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的很感激。”他一边说，一边舀了一匙糖放在咖啡里，搅动，加奶，再搅动。“你知道，”他说，“我几乎要放弃了，差点就没给你打电话。我翻电话簿找私家侦探。我只知道你的名字，不知道你姓什么。而我找不到任何叫马修的人。我在想，说不定我该罢手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是不是？”

“的确有的汽车贴纸是这么写的。”

“然后我又想，汤姆，就再试一次，看看有什么结果，别钻牛角尖，总不能另外找个侦探去找这个侦探，至少再拨一次电话，走一步算一步，就算游不过河，最少也得弄湿脚吧，而且谁知道呢？说不定你只沾个边，说不定你能哗啦一下随着一个波浪就冲过去了。”

到目前为止，那道波浪领着他到了火焰餐厅，我们在吸烟区找了一个雅座。多年以前我通常跟客户在酒吧见面，现在我改成了咖啡馆。我这也是在随着生命之流漂荡，看它可以带着我走多远。

“所以我就打电话给团体交流中心，”他说，“我要求找一个‘戒酒很简单’团体的联络人，因为我知道那是你最初参加的团体。除非你换了，又搬了家，或索性搬出了城。也说不定重新又喝上了，谁知道呢，对吧？”

“没错。”

“反正他们给了我一个号码，我就打去扯了个谎。我说我在一个聚会遇见你，你给了我电话号码，但被我弄丢了，我从来不知道你姓什么。接电话的人也不知道你的姓，但他马上知道我要找谁，所以我才知道你还在戒酒，而且还待在这个区。他给了我另外一个号码，那个家伙叫里奇，我也不知道他的姓，但他知道你的姓，而且在他的簿子里就有你的电话。所以我就打来了，昨晚一次，今早又一次，你回了我电话，于是现在我在这里，”他吸了口气，“如果你说我疯了，我可以立刻掉头回家。”

“你是不是疯了呢，汤姆？”

“我不知道，”他说，“请你告诉我。”

他看起来很正常。他有五英尺八九英寸高，跟我错过没看的中量级拳手差不多，但稍微重一点。圆脸，前额的皱纹及嘴角的纹线使他原本男孩子气的脸显出年岁。淡棕色头发剪得短短的，上面一层已经稀薄了。他戴着金丝边眼镜，我猜一定是老花近视两用，因为他在点咖啡之前，先取了下来看菜单。

他穿一件淡蓝色运动衫，塞进打折的棉布长裤，脚穿棕色纹底便鞋。旁边椅子上放着他的外套，蓝绿色的衣服镶着深蓝色边，胸前口袋一道L.L.Bean商标。他戴着一个式样简单的结婚金戒指，手腕上是不锈钢表带的天美时电子表，运动衫口袋里放着一包骆驼牌香烟，烟灰缸里还点着一根。他固然不像什么时髦人物，但绝对称得上社会中坚，一个布鲁克林区的家伙，一个顾家的男人，工作努力，赚钱养家。他看起来一点也不疯狂。

我说：“说说，为什么你觉得乔治是无辜的？”

“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否有理由这样认为。”他拿起香烟，弹了灰，又放下来。“他比我大五岁，”他说，“我说过吗？先是他，然后是我姐姐，接着才是我，我成长时，当然十分崇拜他。他从军时我才十四岁，就在那时候，我已经发现乔治跟别人不一样，他经常直直地瞪着远方，有人问他问题，他常常一点反应也没有。我知道这些，但我仍然崇拜他。”他皱起眉头，“我干吗说这些？说我了解他永远不可能杀人？任何人都可能杀人，我自己也几乎杀了人。”

“怎么回事？”

“大概在我戒酒之前两年吧，发生在某个酒吧，有人推我，我就推他，他撞过来，我就撞过去，他挥拳我也挥拳。他倒了下来，并不是因为我的身手好，而是他绊着了自己的脚。哗啦一声，撞着了头，不知是酒吧栏杆，还是吧椅的底座，我不知道是什么，他昏睡了整整三天，他们甚至不确定他是否能活命，如果他死了，我就犯了过失杀人罪。我有什么话好说？说我不是故意的？过失杀人罪的意思正是这样，你不是故意杀人的。”他沉浸在回忆里摇摇头，“长话短说，第三天他清醒过来，不愿意告我，不愿意再提这档子事儿。后来我又在酒吧遇到他，我请他，他请我，我们变成了最好的朋友。”他拿起烟，看看，把剩下的烟蒂捻熄。“但一年之后他还是被杀死了。”

