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末，距12日的事件已经过去半个月了。武上悦郎改写了立在墨东警察署训话室外面黑板上的字。因为根据推断，大川公园的事件和三天后在三鹰市发生的高中女学生被杀害的事件是同一罪犯或同一犯罪集团所为，所以警察署成立了特别联合调查总部，将两个案子合起来办。

就在这个时候，大川公园事件的特别调查总部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嫌疑人。公园南面大约 两公里的地方，沿着河边的公营住宅里住着一个叫田川一义的二十五岁的年轻人。

其实，田川这个名字在开始搜查的最初阶段就出现在调查总部的档案里了。墨东警察署把附近的城东、荒川、江户川、久松几个区的警察署管辖下的性犯罪和杀人、伤害以及暴力犯罪的人物都列成名单，作成了档案。大川公园事件发生后，这个档案夹里列出的名字有二十三人。

虽然说要避免对有犯罪前科的人抱有偏见，使他们能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但是，像眼前的案子一样，在发生重大案件时，总是先从过去犯过类似罪行的犯人入手，开始调查。特别调查总部成立了两人一组，共计六个人的专案组。开始从这个名单的第一名查起。这二十三名当中有七人现在因为其他的案子正在被拘留中，或是正在受到审判，因此，这七个人可以排除在外了。

剩下的十六人中有十四人的住址或联系地址已经确认了，只有两人联系不上，负责监控的管片警署也不掌握他们的去向。根据这两人以往的行为判断，他们说不定会因为在酒馆儿之类的什么地方打架斗殴被关着呢。据分析这两人涉案的可能性极小。

那么，在这十四人当中，特别调查总部列出的重点调查对象是6号和11号，6号四十九岁，11号二十六岁，均为男性。两人都曾犯过强暴妇女、猥亵和以威胁为手段诱拐罪行。不用说，两人都是累犯，虽然六号没有累犯记录，但管片的负责人都知道，他在未成年时就多次犯过类似的罪行。而且，这两人的犯罪现场都是在首都圈内。

6号住在久松警察署管片儿内，11号住在城东警察署管片儿内。专案组在所辖署的协助下开始了对这二人的目前生活状态和社会交往的彻底调查。

这会儿，有关这些嫌疑犯的档案夹又回到了武上的手边。十四名嫌疑人的名单中除了那两个被列为重点调查对象的以外，有性犯罪前科的两人，一个是2号另一个是13号。这两人虽说以往都属于轻微犯罪，但为了慎重起见还是对他们进行了调查，两人的情况很快就清楚了，调查报告书也交了上来，武上几乎都把这两个人给忘记了。他们此时的注意力全集中在6号和11号上了。但是，后来出现的田川一义就是这时没有被注意的13号。

特别调查总部以大川公园为基点，调查在周围管片内居住的可疑人物，是因为据判断罪犯对大川公园附近的情况非常熟悉。大川公园是在三年前的秋天开始全面改造工程的，现在还有一部分工程因为资金问题没有完工。这个改造工程从园内的设施到草坪和公园的出入口的位置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按区办事处公园管理科的说法，改造后的公园与原来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对现在的大川公园非常了解的罪犯，应该是最近几年对大川公园的情况很清楚的人。按武上的想法，这个人对公园里垃圾箱的清理时间掌握得那么清楚，应该是一个住在公园附近，经常出入公园的人。

于是，武上关于垃圾箱的分析也在搜查会议上进行了讨论，结果是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持赞成意见的人数和持反对意见的人数几乎是一半儿对一半儿。有意思的是，平常什么事情都追随武上的秋津，这回却持反对意见。而平时与他不太合得来的鸟居刑警这回倒赞同武上的意见。也许正是因为秋津反对，鸟居才赞同的吧。

散会之后秋津说：“武上是不是把罪犯的水平估计得太高了呀？”

“我可不相信那家伙的脑子能那么好使。”

“他能利用那个高中生是不是也得有点手腕儿呀？”

