做声地看着他这个熟练的击打行为，甚至忘记了自己是个警察。好不容易把他们拉开之后，那小伙儿还不服气地补了句：“你给我等着！”

管文明坐在那儿喘着粗气抽烟，胸膛一上一下像起伏的波浪。我坐在一旁不知道如何开口安慰。过了一会儿他自行恢复了过来，又恢复到那个平常无奇的老头儿，脸色苍白，形容枯槁，一看就是最底层的那种被生活已磨炼到毫无棱角的中年男人。

我脑子里不停地闪过曾经看过的书籍，这种性格骤变，前后判若两人的心路历程，究竟是怎么来的，将去向何方？如果周炳国在这里就好了，他大半辈子都在和这样的人打交道。

“对不起。”他率先开口说话了，我不知道他为了什么道歉。

“前面说得有点儿气愤，失态了。”

我依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想了半天，通常情况下，应该这样说：“打人终归不对的，就算别人做错了，打人终归不对的。”

这是我要说的话，可偏偏出了错，也许是因为太紧张，最后出口的竟然成了：“是不是3月20日？”

“你说什么？”

“嗯——”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冒出这句话来，“我的意思是说，你看到《新报》上的那条通讯，是不是1996年3月20日？”

管文明看看我，这种神情很难描述，不是惊讶也不是好奇，而是自信，一种守株待兔、仿佛我肯定会问出这句话来的自信。

他回了句：“是。”

“你还有没有保留着当年的报纸？”

事情的再次转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就像被催眠了一样，一步步进入他的圈套。他站起身来，带着我走进了一间小房间。也就十多平方米的空间。里面灰尘密布，两边堆着旧报纸，狭小得连转个身都觉得困难。

管文明在我的身后，在我进门之后关上门，守在门口蹲着找当年的那张报纸。不知他特地精心存放了那张报纸，还是早就预料到会有今天，很快，当年的报纸就被找了出来。已经泛黄，可依然清晰。我看到了那条毫不起眼的报道，夹在长篇累牍的专栏中，毫无特色可言。

这个时候，我已经意识到好奇心把自己推到了一个险境，我一边看着报道，一边想着法子脱身，更要命的是，偏头痛给我制造了很大的麻烦，仿佛血脉瞬间就要喷张开来。

“我们出去聊聊吧，里面有些闷。”我大方地站起身来，然后平静地看着他，向门口走去。

那张牌最后被翻开，是因为抓捕彭峰的行动传回来的消息。我还没走出那个封闭的小房间，周炳国的电话来了。我转过身去接通电话，他在电话里冷静地问我在哪儿，我说在印刷厂。

“看见管文明没？”

到这个时候我早就意识到一点儿什么了。“刚吃完饭。”我答非所问。

周炳国愣了愣，随即明白过来：“他就在你身边？”

“嗯。”

电话里传来倒吸凉气的声响：“我说你听。”

“好。”

“管文明就是凶手。”

我默不做声，当答案被揭晓的那一瞬间，我反而显得很淡定。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悬了十几年的凶手，就站在我的面前。李舒然的热情，我毫无征兆地被绑架，公安局里的神秘字条，老李的倒戈，还有像影子一样鬼魅的假林慕……

这其中的逻辑关系我依然没有头绪，但完全能够令我信服。我和管文明共处一室，并非毫无来由。我挂掉手机，然后深吸一口气，回过头去，一回头我的脑袋就像炸了似的，管文明一直在背后看着我，阴森森的，目露凶光，令人无法捉摸。

这种感受再一次来到跟前。人和人之间的信息互递，语言往往是最有局限的，往往一个眼神、一个表情，彼此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管文明靠着门，我这才发现门后有一根粗粗的木棍。

“你就是用这个偷袭冯天天和何久安的？”我平静地说着，事到如今，说破也无所谓。

管文明没有说话，左手伸到背后，把棍子握起来拿到面前。我们就这样僵持着。就像中世纪决斗的骑士相互对峙着。没过5秒，首先我意识到这样耗下去非常不利。我竭力想要掩饰偏头痛带来的影响。但实际上这不是由我来控制的，神经跳动带来的疼痛，会强迫着眼皮一起抖动。管文明显然看透了这一点。他在等我自己消耗。

真他妈倒霉，我在想，这可能就是所谓的非战斗性减员，不是在抓捕罪犯的时候和对方狭路相逢，而是跟人聊天下棋消磨时间时，居然他妈的聊出个杀手来。一场艰苦壮烈的搏斗肯定是避免不了了。

我先动，以求先发制人，这没有把握。管文明的功夫我早已耳闻。当然一对一正面交锋我至少也能凑合凑合，毕竟四年的公安大学不是白念的。问题是我的偏头疼。

在搏斗之前，没有人会把这一点也考虑进去，但你遇上了就是致命伤。我踏前两步，紧盯着他手中的棍子，他随时会挥舞过来，我必须躲过，并寻找其中的空当，侧身猛击他的小腹。我离他越来越近，他依然不动，似乎甚有把握。

已经到了他棍子挥过来我无从躲避的距离了。他依然胸有成竹，我必须改变策略。我的右边的身体微微侧起，佯装攻击，他果然上当了。他举起棍子来挡，我迅速地放低身体攻他的右肋。这一招不幸被他识破，就在我打到他肋骨的同时，他的棍子也敲到了我的肩膀上。

我疼得不行，木头碰骨头，是个人都受不了，我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朝着他的肚子捶去，他只闷哼一声，却回踹了一脚，正中我的胸膛。这一脚来势凶猛，我感觉得到他正在变成那个暴戾凶狠的角色。一旦变身完成，我知道这其中的生理表现也会随之而变的。

