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纽约人民的一封公开信。”

这是威尔的标题。就像其他信一样，这封信是写给并寄给《每日新闻》的马蒂·麦格劳的。而《每日新闻》也独家刊登了这个消息，放在头版，与麦格劳署名撰写的报导在一起。他的专栏“答客问”放在边栏，而威尔的公开信全文则放在第二版。这封信按威尔的作风来说相当长，几乎有八百字，和麦格劳专栏的长度一样。

信的一开始，他宣称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被谋杀是他的功劳（或是责任）。他以夸耀的口气，先叙述那套用来保护惠特菲尔德的复杂设计，有防盗铃，有三班保镖，还有装上防弹玻璃的装甲钢板加长型轿车。“可是没有人能成功的阻挡人民的意志。”他宣布，“没有人能逃得了，也没有人能躲得开。看看罗斯韦尔·贝里，他逃往奥马哈。看看朱利安·拉希德，他躲在他圣·奥本斯的围墙内。人民的意志无远弗届，可以穿透坚固的防御设施。无人能挡。”

威尔继续说，惠特菲尔德绝不是全世界最坏的律师。替无法根除的恶人当法律代表，只是他的工作而已，但为了服务于他的当事人，他却乐意做任何事，不管有多么可憎、多么不道德。“当一个律师为站不住脚的事情辩论时，我们点头认可，甚至容许他们为了当事人的利益这样做，这更助长了他们的狂妄。”

然后威尔又批评司法系统，质疑陪审团制度的价值。他没有举出什么令人惊异独创观点，不过他讲得头头是道，以至于几乎让人忘记，你是在读一个连续杀手的信。

信的末尾，是一段个人感想。“我发现我已经厌倦杀人了。我很高兴曾经被选中来作为这几次社会治疗行动的工具。但为了大善而被召唤出来作恶，我个人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我现在要休息了，直到我再度被召唤出来行动的那一天为止。”

我有个疑问，于是打了六个电话，希望能得到答案。最后我打电话去《每日新闻》，我把自己的名字告诉接电话的那位女士，说我想和马蒂·麦格劳谈话。她留了我的电话，过不到十分钟，电话铃响了。

“我是马蒂·麦格劳，”他说，“马修·斯卡德，你是惠特菲尔德雇的那个侦探，对吧？我想我们见过一次面。”

“好几年前了。”

“我大半辈子都是在好几年前。你找我有什么事？”

“要问你一个问题。那封信是全文一字不漏地照登吗？”

“当然。怎么？”

“没有任何删改？没有应警方要求保留任何句子？”

“我怎么能告诉你呢？”他的声音听起来很苦恼，“我只知道，你也可能是威尔。”

“完全没错，”我说，“另一方面，如果我是威尔的话，我或许就会知道你有没有删我的信了。”

“耶稣啊，”他说，“我根本不想负责做这种事。编辑台那个混蛋删我的稿子时，我知道自己有什么感想，但我可不是个杀人狂。”

“噢，我也不是，我的想法是这样：从这封信的内容看来，并没有驳斥自杀的理论。”

“威尔信里谈到了这个话题，他说是他杀的。”

“他以前没跟我们撒过谎。”

“据我所知，”他说，“的确没有。罗斯韦尔·贝里在奥马哈遇害的事情，他拒绝证实或否认，但是很巧妙地暗示是他动手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提到过贝里是被刺死的。”

“没错，可是警方封锁了这个消息，所以从这点可以确定是他动手的。”

“那么最近这封信有类似的内容吗？因为我没看到。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想知道信的内容有没有被删改。”

“没有，我们全文刊登了。老实告诉你，我可不喜欢去当那个删稿子的人。我已经因此得到删稿那家伙过多的关注了。”

“我可以想象，你要得到那么多读者，代价一定不会小。”

他的笑听起来像小猎犬的吠声。“就这个角度来讲，”他承认，“那是他妈的天赐好运。我唯一后悔的是他没在我前阵子签约谈判之前开始行动。同时，作为威尔面对世界的窗口，实在令人紧张。我难免会想着他一个星期会看我三次文章。要是他不喜欢我的文章怎么办？我最不想激怒的，就是他这种原创思想家。”

“原创思想家？”

