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早上我待在图书馆里，然后走到四十二街的录相器材大卖场和TJ见面。我们先一块儿观赏一个梳着马尾、留一道稀疏金黄小髭须的小鬼玩一个叫做“站住别动！！”的电动游戏，创下最高分记录。游戏的主题也和大部分电玩游戏一样——宇宙中隐藏着各种充满敌意的力量，随时可能忽然扑向你，意图伤害你。倘若你反应快，或许可以存活一时，但迟早你会被某种力量毁灭。这一点我不想争论。

男孩终于“死了”之后我们才离开。到了街上TJ告诉我那个小鬼叫“袜子”，因为他脚上的袜子永远不成对；这我倒没注意。TJ说袜子大概是杜斯一带玩游戏的第一高手，通常只靠一个铜板，就能玩上个把小时。当然还有比他更强的，但那些人都不太在江湖上露面了。一时之间，我的脑海里突然浮出一个画面——闻所未闻的连环谋杀案的动机：电动游戏高手一一遭到杜斯业主杀害，原因是后者因蚀本而萌生杀心。但其实这不是原因，TJ解释，一旦玩到某种境界，再也没办法进步，便会丧失兴趣。

我们去第九大道一家墨西哥餐厅吃午餐，他想听听我最近到底在办什么案子。虽然很多细节我都没提，但后来可能还是说了很多本来不打算告诉他的内情。

“你知道你需要什么吗？”他说，“你需要我替你工作。”

“做什么？”

“任何事情！你总不想整个纽约市乱跑吧，看看这个，查查那个。你其实想派我去。你不认为我可以做调查工作？大哥，我每天在杜斯晃荡，就是在做调查工作，这个我拿手。”

“所以我就给他点事去做。”我告诉埃莱娜。我们约在第三大道的男爵戏院见面，赶一场四点钟的电影，然后去一家她听说有得卖英国下午茶、配牛油松糕加冻奶油的新地方。“之前他曾经提到一件事，提醒我那也是有待调查的事项之一，所以我觉得雇用他去替我调查比较合适。”

“什么事？”

“公用电话，”我说：“凯南和他哥哥送赎金的时候，对方叫他们去公用电话亭等。他们在那儿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又叫他们去另一个电话亭等。到了那边，对方打电话来叫他们把钱留下，人离开。”

“我记得。”

“昨天TJ打电话给我，我们讲到他的硬币用完了，我本来想打给他，可是办不到，因为他打来的那个公用电话上没有号码。今天早上我去图书馆在路上转了一下，发现大部分的电话都没有号码。”

“你是说那条小纸片不见了？我虽然知道纽约市人什么玩意儿都偷，不过偷那个也太蠢了吧。”

“是电话公司把它们撕掉的，”我说，“目的是想阻止毒贩。毒贩都用公用电话打寻呼机彼此联络，这你也知道。现在他们不能这么做了。”

“难怪现在毒贩都没生意做。”她说。

“从报上看似乎是这样。总之，我查查布鲁克林的那两个公用电话，看看它们的号码还在不在。”

“会有什么差别？”

“我不知道，”我说，“大概差一点点，或根本没差别，所以我才没自己跑去看。不过查到个结果也无妨，所以我给了TJ几块钱，派他去布鲁克林。”

“他认得布鲁克林的路吗？”

“等他回来的时候就认得了。第一个公用电话离弗莱特布什IRT线地铁最后一站只有几条街，应该很好找。至于他怎么去韦特兰斯大道，我就不知道了。大概得从弗莱特布什乘公车，再走一段很长的路吧。”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区域？”

“我和库利兄弟开车经过的时候，看起来还可以，我没特别注意。基本上好像是个蓝领阶级白人区。怎么啦？”

“你是说像贝森赫斯特或霍华德海滩？TJ去那儿招摇过市了吗？”

“这我连想都没想过。”

“布鲁克林还有很多区域看到黑人小孩在街上走会有怪异的反应，即使这个黑人小孩打扮保守，只穿一对大高统球鞋和突击者队的夹克。我猜他还剪了个奇怪发型。”

“他脖子后面剃了一个几何图案。”

“我就知道。但愿他能活着回来。”

“他不会有事的。”

晚上她突然说：“马修，你只是想找点事给他做，对不对？我是说TJ。”

“不，他省了我跑一趟，否则迟早我得自己去，或叫库利兄弟开车送我去。”

“为什么？你为什么不能用你以前当警察的那一招，从接线员嘴里套出来？或是去查对号电话簿？”

“你得先知道号码才能查对号电话簿。对号电话簿依照是号码顺序排列的，你找到一个号码，后面显示地址。”

“哦。”

“不过的确是有一本专门列出公用电话地址的电话簿。而且你说得没错，我是可以打电话找接线员，骗她说我是警官，叫她告诉我某个电话的号码。”

“所以你就是在照顾TJ嘛。”

“照顾？根据你之前的说法，我是在叫他去送死。不，我不只在照顾他而已。查电话簿和骗接线员都只能查出公用电话的号码，却不能告诉我电话上面的号码到底还在不在，那才是我想知道的。”

