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下午我打电话给卜爱茜时，她正怕得要命。

“有什么不对？”我问。

“那些警察。”她说。

“他们怎么样？”

“宓善楼命令你要立即和他联络。”

“很多人都想要我立即和他们联络。”

“白莎叫得连房子都要震倒了。”

“那是她家常便饭。”

“宓善楼说要我转告你一句话。”

“什么话？”

“在加州，逃亡是有罪的一种证据。”

“什么人逃亡了。”我问。

“他说是你。”

“爱茜，你帮我个忙好吗？”

“当然。”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

“唐诺，我甘愿为你做任何事。你知道的。”

“白莎是不是在进进出出？”我问。

“是的。白莎出去的时间还蛮多。”

“下次白莎出去的时候，”我说，“放一张字条在她桌上。说是我打过电话来了，要和她说话；因为听到她出去了，我说我五分钟会再打电话回来。我五分钟后又打电话回来了。因为她仍不在，我告诉你我不能再等了。你会办吗？”

“会办，一定办。”

“白莎会问你我在哪，自哪里打电话来的。你可以告诉她，我是自公用电话打来的电话。我正在办一件重要案子。我忙得一点闲也不敢偷。”

她说：“好，我会告诉她。还有件事，那个记者尹科林，找了你三、四次了。他也说是重要事，一定要和你联络。”

“可以，”我说，“假如他再打电话来，就说你告诉我了。我会在一小时内和他联络的。”

“唐诺，这会不会是十分危险的？”

“我不出现就更危险，”我说，“一旦警方找到借口说我是在逃，他们就可以向我予取予求了。

“所以，我除了装做无事去访问别人外，没有别的办法。尹科林可能是世界上最适合访问的一个人。”

“他会通知警方，会不会？”

“不见得，他是记者，他要内幕新闻。他要挖掘出新闻后，才会把我交给警方，而且大吹是报纸使我投案的。

“假如一时他得不到内幕，或是我能牵得动他，他会死活追我故事的。

“到了最后摊牌的时候，我给他一张法院开庭传票，他只好去作证，说自始至终他都和我在联络。我怎么能算逃逸呢？”

爱茜说：“但是，假如他作证说，是你告诉他，不要告诉任何人你在哪里……”

“我不会向他说这句话的，”我说，“我会告诉他我在办一件案子，那件案子发展太快，我不能半途而废。我会告诉他我几度要向侦探社回报，试着联络白莎，不巧她都出去了。”

“唐诺，我觉得很危险呀！”

“以我目前所在的地位说来，”我说，“一切都是很危险的。”

“我能做什么再帮你些忙吗？随便你说什么？”

“爱茜，只要做好我告诉过你的，就行。”

“会办好的，你放心。”她说。

我挂上电话，开公司车去尹科林服务的报社前，找到一个停车位。我对他的习惯大概清楚，他会在每天下午四点前截稿他次日的专栏社论与花边新闻，然后，他会出来，先喝上两杯，再东溜溜西走走地找明天要写的素材，他常跑的地方是酒吧和夜总会。

各处的夜生活店家也都希望名字出现在他专栏里，所以有什么大人物、名人出现时也都会通知他，或把消息转给他。这些消息，有的他可以登，有的他收集保留，有的连他也不敢登。我敢说在洛杉矶，尹科林是最识时务的人了。

四点半，尹科林走出报馆，走向他最喜欢的酒吧。

我走向电话亭，打电话去他办公室。“给我接尹科林。”我说。

“他目前不在办公室。”接线生说。

“请问你他什么时候可以回来？”

“说不定，他是在收集专栏资料，我给留话好吗？”

“好的，”我说，“就说一位赖唐诺打电话找他。”

接线生说：“喔，赖先生。他今天至少找过你六、七次。他急着要见你。”

“但是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来，是吗。”

“对，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请问他哪里可以联络到你？”

我说：“很不容易。我像他一样，我也在收集资料。只好由我来联络他了。”

我挂上电话，等候了五分钟，然后迈步走向酒吧。

尹科林站在吧台侧，手上在玩一个高脚杯，双耳耸起在那里听调酒的人在乱侃。

我说：“哈啰，科林。我秘书说你在找我。我打电话去办公室，你……”

他喊出来道：“赖唐诺！一点没错，我正想找你好好谈谈。”

“我在这里。”我说。

“我给你买杯酒。”他说。

“就要你在喝的那种好。”我说。

“这是汤姆科林。”

“就喝汤姆科林。”

尹科林向调酒的点点头。调酒师给我调了一杯汤姆科林。

酒来后尹科林说：“找一个能谈话的地方去喝。”

我说：“好呀。”拿起酒杯，两个人走到酒吧尽头一个卡座去。

“赖，”尹科林说，“这件事我先要提醒你，你处境非常不好。”

