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高温律师，是一个骨瘦如柴的高个子，颧骨高，鼻子大而无肉，身上的衣服好像是松松地挂在衣架上似的。整个脸上最显着的是一双眼睛，凹得很深的灰眼睛，从浓厚的眉毛下不断射出冰冷光亮的眼神来。

他说：“我很高兴见到你，赖先生。我的当事人不断在谈起你。”

“真的？”我问。

“是的，我实在奇怪他为什么那么想要听你的意见和建议。”

“我没有给他我的意见，我也不知道他要我的建议。”

“可是他要呀。”

“为什么？什么时候？什么地方？”

“他希望见你，越早越好。但是我不知道能安排在什么地方才可以完全没人偷听。而且你要知道，我的当事人，对你讲的任何话，都没有特权可以保守隐私的。检察官如传你去法庭作证，你必须一五一十地照样讲出来。老实说，有些他说给我听的话，我都不愿意他再对你说。”

“为什么？”

“对本案不利。”

“你的意思他向你承认什么了？”

吉高温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反向我问道：“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我的当事人，对你的建议如此重视和评价甚高呢？”

我摇摇头。

“你不是律师吧？”

“我受过法律教育。”

“有这种事。”

我点点头。

“你不会已经给他过什么建议吧，有没有？”

我用坦白的大眼睛无辜地看向他：“我什么时候可能见过你的当事人。”

他说：“这也是我想知道的问题之一。现在言归正传，我受我当事人的托付，要我和你联络，问你几个问题。”

“像是什么问题？”

“像是你想陪审团会不会相信这样一个故事？”

“这该由你回答才对。”我说。

“我也是这样告诉亚莫，但是他坚持要我和你商讨。”

“你怎么看？”我问。

“我现在的身分，不容许我讨论我当事人的案件会有什么结果。”

我高兴地说：“完全正确。相同的道理，我现在没有身分，所以不可以讨论你当事人的案子，会有什么结果。”

他说：“别乱扯了，赖。我们两个别兜圈子，你什么时候见过盖亚莫。”

“假如我见过盖亚莫。”我说，“后来警方在全面通缉他，而我不开口，我是个二百五，对不对。”

“大概是吧。”

“我不喜欢警方认为我会是这样一个人。”

吉高温把两只都是骨头的手，放在他的写字桌大玻璃板上。手掌向下紧压在玻璃上，十指全部用力张开，把两只手压在玻璃上前后搓动着。“和你谈话真吃力。”他说。

“我告诉你的，比你告诉我的，已经多得多了。”

突然，他看向我说：“我现在准备要告诉你的，是我的当事人让我必须对你说的。可是我要说，这样做会大大违反我的本意。”

我不说话。

“我的当事人想认罪，请求减刑。”他说。

“认罪！”我说。

他郁郁地点点头。

“认什么罪？”

“第一级谋杀。”

“搞什么鬼？”我问。

吉律师说：“假如他认罪。有百分之五十的机会判终身监禁。但是仍有百分之五十的机会，会被判死刑。”

“没有办法和地方检察官讨讨价？”我问。

“他就是要我用自认有罪，省地检处一点力量，来和地方检察官讨价还价。”

“希望判他不死。”

“假如有讨价还价可能，我当然会尽力争取他不判死刑。”吉高温说，“但是这并不是盖亚莫要求的条件。”

“他要求什么？”

“他要求案子在下月一号之后再开审。到那时候他就是三十五足岁了。假如他在三十五足岁前没有被判定有罪的话，他就是个富翁了。”

“一个死富翁有什么用处？”我问道。

吉律师说：“我也问过这个问题。他说，他要让一位邓太太接受他这些钱。他说他假如侥幸判在牢里，他会给邓太太一大笔钱。假如判死罪，他会立下遗嘱，把全部钱留给她……当然，他也允诺，假如我办成，从这笔钱里，我也可以拿一笔很高的酬劳。”

“假如他不认罪。”我问，“也不去和他们打交道呢？”

“那么，我们会面临一个很少见的场面。地方检察官希望快速进行这件案子。他一定已经得到了法庭的合作。看样子他们会想办法挤出日子来开庭……当然，你知道是为了什么。”

我点点头。

吉律师问：“你看如何？”

我说：“假如他受审，就算会判有罪。你想在他三十五岁生日之前，会不会被判定。”

“我相信他们会加快步伐。一定要在他三十五岁生日之前判定他犯了重大刑罪。”

“这样他就一毛钱也拿不到。”

律师点点头。

“这样，你也一毛钱拿不到。”

他又点点头。

“假如他用肯认罪来和地方检察官讨价还价，地方检察官同意把这件案子延到他生日之后再审。你从这信托遗产里也可以捞一笔不少的钱，是吗？”

他点点头。

“五万元。”我问。

他说：“喔！没有，没有那么多。我自己也不会要他那么多。尤其我没替他辩护，而是自己认罪……虽然是他的主意。我绝不拿我不应该拿的钱。”