秋津阴沉着脸说：“三鹰市的那个女孩儿本身也是一个行为有问题的孩子，不是吗？虽然说那孩子也怪可怜的，但我觉得一般的孩子不会那么容易上当。”

已经弄清楚了，被扔在大象滑梯上的死去的女高中生名叫高日千秋，十七岁，是池袋一所私立学校高中二年级的学生。把她的穿校服的照片拿给广场饭店的服务员看，他们一眼就认出了她。虽说照片上的服装和那天的校服不一样，他们还是能肯定她就是那天来送信的女孩儿。以此为根据才成立了联合调查总部。这个事实已经公开报道了，不过，罪犯到现在还没有动静。

武上并不认为自己把罪犯估计得过高，他认为这个家伙是相当狡猾的。警察署已经正式把两个案子合并侦察了，他正期待着看到案情侦破的新进展。据他推断罪犯还会再打电话，只要罪犯开口说话就总能发现破绽。

但是，罪犯一直沉默着。罪犯曾经说过的要有马义男在电视里下跪的话，后来也没有再提了。武上在想罪犯那边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他”或者是“他们”，是不是几个人合伙干的，这种由几个人一起计划作案的情况在日本还不多见，武上在琢磨，这种可能性究竟有多大？至于操纵整个事件的人，从他能诱骗年轻的女孩儿来看，武上觉得这个人肯定是相当有魅力的，表面上看起来绝不会被认为是坏人的那种人。说不定这人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呢。也许是个受人尊敬的、结了婚的甚至是有孩子的人呢。武上总有一种感觉，这个罪犯是个表面上正常的，过着健全的社会生活的人。

武上反复阅读了罪犯和有马义男的对话，和日高千秋母亲的对话，还有打给电视台的电话记录。从对话的内容和选择的词汇来看，这个人的语言并不贫乏，应该是个受过教育的，甚至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因为使用了变音技术，年龄很难判断，可能是介于二十岁至四十岁之间的人。如果是这个年龄段而且又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没有工作的可能性很小，即使失业也会找个临时工作，要么是个因为日本经济不景气而破产的人……

有许多方面可以证实这种推断。例如，把有马义男诓到广场饭店去的时候，那些讽刺老大爷从没去过这种高档饭店的揶揄之词，不单单是对有马义男的侮辱，也是罪犯的潜意识的反应。也就是说，罪犯本身是个对“衣着整齐地出入高档饭店的人”很反感的人。

武上想到这儿，不禁联想到社会上的确有这么一些人，特别是近十年来，社会风气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也是社会整体物质丰富和多样化的体现。现在，在饭店大堂里经常可以看到穿着牛仔裤、T恤衫，背着书包的学生。

七十多岁的豆腐店老板有马义男在高档饭店里会感觉很不自在，这种不自在多半儿是因为服务员的态度。武上在琢磨，没准儿那个家伙事先就对服务员说过什么嘲弄老人的话。

从这个家伙的做事来判断，可以推测出这个罪犯的生活环境，应该是有跟老人一起生活的经历吧。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罪犯在电话里说的话，实际上也是被害人口中说过的话。

在古川鞠子的事件中，罪犯曾经打电话给有马义男，因此罪犯是掌握了她家的电话号码的，而且还去古川家的信箱里放过东西。这家伙是怎么了解到古川鞠子的住址和电话的？武上在事件刚发生时曾作过种种推测，但是，自从三鹰市的日高千秋被害以后，武上认为，这个罪犯肯定是从被害人的口中得到被害人的有关情况的。

日高千秋的遗体是被扔在她自己家附近的儿童公园里一个大象形状的滑梯上的。根据她母亲的证言，那个滑梯是日高千秋小时候很喜欢玩儿的。这个事儿做母亲的不会忘记。而罪犯在电话里曾说过“你家附近不是有个儿童公园吗？就是那个有大象形状滑梯的儿童公园”这样的话。