届时，我要面对的就不是一个个头和我差不多的糟老头儿了，而是个魔兽，一个不能称之为人的怪兽。他的这一脚，已经让我感受到他变化的进程。我被这一脚踢得直往后退了好几步才算停下来。

我皱着眉头，忍受着肩膀的疼痛。真实的搏斗，对手不会像电视里演的那样，等着缓过气来。他已经冲过来了，在那么狭小的空间，所有的格斗技巧都已经用不上了，完全是乱打一气。他的棍子挥舞过来，一寸长，一寸强，我没有轻功，只能本能地闪过一击，脖子硬生生地又撞在他的棍子上。我感觉一股热流突然冲出喉咙，“啊”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然后倒在地上。

管文明丢掉棍子，冲过来死死地掐住我的脖子。我感觉到自己的眼珠子不停地在往上翻着，整个身体都渴望呼吸，可又像封闭在一个铁皮箱子里，毫无冲出黑暗的可能。

我想我快要死了，快要死了。剧情总是在最后一刻逆转，就在我彻底失去知觉之前，门被踢开了。但冲进来的不是周炳国，也不是国产电视剧里总会在最后关头扭转乾坤的武警战士，而是两个小伙儿，其中一个就是前面让管文明“等着”的送外卖的小伙。

管文明愣了神儿，我脖子上的铁箍顿时松了条缝，我张大嘴贪婪地吸着空气。就是这一瞬间救了我，我大喊：“我是警察！”

那两人还算勇敢，没有被眼前的一幕吓倒，我的身份是鼓励他们做下去的原因。我没想到，最终把我救下的居然是两个小混混。

他们一前一后把管文明从我的身上扒开，就像扒开一只牢牢钳住我的大龙虾。我缓过神来，站起身，以三对一把管文明制伏，他就像一头野兽一样怒吼。我心里在想，这回真是立大功了。

在离龙舟赛开幕式还剩十小时二十四分的时候，凶手落网了。赢得虽然不是很光彩，但到底还是赢了。我特地看了手表，以纪念这个值得纪念的时刻。悬了十几年的大悬案就以这样简单而又离奇的方式破了。连我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周炳国、闫磊终于如同大团圆结局般赶到了现场。他们的推理非常准确，管文明就是凶手。看见我伤痕累累，局长说了一句：“辛苦了。”

我没有说话，这个时候已说不出话来了。紧接着到来的救护车把我送进了医院，闫磊和周炳国突击审讯，张凡双原本要留下来安排媒体事宜的，但因为前期已经想到了各种可能，所以内容上只要稍作修改，就能直接制版印刷。

明天的《新报》，在龙舟赛开幕的头版头条之后，将会有大半个版面，介绍此案已成功告破。这样的话，张凡双就变得没什么事儿做，可能是因为考虑到我的身体，她被安排成了送我去医院的陪同和安慰者。

大伙儿松了一口气，但也倒吸了一口凉气。果真如周炳国当初预料的一样，管文明把重头戏放在开幕式这天。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办法，竟偷偷地印刷了数千份他杀害冯天天和何久安时的现场报道，除了遇害时的照片，还有诸如包含着“替天行道，打扫这个世界的肮脏”之类的只有精神病才会冒出的古怪想法。

这些“报道”被印刷成了单页，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没准儿他就是准备在欢庆的人群中散发这些传单的。我躺在救护车的病床上，听着张凡双讲抓捕彭峰的过程和经过。

彭峰被很幸运地找到了。当时他正撅着屁股趴在草垛子里拍鸟，被悄无声息的侦查员一脚踩在地上，但很快就被确认彭峰不是凶手。他真的是在想“拍出很牛的作品”。最好的证据是他的房东。那个在山上挖笋的农夫，几乎和彭峰同一时间被侦查员找到，在关键的几个时间点，都能提供彭峰的不在场证据。

在简短的沟通之后，彭峰立即想起了一件事。那是在他仍在捡破烂的那段时间，认识过一个叫管文明的人。这个人和他有着同样的兴趣。那段时间，全市捡破烂的人虽然很多，但既捡破烂还在脖子上挂了一个照相机的人，就显得非常扎眼。彭峰和管文明都是业余选手，因为惺惺相惜，彭峰主动找管文明聊过几次，后来发现这个人脑子有点儿不正常——按照彭峰自己的说法，不是真正地追求艺术，老是有些变态的想法，老说什么想拍一些“人死亡的过程”的话，让人觉得有点儿阴森森的。再后来彭峰摄影上有了点儿起色，所以也就不再联系当年同是草根的管文明了。

所以当警察把来意说明之后，彭峰马上就想起了这个人，并且成功地找出了这个管文明正是印刷厂的管文明。现场分析下来，作为《新报》的承印单位，管文明完全有途径接触到专案组民警。因为这份报纸是J市的市报，公安局几乎所有的通告，都要上这份报纸，一来二去，多少能够知道些警察的内幕。

何久安作为他的搭班伙计，管文明也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来策划对他的谋杀，而做到不露痕迹。任何一条线索都能让管文明进入侦查员的视线，现在那么多线索捻合在一起，所以周炳国作了一个大胆的推理，管文明即是凶手。

而且，这次推理终于准确了。一旦尘埃落定，所有的逻辑就清晰起来了。

我当时的猜想是这样的：因为他母亲的医疗事故，导致管文明的心里一直憋着怒火，而更早一点儿的时间，他应该患有心因性的性功能障碍。性无能本身就缺乏正当的发泄途径，向内伤害自己，向外就变成了伤害别人。