“我？”我把两条眉毛抬得老高，无辜地问道。

“你。”

“关我什么事？”

“有两个女侍者作证说你在尸体发现不久前从十三号卡座里溜出来，她们看到的。现在警方要讯问你，你不出头，避开警方讯问是不对的。”

“谁在避开警方讯问？”我问。

“你。”

我告诉他：“我怎么会？我在办一件案子。我一直和办公室保持联络。”

“宓善楼有没有试着找你？”

“老天，”我告诉他，“至少有一打以上的人打电话在找我。我要一个个敷衍一下，我还能办什么案。我在办一件太重要的案子。

“我不知道宓警官在想什么，不过我一有空就会和他说话，但目前太忙，没有空去找他，你也看得出。”

“在巴氏餐厅，你有没有走进十三号卡座去？”

我说：“别乱捣了。我被叫去接电话，我走回自己座位时，一个女侍托个餐盘过狭的走道，一面是卡座布帘，一面是桌子，有客人在座。我向卡座退后一步让她通过。但是我没有进布帘，更别说进卡座了。”

他摇头。他说：“你没有办法证明呀。但是有两个侍者说看见你自那卡座里出来。”

我告诉他：“这两个证人疯了。到底怎么回事，有人要诬陷我还是怎么了？”

他说：“我怎么知道。不过我换了你的地位，我会立即和警方联络，把我的故事告诉他们。”

“目前我尚不能这样去做。”

“为什么？”

“我实在忙得抽不出时间来。”

他说：“你假如照我的方法去做，报纸会给你全力的支持。”

“怎么照你的办法？”

“你和我一起去报社，我替你找一个一流记者。记者在新闻栏‘罩’你，我用我专栏‘罩’你。你什么也不用怕。我们还要带个照相记者，一起去警察总局。”

“你说报馆带我去投案。”

“乱讲。我说报馆要‘罩’你。你到报馆来讲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于是你才知道警方也在找你，于是我们就一起去问警方找你做什么。”

我说：“那天你也在巴氏餐厅，你见到些什么？”

他说：“我看到你，你的合伙人柯白莎，一起在用饭，还有宓善楼。”

“你有没有见到宓善楼离场？”我问。

“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据说，他有一个重要的电话叫他。”我说。

“我第一次听到。”

我什么也不说。

过了半晌，他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据我知道，宓善楼告诉大家，他在命案发现前不久已经离开了。”

“你也这样说吗？”

“我还没有说呢！”

“就为了这原因，你不想见警察，也不出面？”

我说：“你记住了，我没有不想见警察，从未逃避过。我是靠工作才有饭吃的。我在工作，一件重要工作。”

他玩弄着玻璃杯。“我知道你在玩花样，赖。希望你别昏了头。”

“昏头不昏头在其次，人总是要向前走的。”

尹科林说：“你们当时在用香槟。”

“是的。”

“大瓶的？”

“嗯哼。”

“宓警官有没有和你一起喝？”

“那时你不是在看我们吗？”我问。

他说：“我是在看，但没有只看你们。我只觉得他和你们处得很好。”

“善楼自己怎么说？”我问。

“我们找不到他，无法访问。”

“你是说他逃掉了？”我问。

尹科林仰头大笑。

我说：“所有人都想装一些榫头到我身上，我有最好的不在场证明。”

“什么不在场证明？”

“我站起来，走去听电话，”我说，“我在听电话！”

他点点头。

我说：“善楼的副手阿吉，他说他不愿直接找善楼，所以他就先找我。他打电话是有电话记录的，依警方电子钟记录，那电话接通时间是凶案发现前四分钟。”

“又如何？”尹科林说。

我说：“假如我在和警局的警官通电话，我当然不可能用把刀去戳一个人的背。”

尹科林盯着我问道：“那么，当时你是不是在和邓吉昌通话呢？”

我说，“在我和警察谈话之前，我最好不要做任何声明。”

“好吧，”尹科林说，“服你了。”

“服什么？”

“左问右问，你什么也没有回答。我来告诉你一件事。”

“请讲。”

“你的合伙人柯白莎，一直在支持警方所说的话。”他说。

“那很好呀！”我说。

“她说宓善楼在场。他没喝酒，你被叫去听电话，你回来告诉宓警官，电话是他副手阿吉打来的，叫他马上回局里去，因为他俩在办的一件重案有了重大的发展。于是宓善楼跳起来就走了，几分钟之后，有人发现了凶杀案，宓善楼回去和阿吉两个人办案办到了清晨，两个人都不知道宓警官离开后巴氏餐厅发生的凶杀案，是后来回到总局才听人说起的。”

“合情合理。”我说。

“问题是有证人，不止一个，看见你自十三号卡座出来，或者说他们认为你从十三号卡座出来，他们都十分坚持，说从你溜出来，到女侍拿食物进去开始尖叫，时间不会超过二分钟。”

