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将死之时有权对自己的财产做出处置，这是合乎常理的行为规范，虽无可争辩却又往往令人困惑不解。他的财产，那些祖宗传下来的田产，那些辛苦赚来的钱，如今对他是一点用处都没有了；种下的每一棵树，除了摆在棺木上的松柏枝，也是不大可能跟随它们短命的主人而去的。不过，在手和脑的合作关系被完全解除之前，他在遗嘱结尾处写下的那几句炫耀之词，却可以使穷光蛋在一夜之间暴富，或者剥夺一个挥霍浪费者的遗产继承权，又或者在为实现许多毫无意义、稀奇古怪的目的的过程中被继承人挥霍掉。不管怎样，他的财产对他一点用处都没有了。过去曾经有这么一种说法，一个人如果在今世将财产的使用交代清楚，来世可以更加幸福美满，不过我们早就已经摒弃了这种观念。他的财产对他是一点用处都没有了，但是对于期待已久的他的子孙甥侄们，对于救生艇基金管理机构和猫科动物栖息地，对于因遗产税税收不足而勉力维持的英国财政部而言，却大有用处。他是所有这一切的主宰。可是，所有的权威性书籍都告诫我们，金钱对于我们，往往是利大于弊的。既然这样，当这一切发生之时，我们为什么要把这种伤害交给（我们姑且假定）某个即将离世的人来处理呢？遗嘱人从今往后除了拥有不可剥夺的坟墓之外，对自己的财产便没有任何保留权了，这时，为什么还要让他对自己财产的毫无意义的挥霍浪费做出安排呢？

以上这些疑惑正是约翰·博托尔爵士在所立的最后一份遗嘱中，条理清晰地一一列举出来的。他是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末期的一位颇有些名望的出庭律师，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对政治没有任何欲望，对爵位也没有什么奢求。在伟大的维多利亚女王去世之后不久，约翰·博托尔爵士就退休了，他把世界交给两个年轻力壮的儿子约翰和查尔斯去闯。他身体健壮，其他方面，他只对在乡间捕猎略有些兴趣。不过，最终要了他命的不是他的岁数，而是一九一八年那次肆虐全球的流感。那个时候，他的两个儿子已经先于他而去世了，两个人都是在一九一五年获授军衔的，又同时在两年后丧生。约翰的妻子老早就过世了，查尔斯的遗孀再嫁后定居美国，老爵士和她早已断了联系。因此，在约翰·博托尔爵士的遗嘱，也就是这篇故事的起因中，他把自己大部分的财产，大约五万英镑，都留给了他的长孙德里克，如果德里克不幸故去，这笔遗产将归查尔斯的儿子奈杰尔所有。

读到这里，你或许以为这位老绅士可能会对律师采取欺骗手段，去世之前不留下任何遗嘱以便对如何处理自己的财产加以说明。然而事实是，附加在这份遗嘱中的某些特定条件使其成为了一份颇为重要的文件。这位遗嘱人经过深思熟虑后认识到，他的两个孙儿，一个是孤儿，另一个没有父亲，虽然有个母亲却也和没有差不多。在这样一个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他们不得不在没有父母监管的情况下长大成人。于是，他非常明智地将五万英镑（这些钱并不是他财产的全部，只是绝大部分）委托给一个财产管理机构，直到德里克（或者，如果德里克去世了，就由奈杰尔）年满二十五岁时才可以接管这笔遗产。在这段时间里，两位堂兄弟很少去看望他们的祖父，自然他们的祖父也不甚欢迎他们。他们的举止态度中带有一种少年老成式的乏味，这令老先生非常恼火，虽然这在他们那个年龄的年轻人中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现象，但是他的内心仍然感到很痛苦。这两个孩子性格的形成，或许正是受到他出于厌恶而对政治、艺术、道德和宗教所进行的谴责的影响。大多数时候，德里克都和这个家族的老朋友们一起住在法国南部，他们任他恣意放纵、毫无约束，理由很简单，“反正这孩子将来会有一大笔钱的”。奈杰尔比德里克也好不到哪儿去，不过他对自己位于德里克之后继承财产，倒是从未在意过。在家里，他是一个被放逐之人，家人对他的事从不过问；在学校，他则是一个不被赏识的叛逆者，他对自己的独创能力抱着一种令人生厌的幻想，他要投入自己全部的精力成为一名唯美主义者。

