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白莎的外形，重量和狠劲，总使我想起一捆做篱笆用的有刺铁丝网。

现在，她用她生气的小眼睛怒视着我，怨恨地说：“白马王子！圣诞老人！你把我变成一个吝啬的老巫婆，你去做好人，讨好这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

“我只是要知道她想要什么？”我说。

柯白莎说：“我知道她想要什么。她要同情，感动和周济。你就这点不好，你有愚庸自满男性的一切讨厌性格。不管什么年龄的女人，只要给你眨眨眼，流两滴眼泪，你就会拍拍她肩膀，问她要什么。

“假如你不是那样浑蛋，你就懂了现实的生活。这丫头有个母亲。她母亲可懂得人情世故。她把小孩子送来私家侦探社，目的就是争取同情，占我们便宜，不是因为她病得不能来。”

我站在那里向她笑笑。“你找我有什么事？”我问。

白莎说：“我都不知道我今后要不要再找你。你那种态度！你以为你有同情心！你有高尚的人格！老实说，唐诺，要不是我辛辛苦苦地给你守着这个摊子，你在一开业的三十天内就把这个侦探社拱手让人了。”

“暂时不谈吗？”我问。

“什么东西暂时不谈？”

“你要找我谈的事呀。”

“不行，不能不谈。”

“那就最好告诉我，你找我干什么。”我说。

白莎揶揄地说，“喔，没什么了不得的事。只是五百元钱客户付的定金。五十元一天给作业员的工作费，三百元的费用开支。假如一个礼拜之内这样或那样能解决问题，我们可以得五百元奖金。”

白莎假装做个样子，把什么东西摔进废纸篓，手上镶钻石的戒指跟了她半圆形的手部动作，闪闪地发出亮光。她说：“但是，我们不需要钱。喔！我们不需要。我们高贵，神圣，不需要钱。公司的开支自己会从地上长出来的。你尽管去追你的海市蜃楼，把钞票摔出去。柯赖二氏侦探社是陪人家小孩玩的！”

白莎得理不饶人，拿起电话，假装说：“什么……二千元钱……对不起，我们没有兴趣。我们正忙着替五岁的小孩找一只布狗熊。”

白莎假装把话筒摔还鞍座。

我把她办公室打开。

“你又想到什么地方去？”白莎叫着问。

“出去一下。”我说，“我有事要做。”

“去替一个蓝眼睛、胸部尚未发育、腿还像竹竿的黄毛丫头工作？你给我回来，听我来给你讲。”

“我听了好久了。但是没有听到什么呀！”

白莎闭上她牛头犬似的嘴巴。脸气得发抖。她从桌上拿起几张摘记。“你听好了。”她说，“一个礼拜之前，一个叫柏马锴的人失踪了。他的太太柏岱芬很焦急，要我们找这个人。”

“为什么？”我问。

柯白莎怪叫道：“为什么？我怎么知道为什么？我想是她挺爱这王八蛋的！”

“有保险金问题吗？”

“为什么这样想？”

我说：“因为那五百元奖金。女人不太想到奖金问题，尤其她先生只是一个礼拜没回来。”

白莎眼神显得憎恶我这句话，但是她立即进入情况。她不得不钦佩道：“你是个有脑子的小杂种。有的时候我奇怪你怎么会一点就通……有的时候我也奇怪，怎么还没有个女人伸手把你舌头挖出来喂王八。”

“这样说来，是牵扯到保险了。”

“七万五千元。”白莎说，“意外死亡，双倍给付。”

“我们从什么地方开始来查？”我问。

她说：“不是我们……是‘你’开始去查。从访问柏太太开始。她的名字叫岱芬。是个美女。”

“你放心让我去？”我问。

“我不怕，”她说，“费用的事全部谈妥了。你尽管去。她要把腿交叉起来，你也可以放心大胆看。她占不了我们便宜。所有‘钱’的问题，我白莎都敲定了。我告诉你她是哪一种女人，唐诺，她现在连正眼都不会看你一下。因为，她知道白莎定好了价钱，一毛钱也省不了她的。嘿，要不是白莎先把钱的问题讲好，我要让你去看她，她把两条腿一交叉，再露一点尼龙丝袜给你看，准叫你眼睛瞪得像金鱼眼，又要免费给她服务了。”

我平静地说：“也没那么严重……我去哪里找她？”

“金环公寓。她在等你。是七二一房。她会告诉你全部情况，除非你替黄毛丫头办事把时间耽误了。”

“开支有多少？”

“开支限额三百元。超过三百元，我们掏腰包。”

“那怎么够？”我问。

“不够也得够。”

“好，等一下我把三百元去领出来，紧点花，试试看。”

白莎怒视着我说：“先领五十元出去。不够回来再领。”

