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布莱顿夫人：

非常感谢你给我写信，并在信中问及我的健康状况。你在信中说，之所以给我写信，完全是出于好奇之心，我希望并非仅止于此。自从警方获悉德里克躲在此地的消息（有人告诉我，这一消息是经由无线电广播传出来的）我就来到了这个舒适惬意的比利时小镇。不管怎么说，我总觉得，只有来到此地亲眼看看他受到怎样的照顾，我似乎才可以安心。不过，事实上，此行毫无必要，因为那些修女自始至终尽其所能，将他照顾得很好。

下面，我来回答你提出的一些疑问。是的，我认为你的丈夫对每个细节的推测完全正确。其中的一两个细节，你们也已经有所了解，例如，为什么德里克给我留下如此仓促的时间，让我去实施这次想像中的谋杀。其实此事原本怪我，因为我从米林顿桥那家旅馆离开，大大超过了当初预定的时间。按照德里克原先的计划，我们本该至少提前半个小时到达船屋水闸，这样我就有充足的时间赶上火车。事实上，我从旅馆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晚了，而德里克尽管对我的延误颇为恼火，却也无法帮着我一起划桨，因为这也是他计划的一部分，他要让自己看起来非常疲劳和困倦。如果我们当时更准时一些的话，我的“不在现场的证据”就不会显得那么完美。还有，如果我们当时更准时一些，德里克就会在闸中水道超过范瑞斯，如此一来，整个案情就更加错综复杂了。

桥上的足迹当然有存在的理由。德里克本打算让人们以为，是我有意让人们觉得凶手是从拜沃斯方向过来的，而且也是朝着拜沃斯的方向匆匆逃离的。他倒着走，很明显只是虚张声势而已，警方一眼即可识破（只有吸毒成瘾的人，我想，才会想出那种故布疑阵的主意，并且期望警方只能猜中其中的三分之二）。他早已料到，你们会认为那卷胶卷是无意间从我衣袋里掉到船屋岸边的。

我想，除德里克离开泰晤士河之后的行踪之外，再没有什么其他事情需要解释的了。自然，他确是经由南安普顿和勒阿弗尔离开的，之后他一路赶往巴黎，隐蔽在当地的某个社团之中。在那里，没有人向他提出任何疑问，甚至连刮不刮胡子、剃不剃头都敬请随意。他开始蓄起髭髯，急切地等待着我被捕的消息。可是当此事迟迟不见发生，而报纸又仍然不肯确认他的死亡之时，他就离开了巴黎来到此地，与此同时，华莱士这个名字他也不再使用。他又重新开始吸毒，不久之后，就晕倒在街头。他被送到了那家医院，那里的修女从未听到过博托尔这个姓，而阿尔玛姑婆去世之时，他虚弱得连报纸都不能看。事实上，在警方找到他之前，他对这期间发生的一切根本一无所知。

还有一件有关德里克的事，或许你不感兴趣，不过却与我关系极大。他和一个法国女孩订婚了，她一听说他的下落，马上就赶了过来守在他的病榻之前。要是他们没有结婚，我可就走运了。他们的婚姻很般配，也很浪漫，不过其结果实在令人尴尬，德里克拟就了一份以他的妻子为受款人的遗嘱，将他的所有财产全部留给了他的妻子，还厚颜无耻地邀请我作见证人。所以阿尔玛姑婆的遗产是不会落入我这个博托尔家族唯一的子嗣的手中了。

不过，我还是想向你讲述一下我和德里克第一次会面的情形。我一到达当地，即刻和他见了面。他一定要和我单独见面，而我尽管很怕和他见面，但终究我得面对此事。这个可怜的家伙身体已经完全垮掉了，他自始至终抽泣不止，几乎都要哭出声了。他对于令我陷入谋杀罪名的指控之中感到非常后悔，他说是毒品让他丧失了理智，他无法对自己的行为完全负责。他说他觉得自己并不想真的把我送上绞刑架——这一点我可不信。我就像个傻子似的坐在那里，嘴里不停地说着些“噢，别说了，别再提这件事了”之类的话。我觉察到，自始至终他一直在拐弯抹角地想和我说什么事，不过我想不出是什么事。