“又是酒吧打架？”

“抢劫。他在拉尔夫大道的一家钱庄当助理。三个人一起遭到枪击，他，一名警卫，还有一名顾客。只有他死了，真是倒霉透了，说不定他命该如此。但如果说他注定死于横祸，那么一年以前我就得进监狱。我不是一个有任何暴力倾向的人，之所以会发生，只是因为有人推我，而我还手了而已。”

“你很走运。”

“我一辈子都很走运，”他说，“但我可怜的大哥却不。他是那种会躲避争执的人，但某种情况下，他却怎么躲也躲不了。在他的生活之中，暴力永远在不远之处等待。”他直起身来。“但上个星期发生的事，”他说，“完全不合常理，那不像乔治。”

“什么意思？”

“你看，”他说，“警察拼凑出来的故事是这样的：霍尔茨曼在街角的公用电话亭打电话。乔治靠过去向他要钱。霍尔茨曼不睬，对他说不，甚至叫他滚开。乔治拿出枪，开枪杀死他。”

“有什么不对之处？”

“你常在附近看到乔治，你曾看过他跟人要钱吗？”

“我不记得看到过。”

“相信我，你从没看过。乔治不跟人要钱。他不喜欢跟人要任何东西。如果他真没钱，又需要用几个钱，而卖瓶瓶罐罐又不够，他可能会在红灯时到车前给人擦车窗。就是这样，他也不会硬要钱。他绝对不会去打搅一个穿西装打电话的人。乔治碰到这种人，一定会走开。”

“说不定乔治问他时间，但不满意他得到的回答。”

“我告诉你，乔治根本不会跟他说话。”

“说不定他又陷入进去，以为他正在作战。”

“是什么刺激了他呢？看到有人在打电话吗？”

“我懂你的意思，”我说，“但这只是我们的猜测，是不是？如果你看证词……”

“好，”他说着，身子往前倾，“老天，就让我们来谈证据，依我看，这正是整个案子不能成立的地方。”

“真的吗？我以为他们的证词很有说服力。”

“哦，乍一看的确很有说服力，”他说，“我也承认这一点。有证人指出他在现场，但这有什么了不得的？他就住在离街角不远之处，每天他一定会经过那座公用电话亭。据说还有其他证人听他谈起枪械杀人之类的话，但那些证人是怎么样的人？其他流浪汉对不对？他们总是告诉警方任何警方想要听的话。”

“其他具体证据呢？”

“我猜你是指弹壳。”

“有四个，”我说，“跟他们从死者身上取出的四颗九毫米子弹完全吻合。开枪时，这些弹壳会从凶器里自动弹出，不过警察在现场没找到，倒是他们逮捕你哥哥时，从他的军用外套口袋里搜了出来。”

“这项证据不能说不有力。”他承认。

“很多人会说罪证确凿。”

“但对我来说，这不过证明我们已经知道的事罢了，也就是说在枪杀发生之时，他正好人在附近，说不定只有几步之遥，站在不远的门边。霍尔茨曼没看到他，凶手也没看到他。霍尔茨曼打电话，凶手出现了，可能是走过来的，也可能是从车上跳下来，谁知道？砰砰砰砰，霍尔茨曼死了，凶手也不见了，不是飞奔而去，就是跳上车跑了。然后乔治走过去。说不定他目击了所有发生的事，也说不定他原来在打瞌睡，但被枪声吵醒。好了，现在有个人倒下了，街灯的光线照在人行道上四颗发亮的金属上。”他停下来，垂下眼睛，“我可能讲得太过分了，我最好闭嘴，不然你会觉得我比我哥哥还疯。”

“说下去。”

“哦？好吧，然后他向前走几步，好仔细看看被害者。这是他很可能会做的事。他看到了弹壳，他曾经当过兵，知道这是什么。你记得他对警察说的话吗？‘你们该巡逻一下这个区，’他告诉他们，‘该捡起自己的弹壳。’”

“这听起来像是他该对这些弹壳的存在负责，这些弹壳是从他的枪里跳出来的。”