为什么罪犯会知道日高千秋和滑梯的事儿？

如果假定，罪犯是日高千秋儿时的伙伴儿或朋友，所以很清楚这个从前就有的滑梯。那么，这个人在大川公园的事件里也应该是类似的情况。现在，还不可能知道千秋和鞠子之间有什么关系。只是可以从电话的对话中推论，这个罪犯是千秋亲近的朋友，同时也是熟悉鞠子住址和电话号码的人。

这只是个假定，还有许多疑点没有搞清楚。虽然说千秋和鞠子都是高中生，有可能相识，但她们一个是高中二年级，一个是刚就业的银行女职员。而且，鞠子毕业的学校并不是千秋正在读书的学校。从住址来看，一个住在东中野，一个住在三鹰，除了都位于地铁中央线沿线之外就没有什么共同点了。

在调查会议上，还有人提出，罪犯也许是鞠子的同事或上司。如果是本公司里的上司，当然会掌握古川鞠子的个人资料。可是日高千秋的事儿又怎么解释呢？

千秋的卖淫行为她的母亲是有所察觉的，在她的同学中也有人从她的口中多少知道一些。从已知的情况来看，千秋的行动完全是独立的，也就是说她不属于任何组织，她与男性的交往主要是通过电话俱乐部进行的。据说千秋最初干这种事儿是受一个和她关系很亲密的同学的引诱，她的这个同学因为在学校内的盗窃行为，今年六月份已经被校方开除了。在那之后，那个同学与千秋的联系似乎仍旧很密切。特别调查总部虽然也对那个女孩儿的情况做了调查，但是那个女孩儿似乎也是属于独往独来的类型。

还有人提出，说不定罪犯既是古川鞠子的同事又是日高千秋的嫖客。这样才能解释罪犯与这两人的联系。这种说法倒是很有意思，不过，至今还没有一个对罪犯杀人动机的合理解释。再说，还有一个身份不明的第三个被害者，就是那个被割下一只手的女性又与罪犯是什么关系呢？如果认为她也与罪犯是同事关系或者说也是一个卖淫的女孩儿，就显得太牵强了。因此，大家更倾向于罪犯的犯罪目标是多个不特定的年轻女性，这些女孩儿的情况是从她们自己的口中得知的。

但是，日高千秋与罪犯之间是否相识，目前还不能下结论。到广场饭店送信，也许是她初次与罪犯接触，也有可能罪犯曾经是她卖淫的对象，当天通过电话把他约出来的，这些都还没有搞清楚。

现阶段只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日高千秋对这个罪犯是很中意的，所以才有可能把小时候的事情说给他听。

日高千秋的遗体是在她往广场饭店送信的两天之后被发现的。但是，经过验尸判明，她的死亡时间不超过二十四小时。这个事实让特别调查总部也大感意外。从她送信到被害的两天里，她到底呆在什么地方？

是和罪犯呆在一起吗？是她自己愿意和罪犯在一起呢，还是罪犯把她扣留在那儿呢？这些情况现在都不得而知。按武上的想法，第一天也许是自愿的，第二天有关广场饭店的事儿被报道之后，千秋对信的事儿有所察觉，就被罪犯拘禁起来了。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很难断定千秋一开始就是罪犯的同伙。大川公园的事件发生后，她的母亲还对她说，出了这样的事儿，晚上就不要出去玩儿了。千秋当时还满不在乎地说：“难道我还会被人给杀了吗？我才没那么傻呢。”她并没有因此而改变生活态度，也没有对有关的报道特别感兴趣。如果说她是共犯，是不会有这种平静的心情的，她毕竟只是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呀。

日高千秋肯定是中途才卷入这个案子的。起码在她发觉她所交往的对象有犯罪意图之前，她是很信赖或是对那个罪犯抱有好感的。她能和罪犯谈论大象滑梯的事儿就是最好的证明。

根据解剖报告，她在被杀害之前刚刚吃过饭，吃的是汉堡包之类的东西。这种快餐食品也许是像她这样的高中生喜爱的吧。也就是说，罪犯是让她吃完饭才把她杀死的。她的体内没有残留的精液，据尸检判断，她在与罪犯在一起期间，没有发生性关系。除了脖子上的勒痕外，全身很干净，没有任何遭受暴力的痕迹。头发中还能检测出洗发香波的成分，脚趾间也残留有洗浴后的痕迹，可以判定，在她与罪犯在一起的两天里，她泡过澡或洗过淋浴。