到这个时候，管文明内心的愤怒还不至于到达爆发的地步。那个中年男人被虐是在火上浇油，可我想，即使发生了这事儿，管文明还是能够用正常的思维来思考问题。不过由于女记者的采访却适得其反，没有救回那个男人的命，反而被收容，管文明自己也被牵连进去，他应该是这个时候开始变异的。

没准儿在他的视野里，所有人，那个中年男人、自己、女记者，还有医院里的女实习医生，都已经被符号化了。对于变态杀手来说，人是可以被物化的，这也符合李舒然最初的心理分析，他是因为仇恨才开始屠杀的。因为两次让他转折的，碰巧都是年轻的高知女性，所以这一类型的女性就成了他杀人最初的目标。

他在杀人的时候，是不是发泄了自己心中的愤怒呢？也许是，也许不是。但关键点是：他是个性无能者。照后面的犯罪行为来判断，他果然在杀戮中出现性冲动了。这是个漫长的过程，我不是性无能，所以没法体会，但我想这种冲动是极其微妙和美妙的，而且我也相信它一定会改变一个人。

如果说先期是愤怒，那么后期就开始慢慢转变成因“性”杀人了。他在为自己“疗伤”，从心理上慢慢转变成生理上。直到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将女性的尸体肢解，然后配以充气娃娃来制造特殊的治疗工具。

那个8岁的小女童，是治疗出现希望的开始，没错，这个办法让他获得了性功能，当他有了新的发泄途径之后，原先暴戾的内心变得开始和缓。他结婚了，有了孩子，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这使他变得正常起来，事隔多年之后，因为我们介入调查，又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原先隐藏起来的魔鬼从没有消失过，它被激发了出来，出现了这一系列的杀戮事件。

事实上，通过后来的审讯，基本证实了我的这个猜想方向是对的。只是更具体的，管文明的第一个谋害对象，正是那个挎着照相机的女记者。

我不是很想用“巧合”来解释案子的起因，但这个世界真的很小，况且所有貌似巧合的邂逅，归结起来总是能够找到原因的。就在管文明从看守所出来之后三个月，他在收破烂的时候遇到了那个女记者。

管文明心中的恶魔已经跃跃欲试躲在丛林深处觊觎着猎物了。女记者落入视线之中，是再好不过的对象。他跟了她整整半个月，然后在女记者一次单独外出时，瞅准机会，他干了自己要干的事儿。

他就用女记者的相机拍下了照片，并且拍下受害者遇害过程，成为了他的犯罪标签。按他自己的说法，他要表达自己的“声音”，这个世界不是像人们想象中那样光鲜亮丽的。

整个脉络，理解起来并不晦涩，我们每个人在各种各样不公平的境遇下，或许都有过类似的念头。只不过我们调整过来，或找到了宣泄的途径，或默默忍受转而变得麻木。管文明缺乏这样的心理防御机制，所以就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怪物。

故事说到这里，可以告一段落了，我们起初的目的，以及结局都已完成，不用我说，你也能够看得出来。然而故事还远没有结束，甚至说还没步入真正的高潮。

对于我来说，管文明的落网远不是重点，重点是1996年3月20日，正是有那个女记者发通讯的那天，有人刻意在干扰我们办案。李舒然从一开始便编织了一张网，这张网里有黄玉芬，有老李，还有神似林慕的女孩，以及因此而发生的一件件现在依然摸不着头绪的事情。

东方再次露出鱼肚白，霞光散出一点儿温暖的光亮，但很快就被埋没下去。龙舟赛开幕的这天是个阴天。我执意要去现场，因为我知道，李舒然绝不会就此停手。

我缠着绷带，坐在观摩台上静观事态的发展。鞭炮齐鸣，人声鼎沸，整个城市洋溢在欢快的氛围中，既为了比赛，也为了警察又除了一害。市领导上台讲话。有一个官员我看着眼熟，后来才知道不是政府的。有人告诉我他就是此次活动的主赞助商，致力集团的老总侯文杰，我在电视上见过他。

他在台上说着鼓舞人心的话，我一直紧绷着神经四处观察。我不知道李舒然又会做出什么出格的行为，也不知道何时会出现。我臆想着很多种可能，可直到闭幕式结束，也没有发生什么。

在J市待了两天，市公安局派出专人带着我们四处玩了玩，我们推脱不掉，只能心不在焉地跟着他们到处逛一逛。

这里的原始森林确实开发得不多，已开发的所谓公园与当初我和张凡双所在的那个原始丛林，简直就是小儿科。不过亲近自然，这倒是个好地方，因为开发得晚，所以很多东西都保持着原汁原味。

我们呼吸了两天新鲜空气，跟着他们吃遍了所谓的J市特产，准备返回。他们帮我们订了回程的火车票和机票。

火车是在下午两点，我们从J市出发，到达省城赶飞机。中午时分我们商定，为了不影响他们破案，准备悄无声息地走，到了火车站再给他们一个电话，推辞原本决定的欢送午宴。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我们已经进站了。

这个是周炳国的意思，我一开始还以为他又计划什么策略，直到我们坐上了火车，把行李放好，坐定下来，他一副归心似箭的样子，才让我觉得有些急了。

“难道就这么算了？”我问道。

“那还能怎样？”他看看我。

听完这话我眉头就皱了起来，这两天我把我所有知道的奇怪的事情都跟周炳国交流过了，而且还达成了共识，这其中一定另有猫腻。况且就算这些和我们都没有关系的话，那个长得像林慕的女孩又怎么解释？