“在我听起来，这只表示他神志迷糊了。地上睡着一个死人，同时还有弹壳，对他来说，这种情况只可能发生在越南。他立刻想起在军队时，他们告诉他巡逻时要捡起炮弹壳，他就照这样做了。”

“如果我们假设他是在试图隐藏证据，不是更简单明了？”

“但活见鬼了，他隐藏什么？那些子弹壳就放在他夹克口袋里，他带着它们走来走去晃了一整天，直到他们把他抓起来。如果他要隐瞒证据，他有的是机会把它们丢掉。他们说他走到河边把枪丢掉，说他站在码头把枪掷进水里。他丢掉枪但居然留下弹壳？他可以把它们随便丢在哪里，垃圾桶，垃圾场，阴沟，但他没这样做，他把它们装在口袋里整天带着走。这怎么说得通？”

“说不定他忘了。”

“四颗铜弹壳？它们一定在口袋里叮当作响。不，说不通，马修，说不通的。”

“我觉得任何人都认为你哥哥的行为举止没有任何理性可言。”

“就算如此，马修，就算如此，你看，我们再来说那把枪。杀人凶器是一把九毫米手枪，对不对？从霍尔茨曼身上取出的子弹也是九毫米，乔治口袋里的弹壳也是九毫米。”

“所以呢？”

“但乔治有一支点四五。”

“你怎么知道？”

“我看过。”

“什么时候？”

“大概一年以前。可能更近一点。我去找他，有东西要给他。我开车绕了半天才找到他。他去了他常去的几个地点之一，靠近罗斯福医院的入口处。”他喝了两口咖啡，“我们走回他的房间，好把我带给他的东西收起来，大都是衣服，还有几袋饼干。他一向喜欢吃那种奶油核果饼干，里头有花生酱夹心。从我们小时候起，他就最喜欢那种饼干。不论我什么时候去看他，我都不忘带几包。”他闭起眼，半晌才张开，“我们到他房间，他说他有东西给我看。他住的地方乱七八糟，到处堆满了杂物，但他很清楚什么东西在哪里，他搬开一些东西，拿出了一把枪。他把枪包在一条发臭的毛巾里，他掀开来给我看。”

“你认得出那是一支点四五？”

他迟疑了一下。“我对枪知道不多，”他说，“我在店里放了一把左轮，点三八的，就放在收银机下面的架子上，放了好几个月了，但我碰都没碰过。我们的店在海洋大道西侧的金斯高速公路附近，卖家电的，从搅拌机到洗衣机烘干机无所不卖，但没有多少现金交易，现在大家不是用支票就是用信用卡，不过他们不管多少都抢，他们吸点快克可卡因，脑子里就一团糨糊，如果收银机里一点钱也没有，他们就地开枪以示愤怒。所以得放把枪在那里，不过我祈祷上帝，希望我永远不必用到它。

“那是支左轮，我不知道我刚才提到没？乔治给我看的那支不是，它不像我的那把有一个轮轴。它是L形的，长长方方。”

他在桌面画出形状。我告诉他听起来这是手枪没错，但他怎么知道是点四五？

“乔治说的，他叫它四五口径手枪。他用的词儿是什么来着？军队随身佩备，就是这句话，政府发的军队随身佩备。”

“他从哪里搞到的？”

“我不知道。我问过他，他说什么从越南带过来的，不过我不相信他从越南带回来。我想他在那里可能有过一把。我的猜测是，他可能在街上找到或买到。我不知道枪里有没有子弹，或他到底有没有子弹。警察找到附近的人说他经常带着枪，而且到处拿给人看。说不定他真是这样。看他过的生活，我可以想象他带着一把枪以策安全，甚至用来自卫。但他有什么必要对一个正在打电话的人自卫？不过无论如何，你不能从一把点四五口径的枪里射出九毫米的子弹，对不对？”

“那把枪哪里去了？”

“你说我看到的那把？这可难倒我了。他们逮捕他时，枪并不在他身上。他们捜查他房间时也没找到。他们说乔治告诉他们什么他在码头把枪丟进了哈德孙河，他们潜水下去但什么也没找到，谁知道他们去对了码头没。你想听我的想法吗？”

“怎么样？”

