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贝克步行上到三楼，科尔贝里则搭乘电梯。他们在门口碰面，一起专注地盯着那扇门。那是一扇普通的棕色木门，门是向里开的，有弹簧锁、一个铜制的投信口和生锈的白铁皮名牌，上面刻着黑色的字：I·弗兰森。整栋楼房没有一点儿声音。

科尔贝里把右耳贴在门上聆听，然后弯右膝在石头地板上蹲下来，非常小心地掀开约半英寸宽的信箱盖听一听，然后和掀开时一样小心而无声无息地放下信箱盖。他站起来，摇摇头。

马丁·贝克耸耸肩，伸出右手按门铃。没有声响，显然门铃坏掉了。他叩叩门，没有反应，科尔贝里用拳头敲打，没有动静。

他们并没有自己开门。他们走下半层楼梯，耳语一番。然后科尔贝里出发去安排正式手续，并找来一位专家。马丁·贝克留在原处。他站在楼梯口，两眼不曾离开过门板。

仅仅十五分钟以后，科尔贝里带着专家回来，后者用老到的眼光迅速打量那扇门，然后蹲下来把一根像钳子一样的长工具伸进信箱里面。里面的锁并没有防盗装置，因此他只花了三十秒钟就掐住锁，随后把门打开了几英寸宽。马丁·贝克挤到他前面，把左手食指压在门上推开了门。久没上油的门枢发出叽嘎声。

望进去，里面是一条通道，两旁各有一扇打开的门。左边一扇通向厨房，右边一扇通往显然是屋内唯一的房间。一堆信件堆在入口的擦鞋垫上，放眼所及尽是些报纸、广告和各种推销的小册子。浴室在通道右边，正好在前门内侧。

公寓里唯一的声响，是从西维尔路传来的沉闷的车流声。

马丁·贝克和科尔贝里小心地跨过信件堆，向厨房张望里。远处角落上是个小小的用餐区，有一扇开向街道的窗户。

科尔贝里推开浴室门的同时，马丁·贝克走进客厅里。他的正前方就是阳台门，他看见右斜后方还有另一扇门，结果发现里面是衣橱。科尔贝里跟开锁专家讲了几句话，然后关上前门，也进到屋子里来。

“显然没人在家。”他说。

“是没有。”马丁·贝克说。

他们系统而谨慎地检查整个屋子，并留意尽可能不要碰触任何东西。两扇窗户都面向街道，一扇在客厅里，一扇在用餐区，而且通通紧闭着。阳台门也关着，房间里让人觉得气闷。

屋内看起来并不破烂荒废，然而不知怎的，就是让人觉得很寒酸，而且非常简陋。客厅里只有三件家具：一张没有整理的床，上面有一条破旧的红色羽绒被和肮脏的床单；床头立着一张厨房用椅；另外还有靠着对面墙的一个矮衣橱。没有窗帘，铺油毯的地板上也没有地毯。在显然是拿来当床头桌用的椅子上，有一盒火柴、一个小盘子和一份《斯玛蓝报》。从报纸折起来的样子，可看出曾经有人读过它，小盘子里有一点儿烟灰、七根用过的火柴，和一丸捏成实心小球的香烟纸。

衣橱上方挂着一幅装框的复制油画，画的是两匹马和一棵桦树；衣橱顶上摆着另一件装饰品，那是一只光面的蓝色瓷盘，盘中空无一物。室内装饰仅此而已。

科尔贝里看看椅子上的东西说：

“看样子，他还把烟蒂里的烟草省下来，装到烟斗里抽。”

马丁·贝克点点头。

他们没有走到阳台外面，只从门上的窗玻璃望出去。阳台有一道铁栏杆，两侧的铁条呈波浪状。阳台上摆着一张摇摇欲坠的上釉花园用桌，以及一把折叠椅。椅子看起来很旧，有着破败的木制扶手和褪色的帆布椅面。

衣橱里挂着一套还算好看的深蓝色西装、一件已经旧得起毛的冬季大衣，和一条棕色的楞条花布长裤。架子上放着一顶毛帽子、一条羊毛围巾，地上则有一只黑皮鞋和一双破旧的棕色靴子。鞋子看起来大约是八号的。

“小脚。”科尔贝里说，“奇怪了，另外一只跑到哪里去了。”

几分钟以后，他们在放扫把的橱柜里找到另外一只。鞋子旁边放着一条抹布和一把鞋刷。鞋子上好像沾了什么东西，可是光线很暗，他们又不想去碰它；他们只是朝漆黑的橱柜里张望。