千秋的死因是被绳索勒住窒息而死的。但是，并不是通常所说的用手拿绳索勒住脖子“勒死”的，而是被“吊死”的。报道中使用的“勒死”其实是与事实不相符的。“勒死”与“吊死”的痕迹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很容易辨别。

被害人被强制吊死，这种情形的杀人事件武上还从来没有处理过。

从日高千秋脖子上的勒痕可以看出，在她被勒死的时候是受到相当的暴力的。脖子上的绳索把皮肤都弄破了。也许是意识到自己要被勒死了，她曾用两手用力拉住绳索，在她的手中还残留着绳索的纤维，右手的中指的指甲也被割破了。可以看出，千秋是被强行吊起来窒息而死的。

不知道罪犯是怎么引诱千秋的，到她的遗体被发现时，她的衣着还相当整齐。脚上穿着袜子和与服装搭配的鞋。不过她穿的袜子是她母亲没有见过的新袜子，或许是罪犯买给她的。

和罪犯在一起的时候，千秋不可能一直都穿着校服。但是因为没有发现她的书包和她携带的物品，此时还无法确认。罪犯也许是在勒死她之前，强制或是诱骗她换上校服的。罪犯的目的或许想让千秋的母亲感到震惊，也可能是罪犯自己追求的残忍效果。

根据推测，要让千秋顺从地换上校服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如果她已经察觉了罪犯的动机，她会哭叫，会乞求，要想控制她是需要手段的。从这些方面考虑，武上认为日高千秋最后接触的这个人物——罪犯，是一个相当有魅力的，受女人喜欢的男人。

武上推测，这个人也许是个大学生年龄的帅哥，经济上也许并不宽裕。或者是像秋津那样，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很可能像日高千秋的父亲那样是个单身一人在外地工作的企业职员，是个长时间与妻子儿女不在一起生活的人。想到这儿，武上想起中午和神崎警部一起吃午饭的时候，因为自己说了罪犯也许和千秋的父亲很相似的话，神崎警部就当真从千秋的母亲那儿要来了他的照片。

由于判断上的失误，在被怀疑的有犯罪前科的名单当中，6号和11号被列为重点调查对象的时候，武上把他们的外表、长相、经济实力都做了研究，把他们的照片横过来竖过去的观察，试图找出他们身上能吸引女学生的地方。

在调查有犯罪前科的嫌疑人的专案组里，秋津的一组和鸟居的一组总是有意见分歧。秋津是负责调查6号的，他认为6号犯罪的可能性很小。

秋津说：“单从他的年龄来说，也许会认为他肯定会是个年轻女人喜欢接近的男人。但是，他从上次犯案时起就失去了工作，老婆也在他被关押期间和他离了婚。出狱后一个人生活，行动倒是自由，可他至今连一部车都没有。”

无论是从广场饭店事件中的动机考虑，还是从搬运千秋的尸体的角度考虑，罪犯都应该是自己拥有汽车的人，这也是特别调查总部的一致见解。

至于11号，他身上有许多与武上描述的罪犯相似的地方，按鸟居的说法，是“有相当大的可能性”嫌疑人。

11号是个年轻人，直接犯案的事件是因为他交往的女朋友要和他分手，他就形影不离地尾随着她，因为女朋友有防范，他就把目标转向了女朋友的妹妹。女朋友的妹妹当时是个上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他在她放学途中把她胁迫到饭店里软禁并强暴了她。

11号在五年前犯案时还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当时，被害的女孩儿趁他不注意逃了出去，跑到最近的派出所报了案，巡警到饭店去抓他的时候，他还在床上睡觉呢。