“我不喜欢那种做法，”我说，“我领三百元出去，用不完的上交。”

白莎气得脸变色。她重重吸进一口气，我知道这是大发作前的准备。我不等她时机成熟，便走出她办公室，把门带上，回到我自己的办公室。

邓仙蒂仍在和卜爱茜聊天。

“有照片吗？”我问卜爱茜，把眼瞄向她记的摘记。

“她想她妈妈那里有一张。”

“你怎么来的？”我问仙蒂。

“公交车。”

“要搭便车回去吗？”

“你开车？”

我点点头。

她眼睛亮起。“好极了。”她说。

“走吧。”我告诉她。

卜爱茜用关心的眼光看我们离开办公室。

我填了一张传票，向出纳要了三百元开支费，把仙蒂放进我们公司车，开车去见她妈妈。

这是一个劣等的公寓。邓太太也显然未想到会有客人来访。

她说：“我像个怪物。我现在不能接见你。”

“你准备怎么样？”我问。

“穿……穿件象样点的东西。”她说。

我告诉她：“我是来听你说话的。能说话就行。老实说，我没太多时间。”

她假装要生仙蒂的气，但是她看向仙蒂的时候，眼中和声音中都充满了爱意。“仙蒂告诉我她要去找你们。我告诉她私家侦探不会管我们闲事的。调查工作是很花钱的。”

“事实上是这样的。”我说。

她强迫自己笑笑：“但是我们没有钱。”

“你有工作吗？”我问。

“曾经有过。”她说。

“因为身体不好放弃了？”

“他们不要我了……因为我动作慢，他们不要我了。我是带病勉强工作，但是……”

“怎么不舒服？”我问。

她说，“我想我长了一个……瘤。医生在六个月之前要我开刀拿掉它。”

“你六个月里没有再去看医生？”

“我要工作。目前我无法去开刀。”

我站起来，走进厨房，把冰箱打开。除了一罐牛奶，什么也没有。没肉、没牛油、没蛋。

她生气地说：“什么意思？到我家里来乱翻？”

“只是看一看。”我说。

“赖先生，我们感激你……但是……算了，我现在已经没办法了。”

“讲讲亚莫叔怎么样？”

“他叫盖亚莫。有一笔他伯父遗下的信托基金，快到期要给他了。”

“他伯父叫什么名字？”

“盖海伯。”

“信托基金怎么回事？”

“信托基金规定，假如盖亚莫三十五足岁没有死，也没有被判定任何罪，全部基金钱都归他。假如他在三十五足岁前死亡，或被判罪，钱就归好几个慈善机关。”

“亚莫现在多大了？”

“两个礼拜之后，他就是三十五岁了。目前受托人每月只给他小量的零花钱。”

我说：“这个规定太严了。一次酒后开车，他就完了。”

“你为什么提这一点？”

“哪一点？”

“酒后开车。”

“因为酒后开车是犯法的。很多人因喝了酒开车，不管有没有醉，而被判定有罪。”

“我想……这……这是他伯父的本意。”她说，“要知道，亚莫，他……他有周期性的酒瘾发作。”

我点点头。

“仙蒂有没有告诉你？”

我说：“我只是来对一下事实。你尽管讲你的，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你……是不是你们侦探社愿意查这件事？”

“我还不知道。希望能帮你们些忙。”

“我没有钱。”

“我知道。”

“再说，找到他，可能倒是最不幸的事了。”

“为什么？”

“我怕他因为酒后驾车，现在已经在什么地方坐牢。他当然不敢用真名字。”

“他的驾照怎么办？”

“他绝对不会笨到拿出来给人看的。他会把它藏到什么地方去的。”

“他人很聪明吗？”我问。

她说：“他非常聪明。对某些事情来说。”

我说：“我们找到他，万一他在牢里，怎么办？”

“他会失去所有钱。”

“有多少钱？”

“据我知道现在这笔钱变成了七十五万了。本来是五十万左右的，都投资在股票，股票的价值提高了。”

我说：“假如我们找到他，而他不是在监狱中，又如何？”

“那么，他会帮我忙。这个月我特别需要他帮忙。但我怕……我只是想，赖先生，一点消息也没有，我怕。我担心他在什么地方，在牢里。”

“假如他在什么地方。”我说，“用假名字坐在牢里，免得信托基金的受托人知道他犯了法。而我们找到了他，反而害了他，也害了你。”

她点点头。

“对侦探社说来，用来敲诈他再好也不过了。”

“我不相信侦探社会干这种事。”

“我也不相信。我只是提醒你一下我们常在电视、电影和小说里看到的情节。”

她笑一下。苍白，有病态的笑一下。

我看看她，皮肤有若蜡皮，什么化妆品也没有用。穿了一件家居服，蓝眼睛下陷无力。

“你说你看过医生？”

“是的。”