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干扰我的视线，所有线索都表明，很多事儿我已经脱不了干系了。如果我们没法在这儿解决，就算回去，我还是难以脱身，难道周炳国就没意识到其中的问题，不顾我的感受，就这么打道回府了？

“可问题是，人家摆明了不想我们继续参与，留在这里也不会有什么作为。”周炳国继续轻飘飘地说着。

我眉头皱得更紧了，这算什么意思，难道就把我放弃了？

周炳国翘着眉斜视我：“你真想把事儿查清楚？”我不做声。

他继续问我：“你也知道，这事儿蹊跷得很，以我多年的经验来看，查清楚未必是件好事儿。”

“那怎么办？”我反问道。

过了一会儿，周炳国神秘兮兮地说：“如果你真想接着往下查，我倒有一招。”

就在列车将要启动的最后一分钟，我们拿着行李，重新踏回了J市的土地。车站上没什么人，几个工作人员在隔着我们数十米的地方聊天，看了眼这边三个奇怪的旅客，然后很快又把头别过去了。

出了火车站的大门，周炳国同我和张凡双分兵两路。他去了市局，我们在市区的某个地方静候佳音。在等周炳国电话的这段时间，我仔细消化他的话：“查清楚未必是件好事儿。”

我还年轻，还从未涉及如此深邃的旋涡。但电视、报纸还有局里曾经的一些传闻，多少听到过一些。其中的道理当然明白。可问题是，如果没有长得像林慕的女孩出现，我完全可以置身事外。但现在这个状况，就搞得我有点儿蒙。

我和张凡双找了家肯德基餐厅点了两杯可乐，然后坐在那里吹空调。

“你和林慕到底发生过什么？”张凡双绕了一圈，最终还是把这个问题问出来了。

我看看她，缓缓地说：“林慕有病，不是有病，是有‘病’，能明白吗？”张凡双茫然地看着我，显然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林慕的“病”一开始我并不清楚。我不想用庸俗的视角来分析自己，但人非完人，很多次我都想过，如果一开始就发现林慕是这个样子的，我还会不会和她好？这个答案也许永远都得不到了，反正跟林慕在一起我体会到了什么叫“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等我意识到一些情况时，我已经陷在其中，拔不出来了。

林慕是那种懂得打扮自己，又不会过分的女人。我第一次遇见她，是在一个朋友的聚会上。在我的印象中，那段时间我正好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处于男人的“生理期”，情绪低落，少言寡语，把自己置在“找个不爱说话的异性并排坐一会儿”的意境中。林慕显然正是在这个恰当的时候进入我的生活的。我的朋友从国外留学回来，林慕是他在国外女友的小学同学。我们在一家KTV唱歌，我坐在一旁喝着啤酒，默不做声，林慕恰巧就在我边上。她穿着一条黑白连衣裙，梳着马尾辫，头上戴着一个淡灰色的发卡。我得承认，这身打扮对我是很有杀伤力的。

约会期间，我们看过电影，聊过人生，在盛夏八九点钟的路边吃过排档，手牵手徜徉过江边小道，做过情侣间应该做的事情，直到那天……

最初我发现林慕有些不对，是她的眼镜。她戴着一副黑色木框的眼镜，镜片有些奇怪，我没有戴眼镜的经验，但还是发现她的镜片比别人的都要厚，而且在阳光的折射下发出七彩绚丽的条纹。

我以为这是一种时髦，后来才发现原来这眼镜别有用途。那天，我们约在味千拉面吃午饭。如果不是吃面条，也许我还会稍晚一些发现这个破绽。排骨从筷子间滑落，汤水溅在她的眼镜片上，她很自然地把眼镜摘了下来。

“我要去一趟卫生间。”林慕眯着眼说道。

在林慕离开之后，我好奇地拿起那副眼镜，端详了一会儿，总觉得有些不对，然后顺手就戴起来，这才发现了问题所在。

我裸视2.0的眼睛，居然没有感到头晕。继而发现这是一副黑白眼镜，戴上之后，世界顿时失去了色彩，变成了黑白一片。我不知道怎么来形容这玩意儿，也不知道你是否听说过类似的东西，反正我是没见过。

林慕这种奇特的癖好让我觉得有些不舒服。如果她仅仅因为好玩，倒也没什么，但自从我认识她的那天起，这副眼镜就没有摘下来过。我正好奇于其中的缘由，林慕从洗手间回来了。她看见我在摆弄她的眼镜，表情有点儿尴尬，然后迅速地戴上，默不做声地继续低头吃面。

过了一会儿，我尝试着说道：“我是现在问，还是过会儿再说？”

她说：“如果有可能的话，你还是别问了。”

我当然说好，但实际上这就成了一个小疙瘩，我不想用一些什么“男女恋人之间应该坦诚”之类的屁话来解释这个。其实没有人可以做到无动于衷，即使林慕只是个陌生人，我也会对此感到万分好奇。

一个人居然会拒绝色彩，而且拒绝得如此彻底？难道她眼镜背后看见的世界一直是黑白的？

这是个转折点。

林慕的家在这座城市的边缘，因为工作的缘故，所以她便在市区租了一个小房间。我从来没有去过，我总以为这是女孩子的性格所致，经过这顿午饭之后，林慕这道防线轻而易举地破了。

到了她家我才知道，不是她从不邀请我，她这是在隐瞒自己这个特殊的癖好。她的家，没有色彩，没有书，没有画报，只有黑木的家具和白色的墙壁，这着实让我吃惊。我不知道她摘下眼镜之后，是用着这种极端的方式在回避这个世界的色彩。