在他被逮捕以后，负责审理他的案子的警官在审讯时发现他的思维很混乱，常常把被害人一方的姐姐和妹妹搞混，甚至时间和日期观念都很模糊。但是感觉他有轻微的意识障碍，对他的精神状况存有疑问。另外，当时在他家附近有数起女青年在夜里回家的途中遭到袭击、殴打的事件，经过调查证明都是他干的。那时，被害女青年当中曾有一人作证说，她当时被他打骂的时候听见他嘴里叫着另一个人的名字，经调查那个名字是一个曾与他交往的女人的名字。他似乎是把那个女青年看成是甩了他的，他所憎恨的那个女人。

结果，检察院方面申请为他做了精神鉴定，虽然鉴定书在公审时提交给了法庭，但法庭认定他充分具有行为能力，没有精神障碍，他被判处五年徒刑。被告人没有上诉，接受了徒刑。

“关于他在未成年时期犯的几个案子，公审的时候控方律师没有提出控诉。大概是认为那些是以往的事，他应该接受治疗吧。关于他的五年的刑期也是有分歧的。有人认为重了， 也有人认为判得轻了。当时负责案子的是个女检查官。”

鸟居虽然不善于体谅别人——在有马义男的事情上就表现得很明显，但他办事儿却很麻利。他和别人的摩擦有时就是因为他太麻利了才引起的，武上倒是很欣赏他的麻利劲儿。鸟居把交给他办的有关11号情况的档案很快就整理好了。

“这个人未成年时期的几起案子的内容几乎差不多，作案的对象都是冷淡他的和讨厌与他交往的女孩儿，他尾随她们，一天上百次的打电话，甚至把她们胁迫到自己家里施暴。他没有同伙或组织，是个性格孤僻的男人。”

“仅仅是暴力。”

“是啊。他在服刑期间还是个模范囚徒，五年的刑期，刚三年就假释出狱了。规定他定期向保护司汇报，接受保护司介绍的医生的指导。如今，他和父母住在一起，没有固定职业，只是到一个离家不远的个体餐馆干临时工。他本人还一直想回大学完成他的学业呢。”

“他学的什么专业？”

“是法学系。”鸟居一脸严肃地回答。

“这么说，他出狱以来一直挺安定的？”武上看着鸟居的脸问道，“可是，你不是认为这个家伙很有可能和大川公园的案子有关系吗？为什么？”

“一个是外表，我很赞成您对罪犯外表的估计。”

“的确，从照片看这人长相还不错。”

“虽然肤色有点暗，但他的个子比较高，身体很健壮，怎么看都是个英俊的小伙子。据说他现在还是独身。这样的人怎么总被女孩儿给甩了呢？”

鸟居像是自己问自己。

“这个人是受过教育的。学生时代成绩也很好。据他高中时的同学说，他还是学生中的领导，担任过学生会的主席。那可是选举选出来的呀。”

武上慢慢地点了点头。

“要把日高千秋的尸体搬上大象滑梯是需要相当大的力气的。从这一点看，他倒是符合条件的。而且他自己也有车，是一辆轻型汽车。”鸟居又补充说。

11号的车是一辆红色的像玩具似的双座汽车。

事件发生时的大川公园附近，古川鞠子的手表被投入信箱时的东中野的古川家附近，广场饭店周围，日高千秋的尸体被发现时的儿童公园的周围，对这四处地点出现的可疑车辆的调查还在继续。现在的报告书中，还没有有关双座红色汽车的报告。红色汽车并不多见，目击者如果看到是会记住的。

“这些疑点是需要调查，不过我还是有点儿拿不准。”武上说，“有传闻说这家伙最近要结婚。”

“已经了解过了。他在做临时工的地方交了个女朋友，是个比他年龄大的女人，他就是要和那个女人结婚。”鸟居继续向武上做着说明。

鸟居说那个女人利用信用调查所对他进行了调查。

“调查员向他周围的人做了调查，他现在住所附近的人都不知道他有过前科。大家对他的印象是他是个很成熟的年轻人。信用调查所用他们特有的方法查出了他以前的履历，所以那个女人被吓跑了，他在做临时工的地方还和别人产生了纠纷，真是很不走运，本来谁也不知道的事情一下子弄得大家都知道了。”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武上问。