厨房里有几件有趣的东西。煤气炉上有一大盒火柴和一个小锅子，里面还有一些食物。看起来像是麦片粥，已经相当干硬了。洗碗槽里有一只搪瓷咖啡壶和一个脏杯子，杯底还有薄薄的一层渣滓，干得像灰一样。另外还有一只汤盘和一罐粗研的咖啡粉。沿着另一面墙有一台冰箱和两个有滑门的橱柜。他们把冰箱和橱柜都打开。冰箱里有一包已用了一半的人造奶油、两枚鸡蛋和一点香肠。香肠已经放很久了，上面都发了一层薄薄的霉。

两个橱柜中，似乎有一个是用来放瓷器的，另一个则是用来储存食品。有些普通盘子、杯子、玻璃杯、一个大盘子、盐、半条面包、一盒白砂糖和一包燕麦片。底下的抽屉里有菜刀，以及几副不配套的刀又和汤匙。

科尔贝里用指头戳戳面包。硬得像石头一样。

“他好像很久不在家了。”他说。

“对。”马丁·贝克同意。

排水槽底下的柜子里有一只炒锅和几个小锅子，另外洗碗槽下面有个垃圾袋。袋子里几乎空空如也。

靠窗的凹形用餐区立着一张有活动桌板的红色厨房用桌，还有两把厨房用椅。桌上有两个瓶子和一个肮脏的玻璃杯。两个瓶子是普通的甜苦艾酒瓶，其中一个瓶底还有一点儿残余。

窗台上和桌面上积了一层油渍，虽然窗户是关着的，但那显然是街上车辆的废气透过窗户空隙渗进来所造成的结果。

科尔贝里进浴室里去看一下，半分钟以后回来，摇摇头。

“那里没什么。”

衣橱最上面的两个抽屉里有几件衬衫、一件前面开扣的毛线衣、几双袜子、一些内衣裤和两条领带。看起来都颇为干净，但也很旧了。底下的抽屉里挤满了肮脏的床单衣物。还有一本陆军的入伍记录手册。

他们把它打开，上面登记着：

2521-7-46 弗兰森，英厄蒙德·鲁道夫，维克休人，5／2-26，园丁，西脊路二十二号，马尔默市。

马丁·贝克翻看那本入伍记录手册。里面告诉他不少关于英厄蒙德·鲁道夫·弗兰森的事，其中包括一九四七年在国内所从事的种种活动。他四十一年前出生于斯玛蓝镇。一九四六年，他在马尔默市从事园艺工作，住在当地的西脊路。同一年他被征召入伍，被列为C3等级体质，意即不适合作战任务，因此被派到马尔默市的防空团部服务十二个月。一九四七年从陆军退伍时，某个签名模糊的人给他X-5-5的考核成绩，那代表比平均成绩还要低很多。罗马字母X代表军中的操行或绩，这显示他不曾触犯任何规定，两个数字5则指出：即使是属于C3等级的体质，他仍然胜任不了多少士兵职务。那个签名模糊的军官替他注明的简要功能代码是“厨师”，那意思大概是说他在服役期间所执行的工作就是削马铃薯皮。

此外，他们在屋中迅速进行了表面眭的搜索。屋内并未显示出英厄蒙德·弗兰森目前从事何种职业，或者过去二十年来他做了些什么。

“信件。”科尔贝里说着，便走向通道。

马丁·贝克点点头。他正站在床边俯视着床。那上面的床单又皱又邋遢，枕头挤成一团。即便如此，看起来也好像有好几天没人睡过了。

科尔贝里走回来。

“只有报纸和广告。”他说，“放在那里的那份报纸是哪一天的？”

马丁·贝克把头往旁边一歪，眯起眼睛说：

“星期四，六月八日。”

“显然隔天仍有送报纸来。从十号星期六以后，他再也没碰过报纸了。也就是说在瓦纳迪斯公园谋杀案发生过后。”

“但星期一他好像回来过。”

“对。”科尔贝里同意，然后又补上一句：“可是从那天以后，就应该没再回来了。”

马丁·贝克伸出右手，用拇指和食指捏住枕套的一角，把枕头拉起来。

底下放着两条小女孩儿的白色内裤。

看起来似乎非常小。

上面沾了形状不一的污渍。

他们一动不动地站在沉闷的房间里，听着外面的车流声和自己的呼吸声。就这样持续了大约二十秒钟。然后马丁·贝克迅速而不露喜怒地说：

“行了，这下好了。我们把公寓封锁起来，通知技术小组。”

“可惜没有照片。”科尔贝里说。

马丁·贝克想到在费斯曼纳街那栋危楼里发现的死人，至今尚未指确认他的身份。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吧，但是无法确定。