无论在他们的祖父生前还是死后，这两位堂兄弟都极少见面。两个人的性格几乎没有共同之处，这也使得他们彼此之间根本没有见面的欲望。他们各自上不同的学校，不过我并不想具体指明他们所上的学校的名字（因为学校怕有损自己的声誉）。尽管批评者们近来一向不太友好，但是牛津大学确实有着与众不同的宽大胸怀，在这个问题上它并不需要将自己的名字隐去。堂兄弟二人一同被这所名校录取，又一同进入西蒙·梅格斯学院学习。像其他选择一样，究竟西蒙·梅格斯学院为什么批准博托尔兄弟二人入学，是个难解的谜团。不过，德里克在牛津虚度的这两年时光想必已经提醒他们，不应该再尝试冒第二次险让奈杰尔入学。另一方面，尽管性情孤僻，过度奢侈，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周期性酗酒者，但总的说来，德里克还算是一个正常的人。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他并不带有奈杰尔身上所具有的那种令人无法忍受的做作之态。

德里克生活放荡，想像力极度匮乏，任何一个时代的年轻人都有可能染上这些习气。他沉溺于赌博，因为直到二十五岁才有人告诉他还有其他可以用来打发时间的方法。他酗酒，是由于这位愚钝之人急着想要掩饰和忘掉自己的愚钝。他的穿着，他的举止，他的朋友，全都和骑马有关；可他的兴趣既不在马身上，也不在马术上，他只是喜欢在衣着、谈吐和态度等方面表现出自己对马有多么熟悉。他和学监之间冲突不断，不过其放荡不羁的行为中又有一定的规律性：你事先会知道他什么时候酗酒，以及酗酒到什么程度。在校方看来，无论朝着哪个方向，只要具有规律性，他们一概十分欣赏。他不够聪明，想不出有预谋的恶作剧；他太过懒散（看起来似乎是），根本不可能对谁心怀恶意。这位“诚心诚意接受惩罚”的男生（他期末成绩报告单中的措辞），在被施以罚金、不准离校外出和数次暂时停学的处罚之后，甚至有些沾沾自喜。在牛津期间他几乎没有什么轰动之举，很可能也从未有过什么仇敌。除了他的堂弟。

奈杰尔具有更加敏锐的洞察力，所以他的缺点也往往更加令人难以原谅。他是战后受理想破灭思潮的影响长大成人的。对于那些为了某些单纯的情感而与别人决斗甚至流血牺牲的人（特别是男教师们），他内心里充满了嫉妒，却以一种愤世嫉俗的形式表现出来。那些他人所拥有的充分发挥自己所有潜能的一切良机，奈杰尔一概被拒之门外。他安慰自己，失去这种机会是值得的，那些人生来就是整顿这个世界的；虽然自己生不逢时，但他会对这该死的一切实施报复的，他要竭尽所能，使这个世界重新陷入混乱之中。他要反抗一切世人顶礼膜拜的东西，他要采取一切的反叛形式，不论这些形式有多么的庸俗，多么的老套。除了惊世骇俗之外，他别无其他的目标或是理想。在学校里，他有一种时刻做好行动准备的感觉，他把自己写的那些充满恶意的诗篇锁藏起来，他要对周围格格不入的环境进行报复，并从孤芳自赏中获得一种秘密的满足。人们称他为“疯狂的博托尔”，他很满足于此，他像是另一个布鲁图，静待时机的到来。

牛津大学传统上对唯美主义一直重视有加，每代人中总会有一小部分承袭这一古老的传统，对依希斯女神产生强烈的兴趣与激情。而且，他们对于自己能够成为一群孤独的先驱者感到十分满足（因为大学的记忆只能存留三年）。在学校期间，奈杰尔阅读了王尔德的作品；他从萨基的作品中抄袭了大量的警句隽语，却对其颇具讽刺意味的思想精髓毫无领会。他请客人喝苦艾酒，还常常解释说其实自己并不喜欢喝，他之所以把这些酒放在房间里，只是为了考验自己抵制诱惑的能力。他把自己房间的墙壁刷成淡紫色，在上面挂了几张方形的空白粗面纸，声称要在上面画蜡笔画。他说，艺术之美在于它的希望，完成只会带来理想的破灭与终结。他说话的时候总是慢吞吞地拉长了调子，口齿不清，还有点结巴。在花费了很大的心思和精力之后，他讲话的方式已经臻于完善。他从不去听课，他总是抱怨说，大学生们来牛津的目的就是为了宣传和鼓动他人，可那些老师们对此根本不理解。他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家伙，却自负得令人厌恶。