到了后来，随着我和林慕的关系更加亲密，去她父母家，也私下和她父母聊过这事儿，才发现还另有蹊跷之处。

林慕家是那种老式的院子，大门进去之后，有数间小房。这房子里也有些古怪，其中有一间小房间，就是林慕小时候住的。七八岁的时候起，林慕就单独住在这个房间里，一直睡到12岁，突然某一天晚上，林慕大声地哭号起来。不明真相的父母，开始以为是小孩子做噩梦。可事情似乎并不是那么简单，从那天起林慕就再也不肯回到那个房间里，说是看到了幽灵。

出于好奇我曾数次经过那个小房间。其实那里面简单得不行，一张靠窗的床，一把椅子和写字台，就是全部了。倒是因为那房间朝北，采光不好，所以无论什么时候总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

唯一让人觉得不协调的，就是这屋子仍然只有黑白色，唯独在墙上贴了一张类似于图腾的彩色图案。到这个时候，我已经意识到她这可能是一种病，没准儿是什么“色彩恐惧症”的病，应该去看看心理医生。但苦于一直没有好的机会，所以这事就这样耽搁着。如果知道这会导致后来发生的一系列的事儿，说什么也应该劝她去医院看看的。

“会不会是那张图腾一直刺激着林慕的视觉，才导致她心理上有些问题？”听完我的讲述，张凡双问我。这并非毫无科学依据，心理学意义上，确实有因为色彩刺激导致一些心理情绪变化的案例。

“我不知道。”我说。

“那后来，她怎么就不在了呢？”

我喝了口可乐，看看她：“因为我。”

“因为你？”张凡双吃惊地说道。

周炳国在电话里说一切顺利。按他的意思，如果真想留下来，怎么说还是得和这边的人打个招呼。我们待了有一段时间了，也都混熟了，况且J市也不大，这个时候说突然想留下来逛逛，也不足信，所以还是得找个理由。

周炳国琢磨的招，局长是没有办法拒绝的。这理由是从我身上找的突破口，我被“假林慕”跟踪的事儿，闫磊知道，那么现在我们决定留下来再作些调查，自然不是什么特别不靠谱的事儿。周炳国说了个谎话，说在火车站的时候，那个“假林慕”又出现了，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还是决定留下来探个究竟，以绝后患。

周炳国还跟局长暗示，很有可能牵扯到另一件案子，我得罪了人，所以被人一直跟踪至此，反正是瞎编的，他可以自由发挥，局长当然找不到什么借口反驳。而且，面子上的事儿还是要做，他问周炳国要不要协作。

“我跟他说需要的时候再说吧，现在自己先查着。”周炳国在电话里讲，“信不信由他，不信也拿我们没办法。”

周炳国已经在赶往酒店的路上了，让我们快点儿在那里碰头。我看着张凡双，拎着包，把杯子里的可乐喝尽，然后推门出来。

阳光热情得有些过分，经过这一折腾，已到了中午时分。站在肯德基的门口，我凭着记忆，大致辨别了方向，然后过马路拦了一辆车，朝南驶去。

要去的酒店，离这儿不远，大概十分钟的车程就到达了酒店。这酒店大堂不大，零零散散地坐着一些客人，正值退房时间，倒是接待台那边排了一个不长的队伍。我一个个看过来，没有可疑的人，也没有人注意到我。我低头又点了一根烟。

张凡双把房卡拿了过来，先开了两间，预留了一间给周炳国，我们拿着行李上楼。

我在床上呆坐了一会儿，把房间扫视了一遍。末了，还是不放心，又打开卫生间，甚至还有柜子的门，逐一检查才算作罢。

我换了拖鞋洗澡，洗完澡出来之后，热水壶里的水已经开了。我泡上宾馆里的茶，坐在那儿接着抽烟。卫生间里的水滴滴答答就像时钟在走，我喝了一口茶，想起一件事儿来。那就是无论我到哪儿，假林慕就跟到哪儿。

我仔细回忆着她出现过的时间、地点：单位边上的那个超市是第一次；然后来到J市，面馆的门口一次；图书馆一次。这些都是我日常琐碎的活动，或是临时起意，不存在规律可言。那么问题就来了，她怎么会知道我何时出现在何地？

我的头皮有些发麻，难道我无时无刻地被盯梢？这个也不现实，半年来有人盯着我，多少会有些感觉吧。巧合？这个理由我也不能信服。

难道真的是灵异事件，死去的林慕回来了？我胡思乱想，越往里陷，就越觉得心里发凉。空调的风正对我吹过来，我浑身起鸡皮疙瘩。仔细体验一下，这莫名的寒意不是来自前方，倒是来自后方。椅子是靠在墙壁上的，这是在四楼，我感觉背后墙上的窗外，有股寒意逼来。我那个强烈的预感又出现了。

我悄无声息地站起来，转了一个圈，走回床边，拉开窗帘布往外望。眼前的一幕让我差点儿呆坐在地上。假林慕又出现了，就在马路对面，站在树下。

我冷静思考了一会儿，对着镜子洗了一把脸，深呼一口气，然后重新潜回窗边。假林慕还在那里，我走回房间，关掉电视，尽量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然后开门出去。

出了宾馆大堂的门，假林慕依旧在马路对面，背对着我，她已经开始动了，背后仿佛长了眼睛一样，总是和我保持着距离。

有了上几次的经验，我不再操之过急了。既然她这个时候出现，我想，不出意外，一定又是想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