说不定一点儿关联也没有。

这个叫英厄蒙德·弗兰森的男子，他们对他所知仍然极少。

三个小时之后，时间是下午两点钟，六月二十日星期二，他们的情报增加了不少。

其中一件就是在费斯曼纳街发现的那个死人，和英厄蒙德·弗兰森长得并不像。几个去认尸时几乎呕吐的证人证实了这点。

至少警方已经掌握了原来没有着落的一条线索，加上已经十分上轨道并具备高效率的调查机器之辅助，很快地他们就查出英厄蒙德·弗兰森一段相当简单的个人历史。他们接触了大约上百人：邻居、商店店员、社工人员、医生、陆军官员、教会执事、戒酒中心行政人员，还有其他各种人物等等。故事的形很快就清晰起来。

英厄蒙德·弗兰森一九四三年搬到马尔默市，在市政府公园局找到一份工作。他迁居的理由，可能是出于父母亡故。他的父亲在维克休当工人，死于当年春天，而他母亲早在五年前就已经过世。他没有其他亲人。一服完兵役，他就马上搬到斯德哥尔摩。他从一九四八年起就一直住在西维尔路的那栋公寓，并且到一九五六年以前一直都从事园艺工作。后来他突然停止工作，起初是由一名私人诊所的医师开具生病证明，然后又由社会福利机构几位不同的心理医师分别进行检查，最后就在两年后，便以不适宜工作的理由受命退休。官方报告上所使用的词颇为神秘：“心理上无能力从事体力工作。”

曾经接触他这个案例的医生说，他具有高于一般人的能力，但是对工作有一种习惯性的恐惧感，使他根本无法上班。

几次康复治疗都宣告失败。有一段时问，他应该去一个机械室上班，然而连续四周每天早上当他走到工厂门口时，就是无法使自己抬脚进门。据说此种类型的工作无能症很少见，然而也不是毫无先例。弗兰森并无任何精神疾病，也不需要特别照顾。他的智商毫无问题，也没有任何身体残缺(军医判定他体质低等，是由于他有扁平足)。但是他非常缺乏社交能力，由于没有与人接触的需要，所以没有任何朋友，而且除了一位医生所谓的“对故乡斯玛蓝镇的历史有某种模糊的兴趣”外，并无任何嗜好。他具有一种安静、友好的态度，不喝酒，极度节俭，而且虽然“对自己的外表打扮不甚在乎”，但仍可以称得上整洁。他抽烟，没有表现出过不正常的性行为；被问及是否有手淫的习惯时，弗兰森回笞得非常含混，然而医生假定他有，并断定他的性欲低得不寻常。他还患有“集会恐惧症”。

这些医生报告的记录日期，大部分都在一九五七和一九五八年间。在那之后，除了例行公事外，没有一个官方机构认为他们有理由再去担心弗兰森。他已经领了国家退休金，而且安静地自己过日子。从一九五零年代早期开始，他就一直订阅《斯玛蓝报》。

“什么是集会恐惧症？”贡瓦尔·拉尔森问。

“对公共场所有病态性的恐惧感。”梅兰德说。

调查总部繁忙异常，每个可以调动的人手都被派上用场。

大多数人都忘了疲劳，迅速破案的希望已经被点燃起来。

外面的天气慢慢转凉了。一阵细雨开始下起来。

情报像发动的电报机一样不断涌人。警方还没有任何照片，但是他们已经掌握了一个完整的描述，漏失的细节已经由医师、邻居、过去的同事和他去购物时有过交谈的店铺店员补充起来。

弗兰森身高五英尺八英寸，体重大约一百七十六磅，而且可以确定是穿八号的鞋子。

邻居们说他很少讲话，然而是一个温和友善的人，总是会和人简短地打招呼。他有斯玛蓝口音，看起来像是个值得信任的人。已经有八天没有人看到他了。

到了此时，驻西维尔路公寓的技术人员已经检查并化验了所有可以查验的物件。弗兰森是两件谋杀案的凶手，这似乎已经毫无疑问。他们甚至在橱柜里的那只黑鞋子上面发现了血迹。

“看来他潜伏了超过十年。”科尔贝里说。

“现在他瘾头上来了，就开始到处强暴和谋杀小女孩儿。”

贡瓦尔·拉尔森说。

电话铃响起来，勒恩接听。

马丁·贝克不断来回踱步，咬着自己的指关节。

“其实关于他这个人，我们已经掌握了所有应该知道的情报。”他说，“除了他的照片，我们什么都有了。我预料连照片也很快就会出现。我们唯一不知道的事情是一一此时他人在哪里？”

“我知道他十五分钟前在哪里，”勒恩说，“圣埃里克公园里躺着一具女孩儿的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