牛津这所古老的大学以宽厚之心容忍一切。在各个时期的各个学院里，总会有人披着表面上自以为是、愤世嫉俗而实际上庸俗之至的青春外衣，以极其粗暴的方式令这些唯美主义者们悲愤莫名。不过你只能在某一段时间内愚弄某些人。在西蒙·梅格斯，只要不受干扰，人们对于左邻右舍在干些什么一概漠不关心。在那个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小圈子里，奈杰尔找到了他所提倡的运动的追随者，或者至少也可以称得上是志同道合之辈。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如果你是那种喜欢这类事情的人，那么这正是你所喜欢的那类事情。十几个来自不同学院的半精通文学、半装腔作势的年轻人时常出入他的住所，或者对服装的款式争论不休，或是彼此宣读自己的作品。他们几乎是虔敬地把自己称作“生来就是制造邪恶的人”；他们宣称自己的使命就是在大学生中鼓励不道德行为，支持童子军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信仰，以及劝诱教师们的自毁行为。他们虔诚地相信，英国（更确切地说，是所有讲英语的国家）是世界之轮的轴心。而奈杰尔这样劝诫别人：“我为什么一定要对我出生的这个国家加以赞美呢？”而实际上，他提出的理由似乎也并不充分。他最喜欢讲“我不喜欢它，它不是外国的”这样的话，以此来表达自己对某种事物的谴责。

不难想像，这堂兄弟二人彼此谈不上有什么同情心。事实上，堂弟极力地装腔作势根本不会引起堂兄的任何一点兴趣。牛津就像一条宽阔的溪流，每一条扬帆其中的生命之舟都可以顺顺当当地到达彼岸，德里克太过懒散，不愿对任何行为做出谴责；他的朋友们，尽管大家都对奈杰尔不屑一顾，却从未想到过德里克要为自己的堂弟承担教养之责。在同一所学校里出现和自己同名同姓的人，向来都是不受欢迎的事。你的信件会被放错地方；好心好意的人会把你们两个搞混，把请柬寄到不是你的那个人手上。再者，这两位堂兄弟的长相还真有几分相似，博托尔家族的人都有着非常强壮的雄性血统，他们两人酷似的肖像更是甚于其他的堂兄弟。他们两人都属于阴郁沉闷、身材矮小，皮肤白皙的人，总的说来，称得上是相貌堂堂，但却毫无生气。有的时候，人们会称呼德里克为奈杰尔的哥哥，这使德里克大为光火。更让他生气的是，奈杰尔的那帮点头之交，往往会把他错当成是自己的堂弟而大老远地就和他打招呼。他故意避开他的堂弟，甚至尽可能地避免提及他的名字。

奈杰尔能够立刻觉察到堂兄对他的漠视，他甚至都想好了报复的手段。他认为堂兄是个杂种，并遗憾地称之为家族的败类。他所表现出来的所有形式的节制，都是出于对堂兄的厌恶而强迫自己做的。他常常会这样说：“我不能酗酒，人们一定会误以为我就是那个杂种，而我也有可能因为酒醉而根本无从解释。”“不，我不玩牌，黑桃王后的头像有如维多利亚女王，她的样子真是让人无法忍受；每晚都要与她对面而坐，太可怕了。再者，那个杂种喜欢玩牌。”“这学期我真的要努力学习了，这样，院长的妻子也许就不会再把我错当成是那个杂种了。”人们都说大学是社会的缩影，但毫无疑问，有的时候它也像个扬声器。类似这样的言论（当然不是最为得体的语言表达）最终传到了德里克的耳朵里，时不时地激起他隐隐的愤恨。