“哦，”她说，过了几分钟后又问，“为什么？”

“为什么不呢？”

“你为什么这么在意电话上面的号码到底还在不在？有什么差别？”

“我不知道这其中是否有差别，可是绑匪知道怎么打到那些电话。如果电话上面都有号码，那就不稀奇了；可是如果上面没有号码，他们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骗接线员或是查对号电话簿嘛。”

“那就表示他们懂得怎么骗接线员，或是知道去哪里找公用电话的电话簿。我不知道这代表什么，或许毫无意义。也许我之所以想查出这个答案，是因为关于电话，我能想到的只有这一点。”

“怎么说？”

“我一直觉得很纳闷，”我说，“我派TJ去查的事其实没有他帮忙也很容易查出来。昨晚我一整夜都睡不着，我突然想到唯一能和绑匪联络的方法，就是打电话。那是他们留下的唯一的线索。绑架过程本身毫无漏洞。看到他们的人不少，看到他们在牙买加大道上绑走那位女老师的人更多，可是他们却没有留下任何可以定罪的痕迹。不过他们倒是打了几个电话。打到湾脊库利家的就有四五个。”

“你没办法查吧？电话线早就切了。”

“应该有办法查的，”我说：“昨天我打了一个多钟头的电话，跟各大电话公司的服务代表谈，骗了不少关于电话的学问。你打的每一个电话都登记有案。”

“连本地电话也一样？”

“嗯，所以他们才知道你在每一个不同收费标准时段里，各使用了多少信号单位。收电话费不像抄煤气表，只要抄到用掉的总度数就可以了。你打的每一个电话都会被记录下来，算在你账上。”

“这些数据资料他们会保留多久？”

“六十天。”

“所以你可以去弄张清单——”

“列出从同一个电话号码打出去的电话，他们的清单是这样列的。比方说我是凯南·库利，我打电话去，说我想知道在某一天内，从我的电话打出了多少通电话，他们就能列印出一张单子，上面有日期，和我打的每一个电话的时间和长度。”

“可是这不是你要的资料。”

“对。我要的，是每一个打去给库利的电话资料。但他们不这样记录，因为这样做没有意义。他们的科技可以做到在你还没拿起话筒之前，就告诉你是谁打给你的，也可以在你的电话上装一个小液晶显示装置，显示对方电话号码，让你决定要不要接。”

“这种装置还没上市吧？”

“纽约还没有，争议性太大。或许这个装置可以减少很多骚扰电话，或是让那些专爱打骚扰电话的人去喝西北风，可是警方担心一旦通行，就没人敢打匿名电话通风报信了，因为会暴露自己。”

“如果现在就有这种装置，而且库利也装了——”

“那么我们就会知道绑匪是从哪几个电话打来的。他们可能会用公用电话，因为从各方面看来他们都很职业，不过至少我们会知道是从哪一部公用电话打来的。”

“这点很重要吗？”

“不知道，”我坦承，“我不知道什么情报才算重要。不过有什么差别呢？反正我也弄不到。我老觉得既然每个电话在电脑里都有记录，就应该有法子依照接收的那部电话整理出一张清单。可是跟我谈过的人都说不可能。他们不是这样存档的，所以没办法这样调出来。”

“我对电脑一窍不通。”

“我也是，那玩意儿搞死人了。我跟他们谈，结果他们用的字眼儿我一半以上听不懂。”

“我懂你意思，”她说，“我们一起看足球时我就有那种感觉。”

那天晚上我在她那儿过夜，早上趁着她上健身房时，我用了她不少电话费。我打给很多警员，撒了很多谎。

我多半时候自称是记者，正在替一家真实犯罪故事杂志整理一篇绑架案的报道。很多警察对我无话可说，或是忙得没时间说话，也有不少人乐意合作，但只想谈些八百年前的案子，或是一些绑匪特别蠢、或警方破得特别漂亮的案子。我想听的是——问题就在这里——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听什么。我是在钓鱼。

最理想的情况是，我可以钓到一条活的，某人曾遭到绑架，而且幸存下来。我可以想象他们是如何一步一步晋升到谋杀的，如何试探、练习，可能单独行动，也可能集体作案，不过却将受害者释放，或是受害者自己逃脱了。当然，假设有这样的女人存在和真正找到她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要想找到生还的证人，假装是自由记者并不怎么行得通。在保护强奸案受害者方面，咱们的司法系统还算完善——至少在上法庭以前是如此，上了法庭就不同了，辩方律师可以当着上帝和众人的面，再重新对她们施暴一遍。但此刻在电话中，没有任何人会透露受害者姓名。

于是我将目标转向性犯罪小组，身份又变回私家侦探：马修·斯卡德，受雇于某电影制作人，他正在拍摄一部关于绑架与强奸的周末电视剧集。争取到担任女主角的女演员（目前我无权泄露她的姓名）渴望能对该角色进行深度研习，尤其想与真正有过类似不幸经历的女性面对面交流。基本上，女主角除了不愿亲身遭遇之外，什么细节都想知道。愿意协助她的女性将依照其意愿，受聘担任技术顾问，或在影片前后列名感谢。