“只是一个名称罢了。不过我心里原来想说的是‘疯狂任务’。而且我刚刚想着，说不定他窃听了我的电话，而且他会怨恨我对他的心理状态进行诽谤。所以我讲到一半就进行编辑的改稿工作，把‘疯狂任务’删掉，改成了‘原创思想家’。”

“记者的职业病。”

“可是紧接着我又并不真的认为他会窃听我的电话，而且他在乎我怎么称呼他吗？这些名称绝对不会伤害到他。我想棍子和石头也伤不到他。你怎么会觉得他说自己杀了惠特菲尔德是撒谎？”

“他隔了这么久才又写信。惠特菲尔德已经死了整整一个星期了。”

他沉默了片刻。然后说：“这正可以证明。”

“证明什么？证明是他干的？我不明白。”

“我们正在讨论这了点，”他说，“说不定明天的报纸就会登出来。所以我不想在电话上告诉你，因为明天这些事情会见报。你在纽约吗？你知道《每日新闻》在哪里，对不对？”

“第九和第十大道之间的三十三街。不过如果你没问，我说不定会跑去东四十二街的老地址。一想到《每日新闻》，我脑袋里面浮现的第一个地点就是那儿。”

“邮递区号是多少？”

“邮递区号？你要我写信给你吗？”

“不，不是。嘿，你对乳头不反感吧？第九大道和第三十二街交口有个叫兔女郎无上装酒吧的地方，白天这个时候，那儿比阴郁的教会还安静。半个小时后在那儿碰面如何？”

“好。”

“要认出我很容易，”他说，“我身上穿着衬衫。”

我不知道兔女郎无上装酒吧到了晚上是什么景象。一定更为活色生香，有更多年轻女郎展示她们的胸部，也有更多男性盯着那些胸部看。而此处在任何时候也可能是哀伤的，那种深沉的哀伤存在于绝大部分为我们并不高贵的原始本能提供娱乐的商场。赌场也因而有哀伤的气氛，布置得越俗丽，哀伤就越明显。那儿的空气有一种卑微的梦想与破碎的誓言的腐坏气味。

白天稍早时，那个地方毫不起眼。那只不过是个洞窟般的房间，门和窗户涂上黯淡的黑漆，内部没什么装潢，家具是前任屋主遗留物与廉价拍卖品的组合。两名男子占据了吧台的两端，注意力分散在电视（播放着CNN，声音关掉了）和酒保之间。酒保的乳房（中等大小，略微下垂）看起来比她的明亮红发要来得货真价实得多。

酒吧里还有个小舞台，晚上也许有舞者表演，但现在却是空的，只有收音机里放着老歌。一名女侍者像酒保一样，穿着有兔尾巴的短裤，头戴兔耳朵，脚蹬高跟鞋，除此之外全身赤裸着，在吧台和桌子间服务。也许午餐时间人会多一点，但现在前头只有两个男子各占一张桌子，还有一个人独自坐在角落的吧台凳子上。

独自坐着的那个是马蒂·麦格劳，任何人都能认出他来。他一张昂头抿唇的小照片每星期随着专栏登出三次。他本人比照片里多了一些灰发，不过自从威尔事件爆发后，我在电视上看过他太多次，已经习惯了那些灰发。除此之外，时光并没有改变他太多，如果真有什么不同，那也不过像漫画家笔下的效果一样，强调已有的特征，眉毛更浓一些，下巴更突出一些。

他已经脱下了西装外套，松开领带，一只手包着玻璃啤酒瓶的底部。酒瓶旁有个装烈酒的小玻璃杯已经空了，廉价威士忌的味道从他的鼻孔间直透出来。

“斯卡德，”他说，“我是麦格劳。这位亲爱的达令——”他摇摇手叫那个女侍——“跟我保证说她名叫达琳。她从没骗过我，对吧，甜心？”

她笑了。我感觉她一定常被开这种玩笑。她一头黑色短发，乳房很丰满。

“酒保名叫斯塔茜，”他继续说，“可是她也可能是说斯佩茜。别点太复杂的酒，点饭后酒会要的你的命。在这里，点一份烈酒或啤酒会比较安全，而且最好挑便宜牌子的烈酒，因为不管怎么点都一样，无论酒瓶上写什么，你喝到的都是便宜的酒。”