我不紧不慢地跟在她的身后，穿过一个商场，从边门出去，沿着河边前行了200米左右。在一家商务楼的前面，她坐上了一辆出租车。我把脸侧向马路，举手拦了一辆空车，然后跟了过去。车在大街小巷里穿梭，中午刚过，马路上车流不多。

“别太近，也别太远。明白不？”我对司机说着。

“那人欠你钱？”司机问我。

“嗯。”我顺口答应着。

车驶出了城区，上了一座小山坡，蜿蜒的路，像一条丝带环在山体上。从我这儿看，有几个独栋别墅，隔得挺远地立在路边。

“她不欠你钱。”司机半开玩笑地说道。

“什么？”

“这是富人区，几乎全市的有钱人都住这里，她怎么可能欠你钱？”我没有回答，看着假林慕的车转过一个弯，消失在山后，过了一会儿又钻了出来，在视野中半山腰上的一栋别墅前停了下来。

我看着窗外，主干道边有条山路，隐蔽在茂密的树林里。

“等等，这条路通往哪儿？”我问。

司机看了看：“你说哪条？”

我手往窗外指了指：“通不通得到那栋别墅？”

“应该可以吧。”

“把车开慢点儿，”我从钱包里掏出一沓钱，数几张，塞给了司机，“你接着开，慢点儿，然后停在那辆出租车500米开外的地方，停十五分钟你就可以走了。别耍花样，我记着你的车牌号。”说完，我打开车门，顺着车行的方向跳了出去，就势在草丛里打了一个滚。

我拍拍身上的尘土，蹲在那里看着出租车远去，假林慕还没有从车里下来，这是预料之中的事儿，她正在等我。只不过这次我不想按照她的思路来行事，人还是要跟踪，但我不能让她知道我的动向。

我猫着腰在荆棘中前行，很快就潜到了那栋别墅附近，这条小路能够通到别墅的边缘。

我乘坐的出租车停在500米开外，假林慕已经下了车，站在别墅的门口，她在等我，只是并不知道我已经从车里下来了。十五分钟过得很快，出租车司机很好地履行了诺言，等足了时间然后掉头开走了。

假林慕显然有些诧异。我的心里有种强烈的兴奋，就像出了一口恶气，这回轮到她茫然失措了。我像个野战部队的情报人员一样纹丝不动。

该死的电话又响了，铃声显得有些突兀，我赶紧掏出手机，摁了接听键，是周炳国。

“我又看见林慕了。”我压着嗓子说着，然后报了自己的方位。

话说到一半，假林慕突然把脸转向了我这边，我吓了一跳，不知道她有没有看见什么，或者听见什么，赶紧挂断了电话。她若有所思地思考了一会儿，然后打开别墅的铁门，走了进去。我蹲在草丛里思考，一分钟后，作了一个决定，翻墙进去，即使前途未卜，起码我也得知道答案是什么。

等假林慕走进房间，我从草丛里钻了出来。夏天的草丛不太好受，忍受蚊虫叮咬不说，叶子锋利的边缘，还能把你裸露的肌肤划出一道道口子。我走了出来，继续猫着腰向那栋别墅挺进。

这座别墅占地面积大概600平方米，想要绕着围墙走一圈不被发现，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得找个比较合适的落脚点。

围墙上有电网，四个角落还有摄像头。这种防盗措施严密的私宅，说不定里面还养着一条狼狗。唯一的优势，倒是这儿地方偏僻，邻居间相隔甚远，不用担心有路人经过干扰我的行动。和我预想的一样，电网没电，只是虚张声势的摆设。我在屋后挑了一个稍矮的墙头，鱼跃上去，趴在墙头，继而用木棍拨开了铁丝网的一个口子，然后钻了进来。

翻墙进入私宅，还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警报器没有响，也没有狼狗，刚落地，我就赶紧躲到房子的角落，像电影里的那些武林高手一样，用耳朵来分辨四周的情况。

一切正常，顺利得让人有些吃惊。我听了一会儿，依然没有动静。没有人发现我进了院子。这别墅的门朝南，木制的，不管锁没锁，我都没打算从那儿进。先前是绕着围墙，现在我又绕着这楼转了一圈，在偏西的那个地方，看到了一扇虚掩着的窗户。

这窗户是往里推的，我顺势推了一个小口子，里面像是个储物间，灰尘密布，角落里有白布盖着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又跳了一次，从屋外跳进了屋内，然后关上窗，屋子里顿时暗了下来。现在是下午，艳阳高照，可屋子的黑暗，居然到了要适应一会儿才能看清的地步。我摸索着走到门前，把耳朵贴在门上，听外面的动静。

接下来，我几乎一直就在重复这一系列的动作，听动静，前进，周而复始。越是顺利，就越是让我不安的情绪积蓄得多。

转眼间，我已经来到了客厅。一个巨幅的电视挂在正中，然后是沙发，沙发边上有茶几。我持续保持着毛着腰的姿势，从沙发后绕过去，看见通往二楼的楼梯。刚准备上楼去看看，突然发现茶几上有张单人照片。照片上的应该就是这栋别墅的主人。这让我有些惊讶。我站在沙发前愣了一会儿。