我说：“证人不一定全可靠。往往会把事混得搞不清楚。这你也是知道的，”

“好了，赖，我们开了天窗来说话。”他说。

“唐伯虎的名画？”我问。

他说。“亮话。你要知道，本市的警方目前有自己尴尬窘态不能解决。局长倒还吃得开，但是也发生过不少丑闻。再来一次丑闻，可能就会引起很多的政治不便。

“宓警官是一个好警官，但他粗暴了一点。他不懂政治。他不在乎踩到的是什么人的脚背。他在破案时，他自己娘都可以踩过去，他有不少外面和里面的敌人。

“这一次，要是善楼真的和你们在一起喝过酒，要是善楼是在命案发现后才离开的，要是他和邓吉昌连手安排的不在场证明会被别人证明是假的，要是善楼在命案发现后，怕别人说他在喝酒所以开溜，要是他故意请人做假的不在场证明，这下事情就闹大啦！”

“懂了，”我说，“我现在懂了。”

“你的合伙人柯白莎，支持善楼的说法。不过这件事里有时间因素，并不太符合。”

“为什么？”

“你也该知道，”他说，“善楼实在是命案发生后才离开的。当时全餐厅都在‘开溜’。有男女在一起不想混进这事件去的。但是，善楼动作快，那女侍一开叫，他就作准备了，一听见男侍者宣布有人死了，他就开溜了。”

“你怎么会这样想的？”

“不是我这样想的，”他平静地说，“我知道的。”

“你怎么会知道的？”

他说：“岂有此理，我也在现场，我看到的。我看到善楼开始在犹豫，面对香槟，喝还是不喝。然后他喝了一杯，之后又喝一杯。之后我就看到频频在干杯……大家不会太苛求他这一点。

“至于他是警官而从现场开溜，伪造不在场证明，给你施压，要你也就范替他做伪证。那就严重喽！”

我装做完全不懂。

“唐诺，”尹科林说，“我和你一样；我可以是墙头草，两面倒。我可以支持善楼的说法，他这一辈子都会欠我的情。我也可以有另用一种说法，报馆大赚一笔钱，而警方会给搞得鸡犬不宁。

“我要先和你谈谈，因为我想知道，你准备怎样玩法。对我也有影响的。”

我无辜地问：“我应该怎样说呢？事实上是你要怎样说，才会影响我的说法。”

尹科林玩着酒杯，过了半晌，他叹口气道：“赖，你要不是白痴，一定是个聪明得可怕的小浑蛋。”

我问：“巴尼可怎么样？他怎么可能在这件事里袖手旁观呢？”

“他没袖手旁观呀！”

“你怎么说？他还是被牵连了吗？”

“我有一个大新闻，”尹科林说，“我还不能发表，因为我尚没有证据。不过这真是一件天大新闻。”

“什么样的新闻。”

“新闻中有你，有巴尼可。”

我把眉毛抬起来。

“而且，”尹科林说，“还包括武星门在内，就是那个被谋杀的家伙。”

“一定是很特别的一个新闻。”我说。

尹科林一下坐过来，离我近一点，把声音降低。“那巴尼可，”他说，“三年之前，一直是霉运当头。突然间，他富得流油。他扩充营业，变得很有钱。”

“这就是你说的大新闻吗？”我问。

“当然不是。”尹科林说，“有趣的是这家伙搭上了端木顿，是端木顿的资金在资助他。我们国家有很多人都想知道端木顿的那么多钱，又是从何而来的。”

尹科林吸一口气继续道：“虽然我还没有充分证据，但是我知道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而且我很有信心相信这是实情。武星门勒索巴尼可一万元。这是假勒索。巴尼可凑一万元交给武星门，武星门又把钱还给了巴尼可，当然，扣掉了讲好了给他的酬劳。”

“为什么要有勒索呢？”

“因为，在旧金山发生了一件巴尼可也在场的事。这件事漏出消息来了。有人等着这机会要把屋顶都掀起来，但是首先一定要证明巴尼可确实在场。反之，假如巴尼可能证明自己不在旧金山，风就吹不起来。

“这就变成巴尼可的责任了，他受命一定要给自己伪造一个不在场的时间证人。他决定利用勒索案来证明。”

“蛮有趣的。”

“然而，发生了不知什么事，”尹科林说，“武星门守不住了。要不是他知道内情了，就是他另外复印了一些巴尼可不知情的照片，武星门要把它交给巴尼可太太了。巴尼可太太正在伺机要和巴尼可离婚，不过她倒不是为自由，而是为了生活费。

“这件事，要是闹进离婚法庭，端木顿要是不给巴尼可准备一大笔钱以供离婚，巴尼可就可能只好自认是傀儡，于是他和端木顿的关系就全曝光。有人对这样结果不满意。

“现在，”尹科林说，“我知道这是事实。这新闻太大。我一定要有人名、日期、电话号码、金钱数目，才敢揭发出来，否则动也不敢动。”