“是不是他也委托你到时把这笔信托基金替他争过来？”

“那应该不是十分困难的。”他说。

“那位受托人会答应吗？”

“我可以和他较量较量。”

“你能告诉我你的费用具体是多少吗？”

他把两只手握起来，变成两个拳头，又用力张开来，把手指尽量伸直。“三万五千。”他说。

我停下说话，把情况重新研究一下，说道，“照这样说来，你的客户不在乎生或死，他都愿意认罪。你不必做太多工作，只是试着使定罪的日子拖过他三十五岁生日，你就可以拿三万五千元。

“但是，假如他出庭抗辩，你要做太多工作，最后可以一毛钱也拿不到。”

他说：“对这件案子，我还没有像你那样仔细分析我自己的地位。”

“没有个屁！”我说。

他承认：“好吧！经你一说，我也懂了。有什么不对吗？”

我说：“没什么不对。问题是律师的职业道德。什么是对你的当事人最有利的。”

律师说：“他要对这个世界有所贡献。他说他回顾他的人生，他没有给他人什么好处。他浪费了不少青春，自己反而变成一个周期性的酒鬼。他认为牢狱也许可以给他反省，假如他有钱照样可以做好事。”

我问：“地方检察官怎样想？盖亚莫认罪的话，他肯让这件事拖过他三十五岁生日吗？”

“我不知道。我有一个想法，假如亚莫肯认罪，使地检处省时，省力，又有名誉，地方检察官可能照一般案件程序慢慢排队进行，放我们一马。”

“但是你尚未试着进行？”

“还没有。”

我坐着仔细看他，他又把手握起来成拳头，握得那样用力，指节有骨头突出的部位都变成了白色。

最后，他看向我说：“你认为他机会如何？”

“什么情况的……机会如何？”我问。

“你知道我问的意思……把他放到陪审团前面。”

我说：“光凭他目前的说法，假如没有强有力的证据，绝对不会宣告无罪。”

吉高温点点头。

我说：“换句话说。十二个陪审员中，至少有一、二个会相信他。”

“你的意思是陪审团无法决定，不能作判决，可能延搁下来？”

“我估计会成那种局势。”

“但是。”他说，“这对他没有太多好处。所有对他的指控还会再重复一次，下一次还是……”

“下一次，他已经有钱了。”我告诉他。

“是的。”他说，“这倒是真的。”

我说：“到那个时候，他能付你足够的钱。他能请各种专家，他能……”

“聘雇私家侦探。”高温急急地说。

“我可没如此说。”我告诉他。

“是我说的呀！”他宣布。

我说：“好了。盖亚莫要你和我谈谈。你和我谈过了。”

“你不赞成认罪？”

“绝对不赞成。”

“你知道结果吗？赖先生？”

“当然，我知道结果，你对他说我愿意冒这个险。”

他说：“非常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和你聊天。我会把你的意思转告我的当事人。”

“到底他们收集了一些什么证据来对付他？”我问。又加一句：“到目前为止。”

“相当多。”他承认。

“能列出来听听吗？”

律师自桌上拿起一支铅笔，把铅笔握在手心，自桌上拖过一迭原稿纸来，用铅笔重重画了个阿拉伯字一，又在外面加了一个大圈圈。

“第一。”他说，“他们可以绝对证实：在卡文镇‘客来车服务中心’搭上柏马锴汽车的人是盖亚莫……这一点绝无疑问，因为该中心服务员曾抄下柏马锴的车号。”

我点点头。

吉律师写下二，也在外面画个圈圈。

“第二，柏马锴在中溪河停下来，又打电话给他太太。第一次是从卡文镇打的，第二次是从中溪河打的。第一次他告诉他太太他要去雷诺。第二次，他从中溪河打电话，他告诉她，不但他在卡文镇让一位搭车者上车，而且他又多了一个金发的女搭车客。他把女的放在车的后座。”

我问：“地方检察官可以把这些电话中的谈话拿出来做证据吗？这是道听涂说，被告不在场的对话都是传闻！”

吉律师承认：“检察官当然会有些困难。我们会拚命不使他得逞。但是那一通中溪河的电话，被告就坐在餐厅的桌子准备吃东西。法律虽规定被告不在场的都是道听涂说。这种情况，不知算是在场？还是不在场？”

“谁说他在那里。”我问。

吉律师看着我，用他都是骨头的左手手背摩擦自己的下巴。他说，“嘿！我懂你的意思了，他们找不到那时的女侍。你知我知他是在那里的，但是问题是……他们有没有办法证明他在。这好得很。”

吉高温把铅笔拿正，在二的边上画一个大问号。

他写下三，又在三外面画了一个圈。“在卡文镇，被告不名一文了。身上一毛也没有。他想买杯咖啡也没硬币了。他把这情况告诉过加油站服务员。当警察逮捕他的时候，他身上有一千二百元。有证据显示柏马锴出差时老带着不少现钞。这些钱可能是从柏马锴身上弄来的。”