“今年四月中旬吧。”鸟居转了转眼珠说，“古川鞠子失踪的确切日期应该是六月初，对吧？”

“是啊。是6月7日。”

“迄今为止，跟他有关的所有事件的起因都是因为他以前的女朋友。女朋友的离他而去使他失魂落魄，因而对女人产生憎恨。这种情绪逐步升级肯定会导致他再次犯案。”

“那个比他年龄大的女人，现在怎么样了？”武上问道。

“她换了工作，离开了他。我们知道她的住址，打算去见见她，那样还可以了解得更详细一些。还有，那个家伙工作的家庭餐馆是一家连锁店，总店在新宿。当时录用时的面试和培训都是在新宿进行的。”

“在新宿的什么地方？”

“是在西新宿中心大楼。就在广场饭店的旁边。”鸟居回答。

武上交叉着双手说道：“看来得派人去监视呀。要二十四小时监视。”接着又问了一句，“调查会议什么时候开？”

“还不知道。听警部说还有些事儿没弄清，对于不在场的证明的确认是很复杂的。”

“是啊。我们也一样，还有些材料需要准备。还有一点……”

“什么？”

“11号现在怎么生活？还在做临时工吗？”

“还在做。餐馆虽然已经知道了他有前科的事却没有解雇他，他自己也没有提出辞职，很难理解双方是什么心理。按同事的话说，可能是认为他以前是被冤枉的吧。”

“他有没有出过远门或是生病不上班的时候？”

“好像没有过。”

鸟居走后，武上独自坐在桌旁思考着。他在想11号是真正的罪犯的可能性。虽说他的确在很多方面都很符合罪犯的条件，但是他过去一般都是在变态的心理冲动下作的案，从来没有利用过传媒……

重新对前科罪犯名单中的人进行调查是神崎警部的主意，调查是谨慎地进行的。特别是对6号和11号调查的进展状况，因为考虑到防止记者泄密，在调查会议上都没有全面公开。

神崎警部在刚到警察署工作的时候，就曾经有过围绕三亿日元的事件抓错了人的经历。那件事在他脑子里始终记忆深刻。这种错误不但给误抓的“被害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也给调查机关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这一点神崎警部是深有体会的。为此，他们这次采取了白天出动调查，夜里开会研究的工作方式，专职采访刑事案件的记者们对此大为不满。搜查一科的科长也是个对媒体多有微词的人物，这次他与神崎警部的意见很一致，都不主张过多地向外界公开调查的进展状况。

当然，媒体方面的反应也很强烈。有关调查总部在事件发生了半个月之后似乎还没有什么线索的评论和报道大量见诸报端。武上仍旧继续收集这些报道的剪报和有关这个事件的电视节目的录像。因为录像不属于武上他们的业务，所以总部里也没有录像机，这个任务就落在了武上妻子的头上。不论是新闻节目还是白天的综合节目她都比武上清楚得多。

在事件还是媒体的热门话题的时候，武上白天几乎没有时间看这些电视节目，过后看录像，也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尽管录像带的利用价值不大，但是因为武上严谨的工作态度，他的妻子一直按他的要求坚持继续录像。

这天中午过后，武上的妻子拿着换洗衣服去署里找他。正在开会的武上没有出来见她，过后武上打开口袋一看，除了衣服外，口袋里还有一盘录像带。录像带上有妻子手写的目录，内容是一组有关恶作剧电话的特集节目。妻子说这盘带子也许能给他提供一点儿参考。

在特别调查总部的沉闷的气氛里，武上总是要在夜里临睡前用会议室的电视机看看媒体的议论。和武上在一起的条崎，也看到了武上妻子写的目录，见武上正好有空，就随手把带子放进录像机里，并且准备好了记录本。