“哪一位医生？”

“毕天逊主治医师。他是……妇女病的专家。”

“他说要开刀？”

“是的。”

“你为什么以为亚莫叔有了钞票会分给你们用呢？”

“他很慷慨。他是好朋友。他是我第一任丈夫的弟弟。他一直每个月给我三十元帮我渡过难关……在我失业之前。现在我什么希望都没有了。”

“最后有他的消息，是什么时候？”

她说：“我为什么要完全信赖你，赖先生？”

我告诉她：“会有好处的。尤其是你希望我找到亚莫。”

“亚莫是周期性的酒瘾客。发作的时候，自己控制不住地要狂饮。因为他知道，一旦酒后驾车被逮，他就会失去继承权，所以，每次发作要喝第一杯的时候，他都把汽车钥匙放进一个信封，寄回来给我。”

“他住这附近？”

“隔壁。”

“公寓？”

“不是，是那栋平房。”

“他把车放哪里？”

“后面车库。”

“好，他每次把车钥匙寄回来，又如何？”

“我保管车钥匙，等他这一次酒瘾过去再还他。有时他来这里，向我要钥匙。但除非确信他酒瘾过去，否则绝不给他。”

“你怎么知道他酒瘾过去了呢？”

“我有经验，对我而言，他喝酒前后判若两人，用言语是不易说出来的。”

“你曾和他哥哥是夫妻？”

“是的。”

“他哥哥死了？”

“是的。”

“你又结婚了？”

“是的。”

“仙蒂是第一次婚姻的孩子？”

“是的。因为我再嫁给邓吉曼，所以她改了姓。”

“为什么？”

“盖家一直对我不好……亚莫是唯一的例外。”

“海伯呢？”

“他从不关心我们。我第一个丈夫死亡之后，海伯从来没和我说过话……也没有和仙蒂说过话。”

“你第一任丈夫的名字叫什么？”

“盖努门。”

我没有再问问题。

邓太太过了一会儿又说，“说回到亚莫。这次我也收到有钥匙在里面的信封。我知道亚莫叔酒瘾来了，正在外面什么地方。也许在提前庆祝他三十五岁生日。我有点忧虑，非常担心。”

“之后呢？”

“几天之前，我收到一张明信片。是从卡文镇来的。说他酒醒了，要回来了。”

“从卡文镇？”

“是的。”

“车钥在你这里，他身边没有钱。他怎样回来呢？”

“公路上伸拇指，搭便车。”

我把眉毛抬抬。

“赖先生，我要向你解释，”她说，“亚莫酒瘾发作的时候，并不是他自己要喝酒。而是一种精神病或是病态的生理作用。是一种内心的渴望……”

我说：“你不必浪费时间来解释周期性的豪饮客。反正专家也不知道其原因。”

“是，亚莫就是如此。无论如何他喝酒喝到口袋里分文不剩。他每个月从信托基金有三百元收入。这种信托方式主要是对付乱花钱的遗产继承人的。他的伯父不喜欢他年轻时候有钱，所以只给他足够的生活费。”

我点点头。

“他要是把钱用完了，他就去任何一个共济会会员管理的加油站。”

“为什么去共济会？”

“因为他自己是共济会会员。他说他总是去找到共济会会员开的加油站。他找到这种人，告诉他自己是什么人，有什么困难。请他帮助找辆肯带他一段路的便车。”

“加油站的人肯做这种事？”

“有的人真很热心地帮他，有的人不太热心，有时亚莫叔只好自己找可能带他的人，或是找共济会会员。”

“就这样亚莫可以回家？”

“他会回家，有的时候转搭四、五次便车，有时候运气好一车到家。”

“这次他给你一张明信片？”

“从卡文镇。他说一切都正常了，已经渡过最困难时候，已变得两手空空，现在在一个共济会会员开的加油站等车。他要我们等他回家，大概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可以见面。”

“此后呢？”

“什么消息都没有了。”她说。

“你有没有考虑过报警？”我问。

“有，但是我怕这样干。”

“为什么？”

“因为警察发现的事都有记录。”

“怎么样？”

“万一他在牢里。他们也一定要记下来。”

“为什么想到我们……”

“我相信私家侦探可以找到他……假如我是你们的客户，你就要保护我，对吗？你不必把不必要的告诉外人。你甚至可能帮他出狱……这样，不会有太多的宣传。”

“你的意思是，要把事实隐瞒起来，欺骗基金受托人？”

她把头向下垂下来，又抬起头直视我说：“是的，这个遗嘱原本不公，有残忍戏弄的味道。他深深地刺伤了亚莫的自信心。假如没有这笔遗嘱，说不定亚莫自己已经自立成人了。他知道他需要治疗，但偏偏碰到这个自以为是、傲慢的受托人，那个人又自私，又有虐待狂。