一年之后，德里克大学毕业离开了牛津去了伦敦，但是仇恨并没有就此结束。奈杰尔也前往伦敦度假。要想避开你所厌恶的对象，伦敦可比不上牛津。好心但却丝毫没有察觉的聚会女主人总是把他们两个拉在一起。兄弟二人的社会地位倒是不分高下，但是彼此间的疏离却如同切尔西和梅费尔之间的一座恼人的分水岭，两人各自占据一方，老死不相往来。德里克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善辞令，他总是令人联想到他的堂弟的存在。“哎，是的，奈杰尔是个迷人的家伙，你最近见过他吗？”“请告诉我，博托尔先生，你的那位才华横溢的堂弟奈杰尔，他在做什么？”这些空洞乏味的谈话，就如同鞭子一样抽打着德里克的自尊心。然而，还有更糟的事情等着他呢。在伦敦社交界的某些地下团体里，这堂兄弟二人颇有名气。在那样一个漠视原则、渴望独创能力的圈子里，奈杰尔显得出类拔萃，是一位少年老成的行家里手。他对人毫无诚意，又没有什么长处，但他素负盛名的社交才能却令女士们为之倾倒。曾经有一位女子自杀身亡，她是一个瘾君子，报纸对此事竟然未作任何报道。不过有些人，其中也包括德里克，相信正是奈杰尔的冷酷无情导致了这场悲剧。

其间，奈杰尔正在牛津大学听任事态的发展。他模仿葬礼的仪式庆祝了自己的二十一岁生日。苍白的阳光下，他躺在乌黑的灵柩台上，朋友们站在一旁，喝着苦艾酒，缅怀他已逝去的青春。德里克比奈杰尔大两岁多，因此在不久的将来，他就可以继承期望已久的遗产了。除了律师以外，其他人也开始猜测那五万英镑最终会落到谁的手上。那个时候，德里克在牛津欠了一屁股债，可是每当想到正等待着自己的那笔财富，他就会觉得很安心，并且越发挥霍无度，无所顾忌。他在伦敦也欠了很多账款，这些新债主们远比他的旧债主急切得多，他们总是纠缠不休地催他还钱。每当这个时候，他就会不顾颜面地向陌生人借钱。许多私人贷款出资人在这个从今往后不再是小人物的年轻人身上找到了绝好的商机。只要再等上不到两年的时间，他就可以获得一笔数量相当可观的资金了。一切进展得非常顺利，双方都怀着热烈而诚挚的情感。终于有一天，债主的内心感到了隐隐的不安。德里克的欠款越积越多，似乎完全不顾及后果，这五万英镑眼看着就要被挥霍一空了。德里克似乎也已经感觉到，今后将不会再有谁提供给他足够过温饱生活的财产了，他开始断送自己的健康，而这又似乎表明他可能挺不了太长的时间，无法获得那笔先于奈杰尔留给他的遗产了。他现在几乎是在一刻不停地酗酒，甚至还传出了有关他吸毒的谣言。一般人对他能否活过二十五岁当然全然不感兴趣，可是却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平常并不热衷于宗教信仰的绅士，此刻正在诚挚地祈祷德里克可以活过二十五岁。因为如果德里克在他二十五岁生日之前死去的话，这五万英镑就会落入奈杰尔之手，那么，债主们就再也拿不回自己的贷款了。万分恐慌之下，他们抛开了彼此间的罅隙，再次满足了德里克提出的提供膳宿的要求，但有一个不容置辩的前提条件，他必须为自己投保寿险。