因为是特集，开始是变音器的机械组装、流通渠道、价格和使用方法等的简单说明，然后是去年一年里首都范围内发生的骚扰电话的次数，还介绍了其中使用变音器的电话的次数。

“打这种骚扰电话时，如果用真实的嗓音，会是一种什么心理？”条崎把这句播音员的旁白记录了下来。

在插播的商业广告画面中，对声波的解释是：“即使通过变音器声波的声纹也是改变不了的。也就是说，变音器欺骗的只是耳朵，只是听起来声音改变了，实际上声纹是无法改变的。至于能改变声纹的机器和技术现在还没有发明出来呢。”这对武上他们来说可是个意外获得的知识。

武上他们要抓的罪犯不正是为了不留下证据才使用变音器的吗？当初打电话给电视台的时候，他肯定是动了脑筋的，不过，他大概也不知道声纹是不能变的吧？如果他也看了这个节目就该慌神儿了。

特集的最后是接到过骚扰电话的受害人的控诉。出现在画面上的一共有两个人，都是女性。她们的脸部都加了伪装阴影，声音也作了处理。其中一个人是住在埼玉县的家庭主妇，另一个是住在东京都内的单身女职员。家庭主妇说她一天之内接到了一百五十多个骚扰电话，使她的身心受到很大伤害。女职员则说，打给她的骚扰电话都是涉及她个人生活的内容，她怀疑是一起工作的同事干的，她已经不得已辞去了工作。这两个案子都出动警察进行了调查，但是都没有抓到罪犯。

在这个节目的后半部分，埼玉县的那个家庭主妇流着眼泪，毫不隐瞒地说，她不仅受到骚扰电话的直接伤害，还因为这种电话受到其他更严重的伤害。在她所居住的新兴住宅区的狭窄的人际关系中，有人得知她接到这样的电话不但不同情她，反倒说她肯定是有自己的原因才招惹上这种事儿的，为此引来不少流言蜚语。

看完录像，武上问条崎：“在大川公园一带，过去发生过骚扰电话的事儿吗？没有做过这种调查吧？”

条崎立刻回答道：“这种情况在报告书里还没有。”

“要是做了就好了。”

“如果有过这种事儿，怎么到现在没有听说过呢？” 条崎说。

“也许是被害人不愿意说吧。说出来还说不定会遭到非议，招来更大的痛苦，刚才那个家庭主妇的话你不是听见了吗？”

条崎想了想，站了起来。说道：“我先去查一查管片儿内有没有对这种事件的调查申请或者报案记录。”

第二天，27日，案情发生了几处巨大的变化。

其中之一是，11号嫌疑人有今年6月7日的不在场证明的证词，6月7日正是古川鞠子失踪的日子。

因为是临时工，所以要想确认11号的不在场证明是很困难的。日高千秋失踪那天，他从早上就一直呆在自己家里，临时工的工作是晚上六点开始，工作之后就去向不明了。这也是把他列为重大嫌疑人的关键因素。尤其是6月6日到6月9日的四天时间里，他没有上班，说是休假了，到底去哪了呢？

那四天，11号和他的朋友是去参加了他们自己组织的一个培训班。这是从他的高中时代的同学口中得知的。

11号嫌疑人的一个靠父母生活的，没有工作的朋友，一直抱有自己经营生意的梦想。他参加过许许多多培养经营者的培训班，这个人与11号从高中时代就断断续续地来往，对11号所犯前科也都清楚，而且还同情他。此人总想帮助11号重新融入社会，曾多次劝11号参加这 类的培训班，直到六月的这四天才真正兑现。

这个证词是出自和11号很接近的人。已经证明他们参加这个培训是有记录的，而且，参加者在四天当中一律不准外出，甚至在没有紧急情况时就连和外部的通讯都要暂时中断。那个培训班的地点设在千叶县馆山市的一个公司专用机构里，参加者都是从地铁站乘公共汽车前往的，不能用自己的汽车。经调查当地的出租车公司的运行记录，四天里完全没有从会场到馆山地铁站或直接到东京，或者是从馆山地铁站以及从东京到会场的运行记录。和11号吃住在一起的多名参加培训的人员都证明，四天里他们根本不能随便外出。