“依据信托条件，亚莫为了每月的三百元必须每次亲自到受托人办公室去拿。受托人给他三百元，他签一张收条。每次受托人会给亚莫一大堆训词，说什么要他自立起来。亚莫最讨厌他这种说教。每次出来连吃饭的胃口也没有，很可能亚莫以后的喝酒就是这样造成的。”

我看向仙蒂，我问道：“仙蒂对这些都知道吗？”

“仙蒂信任我，我信任她。”邓太太说。

“有照片吗？”我问。

“我有一张六个月之前拍的便照。我们三个人一起的。”

“拍得好不好？”

“是一张便照，但是相当好，很像。”

“给我看看。我还要看那张明信片。”我说。

她走向书架，拿下一册书来，是︽梅森律师探案︾的三合一本。这书架上几乎都是侦探小说。有福尔摩斯、阿嘉沙？克里斯蒂、尼罗豪富等。

我抬起眉梢。

她解释：“都是仙蒂的。这孩子就喜欢推理和悬疑小说，又热衷于真的谋杀案。这是那张照片，我压在厚书里，这样照片不会皱了。”

仙蒂说：“我用侦探小说训练我自己的推理能力。妈，没想到我们家里今天来了一个如假包换的真侦探。”

“宝贝，我认为你太激动了。”她妈妈含笑地说。

她把照片交给我，自己走向一张小桌，捡起一张明信片，拿过来交给我。我把两份东西看一下，把照片放入口袋说：“卡文镇之后，再也没有亚莫的消息了，是吗？”

“没有了。”

“收好。”我把明信片交还给她。又说：“我会四处看一下，能不能替你办事，都会通知你。”

我和她握手。仙蒂，扮着小女主人的身分，把我送出门去。

我走下楼梯。街对面有一家杂货热食店，我从开支费里拿出二十五元钱，交给那店老板。

“要买什么？”

我说：“你认识对面公寓里一个小女孩叫邓仙蒂的吗？她……”

“当然，当然，她们有的时候在这里买食物。我好几天没见他们了。”

“认识她妈妈吗？”

“我见过她妈妈。比较和那女孩熟一点。”

我问：“她们常买哪些食品，你记得吗？”

他点点头。

“那好。”我说，“替我配二十五元他们常买的食品，放二块好牛排进去，放只烧鸡进去。她们住三○五公寓。你把货送过去时，告诉他们来了一个不认识的男人，说是亚莫叔要她们收下这些食品。”

“谁？”

“亚莫叔。”

“亚莫叔。”他说：“那是盖亚莫！他就住那边那……”

“不是他自己。”我说，“是他的一个代表。”

“盖亚莫的代表。”他说。

我告诉他：“是的。万一她们问你这个人什么长相，你就说忘记了。快装东西送去吧。”

“懂了。你放心。”他说。

我在街上找了一个电话亭，从电话簿里找毕天逊医师。

我打电话去毕医师诊所，一位秘书接听。我说我有十分重要的事要和毕医师通话。她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事。

我问她能不能和他的护士说话，因为我要安排一位病人入院手术。于是他的护士来听电话。

我说：“我是盖亚莫先生的代表。我知道你们有一位叫邓依玲的病人需要接受手术治疗。我要知道她有多严重，住院手术全部花费大概多少钱。”

“她确实急需手术。”护士说，“我请毕医师自己对你说。”

过了一会儿，一位男人声音说：“你是哪一位？”

“盖亚莫的代表。盖亚莫是病人亲戚。”

毕医师说：“电话上我只能告诉你这病人急需手术。我没有办法在电话上证明你身分。再说，即使证明你身分，你们是亲戚，只要病人不在，我还是不会和你讨论病人病况的。只有一种情况，我才和第三者讨论病况，就是病人在场，病人叫我讲。但是我可以再告诉你一下，这个病人发生一种情况，需要一次手术才能放心。我有相当大把握，目前为时尚不算晚。但是我相信病况再延误下去，会影响到附近组织。越晚开刀越是困难。所以你最好到我办公室来，证明你是什么人，然后……”

“医生，手术一共要花多少钱？”

他向电话喊道：“多少钱！管他多少钱。早点开刀才是真的。付不付钱都不重要，有钱则付，无钱没关系，至少我的开刀费可以一毛都不收。你们先交一百五十元给医院，我给你们作保，并且告诉他们我个人一毛不收。她说她有个亲戚几个月后可能给她钱开刀。我知道她没钱。但她的病不能再等了。把她交给我，我可以治好她，但我不能给她付医院费用呀！”

“你的费用可以过些时候付，是吗？”

医生说：“我的费用可以后付，也可以根本不付，一点没关系。这样你可以来我办公室了吗？”

“我会去，但还不能确定具体时间。”我不等他回答，便挂上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