我点点头。“我懂你的立场了。”

“你，”他说，“我相信能提供我一些数据。”

“我？”我问。同时做了一个大出意外的表情。

“别表演得那样惊奇，”他说，“你一直在装模作样，以为我就那么笨。我把我的话都说给你听，目的在问你，这件事里你想往哪边走，这对我有太大关系，你知道。”

我摇摇头。“我根本没有任何想法，你把我弄胡涂了。”

“那么你现在最好快弄清楚，”他说，“因为，这时候你假如站在墙的当中，你注定死定了……事实上，除了我，你也找不到肯帮你忙的人。

“好好想想，赖。要是我有你的支持，我可以把这件新闻钉死。

“你要失去我的支持，他们会把你钉死在武星门的谋杀案上……除非你去支持宓善楼的说法。万一你去支持宓善楼的说法，我也要先作准备，我的报纸要……”

我看到他眼睛突然惊奇地睁大，而后眯起来深思。

我还来不及转身，一双大手掌拍向我肩头。

宓善楼的声音说：“好了，小不点，我认为你我两人要到总局去好好聊聊，是不是？”

尹科林很快高声地说：“老天，你来得真快，破空前尼录，警官。”

“什么意思破记录？”善楼问。

尹科林说，“从我打电话通知你，当然。我们报纸要把他送去投案。我们报纸只要独家报导。”

善楼粗暴地说：“你们报纸要送他投案个屁！是我全面通缉追查他车子的牌照号码。那么多年和柯白莎交往，我深知白莎不肯让他把公司车藏在什么地方，而去租辆车来作交通工具的。当然，为安全计，全市的汽车出租店我们都查过了。”

“你们在讲什么呀？”我问。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善楼说。

尹科林站起来，他说：“警官，我不希望我们彼此有误解。我们报社绝绝对对是通知了警方。”

“什么时候？”善楼说。

“没有多久之前，”尹科林说，“赖一进门，我暗示调酒师打电话给警察总局，指名找你，告诉你赖在这里，并且告诉你，他多半是准备要本报陪了他去你那里投案，为了怕他届时另有主意，你最好亲自到这里来走一次。你真的马上来了。”

“我绝对没有接到这种电话，也不是因此来的。”善楼说。

尹科林站起来，向调酒师走去。

“不行，你别乱走，”善楼说，“把那个守柜台的叫过来，由我来问他你说的是否有这回事。”

尹科林大喊着说：“山姆，叫你打电话给警察总局找宓善楼警官，打了吗？”

调酒师忸怩不安地楞了半秒钟，然后他说：“当然，当然，尹先生。”

“出了什么事，你没找到善楼吗？他说他没有听到过电话。”

“电话忙着，我的电话没有空，”调酒师说，“等我接通，善楼已经离开办公室了。我说我的事只可以对善楼个人说。他们说他随时会回来，我只好留下电话号码，叫他打回来。”

“打回来这里。”尹科林问。

“是的。”

“打电话，回这里。”

“是的，我是说……或者亲自来一次。”调酒师终于懂得他的暗示了。尹科林走回来，坐下。

善楼看看尹科林，又看看我。过了一会儿，他说：“科林，你想要个什么样的新闻？”

“我要的新闻，”尹说，“是赖唐诺知道警方在通缉他，目的是问他问题。他找到我们报纸，说他希望有一些保障，他希望报纸答允他，他去投案，我们看住他不受不法待遇。我们报纸同意。”

“在这城市里，你不必报纸来保障，没有人会受到警方不法待遇的。”善楼说。

“我不是在说我们报纸怎样说。我是在说这是唐诺……他所说的。”尹科林说。

“你爱怎么在报上登，你登你的。”善楼说：“目前唐诺和我要去总局。我和他好久不见，要好好亲热亲热谈一下。”

“当然，我一定要跟去的。”尹科林说。

善楼说：“你当然留在这里。你已经有新闻可写了。只是你绝对不可以写我到这里来是因为你通知的。我到这里是凭自己经验和优良、可靠、科学的警察工作方法。我全面通缉追查唐诺的公司车。一位巡警在这里对街找到他的车，我想他也许在酒吧里，我自己找进来的。”

尹科林说：“唐诺，你要告诉他们哪一个……”

善楼说：“唐诺哪一个也不会告诉你。我们警方是在查一件谋杀案。目前一切消息皆在封锁中……小不点，走啦！”

他用手抓住我上衣的后领，我两只脚有一点腾空。

善楼说：“我们急着要回去。大家不必再浪费时间客套。”

“唐诺，”尹科林作最后试探，“那新闻，我能得到你支持吗？”

善楼说：“不准开口！走了，赖。回去有得你开口的。”他把我押出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