经过一番慎重的考虑之后，一家著名的保险公司最终不愿冒这个风险，婉言谢绝了德里克。他们的医生皱着眉头辩白说，他从未见过这么年轻的体质居然会受到如此严重的损害，如果博托尔先生保重身体的话，那么他无疑会有公平均等的机会活到二十五岁，但是……说实话，他不能肯定博托尔先生是不是有这个意愿，如果有的话，靠着自己的意志，或许可以彻底改掉自己的坏习惯。“对于像德里克这样的家伙，”奈杰尔是这样对报道这一事件的记者发表自己的看法的，“世人应该为自己投保，以防范他活着而不是死去的风险。”但是，总会有办法打破僵局的，它就是“难以形容”保险公司。假使哪位读者对这家大型保险机构的名字和特色尚不了解，就请他回忆一下那位最近搭乘飞机前往新地岛的百万富翁的名字吧，支付给他的保险金额是每秒钟一个先令。想起来了吗？是的，那家保险公司就是难以形容保险公司。人类的智慧目前尚无法想像还有哪种形式或是程度的风险是难以形容保险公司不准备（为了钱什么都愿意干）承担责任的。接下德里克·博托尔这笔单子是否妥当，对难以形容保险公司来说根本无关紧要。收取一笔合理的保险费之后，他们同意担保他活到二十五岁，而对于他以后的命运如何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好奇。

不过，他们确实提出了一个条件——即使是难以形容保险公司也会提条件。德里克？博托尔先生必须接受一名医疗顾问的指导。但遗憾的是，难以形容保险公司自己的医生不可能承担这项任务。（这是件关乎声誉甚至收入的事，再者，难以形容保险公司的那位医生拒绝其他任何形式的从医执业。）可是，假如博托尔先生不反对，他们希望可以看到他接受西蒙斯医生的指导。西蒙斯医生是一个可以完全信赖的人，事实上，他一生都在从事自制能力缺乏方面的研究。因此，就在距离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二十五岁生日还有大约一个月的时候，在双方都没有提出反悔的情况下，德里克被带到西蒙斯医生位于威格波尔大街的诊室里。而与此同时，他的堂弟正在作获得学位和毕业离校的准备。

“你得参加户外活动，”西蒙斯医生说道，“那正是你所需要的。转移你对酒的注意力，这样你才可以恢复健康。明白吗？”“我猜你是想让我作一次该死的航海旅行吧。”德里克抱怨着，“你们这些家伙，似乎总是想把人打发到天涯海角去，巴不得他在回来之前就死掉呢。”

西蒙斯医生突然打了个战栗。准确说来，他并不是难以形容保险公司的职员，但（我们该怎么讲呢？）和他们过从甚密。想到这个来日无多的宝贵生命即将饱受风浪的侵袭，他觉得这个主意并不怎么样。

“噢不，不是航海旅行。要是航海旅行，你肯定得成天泡在船上的酒吧间里。我讲话很直率，请不要介意好吗？不，必须将户外活动与体育锻炼结合起来，当然不能是特别剧烈的体育锻炼，这对于你来说并不适合，但得是能够占据你身心的什么事情，明白吗？去泰晤士河吧，怎么样？在泰晤士河上旅行过吗？”

“我和朋友一起去过一次亨利。”

“噢，好的，注意听，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做。你租上一条小船，当然，如果是独木舟的话会更好；别让自己的心脏冒什么风险；乘船顺流而下，到达牛津后带上一个朋友和你同行，然后溯河而上去往勒赤雷德、克里克雷德。只要独木舟不搁浅，能走多远你就走多远。要放松，但是注意，要一直不停地走，能走多远走多远，然后你回到我这里来，我会向你推荐一些运动和饮食的，到时候我们再来看看会把你治疗和恢复成个什么样子。”

听说德里克正准备着沿泰晤士河泛舟而上时，他的朋友们着实吃惊不小，这可算不上是什么有趣的事。然而更令他们吃惊的是，和他一同结伴出游，坐在舟中另一位子上的人竟然是奈杰尔。不过，这么安排自有其道理，奈杰尔需要在学位考试和口语考试之间的空隙打发时间；他正待在牛津，会划独木舟，也知道到哪儿才能租到那些见鬼的东西，再者，他们身后还有个姑婆，她特别表达了自己想要看到这两个孩子比以前相处得更好的愿望。尽管两个人很久没有去看过她了，但他们知道阿尔玛姑婆的经济状况甚是宽裕，而且，她也没有其他的合法继承人。至于奈杰尔，他向朋友保证，自己绝对不能容忍一个杂种摇身一变成为一只河马的。再者，在英国乡间游历一番一定会很有趣；再看看基督教信徒的人数是否和自己之前所想的数目一样寥寥，他定会心满意足。还有，不管你多么不喜欢河流，至少你不得不承认，正是河流见证了大英帝国的日趋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