“几个月前乔治把他自己的枪丢进河里。不知为何缘故，他觉得带着不安全，他就把枪丢了。当他们逮捕他问枪的下落，他说他丟了，他没办法说清楚发生在什么时候，因为他根本记不住这类事情。还有另一种可能——谋杀案发生后他着急了，在他捡起弹壳之后，他决定最好丢了枪，所以他冋家，找到枪，丢了它。还有另一种可能——”

他接着想出各种版本来配合证据，但在每个版本里，他哥哥都是完全无辜的。最后他终于绞尽脑汁地望着我，问我的想法如何。

我说：“我怎么想的？我想警察抓对了人。你哥哥给你看一支九毫米的枪，但告诉你是点四五，因为它们看起来很像，而且又是那种他熟悉的半自动手枪。我想他可能在搜瓶瓶罐罐的时候，在垃圾桶里找到这把枪。我想他找到枪时，枪膛里一定还有几颗子弹。我想以前有人用这把枪犯案，之后就把它给扔了，这是枪支为什么常会落到垃圾箱、垃圾场及河里的原因。”

“天哪！”他说。

“我想当格伦·霍尔茨曼打电话时，你哥哥在附近哪家门边打瞌睡，不知是什么让他从梦中或幻想里惊醒。他看到什么或听到什么，不论是在街上或是在梦里，让他相信霍尔茨曼是个威胁。我想他出于本能，在他还不知道他人在哪里或正在做什么之前，已经连开了三枪。我想他射了第四发，也就是最后一发，打中了霍尔茨曼的后颈，因为在东南亚是这样将人处死的。

“我想他捡起弹壳是出于他受过的训练，但同时也因为这些弹壳会把他跟枪杀联系起来。我想这也是他丢枪的原因。如果他不是忘了那些弹壳的存在，或忘了该把它们丢掉，他一定会丟掉的。我想他不记得射杀了霍尔茨曼，因为当时他没有完全意识到他自己的行为。他在做梦，或是在回忆。”

他往后靠，好像他的胃垮了下来。“啊，”他说，“我以为——别在意我怎么想。”

“你但说无妨，汤姆。”

“你看，我原来以为得花几千块给乔治找律师，结果他们已经任命了一个，而且因为乔治没有钱，所以由政府付钱。不但如此，那律师绝不比我可以请到的差，再说他跟乔治已经建立了联系。”他耸耸肩，“所以我手边有这一笔原来要花的钱，我就想，你知道，说不定可以找人做点调查，查查看说不定乔治是无辜的。我一想到侦探，便想到了你。但如果你百分之百确定他有罪——”

“这不是我的意思。”

“不是？听起来像是那样。”

我摇摇头。“我是说我觉得他有罪。那如果是他干的，说有罪并不很合适，因为他可能以为自己是在西贡以北什么地方处决一个狙击手。但这只是我的想法，而且只根据现有的初步证据。不过以我们手边有的资料，我很难想象有别的可能，但也许还有我们两人不知道的东西，如果我发现了新的资料，我自然会改变现在的想法。所以，没错，我觉得是他干的，但我也可能错了。”

“假如不是他杀的，我们有办法证明吗？”

“你必须证明，”我说，“因为我认为，你不可能找出检察官审查这件案子中的漏洞，以此来证明乔治是无辜的。就算你可以攻击某些证人的证词，那几颗弹壳是强而有力的具体证据，几乎跟还在冒着烟的枪差不多。既然他们已经有足够证据证明他有罪，你唯一可以做的事是提供他绝对无辜的证据。霍尔茨曼很显然并没有自杀，如果乔治没杀他，凶手一定另有其人。”

“所以你得去找出真正的凶手。”

“并不全是，你并不需要指认他，或成立一个案子去告他。”

“不需要？”

“不完全需要。比如说，飞碟从天而降，一个火星人跳了出来朝霍尔茨曼打了四颗子弹，跳上飞碟飞回外太空。如果你可以证实，如果你可以证明它确实发生，你并不需要展示出飞碟，或是要那火星人出庭作证。”

“我明白了。”他拿出一根烟，点燃了，隔着一层烟雾说，“嗯，你觉得如何？你愿意去找那个火星人吗？”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可能并不合适，”我说，“因为我和格伦·霍尔茨曼认识。”

“你认识他？”