“他也可能从赌场赢呢！”

“本钱呢？”

我说，“不能捡到十元钱呀？”

“可以。”律师不太热心地说。

他又拿起笔来。电话铃响了。

他说：“对不起。”拿起电话说：“哈啰，我是吉高温……是的，请讲。”

他看向我。

电话那一头不断的在讲。吉高温坐在那里注意地听。他的脸扭了一下，有些表情，又立即冻结起来。右手在铅笔上用着力，一下把铅笔折成两段。他把折断了的铅笔摔向废纸篓，对电话说道，“你可以确定？”等了一下他又说：“好吧，那也没办法。”

他向电话说了再见，挂上电话。

我说：“继续你的第四条吧。”

他把一迭纸全拿起来，把上面第一张撕下来，搓成一团，摔进废纸篓，算是给我的答复。

我问：“怎么了，消息那么差？”

他说：“雷诺警方找到了盖亚莫那几天住的汽车旅馆。他登记名字是柏马锴，也登记了正确的汽车号NFE八○一。房租是付了一周的。住了五天就突然离开了。汽车旅馆经理已经看过盖亚莫照片，绝对错不了。”

“那有什么？”我说，“人总要有个地方睡呀！”

“你还不懂呀。他登记的是柏马锴。但还有更坏的。有一个女客看到盖亚莫拿了一把铲子，到房子后面挖了一个洞。她没太注意，直到警察开始问东问西。她指给警察看，你知道警察在洞里挖出什么来了。”

“挖出什么？”我问。

“挖出来柏马锴的手表，一本十张共计五百元的第一国家银行旅行支票，其中一张撕掉了。他们也发现一只柏马锴的皮夹，其中有马锴的驾照和其它证件。他们找到他的钥匙，他的小刀，他的刻著名字的金笔。他们也在皮夹上找到一个指印。指印是盖亚莫的。”

我坐在那里，不说话。

“皮包里一毛钱也没有。”吉律师继续说道。

我还是不说话。

“他们也找到了五号晚上，在中溪河任珊珊餐厅工作的女侍。她记得很清楚那晚上柏马锴、盖亚莫和金发的搭便车客进来，坐在一张桌上。柏马锴在打电话的时候，金发的和盖亚莫两个拚命地吞咽他们的火腿蛋。她已经从照片上指认过盖亚莫。现在正在前来贝格斐的路上，准备再当面做一个指认。”

吉高温坐在椅上，看着我。好像吃错了药一样不舒服……非常不舒服。

我说：“从你的立场来看这件案子，这些消息真的不太有利。”

过了一下，吉律师自我安慰地说，“当然，我至少还可以开发一个理论。”

“什么理论？”

“说金发的搭车客才是真的谋杀柏马锴的人。她是坐在后座的，所以她才有机会……事实上她才是唯一有机会制住驾车的人。”

“她为什么要干这种事呢？”我问。

“其它搭便车客为什么要杀让他们搭车的人呢？她要车，也要钱。”

“你认为她和盖亚莫商量好共谋的吗？”

“当然不可能。否则他们是共犯，亚莫还是要被判处死刑。”

我说：“原来如此。这都是金发女郎一个人干的。”

“一个人。”

“然后，她杀了他之后，把所有钱交给亚莫。她把那家伙的金笔给他。她把他的手表给他。把旅行支票也给他……为什么？解释一下看。”

吉高温又一次用手背擦摸他下巴。他慢慢思索着说：“做刑事案件的辩护律师，真的不是人干的，唐诺。你不能放弃。你要出庭奋斗。你要忍耐地看被告受罪。你要忍耐看检方神气活现。你要对案子有信心，至少要坚信被告是无罪的。”

我点点头。

他说：“但是，是我自己选的这一行。所以我只好去奋斗。随便那地方检察官怎么样当了陪审团奚落我，反止我要奋斗！”

“你不是要去和他讨价还价，让亚莫认罪吗？”我问。

吉律师说：“老天！地方检察官现在不论我们说什么都不会理我们了。他现在一手王牌，他会请求判被告极刑。现在你说自愿认罪，请他延迟一分钟，或是换他个微笑，他都不会干了。

“唐诺，这位地方检察官现在一脑子在想怎样一步步把案子在陪审团前面证实开来，怎样加快在被告三十五岁生日以前把案子结束。他是在等十多家慈善机关向他道谢。他是要借这件案子来奠定他的政治生涯前途。”

我问：“你怎么办？能退出吗？”

他说：“绝对不可以！在这个时候我一抽腿，会对被告造成无可弥补的伤害。我真希望没有收到他要我代表他的电话，或是我正好出去度假不在家。我甚至希望我当时在家里出麻疹。但是我答应代表他了，我要真正代表他！”

我没有什么可以再说了。他也没有什么可以再说了。我们互相握手。我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