终于，他还是说了。他住院之后，他们自然是不再让他吸毒了，可他哪怕是死也想吸上一口。显然他在行李里藏了一些，可他不敢让医生给他拿，也不敢让哪个修女给他拿。他希望我拿过来给他。当然，我对他说，假如不吸毒的话，他的身体状况就会好很多，如果他再吸，无异于要了自己的命。他说他不在乎，反正他已是将死之人了，多拖上一两个礼拜没有什么不同。就在我和他就此事争执不休的时候，护士走进来把我请了出去，她说我不可以再和他说下去了，这样他会很累的。我径直走到德里克的行李旁，在他告诉我的地方找到了那些毒品。我把它放入我的口袋，然后独自一人出去走走。

德里克的话一点儿都不假，而且我比他更清楚这一点。医生已经告诉了我，这个可怜的家伙已经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他对生命毫无留恋，而我也真的觉得，他宁愿服上一两次毒品害死自己，也不想一点一点地慢慢死去。我天性中尚存的那一丝兄弟手足之情，不停地催促我把这些毒品交到他手中。可与此同时我也知道，这些毒品会要了他的命——医生已经就此警告过我了。再者，还剩三个星期左右他才年满二十五岁，那就意味着祖父的五万英镑将会落入我的手中，而我也正需要这笔钱，而不必将这笔钱交给某个该死的保险公司，拿到这笔钱他们甚至连谢谢都不肯讲一句。

我倚在跨河而过的桥上，思绪又回到了古景旅馆，窗户敞开着，阳光洒了进来，汽车轰隆隆地从伊顿桥疾驰而过，还有草坪上那只傻乎乎的孔雀。我记得你曾经说过，假如我躲在暗地里等着杀人，而那人却掉到河里去了，我一定会跳到河里去救他。我记得你说过要遵守游戏规则，因为我们别无选择。我还记得我曾提出异议，并且发誓自己绝不会做那种事，我曾认为你是多么的老套。好啦，看看我吧，我现在正处在这种情形之下。这就是那个我一直厌恶不已的人，即使在他临死之际，我仍无法对他表现出丝毫的尊重。就在大约两个星期前，他还在假借谋杀的罪名，机关算尽地想把我推上绞刑架呢。现在，摆在我面前的不是杀不杀他的问题，而是在其迫切要求之下，要不要向他提供毒品的问题。眼下，毒品对他的幸福至关重要，可是随之而来的是，如果他吸食了毒品，一定会要了自己的命。我陷入菲利浦·锡德尼爵士曾面对的两难处境中，而我所得的报偿就是那五万英镑——我可怜的老祖父，他从未想过那五万英镑会落入他人之手。

然而更糟糕的是，我发现你是对的。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你的希望对我产生了什么影响，你其实并没有向我表达过什么希望，你只是作了一个语言而已。而我对此作出的本能反应，就是产生了一种想要证明你错了的强烈愿望。它算不上是某种道德上的顾虑，因为在过去的四五年里，我不记得自己有过任何道德观念。我也不是担心被别人查出真相，因为不管怎样，德里克已经处于这样一种病入膏肓的状态了，无论他什么时候死去，都不会有人感到吃惊的。只是这种感觉很是荒谬。我别无选择，只不过为了遵守游戏规则而已——德里克能活到他的二十五岁生日也好，话不到也好，顺其自然吧。我的手（不是我的理智，也不是出自我的愿望）极其慎重地将那小包毒品扔到了河里。

第二天那个法国女孩又来了，她的到来似乎使德里克振作了一些，医生承认，他的病情略有好转，不过他说，德里克活下去的希望依然渺茫。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到了九月二号的晚上，我发觉自己的心情处在一种很奇特的平静状态之中。我既不希望德里克死，也不希望他活。我甚至对他是死是活的问题全然不感兴趣。我只是个超然的旁观者，对于命运之神玩弄我和德里克的这场游戏，我只是抱着一种旁观者的兴奋而已。我费了一番力气才让自己睡着，第二天当我起床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牧师在周围忙活着，这使我一度以为一切都结束了。但是没有，德里克在他生日那天上午大约十点钟去世了，去的时候，他的神态极为快乐，这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好啦，我没有骗人，如果这算得上是我的一种美德，喜乐就是它的回报。我的继父已经在美国为我找了份工作，用令人泄气的现代用语来说，这是一份“从底层干起”的工作。因此我终于还是要变成库克先生了。欧洲在我心中留下的创伤，在那个迷人而又单纯的世界里终将会被全部抚平。假如我们可以再见面（想必是不太可能了），你会发现我在大西洋的彼岸向你解释为什么二加二等于四。

看在上帝的份儿上，请不要向我表达你的同情，也不要向我表示你的柷贺。这件事情迟早要发生的，而它也确实发生了。我很高兴自己没有幸涉其中。

十分感谢你。

奈杰尔·博托尔

九月六日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