我说我要杯可乐。

“好，这也很安全。”他说，“不会太冒险。达琳，再给我来瓶一样的，不要换，明白吗？”

女侍走开了，他说，“邮递区号是一OOO一，或者我该说一零零零一？你注意到现在大家都怎么搞吗？”

“什么怎么搞？”

“说零的方式啊。你在电话里念自己的信用卡号码，你会念‘O’，而不是‘零’，他们重复时会改念零跟你确认。你猜我怎么想？都是电脑搞的鬼。你抄号码时，打字母O或数字零，又有什么差别？看起来都一样。可如果在键盘上，你要按不同的键。所以得确定才行。”

我们的饮料来了。他拿起他那杯烈酒，一口饮尽，然后又喝了一小口啤酒。“总之，这是我的理论，不喜欢就拉倒。总之和威尔的信无关。他写错邮递区号了。”

“他把零写成O吗？”

“不不不。他完全写错了。正确地址是西三十三街四百五十号，可是天知道是什么原因，他把邮递区号一○○○一写成一○○一一。一○○一一是切尔西和西格林威治村的邮递区号。”

“我懂了，”我说，其实我不懂，“可是有什么不同吗？他把街道和门牌号码写对了，而且老天在上，你们是《每日新闻》。应该不会太难找才对。”

“你当然是这么想，”他说，“而我要引用我前面的说法，都是因为大家不讲O而改讲零，而且都是因为得在键盘敲对的缘故。都是他妈的科技入侵每个人生活的结果。”

我等着他做进一步解释。

“那封信就因此迟到了，”他说，“你能相信吗？我可不想猜一天有几封信寄来《每日新闻》报社，大部分是用蜡笔乱写的。所以你就可以想象，邮局里替我们分信的那个笨蛋应该会知道我们报社在哪里，而且有个邮局大支局就在就在我们报社旁边。你要做的就是把那邮递区号里头的一换成O，对不起，要命，我是说换成零，结果分信的人漏掉了。他们真是他妈的智障。”

“信封上应该有个邮戳。”

“还不止一个，”他说，“有原先那个邮局的，收信的邮局送进机器印上邮戳之后，运到上城西十八大道老切尔西支局，从那儿再把往一○○一一的信送出去。然后某个邮差装进邮袋里头，送信送了一圈又把信带回来，盖上第二个邮戳，从老切尔西那边丢出来，送到第十八大道的法利大楼，那儿才是送往一○○○一邮递区号的中心。第二个邮戳是用手盖的，这个年头大概可以拿来收藏了，不过你有兴趣的、也是任何人有兴趣的，是第一个邮戳。”

“对。”

他放下他那瓶啤酒。“我希望我能拿给你看，”他说，“不过当然被警方收走了。那个邮戳可以让你知道两件事情，收信邮局的邮递区号和送进机器印邮戳的日期。收信的邮递区号是一○○三八，邮局是佩克坡。”

“日期是哪天？”

“惠特菲尔德遇害那一夜。”

“时间呢？”

他摇摇头。“只有日期。一开始我没注意，不过是那天晚上没错，他死的那天晚上。”

“星期四晚上。”

“那天是星期四吗？对，没错，星期五的早报就登出消息了。”

“但邮戳是星期四。”

“我刚刚不就这么说的吗？”

“我只想确定自己没想错而已，”我说，“信是在午夜之前通过邮戳机的，因此日期是星期四，而不是星期五。”

“完全没错。”他指指我的杯子，“这什么，可口可乐？还要续杯吗？”我摇头。“哎，该死，我还要再喝。”他叫了达琳，又要了一份同样的酒。

我说：“惠特菲尔德是在那天夜里十一点左右死亡的，第一个报道的是纽约第一频道十二点之前的快报。除非我漏掉了什么，那封信应该是在惠特菲尔德死前就寄出了。”

“有可能。”

“只是有可能？”

“噢，你得确定邮局一点都没出错才行，”他说，“你已经知道寄那封他妈的信花了多长时间，所以其他部分的运作为什么要精确完美呢？我看很有可能是某个人在午夜之前就把邮戳上的时间往前调整一天了。不过我也相信很有可能威尔是在惠特菲尔德死前就把那封信寄出了。”