我自然不要求索取姓名及电话号码，也不会迳自主动联络。我希望该小组某位人员，如曾担任过这样一位受害者的心理辅导工作，或许能够代为联络。我解释道，在我们的剧本里的受害者，遭到两名有虐待狂的强奸犯挟持，进入一辆货车，受到凌虐，并被威胁将受到极大的生理伤害，尤其是被切除肢体。当然，如果能找到和我们的虚构人物有同样经历的女性最为理想不过，而这位女性又愿意协助我们，同时借此过程为未来可能遭遇类似经验的女性尽些微薄之力，或给予已经历经类似事件的女性一次渲泄、甚至治疗的机会，即请她出面指导我们的好莱坞当红女星演出一个可能成为经典的角色——

这个故事的效果出奇地好。即使在像纽约这样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电影摄影小组作业的城市，一提到电影工业，似乎仍能立刻捕捉人们的注意力。“只要对方有兴趣，请她打电话给我，”最后我把名字及电话号码留下，“她们不必提供真实姓名，整个过程都可以选择匿名参与。”

埃莱娜走进来的时候，我正准备结束和曼哈顿性犯罪小组一位女警员的谈话。她等我挂了电话之后说：“你怎么可能在旅馆接听这些电话？你从来不在那儿。”

“柜台会帮我留话。”

“留那些不想留姓名和电话号码的人的话？这样，你干脆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他们吧。我通常都在家，就算我不在，至少她们打来的时候，电话应答机里是个女人的声音。我做你的助理，帮你筛选那些愿意留下姓名和电话号码的人，有什么不好？”

“没什么不好，”我说：“你确定你想这么做？”

“当然。”

“那我太高兴了。我刚才打的是曼哈顿小组，之前还打过布朗克斯区。本来想把布鲁克林和皇后区留到最后，因为我们知道绑匪在那一带活动过，我打算借着前面的练习把说不通的部分顺一顺。”

“现在全说得通了？我不是想多嘴，不过你觉得让我来打这些电话是不是会比较好一点？你的语气听起来的确够温和，也够有同情心，可是我总觉得只要是由男人来讨论强奸，他好像总避免不了借此过瘾的嫌疑。”

“我知道。”

“你看你只要一说‘周末电视剧集’，大家立刻联想到女性又要在另一部廉价煽情电影中受到蹂躏了。但若换成我来说，感觉马上就升华了，仿佛这整件事是全国妇女组织赞助的一般。”

“你说得对。但我也觉得由我来讲还可以，尤其是曼哈顿小组反应还不错，不过抗拒力还是很大。”

“你讲得好极了，亲爱的，不过让我来试试如何？”

我们先就前提沟通一遍，确定她都记下了，然后我拨通了皇后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性犯罪小组，把话筒交给她。她在电话上大概讲了十分钟，语气既诚恳、干练，又具专业水准。当她挂上电话时，我真有鼓掌的冲动。

“你觉得如何？”她问：“会不会太诚恳了点？”

“我觉得完美极了。”

“真的？”

“嗯，看到你这样撒谎还面不改色，真是吓人。”

“我了解。每次我听你讲话的时候心里都在想，这么诚实，他什么时候学会这样撒谎的？”

“我从来不认得哪个好警察不是说谎高手的，”我说，“你永远都在扮演角色，摆出一种适合对方的举止态度。这种技巧对私家侦探来说更重要，因为你查的情报永远都是你在法律上无权过问的。如果说我在这方面很在行，那是因为这是工作要求之一。”

“我的情况也一样，”她说，“现在想想，其实我也无时无刻不在演戏，那就是我的工作。”

“顺便提一下，昨晚你的戏演得好极了。”

她瞪我一眼，“可是很累，对不对？我是指说谎这件事。”

“你想退出？”

“门儿都没有，我才刚刚热身哪。下一个打给谁，布鲁克林还是斯塔顿岛。”

“别去管斯塔顿岛。”

“为什么？难不成斯塔顿岛就没有性犯罪？”

“在斯塔顿岛上性就是犯罪！”

“哈哈！”

“真的，或许他们也有性犯罪小组吧，我不知道。可是那个区的事件跟其他四个区比起来，简直不算数。而且我实在无法想象三个男人驾着一辆货车飞车驶过韦拉扎诺大桥，就为了过去强奸和伤害。”

“也就是说我只剩下一个电话可打喽？”

“每个区警察分局也有自己的性犯罪小组，”我说，“而且通常每个分局都有强奸案专家。你可以请值勤的警员把你转给专案人员。我可以替你列张清单，不过我不知道你到底有多少时间。”

她给我一个“过来吧”的眼神。“只要你有钱，亲爱的，”她戏谑地说，“我就有时间。”

“说实话，我没有理由不付钱给你，你也可以列入库利先生的支付薪资名单。”

“哦！”她说，“每次我一找到我喜欢做的事，就有人要塞钱给我。说真的，我并不想拿钱。等到这一切都成为回忆之后，你可以请我去吃一顿天价情调晚餐，如何？”

“都听你的。”

“然后呢，”她说，“你可以塞一百块钱给我当出租车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