这个人我认识，如果算上电视上的那次，我一共见过这男人两回，没错，侯文杰，就是这次龙舟赛的主赞助商。

假林慕为什么要把我引到侯文杰家里？我愣了一会儿，楼上传来了轻微的响动，像是有人走过地板，我暂时放下心中的疑问和照片，然后往楼梯那边走去。

我一边上楼，一边小心翼翼地走边思考照片上的人，穿着奶白色的T恤衫、运动裤、白色的运动鞋，戴着帽子在高尔夫草坪上做挥杆动作。这个众所周知的有钱人，如果和假林慕乃至李舒然一伙有关联，起码解决了很多资金上的问题，这也从另一侧面来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会有那么大的能量。

这潭水似乎不是一般的深！我猛然觉得自己进来得有点儿草率了。敌暗我明。好不容易不再被假林慕牵着鼻子走了，现在岂不是又自己送上门来了？

我完全可以躲在暗处，来个反跟踪，彻底搞清楚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团伙。现在贸然地进来，失手不说，就算待会儿和假林慕正面相对了，她会乖乖地说出一切吗？

想到这里，我的脚步不禁停了下来。就算跟不到假林慕，那么盯着这个侯文杰应该也有收获的吧？就在这一系列思想斗争的当口，我已经决定再次退出去，与其针锋相对，不如躲在暗处先观察。

我往后挪了两步。“咚”的一声传来，这回是真的心头一惊了。我赶紧靠到墙边，尽量蜷缩身体，用耳朵分辨四周的情况。

这一声之后，恢复了平静，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确认刚刚的“咚”声不是来自楼上，而是来自楼下，听方向就在我刚刚经过的客厅。

可客厅根本没人。我慢慢挪到楼梯边，想找个合适的视角往下看，扑鼻而来的血腥味，让我吃了一惊。

我觉得有些不对劲儿，正准备往楼下冲，客厅的大门“哐当”一声闭合起来，有个人刚刚跑了出去，看背影像是假林慕！

我紧接着跟下来，绕过沙发，朝大门跑去。突然，我倒吸了一口凉气——沙发后面的地上躺了一个男人。是侯文杰！

我意识到自己的推测出错了，侯文杰和他们不是一伙的，此刻，他正倒在血泊中，胸口插着一把匕首！

我往前走上两步，想想不对，再次往大门那边跑去追假林慕，手触到门把，扭不开。门竟然被锁上了。我定下心来，又扭了一次，门确实被锁上了。

悲催的是，窗户也打不开。不祥之感顿时汹涌而来，我绕着客厅转，就在5分钟不到的时间里，客厅所有的门窗都被堵上了。

很难形容我当时的心情，比较确切的说法是既恐惧又疑惑。恐惧的是，我再一次像一只任人摆弄的小鸡仔似的被关在了有一具新鲜尸体的房间里；疑惑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

我返回尸体旁，侯文杰的鲜血流了一地，我伸手探他的鼻息，已经没有呼吸了。我摸了摸颈动脉，心跳也停止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在一瞬间，形势急转直下。我站起身来，看了看四周，然后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我并不奢望能够打通，既然对方已经把门窗都锁死了，怎么可能给我留一条与外界联系的生路？这屋里肯定有干扰器。所以当我看到空的信号格，并没有意外。桌上倒是有电话，但不用想，连手机信号都能屏蔽，电话线一定是被切断的。

当所有的出口都被堵死，我反而淡定下来了。反正出不去，也联系不到别人，干脆坐下来想想，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坐在沙发上，对眼前的情形并不乐观。深宅大院，邻居又远，被发现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更要命的是，侯文杰的尸体就在离我不足三米的地方。尸体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居然被迫和一具尸体共处一室。这背后隐藏的动机，十分令人疑惑。

我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虽然还不至于像热锅上的蚂蚁，但已经不自觉地来回踱步了。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心情越来越烦躁。我走到大门前，扭动把手，门纹丝不动。我踹了两脚，靠，有钱人家的大门总是牢固得像块铁板。

我退了回来，绕过尸体和沙发，来到窗前。实在不行，就只能砸玻璃了，我想。这玻璃是双层的，得用点儿工具。我环视客厅，门旁有一把木制的椅子。我拎起来试试，应该有些冲击力。我站在距离窗户三四米的地方，抬起椅子，深呼一口气，然后猛地砸了过去。没有破碎，只出现了几道很细的裂痕。

我趴在窗户前，端详着这些裂痕，然后后退又重复了一次。裂痕倒是大了点儿，但依然纹丝不动。太阳就在不远处，隔着玻璃照射进来，仿佛在嘲笑我的无知和无能。

这窗户是有机玻璃，而且厚实。熟知这种材料的人士，应该知道我为什么突然一下沮丧下来了。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在材料课上学过这种玻璃的韧劲和抗击打能力，当时我们班最大个儿的同学，用锤子足足砸了四五下，才把地上的这种玻璃砸碎。

我现在没有铁锤，而且这玻璃窗还有两层，仿佛火车车窗，看来有钱人家的保安工作真是做到极致了。我病急乱投医，竟然奢望能用木椅子把玻璃窗摔破，简直是痴心妄想。

我坐回到沙发上。刚才那两下颇费体力，加之和管文明搏斗时的旧伤尚未愈合，经过这一折腾，显然有些体力不支。我坐在那儿喘着粗气，想法子。

别急！我告诫自己。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冷静。烦躁反而解决不了问题。客厅很大，我有时间仔细作一番观察。依然空荡荡的，墙壁上既没有暗格，也没有折叠式的家具，但地板和灯具却颇为气派，无处不透露出豪华奢侈。从细节来看应该是侯文杰刻意把客厅弄成这样的。这也说明我可以利用的工具，除了那把椅子别无他物。