“佩克坡。”我说，“就在富顿街鱼市旁边，不是吗？”

“没错。不过那个邮局负责整个一○○三八邮递区号的邮务，包括一大块市中心。第一警局广场，市政厅——”

“还有刑事法庭大楼，”我说，“说不定他那天下午去过那儿，看着阿德里安进去代表欧文·阿特金斯接受认罪。他已经在威士忌里面下毒，也写好了那封信，于是他就把信扔进邮筒。他为什么不多等一会儿呢？”

“我们已经知道他是个自大的家伙。”

“不过不会盲目自大。他在他的受害者死前就把信寄出去。假如阿德里安出去吃晚餐，喝了半瓶葡萄酒，回到家不想混着喝纯麦威士忌呢？假如威尔的信出现在你桌上时，惠特菲尔德还活着呢？那怎么办？”

“那我就会打电话给警察，他们会赶到惠特菲尔德的公寓，在他喝之前把那个苏格兰威士忌瓶子抢走。”

“他提过那瓶苏格兰威士忌吗？”我掏出随身带着的《每日新闻》剪报，扫视一遍。达琳把我们的酒端来，静静把酒放下，同时收走前一轮的空杯子。她不必跟我们收钱，这类酒吧通常端酒过来时都会要你当场付账，不过现在大家都用信用卡付钱了。现在他们会放个账单，跟其他餐厅没两样。“他提到了毒药，”我说，“而且谈到惠特菲尔德公寓的警卫森严。可是没特别点出毒药是放在威士忌里面。”

“可是，只要他提到了毒药，还有公园大道的公寓——”

“警方就会彻底搜查过，发现苏格兰威士忌里面的氰化钾。”

“而结果威尔看起来像个吹牛大王。”

“所以他为什么要冒险呢？他为什么急着要寄出这封信。”

“或许他当时要离开纽约。”

“离开纽约？”

“再看看剪报，”他说，“他宣布他要退休。再也不会有任何杀戮了，因为他不干了。他要跟我们说再见。这不就像一个可能正要乘慢船去中国的人会说的话吗？”

我思索着。

“事实上，”麦格劳说，“他为什么又要在这封信里宣布退休呢？他这封信宣布惠特菲尔德是他杀的，就已经制造了够多的新闻了。其他的事情可以留着下一封信再说。不过要是他急着收山搬到达拉斯，或都柏林，或——不知道——达卡？要是他得赶飞机，那当然就得把所有的新闻一次写完而且马上寄出了。”

“可是万一信在惠特菲尔德喝下毒酒前就寄到了，那怎么办？”

“如果我们假设那个狗娘养的是个疯子，”他说，“那就很难猜想他的打算，不过我假设他有两个选择。要么就回纽约设法把惠特菲尔德干掉，要么就放过惠特菲尔德。然后说不定他会再写封信给我谈这件事情，也说不定不会。”他伸出手敲敲那张剪报。“我认为，”他说，“他心中完全确定，惠特菲尔德会直接回家，喝下苏格兰威士忌。他信里一副在谈既成事实的态度，可见他认为事情已经确定，惠特菲尔德已经死了。如果信里有任何一个字或词暗示结果还未定，那一定是我看漏了。”

“嗯，你是对的，”我说，“他写信的口气似乎事情已经发生了，可是我们能确定当时惠特菲尔德还没死吗？”

“这封信被盖上邮戳时，很可能惠特菲尔德还没死。当然可能性很小。不过信可能已经被扔进邮筒，而且已经分好信，运到佩克坡邮局，准备送进印邮戳的机器——”

我再度扫了一眼那份剪报。“我在电话里面问你的是，”我说，“信里是否完全排除了自杀的可能性。”

“所以我才会提议碰面，也所以我们才会坐在这儿。那封信中，除了威尔说是他干的之外，并没有排除自杀的可能。他以前并没有撒过谎，但邮戳却排除了这一点。”

“因为惠特菲尔德死前，信就已经寄出了。”

“你说得没错。他也许已经决定要把惠特菲尔德自杀的功劳抢过来。可是就算他再厉害，也不可能事前猜到惠特菲尔德打算自杀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