11号在这次案子中的分量一下子就减轻了。眼看着忙活了半天一无所获，鸟居的眼里流露出失望的神情。

就在这个时候，第13号田川一义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最初引起武上他们注意的，是负责调查可疑车辆的刑警报告书。大川公园事件发生一周以内，在对公园周围的可疑车辆一辆一辆地进行调查时，查到有人曾三次到租赁公司租车，因而引起了刑警的注意。这个人就是居住在品川区大崎的二十五岁的公司职员。他租车的日期是9月4日、11日和20日。4日正是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他租用的车子颜色每次都不同，有目击者看到他的车在公园的周围停放过，在那个业余摄影师的照片上也有他租的车。经过向他本人询问，他说都是帮他的一个朋友租的。他的这个朋友就是田川一义。

按大崎的公司职员的话说，“他也是个有前科的”。田川一义在两年前，二十三岁的时候，曾经在他工作的办公设备租赁公司的女更衣室的墙上凿洞，安装了隐型摄像头进行偷拍。并把拍到的照片匿名邮寄给被拍照的人。那个人是他的女同事。

“他的行为实在太恶劣，所以公司就把他开除了。”

据说自从那件事情以后，田川好像患上一种对人的恐惧症似的。

有人说：“他总觉得大家都知道他干的事，都用轻蔑的眼光看他，有点儿神经兮兮的。田川有一段时间都不敢一个人上街买东西。”

田川犯的事儿都是和摄影有关系的，据说田川从小就爱好摄影，常常一个人带着照相机独自去旅行。

要说他那么怕见人，恐怕连工作都没法儿做了吧？可是，听他母亲说，虽然出了那件事，他反而对摄影更感兴趣了，只是尽拍些山呀海呀的。这对他倒也没什么坏处……

按说摄影旅行应该有辆车才更方便，既可以运器材也可以过夜，可是田川没有车。

他的那个朋友说：“租车的事儿是我帮他办的，如果他干了什么坏事儿的话，我可不知道，租车费都是田川付的。”

9月份那个人一共帮他租过三次车，时间间隔很近。据田川说是去有明市的野鸟林去拍野鸟。但是那辆车曾在大川公园附近转悠过。

几乎在田川的情况被报告上来的同时，武上提议开始着手的有关恶意骚扰电话的调查也有了收获。在过去一年里，墨东警察署就接到过三次有关使用了变音器的打骚扰电话的报案。其中一次的受害人就是和田川一义同住在一个公营住宅楼内的年轻的家庭主妇。

这个家庭主妇当时并没有报案，这件事儿是调查人员在寻访中听说的。她一共接到过两次这类电话，都是用下流的语言议论她的私生活。大川公园的事件发生后，罪犯往电视台打电话时，她还在想怎么会有这么相似的事儿，但根本没把这两件事儿往一块儿想。

因为田川一义和那位家庭主妇住在同一栋楼里，才引起调查总部的格外注意，开始对他进行彻底调查。

转眼就到了十月份。

武上已经把有关田川一义的材料整理出来了，他的父母很早就离了婚，他从十岁起就和母亲一起生活。他母亲现在已经五十岁了，在一家洋货店里当售货员，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田川是从一所工业技校毕业的，毕业以后他换过多次工作，二十三岁时出了那件事之后辞去了工作。辞职时在那家办公设备租赁公司也仅仅工作了半年。

保护司的人说，田川怕见人可不是装出来的。他多次对保护司的人说过，他总觉得别人都看不起他，总觉得别人在他背后指指点点的。保护司的人认为，他能恢复到不自卑就不错了，至于眼下的事件应该跟他没关系。

罪犯依然沉默着，下一次会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法来对话呢？能有什么新的行动呢？是田川一义干的吗？