客厅的西面有个净水机，这是我先前没有注意到的。我走过去倒了一杯水，然后缓缓喝下，心情顿时好了不少。别急！我又一次对自己说。类似的情形我经历过一次。半年前我和张凡双也被困在老王的车里，当时是用皮带的金属头脱险的。

我站了起来，再次走到窗户边，看着玻璃窗的结构，似乎有点儿希望。我着实兴奋了一会儿。这玻璃窗的窗框是铝合金的，并且四角用螺丝钉固定在了墙壁上。我赶紧脱下皮带，用了同样的伎俩拧那些螺钉。

动了。我又是一阵兴奋，这个招数屡试不爽，看来我下半辈子注定要系这种搭扣式的皮带了。很快解决了这些小玩意儿。玻璃窗顿时松了不少。我把皮带头嵌进框和墙壁的缝隙，用力往外撬，眼看整个玻璃窗就要被扒下来了，我停住了手上的工作。

从窗户的上端，忽然出现了一个黑点。那个黑点在变长，像是垂下来的一截什么东西。我脸贴着玻璃往上看，那黑点变成了一条黑线，变长变粗，就像一根绳子。当时我还在想，这是什么玩意儿？等我辨认出这是什么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我拼尽全力往后撤。可抵不住他们是受过训练的，一声巨响，半空中出现一只黑色的军靴，一脚踢来，原本就松动的窗户，顿时被踢了下来，我的胸口重重地挨了一记，直接一个弧线把我踢倒在地上。

我的胸口顿时往上涌来干涩血腥的液体，一个像铁塔一样的大汉，用膝盖又重重地补了我一记。我眯着眼想要看清来人，对方的衣服我非常熟悉，而且还戴着头套，头套上刻着标志。

“我是警察！”我拼尽力气喊了一声。

“我们也是。”那大汉戴着特警的头套，语气冰冷地说着。

我的肩膀像是断了，他还死死地踩着，即使我亮明了自己的身份，就像那会儿的老李一样，仍然被摁在地上。我熟知这帮孙子的手法，他才不会管你受不受伤，一招制敌一向是他们唯一的原则。即使误伤了，顶多事后跟你说声“对不起”。

我躺在地上说不出话来，尽管我有满肚子的话要说，凶手刚跑，现在追的话还来得及。可眼前的这个大汉，一脸凶神恶煞，根本由不得我开口。

“凶手刚跑！”

“老实点儿！”我的脑袋又重重地挨了一脚。如果你被陷在一个凶杀现场，并且尸体近在咫尺，就在这个时候警察来了，你会怎么想？第一反应当然是遇到麻烦了。这是人之常情，普通人很难有这样的机会，我虽说是警察，可这种情形也是第一次遇上。

这都算是好的。事儿是经不起往坏处想的。我就在尸体不足五米的地方，正在绞尽脑汁卸下受害者家的玻璃窗，如果我是第一个进入现场的警察，也会觉得自己不是什么好鸟。这会产生一种可能，难道假林慕把我关在这儿，然后找来警察，是想用谋杀的罪名陷害我？

说实话，对于最坏的可能，我反而是不担心的。怎么说我也是公安大学毕业的。现场的痕迹虽说很乱，可我到底还是有些刑侦常识，起码知道保护现场。即使有点儿费劲儿，但只要我说得清楚，再加上勘察，这个陷害成立的可能微乎其微。他们不至于会弱智到这种地步吧？

我期待着门外进来更多的人，不出意外，更大的领导应该紧随而来，我希望能够辨认出一两个认识的，赶紧把局势扭转过来。我趴在地上不做声，以免再次受到伤害。我咬着牙忍受着疼痛，甚至还恶作剧地在想，待会儿他知道了我真实的身份，会是什么样的一种表情。

不过我的如意算盘没有得逞，大汉似乎并不想在现场突击审问，他低下头看了看我，然后手一挥。我眼睁睁地看着原先紧闭的大门不是被踹开的，而是轻而易举被扭开的，门外进来个瘦高个。从手势和气势来看，进来的那个瘦高个职位还没这个大汉高。而且我不认识他，他们不由分说地把我架了起来，戴上手铐，还给我套上了黄色的牛皮纸袋，然后像拖一摊烂泥似的把我拖到了门外。

我感觉我的双脚根本不是在走路，几乎被他们架在半空，这时候我意识到有点儿不妙。事情并没有向我想象的方向发展。

“我要见你们领导。”我说。

我的后脑勺又重重地挨了一下。“见个屁！”有人回答道。

整个过程干脆利落。应该是出了别墅的大门，我就听见了门外的汽车马达声，车没有熄火，而且我分辨出那是一辆后开门的警车，因为我就是从车屁股后面被塞进去的。然后车门“哐当”一声关闭了。

车颤抖了两下，迅速开走了。我被按在座位上，背靠着车厢侧壁。我适应着眼下的情况，端直身体。就这个日常的动作，都传来骨头“吱吱嘎嘎”的声音，我怀疑自己身上是不是有不止一个地方骨折了，疼得要命。

“有人吗？”我问道。

只有汽车的轰鸣声，没有人回答我。可我确认车厢里一定还有别的人。

“有人吗？”我锲而不舍地问着，“我要见你们领导——”话音未落，我就收住了自己的话。

所有的事情，来得太突然，一气呵成，我都没时间考虑，现在一空下来，我猛地意识到一个问题。

身处纪律部门多年，先不说这些特警行动时的态度，更大的破绽是，我当然知道，按照程序，如果有人报案，首先出警的应该是片区110，确认情况后，上报上一级单位，派来相关的队伍。特警怎么会莫名其妙地突然一下就出现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