“不太熟，”我说，“但比我跟你哥哥要熟一些。我到过他公寓一次，我见过他太太，我跟他在街上谈过几次话，我还跟他在隔壁街上喝过一回咖啡。”我皱起眉，“我不会说我们是朋友。事实上，我也不能说我有多喜欢他，但我不觉得替杀他的凶手脱罪会使我心安。”

“我也不会。”

“什么意思？”

“如果是乔治杀的，”他说，“我也不想替他脱罪。如果是他扣的扳机，那么他对他自己或别人都危险，理该被关起来。但如果他没做，我希望能还他清白。如果他是清白的，那么你还犹豫什么？你只在乔治是无辜的这个前提下才帮助他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他没做，一定另有其人。如果乔治因此被关了起来，那么那个真正的凶手就逍遥法外了。”

“我了解你的意思。”

“至于你认识死者这一点，”他说，“对我来说，你最合适不过。你认得霍尔茨曼，你认得乔治，你熟悉这一带。在我看来，你已经有了开始。假如有人可能找出凶手，我敢说一定是你了。”

“我不确定自己真有这样的能力，”我答道，“我觉得不是你哥哥做的可能性很小，而且想证明这一点可能性更小。我怕你只是把钱丢进水里。”

“这是我的钱，马修。”

“你说得有道理，你爱怎么花就怎么花。问题是，这是我的时间，就算有人付钱，我也不想随便浪费。”

“万一他是无辜的——”

“那是另一回事，”我说，“你相信他是无辜的，绝大部分是因为你愿意这样想。呃，让我们假设他是无辜的，如果你坐着不动，他就得为他从来没犯过的罪被关一辈子。”

“这么一想就让我发狂。”

“嗯，但这是不是天底下最糟糕的事？汤姆，你自己也说过，他不会被关在一般的监狱，他会待在某个精神病院里，在那里他的日常所需不成问题，而且还会得到某些帮助，就算他是无辜的，就算他是被错关的，这样不好吗？他们会给他吃，他们会要他洗澡，照顾自己，他会得到治疗……”

“他会得到屁的治疗，他们会给他穿上紧身衣，把他搞成他妈的白痴。”

“也说不定。”

他取下眼镜，揉着自己的鼻梁。“你不了解我哥哥，”他说，“你见过他，但你不了解他。他不是无家可归，他有一个房间，只是他很少待在那儿，所以就跟没有一样。他不能忍受被关起来。他有一张床，但他几乎从来不睡。他不像一般人那样睡觉，晚上睡到清晨起来。他睡觉像只野兽，一次睡个半小时一小时，不分昼夜地睡睡醒醒。他会在长椅上伸直了睡，在门边蜷起来像猫一样地睡。

“他喜欢生活在室外，就算冬天他也老是跑出去。只有最冷夜晚才能把他赶进室内。就算冷得要命，他也只是不断地加衣服，直到把他所有的衣服都穿上身，全塞进他的军用夹克里为止。然后他就不断走路取暖。一走几个小时，一英里接一英里。

“每一天，他只穿那件军用夹克，我从来没看过他穿别的。现在，他们从他身上脱下来一把火烧了。他们剥光了他所有的衣服，全丢进焚化炉烧光了。他们还会做出什么事？我去见他时，他们替他洗了澡，把他清理干净。他们没有替他刮胡子或剪头发，因为他们不准这样做，除非他同意，但这是暂时的，如果他被关进一个永久性的精神病院，规则就不同了。

“你可以说我哥哥有精神病，我猜也是，但他一辈子都是这样，他们不可以就这样改变他。我不是指关起来会害死他，顶多他只是离现实越来越远，他爬进了他心灵的更深处，在那里建立他自己的世界。”

他直直望着我，摘下眼镜后的他看起来更无助，但似乎又更坚强。

他说：“我不想美化他的生活，把他说成某种高贵的野蛮人。这是一种可怕的生活。他过得像野兽一样，他生活在恐惧及痛苦之中。如果他没有落到被关起来绑上紧身衣，他会跌落在地铁前，会在外面冷死冻死，走运点的话，说不定被有虐待狂的青少年放火烧了。天哪，马修，说什么我也不愿过他那种生活，但这是他的生活，你懂我的意思吗？这是他他妈的生活，就让他他妈的这样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